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Dario Fo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學院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主辦，5月14日至16日。本文收錄於《2008達利歐‧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板橋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08，頁249-260。】
警探
……你難道不知道你冒充他人職位是會坐牢的？
嫌犯
正常的人當然可能，可是我不可能。因為我有冒充他人的執照，我是瘋子！你看嘛，我這裡帶著我完整的病歷檔案。十六次進精神病院，每次都是同一個理由：”Histriomania”，這個字你懂不懂？這個字的字根來自拉丁文的”Histriones”，也就是理所當然，「演員」的意思。你們懂不懂？我沒有辦法阻止自己扮演各種角色，你們也應該看得出來我演過不少戲。當然，如果我在劇場裡面演出，大家都會覺得我很正常，可是抱歉我是著迷於真實生活中的表演，我的劇團成員就來自生活中的真實人物，而他們都不知道他們在扮演角色，其實這是最好的一種表演，而且我作為劇團團長也沒錢付他們薪水，所以也是最好的一個狀況。我是有向國家文藝基金申請經費，可是很可惜整個預算被刪除，我就拿不到。我是一個討厭劇場的演員。這實在很可惜。
Dario Fo，《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
第一幕第一場，頁6-7[1]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義大利文原劇名為Morte Accidentale di Un Anarchico，英譯為Accidental Death of An Anarchist，下文簡稱《一》）是義大利劇作家、演員、導演Dario Fo（1926年出生）根據一則新聞事件所編創的作品，幾乎是他最為人熟知、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1970年12月5日於義大利北部倫巴第省（Lombardy）的省會瓦雷澤（Varese）首演。
一、表演狂躁症
從場景結構來看，故事發生的地點都在義大利米蘭警政署辦公大樓（Central Police Headquarters），第一幕第一場嫌犯（Suspect）因為冒充他人職位（心理醫生/巴多瓦大學教授）而被控告，在警政署二樓辦公室被警探偵訊，貝陀佐警探（Inspector Bertozzo）試圖按照偵訊的正常程序，詢問嫌犯的犯罪動機，並做出筆錄，以便簽案續辦，但是嫌犯卻不斷地以反問和許多歪理，干擾警探的偵訊工作，最後導致警探實在受不了，並和警員（Sergeant）合力將嫌犯盡速趕出警政署而後快；就在嫌犯離開又返回警政署拿取自己的公事包之際，警探和警員到貝拉提先生（Mr. Bellati）的辦公室去開會，嫌犯趁機撕毀了一些訴狀檔案，並接起了一通電話，這通電話讓他得知警政署即將因為日前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在接受偵訊時突然跳樓身亡的案子而接受內部調查，這也讓他興起了假冒內部調查法官的念頭。
