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評《旅行與人生的奧義》言：大前研一是趨勢專家？《大趨勢》原創者奈思比可不同意！
管它《大趨勢》或《爆米花報告》等的《微趨勢》，全都是預言家巫師（另參本館：經濟巫師 科技巫師）！
奈思比《大趨勢》：沒有加水的“濃湯”
典型的美國速食，不必細度，草草翻過即可。
前面一半講了理解世界趨勢的11個思維，看得雲裡霧裡，好像這些所說的“思維”每一個都沒有明確的邏輯分界，思維裡所闡述的觀點也不是層層推開，只能留下些許印象。
之後的半部講了歐洲、印度、中國還有行業等“大趨勢”。
優點是，每章都羅列了大量的事實，好似湖面的點點星光，旁徵博引，好不耀眼；
但缺點是，作者沒有提供太系統的邏輯來推演這些事實，而是牽強的加上一些副標題，用所謂的“思維”方式來總結所提到的事實。
美國的好多暢銷書大抵如此，由試驗或者事實入手，再尋找一些簡而易懂的圖表或觀點提綱挈領，再輔之以大量事實顯得翔實而權威。
http://book.douban.com/review/4882096/
未來學 維基百科
未來學（Futures Studies 或 Futurology）是一個綜合性研究人類重大領域的未來趨勢、可能圖景、面臨的挑戰、應當採取的對策等內容的新學科。未來學也研究預測未來的科學方法。
綜述
未來學是一項難度很高的研究，因為我們很難集中研究一項尚未發生的事件。不過，這些對未來的推測，並不是好像占星術一樣的虛無縹緲，而是以歷史及文化的發展作為參考，並對事件的發展作出合理的推斷。
事實上，只要對已發生進行歸納與總結，就一定能在某種程度上預測未來，正如DNA可以決定生命一樣。
由於每個人的知識和眼界所限，我們對未來所作出的推測未必中肯，而這往往也是預言與事實之間的偏差的原因。要成功預測未來，一方面要保持自身的中立，另一方面也要擴寬眼界，努力與最新的科技發展及社會趨勢動向保持緊密的接觸。這除了要求參與者要有整全的預期思考方式、技巧及能力，還需要有跨學科、跨文化的視界。
參看
未來學家
未來研究
另類未來（又譯：選擇性未來）
心理史學
決定論
奈思比（J. Naisbitt）《大趨勢: 未來世界的十大新潮流》
被譽為當代趨勢大師的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曾任白宮特別助理、泰國皇室顧問、IBM與Kodak公司高階主管，目前在南京大學任教。
奈思比的著作頗豐，而且都極具影響力。
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大趨勢》於1982年問世，此書高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超過兩年，銷售超過900萬冊，其後出版的《2000年大趨勢》、《全球弔詭》、《亞洲大趨勢》（以上皆由天下文化出版），也同樣引起極大迴響。
即將出版的新書《Mind Set! Reset Your Thinking and See the Future》，是奈思比整理自己多年的趨勢觀察經驗，告訴讀者如何建立11個定見、如何應用這11個定見運用在資訊收集、分析判斷，與預測未來趨勢。
奈思比在書中列舉愛因斯坦、中國籃球明星姚明、星巴克咖啡、諾基亞手機、太陽馬戲團、芬蘭、丹麥……等等創意致勝的個人、企業與國家，他們是如何以赤子之心專注在自己的熱情，逐步將11個定見應用在預測未來的經濟世界與個人生活努力方向。
奈思比認為，我們對事情抱持的觀念或是採取的認知思維，其作用就如同飛機雙翼的切風角度，目的就是要以特定角度獲得最大的飛行速度；所以，如果我們的觀念、思維偏離了世界未來趨勢走向，不論多麼勞心勞力，一切作為都將事倍功半，更不要說預測趨勢了。
本書分為兩篇。第一篇，奈思比提出兩個重要觀念：
（1） 不是每件事，都要求正確無誤：我們若是心懷這種態度，不論是在商業活動或是個人生活，都可以讓自己如釋重負，勇於接受新挑戰。這是一種支撐創意想像的思維，能讓我們勇於突破現狀，不論當下的情況是如何艱鉅困頓。
（2） 別走得太快了，別人都不知道你在何處：聽起來很淺顯，但實際的狀況會是知易行難。但是保持了這種心態，不論在我們的生命歷程、事業經營、組織領導或政治運作，等等層面都可以讓眾人了解，你在做什麼與說什麼。
在第二篇，奈思比展現趨勢大師的視野，為讀者撥雲見日，預測五個全球趨勢的未來圖像：
＊視覺文化趨勢
＊全球經濟趨勢
＊中國經濟趨勢
＊歐洲文化趨勢
＊軟性科技（改造遺傳基因）趨勢
只要你學習書中循序漸進的11種重要的思維模式、積極跳脫慣性心態，轉個念頭，就能如趨勢大師般洞燭機先看見未來，迎接全球新趨勢。
作者簡介 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 ）
「奈思比的作品能夠指引我們方向，讓我們有勇氣向前邁步。」──《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奈思比的預測從不失誤！即使我們認為難以預料的2025年，他依然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定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被譽為當代趨勢大師的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著作頗豐，而且都極具影響力。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大趨勢》（Megatrends）於1982年問世，高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兩年，銷售超過900萬冊；其後出版的《2000年大趨勢》、《全球弔詭》、《亞洲大趨勢》（以上皆由天下文化出版），也同樣引起極大迴響。
奈思比生長於美國南猶他州，一個栽種甜菜的摩門教聚落。從海軍陸戰隊退役後，他返回校園繼續求學，獲得哈佛大學與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學位。曾經當任甘迺迪總統時期的教育局副局長、詹森總統任內的白宮特別助理、IBM公司董事長特助。
奈思比接觸亞洲的時期甚早，1967年離開IBM公司後，旋即被泰國皇室聘為顧問；同年，他抵達台灣觀摩農業經濟，日後又獲吉隆坡「策略與國際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ISIS）聘為首位非亞裔學者。他目前執教於南京大學，周遊各國演講，已榮獲15個名譽博士。
整理:
第一個定見: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在改變。
第二個定見:想要觀察未來的趨勢，就要從週遭的事物著手。因為能專注現在，才能看見未來。
第三個定見:不要輕信報導所呈現的統計數字。
第四個定見:與其相信報導的數字，不如放膽想像未來
第五個定見:未來就像是等待被完成的拼圖
第六個定見:在找到願景的同時千萬不要跑得太快，如果周圍的人跟不上你的速度，努力很可能會白費。
第七個定見:想要說服大家接受一個觀點，相信你對未來的預測是對的，就要端出你的賣點。
第八個定見:變遷需要時間，任何改變都不會發生在一瞬間，而轉變所需的時間往往會比預期久。
第九個定見:改變所需要的是時間，但是當機會突然出現在眼前，反而往往讓人喘不過氣來。如何在機會來臨時，緊緊抓住時機.
第十個定見:前面提到過，未來就像個拼圖，而且要想看到原來的樣貌，就要懂得去蕪存菁。
第十一個定見:奈斯比的最後一個定見認為，科技雖好，還是必須根於人性。
預測從不失誤 全球趨勢大師--約翰奈思比
現年82歲的趨勢大師奈思比，生長於美國猶他州，一個遍地種滿甘蔗，左鄰右舍全都是親戚的偏遠村莊。17歲，高中只讀過一年，奈思比就決定輟學從軍，跟著海軍陸戰隊遊歷世界。
海軍退役後的奈思比帶著高中未畢業的學歷去讀大學，獲錄取為特別生。年少即見識到世界包羅萬象的奈思比，較其他學生成熟；他來自窮鄉僻壤，深知自己需要把握機會，加倍努力，讓自己有不同的未來。奈思比的學生生涯十分充實豐富，先後在猶他州立大學、康乃爾大學就讀，最後在哈佛大學完成學業。
離開校園以後，奈思比畢業後曾任職IBM、柯達等知名企業；在職場上曾經歷過一段「3年循環」期間，當他認為在現職學不到新事務時，約莫3年就會離職，轉換跑道。
34歲時，奈思比任職華府，擔任甘迺迪總統的教育局副局長。1963年11月約翰．甘迺迪遇害後，他仍留在華府，襄助當時任職健康、教育暨福利部部長的賈德納(John Gardner)，最後替詹森總統做一些專案。
之後，奈思比在39歲的時候自行創業，擔任企業顧問。與許多跨國企業和不同行業的名人建立了良好關係，1982年，奈思比出版了影響全世界的著作—大趨勢，在全球銷量超過900萬本，為他贏得了世界趨勢大師的名聲。
奈思比擅長趨勢觀察，30年前《大趨勢》一書已經提出多項影響深遠的世界發展趨勢，這些在當年許多人認為不可思議的想法，在30年後一一受到證實。這也使得奈思比趨勢大師的地位穩固，無人能及。此後，奈思比接連出版多本大趨勢系列作品，均在全球創下暢銷成績，二十餘年來「大趨勢」已經在西方社會變成一個新詞彙，奈思比被讚譽為當前世界上「具有敏銳觀察力的趨勢專家」。
早在1966年，奈思比即首次走訪台灣，對當時台灣所進行的農業改革印象深刻。1990年，奈思比在《 2000年大趨勢 》一書中，稱呼台灣是小巨人，將體積小卻能靈活應變，視為台灣的競爭優勢。1995年《 亞洲大趨勢 》，他將台灣視為亞洲之窗，試圖從台灣看亞洲的發展。1996年，認為自己對中國的認識不夠深入，奈思比拒絕了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為中國未來寫書的邀約；作為一個力求客觀的學者，奈思比在接下來的十年致力於中國的研究，除造訪中國百餘次之外，與妻子桃樂絲在中國天津成立「奈思比中國研究所」，率領28個研究員，每天閱讀49份省級報紙，更全面深入的掌握中國崛起的趨勢發展，在2009年與桃樂絲合著完成《中國大趨勢》。
奈思比近年來觀察重點從全球逐漸聚焦亞洲、中國，他以前所未有的觀察角度，呈現中國改革過程中經濟、社會、政治以及文化的新面貌，提供對於中國全新的洞見。NU SKIN 大師論壇於2011 年 8 月特別邀請全球趨勢大師約翰．奈思比，以「 中國大趨勢下的挑戰與機遇 」為題，剖析大中華經濟圈發展趨勢，並提供洞悉未來發展的架構，掌握生涯成功關鍵!
