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爾夫•埃利森
拉爾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1914 -1994)出生在奧克拉荷馬州的奧克拉荷馬城。1933-36年，他在塔斯提吉學院（Tuskegee Institute ）學習音樂，之後來到紐約，開始為聯邦政府的作家專案工作。二戰之後，他曾在美國的幾所大學任教。
主要貢獻
拉爾夫•埃利森在自己的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和文化評論中表現出超前的文化思想,與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人物艾倫•洛克的文化思想一脈相傳,又對托尼•莫里森、伊斯米爾•裡德和亨利•路易•蓋茨等一大批當代著名黑人作家和批評家產生深遠影響。拉爾夫•埃利森以美國現代作家的身份出現在世界文壇,文學界普遍認為,其《無形人》的問世標誌著黑人文學脫離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文風,邁入了現代文學的殿堂,但值得注意的是,拉爾夫•埃利森對美國非裔文學的里程碑式貢獻還遠不在此。
拉爾夫•埃利森是美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最重要的黑人文學作家,同時是一個卓有成效的美國文學評論家,還是20世紀美國文化研究的重要開拓者之一。 他對美國黑人文學和美國文學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貢獻,在整個美國非裔文學創作及文學理論的發展演變過程中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主要作品
小說《隱形人》（Invisible Man）（1952年）贏得廣泛的好評。這部小說揉合了現實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風格，運用諷刺、反語和比喻，追溯了一位無名黑人的“隱形”歷史，因為他覺得自己在美國社會缺少個人認同感。主人公的經歷不僅象徵著埃利森的黑人同胞們的困境，也代表著所有人都在無法理解的現代社會中在尋找自我。《影子與行動》（Shadow and Act）（1964年）和《步入文學界》（Going to the Territory）（1986年）是兩卷文集。1999年，《六月慶典》（Juneteenth）出版，這是埃利森生前耗費42年完成的一份文稿。
哈萊姆文藝復興
又稱黑人文藝復興或新黑人運動，20世紀20年代到經濟危機爆發這10年間美國紐約黑人聚居區哈萊姆的黑人作家所發動的一種文學運動。領導者為蘭斯頓•休斯。
它的內容主要可以概括為兩點：1.在黑人的覺悟和民族自尊心大為提高的情況下，一些黑人青年知識份子開始重新評價自己的藝術創造才能， 並要求在文學藝術中塑造 “新黑人”的形象──一個不同于逆來順受的湯姆叔叔型的、有獨立人格和叛逆精神的新形象；2.在報刊上廣泛開展了“是藝術還是宣傳”的討論，大多數作家都認為必須加強黑人文藝作品的藝術表現能力。這一運動的主要領袖艾蘭•洛克曾說：“美是最好的牧師，讚美詩比佈道更有效果。”結果,有一些黑人作家在運動中趨向極端,走上“為藝術而藝術”的道路；也有少數作家強調“黑人藝術”的特點，用自然主義筆觸宣揚哈萊姆區黑人“特殊情調”的生活，他們就被稱為哈萊姆派。哈萊姆文藝復興運動提高了黑人文學藝術的水準，從中湧現出一批優秀的詩人和小說家，對促進黑人文化事業的發展、提高黑人民族的自尊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http://baike.baidu.com/view/8016566.htm
論拉爾夫•埃利森對神話儀式中黑白二元對立的解構 by譚惠娟
