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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羅賓‧科恩RobinCohe]，保羅‧甘乃迪PaulKennedy所著《全球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是以英美大學教科書常見的寫法來出版，乍看目錄似有反思及批判性，實則正反並陳。

羅賓‧科恩，保羅‧肯尼迪，英國人，是社會學的資深教授，曾經任教于非洲，加拿大、加勒比地區，美國和英國的大學和成人教育學院。他們曾昆在許多國家進行講學和基礎研究，他們無論在哪里從事社會學研究，都有一個強烈的使社會學成為對大學生變得有趣和可以理解的學科的責任感。羅賓‧科恩是Warwick大學的全球化和區域化研究中心的社會學教授和高級研究人員，保羅‧肯尼迪博士是曼徹斯特城市大學的社會學的高級講師。

第一編 涵義
第一章 全球社會學引論……………………………………3
第二章 全球化思考…………………………………………33
第三章 現代性與世界社會的演進…………………………60
第四章 變遷中的勞工界……………………………………89
第五章 國家地位與民族國家…………………………116
第二編 分化
第六章 全球不平等︰性別、種族和階級……………145
第七章 跨國公司的經濟和社會角色…………………170
第八章 不平衡發展︰受害者…………………………193
第九章 全球控制的失誤………………………………220
第十章 亞太︰從奇跡到幻影？………………………248
第三編 體驗
第十一章 人口壓力與移民……………………………279
第十二章 旅游︰社會與文化意義……………………310
第十三章 消費文化……………………………………339
第十四章 媒體與傳播…………………………………371
第十五章 城市生活……………………………………401
第四編 動力與挑戰
第十六章 社會運動的解讀……………………………435
第十七章 性別社會的挑戰……………………………459
第十八章 創造可持續發展的未來︰綠色運動………479
第十九章 認同與歸屬…………………………………504
第二十章 全球社會的未來︰烏托邦還是敵托邦？…529

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全球聯系不斷擴張，人類生活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發展及全球意識的崛起。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易上緊密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釋爲世界的壓縮和視全球爲一個整體。全球化一詞近年來變得很流行。政府決策者、政黨領袖、工商界、學術界、工會領袖以至大衆傳媒無不談及全球化的影響及其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政府決策者說全球化多麽重要，對我們有多好，但當它帶來各種問題的時候，他們又說這都是全球化的問題，與政府無關。那麽，究竟什麽是全球化？許多人視過去廿年國際貿易及投資猛增爲全球化。全球化正在推倒各國疆界，使全球經濟一體化。有些人甚至稱此爲「地球村」。盡管對此是好是壞，仍是見仁見智，但大多數人都視全球化爲一個自然過程。

影響

全球範圍內的通用標准的數目的增長，例如版權法。國際貿易的增長比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更快。由跨國公司控制的世界經濟的股份的增長。全球金融體系的發展。更多的國際間的文化影響，例如通過好萊塢電影的出口。文化多樣性的減少。國際旅遊業的發展。各種文化的融合及創新。通過諸如互聯網和電話等的技術使得共享的信息資源不斷增長。移民的增長，包括非法移民。恐怖主義也在全球化,參與恐怖襲擊的恐怖組織分子很多時候不在本國行動，而且與本國無關。
很多的趨勢被各種各樣的全球化支持者的組織看作是積極的，在很多情況下，全球化受到政府和其它人積極地推動。例如，有這樣的一種經濟理論：相對優勢使自由貿易可以讓資源分配變得更加有效，並且對參與貿易的雙方都有利。
二戰後通過很多諸如關貿總協定等的國際組織已經使得國際貿易間的障礙大大降低。特別是從關貿總協定演化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
提升自由貿易：較少或消除關稅；建立自由貿易區來降低關稅。資金：減少或消除資金控制(資金控制會影響貿易發展)。減少、消除對當地産業的津貼補助金(達到公平貿易) 。
知識産權保護：在國家間對知識産權法律進行協調（通常來說，是添加更多限制）。跨國界承認知識産權限制（例如，在中國獲得的專利權可以在美國獲得承認）。

質疑中的全球化

對關于全球化是一個現實存在的現象還是只是一個說法還存在學術上的討論。雖然這個詞已經被廣泛使用，但是一些學者爭論到這個現象在其它的曆史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另外，很多人注意到，那些令人相信我們是處在全球化進程中的現象，例如國際貿易的增長和跨國公司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它們開始被建立的時候並不是制定了的。因此有很多學者更喜歡使用“國際化”而不是“全球化”。簡單的說，它們兩者的區別在于國家的角色在國際化中更重要。也就是說，全球化程度比國際化要深。所以，這些學者認爲國家的邊界還遠沒有達到要消失的地步，因此，完全的全球化還沒有開始，也可能不會開始——從曆史上考慮，國際化從來沒有變成全球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5%8C%96

反全球化

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是反對全球化的簡稱。它是一種政治姿態，一般與社會主義、公共利益、反對企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價值觀相符。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爲全球化只是“帝國主義”的代名詞。全球化只是利用雇用工具、軍事、政治和經濟的手段對他國的征服。
但是，反全球化只是當今政治的少數派，很多組織個人會把他們自己定義成爲“批判全球化”（例如ATTAC）
反全球化也是可持續發展的一部份，因爲“可持續發展”傾向本子：美國要求中國全面開放橙的市場，但因爲美國的經濟比中國發達，美國的農業得到國家資助，可以用比中國的市價更低的價錢傾銷農産品，從而進佔中國市場，對中國農民的收入造成打擊。若然中國向美國征收懲罰性關稅的話，中國要承受美國向中國報複的風險。所以反全球化的示威大多數參與者都是“環保份子。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8D%E5%85%A8%E7%90%83%E5%8C%96&variant=zh-cn

一個區別于全球社會學的國際社會研究範式——國際社會學及其理論述評
蔡驎 <<國外社會科學 >>2006年05期

國際社會學是一個以國際社會爲研究對象的社會學分支,在20世紀80～90年代形成于日本.它關注國際社會的多樣性、差異性及不平衡發展,認爲一個統一的"全球社會"或"地球社會"尚未形成,並自覺地與"全球社會學"相區別.它的研究領域包括三個相互交叉的方面:國際關系社會學研究、國際社會研究和地域研究.關于民族性、民族主義和移民社會的理論構成了該學科理論體系的基礎.
http://scholar.ilib.cn/A-gwshkx200605001.html

社會學起源於19世紀末期，是一門研究人類社會的知識學科。社會學家通常跟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等一起並列於社會科學底下來研究。因其興起的歷史背景，社會學研究的重心很大一部份放在現代社會中的各種生活實態，或是當代社會如何形成演進以至今日的過程，不但注重描述現況，也不忽略社會變遷。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範圍廣泛，小到幾個人面對面的日常互動，大到全球化的社會趨勢及潮流。家庭、各式各樣的組織、企業工廠等經濟體、城市、市場、政黨、國家、文化、媒體等都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而這些研究對象的共通點是一些具有社會性的社會事實。雖然「社會性」的定義在不同學派之間仍有爭執，但社會事實外在於個人，且對個人的行為跟認知有影響，這一點是大致上為社會學者所共同接受的。

概觀

對人類社會變化發展的整體研究源遠流長。在19世紀初期，孔德認為過去神學及崇尚武力的社會慢慢消失，以理性、科學、工業為主的年代正在擡頭，兩者之間的衝突正是社會動盪的源頭。在社會制度轉變的時期，這種過渡性的衝突及混亂是無可避免。在舊制度消失前，人們無法體驗新制度，往往需要多次社會轉變才能改組社會。[1]社會學就是針對社會改組的問題（現代性）而發展成為一門社會科學。塗爾幹學派的社會學家不但希望了解什麽使得社會團體聚集起來，更希望了解社會瓦解的發展過程，從而作出“糾正”。糾正的觀念並不暗示社會學家預設一個「正確社會」的模板。塗爾幹本人都不認為有一個終極的、完美的社會可以參考。簡單來說，當一群人互動形成一個穩定的參考架構，運行良久，對他們來說就是「常態」。當社會制度問題積累下來，此一穩定狀態被打破，形成混亂，即上述所謂「瓦解」時，就形成病態。因此塗爾幹認為，社會學家職責在於找出一個社會的「日常常態」，如此才能確定出「病態」的判準。社會學家需要不斷觀察與分析，不是找出模板，宣稱終極事實就結束。
相反地，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學家並不探索對糾正社會的方法。因爲他們認爲對社會病疾提出的糾正方案，往往是以一個小群體的觀念強加到絕大多數人的身上，這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會使問題加重。20世紀初，如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等人，受到上一代如韋伯與齊美爾學說影響，加之參考馬克思理論，針對現代社會與資本主義制度產生悲觀看法，其中尤其看到社會雖然高度分工，卻也產生生活的分裂化。尤其是在藝術文化領域，大量複製技術的出現，造成藝術精神的喪失。法蘭克福第二代哈伯瑪斯繼承上述觀點，並參照美國結構功能論與象徵互動論、歐陸的現象學等，提出溝通行動論，與第一代悲觀觀點不同。認為必須致力建構一個可溝通的社會，才是悲觀現代性的出路。而上述的觀念，類似社會衝突論，知名人士如達倫道夫，也是以馬克思對社會階級分析為主，認為社會有掌握資源的的階級，以及受統治的階級，惟不同的是，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握有生產工具，無產階級因無工具而受宰制，需要反抗革命，觀點較屬於政治經濟學，但衝突論者，結合韋伯對階層─加入社會地位等角度，認為社會不平等，源自多方面，不只經濟不平等。
今天，社會學家對社會的研究包括了一系列的從宏觀結構到微觀行爲的研究，包括對種族、民族、階級和性別，到細如家庭結構個人社會關系模式的研究。社會學系分成更多更細的研究方向，包括像犯罪和離婚，在微觀方面例如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些社會學家使用定量研究[2]的方法從數量上來描述一個社會總體結構，以此來研究可以預見社會變遷和人們對社會變遷反應的定量模型。這種由拉紮斯費爾德（Paul F. Lazarsfeld）倡導的研究方法，現在是社會學研究中的兩個主要方法論之一。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另外一個主要流派是定性研究[3]，包括歷史社會學、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專題小組討論等收集資料的方法，以及基于紮根理論、內容分析等定性資料的分析及歸納方法。從事定性分析的社會學家相信，這是一種更好的方法，因為這可以加強理解“離散”性的社會和獨特性的人文。這種方法從不尋求有一致觀點，但卻可以互相欣賞各自所采取的獨特方式並互相借鑒。主流的觀點認爲，定量和定性這兩種研究方式是互補的，而不是矛盾的。塗爾幹與韋伯都強調兩者的重要性─亦即從主觀（質化）與客觀（量化）交錯研究。到後來的象徵互動派大師布魯默（Herbert Blumer）相當強調質化的影響力。

