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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登於《聯合報》，2009年11月29日，週日，D2，文化廣場。】

一個月內，臺北的新舞臺上演了兩種不同版本的《原野》，其一是臺灣李寶春京劇團的新編京劇（首演於2007年），其二是天津人民藝術劇院的「新解讀」話劇版（首演於2006年），都是從曹禺（1910-1996）的原劇做為重新出發與改編的起點，明年是曹禺一百歲的冥誕，這次新舞臺將兩個《原野》揪在一起，一前一後，密集演出，實有向曹禺致敬之意！

原劇是一個復仇的故事，夾雜著兩代兩家人的愛恨情仇，四個主要角色（金子、焦母、仇虎、焦大星）之間存有六種關係：婆媳、母子、哥倆、情人、夫妻、乾母子，倘若再加上已經身亡的焦閻王、仇父與仇妹，這裡頭所牽涉到的階級欺壓與人性糾葛，使得每個角色都成了一種性格象徵或典型，充滿高度表現性的語言密度與情感能量溢出了角色性格的容量，瀰漫了整個情境氛圍。全劇到了第三幕，書寫風格突然從寫實轉變成表現，從角色之間的衝突轉變成仇虎內心的衝突，虛實交錯，對於想要搬演該戲的劇團，多少造成一定的難度與挑戰。

「臺京版」在劇情與場面上，主要多加了開幕嫁娶，以及金子、仇虎、大星三人之間自小的深厚情誼，藉此細膩地強化了人物性格構成的背景，與眾人面對親情、友情、愛情之間的多重掙扎。在豐沛情感能量的表現上，則以多處激越昂揚的唱腔，層層堆疊起一波又一波的戲劇張力，多次贏得了現場觀眾的掌聲與喝采；至於仇虎的內心衝突，則是藉由冥判夢境以及游魂提燈的幻象來處理。整體看來，「臺京版」改編部分原劇結構、新編曲詞，李寶春幾乎只是保留了原故事的人物與情節，而改以京劇的形式重新創編了《原野》，敘事與抒情，兼而有之，幾乎是等量齊觀。

「津藝版」則是直接從原劇八、九萬字的篇幅裡，根據導演王延松的場面調度思維，以及劇中有力的藝術形象創造，提煉出三萬字的「新解讀版」，不外加新創台詞，只從原劇中高度濃縮，演員饒有韻味的口條，放多、收少的語調與聲情，將戲劇節奏表現得密不透風，舞台右側甚至從頭到尾都由聚光燈照著一把斧頭，更讓人感到角色所承受的情感糾結與莫大壓力。特別安排了九個由演員飾演的「陶俑類形象」，具有多樣化的功能，像是將原劇的舞臺指示轉化為「類歌隊」的吟誦、角色的內在靈魂與聲音、活動人體佈景道具等，使整個舞台畫面看起來更豐富。還有一場戲完全是由四個主要角色與兩張板凳所組成，不斷地變化角色的兩兩對話與對峙，漸漸演變成金子、仇虎、大星三人之間的感情鎖鍊，這一整場戲的舞台調度乾淨、俐落、張力十足，令人激賞！

臺灣曾經因為戒嚴（1949-1987）而禁絕了絕大多數的左翼文藝作品，對曹禺其人其作的認識，不但有世代情感記憶的斷層，也有文化傳播與審美經驗的斷層；解嚴後，臺灣出現過歌劇、京劇、話劇等形式的曹禺劇作改編上演，近年更有電視劇和電影的改編上映。不管如何被改編，其劇作裡的普世性、批判性、諷刺性仍然可以在當代社會產生警世效果；我認為，重新認識曹禺其人其作是必要的，不斷地在內容意涵上深掘探究，表現形式上求新求變，才是對經典般的曹禺劇作最適切的致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