內容提要:美國黑人作家拉爾夫•埃利森《無形人》的中心隱喻“無形性”,是作者對美國黑人文化及其價值觀長期思考的結果,這一隱喻標誌著美國黑人文學創作由自然主義抗議小說,朝注重藝術美學的現代小說轉向。這一轉向著重表現在作者對歐洲黑白二元對立神話和美國南方社會儀式的解構以及作者創作中祖先在場的文學敘述手法的運用。拉爾夫•埃利森對神話和儀式的重新發現和闡釋,是作者的文化思想在文學創作中的集中體現之一,也是對20世紀30年代盛行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黑人問題的有力反撥;而祖先在場的文學敘述手法則有助於美國種族主義者重新審視自己的身份和美國文化,有助於破解“無形性”被曲解的含義和真正的內涵。拉爾夫•埃利森對美國文化的認識和解剖,與羅蘭•巴特的文化思想和德里達的解構思想相似,這更體現了埃利森文化研究思想和文學敘述手法的獨創性與超前性。
作者簡介:譚惠娟,浙江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美國文學。本文系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文化研究視野下的拉爾夫•埃利森文學研究”(專案編號:506000-S20501)的階段性成果。
一、拉爾夫•埃利森的“無形性”與自然主義的決裂
拉爾夫•埃利森在構思《無形人》的過程中做了大量調查和筆記,其中包括對小說的核心概念“無形性”產生的深度思考:“無形性,如同書中的這個不為讀者熟悉和理解的陌生人物,它的產生源自美國生活的兩個基本事實:一是種族定論,即美國白人將不同于自己民族的黑人文化、生理和心理的差異視為種族低劣的標誌;二是黑人龐大的生活無形性,即所有黑人價值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所有塑造美國白人個性的黑人機構和黑人生活方式都沒有體現,或者是沒有直接體現。除非從很高的層面看,黑人生活才呈現出是美國整體的一部分,但在心理上它仍然是一個分割的世界”(Ellison, “Working Notes for Invisible Man” 343)。
埃利森用“無形性”這個隱喻來深入探索被黑人異化的內心世界,同時也揭示了一直深藏于白人內心世界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否定黑人的人性實際上是為了永久性地獲得白人種族優越感。通過對美國歷史的回顧,對美國語言的剖析,對大量美國經典作品的闡釋,埃利森在他的小說和非小說中雄辯地證明,黑人具備人性,這就意味著他們始終保留某種內在或想像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只是因其個人的靈感、見識、精力或意志而受到局限。更重要的是,埃利森在《無形人》中所揭示的“黑人龐大的生活無形性”的原因是,所有塑造美國白人個性的黑人機構和黑人生活方式都沒有體現,或者是沒有直接體現。
當時包括詹姆斯•鮑德溫在內的許多黑人知識份子認為,種族歧視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美國所有的實權都掌握在白人手裡,而黑人唯一的罪過就是他們的黑皮膚。理查•賴特《土生子》的主人公別格就接受了白人對“壞黑鬼”的定義,他甚至認為“白人說黑皮膚是壞人,是像猿一樣的動物時,也許他們是對的。也許,人生來就是黑皮膚命是他的不幸”(Wright 258)。埃利森則從不過多強調黑人的皮膚,而總是強調黑人的文化。美國黑人創造了一種濃厚而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念和精神思維特徵,構成了黑人存在于世界的獨特方式,是黑人對世界、對自己與世界相互關係的獨特把握方式。埃利森清醒地看到,儘管黑人的文化還沒有得到白人的認同,但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的相互影響已經滲透到整個美國社會。黑人文化實際上代表了一種生活價值取向,而這種價值觀還有待認可。早在1938年,初出茅廬的埃利森就注意到:“美國黑人文化的表層下的尚未闡明的本體價值,這些價值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或是一種表現形式顯示出來,林迪舞和佐特服在當時語境下是社會產物,它們在更深層意義上掩飾了一種社會象徵力量。黑人生活依然籠罩在一層神秘面紗中,黑人領導應該認識到普通黑人大眾的神話與象徵意義,如果意識不到這一點,領導階層都將面臨失敗,不管其領導綱領是如何正確”(qtd. in Neal 61-62)。可見埃利森始終在思考如何使黑人文化價值觀從文化藝術中體現。他主張的非暴力風格小說不僅僅體現在對黑人人性的認同,還要揭示黑人的內心世界,喚起黑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對於自身文化價值和文化權利的自尊與自信,呼喚白人對尼格魯文化的認同,包括對黑人文化價值的認同,而不是同情和憐憫。