社會學的歷史
 
孔德發明了社會學一詞。“社會學”是對人類社會作整體研究的社會科學。它橫跨經濟、政治、人類學、歷史及心理學。它的意義在於尋找混合了人類知識及哲學的源頭。
“社會學”一詞是由孔德(Auguste Comte)首創的，他試圖使用一種物理學的方法來統一所有的人文學科——包括曆史、心理和經濟學，從而建立經得起科學規則考驗的學科，原本他用“社會物理學”來稱呼這個新的學科。他的貢獻主要是他使得社會科學終于脫離了人文領域。他的社會學理念是典型18世紀的：他相信所有人類活動都會一致地經曆截然不同的曆史階段，如果一個社會可以抓著這個階段，它就可以爲社會病開出有效的藥方。

第一本以社會學為題目的書就是1874年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所著的《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在美國，1890年肯薩斯大學的“社會學元素”是社會學第一個課程[4][5]，1892年芝加哥大學由艾比安?斯摩爾成立了美國第一個獨立大學學院，他也創立了“美國社會學學報”[6]。1895年，法國波爾多大學成立了歐洲第一個社會學學院。 1904年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成立了英國第一個社會學學部[7]。1919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大學成立第一個社會學學部。1920年弗洛裏安?茲納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在波蘭成立第一個社會學學部。
第一次關於社會學的國際合作發生於1893年。當時 René Worms 成立“社會學國際小學院”，最後與創立於1949年的國際社會學家協會合併[8]。1905年成立的美國社會學協會是今天世界最大的社會學家協會。
卡爾馬克思19世紀至20世紀有一群古典社會學家冒起，例如：卡爾?馬克思、Ferdinand Toennies、埃米爾?塗爾幹、帕累托及馬克斯?韋伯（注：事實上塗爾幹、韋伯，乃至於韋伯好友齊美爾都自視自己是社會學家，談過如何建立社會學這門學科，惟探討議題不在於社會學內。上面三者都有專門的社會學著作或方法論）。正如孔德，他們都不會自視為社會學家。他們的工作涉及宗教、教育、經濟、心理學、道德操守、哲學、神學及其他學術範疇。當然他們在社會學上是非常有影響力的，特別是卡爾?馬克思更是經濟學重要巨頭。
早期由孔德帶出的理論研究方式是模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應用相同的方法學來探討社會現象。強調以經驗、實證和科學方法為社會學紮實的基礎。這個方法學稱為實證主義。
19世紀早期以實證主義與自然主義手法來研究社會生活受到了德國的狄爾泰、海因裏希?李克爾等新康德主義派哲學家的質疑。他們認為自然世界跟社會世界是不同的，人類社會有獨特的範疇如意義、符號、規則、道德規範及價值。這些元素產生了人類文化。馬克斯?韋伯根據這個觀點發展出“反實證主義”的詮釋社會學（Interpretive Sociology），強調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是人類行為的主觀意義。它跟反自然論有密切關係，使社會學研究特別關注人類及文化價值。這導致難以為主觀客觀研究分野的爭論並影響了詮釋研究。互聯網時代也催生了社會學的新分支－公共社會學。
最後，自然科學實際上並沒有取代其他的社會科學，而是變成強調對象和方法的另一種形式。今天，社會學家通常通過比較法來研究人類組織和社會制度，特別是在複雜的工業社會組織結構的研究中。從20至21世紀來看，社會學的研究也應該是突飛猛進的時代。

社會學中的科學與數學

社會學家研究時常常分析群體，如社會階級、社會組織、宗教組織、政治組織及商業組織。他們研究社會群體間的互動、跟蹤源頭及發展過程、分析群體活動對各個成員的影響。社會學家關心社會群體的特徵、群體間或成員間的互動影響及社會特徵（例如：性別、年齡、階級、種族）對日常生活所帶來的效果。這些社會研究結果能夠協助教育家、立法者、行政人員、社工等解決社會問題並制定公共政策。大部分的社會學家都有多項專長，例如社會組織、社會分層及社會流動、種族關係、教育、家庭、社會心理學、城市、農村、政治及比較社會學、性別角色及關係、人口地理學、老年學、犯罪心理學及社會學應用。
今天，社會學研究人類組織、社會群體、社會互動等等都使用大量比較方法。社會學的發展對其它科學帶來額外的需求，這對研究現代工業社會是十分重要。近年，得到了人類學的啟示，加速了對多元文化及多元國民的研究。
另一方面，社會學朝著微社會結構發展，例如：種族、社會階級、性別及家庭。因為有很多罪案發生、家庭問題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壓力，急需要社會學來尋找解決方法。
社會學家透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來研究社會關係以預測社會變動。他們希望透過質性研究，如面談及小組討論，對社會運作有更深入的理解。有些社會學家正辯論著從中作出平衡填補兩者之間的空隙。例如：定量研究描述大型社會現象， 而定性研究描述個人如何理解大型社會現象。

主要學說

社會理論當中常常用一些抽象和甚至複雜理論框架來解釋和分析社會樣式和宏觀社會結構。社會理論總跟經典的學科有一個令人不安的關係，就是大部分的重要社會學家從未擔任大學職務。現今社會理論被認為社會學分支，涉足多個科學區域譬如人類學、經濟、神學、歷史等等。第一種社會理論幾乎跟社會學同時誕生。社會學之父－孔德創立第一社會理論－社會演化理論。在19世紀，三大社會理論分別是社會進化論、社會週期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雖然它們現在被認為是過時，但是它們卻產生了新理論，像社會積澱論、新進化論、現代化的社會生物學、後工業化的社會理論及多邊理論。
跟實驗性的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理論家很少使用自然科學方法及其他事證方式來證明論點。反而，他們面對非常大型的社會走勢時候都使用一些假說。可是，這些假說需要很長的時間來證明。這正是反對者所批評的重點。對於解構主義者及後現代主義者，他們更質疑所有的研究及方法都是錯誤地承襲下來，很多時候，社會理論被認定為不可證明的。實際上，社會實踐是檢驗社會學說的唯一標准。社會學說在社會實踐中産生，在社會實踐中檢驗，在社會實踐中發展。

社會研究方法

社會研究主要有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兩大類。會用各種方法蒐集經驗實證，包括問卷、面談、參與者觀察及統計研究。曆史社會學研究屬于定性社會研究方法。
不同的方法所面對的困難是它們都根據研究員各自採納的理論基礎來解釋及了解社會。作為功能主義者，艾彌爾?塗爾幹喜歡以社會大規模結構來解釋任何東西。如果他是符號互動者，他便專注人們如何理解別人。馬克思主義者或新馬克思主義者把什麼都化作階級鬥爭。現象學家只是思考大眾對現實如何建立自己的意義。當各方都面對現實社會問題時，常常爭論誰對誰錯，而實際上會把不同方法學結合。
一般觀點將社會學區分為宏觀（鉅視）或微觀兩類，認為分析單位如國家發展，就屬於前者；分析個人精神與家庭等，較屬於後者。這是相當僵化的解決看法。事實上，所謂微觀並非依照研究單位的規模看，微觀較屬於處理社會學基本原型的東西，更觀察在不同單位之間的互動，事實上，在企業之間、乃至於國家之間，也可以視為是一個個個體，研究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微觀方式處理之─諸如用象徵互動論、現象學方法等。
互聯網是社會學家的興趣所在，原因有四。一）它是研究工具。例如網上問卷調查代替紙張問卷。二）它成為討論平臺。三）它本身是研究課題。互聯網的社會學研究網上社區、虛擬社區。四）因為互聯網而產生社會組織上的改變，例如由工業社會轉型到知識社會的大型社會改變。 一般歐美注意到互聯網問題，較傾向從媒介角度出發。認為它不僅是一個溝通工具而已，更在於改變人們互動的模式，一如20世紀以前，貨幣出現聯帶影響人們的現代生活，都會生活等；或向古騰堡印刷術在歐洲蓬勃之後，對歐洲知識與教育等面向的改變。

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

在二十世紀早期，社會學家及心理學家曾對工業社會作出研究，對人類學作出了貢獻。要留意一點的是人類學家都曾對工業社會作出研究。今天社會學及人類學主要分別在於研究不同的理論和方法而不是對象。
社會生物學是綜合社會學及生物學的一門新科學。雖然它很快獲得接受，但仍然有很多爭論的地方因為它嘗試使用進化及生物過程來解釋社會行為及結構。社會生物學家常被社會學家批評過份倚賴基因對行為的影響。社會生物學家卻說在自然之間和哺育存在一個複雜關係。故此社會生物學跟人類學、動物學、進化心理學有密切關係。這仍然是其他科學所不能接受的。一些社會生物學家像Richard Machalek要求使用社會學來研究非人類社會。
社會學跟社會心理學有關係，前者關心社會結構，後者關心社會行為。

主要的社會學主題

群體組織方面：家庭－社區—鄉村－集鎮－城市－部落－民族－團體—文化..
群體與組織
初級社會群體
家庭
鄰裏
兒童遊戲群體
社會組織
科層制
社會制度方面：親屬－婚姻－經濟－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文化－體育
社會過程方面：合作－競爭－戰爭－改革－革命－社會一體化..
社會化
社會角色
規範與越軌
社會變遷
分層與流動
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與演變
城市化
現代化
社會問題：就業－犯罪－環境污染－人口－移民－種族歧視－暴力—貧困..

