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穆齊爾
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1880年11月6日—1942年4月15日）奧地利作家。他未完成的小說《沒有個性的人》（德語：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常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現代主義小說之一。
穆齊爾生長在一個頗有名望的家庭。17歲進維也納軍事技術學院，1903年進柏林大學攻讀哲學、心理學、數學和物理。190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06年出版長篇小說《學生特爾萊斯的困惑》獲得好評。獲博士學位後放棄在大學任教機會，選擇了作家的職業，後又出版短篇小說集《協會》、《三個女人》以及劇本《醉心的人們》等。1930年出版潛心十年創作的巨著《沒有個性的人》第一卷，1933年又出版了第二卷。希特勒上臺後，他開始了流亡生活。1936年因中風險些喪命，由於疾病纏身，終未完成這部巨著。
作品
穆齊爾生前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五十年代後隨著《沒有個性的人》重新出版，他才引起西方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八十年代西方掀起穆齊爾熱。人們把他與弗蘭茲•卡夫卡、馬塞爾•普魯斯特、詹姆斯•喬伊絲並列為20世紀最重要的現代派作家。
1999年，在德國由作家、評論家和日爾曼文學家各33名組成的評委會，提出了一份20世紀最重要的德語長篇小說排名表。按照規定，每個評委可以提出3本小說。總共有76部小說在這次評選表上有名，但得一票以上的小說只有27部。位居前5名榜首的是羅伯特•穆齊爾的《沒有個性的人》（35票），隨後是弗蘭茨•卡夫卡的《審判》（32票）、湯瑪斯•曼的《魔山》（29票）、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的《柏林亞歷山大廣場》（18票）和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11票）。
《沒有個性的人》與馬賽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詹姆斯•喬伊絲的《尤利西斯》被公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巨著。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把這部書當成她的“永久讀物”，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更是推崇備至，認為這部“思考的小說”、“哲學的小說”為小說藝術開拓了無限廣闊的道路。
《沒有個性的人》是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羅伯特•穆齊爾沒有寫完它。第一卷（包括第一部《一種序言》19章和第二部《如出一轍》104章）初版於1930年。穆齊爾寫作態度極其縝密，一些章節他修改竟達二十多遍，直到自己認為完全滿意時方肯甘休。在出版商的再三催促下，又有38章終於在1933年面世，這就是第二卷第三部（《進入千年王國》）。1938年，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併，《沒有個性的人》隨之被列為禁書，第三部的另外20章（即第39章至第58章）的出版受到阻撓，羅伯特•穆齊爾被迫流亡異國。此後，穆齊爾生活在貧病交加之中。1942年4月15日，穆齊爾在瑞士日內瓦的寓所溘然長逝。就在他辭世的那天，他還在堅持潤色《沒有個性的人》的第二卷第52章《一個夏日的氣息》（Atemziigeeines Sommet’tages），而直到此時這部已經花費了他25年精力的巨著離終曲還遙遙無期。
