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香港來說，李文亮的死意味著什麼？這是一個很微妙且複雜的問題。他是中共暴政的犧牲品沒錯，但他同時在去年的8月，10月，11月共四次轉過包括「支持香港警察」，「支持陳兵深圳灣」，「護旗手」等相關的貼文。如若不是他的「挺身而出」並遭致中共的迫害，他就和那萬千支持中共出動解放軍鎮壓香港的「小粉紅」別無二致，他的死也得不到我們的關注，並被埋沒在每日增加的幾十個死亡數字中。

然而，他作為「造謠八君子」的挺身而出，使之成為了一個中國內部對抗強權的「符號」，而因此給港人傳遞出了「內地亦有人開始反抗暴政」的希望。然而其被警察無理「訓誡」之後，又在瘟疫失控之後投入到這場因迫害自己而遭致的「人禍」的補救工作中，並因此不幸感染，感染之後，他「康復之後繼續上前線」的表態，又給這個人物形象增添了一絲雷鋒式不求回報殉道者的虛假光輝形象。這種形象的建構或許會讓我們質疑，但也不致於去討厭。畢竟大疫當前，香港人每天關心的或許是大打龍蛇的口罩排隊，廁紙搶購，並把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上面。但諷刺的是，這個普通的醫生，從萬人唾棄的「造謠者」，變成萬人擁戴的「吹哨者」，僅僅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其命運隨著當權者對瘟疫的態度急轉直上，或許是他本人都沒有意識到的。

2月6日-7日圍繞著李文亮醫生死亡的「羅生門」事件，無疑是壓垮長期封鎖於家中的中國網民憤怒與脆弱的心理防線的最後一根稻草。不忍生命被政治隨意操弄，他們一遍一遍地刷著李文亮的死訊。各種未經證實的消息滿天飛，有消息指是2月6日的21:30分去世，並在包括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黨媒以及WHO的官方推特上轉載，似成定案。卻又有截圖說直到同夜的23:00左右，仍有醫生給他注射腎上腺素，並裝上葉克膜維持心肺功能，其所在醫院亦在國內微博「闢謠」稱其「仍在搶救中」。但「搶救」本身，去卻又被諸如是「死後才插上葉克膜」，「為了降低政治影響不能讓他那麼快死」的流言遮蔽。一時間，網民群情激憤，開聲撻伐政府踐踏人之「尊嚴」，套用李醫生在北被警察訓誡時簡單的「懂」，「明白」的回覆責問政府在整個防疫工作中的腐敗與無能，更有「閻王叫你三更死，上頭留你到五更」等一系列語帶譏諷之辭出現在近日被放鬆監管的公共社交平台上。直至2.7凌晨2:58分，官方正式在內網上宣布其死訊後，相關的悼念、同情、聲援活動仍未停止。今晨，官方亦加入了「致敬李文亮」的懷抱，官民雙方，似乎都要將至塑造為符合自己利益的「英雄式」的偶像，以滿足自己的特定政治需求。換言之，如果以柯文的理論範式來說，這件事尚未成為「事件」，就已經變成了「神話」。變成了各自陣營為各自利益相互辯護中歪曲和扭曲的「羅生門」。

對於香港人而言呢？李文亮的死是被共產黨極權統治所「殺害」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出於人類普遍的道德原則對無辜殞命者的同情，及對過去半年來遭到同一體系迫害甚或殺害的香港受害手足和烈士的緬懷，善良的港人，會不由自主地去與之共情。但另一方面，他作為一個仇港的「小粉紅」，不止一次支持過「止暴制亂」，當過「護旗手」，可以說是過去半年來港人最厭惡的內地人群體的一份子。出於對手足的愛，對烈士血海深仇未報的恨，我們，或至少我，又很難真誠地去同情和悼念他。他是國家機器的受害者無疑，但卻也同時是這個國家機器壓迫香港的共謀者。自己一心擁護的體制最後殺了自己，生死與「共」，「死得其所」。從一個頗為憤世嫉俗的心態來看，還頗有自食其果，求仁得仁的諷刺感。