埃利森從神話和儀式著手,開始了對美國文化,包括黑人文化中二元對立現象的解構。美國非裔文學批評家伯納德W•貝爾評論道:“以埃利森和詹姆斯•鮑德溫為代表的一批美國黑人小說家擯棄希臘羅馬神話和儀式稗史的普遍影響,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植根于美國黑人生活經歷的基督教與社會神話與儀式的綜合體,他們對神話、傳奇和儀式的重新發現是對自然主義的最富戲劇性的決裂”(Bell 192)。
二、拉爾夫•埃利森對西方黑白二元對立神話的解構
1955年,埃利森在“小說的藝術:一次訪談錄”中說:“我花了很長時間學習如何將古代神話和儀式運用於自己的創作中。我知道,古代神話和儀式大量運用于《荒原》和《尤利西斯》的創作中,也賦予了文學素材以形式和意義。但幾年後我才意識到,黑人日常生活中的神話與儀式也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 (Ellison, “The Art of Fiction: An Interview” 216)。 埃利森對神話意義的理解,主要體現在他對西方神話中黑與白、惡與善的二元對立的解構,因為這些西方神話和儀式早已成為公眾認可的態度、信仰和行為的文化代碼,這種意識形態化了的代碼如同一種無形的語言,對黑人的言行自由產生巨大的約束力。“美國文學顯然從一開始就只保留了白人男性的觀點、天賦和權力,而這些觀點、天賦和權力與黑人在合眾國的在場沒有任何關係,即使有,也被一筆勾銷了”(Morrison, Playing in the Dark 5)。從拉爾夫•埃利森的《無形人》到諾貝爾獎獲得者托尼•莫里森的《寵兒》和《爵士樂》,黑人文學和黑人作家是美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對美國經典文學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但美國大學開設的美國文學課中依然以白人作家的經典作品為主流,因為這些經典白人作家代表“美國傳統”,他們的名字和作品在美國課堂上佔領主要位置,教授美國文學的教師主要是白人;非裔美國文學占次要位置,教授黑人文學課程的教師也是有色人種。可見,黑人知識份子從文學現象開始了對白人民族性的質問。
歐洲中心主義在新美州大陸則體現為一種白人民族性,與所有有色人種呈二元對立現象,特別是黑人。從18世紀開始,美國白人民族性就是維持美國單一民族身份的關鍵,提供了一種造就新的民族身份,減少潛在階級競爭的社會秩序,但黑人被排除出了這一民族身份。“白色”在美國文學與文化中被賦予獨特的象徵意義,它不僅指一種生理面貌特徵,而且代表一種無標記和無形的文化行為。在以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和文化為主體的美國社會中,“白色”成為增加美利堅民族認同感的基礎,同時也成為特權和地位的象徵。“白色”的象徵性隨著美國的發展而變化,但在美國文學與文化中,白色始終與盎格魯撒克遜和新教聯繫在一起,始終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和特權。對於“白色”的崇尚和對於“非白色”的排斥成為美國社會種族與文化衝突的根源。白人民族性是“在場”的轉義,指一個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民族。 在西方神話中,“黑色”是死亡與邪惡的象徵。黑人民族性則是“缺場”的轉義,指一個缺少文明人性基本素質的民族。白人一味地強調白與黑的二者對立,並將之與善惡永恆地聯繫在一起,這實際上就是為了強調白人至高無上的觀念,並使其永恆化。因此,揭示和重釋這些代碼意義,可以重構美國黑人生活中社會化的矛盾心理,以及由此帶來的恥辱或驕傲。西方神話中從黑暗到光明、從黑色到白色、從黑人民族性到白人民族性,實質上就是主與次、好與壞、生與死的二元對立關係。
在《無形人》“前言”的一段佈道中,埃利森通過“我”在夢幻中回憶黑人祖先在教堂做“黑中之黑”佈道時,用應答唱和的模式,集中體現黑色與白色之間的那種既對立又矛盾的實質:
“為漆黑祈禱……”
“……還有太陽……”