第一幕第二場的場景從警政署的二樓轉移到四樓，此時的嫌犯已經假扮為法官（人物名稱改用中性的「丑」（Fool），因為接下來的劇情裡頭，他還即將扮演許多角色，上從署長（Police Chief）、局長（Capitan），下到警員（Officer），沒有人見過法官，於是一場狐假虎威的戲就此展開：「丑/法官/安東尼奧‧A‧安東尼奧博士（Dr. Antonio A. Antonio）/最高法院第一顧問（First Counsel of the High Court）」要署長、局長、警員等人，根據無政府主義者跳樓身亡的檔案記錄內容，現場再重新模擬一遍，以謀得一個可以對外公開說明的合理解釋，在重塑的過程當中，既要捏造細節，又要揣摩無政府主義者的心理狀態，為了要將無政府主義者的跳樓動機合理化，且能夠替警政署脫罪化，換過一個又一個的說法，修改一次又一次的記錄。
到第二幕，來了一位想要進一步報導無政府主義者跳樓案的女記者（Reporter，Miss Feletti），署長和局長深怕還沒以統一的對外說法，極力地想要敷衍了事、掩蓋事實，但是「丑/檢驗科科長瑪耳坎多尼奧‧班西‧比西西尼（Captain Marcantoni Banzi Piccinni of the Scientific Division）」（為使丑在這記者來訪的當下，身分可以合理化，丑又轉換的一個新角色）卻藉此機會，既抖露醜聞與政治的本質，又宣揚無政府主義的理想，甚至再次變身假扮成「主教安東尼奧‧A‧安東尼奧神父（Father Antonio A. Antonio）」，要來表達對警察的關懷並鼓勵警察們繼續團結努力，但最後則是在貝陀佐警探的指認、揭露與迫使之下，以引爆型的炸彈做為威脅，將所有人（署長、局長、警探、警員、女記者）全銬在牆上的衣架上，並計劃將這一切公諸於世。
劇本尚有另一種結尾（alternative ending）：丑將炸彈丟出窗外，他也可能墜樓而死；然而最後扮丑的演員再度上台，說他是「安東尼奧‧蓋瑞西尼提（Antonio Garassiniti）」，是最高法院派來要重新審查關於無政府主義者死亡的案子的法官。
在劇情當中，丑總共扮演了嫌犯、法官/安東尼奧‧A‧安東尼奧博士/最高法院第一顧問、檢驗科科長瑪耳坎多尼奧‧班西‧比西西尼、主教安東尼奧‧A‧安東尼奧神父、最高法院安東尼奧‧蓋瑞西尼提法官等角色，第一幕第一場那通關鍵性的電話裡，丑則以聲音扮演了安吉阿里警探（Anghiari）和貝陀佐警探，若再加上貝陀佐警探翻閱丑/嫌犯的記錄時，他發現丑還曾經「兩次偽裝自己是外科醫生」、「一次當小兒科醫生」、「三次偽裝成主教，一次做為海洋工程師」（頁5），他甚至還扮演過「主」（頁17）；從他被控告假冒心理醫師而被偵訊，到最後幾種可能的結尾，時間不超過半天，他就已經扮演了七個角色，包括五個扮裝和兩個扮聲，頻率之繁，密度之高，跨度之廣，儼然就是一個變裝癖（transvestic fetishist），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表演狂躁症」（histriomania）。
Histriomania這個字，除了其字根來自於晚期拉丁文的histriones，還可以拆解成兩個部分來看：「演員」（histrio）＋「狂躁症」（mania）[2]，本文的討論主要就是從這個角度切入，藉此對丑做更進一步的語言、行為與精神分析，Dario Fo透過丑的多重角色扮演，對官僚體制、中產階級、劇場與真實、真理與謊言、呈現與再現等進行諸多的批判與諷刺。
二、言語增多‧欣喜亢奮[3]‧歇斯底里
在第一幕第一場中，扮演嫌犯的丑就已經表現出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注意力不集中（attention deficits），且快速切換話題[4]與好管閒事等語言與行為的癥狀（symptoms），惹得貝陀佐警探不是叫他「閉嘴」（頁5、16）、「別囉唆」（頁12、16）、「不要動」（頁13）、「開玩笑不要過火」（頁14），要不就是對他不耐煩（頁5、17-20），丑以某種見（扮）多識（飾）廣的經驗談在貝陀佐警探面前喋喋不休，訴說著他在精神分析、文法結構、法律條文等方面的專業知識，而這些知識多半是他在精神病院所學習鑽研所得到的，在某種語言魔力的驅使之下，貝陀佐警探竟然「對嫌犯的口氣越來越尊敬」（頁11），甚至也使得警員「糊塗」地走向窗戶要丟掉大門鑰匙（頁19），並且「機械性地服從」（頁19），直到貝陀佐警探大聲地叫出「沒有人能把我們變呆子」（頁19），才成功地破除了丑的語言催眠魔術。其實早在偵訊的一開始，丑就已經向貝陀佐警探自陳他是瘋子（insane[5]）、有冒充他人的執照、十六次進精神病院、患有「表演狂躁症」（頁6），而唯一的問題就出在他的表演不在劇場，而在真實生活當中，所以才會被診斷（diagnosis）為不正常。