社會學理論

馬克思唯物史觀
孫中山社會理論
毛澤東社會理論
鄧小平社會理論
社會有機體論
社會發展論
社會積澱論
社會公平論
社會交換論
社會互動論
社會進化論
社會均衡論
社會認知論
社會唯名論
社會唯實論
社會學習論
社會控制論
結構功能論
沖突學說

社會學學派

社會學分支

社會分層學（或分層社會學）
社會學史
教育社會學
政治社會學
社會思想史
社會學方法
社會調查方法、社會統計學
實驗社會學
數理社會學
應用社會學：職業社會學、工業社會學、醫學社會學、城市社會學、鄉村社會學、家庭社會學、環境社會學、青年社會學、老年社會學、犯罪社會學、越軌社會學、婦女問題、種族問題、社會問題、社區、社會保障、社會工作、微觀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宗教社會學、體育社會學、發展社會學、人口社會學
比較社會學
社會地理學
文化社會學
藝術社會學、知識社會學、道德社會學
曆史社會學
研究中國的曆史社會學
經濟社會學
軍事社會學
社會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史、實驗社會心理學
公共關系學
社會人類學
組織社會學
發展社會學
福利社會學
人口學：人口經濟學、人口社會學、人口學說史、人口史、人口地理學、人口生態學、區域人口學、人口系統工程、人口預測學、人口規劃學、人口政策學、計劃生育學

社會學的危機

20世紀晚期以來的社會學並沒有擺脫賴特?米爾斯所揭示的問題。可以認爲，社會學作爲一個“社會科學”學科，面臨著比經濟學更加嚴重的危機。二十世紀中晚期以來的社會學日益學院化，同時卻又顯得支離破碎，缺乏核心的解釋邏輯，對公衆面臨的問題缺乏強有力的回應。一些傳統的領域在制度經濟學的滲透下，也逐漸在喪失。對于這些問題，大陸和臺灣的社會學學者似乎都缺乏回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5%AD%A6

全球化理論諸源流簡介

一、全球化理論源起

聯合國教科文教組織最近出版的<<世界社會科學報告>>指出：全球化理論是社會科學領域中一次主要的範式轉換，社會科學絕不可能再與從前一模一樣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最早是由一個名叫泰爾多爾．萊維（Theodre Levitt）的學者於1985年發明的。他在<<哈佛商報>>上的一片題為“談市場的全球化”一文中，用全球化這個詞來形容此前20年間國際經濟發生的巨大變化，即“商品、服務、資本和技術在世界性生產、消費和投資領域中的擴散”。萊維認為，全球化只是涉及到國際貿易，特別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管理以及他們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廠並銷售自己的商品的能力問題。根據上述定義，全球化意味著市場的融合，意味著跨國業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以同一方式銷售自己的產品，意味著在生產、金融、貿易的往來都是在全球規模上進行的。“在交通、通訊、貨物、信息方面，除了對那些一無所有的窮人之外，世界實際上以實現一體化。”
其次，在浩如煙海的全球化理論文獻中，全球化的時間跨度有被拉得越來越長的趨勢。戴維‧赫爾德和安東尼‧麥克格魯等人合著的<<全球化大變革>>中就把全球化化分成四個階段：前現代的全球化（大約開始於9000年—11000年前），標誌是歐亞大陸、非洲以及美洲大陸出現了分散的定居農業文明中心；現代早期的全球化（大約在1500後—1850年之間）；現代的全球化（大約在1850—1945年間）；當代的全球化（1945年以來）。這種把全球化時間跨度追溯到史前時期的作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掩蓋了全球化這個使全球“在經濟、政治以及文化流動和聯繫的廣度和強度以及速度方面”正在發生著質的變化的新時代特徵。

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認為全球化不是新近的事，從時間上，他在資本主義之先。他從社會學的視野，從民族國家、國際關係、個人觀念和人類意識四個維度，把全球化劃分為五個階段：
一是萌芽階段（從15世紀初期到18世紀中期，發生在歐洲）。民族國家共同體形成；中世紀“跨民族”體系作用開始降低；天主教會範圍擴大；個人觀念和人道思想受到強調；世界日心說和近代地理學開始出現；太陽曆使範圍擴大。
二是開始階段（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70年代，主要發生在歐洲）。向同一化、單一性的國家觀念迅速轉變；規範化的國際關係概念、標準化的公民個人觀念和較具體的人類觀念得到具體化；國際和跨國調節和交往有關的法律公約和機構迅速增加；國際性展覽會舉辦；國際社會“接納”非歐洲社會問題開始出現；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問題成為討論主題。
三是起飛階段（從19世紀70年代延續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這一階段，全球化的四個參照點成為不可抗拒的形式；民族國家社會、一般意義上的個人（偏向男性）、單一的國際社會、某種日趨單一但不能統一的人類概念。現代性的問題初步成為討論主題；關於民族國家和個人認同的思想成為主題；一批非洲社會納入“國際社會” ；國際間的形式化和人道思想的嘗試性實施；移民限制的全球化；全球化交往形式的數量迅速擴大；宗教世俗運動興起，全球性競賽（如奧林匹克運動會和諾貝爾獎）形成。世界時間的實行和接近，在全球範圍採用太陽曆；第一次世界大戰。
四是爭霸階段（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後期）。出現圍繞起飛時期結束時的主導性全球化過程的脆弱條件展開的爭論和戰爭；國際聯盟，以及後來聯合國的確立；盟國與軸心國相互衝突的現代性觀念，隨後冷戰持續；因大屠殺和原子彈的使用而使人們強烈關注人類的本性與前景，第三世界的成型。
五是不確定階段（從60年代後期開始，並在90年代初顯示出危機趨勢）。60年代後期全球意識增強；人類登上月球；重視“後物質主義價值”冷戰的終結，擁有核武和熱核武器的權利問題突出出來。全球性機構和運動量大大增加；全球交往手段迅速加速。各社會日益面臨多文化和多種族問題，因性別、性和民族與種族的考慮而變得複雜化的個人觀念。公民權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國際體系更加不確定--兩極體系終結；對作為一個物種的人類的關注大大增加；全球傳媒體系更加共鞏固，包括這方面的對立加劇，伊斯蘭成為一種逆全球化/再全球化運動。世界環境首腦會議。羅伯森對全球化進程的描述，把我們淹沒在大量的社會現象中。同時他的分期的標準也是模糊不清的。
另外，詹姆遜（Jameson）認為全球化的進程與資本主義發展相重疊，他把資本主義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市場資本主義階段，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市場整合；二是帝國資本主義，資本國家建立殖民地，以攫取原料供應者和國際市場；三是跨國資本主義或消費資本主義，為資本主義擴張建立一個新的整合的全球空間，通過擴張個體的欲求來擴張市場。詹姆遜也稱第三個階段為“晚期資本主義”。他認為“與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爆炸式擴張相並行的，是從特定社會背景中掙扎出來的文化的全球擴張。”詹姆遜更多地關注的是文化全球化的進程。

二、全球化的概念舉偶

1.  “市場、民族國家與技術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的穩固整合—以一種能夠把各人、團體和國家較以前更為深入、更為迅速、更為深刻與更便宜地圍繞在世界周圍的方式……把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真正擴展到世界上每一個國家。”(T.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1999,p.7~8.)
2.  “世界的緊縮以及全球整體意識的集聚……20世紀全球的真正相互依賴與全球的整體意識”。（Roland Roberson, Globalization ,1992, p.8.）
3. 社會與文化安排的地理束縛趨於消解的一個過程，而人們意識到他們正在逐步消退。（M . Water, Globalization, 1995, p.5）
4. 由一定數量的特殊形式和跡象構成的社會轉變……通過以下方式，他們造成了，或被造成全球性的形式和跡象：一，實踐、價值、技術與其他人類產物在全球的傳播；二，當全球性的實踐等等對於民眾生活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之間；三，當全球化作為塑造人類行為的一個焦點，或一個前提之時。（M.Albrow,The Global Age,1996,p.88）
5. 在追求“全球規模的市場作用”的方案上基礎的整合。(P.McMichel,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2000,p.xxiii,149)