“上帝啊,太陽……”
“……血紅的太陽……”
“紅顏色……”
“現在是黑色……”牧師喊道。
“血染的……”
“我說黑色是血染的……” (Ellison, Invisible Man 12-13)①
神話批評之所以成為文化人類學視野的產物,是因為神話不僅僅指超自然的存在,或傳奇人物,神話還是一扇文化深層含義的窗戶,它闡釋各種文化的希望、恐懼和期待,闡釋原本不可理解和不可表達的內容。黑人教堂既是黑人與上帝交流的地方,也是黑人相互之間交流情感和娛樂的場所。他們在質疑黑白對立的“真理”,在傾訴自己的不幸,也在吞噬、改變語言:太初有道嗎?這個“道”難道就是真理嗎?著名黑人文學批評家亨利•路易•蓋茲指出:“拉爾夫•埃利森顯然在戲仿和顛覆象徵與被象徵的本質概念,也讓我們意識到,從浩瀚和令人生畏的《聖經》文本到柏拉圖,黑人民族性在西方話語中的隱喻就是缺場” (Gates 236)。
三、拉爾夫•埃利森對美國“混戰”儀式的解構
拉爾夫•埃利森在其文學話語中將神話和儀式視為一種具有表意作用的方式和一種特有的表達形式,他對美國南方許多神話和儀式等文化現象的解釋,與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解讀和分析神話的符號功能和意指內涵的“解神化”(demystification)過程有異曲同工之妙。 幾乎在《無形人》出版的同一年,羅蘭•巴爾特提出了“神話就是有待揭示的欺騙”的觀點,認為神話是一種語言,具有語言符號的能指和所指的關係。“巴爾特將這種關係看作是語言學概念中產生的第三個術語。符號不是靜止不變的,它會在‘符號鏈上運動’,並產生新的符號內涵和意義,這個新的符號就是‘神話’”。②巴爾特認為,“神話”是人類學意義上的古典和現代的一種敘事:“既然神話學研究的是表達類型,那麼它應該是索緒爾的符號學龐大的符號研究的一部分”(Barthes 163)。
筆者認為,羅蘭•巴爾特對神話的理解和破解與索緒爾的符號學略有不同,索緒爾的符號學注重意義的滑動,是一種破解符號(decodage)的過程。羅蘭•巴爾特之所以將神話的解讀納入索緒爾的符號學研究系統,首先就是證明神話的意義並非固定和單一的,也決非神聖不可破譯。但羅蘭•巴爾特對神話的破解並不僅僅停留在語言層面,而且在此基礎上又將符號學理論意識形態化了。與索緒爾的符號學相比,羅蘭•巴爾特的神話學更帶有後現代敘事學和後現代修辭學的特徵,這就使羅蘭•巴爾特與拉爾夫•埃利森有了英雄所見略同之處。他們都認為神話不是一件物體、一個觀念或一種簡單的想法,他們將神話和儀式視為一種語言,透過這種語言,人們可以瞭解人類解釋其生活象徵意義的途徑;他們都將神話和儀式視為一扇可以透視文化深層含義的窗戶,一種可以加以重釋的文化代碼。拉爾夫•埃利森和羅蘭•巴爾特一個通過文學創作,一個通過文學批評,“將神話意識形態化,揭示出神話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特徵”。
如果說,埃利森將神話視為一種可以破譯的語言,那麼,儀式在他看來就是一種可以破譯的行為。在美國南部腹地有多種儀式,埃利森《無形人》中描述的 “混戰”(Battle Royal)是最常見的一種。埃利森在他的非小說創作中這樣介紹過“混戰”儀式:“白人向黑人男孩支付一點微不足道的錢,把他們的眼睛蒙著布,然後讓他們搞相互格鬥表演。白人喜歡觀看這些黑人孩子在混戰中被打得東倒西歪、滿身是血,他們獲得了愉悅、感到了滿足。從表面上看,這種儀式構成了美國南方的一種主要的行為方式,不管對白人還是對黑人,都是約定俗成的事情。白人聲稱這種儀式是種姓制度的沿襲,恪守禁忌,以安撫諸神,免除災禍”(Ellison, “The Art of Fiction: An Interview” 216)。
《混戰》早在1947年就發表在英國雜誌《地平線》(Horizon)上,當時幾乎沒有引起文學界的關注。黑人知識份子對隱含在這種儀式中的意圖也很少加以質疑,也不去探究其中的種族歧視和種族迫害實質。1952年《無形人》初版時,猶太籍美國左翼文學評論家歐文•豪在他的“一個尼格魯人在美國”一文中對“混戰”一節有過如下解讀:“故事的開始既是一場噩夢,又是一場鬧劇” (Howe 21)。索爾•貝婁曾對“混戰”做過這樣的評論:“‘我’在告別演說時將‘社會責任’失口說成‘社會平等’,差點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這段情節實際上是為了體現白人要充分獲得一種‘白人至上’的感覺”(Bellow27)。與歐文•豪的“鬧劇”相比,貝婁至少理解埃利森的“混戰”表達了黑人在白人面前低人一等的抗議。貝爾的解讀則更為深刻:“美國白人對他們政治上壓制黑人有負罪感,對他們想像中的黑人的性功能有焦慮感,因此他們要建立這類儀式,目的在於加強種族之間的性界限,使白人至上的神話永久化”(Bell 197)。貝爾顯然更瞭解白人至上神話的由來,瞭解隱匿在這種儀式後面不可告人的目的。