丑因為表演狂躁症被視為瘋子，貝陀佐警探對丑偵訊，並且要將他繩之以法（頁6，「你難道不知道你冒充他人職位是會坐牢的？」），丑被精神醫療機制判定為不正常，同時也即將被規訓懲戒機制判定牢獄之災，受到雙重機制對其身心的內外框限。丑並沒有因此而屈從或接受，他坦然地繼續做自己（being self）[6]，繼續在接下來的劇情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playing roles），他在真實生活中的自我存在就是扮演角色（being self＝playing roles），劇場中的角色扮演成了他的存在本質（role-playing＝being），角色扮演的再現（representation）成為存在本質的現存（presence）與呈現（presentation），連貝陀佐警探都認為「別再玩了！我現在開始相信你真的是有一種扮演角色的狂熱，可是你現在連『瘋子』都在扮演。其實我覺得你可能比我都正常。」（頁12）在這裡有個概念是「扮演瘋子」，「扮演」是某人飾演另一人，某人並不等於另一人，「瘋子」是被認為不正常的，「不等於」、「不正常」這兩個否定概念連在一起，貝陀佐警探認為並相信這可能比正常都正常，所以成了「超正常」，然而超正常是正常嗎？原本可能分立於二元的劇場與生活、表演與真實、瘋狂與正常融為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彼此，同時也藉由「扮演」與「表演」，提出了何謂正常、何謂瘋狂、何謂真實、何謂表演等本質性的問題[7]。
從丑的眼睛看出去的世界，一切變得直接、真實又嘲諷。像是他對於演員、扮演、表演、角色、劇場的看法，既點出了表演的極致表現，也批判了藝文補助機制。另外也可以看到他對心理醫生（頁7-9）、律師（頁14）、法官（頁14-15）、工人（頁15）、銀行櫃員（頁15）、美國總統（頁149）等職業或專業人士的各種諷刺，他常說些似捧實諷的反話，如引佛洛依德的話說：「最好的醫藥就是極高的醫藥費。」[8]（頁9）或是律師是喜歡掩護別人、屬於一種被動的職業（頁14），或是法官根本不需要退休、是所有行業中最好的一個（頁14），工人是「過了五十歲就算完了」（頁15），銀行櫃員則是「到了某一種年齡他就開始把客戶的帳戶搞亂」（頁15），而美國總統則是「沒事到記者會會睡著，然後會忘記別人問他的問題，他們問他一件事，他會用別的話回答。然後別人跟他說他說的話的時候，他會否定自己」（頁149）。在劇中，丑對於周遭人事物的看法，時有創見，但也或有膚淺，經常自以為是，不容別人糾正，當處於易被激怒[9]時，語言則轉為帶有敵意，這種感覺過分自信，甚至有浮誇妄想（delusions）的言行表現，同樣是狂躁症的常見癥狀。
在丑掛掉那通關鍵性的電話之際，他「立刻瘋狂地開始找文件」，並且說「趕快工作吧，法官大人，時間緊迫。天啊，我真是興奮！」（頁23）然後開始揣摩內部調查法官的神情儀態與言行舉止：