1940年，穆齊爾在日記中寫道：“我覺得末日在向我招手。”穆齊爾死後只留下一些書和他的兩箱手稿。沒有墳墓，骨灰按家族傳統灑在日內瓦附近的森林裡。
1943年，當穆齊爾的偉大傑作以《遺作殘稿》為名出版時，這位日後聲名卓著的奧地利作家已辭世整整一年。1952年，穆齊爾死後10年，著名出版家阿•弗裡澤首次整理出版了包括作者遺稿在內的新版《沒有個性的人》，全書共兩卷，2160頁（其中包括作者生前出版的第一卷的全部及第二卷的38章，共1075頁）。
評價
穆齊爾是一位終生游離于主流文學社會之外、同時又勤奮多產的嚴肅作家。他的生平波瀾不驚，除了寫作和一項發明專利以及獲得過一次“克萊斯特獎”之外再沒有其他事蹟值得大書特書。換言之，這位元純粹的知識份子的生存方式就是思想和寫作，屬於沒有生平的作家（Der Dichter’ohne Biographie）。海德格爾用來總結亞里斯多德的精闢之言在他身上也非常適用：“他活過，他工作，他死了。”
穆齊爾的辛勤筆耕並沒有在他生前給他本人帶來太多的稱譽，只在第一部小說《學生特爾萊斯的困惑》發表後在評論界掀起過強烈的震動，但此後很快他就淡出了公眾的視線，以至他的去世竟然沒有在社會上激起絲毫的反響，各大媒體的主要注意力顯然都集中于彼時即將決定二戰命運的斯大林格勒的廝殺；而就在此前的15個月，現代主義意識流文學巨匠詹姆斯•喬伊絲在蘇黎世去世，新聞報刊和學術雜誌上鋪天蓋地地登滿了各種各樣的紀念文章；即便在第三帝國垮臺以後，德國流亡作家如湯瑪斯•曼、布菜希特、阿諾德•茨威格、安娜•西格斯重新活躍於文壇的時候，穆齊爾的作品依然與讀者無緣。對於自己一生不被正規的文學學術界接納這一事實，穆齊爾不無怨懟之情，從他晚年的日記中我們便能充分感受到他的滿腹怨艾和牢騷憤恨（《日記》第一卷，921頁）。
事實上，即使在生前，穆齊爾也不能算是那種典型的“不能被同代人理解的作家”。在他生命的晚年就已經有“穆齊爾協會”成立，他曾獲得過各種文學和戲劇獎項。但他最終沒有逃脫經濟上的貧困和精神上的孤獨，也沒在廣泛意義上得到應有的重視。他大概沒有想到，自己的這部作品在去世後會獲得那麼大的讚譽。同為德語作家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瑪斯•曼表示：“在當代德語作品中，我從未如此有把握確信後世的判斷。《沒有個性的人》毫無疑義是最偉大的……這本書的生命將會超出這幾十年，並會在未來獲得崇高的榮譽。”
穆齊爾與中國
穆齊爾生前對中國文化也較有瞭解。他閱讀過德國漢學家衛禮賢翻譯的老子《道德經》（耶拿，1921年），還為由衛禮賢翻譯、心理學家榮格注釋的《金花的秘密》（1929年）撰寫過書評。
1938年9月，德意志第三帝國與奧地利合併，穆齊爾被迫離開家園，經義大利流亡到瑞士蘇黎世。自1939年起，他的代表作《沒有個性的人》和散文集《生前遺稿》在納粹第三帝國被列入“有害的不受歡迎的作品”清單，遭到禁止。隨著歐戰局勢的發展，流亡到瑞士的穆齊爾越發感覺歐洲非久留之地。為安全起見，他準備流亡上海。1939年正月三日，中華民國駐蘇黎世領事館為他開具了簽證。根據影印的照片資料得知，該簽證是由三等秘書李潤民簽署，可多次出入境，一年內有效，有效期至1940年1月2日，但只適用於中國的商業港口。
從留下的材料來看，穆齊爾還為他的中國之行作了一些文獻上的準備。這首先表現在他對當時中國的領導人蔣介石（1887~1975）的稱賞上。研究者在穆齊爾的剪報資料裡發現了一幅蔣介石的畫像。穆齊爾是從法文文獻中留意到關於蔣介石的消息的。關於蔣介石的剪報資料見於穆齊爾留下的第32冊日記本（大約記於1939年春到1941年底）中。
穆齊爾在他當時的日記裡讚賞蔣介石元帥是一位“淡泊寧靜的人物”，“是所有從事哲學和政治的軍人中最值得稱賞的人”（見《穆齊爾日記》第996頁）。
穆齊爾認識到“軍事在今日的作用”，認為“將軍是惟一能改變世界的人物”。他說：“蔣介石可能的優勢在於：他是個中國人！”
穆齊爾還從法文材料中將蔣介石最喜歡的儒家著作的段落翻譯成德語。在日記中，他還用相當的文字對蔣介石表示賞識。