筆者認為,埃利森在文本中不注重語言要表達的事實,而是注重事實賦予的內在意義。通過“我”表面上的百依百順和內心的反抗叛逆,通過有形的顏色圖案和無形的語言和歷史,對白人用白色遏止黑人的人性、行為乃至思想給予了高度象徵性的揭示與批判。
《無形人》中,天真的“我”把畢業典禮儀式看作是一件非常嚴肅認真的事情,因為與會者都是當地有身份的大人物。可“我”卻被迫與其他八個男同學一起觀看一個白人女子表演的裸體舞。可白人也許想不到,被他們標榜的“我”竟然也“想撫摸她柔軟的大腿,愛撫她,同時又想毀滅她;想愛憐她的同時又想殺害她;想避開她的同時又想撫摸她刺有美國國旗的小腹下面與大腿形成大寫V字的部位”(19)。 “刺有美國國旗的小腹”是埃利森具有象徵意義的神來之筆。“國旗”和“國璽”在埃利森的作品中經常出現,它們象徵美國這片自由的領土、象徵美國“人人生來平等”的民主理想。然而,平等和自由只不過是掛在這些大人物嘴邊常常炫耀的口號,對黑人來說,那只是可望不可即的理想,就像在他們眼前裸露著身體晃來晃去的白人女人,她們裸露的白色身體是不可侵犯的權力象徵,是白人高人一等的符號表示,給剛成人的黑人男性看,其目的就是要提醒他們:平等、自由、人性和白人女人都不屬於你們,如果要違背和反抗,等待著你們的就是私刑。 受裸體女人的視覺刺激,黑人男孩都處在極度亢奮、甚至性折磨的痛苦之中。為了利用他們此刻的不穩定情緒,白人接著用白色的布蒙住他們的眼睛,命令他們開始“混戰”儀式。黑小子們開始了同胞之間的無情毆打,他們將內心的恐懼和憤恨都發洩在自己的同胞身上,個個被打得鼻青臉腫、東倒西歪。埃利森的視覺意象由“圖案”的象徵意義轉向“顏色”的象徵意義。 “白種女子”和“白色的布”之間有一種內在聯繫,如果說,白種女子暗示白人至上的神話,那麼“白色的布”就是白人強加給黑人的一種迫使他們變得麻痹和盲目的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加深和鞏固種族內部之間的敵意和仇恨。“皮膚呈生薑色黑鬼”則暗示“我”是一個混血兒,“我”骨子裡就有一種反抗精神,只是這種精神為白人所不知,也只有“我”這個皮膚呈生薑色的“黑鬼”當時意識到,白人這樣做是為了加強黑人種族之間的相互怨恨,因此“我”開始給同族人一些暗示,以避免更多的流血。
埃利森的視角由有形的圖案和顏色又轉向無形的語言。埃利森對語言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愛,這使他對自己的小說有很高的定位。他希望自己小說語言的象徵性不僅僅局限於白色與黑色,“光電”在他的作品中總傳遞著不一般的寓意。“混戰”結束後,“我”們這幾個黑小子爭先恐後地揀白人事先扔在地毯上的金幣和紙幣,發現地毯是帶電的,結果這幾個黑人小夥子被電擊得“肌肉不停地跳動”。作者似乎要用“電”擊醒這些黑人男孩:盲目地服從白人、任憑白人高人一等的欲望無限制地膨脹,最後必然要遭受懲罰。埃利森並沒有到此為止,最後又加上了諷刺性的一筆:這些黑人男孩以蒙受遭電擊的恥辱為代價搶到手的金幣竟然是假的。
可以說,埃利森用高度象徵化的語言層層揭開了“混戰”儀式的神秘面紗,使讀者意識到,這種儀式決不能“安撫諸神,免除災禍”。它不但給這群剛成人的黑人男孩帶來了身心折磨和侮辱,還進一步鞏固了白人至上的觀念,白人通過讓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加倍感受到自己微賤的社會地位,也讓自己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得到了加強和鞏固。可見德里達的“白色的神話”,在羅蘭•巴爾特和拉爾夫•埃利森筆下變成了一種日常生活中看不見而卻可以感受到的神話,白人將這種神話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再通過一種傳統的儀式體現出來。
四、拉爾夫•埃利森文學話語中的祖先在場