另從中外學者關於全球化的諸多定義的內容來看，大致可以把所有有關概念概括為四類：
1. 本質因素擴張說。這種看法認為，全球化是某種本質因素向全球範圍的延伸或擴張。這裡的本質因素包括：資本、信息、經濟資源、分工和生產社會化、市場經濟、現代性等。全面的全球化，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技術、能源等本質因素擴張說，刻意探究蘊藏在全球化繁多現象中的深邃本質，給人們思考全球化問題以重要的方法論啟迪。但是，持這種觀點的許多學者並沒有真正抓住全球化的本質，比如，如果把全球化當作是資本擴張的結果的話，就會忽略主權國家和國際經濟組織在促進全球化的作用，也就不能全面說明促成全球化的各種力量，從而不能找到全球化的核心本質，因而失之片面。
2. 時空壓縮說。這種看法強調全球化就是超越民族國家的疆界，消除各種壁壘限制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不斷跨越空間障礙和制度文化等社會障礙，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充分溝通。這種觀點認為，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改變了人們的時空觀或者時空發揮作用的機制，人們感到時間和空間被壓縮，人們生活在一個時間密集、空間緊縮的環境中，這既有正面的影響，也有負面的作用。這種觀點抓住了全球化所產生的影響，但時空壓縮只是全球化的結果而不是全球化本身。
3. 全球依賴加強說。這種理論強調，全球化趨勢下，組成地球的各部分之間的關連性加強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錯綜複雜的局面，人類的聯繫增強了，“誰也離不開誰”。更有人認為，全球化就是趨同化、同質化、就是人類的一種“大同”境界。
時空壓縮說、全球依賴加強說，分別從不同的層面正確地揭示了全球化趨勢所造成的衝擊、帶來的結果、形成的狀態，強調區域性的生產和生活要同全球性的生產和生活相適應。但是，這兩種觀點存在著共同的不足：他們強調全球化的共同性、普遍性，忽視了世界各國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沒有看到民族國家仍然是全球化的最重要的主體力量。而且，如果過份強調全球化趨勢就是民族壁壘的超越和人類生活的趨同，就會忽視主權國家對全球化進程的控制，為發達國家逼迫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和政治上干預內政提供理論根據。
4. 全球意識形成說：這種觀點認為，全球化就是“後現代的全球意識”是一種自覺超越狹隘階級、民族、國家界限的意識。他強調面對當今的嚴峻形勢，應該從全人類和全球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在充分尊重差異的同時，努力形成人類共同的認識、共同的價值和共同的實踐。全球意識形成說側重於全球化趨勢下人類的交往實踐，關注的是全球化的影響而非全球化本身。因而沒能反映全球化的本質。

三、全球化理論的主要流派
 
有人按照對待全球化的態度，可以把現有的西方全球化理論劃分為三大類：極端全球主義者、懷疑論者以及變革論者。他們之間在看待全球化的概念、動力、產生的社會經濟後果、對於國家權力和治理的影響，以及歷史軌跡等方面存在者鮮明的區別。
極端全球主義者認為經濟全球化已帶來了新的歷史時期，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舊的制度在經濟全球化面前或者完全過時或者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礎，市場成為決定和解決所有問題的唯一力量。他也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西方社會居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另一類是某些西方馬克斯主義者的觀點。極端全球主義的全球化觀點有兩個特徵，一是用一維的觀點來看待全球化。在他們眼裡，似乎只有經濟全球化，其他層次的全球化或者被有意地忽視或者被納入經濟全球化的從屬。二是潛在市場決定和經濟主義。這種觀點認為市場的擴張推動了全球化的出現和發展，而全球化體現了市場至上地位以及民族國家的消亡。
許多變革論來自社會學領域，例如英國的吉登斯、德國的貝克、美國的羅伯森等人。這些人把全球化看成是個社會變革過程，因此強調多維度的全球化和全球化多種動因。這種多元的視角直接導致了過程內部的多樣化。有些人把全球化看作是現代化性向的全球擴展的過程，有人認為全球化先於現代性，直接推動了現代性的擴展，有人把全球化當作是交往過程的擴展和深化。變革論者肯定了全球化作為現象的存在，同時強調了全球化的動態性和漸進性。儘管變革論者力圖擺脫西方中西論的束縛，把非西方社會的地位和作用納入研究的視野，但是仍然無法走出自己製造的困境。因為這一派的觀點基於兩個基本的假設：一是全球化是一個緣起於西方的現象，非西方社會外在於這個過程，處於被動地被吸納的地位。二是全球化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不可抗拒。這兩個假設，使他們最終與極端論者殊途同歸。
在一片讚美聲中，持懷疑論者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弱。但是這個沒有減弱其觀點應有的價值。懷疑論者主要代表有湯普森（Grahame Thompson）、赫斯特（Paul Hirst）以及韋斯(Linda Weiss)等人。他們力圖通過歷史比較的方法來證明極端全球主義在對全球化的判斷上犯了誇大事實和有意誤導公式的錯誤。他們基本的觀點有兩點：一，認為現在的所謂全球化實際上是國際化。國家仍然是經濟的主要範圍和管理者。湯普森和赫斯特提出要把全球化和國際化區分開來。經濟國際化的根本特點依然是交換是在相對不同的國家經濟體之間進行的，公司和部分競爭過程在實質上是由國家層次上發生的過程決定的，而全球化意味著出現了新的經濟結構，而不僅僅是在既有的經濟關係中更大的貿易量以及投資這樣的重大變化。他們通常對世界金融市場的特點、世界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模式、多國公司的數量與作用以及發展中世界的經濟增長前景等因素的分析指出，所有這些事實表明，沒有出現像經濟全球化經濟發展的強大趨勢，現在的世界經濟依然是由主要的發達國家主導著，二，認為極端全球主義宣揚的國家終結的觀點不但誇大了事實，而且帶有強烈的意識型態偏見。韋斯認為全球主義者不僅誇大了國家的乏力，而且過於簡單化了，對各個國家的情況不加區別。懷疑論者雖然指出了全球化的侷限性，但是並沒有否認國際化、跨國化這些經濟發展的趨勢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對現實更加低調的認識以及對現有制度的肯定，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發展中國家認識目前的現實。
目前中國國內有兩個最為流行的全球化理論：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的；另一種是西方左翼的。這兩種理論雖然出發點和觀點不同，但是都有上升為西方新的意識型態的可能。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理論代表了西方政府和跨國資本的根本利益。在全球化有兩個基本的主張：一是強調是市場至上，由此推導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開放國內市場、減少國家干預的影響。這種觀點也被批評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在這個主張的背後潛藏著英美文化中的“國家懷疑論”。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種論調非常危險。因為這些國家由於歷史原因，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實現充分的民族國家建設，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適度關連沒有建立起來，在全球化進程中最近期的任務之一是盡快完成這個任務。而接受這種觀點實際上意味著從根本上避免全球化對本土文化認同以及民族認同的衝擊；二是主張全球治理，即認為國家應該與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國際組織、私人組織等全球行為主體共同協作，解決全球問題。全球治理實際上是以西方為中心的。這個主張進一步邏輯推演是“超越民族國家”、“國家主權有限論”以及國際干預的合理化。激進主義者的全球化觀點：在國外以福山、大前研一和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為代表。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的人>>中所宣揚的是自由民主主義統一全球。在全球化的問題上，他認為全球化這股力量正在使國際關係發生革命，並且更為和平、更繁榮的是界的出現奠定基礎。全球化通過三種方式來終結傳統的衝突：一式消費文化的全球化擴散，縮小了文化之間的價值差距；二是民主的全球擴展，使政府不會發動戰爭；三是世界統一為一個單一的全球市場使國家更加相互依賴，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他們更少攻擊性。另一個代表是日本的大前研一，他在1995年出版了<<民族國家的終結>>，他從四個I(投資、工業、信息技術、消費者)來論證國界的作用正在消失，民族國家正在終結，“簡單的說，從經濟的真實流動的角度來講，民族國家已經失去了他做為今天無國界的全球經濟中的意義和參與單位的作用”。“由於邊界可以侵入，主權名字名存實亡，權力來源不明，中心空無一物。”這種觀點的缺陷：用一維的觀點來觀看全球化； 潛在的市場決定論的觀點和經濟主義；誇大了國家在全球化的失效，使一些發展中社會只強調解決管制，忽視了國家的必要調節，從而在導致市場失效和政府失效的同時，使整個社會失去了必要的保護機制。
西方左翼的全球化理論在揭露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上非常深刻，但也有潛在的危險。這集中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他對全球化負面效果的過份強調為抵制全球化的力量提供了藉口，實際上為不同形式的保守主義提供了根據，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說，對於發展中國家都是非常不利的。從發達國家內部來說，這種主義容易助長一些被認為受到全球化損害的團體對政府施加壓力，對發展中國家採取經濟上的制裁，或者對國內的移民採取排斥的態度。而從發展中國家內部來說，這會成為一些既得利益集團阻撓這些國家對全球化的積極介入，以及內部的必要改革。二是左翼政黨在西方主要國家的執政，左翼理論上實際上已經或在被官方化。在承認既定制度的前提下，官方化的左翼理論所辯護的對象實際上從勞工轉變成了跨國資本和國家。“第三條道路”理論的提出集中代表了這一點。被官方化的左翼理論為西方國家的對外行為。特別是為干預他國內部事務提供更全面的證明。因為在西方左翼理論中，有一個根本性的假設；社會公正、保護弱者是最重要的，可以通過國家和政府的行為實現這個目標。這個假設從民族國家層面上升到全球層面，必然會推導出為這個目的採取的任何跨國界行為都是合理的，在科索渥危機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了這種邏輯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變革論的全球化觀點，在國外以哈瑪斯、貝克和英國的吉登斯、美國的羅伯森等左翼學者為代表。這些人把全球化看作是一個社會變革過程，因此強調多維度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多種動因。這種多元的視角直接導致了過程論內部的多樣化。變革論者肯定了全球化作為現象的存在，同時強調了全球化的動態性和漸進性。他有兩個基本的理論預設。一、全球化是緣起於西方的，非西方社會外在於這個過程，處於被動地吸納的地位。二、全球化是自然過程，不可抗拒。提出了“人權高於主權”並日益成為發達國家官方的意識型態。
同時，反全球化的觀點也有一定的市場，構成了全球化進程的“抵制論”。反全球化理論以德國的馬丁和舒曼的<<全球化的陷阱>>、英國的魯格曼<<全球化的終結>>、湯普林<<文化帝國主義>>和赫斯特、韋斯為代表。在政界馬哈蒂爾、卡斯特羅、墨西哥的馬科斯等則在政治上表達了這一流派的觀點。這一派有兩個基本觀點：一是現在的所謂全球化只是國際化，國家依然是經濟的主要範圍和管理者，現在的世界經濟依然只是由主要發達國家主導的，二是國家終結論的觀點不但誇大了事實，而且帶有強烈的意識型態偏見。這一派如果承認全球化，也認為全球化是罪惡之源。貧富分化、環境破壞、破壞民族國家主權，不尊重人的賭博資本等。哈馬蒂爾就說過：“歐洲價值只有歐洲價值，亞洲價值才是普世價值”。持反全球化觀點的人有兩種受害者：一種是西方一些中產階級的代表，由於全球化的無中心，使他們的利益受到了傷害。他們之所以反對全球化，是因為全球化沒有按照他們的意志發展。一種是第三世界的受害國。他們是站在發展中國家立場上說話，但是他們並不能真正代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需求。
〈以上內容摘自：程光泉主編，全球化理論譜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http://140.114.40.209/faculty/trshen/global/source.htm