在1942年1月中旬寫作的草稿《烏爾利希的後記》裡，在關於世界政治局勢的提綱中穆齊爾寫下了“中國可能的作用”等字樣。他並且說：“重要：讓烏爾利希同老子的商榷，這也是我的任務，這能夠被理解，將由烏爾利希事後完成。”（見羅沃爾特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阿道夫•弗雷瑟根據遺稿整理的《沒有個性的人》第二卷第1943頁）烏爾利希就是他著名的小說《沒有個性的人》中的主人公。
1941年11月30日，瑞士《新蘇黎世報》刊登了《中國的立場》一文，穆齊爾也把它剪貼下來，他寫了如下的批註：“禮儀的烏托邦：中國的靈活的——儒家式的禮貌”。中國的哲學家孔子、老子，在小說大師穆齊爾看來，與耶穌基督、尼采一樣是“倫理家”。
後來的事實表明，穆齊爾未能將他流亡中國的計畫付諸實施，雖然持有簽證，但他沒有能夠來到遠在東方的上海。他在日內瓦繼續著他的巨著《沒有個性的人》。1942年4月15日，穆齊爾即逝世於此，未能看到和平的曙光。
附錄一 ：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對羅伯特•穆齊爾的評價
在穆齊爾那裡，一切都成為主題。關於存在的提問。如果一切成為主題，背景便消失，有如在一幅立體派畫上，只有背景。正是在將背景的取消中，我看到了穆齊爾所進行的結構性革命，重大的變化通常有一種不引人注目的表像。其實，思索的長度，段落的慢節奏，給了《沒有個性的人》一種“傳統式”行文的表像，沒有顛倒年代順序，沒有喬伊絲式的內心獨白，沒有取消標點，沒有破壞人物與情節。在近兩千多頁中，人們跟隨著年輕知識份子烏爾裡希的簡單故事，他與幾個情人出出入入，遇見幾位朋友，在一個嚴肅又怪涎的協會裡工作。在這裡，小說以一種幾乎難以察覺的方式，遠離了真實性並變為遊戲，協會的目的是準備慶祝皇帝的生日，一個為1918年計畫的偉大的“和平節日”。一個滑稽可笑的炸彈放進小說的底基。每一種小的境況都在它的行程中似乎被固定不動，為的是被一個長久的注視所穿破，這個注視去詢問境況的意義，詢問怎樣去理解和思考它。
貢布羅維茨的作品，布洛赫的作品和穆齊爾作品以及卡夫卡的作品，當然，在它們誕生後30年才被發現，不再有必要的力量去吸引一代人和創造一個運動；它們由別的美學派別所闡述，後者在許多語言方面與它們對立，它們被尊重，甚至欣賞，但是沒有被理解，以致我們世紀小說歷史中最偉大的轉折的發生並沒有受到注意。
附錄二：瑪格麗特•杜拉斯與羅伯特•穆齊爾
我勸她?瑪格麗特•杜拉斯?讀《沒有個性的人》，這本書後來成了她的“永久讀物”。這個她脫口而出的詞使我大為震驚。她意識到了它的意義，並在晚上多次重複，然後又公開地到處說。她後來說：“我很喜歡普魯斯特，但我更喜歡穆齊爾。”穆齊爾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作家……後來讀《阿卡塔》時，她對《沒有個性的人》的崇拜就表露無遺了。——[法]蜜雪兒•芒索：《閨中女友》
附錄三：美國學者的觀點
2000年出版的《世界100位文學大師排行榜：有史以來最有影響的小說家、劇作家和詩人》（[美]丹尼爾•S•伯特 著）一書中，羅伯特•穆齊爾名列世界100位文學大師排行榜第79位。排在他前面的是第78位的智利詩人巴勃魯•聶魯達，在他後面的是第80位的英國桂冠詩人丁尼生。
參考資料
1．穆齊爾，死後半個世紀如日中天 ．
http://baike.baidu.com/view/883134.htm
張榮昌譯《沒有個性的人》(作家出版社 2001)
內容簡介
沒有個性的人和等特戈多一樣荒誕。 故事發生在維也納，在奧匈帝國。人們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籌備1918年慶祝奧皇弗蘭茨•約瑟夫在位70周年的活動。在這同一年，德國將慶祝德皇威廉二世在位30周年。所以，人們稱奧地利的這個行動為“平行行動”。然而。1918年正好是這兩個王國覆滅的年份。主人公烏爾裡希是這個委員會的秘書。 烏爾裡希是這部長篇小說的中心人物。1913年8月，故事情節開始的時候，他32歲。在這之前他已經進行過三次嘗試，企圖成為一個出人頭地的人。但是當軍官、工程師和數學家的三次嘗試都未曾取得令他滿意的結果。最後他認識到，對他來說，可能性比中庸的、死板的現實性更重要。由於他在一個極其技術化的時代再也找不到“整體的秩序”，他便決定“休一年生活假”，以便弄明白這個已經分解為各個部分的現實的“因由和秘密運行體制”。