（丑掛電話，立刻瘋狂地開始找文件。）趕快工作吧，法官大人，時間緊迫。天啊，我真是興奮！好像要去考試一樣，比考試還嚴重，是博士考試！牛津的博士！如果我可以真正說服他們，我就是做內部調查的法官……那，我就成了！（試著一種跛腳的動作）不，這種步伐比較像法庭的次要官。要找一種有風濕但又有尊嚴的步伐！這樣比較像，脖子微微彎，像一隻非常老的馬戲團的馬……（試著，又不行）不行，還有更好的：滑動，最後還小扭一下。（試著）還不錯！那麼所謂的「布丁膝蓋」呢？（試著）不然就試直腿跳躍法。（試著：一些快速的小步伐，腳跟和腳趾戶換）眼鏡怎麼辦？沒有眼鏡！沒關係，將右眼微微閉上……對了，木訥如牆壁的表情，話不多……微微的咳嗽：（咳嗽聲）不行，不行，不能咳嗽……打嗝呢？必要的話應該可以來幾下。來一個甜蜜的鼻音？善良地，但有突然的爆發：「不！親愛的長官，這樣不行，你再也不是一位法西斯的監獄的典獄長了，您最好偶爾提醒自己這點！」不行，不行，完全相反的那型可能比較好：冷酷的，疏離的，權威性的聲調，貧乏的音調，憂鬱地略為遠視的感覺……用眼鏡……但是只有一個鏡片，像這樣子。……
第一幕第一場，頁23-24
對於即將開始的角色扮演，他顯得情緒高漲並且興奮（excited），眉飛色舞，感到一切充滿生機，自我感覺良好，而且以人格分裂的口吻說「趕快工作吧，法官大人，時間緊迫。」自揣摩法官的時候，也不斷地喃喃自語、否定或修正自己的表演，甚至興奮到說出類似像「喂，平靜一點……不能像這樣失去控制。趕快進到角色吧。」（頁24）這樣的自我警覺語言。在這通電話「獨白」裡，在前半部與局長的對話中，他以聲音表演的方式一人飾兩角：安吉阿里警探和貝陀佐警探，在後半部則是揣摩與進入（entering/becoming/transformation）另外一個角色的過程，尤其是這種扮演的興奮感，對於即將「變身」/「變性（格）」的前一刻，丑有一點點的焦躁（anxiety或anxious），但多半是欣喜若狂的。
在他諷刺完法官之後，他卻表示「做法官就是我這輩子最盼望扮演的角色」（頁15），這也難怪後來他會花那些心神揣摩法官的言行舉止，相較於他在第二幕所扮演的其他角色，要不是「轉過身來，已經戴上了假鬍子，一隻眼睛戴上個黑色眼罩，一隻手戴了一個咖啡色的手套」（頁102）扮成瑪耳坎多尼奧，班西‧比西西尼科長，就是「用極自然的方式把領子轉一圈，露出主教的高領……拿出主教的紅色帽子。放在頭上，用刻意緩慢的動作，他將外套解開。裡面取出一個金和銀做的巴洛克式的十字架，最後他在他手指頭上套上一個巨大的紫水晶」（頁143-144）扮成主教安東尼奧‧A‧安東尼奧神父，再不然就是「有一個非常大的黑鬍子，大肚子，嚴肅的樣子」（頁162）扮成最高法院安東尼奧‧蓋瑞西尼提法官，主要都是採取更換服裝、飾品，再配上不同的神情來切換（shifting/switching）角色身分的。
丑在第一幕第一場還有一種精神癥狀是歇斯底里（hysteria），甚至想要咬人（頁16-17）。在貝陀佐警探偵問丑究竟有沒有偽裝過法官（頁14）之後，丑陷入一種憧憬與渴望扮演的狀態，這是他「內心很軟的地方」（頁14），是他「這輩子最盼望扮演的角色」（頁15），但是就在他喃喃自語滿心的欲望之際，貝陀佐警探以厲聲喝斥丑「可不可以不要再囉嗦了？！你把我搞昏了，坐在那閉嘴！」（頁16），並把丑推向椅子，丑頓時產生歇斯底里的癥狀，並且說要咬人、裝出要咬人的聲音，甚至不准別人碰他。一般來說，歇斯底里症大多是突然發病，對於心中固執地想要渴求的事物無法獲得滿足時，潛意識裡就會準備好要使用出現在身體癥狀的替代物，來轉化欲求的不滿足，發作（onset）時常有手腳麻痺或痙攣，在發作的過程當中，病患可以從適應不良的現實環境中逃避出去而躲在疾病之中，藉以減輕責任所造成的負擔和壓力所帶來的痛苦，同時獲得一些附帶的利益。（陳潮宗 2008）劇中的丑受到貝陀佐警探的喝斥之後，原本兩人的問答關係受到了一些改變，主要是因為貝陀佐警探當下成為丑欲求扮演法官的期待，此一喝斥就像是歇斯底里症的開關樞紐一樣，立刻使得丑發作起來，甚至帶有一種表演的誇張性，直到貝陀佐警探因為實在受不了丑的一再胡鬧，無奈地說出「主啊」，這才讓丑又意識過來：「主？我不是主，不過我上星期有扮演祂[10]！」（頁17）又回到他的意識可以自我控制的狀態，並且清楚地懇求貝陀佐警探，不要做完偵訊筆錄就把他放出警政署，因為街頭有許多危險與無理的威脅，待在警政署他會「有一種特別的安全感」（頁17）。貝陀佐警探的喝斥與無奈的慨嘆，成了丑歇斯底里發作與停歇的關鍵。