在「真誠的悼念」和「憤世嫉俗的譏諷」之間，如何對這個枉死者，這位所謂的「義士」致意，成為我自昨晚以來輾轉反側的重要原因。在面對自瘟疫封鎖以來的種種悲劇和人禍，以及與一眾新認識的內地好友幾乎夜夜徹夜長談之後，我開始重新拾起普遍「人性」相較於「身份」更為重要的這一原則，重新以一種同理心去看待這個國的苦難的眾生因人禍致使的疫病而遭遇到的不幸。但另一方面，本港烽煙未銷，中港之間因病毒升高的對立性，又使我如若站在一個香港人的立場上的話，很難對作為整體的這個國家產生任何好感。這或許是我入港以來第一次經歷「認同困境」的掙扎感，受困於兩地的苦難論述之間，成為阿契貝說的「兩個世界的人」。且這種夾雜於對中國苦難民眾的人性關懷，與香港手足烈士的身份意義上的齊上齊落，在面對這個單一悲劇本身形象的矛盾性時，使我認同掙扎的困惑，或許暫時並不能找到一個solution，而只能在兩個極端的光譜端點之中尋找一個平衡。換言之，出於人性的考量我無法忍受完全憤世嫉俗地去譏諷他，但出於對港人道義上的責任我又無法真誠地悼念他。這種矛盾的心情如若不去認真思考，至少對我個人而言，是很難說是負責任的。

當然這件事可以頗為簡單地化解，一是用「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一筆勾銷，二是如果無法真誠悼念就不要悼念，如果無法譏諷那也就不要譏諷，可這就變成去政治化的麻木的存在了。

換言之，這種認同困境不僅反映在我個人身上，也反映在所有關注這個事件的香港人身上。這不只是中港之間身份認同的對立性，也是認同與人性之間的不相協調性造成的。

如果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那在香港半年的腥風血雨後，去同情對立面的平庸之惡不是殘忍的嗎？圍繞這個問題，我與許多人展開討論。發現香港人多從我的視角出發，理解我的困惑並給予我安慰；但內地人卻從一開始就質疑我對中港關係的種種設想：從殖民脈絡，到在地認同，似乎一切將中港二元對立的論述都是有問題的，儘管現實上中港已然對立，壁壘分明。但他們的論述仍然堅持著「本質化」的中國人觀，認為生為中國人，無論你身在何處，永遠都是中國人。且不說這種本質化的中國性（Chineseness）論述早已在如周蕾，史書美等學者的解構下成為空言，其實際的運行機制，很有可能成為中共繼續向海外滲透與進行「大外宣」的一個通道口。在本質主義民族觀下海外華人有意無意間與中共政權的共謀，不但不會保障他們的在地權益，反而會使在地國對他們的歧視，變得更有正當性。總而言之，立場（point of view）的不同很難因為一次對話就徹底改變，我的困惑是只屬於香港人的困惑，而身在深圳河北岸的中國人，或許很難能理解，身在殖民脈絡下的港人，對中國人報以怎樣複雜的看法。 

歸根結底，就這件事上，如若我堅信普遍道德對人性的約束是高於身份認同的，我就應該真誠地向醫生表達同情和悼念，同時對殘害他的體制譴責與憤怒。但同樣的普遍道德，如若回望向香港，則我始終認為我村不是「幸運」，而是苦難的。遭受連續殖民不說，各色殖民者對香港的剝削完全可以從香港對殖民母國的「恨意」或「不認同」上足以體現——應該說，香港對中國的厭惡，不僅在於這個高壓腐朽的體制，也包括與這個體制共謀的各色殖民者。討厭那些仇港的粉紅，恨來搶奶粉的大媽，恨沒有秩序的遊客，恨把病毒傳播到香港的病人。這種恨不單建立在對極權主義的排斥和抗拒，亦建立在更簡單的「族群矛盾」的基礎上。

從另一個方面說，一個類似於Merle Golden所言的confucian dissident的「義人」，因「善意的建議」而被殖民母國的極權體制迫害，並最終因此而死。這樣的過程或許對母國有益，但對殖民地本身有意義嗎？從上一任宗主國和香港關係的歷史完全可以看到，縱使宗主國早已自由民主，可香港仍受制於威權統治，美其名曰的「諮詢民主」，事實上也是一個「善治」的官僚體制招攬民心的「宣傳」。香港對母國的改變，或許早已不報任何期待。如果按照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的理論來思考，母國的失敗者尚可在殖民地攫取利益；母國的「英雄」神話是否在這國「選擇性遺忘」病再犯，人們迅速忘卻掉專制政權對其本身的迫害，並共謀於國家暴力對殖民都會的壓迫時，又能做到潔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呢？

但總歸，作為一個人，縱使無法真誠地致哀，卻仍要向李文亮醫生致敬。如若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無法對全體人類中的每一個個體的悲劇報以同樣的出於理性的同情，則「道德律令」的無效化會讓這個人本身也跟著喪失人性，成為只是與中共立場不同，但行事風格完全一樣的極端存在。無論身在香港，還是身在中國，我們唯一能做的便是等待，待災疫之後，再去試圖讓這兩日在網絡上憤怒的個體，盡力記住，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到底被剝奪了什麼，到底被迫害到什麼程度。

畢竟，忘記就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