這樣，烏爾裡希便退而採取一種消極被動的只對外界事物起反射作用的態度。他覺得自己是個沒有個性的人，因為他不再把人，而是把物質看作現代現實的中心：“今天……已經產生了一個無人的個性的世界，一個無經歷者的經歷的世界。”烏爾裡希看到自己被迫面對自己的時代的種種問題，面對邏輯和情感、因果性和同屬性。 他認識到對他來說可能性比中庸的死板的現實性更重要。他覺得自己是個沒有個性的人，因為他不再把人，而是把物質看作現代現實的中心……穆齊爾不是描繪了一個過去年代的肖像，而是試圖把握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奧地利社會精神狀態中的典型特徵並將其表現出來。這就是穆齊爾在這部長卷中所開闢的道路。
吳勇立：儒家的“君子不器”與穆齊爾的“沒有個性” 2011-03-26
原載《文景》雜誌2011年3月號
長期修習國學的讀者乍一接觸西學，未免有強烈的水土不服之感。的確，西方思想的展開和論證竭盡條分縷析、繁稱博說之能事，跟咱們傳統思想裡重意蘊、輕邏輯、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話語方式太不一樣了。而且這種哲學的論說風格也潛移默化地移植進了不少文學名著之中，這給我們的閱讀製造了無窮的麻煩和困擾。以20世紀的德語現代文學經典之作《沒有個性的人》為例，這部厚度相當於《聖經》、《舊約》和《新約》疊加在一起的巨著，單是其兩千頁的篇幅就嚇倒了無數讀者，更遑論作者穆齊爾那種雜糅了科學闡發、文學描述和政論雜記的古怪文風，其行文冗長、晦澀、絮絮叨叨、雲遮霧罩、話裡有話，不用說中國讀者望而生畏，就是在德語國家的知識界它也被公認為是一份難以消化的文化遺產。當代德國文化名人沃爾夫岡•柯朋（Wolfgang Koeppen）把這部小說比作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崇山峻嶺，閱讀此書無異於踏上“漫長而乏味的旅途”，戰後著名作家齊格弗裡德•棱茨（Siegfried Lenz）和霍斯特•畢內克（Horst Bienek）都承認自己讀了不到一半就“心懷愧疚地舉手投降”，通讀此書非“職業的穆齊爾專家”（Berufs Musilianer）莫辦。對於這部未完成巨著的閱讀體會，德國“文學教皇”拉尼茨基給我們留下了一段生動形象的描述：“毋庸諱言，《沒有個性的人》好比一座沙漠，沙漠中雖有幾處景色優美的綠洲，但是從一處綠洲到下一處綠洲的跋涉往往令人痛苦不堪。如果你不是受虐狂，遲早都會放棄。”
如此說來，這樣一部經典巨著德國知識份子尚且難以讀懂，中國的學人豈非更加無望？且慢妄自菲薄，我們要知道，不朽的經典之作都有一個共同點，都離不開對人類生存處境的深深關切。人類文明的幾千年歷史只是彈指一揮間，流動的是歲月，不變的是真理，所以大師的心靈都是相通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穆齊爾也不是特例，下文讀者可以看到，在我們自己的文化典籍的記載裡，就能發現穆齊爾思想的回聲。我們大可以用穆齊爾完全陌生的東方文化之石，攻下這塊西方傳世之玉。
穆齊爾作品裡所表達的主題並不是很多，他最為關注的，也是他對那個時代最沉痛的批判物件就是他自己稱之為“個性”的東西，這一重要思想他直接地用進了小說標題，所以，只有正確地和把握他的“個性”概念，才能領會他念茲在茲的做一個“沒有個性的人”的理想追求。“個性”概念可以說是整部書的津梁。但是這個概念絕不可以用日常經驗中的規定性去把握，它並非是指個體人物本身所具有的內在的、並且是穩固的性格、興趣、嗜好等特性，其具體來源其實是馬赫的“要素”學說。馬赫是19、20世紀之交在歐陸紅得發紫的物理學家，依照他的說法，自然物體無不是“顏色、聲音、壓力”等諸感覺要素的複合，甚至時間、空間、自我等主體感覺亦是如此。借助于當時最先進的物理實驗方法和手段，馬赫把自我的感覺分解成了最細小的、無法再拆分的要素，推翻了過去唯心主義哲學把主體看作是一切經驗的源泉和條件的看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認為要素構成了自我，或者說自我是諸要素的產品。