三、「激烈的鬱卒感」‧再現的藝術與政治
丑暫時停歇了他的歇斯底里，他在關鍵性的電話之後，開始扮演起內部調查的法官，「就這樣闖進來了」（頁28），他的首要任務就是按照口供筆錄重新模擬事件發生的當下情形。
我們就照順序來吧。「接近午夜，無政府主義者，突然彷彿一陣激烈的鬱卒感湧上他心頭……」署長，這還是你在說話喔……「一陣激烈的鬱卒感湧上他心頭，他將自己衝向窗戶，摔到四樓以下的地面上」。請問什麼叫做「激烈的鬱卒感」？學者班迪歐說鬱卒，就是在激烈的狀況下的一種欲自殺的無奈，他可能會湧上任何一位心理健全的個人，如果他們被逼到一種強烈的暴力性緊張，也就是說被逼得無法承擔的痛苦。……
那我們就必須要了解是誰造成的這一種緊張，這一種痛苦。我們只有一條路。我們必須重新塑造當天的所有事情。
第一幕第二場，頁40-41
丑發現「激烈的鬱卒感」（raptus[11]）極可能是造成那位無政府主義者跳樓自殺的主要心理因素，他要求署長和局長等人重建現場。丑以手中的檔案文件所載的口供內容做為「腳本」，並親自扮演該名無政府主義者（甚至扮演起精神分析師），希望透過署長與局長等人的偵訊過程與言行細節，揣摩/分析當時該名無政府主義者的精神狀態，也就是所謂的「激烈的鬱卒感」，究竟為何？對丑這位患有強烈表演狂躁症的人來說，這自然是對於扮演與表演的另一次癮頭與挑戰，當然他很迅速地就入戲了，手握「腳本」的某種「導演」權威，以及狐假虎威的假扮法官，丑的雙重身分與壓力迫使署長和局長等人不得不跟著進入實境再現的佈局與操弄；這是一場根據「腳本」的排練，「腳本」所記錄的過去，經由排練再現為當下，角色扮演就是過去記錄和當下再現的媒介，他們一起共同地在這個模擬與再現的過程之中，試圖找到事發的關鍵時刻與原因。
對丑而言，這只是一場「現實生活中的扮演」，但丑對署長和局長等人，則要求「用第一人稱」（頁42），再現自我曾經的行止，曾經的過去即使再如何地細節模擬與重現，都不可能等於曾經的事實，加上記憶與語言的不確定性，事實的重塑接近於不可能，所以需要署長的「發誓」（頁43）和丑的「相信」（頁43），來舖墊演者與觀者之間基本的信任基礎。諷刺的是，就算是「用第一人稱」，就算是現場重建，但事實卻禁不起重塑與再現，因為在重塑與再現的同時，會產生事實的凸顯與排除，而且編造了新的事實，這也是對「腳本」的細讀（close reading）與重寫（rewriting）/重演所必然產生的現象，距離最初的發生與曾經的事實越來越遠，反倒衍生出為合理化而捏造出諸多版本的口供案錄，在重塑與再現的操弄之下，事實是捏造與編撰的，而非發生與曾經的；更加諷刺的是，這牽涉到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他的生與死成了口供案錄的一部分，因為諸多版本口供案錄的重新編造，甚至無中生有，他的生與死也不斷地被編造，他的生命是被不斷書寫/編造的劇本，唯一的「事實」是他墜樓死了，但是卻又在丑、署長和局長等人的「排練」過程中不斷復活重生，這和劇本所提供的另一種結尾，產生後設的內外呼應。
丑曾提醒貝陀佐警探「長官，你最應該知道真理和謊言之間的那條線是多麼地纖細」（頁5），這也是所有人在「內部調查」時，想盡辦法要將那條「纖細的線」（the thin line）合理化的理由，他們相信謊言是通往真理最近、最直接的距離與方式，所以用誇張、滑稽與離譜的「官方說法」，試圖掩蓋可能爆發的醜聞而動搖「警」本，可以說的是「謊言」（speakable lies），不能說的是「真相」（unspeakable truth），在可說與不可說之間，在謊言與真相之間，丑趁機宣揚他的無政府主義與醜聞政治學，
如果骯髒的政治醜聞從此就消滅了，一般老百姓一點好處都沒有。不，他反而喜歡看到這些事件被攻擊，他喜歡看到醜聞發生，這樣他就可以討論這些事，對他來說，這才是真正的自由，也是最完美的社會，哈里路亞
第一幕第二場，頁139
