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這座我們居住的島嶼，究竟是如何出現在所謂的「文明世界」中？這個攸關台灣早期歷史的重要課題，長年來因為研究者多未能以宏觀方式，從世界發展趨勢探討，僅拘泥於與中國大陸或荷蘭等個別國家之間的關係討論，以致未能窺得全貌，一直到最近的研究者，漸漸將台灣納入「世界史」或「亞洲史」的範圍思考，脈絡才漸清晰。實際上，台灣開始踏入國際社會的十七世紀，正是亞洲陷入巨大變動的年代，以中國為中心的周遭國家，面臨著列強爭霸、政權更替的衝擊，尤其是西方列強在地理大發現後，紛紛遠渡重洋，來到亞洲，讓亞洲感受到西方船堅炮利的震撼，台灣則在這種列強鼎立的背景下，成為十七世紀列強在中國東南沿海爭霸的最後一戰，其結果，深深影響了未來台灣發展。
從地理上來看，台灣與中國如此接近，中國又是相當早就向海外發展的國家，台灣理應與中國早有接觸，且深受影響。實際上，中國與台灣的接觸確實很早，西元三世紀，三國時代的吳國孫權，就可能已派遣軍隊前來台灣探險 ，隨後在隋、元各朝，也陸續有派遣人員登陸台灣的記錄 ，但台灣所產物質，並不為中國所需 ，因此漢人的足跡，始終不是台灣的主流，居住在島上的居民，主要是非漢人的南島民族。有趣的是，雖然中國早期並不重視台灣，但台灣出現在文明世界，仍與中國的海洋政策有密切關係。
十四世紀，明朝建立後，明太祖朱元璋為了防範日本海盜，以及活躍於海上的政敵，放棄了以往經營有成的海外貿易，改採「海禁」政策，非經政府許可，人民不得出海，如果外國商人要到中國做生意，也必須取得明政府的同意。顯而易見的是，能獲得明政府准許，通常都是與明關係良好的國家，至於那些因「不聽話」而無法得到明政府許可的國外商人（主要是日本），只好「自立救濟」，與原來依靠海外貿易維生，如今走投無路的中國沿海居民結合，做起私販生意。雙方交易地點，則多選在中國沿海的島嶼，其中也包括原來只有南島民族往來其間的台灣，在這種情形下，台灣開始受到外界注意。
私販的活動，在明朝晚年達到頂峰，沿海官員多半也從中配合，以收取賄賂謀利。到了嘉靖晚期，由於許多官員欺騙私販，侵吞他們貨物、金錢，導致這些結合中國、日本的私販團體，蛻變為火力強大的海盜，從一五五三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左右開始紛擾中國沿海，這也就是傳統史書所稱的「倭寇」，但實際上，這些「倭寇」多半都是中國人，真正的日本人，不過十分之一、二 。
「倭寇」初起階段的大盜，如王直等，都以日本為基地，因此侵擾的範圍多半在迅速可及的浙江、江南沿海，主力還沒到達台灣附近。在文獻上，以台灣為基地的「倭寇」，要從隆慶、萬曆（一五六0、七0）年間開始，其中最著名的是林道乾與林鳳 。兩人所率領的海盜與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將活動範圍由中國、日本之間海域轉移到中國、東南亞間海域。這種情形的產生主要是因為駐守江南、浙江的明水師在經過海盜多年肆虐後，防務能力大大增強，使得海盜在當地討不到便宜，只好向南移。
巧合的是，在「倭寇」橫行的同時，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所培育的歐洲海權，這時也駕駛著具有強大火力的大型帆船來到亞洲，尋找貿易之地，首先來到亞洲的是葡萄牙人，於一四九八年抵達印度，其後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也在十六世紀分批來到亞洲。而傳說中的富饒中國，自然是他們通商的首要目標，但明政府在「海禁政策」下，對歐洲各國通商要求屢屢表示拒絕，迫使這些歐洲強權國家，紛紛加入私販的行列，再加上日本也剛結束國內的紛亂，有意對外發展。於是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被中國放棄的中國沿海，形成中國政府、中國海盜、日本、西方諸國等列強爭霸的場域，成為最國際化的戰場，而列強的主要戰場，集中在中國東南沿海，於此海域上佔有重要位置的台灣，自然而然成為列強爭奪的焦點。
一五九二年（明萬曆二十年），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開始對外發展，目標直指朝鮮、中國、呂宋。一五九三年（明萬曆二十一年），前往呂宋勸西班牙人投降入貢的原田喜右衛門路經台灣時，順道要求台灣的「高山國王」輸誠納貢，這一舉動，讓佔有呂宋的西班牙相當緊張，認為台灣一旦被日本佔領，下一個目標就是呂宋，因此應該先佔領台灣，先發制敵，才能確保西班牙人的安全，一五九八年（明萬曆二十六年）更預備派薩摩蒂奧(Don Juan de Zamudio)率領二艘戰船、二百餘名士兵前往台灣，執行此佔領台灣的計畫，但隨後豐臣秀吉死訊傳來，行動宣告終止，這場西班牙、日本的台灣爭奪戰才告一段落 。