毫無疑問，馬赫的這一學說在今天是要受到嚴厲批判的，它最大的弊病莫過於抹殺世間一切實體，乃至存在方式的質的差別，我所知道的一位柏林大學德語文學教授就曾輕蔑地指斥馬赫為“人類思想史上最大的白癡”。但在馬赫、穆齊爾所處的理性主義、科學實證主義甚囂塵上的歷史時期，“要素說”卻不乏其存在的合理性。穆齊爾以“要素”說為藍本，發展出“個性”這一概念，“個性”就是為滿足現代社會寸利必得的需求，對馬赫意義上的諸“要素”的重新整合、配置所得到的產物。讓我們說得再明白一點，穆齊爾所講的“個性”是一種通過個人的有意識行為，主動去迎合資本運作體制下的功利目的所期待和需要的活動，因此“個性”不是個人能不能的問題，而是願意不願意遷就世俗要求的問題。
19、20世紀之交的歐洲普遍沉浸在一片歌舞昇平的夢幻之中，世人都相信啟蒙理性指導下的科學技術會給社會帶來無比豐裕的物質財富，實踐理性能有效地阻止戰爭，保障和平，無需宗教的諾亞方舟，也無需傳統形而上學的說教，人類僅憑自己的理性就能在人間打造出一片歡樂無限的伊甸園。作為頭腦清醒的思想精英之一，穆齊爾對時代的弊病洞若觀火，在他看來，思想與精神、以及各種物質實體之間的差別是不容抹除的，人類的理想價值不應該一元化，激情和理性不能只消耗在單一的逐利和享受的活動上。人應當活出有豐富而精彩的可能性才有意義，如果不是這樣的人生只能叫活著，不能叫生活。然而現時代無視人的內在精神需要，用人工智慧對分割後的“要素”作組合搭配形成“個性”，一切文化和精神的話語和行為都必須接受人工智慧的簡化、選擇和歸類，以往傳統社會裡清晰可感的生活總體性被整個地剝離、打碎，本該豐富多彩的感性生活受到了簡單而粗暴的條塊分割，尤為糟糕的是，現代性對你成為什麼品質的人無可無不可，但對你必須屈從於某個“個性”卻是不容商量的。簡言之，“個性”已經脫離了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人，變成了一個抽象的符號人人可用，後來穆齊爾在紀念里爾克的集會上發言說，所謂的“個性”（Eigen Schaften）其實就是共性（Aller Schaften）。
在小說中，穆齊爾不無諷刺地說，現實世界被改造成了“不再是一個完整的人面對一個完整的世界，而是某種有人性的東西在一種普遍性的營養液裡移動。”現代性為他設置好的現成“個性”的個性，在他看來，就像張開大口的巨蟒等著他往裡跳，作為一位堅持捍衛人的尊嚴的思想者，穆齊爾當然不會往裡跳。他的這一選擇同樣反映在了小說中，主人公烏爾裡希雖然有出眾的數學頭腦、邏輯思維能力和良好的身體條件，最終卻拒絕了當時社會上最受追捧的職業——數學家、工程師和軍人。
行文至此，還要說明一下，用漢語的“個性”來翻譯“Eigenschaften”實在是不得已的辦法，國內學者一時還找不到更好的措詞。即使在德語的親屬語言如英語、法語中，翻譯“Eigenschaften”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英文簡單地譯作“Qualities”，法文最初譯為“caractères”。當剛剛譯成《沒有個性的人》的法文譯本送到穆齊爾手上的時候，他對“L’homme sans caractères”這個譯法很不滿意，倒是不通德文、藝術感覺超一流的詩人安德列•紀德提出的譯法“L’homme disponible”（可任意安置的人）令穆齊爾大喜過望。但“可任意安置”這一界定仍略顯不足：它僅僅說明了主人公擁有了所有的技能，但卻表達不出他對庸俗現實的激烈否定與抗拒，而後者在穆齊爾那裡顯然更為重要。畢竟，穆齊爾深恨他生活的時代，痛緬遠遁的諸神和失落的崇高熱烈的情感，他已經不能再像他的先人威廉•麥斯特那樣從容地在自己選定的職業裡豐富和完善自己的人生，所以他的批判鋒芒必然要指向時代和歷史，而不能滿足於高調地誇示自己的多專多能。