美國非裔文學中還有一種話語特點,那就是作品人物祖先的“在場”與“缺席”。托尼•莫里森認為,祖先的功能不是要樹立父母的形象,而是建構一種可以為非裔藝術提供某種連續性的“永恆”實體。她注意到:“拉爾夫•埃利森和托尼•凱德•班巴拉的作品中常常出現祖先的情節,而理查•賴特和詹姆斯•鮑德溫作品中祖先的缺席則對作品有損害,甚至導致情節的脫節” (Morrison, “Rootedness” 339)。埃利森作品中的祖先形象不是聖人一般的人,而是美國現實惡劣環境中被剝奪了法律權利的人。如“混戰”中的妥協型黑人領袖布克•托•華盛頓(B.T.Washington)、智慧型的老一輩黑人“我”的祖父,以及《無形人》之前言中“黑中之黑”佈道中的矛盾型人物——“奈莉老大娘”。這三個祖先的“在場”引出了一段一段黑人歷史,以及歷史對現實的延續和影響,由此進一步挖掘了黑白二元對立的歷史根源,以及二元並非對立的歷史事實。
埃利森在“混戰”結束後特意設計一個“畢業演講”,將批評的目光投向了布克•托•華盛頓這位向白人妥協的歷史人物,由此更深入地挖掘了這種社會儀式產生和存在的歷史淵源:“我們年輕一代崇拜那位偉大的引路人和教育家的智慧……但你們對於和你們近鄰的南方白人的和睦相處的意義認識不足。讓我們效法這位偉人,就地取水,拿出點大丈夫的氣概,和我們周圍的各民族的人結為朋友……”(30)“我”的民族領袖認為,如果南方的黑人到外面去找水喝,也許就會渴死在外面。這樣,黑人還不如儘量避免和南方的白人奴隸主發生衝突,努力做白人認可的良民,這就是華盛頓一再奉行的、也是“我”在演講過程中一再有意識重複的“社會責任”。可講著講著,“我”突然在無意識中將“社會責任”說成了“社會平等”,那群大人物馬上“兇相畢露,言辭激烈”。我趕緊解釋說那是“口誤”,這些有身份的白人便追問道:“你說什麼‘平等’真的是口誤嗎?”“我”又趕緊找個藉口說:“是的,是的,先生。我那會兒正往肚子裡咽血。”然後,“我”得到的警告是“一刻也不要忘記自己的地位”(31)。皮膚呈生薑色的“我”知道,只有在無意識,或下意識中我說出的話才是真話,可為了獲得上大學的機會,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白人強壓在黑人身上的教育理念,接受白人對他的民主思想的遏制。
如果說,在埃利森的筆下,布克•托•華盛頓被描寫為一個以正面形象出現的反面人物,那麼,“我”的祖父則被描寫為一個以反面形象出現的正面人物。 “我”的祖父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平時對白人唯命是從,因此他不但受到其他黑人的尊敬,也受到白人的賞識。可他臨終前在兒子面前承認自己是一個“叛徒、密探”,他的最後遺言是要求他的後代“要在險境中周旋,要對他們唯唯諾諾。叫他們忘乎所以,要對他們笑臉相迎,叫他們喪失警惕,要對他們百依百順,叫他們徹底完蛋……”(17)“我”牢記祖父的遺言,並不知不覺地按照他的最後吩咐行事。比如,當“我”發現了與電絕緣的秘訣,並能夠控制電流時,我覺得那是祖父的話在“我”身上起效了。“我”接受了南方的白人和北方的慈善機構的家長對自己慣用的黑人定義,又完全按符合白人的思維邏輯來應對生活中的一切,還學會了時刻準備將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掩飾起來的本領,這些都使“城裡那些皮膚白淨的人反倒稱道我”(17),“我”成為“無形人”後終於意識到,祖父的遺言是要破壞這種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向其後代傳授另一種智慧,以求其後代能獲得成功。這種黑人形象第一次出現在尼格魯文學創作中,不但給黑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更給白人當頭一棒。與抗議小說中用血腥暴力奮起反抗黑人形象相比,這種機智而有力的描寫對白人內心產生的震撼力有過之而不及。
與妥協型的華盛頓和智慧型的祖父相比,矛盾型的“奈莉老大娘”只在小說“我”夢境般的回憶中出場一次,寓意卻最為深刻,其文學意義被國內外文學批評界所忽略。“奈莉老大娘”出現于與“我”的一場對話:
在佈道過程中,“我”聽到黑人奈莉老大娘在唱悲歌。我止住腳步,問她究竟出了什麼事。她回答說:“我是那樣愛著我的主人,孩子。”
“你該恨他,”我說。
“他給了我幾個兒子,我愛這幫兒子,雖然我也恨他,但我總得學著愛孩子的爹啊。”
“對這種愛恨交織的矛盾心理我也深有體會,”我說:“所以我也到這來。”
“你說什麼?”