不管大家喜不喜歡，我要讓正義和真理勝利。我要盡我所能將所有不法的事情揭露出來。也不要忘記，在醜聞發出臭味的時候，一切的權威也被淹沒，我們應該歡迎醜聞，因為醜聞是政治體持續發揮公權力的基礎。
第一幕第二場，頁147
醜聞是西洋民族的肥料。讓我再說下去。醜聞是毒素的解藥：也就是說，老百姓真正得到政治意識，如果老百姓太清楚政治，我們就完了。
第一幕第二場，頁149
極盡嘲諷的是，在丑說這些「謬論」之際，貝陀佐警探老早就已經發現他就是先前大鬧偵訊過程的「瘋子」，但是署長和局長等人為了掩蓋真相，用暴力將貝陀佐警探壓制，以紗布塞住他的嘴，讓他無法再說話，最後貝陀佐警探只好「在總統的肖像上用馬克筆寫上『他是瘋子！』字眼」，並「在丑的背後猛向其他人指著這些字」（頁145-146）；在這當下，丑、總統肖像和「他是瘋子」等形象與符號，便串連在一起，將醜聞政治學的影射對象往上提昇到國家領導人的層級，同時也指出醜聞政治操作從上到下的權力結構，所有人（包括劇中出現的官僚體制、新聞媒體、法官、警政系統、平民大眾等）都是這個共犯結構的一分子，貝陀佐警探只能聲嘶力竭地吶喊著：「我看你們都已經瘋了！你們已經被他傳染（infection）了。」（頁145）
四、表演文本‧藝術治療/昇華解脫
從結構上來看，《一》劇可以視為Dario Fo以「表演」在演一齣（篇）表演論文，表面上在敷衍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accidental death），內裡在攤呈一個精神病患的自殺趨力（commit suicide），在探尋無政府主義者意外死因的過程當中，丑滿足了他的表演慾望/發作了他的表演狂躁症，最後他也和無政府主義者一樣有了相同的結局──所有人類的共同結局：死亡（death）[12]。
丑在死前的最後階段，使盡全力，扮演了許多角色，大鬧了警政署，但也拆穿了醜聞與政治的底細，這整套「表演文本」（performance text）就是他的生命，也是他的存在價值，更是他的藝術創造[13]，最後的死亡是他最極致的表演藝術；從「正常」的精神病理角度來看，或許會將他的死因歸諸於表演狂躁與情緒亢奮，最終導致自我毀滅，但從藝術的美學角度來看，他其實是經由這一系列的「表演文本」，達到了一種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洗滌」與「發散」（catharsis），雖然過程當中沒有人對他進行診療或諮商，只有對他的狂躁與亢奮進行喝斥與壓抑，但是他卻具有高度自我療癒的能力，以扮演和語言辯證演示自我，在思維與聯想敏捷的情況下，宣揚他的無政府主義與醜聞政治學，以及許多「異於常人」的價值觀，他就像他在第二幕所扮演的主教一樣佈他的道、得他的道，最後也殉於他的道；從生者的眼光看，死亡是生命的終結，是一種遺憾，但從藝術與宗教的角度看，他完成了，已昇華了，甚至也解脫了，救贖了[14]。
如果說丑的生命存在有什麼錯的話，那麼唯一的錯在於「錯置」（displacement）：「如果我在劇場裡面演出，大家都會覺得我很正常，可是抱歉我是著迷於真實生活中的表演」（頁6），然而丑卻在「擬真」扮演的「藝術療程」中，揭穿了許多表象與現實、真理與謊言的「偽善」，最後達到了生命/表演/藝術的「至美」，Dario Fo甚至在劇本當中提供了「另一種結尾」，讓丑得以復活，繼續扮演「真正的」法官，一切重新開始。
結尾？才正要開始呢！
參考資料
Jamison, Kay R. “Manic-Depressive Illness, Genes, and Creativity,” in L. L. Hall ed., Genetics and Mental Illness: Evolving Issues for Research and Society.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6. pp.111-132.