穆齊爾鄙薄安逸於某個固定具體職業、罔顧其餘的思想我們很容易在儒家學說那裡找到對應，那就是“君子不器”。所謂的“器”，原指器皿，引申意義為滿足人的某一個具體需要的技能，“君子不器”就是說“君子不當自限於一途”。很多人讀罷《論語》都能發現，誨人不倦的孔子非常不願意回答關於具體的職業活動的問題，最典型的莫過於：樊遲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走後，夫子感歎道：“小人哉，樊須也！”更極端的例子還有，衛靈公問兵事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衛靈公的這句問話讓孔子深感失望，第二天他就捨棄了衛靈公給他的豐厚待遇，離開了衛國。顯然，無論是稼穡、苗圃還是統兵之術，在儒家看來都是形而下的器用之學，孔子遠不是眼高手低之人，恰恰相反，他不但擔任過魯國“司寇”這樣的高官，而且年輕時就曾做過“乘田”、“委吏”這樣的基層幹部，是執政能力相當強的政治家，他精通六藝就更不用說了，就是生活中的瑣碎活計都不在話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孔子這樣的態度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人類社會的當務之急並不是發展經濟、武力攻伐、解決溫飽，而是對人類自身的文明教化。
人類社會自誕生那天起就動盪不已，爭端不休，到今天也沒有消停過，人類已經不止一次地次踩在萬劫不復的深淵邊上，問題的根源到底在哪裡？對此東西方思想家的認識是一致的，亞里斯多德說：“人的本性一直在縲絏之中。”所謂的“縲絏”，指的是人類貪多務得的私欲，孟子說得更乾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用說在科技欠發達的古代，就是在今天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我們所能攝取的財富總量也是有限的，是滿足不了無限膨脹的私欲的，所以柏拉圖在他的藍圖設計中，把“節制”作為一則重要的條件，與“勇敢”、“正義”並列為理想國所必須的三大美德支柱。先秦的儒家在實踐的道路上顯然比柏拉圖走得更遠，因為他們找到了一套有效的文明規訓的辦法，即用禮樂為核心的文化制度和社會制度把民眾教化成有羞恥之心，懂得謙恭禮讓、躬行仁義的人。眾所周知，孔門六藝依次為：禮、樂、射、禦、書、數。為什麼禮、樂排在首位？這是因為，禮樂之中通貫著人情，禮使人相敬相安，樂使人相愛相助。禮的目的在區別，樂的目的在融合，學禮使人厚重，明白君臣之禮，長幼次序，區別父子、兄弟、男女之親，學樂使人在藝術美的享受中性情和諧愉快，性格變得寬厚、剛韌。臣民百姓接受了禮樂的陶冶、教化，無須自上而下的法令他們就能自動地符合規範，國家就有效地統一民心。因此，在儒家看來，禮樂直接關係到國家社稷的安危興衰，其重要意義遠不是經濟生產或軍旅征戰的某項技能所能替代的。
儒家強調學以致用，這就決定了他們哪怕是面對黑暗的現實社會也是不拋棄不放棄的積極態度。儒家的教育理念是“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只要接受教育的弟子修身、齊家的兩項功課完成，就應當趕快為社會服務，教化萬方，使得民德歸厚，最簡單直接的辦法當然是入仕。對於入仕的弟子，孔子從來都是充滿了關愛。比如子張想做官，孔子就諄諄教導他：“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更著名的例子是，子貢試探性地問老師：“有美玉於斯，韞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夫子很爽快地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對照之下，穆齊爾對“個性”的否定態度要堅定得多，幾乎是沒有一點商量餘地拒絕“為了贏得世界而失去夢幻”，如果說孔子是個積極入世、堅信事在人為的實幹家，穆齊爾就是個懷著真性情的藝術家，他只想通過幻想來消極地逃避現實世界。這個差異是怎麼形成的？我們能不能說，這是因為穆齊爾的時代比孔子所處的春秋晚期更黑暗，更令人絕望？當然不能這麼簡單地類比，孔子的一生的遭遇非常坎坷不幸，他的學說主張始終不能被諸侯採用，屢屢遭受毀滅性的打擊，“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而他之所以能終其一生地懷著“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的達觀心態，也絕不僅僅是因為個人氣質稟賦的差異所形成的，毋寧說，這是因為兩種不同文化價值體系的差異造成的