“沒說啥,那是個不說明問題的詞,你為什麼哭呢?”
“我這般哭泣因為他死了。”(10-11)
如果說,在“黑中之黑”佈道中,作者對西方神話中黑白二元對立表達的還只是一種質疑或質問,因為在西方神話中人的皮膚的黑白二元對立還屬於表層而可見的,那麼這段對話則道出了美國社會一種深層而隱藏的對黑白二元對立的否定,那就是白人與黑人之間血緣關係的混雜性與複雜性。埃利森通過佈道與佈道時唱的悲歌,將西方神話中黑白對立的根源,以及黑人女性與白人男性之間既對立又矛盾的心理刻畫得真切自然,還有更深刻的含義有待讀者去領悟和揭示。通過對《無形人》的反復解讀,對美國內戰前歷史人物和文學作品的細緻瞭解,筆者不禁推論,即 “奈莉老大娘”的原型是美國《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的黑奴情婦薩莉•赫明斯(Sally Hemings)。
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弗遜有一個黑人情人,並與她生育了至少三個孩子,這在美國歷史上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傳奇故事。直到1998年,英國《自然》科學雜誌公開了尤金•福斯特博士④做的一個DNA鑒定結果,證明湯瑪斯•傑弗遜就是薩莉•赫明斯所生的幾個孩子的父親。《無形人》文本中對湯瑪斯•傑弗遜有兩處指涉,一處為明指,一處為暗指。明指設計在“特魯布拉德的布魯斯片段”,作者通過兩個神經“有毛病”的二戰退伍老兵的對話,引出了這段歷史(77-78)。暗指則安排在《無形人》第二十二章,當白人兄弟會領袖傑克對主人公說“雇用你不是要你思考……是要你去講演……兄弟會的任務不是去問普通群眾他們是怎麼想的,而是告訴他們應該怎麼想”時,“我”完全看清了傑克要無條件主宰黑人的嘴臉,他忍無可忍地問他:“你是誰,是偉大的白人父親?”(473)通過傑弗遜和赫明斯的歷史傳奇故事,埃利森在深度思考三個問題:
第一,眾所周知的是,美國自建國以來,白人就一直在強暴黑人婦女,讓她們獨自撫育他們所生的後代。“那時的黑奴女被視為任由白人男性發洩性欲的工具,她們既無力反抗,也沒有任何法律為他們提供任何保護”(王恩銘 54)。但埃利森在他的作品中要暗示的是,白人和黑人之間實際上存在一種愛恨交加的感情,比如,“奈莉老大娘”對自己白人主子的矛盾心理。埃利森同時認為,這種矛盾心理不僅僅體現在黑人婦女身上,也體現在白人婦女身上。在《六月慶典》(Juneteenth,1999)中,埃利森通過一個白人女子對自己黑人情人的保護,表達了這種矛盾心理。埃利森由這種視角來闡釋美國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實質關係,這也是非裔美國文學作品中前所未有的。
第二,將美共党兄弟會領導人傑克比作“偉大的白人父親”則暗示了湯瑪斯•傑弗遜對黑人的欺騙,對黑人自由的剝奪。在1784年出版的《佛吉尼亞狀況筆記》中,傑弗遜不僅反駁了歐洲中心主義者認為美國人都是次等人的說法,還列舉華盛頓和佛蘭克林等天才人物予以駁斥。傑弗遜不僅為美國白人辯護,還為土著印第安人和美國黑人辯護。獨立戰爭以後,他的態度明顯改變。埃利森在“文學觀”一文中言辭激烈地譴責道:“湯瑪斯•傑弗遜在起草《獨立宣言》,就已經改變了昔日充滿激情的平等革命口號,包括自由和財產的平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平等。他還刪除了永久脫離英國及其人民的這一要求。同樣被遺棄的還有傑弗遜原來對奴隸制的指控,取而代之的是,他把美國奴隸制的所有罪過都推到英國喬治三世身上,顯然還有一些美國人也採取同樣惡毒的手段。這即使稱不上是無恥的虛偽,至少令人費解……自傑弗遜把矛頭指向英國國王後,他就再也不提奴隸制是美國的恥辱、應該徹底剷除了……美國的締造者們就是這樣靠推卸責任犯下了白人高人一等的罪過。他們將人分為幾類,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犧牲黑人,使他們完全淪為他們生活的受害者。更可怕的是,他們認為黑人命中註定就是對白人富有犧牲精神的受害者,黑人沒有任何獲得民主贖救的可能,因為黑人自古以來就處於劣等地位”(Ellison,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776-78)。