‧關於約翰奈思比
• 20世紀首位趨勢預言學者
• 猶他州立大學、康乃爾大學和哈佛大學畢業生
• 哈佛大學和莫斯科國立大學前任客座教授
• 馬來西亞戰略與國際關係研究所特約研究員–首位獲此職位的非亞裔人仕
• 分別在人文、科技及科學等範疇榮獲15個榮譽博士
• 自1986年以來,奈思比有關未來趨勢的著作已銷售1400萬冊以上
• 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大趨勢》於1982年問世，此書高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超過兩年，銷售超過900萬冊。英國《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 證實，他最有名的著作《大趨勢》中的種種預測，沒有一件出了差錯
•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 :「奈思比的作品能夠指引我們方向，讓我們有勇氣向前邁步。」
•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奈思比的預測從不失誤！即使我們認為難以預料的2025年，他依然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定見。」
http://www.nuskin.com.tw/p/sp/ageloc/page5-4.html
《中國大趨勢：八大支柱撐起經濟強權》(天下文化出版 2009)
China’s Megatrends—The 8 Pillars of a New Society
內容簡介
1996年，奈斯比的《大趨勢》在中國狂銷二千萬冊，他對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說：「江主席，台灣說的是小故事，但是說得非常精采。中國有個大故事可以說，卻把這個故事說得很糟糕。」
14年後，奈斯比終於交卷，說出他的大故事《中國大趨勢》。在全球化中心持續由西往東移動，討論中國的書籍汗牛充棟，這本新書價值何在？首先，奈斯比一開始就下定決心，要排出西方的觀點與假設，像中國人那樣檢視中國，他成功地避開了以西方民主價值觀與準則看待中國的陷阱。但奈斯比畢竟不是中國人，「民族主義」的愛國陷阱與他無涉。因此，此書不只有全球的高度，也有相對客觀的立足點。
奈斯比打比方：三十年前的中國，彷彿是一家氣息奄奄的大公司，但在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三位前後任執行長帶領下，這家公司從破產邊緣、蛻變成大賺錢的全球第三大企業，安然度過每一次的危機。中國如何脫胎換骨的轉型、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與經濟制度？奈斯比在書中提出他長期研究的答案，共有「八大支柱」架構並支撐它的成功：解放思想、『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圈地造林讓樹木自由生長、摸著石頭過河、藝術與學術的結合、融入世界、自由與公平、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
中國是個讓人太多困惑的存在：藝術家和企業家不斷衝撞現存體制與觀念，速度快得像攔截不了的火車頭；但在媒體與出版的掌控上，僵化的現象不時令人驚詫。經濟上，中國已從毛毛蟲蛻變為美麗的蝴蝶；但在政治模式上，中國仍躲藏在共產黨的「毛毛蟲」外衣下。中國何時才能向全面的政治解放跨出勇敢的第一步，讓蝴蝶自由飛翔，全世界都在看。
對關心中國，卻看不懂中國，想在各種矛盾與衝突的現狀中理出頭緒者，《中國大趨勢》提供一把邏輯清晰、條理分明、充滿閱讀樂趣的鑰匙。
作者簡介
桃樂絲．奈思比 Doris Naisbitt自2006 年以來，和約翰．奈思比共同掌理天津的「奈思比大趨勢研究所」。在此之前，她密切參與約翰．奈思比的公開演說相關事務，並為德國出版商漢澤（Hanser）、貝塔斯曼（Bertelsmann）與法蘭克福綜合報出版部（Frankfurter Allgemeine Buchverlag），編輯與翻譯他的書籍。更早之前她是奧地利出版公司希格諾（Signum Verlag）的主管，她任職期間，把國際知名作家網羅到公司旗下，讓希格諾公司更上層樓，成為德語出版市場的一個要角。她所羅致的第一批國際名家之一就是約翰．奈思比，他的《亞洲大趨勢》一書，由希格諾公司出版後，成為奧地利、德國與瑞士的暢銷書。她羅致的其他國際名家包括彼得．聖吉（Peter Senge）、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Think Tank的執行長）、蓋伊．川崎（Guy Kawasaki）與霍華德．舒茲（Howard Schultz）。
桃樂絲在39歲那年，因家庭因素而中斷原先的專業工作，投入出版界。早年她曾在維也納研習時裝與表演。
桃樂絲和約翰有時住在維也納，有時住在天津。
目錄
序言 高希均
導讀 林祖嘉
自序：一個新制度正在興起
引言
支柱一：解放思想
支柱二：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
支柱三：圍地造林，讓萬千樹自由生長
支柱四：摸著石頭過河
支柱五：藝術與學術發酵
支柱六：融入世界
支柱七：自由與公平
支柱八：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
爭議未決
後記
資料來源
謝辭
導讀 林祖嘉
趨勢大師約翰奈思比博士在出版成名作「大趨勢」二十五年後的今天，終於推出另一本巨著「中國大趨勢」。當天下文化邀請我幫這本書寫導讀時，我立即答應，因為有幾個重要的理由：第一，我可以比別的讀者更早讀到這一本巨著。第二，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尤其是近年來政治、經濟與社會都有結構性的轉變，因此大家都很想知道中國未來會走向何方，當然大家也會很想知道趨勢大師奈思比對於中國的未來的想法是如何。第三，更重要的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政經關係十分複雜，中國的發展不但其十三億人口的未來息息相關，而且也會對於台灣的未來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台灣人民對於這一本書自然應該要有更多的認識才對。
奈思比博士認為未來支持中國大陸發展有八根最重要的支柱，且讓我們先一一加以說明。首先，第一個支柱是思想與心靈的解放。從1979年的改革開放開始，過去三十年來，一方面通過快速的國際化，一方面由於教育的普及，中國大陸的政府與人民對於思想的解放的速度可以說是前所未見的。當然，全面政治的解放將會是最後一步。其次，中國正在形成一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垂直式民主」。作者認為中國未來的決策是由上而下，但是決策形成的過程中會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人民所參與的(即由下而上)，所以是一種所謂的「垂直式民主」。基本上，我同意此一觀點，但是我相信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由上而下的重要性仍然會遠高於由下而上的互動，因為中國人尊重法統的觀念根深蒂固的存在在大多數人的心中。第三，圈地畫界讓萬千樹齊成長，即未來中大陸政府仍然會不斷的拿出更多改革開放的方案與措施，讓人民在其中尋找自已的角色與利益。第四，中國的發展模式由中國人自已決定，因為從來沒有一個這麼大的社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進行這麼大幅度的改革，同時又取得如此可觀的成就。因此，中國大陸可能很難去向其他國家學習一整套的作法。雖然中國的領導人很願意向國外學習，但是最終可能還是要由中國社會的特性，來決定中國未來發展的最適途徑。
第五，科技技術與人文藝術的持續成長。要維持一個社會長久的進步，對於多元文化的尊重與對於科技技術的重視是不可以避免的。過去三十年，雖然科技技術始終受到中國政府部門的重視，但是文化與藝術卻似乎受到相常程度的忽視。但是，隨著中國大陸社會的快速進步，文化與藝術在中國大陸受到的重視程度已經是前所未有的。未來，文化、藝術、與生活素質必然會是中國大陸社會進步中必然不可缺少的元素。第六，與世界接軌。由於中國人口估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因此當中國經濟成長開始啟動之後，全世界就會立即受到影響。試想，過去十年來，全球的油價大漲、原物料價格大漲，以及最近金價大漲，那一件與中國的需求無關？此外，在過去短短十年之內，中國外匯存底成長十倍，現在有超過二兆美元的外匯存底，比第二名的日本整整多出一倍，人民幣成為另外一個重要的國際貨幣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第七，自由與公平的爭議仍將存在：鄧小平「先讓一部分富起來」的自由措施，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但是在此同時，中國人民貧富差距的擴大，也造成社會上相當程度的不安。因此，未來中國大陸對於追求經濟公平的努力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1990年代末期的住房、教育及醫療進行大規模的市場改革之後，大多數人民的社會安全保障突然少了許多，也使得社會公平性愈來愈少。近年來，雖然中國大陸在快速的進行社會安全網的重建工程，但是與快速的經濟成長相比，整個社會安全體系仍然是相對落後許多的。第八，從模仿、創新、到品牌：由於中國本身的市場夠大，因此中國有足夠的能力與誘因去進行自已的自主創新與品牌。手機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由於是一個後進者，中國的電話市場省略了市話，而直接跳到手機市場，然後近年來山寨機的盛行，說明模仿的重要；然而由於市場夠大，因此我們相信自主品牌在中國大陸出現是遲早的事。
除了上述的八個支柱以外，奈思比博士還有幾個對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重要觀點，我覺得值得再加以說明：第一，由於中國文化傳統上是以家庭首社會為主，與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是非常不同的，因此未來中國未必會走向西方社會的政治結構。我相信「具有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中國的運作與在其他國家一定是不同的，因為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就是不同。所以，如果一昧的拿西方世界的標準來審視中國，不但是不準確，而且是不適當的，就如同奈思比博士所說：「因為這個問題只有西方人會在意，中國人會有自已的目標與夢想，至於如何去達成，中國人會自已去找到答案。」。
第二，由於中國經濟快速的的發展，再加上龐大的經濟規模，使得中國在國際上的政經地位都不斷的提高，未來我們將會一而在、在而三的在國際政治與經濟上面，看到中國的影響力。不論是否喜歡中國，對於中國勢力的掘起，絕對不可以忽視。
第三，由於中國規模很大，經濟、社會與政治又不斷的在變化，因此「許多真象是不止一個」，因此許多大在其得到的有限訊息中去進行解讀。而作者認為每個人的不同觀點固然可以繼續存在，但應該儘可能的以事實做為依據。在現今台灣內部對於中國大陸的看法南轅北轍之際，奈思比博士的說法正是對我們國人的當頭棒喝。
最後，持平來說，我個人認為在這本書中，奈思比博士對於中國的觀點已經是儘最大努力來維持一個公平的角度。這本書不會如同有些書認為中國會分成七大塊般的不切實際，更不會有像的有些書認為「中國即將崩潰」般的嘩眾取寵說法。中國大陸不論在經濟、社會與政治各方面都變化的非常快，因此很多的說法與預測通常很快的就可以得到印証，因此對於中國大陸變化趨勢的預測必需要格外的小心。我認為本書的說法是相當中肯，而且其觀點未來被証實的機率應該是相當高的。
八個支柱與一個屋頂 —讀奈思比的「中國大趨勢」 高希均
（一）六十年的經濟崛起
曾以《大趨勢》、《2000年大趨勢》及《亞洲大趨勢》，聞名全球的約翰．奈思比，剛出版了一本新著《中國大趨勢》（China’s Megatrends ）。二十餘年來「大趨勢」已經在西方社會變成一個新詞彙，奈思比被讚譽為當前世界上「具有敏銳觀察力的趨勢專家」。