繼豐臣秀吉統領日本的是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對台灣的興趣並不在豐臣秀吉之下。一六O九年（明萬曆三十七年），他命令肥前島有馬城領主有馬晴信到台灣勘察後，一六一六年（明萬曆四十四年），長崎代官村山等安率領十三艘船艦，由長崎出發，打算攻佔台灣，不料在半路遇到暴風雨，僅一艘抵達台灣，其他則漂流到交趾、中國福建等地，德川家康對台灣的征服夢想也沒有實現 。
雖然日本政府征服台灣的計畫均告失敗，但日本海盜卻早就佔領台灣為基地，明代曾親自來臺的陳第，在其撰寫的《東番記》（東番為明人對台灣的稱呼）中表示，嘉靖末年（約一五五O、六O年代），日本海盜侵入台灣，逼使台灣住民逃到山上，也意外開啟了台灣與中國的貿易 ，到了一六O二年（明萬曆三十年），日本海盜更以台灣為基地，前往中國沿海劫掠，最後福建都司沈有容出兵登陸台灣，剿滅日本海盜，才使其稍稍緩和 。而後在台灣的中、日海盜越來越多，一六二O年（明泰昌元年）左右以台灣為基地的中國海盜林辛老，更多達上萬人，可見台灣已成為該海域上海盜的重要據點。
遲至十六世紀末才抵達亞洲的荷蘭也開始加入戰局。荷蘭首先看上的是台灣附近的澎湖，一六O四年（明萬曆三十二年），荷蘭艦隊司令韋麻郎（Wybrant van Waerwyk）透過華商李錦、潘秀，向太監高寀賄賂，打算學習葡萄牙人佔有澳門的方式，將澎湖建立為其貿易基地。這個如意算盤後來被沈有容得知，在沈有容表達不惜動用武力決心後，荷蘭才決定撤兵 。
雖然小小受挫，但荷蘭拓展亞洲貿易的決心未曾改變。一六O九年（明萬曆三十七年），荷蘭在平戶設立商館，開啟對日貿易;一六一九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在巴達維亞建立貿易基地;一六二O年（明泰昌元年），與英國共同組織荷英聯合艦隊，目標對準經營中國貿易的歐洲「前輩」，西班牙與葡萄牙。一六二O年封鎖西班牙的馬尼拉，一六二二年（明天啟二年），則攻擊葡萄牙所有的澳門，由於受到葡萄牙軍強烈抵抗，未能得手，荷蘭軍遂轉往澎湖，二度佔領 。
一如上述，這時在台灣的中國、日本海盜越來越多，並利用台灣成為中、日貿易的中繼站，意圖同樣在中、日貿易的荷蘭，自然開始與這些海盜合作。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海盜首推僑居日本的李旦，李旦的商船縱橫在日本、中國、菲律賓、澳門之間，與各國均有交情，台灣則是其主要根據地。一六二二年荷蘭再度佔領澎湖的動作，引起明政府高度關切，最後在李旦斡旋下，荷蘭於一六二四年（明天啟四年）放棄澎湖，改以大員（今台南）為基地，而李旦的基地則在今北港附近。一六二六年（明天啟六年），一直備受荷蘭威脅的西班牙，為了不讓其從馬尼拉到日本的航線被荷蘭以台灣從中切斷，遂派軍佔領台灣北部。此時台灣島上，有荷蘭、西班牙、中國海盜等三股勢力據地為王，呈現濃厚國際競爭的色彩。
荷蘭的到來，也使稍稍沈寂的中國沿海再起風雲。荷蘭佔領澎湖後，中國沿海水師加強防備，讓原來以私販為主的沿海居民生計受到影響，只好紛紛加入海盜行列，讓海盜聲威大振。這段期間（恰逢中國明朝天啟年間）最著名的海盜，首推李旦的手下鄭芝龍，當李旦於一六二五年（明天啟五年）八月病逝後，鄭芝龍搶奪了李旦在台灣的財產，並持續招募大陸居民來台開發 ，同時憑藉著當初曾為荷蘭工作的舊誼，獲得荷蘭的船艦武器支援，成為雄霸一時的海上霸主。
明朝對於「倭寇」，一直都採行「剿撫並用」政策，打的過就打，打不過就招撫。鄭芝龍也很清楚這點，因此當鄭芝龍於一六二七年（明天啟七年）開始攻擊中國沿海時，就保持很大的談判空間，一六二八年（明崇禎元年），鄭芝龍如願受撫，明政府授予其游擊一職。對於鄭芝龍而言，與其說希望「改邪歸正」，倒不如是想藉著政府官職，名正言順的消滅海上諸強敵，統一東南沿海。其更與在台灣的荷蘭貿易往來，雙方都藉此獲得重大商業利益。