第三,解構白人血統純淨性的神話,揭示美國公民身份的複雜性,譏笑白人對與黑人通婚的恐懼。早在1958年,拉爾夫•埃利森在“改變玩笑,放開枷鎖”一文中這樣寫道:“白人朦朦朧朧地感覺到,他們對黑人的看法是錯的,這使他們懷疑尼格魯人總在欺騙他們,並且認為尼格魯人的動機是出於對他們的害怕和恐懼——大部分情況下也的確如此。尼格魯人稱白人為‘灰色人’,表面上這是一句玩笑話,但實際上他們認為,在看待黑人和白人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時,白人的自我欺騙性竟表現得十分荒唐,他們吹噓自己身份的純潔性時就像一個偽君子”(Ellison, “ Change the Joke and Slip the Yoke” 109)。美國內戰前,南方種植主姦污女奴隸,因此,黑白混血兒為數極多。“據1869年的人口調查,美國840萬黑人中,有59萬黑白混血兒。這還是低估的數字,混血兒的實際人數比這個數目要多”(劉詐昌 18)。 美國人口混雜的事實進一步驗證了埃利森的觀點:“美國文化典型地體現出一種多元文化的混雜性,它由可辨認性向不可辨認性發展,由融爐在向種族混雜轉變。種族混雜就體現為不可辨認性,包括語言的混雜、文化的混雜和身份的混雜”(Ellison, “The Little Man at Chehaw Station” 504)。
綜上所述,傳統神話和儀式中強調黑白二元對立,實際上就暗示了一種惡與善、非人性與人性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永恆衝突。拉爾夫•埃利森對西方神話和美國南方儀式中黑白二元對立的剖析和解構,源自作者對美國社會數百年的種族歧視和種族分離的深惡痛絕。如果說,“無形性”是拉爾夫•埃利森解剖和解構美國文化的一個切入點,那麼“二元性”(duality)則是埃利森在分析自由和限制、黑色與白色、有形和無形、理想與現實、過去與現在等兩種對立觀念時採用的重要方法。埃利森還借用祖先在場的文學敘事手法,解剖了美國人身份的模糊性,美國文化的混雜性,並在他的小說和非小說創作中始終貫穿著一個觀點:黑人文化是美國文化的一個分支,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埃利森的創作促使白人開始用驚詫和恐慌的眼光,重新審視這個事實上已經不可阻擋地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黑人民族,並且終於意識到,他們就是自己的一部分,由此也破解了“無形性”被曲解的含義和真正的內涵。
注解
① 本文涉及《無形人》的文本皆出自Ralph Ellison, Invisible Man(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52, 1980).
②③ 轉引自項曉敏:《零度寫作與人的自由——羅蘭•巴爾特美學思想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75,91。
④ 尤金•福斯特博士(Dr. Eugene Foster)曾任塔夫茲大學和佛吉尼亞大學病理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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