在現實世界，不論做宏觀的趨勢評估或微觀的數據推測，都有風險。就像氣象預報，對的時候沒有人記得，錯的時候沒人忘記。因此凱因斯就調侃地說過：「我寧可『差不多地』對，而不要『精確地』錯。」歷年來奈思比所提出的「大趨勢」，根據《金融時報》報導，是很少離譜的。
奈思比從不隱藏他對亞洲的樂觀，甚至偏愛：他也毫不吝嗇地對東方文化加以肯定，甚至表達仰慕。在這本他與妻子桃樂絲首次合著的《中國大趨勢》，又有什麼新發現？
進入討論新書之前，讓我們先對大陸經濟崛起做一番回顧。十年前各方還在爭辯「中國崩潰」（如華裔律師章家敦）與「中國崛起」（如大前研一），但幾乎沒有人預料到三十年來大陸會有這樣快速的持續成長。當今年中共建國六十年之際，經濟上已脫離貧窮，國際上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官方指出，六十年來（1949-2008）：
（1）GDP平均每年以8.1％成長，60年內經濟總量增加77倍。
（2）2008年GDP為3.86兆美元，為美國27.2％，日本的78.6％。
（3）外匯存底1.94兆美元，增加了14000倍。
（4）1978年人均所得190美元，為世界平均水準的十分之一，2008年為2007美元，比率升至32.3％。
（5）在世界209個國家和地區中，每人所得名列130。
即使有這樣驚人的進步，與發達國家比，中國大陸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溫家寶坦率地指出，中國還要不斷努力，才能解決內部「不穩定、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的問題。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顯示：經濟起飛後，必須要面對更為棘手的民主與法治、公平與正義等的挑戰。
（二）對大陸經濟的12項看法
評論大陸經濟前景時，不僅涉及經濟上的專業判斷，也涉及到諸多非經濟因素的糾纏。因此，常有相互矛盾與推斷的出現。
在這兩種極端的看法中，大多數人的看法是介於樂觀與悲觀之間。在下表中我列舉了十二個看法不同的理由，讀者可自己評比
（三）八大支柱上的屋頂
這本新著的扉頁，二位作者就指明「新社會八大支柱」概念，完全來自他們自己的思維，對此承擔全部責任。
奈思比擅長從複雜的資料堆中，找出重要的線索，歸納成為大八個支柱，請參閱林祖嘉教授在導讀中的說明。這是作者對大陸六十年發展正面的與一個概括性的縮影。
當年（1996）就想請他來寫中國大趨勢的領導人江澤民，看了這本新書後，大概會滿意。奈思比用中國素材，美國腦袋，描繪新社會是充滿了追趕、開放、融合的元素；這樣構建的新社會就會逐漸走向和諧、創新、與進步。如果在八根支柱上再加一個兩岸和平，社會和諧、自然共存的屋頂，這會是一個更吸引的架構。
約翰．奈思比是一位偏愛東方文化的世界級觀察者，他以高度的同理心與善意，細膩地使用了大量當地材料，描述了中國新社會的發展軌跡與趨勢。這段話就表達了他的核心思維：「不管在那裡，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再是美國，而是中國。毫無疑問的是：中國已經昂首登上世界大舞台。」（支柱之六）
我常用一個譬喻：一位女性臉龐上出現的黑點，當外國學者從總體指標的望遠鏡裡，所看到的就是「美人痣」，當地居民用生活體驗的顯微鏡裡，所看到的則是「一個疤」。
（四）十個運作特色
細讀八個支柱之後，我想對六十年來（1949—2009）中國新社會，也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個中國式的市場經濟有十個運作特色：
（1）國力弱時發展硬實力，國力強時發展軟實力。
（2）國際地位低時重面子，國際地位高時重裡子。
（3）權力分享可以慢，開放改革不能慢。
（4）民主可以少，穩定不能少。
（5）法治可以少，親民不能少。
（6）清廉可以少，效率不能少。
（7）公平可以少，改善不能少。
（8）「摸著石頭過河」，接著是「與時俱進」。
（9）「先讓一些人富起來」，接著是「和諧社會」。
（10）口頭上人民最大，實質上還是領導最大。
（五）一張照片
每次奈思比新書在台北出版後，總會邀請他與夫人來台演講與聚晤。正如書中所敘述，那是在「天下文化」的安排下，奈思比與當時參選的馬英九在「人文空間」對談，當時他就預測：「台灣下一個領導人，就坐在我旁邊。」
新總統於2008年5月20日就職時，邀請他與夫人從維也納飛來參加就職典禮。當他們二位乘高鐵在從高雄返北途中的商務車廂中，引導去見另一節車廂的馬總統。回到台北他向我說：「與總統談得很高興，但是他坐在經濟車廂接見外賓，想必你們政府一定有龐大的財政赤字！」
他的觀察對了，他的預言又成真了。
自序 一個新制度正在興起 奈思比
許多年來我一直有個遺憾，自覺錯過了此生的一個大好機會。那是在1996年，這個機會來自當時權勢最大的一位人物，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寫書邀約。那是在北京領導重地一個私下會晤的場合，就在毛澤東接見賓客的房間。江澤民提出邀約，是因為我曾撰述《大趨勢》一書（Megatrends ）的緣故。這本書寫於1982年，分析美國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變遷，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超過兩年，多數時候是排行榜第一名，在其他許多國家也非常暢銷。《大趨勢》也在中國出版，而且令我大為驚訝的是，據說這本書光是在中國，至少售出了2000萬冊以上，當時盜印很猖獗，是盛行的售書方式。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一代剛從大學專校畢業，急切渴望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江主席一見到我，劈頭就說：「你不知道你在中國的名聲有多響亮。」
我走訪北京之前，在台北待了幾天。當時美中關係相當緊張，柯林頓總統為因應中國對著台灣海域發射飛彈，派遣航空母艦前往台灣海峽。美中兩國為了台灣而劍拔弩張，衝突可能一觸即發；所以那次兩小時的會談中，台灣問題如影隨形驅之不散，要不了多久便切入我們談話的主題。我自1967年以後曾多次造訪中國和台灣，目睹許多重大變化。我注意到台灣對全世界展現自我的成果相當不凡；相形之下，中國就顯得太過保留，因而總帶著有志難伸的鬱悶，所以我就說了：「江主席，台灣說的是小故事，但是它說得非常精采。中國有個大故事可以說，但是卻把這個故事講得很糟糕。」
全場靜默。
接著他說：「何不由你來說？我們會給你所有的資源和協助。」
這個提議很令人動心，但我卻礙難接受。當時我分身乏術，而且，總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
十年之後，又出現了同樣的提議，這次是來自中國新興的企業界。那時我正在錄製一個電視節目，和我對談的是企業家王巍，他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併購集團，也是中國工商聯併購公會會長。他在紐約讀書就業，並於1992年返國。在節目對話錄製時，我們趁空閒聊，討論中國現況及未來，相談甚歡。王巍告訴我，他1982年就讀了《大趨勢》，這本書對他影響深遠。
幾天之後，我收到他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對於中國的過去和興起，以及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未來發展，已有許多相關著述。但是我們需要的是一套分析論述，類似《大趨勢》一書的架構。因為就連中國人自己，也不清楚中國內部發生些什麼，看不出要往哪裡去。何不由你出面找尋，並寫出何謂中國的大趨勢？」
這一回我已經準備就緒。十幾年來頻繁走訪中國（加起來超過上百次）已經深化了我對這個國家與人民的了解；此外，這回我不必單槍匹馬進行。過去十年來我造訪中國皆有內人桃樂絲（Doris）同行。她原本是我著作的德文版發行人， 2000年與我結褵，因為我們發現，兩人的交集不只如此，在許多方面我們都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我們一同遊歷世界，一同進行研究，對於中國正經歷的演變我們同感振奮。我認識王巍時，她也在場；王巍成了我們的至交、最值得信賴的夥伴，他提供堅定的支持力量，也是本書的催生者。
從我們首次談話到他寫電子郵件給我之後不過數月，我們就與另一位中國夥伴共同創辦了奈思比大趨勢研究所（Naisbitt China Institute）；這是個立場超然的研究機構，獲得天津南開大學與天津財經大學的大力支持（我在這兩家大學任教）。我們致力的目標是，排除西方的觀點與假設，要像中國人那樣檢視中國。我們關注它的缺點，但是不以西方價值觀與標準去評判中國。
首先，我們必須針對中國現況發展盡可能蒐集資訊。我們開始與研究助理密集開會，這些成員是由中國企業家與學術界人士帶領的兩所天津大學學生，包括28名學生與研究生。我們告訴他們，我們正在尋找的是什麼，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們應該只蒐集已發生的事實和事情，不要蒐集計畫和聲明。他們必須習慣的最不尋常的一點是，我們並不構思主題，因為任何主題的構思，都會為研究定出一個方向，而讓我們錯失希望找到的東西、我們所不知的事物，以及會令我們驚訝的事物。對中國人的思維來說，這樣的過程很不尋常。第三個挑戰是要選取媒體報導的文章，加以精簡並譯述，然後納入資料庫。
和我們的團隊共事，並會晤中國其他地方的大學生，真是一大樂事。桃樂絲和我一方面檢視中國在地媒體的報導，一方面遊歷中國，訪問企業家、學術界人士、政壇人士、藝術家、異議人士和外籍人士，謹記在心的目標是，要由內而外來述說中國的故事，不要像近日許多論述中國的書籍那樣，由外而內來看中國。
在那段期間，我們探索中國的大趨勢，深知我們所研究的這個國家正在經歷很複雜的巨大變化，各個地區、各個城市都在以不同的速度，進行不同層級的變化。我們尋找模式，以便在納入一連串的單一事件後能看出個道理來，並建構新中國的圖像，就像1982年我撰寫《大趨勢》時，在美國所做的那樣。
我們所發現的，從規模與重要性來說，都遠遠超乎預期。我們專注觀察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與經濟生活等方面的顯著變化，卻發現這些變化，只是某個我們無法定義的更高層次事物導致的結果。不過有一天下午在北京，我們突然領悟了，還奇怪為什麼先前我們沒有看出來。1982年時，美國是在一個運作良好的既有制度內轉型；而2009年時的中國，卻是在締造一個嶄新的社會與經濟制度，以及一個政治模式，這個模式很可能證明了所謂「歷史的終結」，不過是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另一次佇足。 約翰．奈思比，2009年五月
內容連載 中國新社會─8大支柱基礎力量
支柱一：解放思想
引言： 鄧小平呼籲解放人民思想的規模之巨，只能在當時的時空下加以理解：階級鬥爭導致全國上下分崩離析，只能經此步驟重新團結十億人民，面對國家轉型的共同目標。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力量必得扭轉為締造新中國的建設能量。轉型之始，必須讓人民重新展現思考能力思想。從教條灌輸轉變成思想解放，是中國轉型的第一根支柱，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我們必須擺脫桎梏我們精神的枷鎖。」 1978 年 5 月，中國的小巨人鄧小平，跨出了中國邁向現代化與市場經濟道路的第一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他呼籲人民，「我們一定要 ?? 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鄧小平很清楚，一個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權社會，幾乎沒有個人發揮的空間，決不能成為孕育市場經濟的沃土。而經濟改革的特性是地方分權，經濟改革要能成功，思想的解放是必要的。當時，中國看來像是一家老舊過時的公司，由一個獨裁的總裁在經營，他對自己的想法確定不疑，對別人的批評充耳不聞，反對進行任何改變。中國的人民就像喪失行為能力的員工，噤口了數十年，必須學習獨立思考。分權和解放必須手牽手。
支柱二：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
