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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灣其實可以簡單的將其劃分為前後兩期 ：以1860年代台灣被迫開港為界。在此之前（1683-1860年），台灣由荷蘭、明鄭時代的國際開放性島嶼，變成清廷消極管理、封閉性的中國沿岸小島。清廷不許大陸民眾前來開發，也不許外國列強進入，於是形成以偷渡為主的「羅漢腳」構成台灣社會主力，開墾台灣的大批土地成了此時期的焦點。

1860年代台灣被迫開港後，台灣又重新納入世界貿易系統一環，「茶、糖、樟腦」成為出超的物產，列強也注意並覬覦這個小島，屢次挑起戰端，遂使清廷當局重視並開發這座島嶼，於是有了晚期的「自強運動」，奠定台灣現代化的基礎。

移墾時代（1683-1860）

1683年，當施琅攻下台灣時，清廷對這座「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的島嶼是否要留下，曾引起爭論，最後施琅的〈棄留台灣疏〉打動康熙，才決定留下台灣，但也不積極開發，不准台灣築城、不准大陸人民來台、不准台人當兵，清初對台灣的態度，僅是不要讓其他列強佔領，威脅其沿海。

雖然清政府的態度如此，但中國大陸與台灣鄰近的福建（閩）、廣東（粵）兩省，因人口壓力過大、糧食不足，當地人民紛紛外移，面對富庶的台灣，自然也會不放過，於是福建靠海的漳州府、泉州府與粵籍的客家人，一波波的藉由偷渡，進入台灣，構成日後台灣的主要居民 。

這些居民，多半是偷渡來台的隻身男子，他們知識程度不高、也屬於中下階層的遊民「羅漢腳」，構成了清代台灣社會，這也使清初台灣與中國大陸有相當大的不同：械鬥變亂不斷、社會領導人士多為豪強。

隻身在外、靠勞力「賺食」的遊民，有「結拜」的習性，形成小圈圈，再加上漳、泉、粵壁壘分明的地域觀念，常常雙方為了細故，就大打出手，嚴重者甚至形成兩大集團的械鬥事件，清朝官員更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形容。而清代初期在台的官員，操守也不佳，更時常造成「官逼民反」的事件，清代三大民變事件：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更震動全台，逼得清代大軍入台鎮壓，才告終結。

而這些「羅漢腳」來台，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開墾土地，當時台灣的土地，分為無主地與熟番地，無主地的開墾，需要向官方申請，熟番地則因為清代官方禁止漢人向「番地」開墾，因此只能私下向原住民承租 。

這些向官方或原住民申請的代表，通常是較有能力、財力的社會者，這些人就是「墾戶」或「業戶」，他們需要向官府或原住民繳納「大租」，因此這些是「大租戶」。實際上，「墾戶」所申請的土地相當遼闊，因此實際耕種者，並非「墾戶」，而是再分租的「佃戶」，也就是實際耕作的「田主」，他們必須要繳交租稅給大租戶，因相對於大租，所以稱為「小租戶」 。

開墾土地，最重要的就是要種水稻，因此大規模的水　開發，也是清代的重要工程，如八堡圳、大安圳等都在清初完成，也使台灣米產量急增，能夠運往大陸。

不管是集合眾人與官方或原住民簽約、開墾，或是開鑿水圳，其實都需要籌募大量的資金及能夠駕馭「羅漢腳」的豪強型領導人，才能夠完成這些艱困的工作，因此從清代初期開始，台灣的開墾行為就帶有相當的「資本主義」性格，許多發跡者不但帶有開拓者的豪強性格，也擅於投資，與中國當時傳統的社會領導人「士紳」不同。但在這些領導人累積財富後，也開始培養下一代讀書求取功名，台灣的社會也漸漸向中國內地看齊。

在台灣米大量出口，加上台灣也需要許多大陸的物產，於是台灣各港口的商業行為急速崛起，「一府、二鹿、三艋舺」成了商業重鎮，許多商人也紛紛成立公會，稱為「郊」。值得注意的是，清代「郊」的分類，早期是以與大陸貿易地為主，如台南的北郊（北方港口）、南郊（南方港口），鹿港的泉郊（泉州）、廈郊（廈門）。到了晚期，則以單一貨品進出口的「郊」出現，如「糖郊」、「布郊」等，一如今日的「糖業公會」、「布業公會」。

列強入侵與清廷反應（1860-1895）

1860年代，在列強的要求下，台灣的雞籠（基隆）、淡水、安平（台南）、打狗（高雄）四港被迫開放，外國勢力進入，台灣又重回國際貿易體系。與清廷的消極不同，列強對台灣一直有極大興趣，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1867年的美國羅發號（Rover）事件、1871年日本的牡丹社事件，一直到1884年的中法戰爭，列強不停叩關，讓清廷察覺事態嚴重，決意建設台灣，不但建省（光緒14年，1888年），而且引進當時中國的「自強運動」，加速台灣的現代化。

台灣「自強運動」的中心人物為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其在台灣清賦、修鐵路、架電報、理蕃，後繼的邵友濂雖在檢討後，停辦多項新政，但仍持續推動多項改革 。這也是清代台灣的黃金時代，在一連串改革下，台灣的現代化奠定良好的基礎，也使得台灣超越中國其他各省，成為最進步的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