Ludwig, A. M. The Price of Greatness: Resolving the Creativity and Madness Controversy. New York: Guilford, 1995.
Kraepelin, Emil. Manic-Depressive Insanity and Paranoia. G. M. Robertson, ed. R. M. Barclay, trans. New York: Arno Press, 1976.
中國精神衛生康復網，〈認識躁狂症〉，http://www.jsbzl.cn/kzz.asp，查詢日期：2008年4月4日。
百度百科，〈狂躁症〉，http://baike.baidu.com/view/645816.htm，查詢日期：2008年4月4日。
陳潮宗，〈淺談歇斯底里症〉，http://www.drchen.com.tw/health_medicine_center/027.htm，查詢日期：2008年7月2日。
傅科（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桂冠，1992。
傅科（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期的瘋狂史》，臺北：桂冠，1992。
凱‧傑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著，王雅茵、易之新譯，《瘋狂天才：藝術家的躁鬱之心》，臺北：心靈工坊，2002。
凱‧傑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著，李欣容譯，《躁鬱之心》，臺北：天下遠見，1998。
雅卡爾（R. Jaccard）著，許連高譯，《脫軌》，臺北：遠流，1989。
賈柏洛‧賀許曼（D. Jablow Hershman）、朱利安‧李柏（Julian Lieb, M. D.）合著，李淑珺譯，《躁鬱奇才：不凡創造力的背後》，臺北：張老師，2002。
達利歐‧弗（Dario Fo）著，賴聲川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臺北：唐山，2001。
福樂‧托利（E. Fuller Torrey, M. D.）、麥可‧克內柏（Michael B. Knable, D. O.）著，丁凡譯，《躁鬱症完全手冊》，臺北：心靈工坊，2006。
維基百科，〈Mania〉，http://en.wikipedia.org/wiki/Mania，查詢日期：2008年4月4日。
[1] 本文採用的譯本為賴聲川所譯，2001年3月由唐山出版社出版，收入鴻鴻主編之「當代經典劇作譯叢」第十三冊。
[2] 王浩威：「在台灣，俗文化中一般人講的『躁鬱』（manic-depressive illness）的「躁」（mania或maniac），卻是指焦躁或煩躁，而且是和『鬱』（沮喪、憂鬱、沒希望）同時存在的：既躁且鬱。臨床上，這樣的現象的正式名詞應是『焦慮』，anxiety或anxious，可以是症狀之一，也可以是診斷。然而，『躁鬱』這名詞的誤用到如此深切的程度，台灣臨床精神醫學似乎應該重新思考：這現象背後是否有某些和文化相關（culture-bound）的醫學事實。」（轉引自福樂‧托利 2006：11）本論文偏重在「躁」症（manic-depressive illness, manic type）的討論，美國精神醫學協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精神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如此描述躁症：「主要特徵是有一段明顯的時期，患者會情緒格外高張、亢奮或煩躁，同時伴隨躁症的相關症狀，包括過動、言語推擠（pressure of speech）、思考飛快、自尊膨脹、睡眠需求減少、容易分心、過度沉浸於很可能導致痛苦結果的活動，而不意識到會有這種結果。」（轉引自賈柏洛‧賀許曼 2002：42）