引言： 演進中的由上而下的「政府指導」，與由下而上的「公民發起」的互動，正在塑造一個新的政治模式，我們稱之為「垂直式民主」。
維繫中國新社會的永續發展，最重要、最微妙與最具關鍵性的支柱，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股力量的平衡。維持平衡是中國永續發展久安的關鍵，也是了解中國政治的自我概念的關鍵。
中國的垂直式民主
西方人想到自由、民主的社會時，他們想到的是一個水平的架構，個人在其中有平等的投票權，定期選出領導人。大多數西方民主政體的人民都心存這種模式。但是如果有個完全不同的方式可以檢視自由與民主，有個來自不同的文化遺產，可用不同方式檢視社會與世界，那會如何？如果它是垂直的，而非水平的民主模式，那又如何？
中國人認為，人與人之間都互有關聯，每個人都是全體的一部分。與人和諧相處，是生存在傳統中國社會的關鍵。和周邊的人建立良好關係，比個人對社會負責任還重要。這一來，政治不是由對立的政黨或政客在運作，而是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過程中得到的共識在運作。
在這種高度分散的社會，領導人為整個社會建構了一個遠景，納入由下而上提出的構想、建議與要求。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提議從而得以確立，並受鼓勵而能視情況之需靈活變通，這一切都是在領導人設定的共同大目標下進行。這一來創造出一個垂直的架構，各種構想和經驗在上下層級之間不斷交流。在這個架構內，中國正處於建立一個適合歷史與思想的民主模式的初期階段。這個垂直式民主的程序當然有其弱點，後面章節將會探討，不過主要優點在於，政治人物可以放下一切為選舉的思維，而能進行長期的策略規畫。
在西方人看來，執政的正當性，在於當政者是民選的。在中國人看來，統治的正當性主要是看政績如何。在這種原則下，中國政府的表現非常優良，不容置疑。
中國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不過雖然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控這個國家，過去 30 年來，掌控的觀念已經大幅改變。共產黨已經由專橫獨斷的由上治下的獨裁政體，變成由下而上各層級積極參與、能發揮功能的一黨領導架構，是一種決策與執行日益透明的垂直組織式民主社會。一如國家主席胡錦濤所說，「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支柱三：圍地造林，讓萬千樹自由生長
引言： 中國正在創造的垂直式民主中，國家的願景和目標，是通過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股力量交互作用的過程，逐漸成型。政府制定政策與發展重點，人民各司其職盡其在我，作出對整體的貢獻，形成一個容許多元化並從中獲益的結構，同時維持秩序與和諧。
三十年前的中國就像一座巨大森林，林中所有樹木都必須長成同一個樣子；只要是破壞這種一致性的植物都會被砍掉或拔除。但是這種高度一般的森林看來是無法持續成長的。鄧小平深諳這個道理，他呼籲解放思想，而允許多樣化生根成長，對中國的生存與發展邁出關鍵的一步。
最好的辦法是逐步重新造林，然後看什麼樹成長了，什麼樹沒有成長，久而久之林中的植物自然會組織有序。
想把寒帶針葉林變成熱帶雨林是不可行的，不過西方國家就是用這種態度看待中國；西方國家就是希望中國這片森林能改頭換面。
「中國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從來沒有『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模式』的傾向」，瑞士比較法研究所（ Swiss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aw ）專研中國法學的專家勝雅律（ Harro von Senger ）在他的《智謀》（ Supraplanning ）一書中這樣寫道。他指出， 21 世紀中國的政治模式是依循昔日的傳統金字塔模式。
鄧小平對解放思想的呼籲，用意不是要在很短時間內斬草除根或改變林中的棲息地。他沒有要求去除階級制度內的關係；中國自古以來即已建立階級制度，中國人在這制度中覺得很自在。
支柱四：摸著石頭過河
引言： 摸著石頭過河是個隱喻，反映出中國領導班子開展新中國所抱持的態度。僵化的方向與目標不再，這個心態讓整個國家能找出自己的道路，透過試驗、不斷摸索、勇於冒險尋找可能辦法，並且從「實事求是」的過程中找到最好的方法。
我們展開旅程邁向一個目標時，並不知道沿途會碰上什麼挫折和機會；我們必須在過程中學習。這是鄧小平的名言「摸著石頭過河」的精義。
目標是有一天能站在河的對岸。你以前從來沒有渡過這條河，但是你知道河床中有石頭，而且你相信那些石頭能讓你落腳並給你方向。你得在某些石頭上駐足一陣子，才能獲得繼續向前的動力。有的石頭會迫使你改變路線。有時候進無可進，這時必須後退再重新開始。
第四根支柱是建立在鄧小平希望中國努力達到目標所說的名言上。中國建立新的社會經濟制度與和諧社會，就如同跨足新領域，並努力渡河達到彼岸。中國一邊前進一邊學習，學到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它一直在試驗，跌倒過，失敗過；但它繼續前進，而且總是專注在要安全抵達彼岸的目標上。
只要是對中國及其歷史感興趣的人，很快就會遇到「謀略」（ Supraplaning ）這個字，這個詞一直被翻譯為策略或計謀。最高層次的謀略是設定恢宏、高瞻遠矚的目標，設定宏大的架構，但是不會仔細定出單一步驟。
謀略是中國人思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聰慧精明和運籌帷幄備受推崇，也被視為智慧的表現。三國時代諸葛亮在赤壁之戰不費一兵一卒便高明取得敵人的武器（我們在第三根支柱中述及），這算是中上的謀略，也是走向最後勝利的其中一步。
摸著石頭過河是這種思維的實踐。目標很清楚，就是要達到河的彼岸。在前進過程中，中國運用謀略與戰術，同時預留靈活應變的空間。
在這個架構下檢視中國 30 年來的改革，沒有其他國家曾如此密集運用反覆嘗試的試誤法（ trial and error ）來進行發展。而反覆嘗試、錯了再來的做法，已被整合到傳統中國思維的另一面：「實踐出真知」。
支柱五：藝術與學術發酵
引言： 雖然經濟是中國巨大轉變中表現最顯著的一項，但就已發生的歷史性轉變來看，經濟只是其中一環，也許還不是最重要的一環。鄧小平早期曾說：「我們要建設兩個文明，物質文明與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今日中國在藝術與學術的活躍就是精神文明勃發的表現。
當我們一想到文藝復興，自然會出現米開朗基羅、達文西、丁托列多（Ｔ intoretto ）、莎士比亞、塔索（ TorquatoTasso ）、古騰堡等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大名。他們引導了科學、社會與政治領域的思想變革。鄧小平的高瞻遠矚，激勵了中國經濟的蛻變；中國藝術家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為其他領域的創新舖好了道路。藝術反映社會，並強化了國家的個性。
在舊中國，最重視服從；而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場的第一個階段，位居下屬的工人階級是很大的支撐力量。但是把中國推進到下一階段（即創造具有特色的中國產品與設計）的力量，就需要躍躍欲試、才華橫溢、創意勃發的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的精神。
中國藝術的延續
在西方世界，不同的時代塑造不同的風格；但中國和西方不同，中國的藝術過去一向保持驚人的延續性。清朝（第 17 到 20 世紀）的山水畫和宋朝（第 10 到 13 世紀）的並無太大不同。藝術向來受到對中國歷史的尊重的強烈影響。中國的藝術從來不是在創造新的事物，而是在保持傳統。
共產黨於 1949 年奪得政權後，審美價值出現深刻的改變，急劇背離傳統。藝術必須是平易近人、有教育性的，並為廣大民眾傳達共產黨社會的理想。老藝術家的作品常常被批評為，對革命毫無貢獻。
支柱六：融入世界
引言： 中國在經濟、政治與文化方面積極與世界接軌，也就是對全球社會宣告︰中國所占的位置應該和其進步發達相匹配。
公元前 1250 年，也就是中國周朝政權開始的 200 年前左右，西方數千公里以外的希臘的邁錫尼城（ Mycenae ）正在建造城門。城門是每個來客對城市的第一印象，必須能彰顯此城的財富與重要地位。邁錫尼古城的獅子門（ Lion Gate ）是用四大塊巨石建造，每塊重達數噸，門框上是一塊較輕的三角形巨石，上有一對獅子浮雕，因而有獅子門之名，至今仍是很出名的古蹟，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絡繹不絕。
通往現代世界的中國大門
在邁錫尼建造了通往古代世界的城門的三千多年後，中國建造了通往現代世界的大門，也是這個城市和國家成就的象徵。北京國際機場的「第三航站」本身就是個文化標誌，象徵中國向全世界開放門戶，它很明亮、開闊、功能齊全又吸引人。日光穿透屋頂射進這個建築物的每個角落，不論你置身何處，總是有自然光線。夜幕低垂時，可以看到黃、橙、紅三色光輝穿透屋頂。
北京第三航站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築物，比倫敦希斯羅（ Heathrow ）機場所有航站加起來還大得多；它是以破紀錄的時間建成的，對中國人來說，這一點也具有同樣重大的象徵意義。從 2004 年 3 月破土動工開始，建築團隊只花了四年時間，在 2008 年 2 月即興建落成。此外，內部的設計處處展現了人文氣息。機場的風水傳遞出寧靜溫暖的待客氣氛，入境區融入周邊的開闊景觀，歡迎到訪的客人。
這個機場和紐約或洛杉磯機場相較之下，是多麼鮮明的對比！我們在美國許多主要城市的老舊機場出入時，心裡覺得真是悲哀，這個走過風光的新世界領袖，似乎錯過了通往下一站的班機。
每個人都在關注中國，去過中國的卻很少；但是對中國了解不多，並仍然可以對它持有某種看法。有人喜愛中國，有人厭惡中國。多數媒體把報導重點放在中國與其他國家格格不入。但是不論人們從什麼角度看中國，中國無疑已經悍然登上世界舞台，而且這個新演員會塑造它自己的角色。
支柱七：自由與公平
引言： 這裡探討的與下列的平衡有關：經濟能力到與社會需求的平衡；少數人追求財富自由與多數人追求社會服務需求的平衡。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辯論焦點，向來是自由與公平。我們是否要選擇人人皆受到平等對待，沒有任何人超前太多的制度？或是我們要選擇讓個人能自由發揮才幹與辛勤工作，獲得遠超過別人的成就？全世界都為了這些考量大傷腦筋。
北京人民在 1978 年元月的嚴冬中，早就看到了新黎明的第一道曙光。新華社的報導說：「一絲暖陽終於打破寒冬，為人民生活帶來了些許溫暖。在這個鴿子籠般的筒子樓和狹窄胡同密布的大城市中，人民大眾終於開始感到一絲輕鬆。」正如我們在前面章節所述，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放寬政策逐漸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
西方媒體持續報導，鄧小平批准了創造財富的進一步措施，甚至明說，「有錢是光榮的」。其實鄧小平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連暗示的意思也沒有。他於 1986 年接受一家西方電視台專訪時的真正用詞是，「致富無罪」。他進一部解釋，「我們的致富概念和你們不一樣。社會主義社會的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的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力，第二是共同富裕。我們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便更快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我們的政策不會導致兩極分化，不會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
社會的期望，在現實中未必可行。