古典傳統與當代旨趣：全球化議題與社會學理論的研究＞文軍

內容提要: 全球化是當今社會理論的中心議題。在社會學中，社會學理論對對全球化議題的研究興趣實際上從古典階段就開始了，但遺憾的是這種古典傳統並沒有在現代社會學階段得到很好的發揚。在現代社會學階段，社會學更多的是表現對民族國家、國家間的比較研究興趣，這種狀況直到當代社會學階段才開始發生根本性轉變，並由此開創了全球化議題研究的全新局面。關鍵詞全球化古典社會學現代社會學當代社會學一如果從廣義的角度來看待全球化，可以認爲全球化既不是一個全新的社會現象，也不主要是一個現代社會現象，它的形態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而且在人類交往的關鍵領域，從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到生態領域、文化領域等都有不同的表現形態。雖然全球化的時間節奏在不同領域有所不同，但是全球化的曆史模式不時被巨大的變遷和倒退打斷，這在以往的社會學研究中也有所反映。如果我們把 15 世紀的地理大發現看作是廣義全球化的起點的話，那麽，全球化的啓動時間比現代化要早得多。現代性與社會學的誕生也都是在早期全球化(有人稱之爲原始全球化(proto-globalization)的背景中形成的，其主要特征就是民族國家的式微。
但是，社會學自誕生之時起，就開始強烈地關注到了全球化現象，這從社會學古典傳統中的有關理論研究中便可以得到例證。在古典社會學理論階段，馬克思、韋伯、塗爾幹、齊美爾等古典社會學大師(甚至包括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斯賓塞等)實際上都曾表現出某種對全球化及其衍生結果的興趣，都曾把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作爲自己的研究對象。例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就采取了全球化的立場，把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置于全球社會中來加以認識和分析。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是西歐社會內源發展的結果，但同時又是世界曆史的開端。所以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在本質上是世界曆史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力與生産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不再僅僅局限于某一具體的民族和國家之內，而且是全球社會的基本矛盾運動，每個民族或國家的近代曆史只是這種全球性的基本矛盾運動在這些具有不同曆史背景的社會中的具體反應。
總之，馬克思有關全球化議題的觀點至少包括：(1)全球化是一個進步的過程，無論在技術上還是人類發展階段上都是如此。(2)全球化的根本動力是經濟發展。(3)全球化造成了各種文明之間的碰撞和交流。(4)全球化爲人類的最終的共同解放奠定了基礎。此外，塗爾幹也曾談到超越具體民族社會的“國際生活”和“全世界聯合主義”，並指出 20 世紀將會産生一種關懷，嚴格地說，它按常規的社會學標准不屬于社會的層面，而是屬于文明的或超越民族的層面。
很顯然，在塗爾幹的眼裏也存在著某種跨民族國家的“全球化”因素。當然，與當代社會學家相比，古典社會學家對全球化因素所表現出來的某種興趣畢竟是十分有限的，正如羅伯森所說：我們必須承認，全球化是在社會學最關鍵的制度化階段裏形成社會學特殊旨趣的環境之一，但當時對全球化的興趣的確相當微弱。
社會學不僅因其不關心社會外(extra-societal)問題而大大受損，而且現在它探討社會間(inter-societal)的問題時仍然裝備不良，全球化議題就更不用說了，盡管目前爲糾正這一點人們已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的確如此，在古典社會學階段，實際上既存在可供人們建立全球化理論的通道，也存在對建立全球化理論構成障礙的隔牆，尤其在所謂的古典社會學後期階段，由于民族國家機構的硬化(hardening)和擴展，民族主義的增強，社會學面臨的局面變得特別複雜了。
因而，那時的社會學家實際上是同時面臨著“民族化”和“全球化”這樣富有挑戰性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代社會學就是從這種困境中産生的。阿爾布勞(M.Albrow)曾經從全球化角度在考察社會學的發展史，並指出社會學的發展經曆了五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普遍主義(univeralism)階段、民族社會學(national socioligies)、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本土化(indigeniz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
從社會學的這五個階段的劃分中，我們可以發現，早期的社會學實際上是渴望提供一門關于並服務于建立在永恒原理和驗證過的法則之上的人性的科學，並把直接關注作爲整體的人類作爲一種普遍的原則。到民族社會學階段，社會學家們開始強調“知識産品具有民族文化的鮮明特點”，並將研究主題放入民族國家的參照系中。二戰以後，伴隨著民族國家社會學的崩潰，國際主義社會學又被認爲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在第三世界，又形成以“本土化”爲特色的社會學研究，各種“地方性的”社會學研究明確地出現在全球場景之中，直到當前社會學全球化階段的出現都是如此。而社會學的全球又是“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相互作用的直接結果，是所有以前階段的間接結果。全球化的原理“來自單個社會學家與地球上所有地方的其他人一起工作的自由，以及評估他們身處其中的世界性過程，並對其進行研究的自由”。
很顯然，阿爾布勞聯系全球化提出的社會學發展史綱，越來越關注世界範圍內社會學家之間的關系，而不是關注分析全球狀況本身這個問題。全球化並非單單意味著社會學家之間可以開放地自由交往，而且還意味著社會學自身的多樣化與跨國化，更意味著社會學將要反映的社會現實的多樣化和整體化趨勢，而這恰恰是我們社會學研究今後所要面對的主要任務和根本主題。
社會學發展到了現代社會學理論階段以後，隨著民族國家的發展，社會學家的視野也開始從關注整個人類的某些全球化因素轉移到注重某一社會的內部或社會間的現象研究。最爲典型的就是社會學中的“社會變遷”理論，其主要考察的就是歐洲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曆史進程，其研究的對象就是一個個具有相對“封閉性”的民族國家共同體。
到 1950 年代後形成的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等所謂的發展理論，雖然所考察的對象和範圍有所擴展，但實際上都沒有真正跳出“社會(民族國家)”或“社會間(民族國家間)”的研究範圍。
直到 1960-1970 年代後期，這種狀況才逐漸有所轉變。而社會學家在對作爲整體世界的研究中做出的第一次集體性努力，主要是按照國際關系社會學這種想法進行的。可以說，直至今天仍然有社會學家是從“國際關系”的意義上來思考超社會(extra-society)或全球化議題的。
其實，全球化議題不僅是現代社會學無法逃避的研究主題，而且它還爲當代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的創新提供了良好的現實基礎。社會學在西方一直被認爲處在全球化議題研究的最前沿，正如胡格維特（A.Hoogvelt）所說：“盡管當今關于全球化的研究已經滲透到了所有社會科學學科，但可能這樣說才是公平的：在使全球化具有嚴格的、前後一致的理論地位的努力中，社會學家已經處在最前沿。社會學家關于全球化的論述，有助于我們克服全球化對話中的局限，而這些局限曾給經濟學家和國際關系理論家們帶來了很多的困擾”。
然而，社會學理論要對全球化進行更全面、徹底的研究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從已有的研究來看，即使有在文章中論及全球化議題的，其絕大多數也只是從單一的學科角度來討論全球化的，其中尤以經濟學和國際關系學爲最。社會學理論發展到以帕森斯爲代表的現代社會學階段以後，並未很好地繼承社會學古典傳統中對全球化及其衍生結果的理論興趣，而多半是站在民族國家範圍內對一個個民族國家或幾個民族國家進行比較研究。因此，其分析框架仍然是以民族國家中心論、西方中心論和人類主體中心論爲特征的現代化研究範式。即使有些社會學家的研究已經轉向了全球化或跨國研究，他們通常也不認爲全球化是一種真正系統性的變化，不認爲全球化正在改變和超越民族國家體系本身。全球化研究被認爲只不過是社會學比較研究的一個新階段。其不僅在思維方式上難以突破二元模式，而且在研究範式上也常常不由自主地固守民族國家中心論和人類主體中心論。但必須指出的是，在民族國家體系還沒有作爲一個主體被超越或取代的現階段，完全放棄以民族國家爲分析單元的做法其實並不可取。
全球化的發展，既有可能削弱與民族國家相聯的民族感情，也有可能增強更爲地方化的民族主義情緒。當社會交往橫向延伸並成爲全球化過程中的一部分時，我們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到地方自治與區域認同正日益增強的勢頭，這就是羅伯森所指稱的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現象。因此，在全球化研究中，我們既不能以個別的民族國家的社會變遷作爲研究單位，也不宜只以一定的“全球性體系”作爲研究單位。其實，在全球化發展的初級階段，由現代社會學而形成的“現代化研究範式”和由當代社會學而促成的“全球化研究範式”，這兩種範式都不能以偏概全，而應該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走向整合，才有助于更全面、更徹底認識全球化現象。
1980 年代以來，全球化的趨勢不斷加強，其中一個突出特征就是人類社會的結構正在日益跨國化和全球化，這使得一貫以宏觀研究稱著的宏觀社會學、發展社會學、比較社會學等現代範式受到了極大的挑戰。例如，當中國社會正試圖加速自己向現代社會的艱難“轉型”的時候，整個外部的發展環境已經不再簡單地只是如何與其它民族國家發生關聯的問題了，而且也包括著如何與越來越具有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影響力的跨國力量或全球力量發生關聯的問題。這種情勢，迫使許多原有的社會學理論和視角都面臨著改造或轉換的壓力。如何將現代社會學的研究在理論與方法上體現這種情勢和壓力，並實現“創造性的轉換”，是至關重要的。
那些以民族國家爲中心而形成的現代社會學知識(甚至包括政治學、經濟學)中的一系列概念體系、理論觀點再也難以解釋諸多全球性現象了。現代社會學缺乏探討跨國實踐(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現實的語彙，人們繼續依賴與民族國家相應的術語、概念和經驗數據，使社會學全球化研究範式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究其原因，是因爲整個現代社會學知識體系都是建立在“現代性”基礎之上的，是現代化和民族國家的産物，由此決定了其根本使命與核心主題就是建設“現代性”與推進“現代化”。因此，當代社會學必須突破現代社會學知識體系上的局限性，實現由民族國家向跨國體系和全球體系的轉變。這不僅是整個全球化研究的需要，也是社會學進一步繁榮和發展的需要。在筆者看來，全球化既不是一種曆史現實，也不是一種單一的、固定化的理想狀態(如全球市場、全球文明、全球社會等)，它既不是對當前社會事實的經驗概括，也不是指作爲社會類型的一種“理想”而提出來的。
全球化作爲一種“理想類型”的概念，只表明一種人類社會整體化的發展趨勢，是最接近于全球社會的一種理想類型，而不是全球社會的本身。在全球化議題研究方面，現代社會學要想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其不僅必須面對這一重要的研究主題，而且還能比其它任何一門單性學科取得更大的成績，並將在整個全球化研究領域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由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決定的。社會學的學科性質具有強烈的綜合性特征，這不僅表現爲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和知識內容全面廣泛地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個層次，而且表現在學科建設上是其具有十分強勁的滲透性，可以與任何一門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甚至絕大多數自然科學交叉而形成一門新的分支社會學。社會學的這種綜合性特征不僅使它對諸如全球化這樣複雜的社會現象的研究成爲可能，而且還可以使其在研究中不斷吸收各門學科的知識內容和具體方法，從而發揮出其它單性學科所不具有的優勢。
此外，社會學的學科功能也決定了它必須面對不斷變化了的社會現象，而全球化作爲一種正在出現的、並不斷變化的重要社會現象，就不能不納入社會學的研究視野之中。社會學的生命力就在于關注現實、認識並改造社會。當今世界，全球化已成爲世紀之交發生的各種事件的世界曆史背景，盡管不同的人對全球化持有不同的態度，但誰也無法否定全球化給當今社會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如何認識和理解全球化，發揮社會學描述、解釋、規範和預測全球化的功能，已成爲社會學研究責無旁貸的分內之事，這也是曆史所賦予社會學的再次發展機遇。

