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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生活週遭所遇到的人、事、物，似乎都在促使我對「編劇」一職做更多層次、更深化的思考。
在報端讀到著名戲劇學者、編導王生善的一篇文章：「把編劇家丟到劇裡去成長」，強調劇本若要寫得好，並且在將人物性格描寫細膩的話，非得把劇作家丟到劇場中去培植。這讓我想到英國近代著名的劇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當他在構思與撰寫新戲的時候，總是擺一張寫字桌在劇院裡頭的觀眾席中，想像自己就是觀眾，空空的舞台上有角色進進出出，難怪他所寫出來的劇本，其劇場搬演性都很強，並且都把觀眾的情緒反應算得很精準。
這當然只是我對王生善文章的另一種聯想，因為他所謂的「劇裡」，指的是生活體驗與劇場感的緊密結合，並認為「這種只能意會而不易言傳的生活體驗，是在課堂上，在書本裡無法尋獲的珍寶」。我們常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一個戲劇創作者倘若能夠擁有豐富的生活體驗，透過戲劇藝術的手法，轉化為舞台上的一顰一笑，如此才能藉由戲劇演出的渲染力量，讓觀眾感同身受，刺激反省。
就像那天和友人到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觀賞北京京劇院帶來的三齣折子戲，其中一齣為硬裡子好戲「坐宮」，這是一齣描述楊四郎探母之前的內心戲，透過楊四郎和番邦公主的一猜一答(四郎讓公主猜猜他的心事為何)，將四郎思母情切的情緒，拆化為千百層，每一層不單單有思親之情，尚有四郎與公主的夫妻恩愛之情。友人事後告訴我，十年前和十年後看這齣折子戲，心境完全不一樣，現在他家有妻小，終於瞭解為什麼公主要四郎在去探母之前需先發誓，就是怕他一去不回。類似這種感同身受的看戲經驗，便是戲劇藝術特別迷人的地方。
前文所提及的王生善文章，其實是他對最近國光劇團在國家戲劇院所演出的豫劇《中國公主杜蘭朵》的回響。我不禁想起該劇的劇作改編者，乃是大陸的鬼才編劇家魏明倫，長期生活在劇團與劇場之中，當然這也得拜大陸劇團職業化所賜，讓戲劇創作者可以有固定的薪水來源，全心全力地投注在創作上，這一點在台灣目前的藝文政策與環境下，似乎還是一個奢望，甚至是培養一個「駐團編劇」，可能都有點困難。
看戲多年，已經很久沒有遇到一個好劇本了，兼具故事性與劇場性的好劇本；直到最近我才發現了零星的幾個，像是戲班子劇團的《東施眼裡出西施》、賴聲川與國立藝術學院戲劇學系所共同創作的《如夢之夢》、台灣渥克的《我的光頭校園》等，其共同的特色就是不搞太多花招，切近人性，反省自己所身處的環境，這樣才有辦法和觀眾取得共鳴；對廣大的觀眾而言，不要苛求每一個人都是專業的戲劇藝術鑑賞家，他們大多只是想從看戲當中獲得某些啟示（感官娛樂的、身心反省的），「取得共鳴」才是達到創作者與觀眾溝通交流的第一步，「曲高和寡」則常常是把自己的舞台局限了。
以上這些雜感，希望能與台灣的戲劇創作者共勉之！

寫於 (2000/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