要縮小貧富之間的差距，並允許個人才幹獲得回報，向來是社會大眾的期望，但實際上難以辦到。在二十世紀，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強調自由與社會主義國家強調公平的政策，出現許多討論。中國目前正在探索一種兼顧自由與公平的制度。政府公開宣布的總目標是在 2020 年以前消除赤貧，並讓小康家庭成為社會的大多數。胡錦濤 2007 年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說：「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中國從很低的基礎開始發展，已有長足的進步，但在國際的排行仍然很落後。據國際貨幣基金的資料，中國的 GDP 被 13 億人口分配後，人均 GDP 只有 3315 美元； 2008 年其他國家的人均 GDP 是：美國 46859 美元；德國 44660 美元；日本 38559 美元；印度 1016 美元。
當然如果要以 GDP 的平均數來看，就喪失了所有意義。中國目前正處於不同的經濟階段同時發展的時候，南方省份與東部沿海地區的繁榮都市，都發展得很好；但是西部、東北與華中地區的省份與城市，就遙遙落後。中國當然不是唯一存在地區經濟差異的國家，而這使得人均 GDP 的解讀變得很困難。
支柱八：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
引言： 預料中國將在今後數十年複製它在奧運上的成功，和在經濟與競爭力上的表現。中國的經濟永續性，目前和下列兩事息息相關：從模仿進步到創新、從為品牌代工進步到創造品牌。中國正在採取行動，要成為世界的「創新之國」。
這根支柱是中國的一項主要策略，也是一個預言。中國在 2008 年北京奧運展現的求勝心切的領導力，是它在全球舞台展現經濟競爭力的一次預演。這個奧運主辦國斥資 19 億美元興建場地， 420 億美元興建都市基礎設施。為了替奧運競賽設定新標準， 150 萬中國人必須遷村，讓出地方興建奧運場地及景觀美化工程。中國關閉了 200 座污染工廠並處理了 90% 的北京廢水。目標是要在這個正式慶典的藝術標準、場地建築與所贏金牌數目上，勝過先前所有奧運主辦國，結果中國的所有目標都達成了。今後數十年，全世界可以預期中國將在經濟表現與競爭力方面，重演這種成就。
波特（ Michael Porter ）在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的「競爭力指數」報告中寫道，競爭的終極目標是一國人民的興旺富足。為了成為全世界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中國必須有三方面的配合：（ 1 ）全體人民達到小康的目標。（ 2 ）把國家當做企業來經營，由強勢的領導團隊率領，在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交互作用中，以垂直式、日益民主化的決策模式設定長期目標。（ 3 ）全體的福祉符合領導階層與勞動力雙方的利益。在既有成就的榮譽感和未來發展更上層樓的企圖心之下，中國人團結在一起。
在再造中國的第一階段，中國從瀕臨崩潰的國家，變成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1978 年，中國的出口值僅占全球的 0.8% ，和利比亞相同。 2009 年，中國打敗德國，出口值居世界第一。
中國想要在 2020 年前，把 2000 年的人均 GDP 翻兩番增為 4 倍，讓所有人民達到小康的目標，符合波特所稱的「競爭的終極目標」。胡錦濤 2007 年在全國代表大會的演說，著重於中國要「確保健全快速的經濟成長，並成為創新國家」的新目標。他說，中國將：
‧明顯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創新人才的培養。
‧提高中國自主創新的能力。
‧增加自主創新的支出。
‧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創新體系。
‧進一步營造鼓勵創新的環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
‧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產業。
‧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擴大開放領域和產業升級，協調區域發展。
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一個創新模式
張江高科技園區位於浦東新區的中央， 25 平方公里的區域已規畫完成。它的設計是要納入數個區：技術創新區、生物醫學區、積體電路區、科學研究與教育區，以及住宅區。張江高科技園區是中國的矽谷，擁有中國最先進的科技與最完整的產業供應鏈。它的網站上說，在 2007 年底以前已吸引 5359 家公司進駐，其中 108 家登記為研發中心， 306 家是高科技公司。 2007 年，園區內的機構總計已有 9142 項發明在申請或註冊世界專利，有 2205 項已取得專利。
張江園區也是「製藥中心」，生物科技界和製藥業的各大研發機構都有設點，包括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國家新藥篩選中心，國家傳統中醫創新中心，和國家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到 2010 年，園區預計將加入多家研發公司、 10 家國內最大企業，以及 50 家中小型醫療器材公司。「現代醫療器材園」年產值預計將超過 100 億人民幣。張江園區也已成為中國的創業育成中心，目前有 382 家新創公司和 182 家高科技企業。一家成功「育成」的公司是盛大網絡公司，目前在中國網路娛樂業的市占率超過 50% 。
青島不只出產啤酒
浦東不是懷有雄心萬丈計畫的唯一地區。新一代的都市，可能成為下一階段中國進一步邁向創新國家過程中的模範。胡錦濤在 2007 年說：「中國正在進展成為工業化、信息化（資訊化）、城鎮化、市場化與國際化的國家。」
一個雄心勃勃的城市是青島，就是出現在啤酒瓶上的那個地名，大多數西方人熟悉青島之名就是因為啤酒。青島啤酒廠是全球第十大，而且據我們所知，也是全世界第一家在進入他們網站之前，詢問你的年齡的公司。
西方人較不知道的是，青島位於山東半島，是個蓬勃發展的大都市，而且是中國少數的濱海渡假勝地。德國人稱青島為「黃海邊的那不勒斯」（ Naples on the Yellow Sea ）。青島港口是中國第三大，也是全球第九大。青島出口魚產、海鮮、紡織品和家庭用品，而且有全球化的成功大企業駐點，像是尚‧皮耶（ Jean Pierre ）、紅領西服、雙星和海爾集團。順便一提，海鮮是中國銷往美國的首要產品。在青島，平均每天有十項專利獲得通過，其中約有 90% 是用在生產上。目前中國在生產流程的改善，以及製造更便宜、更容易銷往世界各地的產品方面，領先全球。
《中國日報》報導，青島市長夏耕打算發展的不僅是啤酒業與海水浴場：「獨立的技術創新，是青島經濟永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青島最出名的公司可能是海爾，如果我們依據海爾的發展史，來評量青島的規畫，可能得到這樣的結論：德國人要求精確的精神一定有留存下來，那種精神激勵了張瑞敏做出著名的冰箱「大屠殺」。
我們在 2003 年造訪青島，當時是應嶗山工業園管理當局之請，和台灣一家軟體公司的執行長李宗悌，以及台灣「軟體業之父」郭將軍，一起參加圓桌會談；出席的還有市府官員、學者與產業代表。嶗山是青島的一處風景區，被規畫為高科技工業區，正開始努力進行創新，園區已興建了規畫精細、令人讚歎的行政大樓。
從我們下榻的五星級飯店客房窗戶向外眺望，可看到一個像是狄士尼的遊樂園。穿越沿著黃海修築的四線道，是一批新建好的西式別墅，正在等待買家或房客。當時青島的成長率是 32% ，我們感受到它重建更新的精神。商業蓬勃發展，雖然在薪資上仍然落後。在青島，一個帶領三、四名組員且經驗豐富的化學師或工程師，月薪是 6000 至 8000 元人民幣；但在北京或上海，這樣的人才可以輕易賺到多出一倍的薪水。
新爆米花報告(DH0035)──時代生活消費預測 (時報文化 1996)
Clicking : 17 Trends That Drive Your Business -- And Your Life
內容簡介
91年《爆米花報告》一書造成暢銷熱潮，五年後，趨勢領袖波普康再度推出最新研究結果，出版更具前膽性作品《新爆米花報告》。預測：呼朋引伴、打倒偶像、解放新好男人、以享樂為報復、自願脫離企業等十六種即將在未來引領風騷的新趨勢，並提供「趨勢篩檢法」，從生活消費取向到個人價值觀，尋找更大的啟發和創意檢驗。本書對於企業界，特別是行銷廣告業及有意開拓未來生涯的個人來說，深具開竅意義。
作者簡介
費絲．波普康（Faith Popcorn）國際知名消費產品趨勢演說家，智庫行銷顧問公司董事長，智庫公司業務包括向《財星》五百大企業提供諮詢服務，客戶包括：美國運通、大西洋貝爾、BMW、康寧、IBM、大都會人壽、百事可樂等。著有暢銷書《爆米花報告》。目前在紐約曼哈坦和威斯柯特居住及工作。
麗詩．瑪瑞格得（Iys Marigold）作家，在智庫公司擔任創意總監達十二年，曾和波普康共同創作《爆米花報告》，目前住在紐約東安普頓。
‧爆米花報告：生活型態新預言
本書作者費絲．波普康，美國趨勢預言專家也是財星五百家大企業（包括IBM、柯達、百事可樂、康寶濃湯等世界知名企業）的未來行銷顧問，對消費心理及消費趨勢，均有相當精闢的見解；不僅被美國人公認是「不可思議的趨勢預言家」，新聞週刊亦曾以「95%的正確性」極力稱譽她的預測。 在這本以作者名字為書名的「爆米花報告」中、爆米花女士憑其多年的專業知識，預測了美國十大生活型態與消費趨勢： 趨勢 1：一種繭居族的新人類，家是他們的堡壘。 趨勢 2：活在現實，卻又渴望夢幻式歷險。 趨勢 3：受之...
‧爆米花報告III：用價值行銷打動女人的心
《爆米花報告》暢銷作家費絲‧波普康又一鉅作。 費絲‧波普康一名與預測同義。過去二十年中，她準確地預期了我們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企業及個人趨勢。她經常出現在各種媒體，並因轟動一時的暢銷書《爆米花報告》（The Popcorn Report）及《新爆米花報告》（Clicking），而成為全世界眾所皆知的趨勢人物。被《財星雜誌》稱之為「行銷星相學家」的她，如今將其敏銳的注意力轉向行銷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女性消費者。 我們每天都會讀到新的科學研究，確認女性與男性在生理上的不同︰頭腦不同，看、聽、...
未來學全球發展趨勢
1. 前 言
每一種思想、制度乃至風潮或時尚的發展起來，經常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必然會有一定的環境條件和產出的誘因。而且任何一個思潮的出現、發展和擴張，也必有其哲學和理論基礎。
未來學 (Futures Studies) 是一門新興的知識系統。如果從「未來思想」的角度而言，其實在亙古以前就有其存在。因為長久以來人類就會為「未來」探索、思考、計畫，甚至用卜卦等方式企圖去了解未來。但若從有這個學說開始而言，那麼未來學也不過近半世紀以來的事。因此狹義的「未來學」指的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了。
本文嘗試以三個範疇描繪未來學的全球發展情形：首先從時間的角度看未來學的產出與發展，其次從理論導向探討未來學發展的情形，最後以數個觀點預測未來學運動的未來。
2. 未來學興起的背景
誠如前述，長久以來人類的所作所為都是在為了未來：一方面是在知識上的努力，希望對「未來」知道得更多，另方面在行動上，也是為未來舖路。但「未來學」這個名詞的出現卻是晚近的事。
1907 年吉爾費蘭 (S. C. Gilfillan) 曾創造出一個名詞 Mellontology，其意義就是研究未來的事情，1920 年他又提到：「未來學者，是研究未來整體文明的人」。
之後，義大利的藝術家也提出所謂的「未來主義」(Futurism)。但其目的只是想要毀滅在藝術中（甚至在社會中）的整個過去傳統，並崇尚行動、豪放、暴力和未來。嚴格地說，那只是一種藝術思想，也就是「未來派」的作風。
直到 1943 年，Ossip K. Flechtheim 首先提出「未來學」(Futurology) 這個名詞，其後 G. Tournier 也對「未來學」作了詮釋：「它（未來學）好似一個天才，對於人類未來的研究適應，那些實行的人們，應該以工作實踐，然而也應該超越未來，那只是一個傳統研究的方式，對遙遠而隱藏的物理對象的傳統研究的方式。」
