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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的台灣史，隨著日本統治政策的改變，大約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是1895年到1919年的初期武官統治、二是1919年到1936年的文官總督時期、三是1936到1945年的後期武官統治時代。其中所謂的「文官」或「武官」就是指當時日本在台灣最高的行政長官「台灣總督」究竟是由軍人或文人來擔任，如果是軍人擔任，就是武官時期，文人擔任，就是文官時代。

　　日本最高統治者的更替，主要是因為時勢的改變。1895年當日本抵達台灣時，台灣人民極不願被其統治，展開一連串的武力抵抗，最早成立了「台灣民主國」，在「台灣民主國」失敗後，反抗者轉入地下成立游擊隊，使得臺灣全島時時陷入混亂，日本此時對這塊新殖民地也不知如何是好，毫無政策，因此此時期的政府指導原則是「無方針主義」。

　　日本統治的窘境，到了1898年新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及其行政長官後藤新平統治時代才有所改變，實際主掌大權的後藤新平在台灣進行大規模調查、建立基礎工業、實施保甲制度、戶口調查，在有政績建設及緊密的警察制度下，讓反抗逐漸消失，也奠立了日本在台灣的統治基礎。

　　日本初期統治臺灣時，為鞏固政權，賦予台灣總督能夠制定法律等極大權力，比日本內地官員權力還大，這些權力以「法律第六十三條」制定，簡稱「六三法」，這種對台灣不平等的對抗，激起台灣民眾的反感，展開廢除六三法運動，也讓臺灣的反抗運動從武力抗日走向文化抗日，同時隨著國際局勢的演變，日本也開始調整其統治策略。

　　1919年日本政府開始改派文官總督來台統治，此時日本也以「內地延長主義」為訴求，希望將台灣建設與內地（日本本島）一致，但實際上，日本政府仍是以殖民地看待台灣，例如台灣並沒有發展基礎工業，主要只有以米、糖為主的農業，此「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策略就是讓臺灣成為日本的農場，而不願讓臺灣擁有工業能力；接替「六三法」的「三一法」也與日本內地法律有所差異，如選舉仍未在台灣舉行，因此台灣知識份子開始「文化抗日運動」，1920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展開一段爭取臺灣權力的運動，這也一直影響到後來的戰後民主運動。

　　但隨著戰爭的慢慢接近，這些較開明的措施逐漸消失，1936年台灣總督重新換回武官，表示進入戰爭時代。此時期日本強力推廣「皇民化」，消滅台灣原有的漢文化，要求台灣人民改日本姓名，並為建設台灣為「南進基地」，開始「軍需工業」，這對台灣也有相當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