三

1990 年代後，全球化趨勢日益明朗化，各種對全球化議題的研究也風起雲湧，在當代社會學中，更是視角紛呈，大顯神通。社會學家開始從不同的視角中來尋求對全球化的恰當理解和合理解釋，從而大大促進了全球化的研究和社會學自身的發展。當代社會學中有關全球化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從一個側面可以看作是當代社會學者在積極尋求社會學變革的一種努力。盡管這種努力至今還看不到它給整個社會學研究所帶來的革命性影響，但無論如何它至少表明了社會學者已經充分注意到了全球化現象及其對于當代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盡管有人把全球化的曆史推到了 500 多年前的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甚至更早的時間，而且在這 500 多年的曆史進程中也不乏人們對這種人類社會由多中心時代走向全球性時代的社會變遷的種種思考，但是真正具有全球意義的全球化及其理論研究應該至少到了 20 世紀中後期，其標志性事件是新技術革命的來臨、市場經濟在全球範圍的確立、全球性問題的形成與擴展、全球共同意識的崛起與強化等，這不僅在實踐上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增強了全球化的影響力，而且在理論上也深化了人們對全球化的認識，學者們紛紛從政治學、經濟學、曆史學、文化學、社會學等不同學科角度來考察與研究全球化議題，並不斷加強了不同學科之間的聯系與合作。
社會學對全球化的理論研究始于 20 世紀中後期，六七十年代主要有索羅金(P.Sorokin)的全球趨同論、雷蒙・阿隆(R.Aron)的國際社會論、貝爾(D.Bell)的後工業社會論、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論，七、八十年代又出現了托夫勒(A.Toffler)的超工業社會論、奈斯比特(J.Naisbitt)的大趨勢論，九十年代則形成了更具有全球化研究針對性的吉登斯(A.Giddens)的制度轉變論、羅伯森(R.Robertson)的文化系統論、斯克萊爾(L.Sklair)的全球體系論和卡斯泰爾(M.Castelle)的網絡社會論等。
當代社會學家對全球化議題的不同研究，基本上代表了 1990 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學家在全球化議題研究上的基本理論觀點。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進程並非是直至今日方始出現的一個當代的突發事件，但以往卻很少有社會學理論上的努力從正面去反映它，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毫無疑問，全球化從發軔之初到形成洪流，並最終成爲人們不得不正視的一種新的社會型態，社會學理論對此是不能熟視無睹的，而應當通過對它的追蹤和反思來達到一種切實的把握。對于社會學研究的變革而言，當代全球化理論的形成具有更加重大的意義。它不僅爲社會學研究者樹立了“全球觀念”和多維價值觀，改變了社會學長期以來的思維“慣習”，而且能夠將不同“場域”中發生的事態有機地聯系起來，從而大大拓展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學術視域。在全球化背景下，雖然國家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共同體，而且還是討論許多問題的現實語境，但是，情況畢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就是民族國家作爲社會學長期研究的一個邊界對象和分析單位，雖然是一個很大的共同體，但不再是最大的共同體了。
在全球化中，社會學研究的實際對象“國家—社會”的那種同構性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國家意義在縮小，而社會意義將放大。國家將處在基于廣泛交往的普遍聯系之中，而且這種普遍聯系更加表現爲世界曆史這個人類文明史上空前的複雜聯系的體系，新的情勢決定了國家不再是意義自足、自我定義的最高實體，而是成爲世界曆史體系中的一個結構要素，成爲國際政治格局的一種成份或力量，因而根本地是作爲普遍交往和複雜聯系網上紐結或元素而存在，並且在互動格局中發揮作用。由此可見，民族國家本身在不斷被重塑的同時，全球化也正在産生著一種以前從未存在過的東西，即一個全球性社會。而且，無論我們在什麽地方，它都在動搖我們現存的生活方式。至少在目前，這個全球性社會不是由集體的人類意志所推動産生的全球秩序，相反，它正以一種不固定的偶然的方式出現，同時帶來了一系列的影響。
這些影響從政治、經濟、文化、資本、技術、産品一直到信息等都對我們三百年來占主導地位的民族國家制度體系提出了挑戰，使得建構在民族國家基礎之上並爲民族國家體系提供合法性解釋的社會學甚至整個社會科學知識體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對此，如果沒有一些人從人類前途和共同發展方面進行考慮的話，就很難有一個正常、均衡的國際秩序了，也不會有一個全球化進程的健康發展。全球化是在全球極廣泛範圍內所表現出來的各個國家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一種互動關系，既然是互動的，就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任何單一的標准和簡單化的理解都是不合理的。
因此，無論是在現實操作層面還是理論研究層面，我們都應該提倡一種全球化的視野、全球化的意識、全球化的胸懷，以與全球化的現實進程相適應。社會學由于其學科本身所具有的整體性、綜合性特征，因此在對全球化理論的探討上，總是試圖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角度來全面整合全球化理論所代表的真實內涵，並用“全球化”這個詞來形容工業化、都市化在全球普及後帶來的社會的各種同構現象。
但由于社會學濃厚的哲學理論背景和突出的面向現實特證，使得許多社會學家在解釋“全球化”時一方面從理論上積極尋找對全球化的理論化、制度化詮釋，另一方面也從現實和未來發展角度尋找對全球化最爲直接的經驗性概括與描述。縱觀當代社會學家對全球化理論研究的演變軌迹，我們可以發現，近 20 多年來西方社會學對全球化議題的理論研究至少有如下幾個非常明顯的變化：
(1)研究領域的拓展。從早期的較注重物質層面的研究逐步拓展到精神層面；從單一的領域轉向了所有的領域。全球化議題在社會學的積極參與下，首先在研究領域上打破了以往只注重在經濟領域、國際關系領域等單一領域中的進行探討的慣例，促使全球化研究能夠真正在具有“全球領域”的背景中展開，從而有力地拓展了全球化的研究視野和疆域。全球化是一個多層面的、不斷分化的社會現象，其本身就涉及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因此，不能把全球化看作是在某個單一領域中進行的事情，相反，應該把它看作是在社會活動的所有關鍵領域中不斷擴展的相互聯系模式。
(2)研究力度的深化。社會學對全球化議題的介入，不僅爲全球化研究提供了多種研究視角和途徑，更重要的是在理論上深化了全球化議題的研究，使全球化研究從早期的簡單化、描述化的研究逐步深化到抽象化、理論化的研究，並由探究影響全球化的物質系統深入到文化系統和社會系統；從細究全球化的單一動因或決定性因素轉向尋找多種因素的解釋，既看到了全球化同一性的增強，又看到了其分異性的擴大，使全球化研究在縱深兩個層面上都得到了極大地發展。
(3)研究重心的轉移。隨著全球化研究議題的多學科參與，原來那種以經濟、政治、軍事爲重心的研究正逐步轉向了全球文化、生態的研究，這一點在 1990 年代以後的社會學研究中表現的猶爲突出。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其所謂的世界體系在早期就是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這也是人們稱之爲經濟主義取向過濃的主要原因)，而到 1990 年代以後，沃勒斯坦也開始關注文化現象了。這種研究重心的轉移與全球文化、生態的重要性的崛起是分不開的。全球化作爲一種整體化趨勢的出現，其在很大程度上將表現爲一種新的全球文化的誕生。
(4)研究方法的創新。社會學對全球化議題的研究，在方法上將給整個研究帶來巨大的創新，使其從早期簡單綜合的問題研究、現象研究、趨勢研究逐步發展爲複雜抽象的制度性研究、結構性研究和系統性研究；從單線條探討全球化進程的方法轉向了重視不同軌迹的全球化進程。無論是在具體方法的使用上，還是在方法論和研究方式層次上，全球化研究方法不斷系統化，跨學科方法運用得也更爲成熟、突出，從而大大促進了整個全球化研究的發展。全球化理論的出現的確爲社會學理論提供了一個新的視界，尤其是一系列新的概念、觀點和視角的提出，給傳統的社會學理論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使其無論在認識論還是一般預設前提上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果說，後現代思想主要是從對立面來解構現代社會學知識體系，並通過質疑與批判來達到重建社會學體系的目的話，那麽，全球化理論則主要是從正面的角度來維護社會學知識的成長，並通過修訂與擴充來達到提升社會學已有知識傳統的目的。但是，也如同各種後現代社會思想一樣，現有的全球化理論並沒有爲自己所處的曆史時刻以及 1990 年代後發生的各種事件提供必要的分析工具，而這一時期恰恰是全球化話語獲得全球性聲譽和影響的重要時期。
尤其在社會學研究的變革上，全球化理論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觀現有的社會學研究，其所謂的“全球性”研究或“全球化”視角也多半停留在民族國家間、社會間、區域間的比較研究之上(這也許與當前全球化本身發展的有限性有關)，而在社會學思維方式與研究範式上，也沒有“跳出”現代社會學知識已有的困境，這無疑在促使著我們爲實現社會學研究的變革繼續努力。當然，全球化理論盡管在某些方面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它在當前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期仍將具有重要的意義。很明顯，當我們進入到一個新的曆史時期時，我們更需要新的理論和研究策略，我們必須繼續發展超學科的理論方法，創新出更具適應性和恰當性的話語方式和研究範式。
當然，如果我們從廣義上把全球化的啓動年代定位在 1500 年左右，那麽民族國家的形成其實與全球化的開始是同步進行的事件，而且，民族國家甚至可能是全球化的結果，但在全球化的當代階段(既當代意義上的全球化階段)，全球化反而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實力。
筆者認爲，盡管從長遠的曆史觀點來看，民族國家體系及其參照系無疑正處于衰退狀態，但在可以預見的相當一段時期裏，民族國家還將發揮出重要的作用，還將成爲人類社會活動的主要舞臺。因此，目前，以民族國家爲分析單元的傳統社會科學研究範式還不能完全被抛棄。
http://209.85.175.104/search?q=cache:zObkMErlIGYJ:www.sociology.cass.cn/shxw/xstl/sxtl4/P020040416589204219558.pdf+%E5%85%A8%E7%90%83%E7%A4%BE%E6%9C%83%E5%AD%B8&hl=zh-TW&ct=clnk&cd=24&gl=tw