值此之際，美國的「未來學」發展卻是發軔於軍事戰略。「未來學」被當作一種輔助科學，而產生了一些影響力。
Douglas Aircraft Company，利用剩餘的軍事預算而工作的一組物理學家和技術家，在 1945 年首年做了「蘭德計畫」(Project Rand)。這正是「未來學」的萌芽。 1948 年他們獲得福特基金會的協助，成立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是一個「獨立」且「非營利」的組織，從事知識體系的新發展。因此它被稱為「社會的發明」(Soziale Erfindung)，此即為「思想工廠」(Denkfabrik) 的雛型。其後成為美國政治界及經濟界內「科際整合團隊」(Interdisciplinary Teams) 的典範。
繼 1940 年代之後，50 年代開始，系統預測大受採用。但一種以「未來」來探索人類—包括各種社會階級和各種種族—他們的生理、心理、政治和科學的期望，作為研究中心的活動，逐漸在各國抬頭。因為當時主要著重於系統預測，輕忽人文、社會等層面的反省。歐洲的未來學家如法國的 de Jouvenel、英國的 Gabor、義大利的 Ugo Spirit、挪威的 Galtung、丹麥的 Soreausen、荷蘭的 Polak、德國的 Flechtheim，還有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未來學家如蘇俄的 Bestuschew-Lada、捷克的李克達 Richta、羅馬尼亞的 Apostol、波蘭的 Sicinski、東德的 Edeling，發展出「開放未來人類學」(Zukunftsoffene Anthropologie) 的方向。促成未來學在當時的發展不只著重「生產」和「工作」，也須探索生命的意義和人類共同生活的「內在態度」(Ethos)，俾不為害未來的人類和社會，進而造福未來。
因此就 1940 年代到 1950 年代的思想與活動核心可知，「未來學」當時興起的原因如下：
對於人類社會的整體未來的關懷：Bernard Claude 認為：「我們不應自欺，真正科學的存在是起於人類正確的預先見到自然現象與駕馭它們」，他又說，「一切真正稱得起科學的科學，乃是證明現象的正確原則，能準確的預言它們並當其在我們能力內時，我們可以駕馭它們」。科學要預見自然界的現象，而未來學也著重社會科學層面，是人的行為，不是顯而易見的。自然科學可以預測未來，社會科學仍然可有其預測的功能。
哲學思考的反省，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於哲學鑽牛角尖的作法，沒有一個良好的通路。理性主義推到了極致，只有抽象人的存在，而沒有真實人的存在了。理性主義到了最後與實際脫離了關係。另外經驗主義到了最後也走到了文字語言的分析，實在的東西等於語言，然而語言在本質上本是沒有意義的。在這種情況下，什麼都沒有意義了，哲學自然要闢出一條路來，「未來學」就提供了機會。
預測工具的發達：預知未來的作法是古已有之，但過去並無可用的科學工具，所以只好憑藉靈感，或祈之於神意。而今，情形迥然不同。利用高度發展的科學工具，人類在某些方面能作精密的預測已非神話。於是未來研究得以成為風氣。
指導和控制未來社會的需求：二次戰後，無論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莫不對經濟成長深感興趣，大家都想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於是未來的計畫也就受到普遍重視。由於想要指導和控制未來的社會變化，對未來趨勢的預測也就成為必要的基礎。
「只有一個地球」的要求：人類生活在這個地球上已歷有年所，但對於廣泛的生活環境卻一直不曾給予太多的注意。由於人類對於自然榨取過度，引起嚴重生態危機。於是有了「只有一個地球」(only one earth) 的警告。因此「生態學」(Ecology) 的研究蓬勃發展。此等研究又與未來研究關係密切，例如人口增加、經濟成長、都市發展等。
「天涯若比鄰」的全球觀形成：二次大戰以來，國際關係產生了空前的改變，尤其是多元國際情勢的出現。於是許多問題古無前例，未來發展又充滿不確定性。另方面科技的進步，更是「天涯若比鄰」，無論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裡發生某一種事情，其影響是可立即遍及全球的。所以對於未來局勢的預測，也就成為普遍重視的課題。
3. 廿一世紀思考成為重心
「長期思考」的肇因
「後工業社會」概念的形成
1950 年代未來學的發展重心仍植基於廿世紀的事物。法國哲學家 Raymond Aron 曾表示，我們為廿世紀縈懷太多了，以致於我們無法分神去思索廿一世紀。
他的看法與 1950 年代以後，歐美社會的工業化與經濟繁榮令人沈醉的現象相當類似。當時的社會只企圖維持及延伸既有的成就，缺乏更長遠的思考。
但是從 1960 年代下半葉開始，「長期預測」的觀念快速發展且被強調。未來學的研究機構在歐、美社會中相繼出現。政府和研究團體亦成立類似的研發單位。例如法國「計畫委員會」(Commissrait du plan) 的「一九八五年委員會」(1985 Committee)；「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二○○○年研究會」(The Year 2000)；「英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The Britis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的「今後卅三年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Next Thirty-Three Years，成立於 1967 年)；此外，由 Bernard de Jouvenel 所主持的「未來」計畫，是一個全歐性的未來研究組織，其目的在於對社會每一個領域作長期性的預測與計畫。而且未來研究的出版和討論會亦呈現蓬勃景象，如「公元二○○○年」、「二○○○年的人類」、「一九八四年的世界」、「廿一世紀的生活」、「未來的衝擊」、「未來的社會學」、「未來的學術研究」(The Future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等。當時「二○○○年研究會」主席 Daniel Bell 就曾指出，「我們已開始指向未來」。未來社會學家 Alvin Toffler 更明確地表示，「未來已在我們的議程上」。
從歷史性的思考轉變為前瞻性的思考，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舉其要者如下：
一、決策與計畫需要目標：所有的工業國家皆致力於福利措施與計畫，特別是經濟成長。政府自然不得不去了解數十年後的社會需求，以便能找到決策與設計的依據。毫無疑問地，制定及實施這些基本政策所需的時間，必然比執政時間為長；而較長期性的計畫甚且需要更久的時間才實現，這對任何未來的決定均有束縛性的影響。
二、提供未來可能的抉擇基礎：政府當局對未來可能的需要與意向有了若干了解之後，便可設法確使現在的決定不致與未來相抵觸，並可擁有足夠的彈性，使未來的人可以變更現有的作法的優先 (priorities) 順序。
三、傳統工業主義意識型態的終結：1950 年代是工業主義發展的終結時代。在社會制度及意識型態上均是如此。此等意識型態對於工業主義的成就充滿著信心，均認為這是歷史上首次出現的一種特殊形 式的社會，且業已解決了社會生存與成長的基本問題。但自 1960 年代開始，此種信念開始衰竭，工業主義走向分離甚且背道而馳。「意識型態的終結」本身亦被視為一種意識型態，認為工業主義的經濟利益乃是以整個社會「逆經濟性」 (dis-economies) 如污染、擁擠、工業經濟本身所仰賴的自然石化燃料的耗竭等巨大代價換取來的。從事此種再思考的人，大部份是 1950 年代鼓吹「意識型態的終結」最有力的人，特別是 Daniel Bell 與 Herman Kahn 等人。
此外，1960 年代最迫切的任務是承認科學在未來社會的中心角色。現在科學需要未來學，而未來學最重要的任務則是在探討科學在未來社會的地位。
「後工業社會」概念的形成
1960 年代之後，一般認為工業社會已進入一個新狀態，而所呈現出來的「變化」，正跟一百多年前歐洲社會由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一樣鉅大。因此，Amitai Etzioni 稱之為「後現代紀元」 (the post-modern era)，George Lichtheim 稱之為「後布爾喬亞階級社會」(The Post-bourgeois society)，Herman Kahn稱之為「後經濟社會」(the Post-economic society)，Murvay Bookchin 稱之為「後匱乏社會」，Daniel Bell 稱之為「後工業社會」(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Peter Drucker 稱之為「知識社會」(the knowledge society)，Paul halmos 稱之為「個人服務社會」（the personal service society），Ralf Dahrendorf 稱之為「服務階級社會」(the service class society)，以及Zbigniew Brezinski 所稱的「電子技術紀元」(the technetronicera)。
縱然各個未來學家對於未來社會使用不同的名詞，但整體而言，仍揭示相同的概念：過去的事物已為現在事物所替代了，例如匱乏、經濟動機的主導性等。它亦同時提出未來社會的主要內容，例如知識、個人服務，以及電腦與電子通訊的電子技術等。此等研究概念直到 1970 至 80 年代均仍認為：Daniel Bell 的「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 是對新社會最完整的「通稱」(generic label)。
此等研究概念的內涵，舉其要者包括：
一、以「社會—技術」為核心的「知識社會」：Daniel Bell 與 Alain Touraine 後工業分析的核心「知識社會」的基本理念，從當時歐陸馬克斯學派如 Turgen Habermas，英國的「新左派」，美國的「新左派」，自由主義經濟學派與社會學家如 Clark Kerr，以及管理分析家 Peter Drucker 等人的各種闡述中找到類似的訊息。他們強調系統性與理論性的知識在工業社會資源上具有結構性的重要性；並且認為，基於先進技術的要求與計畫的需要，權力將逐漸移轉給「技術結構」的人，而「社會—技術」系統必將合流。
二、「後匱乏經濟」社會的來臨：此種理念可見之於社會主義如 Herbert Marcuse 及 Christopher Lasch，RAND Corporation 與 Hudson Institute 的技術官僚研究員 Herman Kahn 與 Anthony Wiener 等。他們認為，工業社會的巨大生產力已產生一種獨特的歷史狀況：人類業已進入一個富裕而豐足的新紀元，人類首次出現一種少數人的閒暇與文化不必仰賴大多數人的勞動的現象。雖然 Marcuse 抨擊此等富裕的「惡用」，認為是「極不公平的分配」，但基本上，工業社會已解決了人類最古老的問題—匱乏與需求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另外卻也出現一種與此觀點密切相連，且以「後工業社會」為核心的主題：主宰 19 世紀整個工業化奮鬥力的「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 的式微，亦即從工作世界中衰退，而閒暇與文化活動重要性相對增加。此一觀點就是，隨著社會的富裕化，工業世的價值觀必然會產生基本上的改變，而使老一代所執著的大部份對權威的敬重心與紀律在年輕一代看來，似乎顯得毫不相干或甚至是一種不必要的累贅。在一個機器代替大部份必要工作的社會裡，支持著工業社會工作參與性的苦心態度，已沒有存在的必要。反而個人性、多才性、與自立性特別重要。
三、「個人服務性社會」的形成：這包括了整個社會轉向服務性的經濟，以及社會福利與「照顧」服務的結構性的增加，而其相關的社會責任與「治癒模式」(the therapentic mode) 的職業倫理，亦逐漸普及於整個社會。Paul Halmos 對其持正面態度，但 Philip Rieff 等人對此卻表示憂慮。然而「個人服務」的要素註定成為新社會的核心。