前面講過，在對待人類社會病症的問題上，東西方思想家的診斷是相當接近的，甚至他們所追求的理想目標也是非常類同的。柏拉圖就這樣說過：“受神聖的智慧者的統治對於大家都是比較善的”，這跟儒家嚴格要求統治者提升自身的品德，為民表率的要求不乏異曲同工之處，並且，柏拉圖還敏銳地洞察到，“智慧和控制管理最好來自自身內部，否則就必須從外部強加”。不幸的是，西方後來的歷史正是選擇了第二種方案——“從外部強加”的方案：把道德的裁判上交給了神聖崇高的基督教義，具體而言，他們的道德規訓來自於摩西十誡和耶穌的登山寶訓，也就是說是直接來自崇高的天庭，民眾不能懷疑，直接地照單全收並照做就行了。既然上帝是不可懷疑，也是不可試探的，那麼上帝所規定的律法自然也是不容更改，更不容違背的。耶穌在宣講上帝的律法時斬釘截鐵地向信眾明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天地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也要成全。”
這種超自然的道德規訓在科學不昌明的時代還是能夠有效地震撼人心，懾服民眾的，事實上基督教也確實成功地統治了西方世界達一千年之久。但是這種建立在外部強加的信仰卻有一個可怕的天敵：人類的理性。自啟蒙以降，工具理性氾濫，反迷信、祛魅化將上帝趕下了神壇，傳統價值土崩瓦解，道德完全失去了約束人心的力量，沒等到天地廢去，上帝的律法已經沒人遵從了。面對空前失序的社會亂相，穆齊爾徒喚奈何，實在的空間四面八方都被庸俗的“個性”佔領，不值得他期待，只能寄情於浪漫的幻想和神秘主義，雖然他所憧憬的“另一種狀態”比柏拉圖幻想中的“柏拉圖”更不靠譜。
儒家的思想同樣經受著現代性的嚴峻考驗，西方的上帝倒下了，我們的傳統精神又能支撐多久？與基督教崇高神聖的教義相比，儒家學說顯得不那麼高高在上，寶相莊嚴，相反，他們的教化充滿了人情味，讀之行之不乏溫潤親切之感。孔子雖然希望通過仕途走行政之路來推行禮治，但是禮治本身確實從人的自然本性發展而來的。儒家又高度重視學習，但他們的學習不是咱們今天意義上為了某個文憑證書的滿足實用目的的學習，而是追求並體驗做人道理的對禮義的學習，這個精神流傳了幾千年，到今天中國人還習慣說：“人講禮義為先，樹講根葉為源”，“未曾學藝先學禮”。儒家的禮義並不是憑空而降，而是從人情的內在需要出發制定的，踐習禮義就能使人由內而外地自覺地維護道德，更重要的是，“禮”的核心價值是“孝”，這是中國人絕無僅有的價值觀。因為懂得孝道，中國人異乎尋常地眷戀家庭、疼愛親人，這樣的感情推衍出去便自然生髮成了愛他人、愛眾生、愛國家以及愛整個社會的博大情懷，使得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歷經狂瀾而不倒，成為今天民族之林中延年益壽、碩果僅存的文明古國。
這樣我們就看到，中國人的道德價值體系根植於親情、人性，世道再怎麼險惡，至少我們愛自己親人的自然本性不會改變，那麼建立在親情基礎上的仁義道德力量就有希望重新佔領人性的制高點，也就是說儒家對人的希望一直是艱難而頑強地存在著。而西方的先人既然已經把自己的精神寄託全部獻給了上帝，那麼在今天，人類理性的洪水衝垮了莊嚴的神廟，人的精神希望自然就隨著上帝的隱退一起零落成泥，價值虛無主義便氾濫不可收拾。穆齊爾們精神上的無家可歸是必然的。
最後要指出，即使從知識興趣和技能提高的角度說，“君子不器”的求道之說也是非常高明的，既然“君子務本，本立道生”，那麼只要在大體上能夠抓住核心根本，在實踐中就能觸類旁通，不管他從事什麼行業，都能快速高效地找到竅門，創造出常人不及的佳績，正如明代大政治家張居正所論：“惟是君子的人，涵養深邃，其體既無所不具，故其用自無所不周。大可以任經綸匡濟之業，小可以理錢谷甲兵之事。守常達變，無往不宜，豈若器之各適於用，而不能相通者哉！……夫此不器之君子，是乃天下之全才。人君得之固當大任，至於一才一藝者，亦必因人而器使之，不可過於求備也。”由此可見，“不器”的境界與穆齊爾非“個性”的理想追求多麼契合！假如穆齊爾有幸接觸儒學，當服膺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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