俞可平：全球化時代的國家主權
 
     全球化首先表現為經濟的一體化，但經濟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對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全部社會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全球化對政治價值、政治行為、政治結構、政治權力和政治過程的深刻影響，集中地體現為它對基于國家主權之上的民族國家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全球化是一個整體性的社會歷史變遷過程，其基本特徵就是，在經濟一體化的基礎上，世界范圍內產生一種內在的、不可分離的和日益加強的相互聯係。全球化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內在地充滿矛盾的過程，它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它包含有一體化的趨勢，同時又含有分裂化的傾向；既有單一化，又有多樣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國際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首先表現為經濟的一體化，但經濟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對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全部社會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全球化對政治價值、政治行為、政治結構、政治權力和政治過程的深刻影響，集中地體現為它對基于國家主權之上的民族國家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完整的近代意義的國家主權概念是在17世紀中葉以後隨著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的產生而形成的。此後，民族國家便一直是人類政治生活的核心。民族國家建立在眾所周知的三要素之上：領土、主權和人民。直到現在，這樣的民族國家仍然是現實政治生活的中心，因而也是人們政治想象的基本依托所在。然而，不可阻擋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已經對領土、主權和人民三要素構成了重大的挑戰，正在從根本上動搖人們心目中的傳統國家形象。

    一、全球化時代的新國家主權觀

    國家理論與政治現實有著最為密切的聯係，全球化挑戰主權國家的現實，必然地導致了人們對傳統的主權國家觀念的重新思考，傳統的國家理論因而也受到了嚴峻挑戰。在民族國家遭受全球化的嚴重挑戰後，許多新的國家觀和國家主權觀便應運而生。到目前為止，在經濟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關係問題上，至少出現了以下幾種有代表性的新國家主權觀。
    “民族國家終結論”。鑒于經濟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領土、主權和公民認同所構成的挑戰，一些學者直接就把全球化的過程定義為“非民族國家化”的過程，認為全球化正在消除經濟空間和政治空間的一致性。
    “國家主權過時論”。一些學者斷定，傳統的國家主權已經開始徹底崩潰，國家主權已經成為一個過時的概念，國際政治的“後威斯特伐利亞”時代已經來臨。

    “國家主權弱化論”。許多學者指出，國家主權遭到了全球化的強烈衝擊，國家主權已經被嚴重地削弱了，它不再具有先前的那種絕對性和至高無上性，但國家主權依然存在，遠沒有消失，也沒有過時，在國內政治生活和國際事務中依然處于核心和基礎的地位。
    “國家主權多元論”。一些學者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主權盡管依然存在，但它不再具有傳統的那種絕對性，它變得可以讓渡和可以分割。國家主權開始在現實生活中變得真正的多元化，它同時向兩個方向轉移和讓渡，一方面對內向國內的地方政府和民間組織轉移，另一方面對外向國際組織和全球公民社會組織轉移。
    “國家主權強化論”。與當代各種流行的全球化理論和國家理論截然不同，一些學者認為，“民族國家的終結”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神話，全球化不僅沒有削弱民族國家的地位，沒有使國家主權消失，沒有改變國家主權的性質，甚至也沒有使其弱化；相反，國家主權的屬性和功能在全球化時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強。
    “世界政府論”。一些學者相信，全球化為世界政府奠定了深厚的現實基礎，也使“世界政府”和“世界社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必要，也更加具有現實條件。
    “新帝國主義論”。新帝國主義是傳統帝國主義在全球化時代的最新發展，是全球化時代的帝國主義。所謂新帝國主義，實質上指的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完全無視國家主權的客觀存在，在通過全球化過程進行經濟擴張和金融壟斷的同時，想方設法將其文化價值、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推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新帝國主義的重要特徵，就是以“主權過時”、“反對恐怖”、“國家失效”等為名公開謀求國際霸權。
    “全球治理理論”。在當代西方的各種新國家主權理論中，最有影響的是全球治理理論。基于全球化進程已經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國家主權這一認識，許多學者主張，一種與全球化進程相適應的全球秩序已經出現，傳統的國家間合作或國際合作應當向全球治理轉變。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以下5個：全球治理的價值、全球治理的規制、全球治理的主體或基本單元、全球治理的對象或客體，以及全球治理的結果。
    縱觀上述形形色色的新國家主權理論，我們不難看到，雖然它們之間的觀點各不相同，有些甚至相互對立，但絕大多數理論的背後，都存在著這樣一種共識：經濟全球化作為一種影響世界歷史的客觀進程，已經對民族國家及國家主權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國家主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二、全球化進程深刻改變著民族國家主權