1960 年代以來，「後工業社會」的意涵成為未來學研究的重心，但從不同知識領域探研此未來社會的人，似乎並不完全接受後工業革命的看法。因此所有上述這些主題是否可匯集成新社會秩序的一種連貫一致的學理呢？仍在未來學發展過程中，各有關領域者所必須去努力的。
1960 年代的未來研究，在歐美兩地同時蓬勃發展著。在美國，主要的發展重點是策略規畫，而在歐洲則是以哲學的思考為主，亦即將未來研究視為一種生活的藝術。雖是如此，但二者亦是相互交流的。
在研究的主體上，1960 年代末期由對一個國家的研究未來轉而面對整體人類社會的關懷。這種導向開展了未來研究全球化的新頁。這時期最具震憾且影響最深的莫過於 1972 年羅馬俱樂部 (the Club of Rome) 所出版的「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該著作指出人類與環境間互動的密切性，並提出地球發展的極限性的警告。這段時期是未來學發展最巔峰的時期。許多的研究機構與單位因應而生，主要如：
World Future Society
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RAND Corporation
The Hudson Institute
The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The International Batcelle Institutes
The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in Brighton
Futuribles in Paris
The Secretariat for Futures Studies in Stockholm
The Zentrum fur Zukunftsforschung in Berlin
The 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 Policy in Hague
1970 年代兩次的能源危機對未來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未來學家似乎無法警告大家問題的發生與嚴重性，而且各國忙於處理因此所產生的問題，亦無法顧及「未來」。這種現象持續到 1980 年代前期。正因為如此，提供未來學者思考的空間。於是從「全球性的未來預測」轉變到「可抉擇的未來」的研究正是 1980 年代之後研究的新導向。
4. 未來學的未來
危機論未來學派
進化論未來學派
新變遷理論的出現（New Theory of Change）
精神論未來學派
新的組合
一位強調「意識進化」(Conscious evolution) 及「人類具有無限潛能」的未來學者指出，人類每天幾乎都在面對著各種不同的威脅，而且這些威脅正不斷地增加。但人類的潛能也在持續地提昇中。如果將未來學的三個主流予以組合的話，就可認識到這種潛能的力量。我們更可因而臻至人類進化的新階段。
對於人類社會變遷的發展研究，目前可釐出三個主要的未來研究趨勢，亦即： 危機論未來學派 (Crisis futurism)，進化論未來學派 (evolutionary futurism)，及精神論未來學派 (Spiritual futurism)。假若將這三個趨勢予以組合，那麼，理析出來的新主導原則可引導我們脫離模糊的觀念，而邁向一個精確的人類未來；但那不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狀態，而是進化過程中的另一新階段，此一階段將建立在整個人類潛能多樣化的調和和活動領域上，包括精神、心理、社會、及技術等的層次。
事實上我們正面對著空前的毀滅性和共創力量，這兩個因素正在驅動我們也在刺激我們走向一個「質」的變遷，也就是我們的時代本質上具有一種不連續性。我們不能再持續過去 2000 年先人所賜予我們的成就取向。我們的問題群 (problematique) 正成幾何級數累增。污染問題、人口成長問題、及核子武器擴張問題，在我們的下一代若不因我們自己的抉擇，也會由於大災難的發生而停止下來。
另方面，我們的潛能也正成幾何級數提昇，壽命的延長、智慧的累增、外太空的發展等將會相互影響，並在前一代的人類成就上表現出進化的躍昇。
未來學的新理念能提昇此一巨大的挑戰嗎？它能讓我們看到或聽到創造過程中的模式嗎？如果未來學能融合各種思想導向的話，未來學將具有此一能力。
危機論未來學派
危機論未來學派是未來研究中最熟悉的一種研究導向，在 Alvin Toffler 的「未來的震撼」(Future Shock) 一書中，此種導向的運用非常明顯。Toffler 認為，變遷的過程失卻了控制，我們就像騎在驃悍野馬上的技術拙劣的騎士一般，難以掌握駕馭的力量。
但不用等到「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企業界及政治界的領已面對「世界問題群」(world problematique) 的實質性和複雜性。
「成長的極限」是 1972 年羅馬俱樂部 (the Club of Rome) 的第一次報告書。該書的結論指出，如果目前世界的人口、工業化、污染、及糧食生產的成長趨勢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一成不變地發展下去的話，那麼，地球的成長極限將在 100 年內出現。我們將被迫面對全球性的大變動。
這種震撼已深深影響到我們人類的神經系統。這些問題的產生對於整個西方文明的成長秩序及結構產生極大的挑戰。現今的成功似乎將導致未來的失敗。快速的創造發明卻使得消費者中心意識降低，許可證照的發放浮濫導致過度的自信傲慢。隨之產生的是：支持與反對等各種觀點的出現，甚至帶來了世界性的廣泛辯論。
「成長的極限」問世之後幾年，義大利一位工業家培賽 (Aurelio Peccei) 出版了「未來的一百頁報告」(One Hundred Pages for Future)，該書所提出的觀點較「成長的極限」更為悲觀，對於人類的解決問題能力感到絕望。人性如何能快速轉變以避免出現崩潰的清況，他認為，對於一直講求理性的、經驗論的人類而言，是相當困難的。他相當關心整個世界積極性突破的創見。
另一本由羅馬俱樂部所出版的刊物「促成 (Making it Happen) 一項對未來的明確指導」，該書採取較溫和的觀點。無論如何，該書作者認知到，個體的轉變是解決世界問題群的一項基本要素。這些問題群不只將發生在長久未來，同時也出現在當前我們這個時代裡。所以，我們必須依循我們的希望予以改變。
整個關鍵部份，諸如環境、國防、飢餓、及價值觀等問題，該書的作者以個人對人群、自然及未來代代的關懷給予其讀者一種感覺，那就是：如果我們每個人均承擔責任，採取改變現狀的作為，那麼或可避免這種淆混不清的情況。這本具有啟示性的冊子，提示我們如何為維護人群，臻至理想，以避免我們的社會出現過度成長或趨向毀滅的危機。
但這本書缺乏激勵的作用，同時也欠缺解決飢餓及維護世界的紮實計劃，使毀滅性危機的恐懼依然存在，造成了「我們無論如何努力，危機卻越來越大」的印象。因此形成的結果是：問題極為複雜，容許變遷的時間卻非常短促，而人類的制度過於僵化，地球的資源過於有限，因此，崩潰的力量將超過突破的力量。這種預測，就危機論未來學派的觀點而論，對人類而言並非樂觀的現象。因為在所能發現的新希望的邏輯中缺乏人類生命所必須的元素。
進化論未來學派
進化論未來學派提供一項避免危機論者所面對的世界問題群的基本要素，此亦即進化論的中心觀念。從此一觀點而論，人類今日的危機等於是一種進化的躍昇，雖然具有危險性，但卻是自然的、卓越的、具有潛能的；它不在於矯正對當前被囿限的適應力，而是透過適應力、創造力、及新的能力去改變危機。
為了了解當前的核心危機，進化論者將其視野回溯到較遠的過去，進而探求物理宇宙的本源，並尋求變遷的循環公式，此一觀點揭櫫一項原則：自然界的發展是透過進化的螺旋現象，變成更複雜的整體系統；人類的進化是從微分子進化到細胞，再進化到多細胞的有機體，最後演變成早期的人類和現今的我們。
由此一人類進化的數億年趨勢觀之，我們正面臨一種躍昇的階段，那就是「質變」的課題：
質變是傳統趨勢 自然界長期以來，一直明顯地以驟變躍進的方式在加速變遷。
危機先於質變，問題是進化的驅動者 在每一次質變之前，均會有一系列的危機。這些危機會刺激產生廣泛的變革，這種變革不一定會產生改善的效果，但會藉著各部份的調和發展出新的模式。
創造包含基礎技術層次在內的創造，其本質藍圖是以每次的質變為基礎 各種要素的組合、傳統規範、調和作用及語言均是造成質變的根本技術。技術是自然存在的，我們正以新的態度面對它。
進化論的觀點是樂觀的。正因為非常樂觀，因此使得它所提供的訊息好得幾乎令人難以相信。進化論者經常以卡珊德拉 (Cassandra，希臘羅馬神話中特洛伊的女預言者，一般指凶事預言者) 的反對者自居。由於類似卡珊德拉的學者經常帶給我們不願意聽到的壞消息，使得進化論者所帶來的好消息造成那些會導致危機的各種障礙令人感到不快，但進化論者也擔心，「希望」將會蒙蔽我們去注意迫在眉睫的一些工作。
進化論未來學者如福勒 (Buckminster Fuller)，伊斯泛岱里 (F. M. Esfandiary)，伊利克 (Krafft Ehricke)，伐伊克 (Peter Vajk)，及畢佛爾特 (Lawrence de Bivort) 等人在解析進化論的連續循環論時，會經常著重機會結構、新能力及人類成就的極致表現。他們嘗試建構人類潛能的型態，就像羅馬俱樂部專注在問題型態一般。此等潛能型態就像問題型態一般具有真實性，但迄今仍未被充分理解，將之視為「在我們發展階段上，人類所具有的本質且是有機性相互關連的成長潛能」。
被進化論未來學者視為潛能的，包括：
擴大的意識型態，包括直覺與知性 現有數百萬人正積極地嘗試思考、祈求、傾聽內在的直覺反射，並將此一直覺擴張，導向整個中心意識的注意力。改革是一種意識提昇的表現。在每一個質變的距離上，意識均已在成長，這種情形正持續發生，這也正是人類一種真正的潛能。假若人性本身不是正朝向全盤意識，那麼將不會產生更多的能力，因為人類自我毀滅的力量將會促使我們絕滅。
擴大的環境 我們並不處在一個封閉體系的世界中，而是處在一個開放體系的世界裡。人類正不斷在發展一個新環境的活動範圍，此一大氣層之外的環境富於資源、能源、及可用於移轉的空間。某些受「極限」控制而引發出對太空潛能的盲目追求，那是一種奇妙且充滿鬥志的事情。有時他們似乎會對太空技術的突破產生流於理論的厭惡感，但無庸置疑地此一階段非常重要，就像池魚離開水面，落在乾草地上尋求適應一般。誠如農業社會會導向到現代文明一樣，「星空文化」(astroculture) 也將導引出宇宙文明。
擴大的合作 整個人類相互組合，非集權性的，且分歧化的網路化現正在老化的科層組織的表象下逐漸形成。組合是自然界形成整體體系的途徑，該體系大於其部份的總和。團體的才智因此才能顯現出來。
擴展的生命 藉著對心理與生理關係和生物革命的了解，我們可體驗到「樂觀滿足」的潛能，甚至可獲得更生、回春 (rejuvenation)，及自我轉變。
擴大的智能 藉著人工頭腦、自動化及機械人，我們正脫離無選擇性工作的狀態；我們獲得所有已記載的知識，而且也正在創造自我複製的新實體型式，此種實體近似羅伯．雅斯特洛 (Robert Jastrois) 所謂的「矽基生活」(siliconbased life)。這些人類意識和體能的強烈擴張能快速提昇我們的能力。
這些情境與其他新潛能的組合，將會導致根本的不連續性。當所有潛能正和諧地運作時，我們將像是一個新的生物類種，亦即成為一種「同一人種」的產物；這種新類種將優於今日的人種，誠如我們優於過去的猿人一般。
但是還需要討論的問題是時間的問題。假若我們已肯定這些能力，那麼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去實現這些能力嗎？，進化論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當負面問題成指數般地增加時，積極的潛能會大量地發展出來。
新變遷理論的出現（New Theory of Change）
進化論未來學者提供了一項強有力的理論，亦即：在關鍵時刻中世界本身的自救之道。此一論點是：藉積極的創造率加速制度變遷的時間。自然界的演化，對於整體變遷避免危機的過程或許也提供一項有利的明證。
例如：比利時物理學家也是諾貝爾獎得主伊利亞．普利格金 (Ilya Prigugine) 的研究證明了各種制度「突然」轉變為高秩序的過程。在其對「開放體系」所做的研究中，他發現，當能源經過一個體系的流動產生不穩定的情況而發展到一個相當階段時，這些情況會促使整個體系進入一個更有秩序、更具凝聚性且緊密關連的新情況。在一個複雜體系中，許多的關連性由於不關連的現象擴大了不穩定的情況，之後會經過創造的途徑產生重組現象。這些創新的元素相互連結且形成組合網路。從某一觀點來看，各個工作網路的組合會產生另一層次的網路狀態，新的導向會導致一個「突變的移轉」，亦即一個新秩序會明顯快速地出現。此種制度的特質在於強調自我的超越。
