拾掇散落的光與影 十足哈日，充分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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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叛亂治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凡是犯刑法第100條第1項、第101條第1項、第103條第1項、第104條第1項之罪者，處以死刑。」

不知是不是因為不再為真實的人生所感動，真實人生無法動人的麻木，反而對於電影的影像曾經動容過。

有機會教授「台灣新電影」的課程，這才猛然憶起，儘管早在年輕時代就已經接觸台灣電影新浪潮，卻在那時是一種懵懂無知的情狀觀賞著與自己相近似的生活邏輯，要說感動，實在談不上。畢竟那時期對己身存在而言，過於熟悉反而找不出召喚感動的因子。多年後有機會為人師，重新翻看作品，歷盡滄桑的中央電影城也成了照片中歷史的遺跡，這方才意識到原來，過往苦盡甘來的歲月刻痕，竟是在自以為依舊年幼率性的虛擲下倉皇過渡，原來過往流連過電影院的記憶，也在一次次重新凝視觀看有了一場好哭。

已經數不清到底有多少次觀賞《超級大國民》便哭泣一次，歷史傷痕與創痛，在在令人無法不動容，那個時期的知識份子在毫無能力的選擇下竟是偏執的選擇一條不歸路，對於不曾經歷那段歲月的閱聽者，竟有著難以言喻的沈痛，想像的氛圍與感同身受再思，召喚的無非屬於自己這塊土地的記憶。

尤其歷經《超級大國民》悲劇性的洗滌後，方能意識到原鄉便是在這塊土地上，不曾遠離，血脈中召喚的是自己原屬於這裏的一部份，即使在異地流浪，這塊土地所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皆是先祖拼死流血所保存下來的。

耳際所聽聞的不僅是許毅生的旁白，而是靈魂的招呼，為那不曾安息的陳政一招魂，過往的虧欠與贖罪，如果不去六張犁尋覓亂葬崗，那麼那顆惴惴不安的心始終於法安頓，因著許毅生生命即將告終，如果不再做些什麼，或許遺憾會大於一切。

對於許毅生那曾經嬌養過女兒，最最無法諒解，男人這種政治性的動物，強烈執著的意圖完成自我的理想，與帶著些微使命感的父親，令她百思不解，為什麼連著本圖安穩生活嫁給一個殷實的商人，竟也攪進政治圈的渾水，鬧得雞犬不寧，這才讓許家女兒不知該如何找到一個足以諒解男性的政治意圖的點。母親的自殺儘管已經過去多年，只要憶起那段三人安居美好的時光，她總帶著苛責嚴厲的小小埋怨，忿忿不平的責備父親的忽略與背負政治犯家庭的罪債，印記似的深沈創痛，讓她度過少年青年的生活時光。

她總以為可以避開政治的紛擾與思想犯的烙痕，殊不知父親固執的離開醫療院所，奮不顧身的一次次尋訪過往遺跡：馬場町（青年公園白色恐怖紀念碑）、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來來大飯店）、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獅子林百貨公司）……一股勁的尋索追憶過往的傷痕，無非所要彌補的是許毅生受不了殘酷的嚴刑拷打下供出陳政一為首的讀書會領袖。而牽連者一一的垂垂老矣，甚至是患了集權統治恐懼症，許毅生追憶的不但是幾十年來無法磨滅的創痛，當人世代謝的繁華台北街頭，遍尋不到過去歷史的痕跡，改頭換面的大都會患了嚴重的歷史失憶症，整座城對於許毅生而言，正在傾頹。

沒有了滄桑沒了歷史，唯一剩下的就是面對六張犁的陳桑的往日的虧負，如果再有一絲絲美好時光，那便是過去與妻女歡愉的生活時光，那一個時刻也在歷史的煙塵中，永遠埋葬在一紙給予女兒的信裏。也在許毅生一點一滴生命逐步消逝裏，他的女兒人到中年方有同感的激動與悲傷。

台灣所失喪的絕不僅一時一地的歷史，而是整體國民的失憶，一九九六年的《超級大國民》喚取的是國族、知識份子的共同情懷，這樣的情懷所能憑藉的也只有影像了，一種永存於電影語言中的傷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