當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東南沿海處於各方爭霸的同時，在東北亞，以中國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圈內，也是各方逐鹿中原的時刻，原來明與蒙古對峙的局面受到來自中國東北的女真人挑戰。原為女真各部之一的滿州，在清太祖努爾哈赤領導下，逐步統一女真諸部，於一六一六年（明萬曆四十四年）建立金國（為有別於十二世紀契丹建立的金朝，一般稱為後金），並於隔年向明宣戰，脫離明統治而自立，明政府對此自然不能坐視，調集大軍在一六一九年（明萬曆四十七年）與後金大戰於薩爾滸大戰，結果明軍大敗，也象徵滿州勢力正式興起。
至此之後，後金的擴張有如秋風掃落葉，不但逐步佔領關外各城，更在一六三五年（明崇禎八年）消滅蒙古各部中最不聽話的察哈爾部、一六三六年（明崇禎九年）逼迫朝鮮投降，征服附近不順從的國家，更將國號改為清，目標對準衰敗中的明朝。
此時明朝內部也是問題叢生，不但內政因宦官長期把持而廢弛，遍地飢荒更逼迫民眾於一六二八年（明崇禎元年）自組軍隊，起兵於陝西。在清軍與民軍內外夾攻下，明軍手足無措，一六四三年（明崇禎十六年），民軍領袖李自成攻克西安，建立大順國，隔年則是一路暢通無阻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縊於煤山，結束了明朝在北方二百多年的統治，在南京的明朝文武大臣則擁戴福王於南京即位，歷史上稱此為「南明」。
李自成入北京後，並未好好籠絡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終使吳三桂倒向清軍，開城門引清兵入關，並擊敗大西軍進入北京。不到一年的時間，北京城三度易主，此時中國呈現清、大順、大西（張獻忠在四川成立的政權）、南明諸多政權爭霸的情形，但衰敗中的南明，以及缺乏組織的大順、大西，都不是兵強馬壯的清軍對手，清軍利用不到三年的時間，連續消滅了南明的弘光、隆武朝，李自成、張獻忠也為清軍所敗，最後僅剩下南明永曆朝結合民軍、叛清將領，在中國東南、西南方，與清軍頑抗。
在這批最後對抗清軍的將領中，最讓清軍傷透腦筋的首推鄭成功。鄭成功是前述中國東南沿海霸主鄭芝龍之子，當清軍南下時，鄭芝龍先擁立唐王即位於福州，以保護其在東南的利益，後來當其發現清軍勢不可擋，他決定放棄南明。一六四六年（清順治三年），鄭芝龍投降清朝，為瓦解鄭芝龍經營許久的海上王國，清軍立刻將其挾持到北京軟禁。但陷於群龍無首的鄭軍，並沒有如清軍預料般崩潰，在鄭成功逐步統一鄭芝龍舊部後，鄭軍依然是雄視東南沿海的霸主，只不過他們這次所面對的對手，已不像是以往組織鬆散的海盜，而是紀律嚴明、軍威壯盛的清軍。
清軍與明鄭十七世紀中期的這場對決，成為十六世紀以來，列強爭霸中國文化圈的最後決戰，也是場陸地與海洋的戰爭，一方以騎兵為主，建立了強大的帝國，另一方則擅長海戰，建立中國歷朝少見的海上王國。而這場爭戰，雙方均展現其優勢面，在海上，清軍只有挨打的份，但當鄭軍一上陸地，也只能讓清軍予取予求。經過幾次慘烈的戰役後，雙方都對彼此優缺點瞭若指掌，因此清軍決定長期抗戰，如同明太祖朱元璋，實施「海禁政策」，不准老百姓下海，以斷絕利用海上貿易建立後援的鄭軍，鄭軍既然無法則在大陸沿海獲得補給，遂將箭頭指向已初步開發的台灣，希望藉由台灣的資源，繼續對抗強大的清軍。於是鄭成功在一六六一年（清順治十八年）攻打台灣，驅走荷蘭人，建立對抗清軍的基地。
也因此，這場近百年來的爭戰，最後的決戰關鍵點就在台灣，一座原來只有少數南島民族居住的島嶼。而在雙方對峙二十多年後，清軍成功地吸收明鄭降將後，於一六八三年渡海擊敗內亂不已的明鄭，完成了中國文化圈的統一，也讓百年來，不知該歸屬何方的台灣，正式成為中國文化圈的一員，此後大批的漢人移民取代了南島民族，塑造了今日台灣文化的基本因子。
對台灣而言，這場持續近百年的中國東南沿海紛爭，不但讓台灣從文明世界中沒沒無聞的小島，正式踏入國際社會，也決定漢人在台灣的優勢地位，但這種國際逐鹿台灣的模式，仍是台灣歷史發展主軸。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鄰近的日本在甲午戰爭擊敗中國後，成為台灣的新主人;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因國共戰爭失利，而從大陸撤退來台的國府，也在美國的庇蔭下，與中共隔海而治。這也說明，台灣的歷史一直是與世界局勢有密切關係，如果不從此觀點出發，恐怕在討論台灣史時，將難以看到真正的台灣歷史脈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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