現在我們可以了解到，此一理論所強調的論點就是，巨型科層組織結構面對功能惡化時，會急速被取代。當數以百萬計的人為了解決其本身的問題及分配其本身的需求，而尋求嶄新的且更好的方法時，縱然由健康及教育的問題到社區的構築、意識的提昇、環境保護和太空移民，他們都會組合成合作的團體，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工作網路，形成新的生活趨勢。
哈佛大學生物學家亦是地理學家果爾德 (Steven Jay Gould) 及一些其他的學者已積極支持此一快速變遷的理念。此一理念，對於達爾文古典學派所提出的「改革將會在一段很長時期的演化中發生」的看法，產生強烈的挑戰性。馬里林．佛格遜 (Marilyn Ferguson) 在其「水族館的陰謀」一書中撰述此一理論時提到：
吾人所強調的均衡性 (Eguilibrium) 認為，生活的均衡性隨時會因承受嚴重的壓力而受到重視和強調。假若每一代人類均有一小部份被孤立在一般生活範疇的邊緣上，他們可能會走向「形成一個新類種」的結果。同樣地，整個人類受到強大壓力時，由於正處在一個極限的時代裡也會出現相同的情形：「龐大的多樣性正在快速地擴張」。果爾德指出，「小邊緣的孤立正是一個改革變遷的實驗室」。
此一新典範將改革歸因於小團體所產生的時期性 (Periodical) 躍昇。此等變遷理念很明顯地至少持有兩個理由：它認為生物變遷的機械作用遠強過於機會轉變；以及當人種相對論受到重視時，會提示我們在吾人所處的時代裡會產快速變革的可能性。
美國植物生理學家雪爾德拉克 (Rupert Sheldrake) 在「進化論數量提昇」的觀念中，提出「形成因果律的假設」(Hypothesis of formative Causation)。該假設指出，宇宙往往由於某些不可變的規則如習慣及某些過時事物的重複出現所建立的模式，致使無法發揮太多的功能。他相信，所有的制度不只是由於「人類能」(Human Energy) 及物質因素所構成，也由許多看不見的組合規範諸如儀式及行為的期望型態予以規則化而產生。他說，無論何時，只要一個人種中的部份份子習得一項新的行為，在這些人種的因果範疇中就會產生改變。假若此等行為有所改革，那麼其因果關係就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群體。
依照此一理論，也就是一個「因果」的範疇會有「深入化」的現象，以致更多個體採取某種行為時，會進而改變整體行為而影響到所有的份子。
假若此一理論是正確的，那麼此一世界就有可能經驗到一個突變，而趨向整體意識。假若正好某一部份較多的人有採取某種意識，那麼整個意識可能產生改變。
我們可以了解到，此一觀念所引起的廣泛注意已在人類經驗中逐漸提昇了。從印度、埃及、希臘、猶太教及回教等的首位預言者，藉著所有宗教信仰者的神秘經驗創造了宗教，這種擴大的意識模式已開始積存出現了。
無疑地某些事物卻也從進化論未來學派中逐漸失落了。進化論未來學派證明了新的潛能、過程及長期的目標。此一學派勾勒出一個先驗的未來，但卻缺乏引導我們在「當下」(NOW) 環境中發揮的潛能基本因素。就像卡爾汀 (Teilhard de Cardin) 所指出的，「獲勝的理念就是一個將會要求我們行動的理念，……。」一個突變轉換的理念並不會鼓舞我們行動。進化論未來學派的觀點是非人格化的，而我們卻是具人格的。我們的心靈渴望著愛情、人群關係、互動接觸、享樂、情慾、意義、及知識的啟迪。
在危機論和進化論中都欠缺存在於歷史中的精神或屬神行為的明晰呼喚與執著。進化論者證明了某種模式，注意到發明，卻未關注到創造者本身。
精神論未來學派
精神論可歸於西方經驗論的抽象空間，因為它給予人性上最終且最高層次的希望。此理論是以大部份人類的精神體驗為基礎。該理論強調，一個富有創造力的才智會在宇宙中具有運作的力量，所有的生命均已經由具有創造力的過程創造產生，就像吾人所知道的創造品的製造模式一般，我們正是那些創造品的模式。
精神論者，像卡爾汀 (Teilhard de Cardin)，他們結合了才智與直覺。他們依據科學法則研究的「外在創造過程」與進化論者所研究的一樣，但他們也進行「內在經驗過程」，這些包括他們對於較高層次之意識、自由和秩序的自我驅動。
自然進化論的取向和個體渴望間的共鳴與調和是精神論的基礎。自然界正擴展而邁向更高的意識、自由和秩序；我們亦是如此。具有才智的人類在其熱望的自然界中尋找到一個充滿才智的取向。宇宙和我們均正邁向同一方向。
精神論者體驗到一個與創造性才智者之間的成熟關係。在精神經驗成長的時代裡，產生了人神間的新關係。我們體認到自己就像一個「共同的創造者」(Co-creators)。為了依循改革法則以促使自己和世界隨之移轉，我們正在尋求與創造性才智者的合作關係，藉以臻至更高的意識、自由及一致性。我們的信念是，創造宇宙的力量將不會停止跟隨我們，亦即「力量與我們同在」。
精神論者對於「人性持續在進化」的原則充滿信心。他們認為，在每一次質變的移轉中，就會產生一種意識的提昇。人性的本質是當遭遇一個成長極限時，智慧就會隨之增加；無論在地球早期海洋中的一個單細胞形成多細胞組織體，或是魚兒躍出水面，掉落在乾草地上尋求適應，甚或以後我們在外太空中生存，在每一個階段中意識均會隨之提昇。無庸置疑地，改革可能與我們一同乍止，也無需猜疑，創造力及促使整個宇宙充滿生命力的才智可能會與此一具有五千年高度腦力和無數榮耀歷史的兩足動物的人類在一聲尖叫聲中驟然停止。這種情形不可能是宇宙改革的終極目標，設若這不是事實，那麼我們的生存機會將是匱乏渺茫的。具有自我中心化且有高度技術的人類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易變的條件環境，如果我們體認到的不是某種心靈結合的模式——在此模式中，我們認知到自己是流浪的類種——，那就是自尋絕滅。本位意識或許是一個過渡階段的特徵，但在一個嶄新的時代初期，本位人類是可能存在的。
精神論者認為，才智、個體性及直覺經過融合而形成一個更高層次的意識，亦即是一種「新規範」、一種神秘的長久以來令人關心的整合體，堪稱是一種「共同創造的意識」。
最重要的，這種思想已經由少數的未來學者傳播給廣大的人群。這些生活在所有各種文化中的人群相信只有一個「創造者」，且將人類目標的新階段想像為涅槃、天國、新耶路撒冷。如果把深植於一般人心中所謂的精神本質與未來學對於進化潛能的熱望活力予以結合，將可形成意想不到的社會融合力，此一力量可加速人類轉變的行動。
未來學三個趨勢的每一個取向均提供有價值的貢獻。如果加以合併，對於一個肯定的未來將可獲致最佳的希望。這三個思想趨勢的組合將能提供些意識進化的指導原則。
危機論是分析過度成長的問題群的基本觀念，它建議我們必須停止做什麼，我們如何去維繫、保持、重新均衡、重複、更新、儲存、及提供我們的所有事物。
進化論是用於了解自然界移轉的模式，整體體系的創造，及新能力的發掘等的工具，促使我們去想像和實踐，以創造一個積極的，與人類潛能全然並進的未來。
危機論及進化論的未來學者均是精神論學派所迫切需求的。只有透過人類意識與正在創造宇宙之智能的組合，只有透過在許多創造過程所不能或缺的那一份愛，我們才能明確地期盼渡過危機而將我們的潛能落實表現在整體的生命當中。
新的組合
假若萬事萬物均已發揮其運作功能，將會形成怎樣的情景？假設三個未來學的趨勢真的結合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我們可以想像到在下一個階段中，我們如何控制危機，在意識上如何共同設計未來，及如何調組創作的模式等的情形嗎？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確能感受到這種情境，因為我們已在進行高度的社會改革運動，及超越極限且為轉移的目標而合作之際體驗到了，諸如：大教堂的建築，阿波羅太空計劃的展開，或龐大交響樂團的組成。
讓我們儘可能地擴張這些體驗成為世界未來的趨勢。
那麼，首先要形成一個共有的未來觀，這將促使大部份的人自由結合他們的努力，將未來觀建立在一個整合自然界先知之趨勢的基礎上，藉以提昇更高層次的意識、自由及秩序。
這種未來觀的建立已由某些進化論未來學者在戮力加強，例如布克敏斯特．福勒 (Buckminster Fuller) 的「世界為每一人而運作」的觀點；伊斯凡岱爾里 (F. M. Esfandiary) 的「隱藏在疾病、戰爭及毫無選擇的工作之後的宇宙人種」的觀點；迪摩西．里利 (Timothy Leary) 的 SMI2LE（太空移民 - Space migration，智慧累增 - intelligence increase，生命擴大 - life extension) 的觀點，以及巴巴拉．馬克斯．赫巴德 (Barbara Marx Hubbard) 所持的「將我們視為一種世界性的人種，在世界性時代來臨之際，隨著進化在地球和外太空中共同創建新的世界中」的觀點。
在這些及其他進化論的未來學世界觀中，高科技變成高層次意識之本質擴張的碩果。透過關注和才能的結合，我們得以解決世界問題群。所有人類的基本需求經由手工具到太空移民的整個科技體系獲得滿足。軍事與工業的組合成果轉而成為在地球上和太空中富創造性之運作、建構、修理和儲存的生活形態。
此等發明就像福勒的世界遊戲 (World Game，依照人類的需要設置資源)；未來委員會 (Committee for Future) 的 SYNCON (基於調和的趨同，使各種利益相結合)；以及杜勒佛的預期參與民主 (Anticipatory Democracy 包括市民參與在內之長期目標的設定)，形成自我政府 (self-government) 之下一階段的基礎。當某些社會發明如團體與個人整合的新轉變技術的組合，在實驗社會中發展起來時，如印度的奧洛維爾 (Auroville) 和蘇格蘭的懷德角 (Findharn)，我們看到社會組織中才智躍進的概廓，那就是：由「傳統民主」(Democracy) 到「組合民主」(synocracy)。 這是一個表示該概念的新創組合字，以別於相對的體制。這個新的體制是一個「贏對贏」(Win-Win) 的自組體制，在此體制中，人們將會非常熟練地透過內在的活動力自由合作形成一些相同的創造過程的模式。
「工作」(Work) 係指「創造的機會」， 經選擇的職業將取代目前的「幹活」(job)。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 所描述的 Eupsychian Society 將會誕生，那是一個「在宇宙文明下自我實現的人民的社會」。
精神論者將結合傳統的精神理念和高度的科技。未來的教堂、廟宇、及清真寺將不再完全掌握基督復活與昇天、天堂與新耶路撒冷的終極允諾。這些持有各別神能信仰的人也將參與積極的人類轉移，由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地球類種轉為一個以整體為中心的，神祉為中心的世界性類種。
在新趨勢組合的成長時代裡，我們可以將自己視為全人類的人類，這種人類我們慣稱之為「神」(gods)，但也可能是我們下一進化階段初期的觀點而已，此種進化最初是由人性先驅者——即人類的聖人和預言者——所體驗出來的。
透過這種新的趨勢組合，我們能贏得一個持續進化的未來。未來學是一個年輕的主題。它幾乎已發展成一種共同的語言和中心，然而它在人類社會面臨崩潰與突破遽增之際已被置入歷史的核心層次。
5. 結語
綜觀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人類所有的活動均指向未來。在緩慢變遷的社會中，使用的是歷史的經驗，所以前瞻的觀念與價值就不被強調。直至二次世界大戰以返，加劇的變遷，使得歷史經驗不再那麼有用，於是前瞻的設計與策略成為人類絕續的首要法則。因此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文明史堪稱是一部未來學發展史。無論未來學家所持的觀點如何，至少有一個共同的看法：預測未來、設計未來、並且以未來作為當下行為的基礎，正是人類開創生命的關鍵與社會進化的泉源。
台灣自 1960 年代工業化以來，開始展開前所未有的文明社會。正因為如此，回顧的歷史觀不僅無助於社會躍升的需要，而且將阻礙社會發展的進程。未來學運動在幾位未來學家的積極推動下，自然有其碩果。並且在社會環境的企求下，終於獲得肯定。但是對台灣而言，其成就是相當有限的，因為整個社會對未來學認知，基本上是模糊的，或流於學術的，甚至仍被質疑的，不能視為全民的。
無論 1980 年代能源危機對未來學的發展所帶來的衝擊如何，只要認知道：人類的行為都是為「未然」而進行，而非為「已然」而進行，則未來學運動的未來依然是可持正面的看法的。
http://www.thinkerstar.com/future/trend-1.html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