[3] 躁鬱發作最明顯的特質是情緒亢奮，有著不受管制的快樂的獨特氣息。（福樂‧托利 2006：41）
[4] 意念飛躍（flight of ideas）、快速思考和說話是躁症發作的註冊商標，愛米爾‧克瑞普林（Emil Kraepelin）形容：「[患者]興奮的時候，他們無法做出有系統的思考，而是從一連串的思考跳到完全無關的另一串思考中，然後又立刻跳走。問他們任何問題，一開始他們可能會正確回答，但是會慢慢扯到許多不相關的話題，接下來的談話就完全跟原來的話題無關了。……正常人每隔五、六秒鐘轉變一次思考的方向，躁症患者則不到兩秒鐘。……躁症患者每分鐘說一百八十到兩百個音節。一般人則只有一百二十二到一百五十個。……開完笑、雙關語、激烈的表達、引述別人的話、片段的外國語言……偶爾會有粗暴的言語、罵髒話或情緒性的哭泣。」（Kraepelin 1976：13, 15, 31, 61）其餘的過度說話方式還有炫耀、賣弄、引人注目、誇張、深奧難懂的辭彙、誇大的比喻、連串的句子、名詞、形容詞、過多的同義詞、一堆輕率突然的驚嘆語氣。（賈柏洛‧賀許曼 2002：51）
[5] Insane，譯作瘋狂，由拉丁文insanus而來，意思是精神不正常，通常被廣泛用來形容有幻覺（hallucinations）、妄想、思考異常、行為怪異、情緒過度擺盪的人，以及任何以上特質的組合；本文所討論的丑的精神與行為，完全符合這些特質。
[6] 和一般的躁症者不同的是，丑在本劇中具有高度的病識感（awareness of illness）。
[7] 也因為如此，本文接下來有很多字眼都會加上引號或括弧，代表其非一般語義，突顯其特殊或歧義，或者暫先擱置不予確切定義。
[8] 查佛洛依德並未說過這句話，這當然是丑瞎扯、胡謅的。
[9] 躁症患者的情緒易怒，愛米爾‧克瑞普林描述：「患者欲求不滿、忍耐力低、愛找麻煩，和周圍的人事物互動時尤其任性，一旦事情不順他的意，他會變得自命不凡、過於自信、無視他人、莽撞，甚至粗暴。一點小事也可能引起劇烈的憤怒。」（Kraepelin 1976：56）
[10] 賈柏洛‧賀許曼：「躁症患者可能相信自己是上帝的使者，或命中註定此生必須完成某種歷史性或超乎凡人的使命。更常見的情況是，躁症患者高估自己的能力、優點和重要性，結果為自己也為周遭天真地相信他、愚笨到仰賴他的人帶來悲慘的下場。這種誇大妄想可能帶著宗教色彩，躁症患者可能相信自己可以驅逐惡魔或肩負神聖的使命。」（2002：53-54）
[11] Raptus，亦譯作爆發、興高采烈、狂喜、入迷、全神貫注。
[12] 躁症患者死亡的最重要因素是自殺，將近25％的躁鬱症患者試圖自殺，10％自殺成功。躁症發作的患者也可能意外死亡，這個現象尚無具體數據，但是自大和妄想會讓患者以一百英哩的高速開車、挑戰持槍警員，或是試圖跳過建築物屋頂，因而意外身亡。（福樂‧托利 2006：133-134）
[13] 根據阿諾‧拉德維茲（Arnold Ludwig）的研究，具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之中，躁症與憂鬱的比例都比一般大眾高，也比其他領域中有創造力的人高，但是，藝術創造力和躁鬱症之間的關係似乎並不特定；有創造力的人中，躁症比例最高的族群（尤其是戲劇表演者）是一般大眾的二十倍之多，也是其他有創造力的人的三倍。（Ludwig 1995，轉引自福樂‧托利 2006：307-308）
[14] 不過，就現實面而言，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系教授凱‧傑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提醒：「雖然作家及藝術家裡的躁鬱症比一般人口中來得多，但是如果我們用浪漫的眼光看這個極端痛苦、具破壞性、足以致死的疾病，毋寧是不負責任的。大部分被躁鬱症或憂鬱症所苦的人並不特別有創造力，他們從躁症和憂鬱症的經驗中得不到什麼好處。即使是極具創造力的人，也往往希望從疾病中尋求解脫。」（Jamison 1996：111-132，轉引自福樂‧托利 2006：301-302）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