    根據我們的研究，從總體上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愈演愈烈的全球化進程至少正在從以下8個方面改變著民族國家的主權。
    超國家組織對國內政治生活的影響日益增大。一些重要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開始深度超越各主權國家的傳統邊界，對民族國家的國內政治經濟進程產生直接的重大影響。特別是聯合國及其所屬的各機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有了突破性的拓展。國際組織權力的加強與國家主權的削弱，是同一進程的兩個不同側面。
    跨國公司不僅操縱著經濟全球化進程，也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民族國家的國內政治。全球市場和跨國組織在本質上與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是相衝突的，資本的全球流動和跨國公司的全球活動客觀上都要求衝破領土和主權的束縛。當國家的領土疆界和主權性質與資本的全球要求相矛盾時，跨國公司和其他跨國組織就會想方設法使國家的主權要求從屬于資本擴張的要求。
    國家權力開始分層化和中空化，國家在權力體係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動搖。在世界范圍內，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相伴隨的政治發展趨勢之一，便是政治上的分權化。這種分權化從兩個方向對通常集中于中央政府的傳統國家權力進行分流。其一是縱向的權力分流，即傳統的國家權力開始明顯地在全球層面、地區層面、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分化。其二是橫向的權力分流，即國家權力的多元化。
    國家的傳統職能受到了嚴重的限制和削弱。作為經濟一體化基礎之一的世界市場的形成，使得國家原來對市場的調節和管理職能在很大程度上讓位于跨國組織，在世界市場面前民族國家往往變得無能為力。諸如跨國公司的設置和投資策略、全球金融市場的規制、在全球勞動分工和資本缺乏控制的背景下單個國家的稅基等問題，都難以完全由民族國家單方面決定。
    國際因素已經成為制約國內政治發展的基本變量。全球化幾乎將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納入到國際政治經濟的一體化進程和全球的互動網絡之中，那些自我封閉的國家幾乎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棄兒，民族國家的國內政治進程在很大程度上開始受到外部因素的直接影響。對內的改革與對外的開放，成為民族國家政治發展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任何國家，即使是十分強大的國家，在就重大國內事務進行決策時，也必須充分考慮到國際環境對這些決策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這些決策對國際社會可能產生的影響。
    全球問題的增加使得國家權力的邊限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變得模糊。全球化使得一些原來的國內問題成為國際問題，反之，一些原來的國際問題成為國內問題。所謂的全球問題涉及到生態保護、動物保護、疾病控制、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控制，等等。所有這些全球問題同時也是個別的民族國家所面臨的國內問題。作為國內問題，任何國家有權按照自己的選擇進行管理和處置，它不受外部力量的幹預；但作為全球問題，每個民族國家在處理它們時又必然受到國際社會和其他國家的制約，必須與國際社會共同擔負起全球治理的職責。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權力的傳統邊限就顯得有些模糊不清。
    民族國家的認同遭到了危機。民族國家認同是人類社會中具有核心意義的政治認同，它是公民政治支持、政治服從、政治忠誠和政治歸屬的基礎。一方面，全球化進程對民族國家根深蒂固的制度、傳統、文化、價值產生了強烈衝擊，有時甚至直接影響到國民的身份和利益，從而使得許多國民產生出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使得更多先進的價值、文化和制度具有超越民族國家的普遍性，日益獲得各國人民的認可和接受，開始出現一種所謂的全球認同。
    全球化正在重塑國家的自主性。全球性與自主性是全球化進程所產生的相互對立但相互依存的屬性，全球化在產生全球性的同時，也制造著自主性。全球性表現了同質性，自主性表現了異質性。自主性是在全球化進程中產生的對全球性的一種抗體。全球化並沒有消除國家的自主性，相反它凸顯了國家的自主性。然而，全球化正在賦予國家的自主性以新的意義，社會的自主性逐漸開始取代國家的自主性。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確實受到了全球化的深刻影響。但與此同時，我們應當同樣清醒地看到，民族國家及國家主權在國內和國際政治生活中仍處于核心的地位並且起著核心的作用，國家及其主權的基本功能並未消失。在我們看來，民族國家在可見的將來不僅不可能消失，而且仍將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國家主權仍將是民族國家的基礎和最為重要的政治權力。

    三、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時代的作用

    概括地說，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時代依然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一，國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權力主體。國家的政治權力在全球化時代急速地對內對外同時分流，越來越多的非國家組織開始分享原來屬于國家所有的政治權力，所以權力主體比以前明顯地增多了。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國家無疑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國家相提並論。
    第二，領土仍然是劃分國家的基本標識。全球化確實催生了大量新的政治社群，並且使各種政治社群之間的界限變得更加模糊。但是民族國家仍然是人類迄今最重要的政治社群，它與其他所有政治社群之間的界限相對說來依然最為明晰。特別是，在區分民族國家的所有標識中，領土仍然是最重要的標識，捍衛國土安全仍然是國家最重要的政治職能。
    第三，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認同。即使撇開領土這一民族國家特有的標識不論，在區分政治社群的其他標識中，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也仍然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是最重要的政治認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對于人類的絕大多數人而言，當民族國家的認同與其他政治認同發生衝突時，國家認同仍然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國家仍然是人類根本性的政治歸屬，也仍然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效忠對象。
    第四，國家的公民權仍然是最重要的成員資格權。隨著政治社群的迅速增加，人類個體各種各樣的成員資格權確實在相當程度上衝淡了其作為民族國家成員的資格權，但是這種民族國家的成員資格權即公民權或國民權仍然是人類個體迄今最重要的政治權利。
    第五，國家利益仍然是根本的政治利益。全球化的過程確實是一個全球范圍內的利益調整和利益分化過程，但這一調整過程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國家利益至上”這一民族國家的普遍原則。從國家內部來看，其他利益服從國家利益仍然是所有國家的基本準則。從國際社會來看，國家利益至上仍然是各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
    第六，國家仍然是正式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國際組織和國內的非政府組織開始分享更多的權力，但不可否認的是，民族國家仍然是最重要的國內規則和國際規則的制定者和實施者。在國內層面，國家仍然壟斷著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從而依然是法定規則和制度的制定者和實施者；在國際層面，民族國家是其中絕大部分重要國際規則的主要參與者，而且只有當民族國家參與這些國際規則的制定並實質性地支持這些規則在本國的實施時，這些國際規則才具有現實的意義。
    第七，國家仍然是國際社會最重要的行為主體。在全球化條件下，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全球公民社會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使得國際政治生活中“無國家的治理”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現實。但是，這些非國家組織或全球公民社會組織的作用其實是對國家間組織的一種補充，它們不能完全替代國家間組織的作用，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家間組織在國際政治生活中仍然佔據著主導地位。在國際社會的眾多行為主體中，民族國家仍然處于獨佔鰲頭的地位。
    第八，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國家的作用甚至有所加強。就其一般趨勢而言，民族國家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確實明顯弱化，但國家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是不平衡的，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民族國家的作用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強。
    正是因為一方面全球化確實對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條件下民族國家及其主權仍然具有核心的價值，所以，如何應對全球化對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的挑戰便顯得尤為重要。

　　四、我們如何應對國家主權面臨的挑戰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要在參與全球化進程中，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主權，增進國家利益，並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必須發展起一套應對國家主權挑戰的戰略策略。在我們看來，這套策略應當遵循以下思路。
    深化對全球化與國家主權和國家自主相互關係的研究，根據我國的特點和國家利益，形成中國自己的全球化戰略和全球治理戰略。要正確看待全球化及其對國家主權的挑戰。一方面，要看到全球化及其對國家主權的挑戰具有客觀的必然性，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對外開放的國家，其國家主權的性質和要素，以及實現主權的方式，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任何國家都必須順應這種變化，而不能躲避這種挑戰。另一方面，同樣要看到，西方發達國家是全球化進程的操縱者和全球化規則的主要制訂者，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則處于被動的地位，其國家主權特別容易受到發達國家的傷害。因勢利導地積極迎接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挑戰，而不是消極地對抗和躲避這種挑戰，是維護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唯一正確方向。
    深入分析當代西方學者關于全球化和國家主權的各種觀點，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建立起中國特色的全球化理論和國家主權理論。這樣一種新的理論，必須充分體現中國的國家利益，同時充分吸取各種合理的理論觀點，具有很強的理論說服力。西方發達國家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和主導者，全球化的性質、特徵和利弊在西方國家展現得更加充分。身臨其境的西方學者對全球化的經歷更長，感受更豐富，對全球化的利弊也有更清楚的認識，所以，他們對全球化的各種觀點對我們有極大的參考價值。但是，西方學者與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畢竟處于完全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即使他們懷著最虔誠的“價值中立”動機，做出最客觀的分析，也難免某種潛意識的片面性和偏見性，如不少學者不自覺地體現出來的那種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所以，一種全球化理論和國家主權理論，若沒有充分吸取發展中國家學者的觀點，它就不可能是全面的。此外，一些西方學者的全球化理論和主權理論直接或間接地是為其政府的對外政策服務的，一些國家也正是利用了某種全球化理論、全球治理理論或主權理論來推行其霸權主義政策的，對此，我們必須有高度的警惕和針鋒相對的措施。
    想方設法增強綜合國力，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這是強國之本，也是維護國家主權的根本途徑。綜合國力的競爭，是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根本所在。促進經濟的發展，增加國家的經濟總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鞏固國防力量，是增加綜合國力的基本途徑。但是，在全球化時代，綜合國力的其他要素也變得日益重要，例如，國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體素質，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民族文化的優越性和先進性，國家的人才資源和戰略人才儲備情況，政府的合法性與凝聚力，社會的團結和穩定程度，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等等。我們應當清楚地認識到，在全球化時代，要有效地維護國家的主權，僅有經濟的和軍事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政治的、文化的和道義的力量。
    繼續加大對外開放，主動參與國際合作，積極發揮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國家主權的結構和功能在全球化挑戰下的變遷過程，實際上是國內政治權力和國際政治權力的重構過程。正像全球化過程一樣，國家主權的重構過程對于民族國家來說，也是一把雙刃劍。應對失策，國家主權就將受到損害，而應對得當，國家主權就會更加鞏固。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與國際社會合作，參與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構，特別是參與國際規則的制訂，在全球治理中承擔起更加重要的作用，是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和捍衛國家主權的正確選擇。全球治理已經是國際社會的一種實際需要，是目前唯一可抗衡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的現實選擇。倡導一種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和平等的全球治理，是國際社會的道義力量所在。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應當在全球治理中主動肩負更多的道義責任。
    改進政治教育的方式，增強公民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公民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是公民效忠國家的基礎，也是愛國主義的基礎。傳統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正在遭受全球化的強烈衝擊，應當根據新的形勢和要求，及時調整對公民進行政治教育的方式，改善政治社會化途徑，培育和強化適應新的時代要求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培育與全球化要求相適應的政治認同，尤其要注意以下幾點。首先，充分吸收普遍的人類價值，將它融入傳統的政治價值之中，成為我國政治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其次，要將愛國主義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區分開來。愛國主義的基礎是國家利益至上，但是，國家利益與公民的個體利益及人類的普遍利益並不是絕對對立的，從根本上說，它們應當是統一的。所以，熱愛國家並不必然排斥追求正當的個人利益和超越國家的人類利益。最後，要引導公民將其國家認同的重點，首先放在民族國家的政治價值、法律體制、傳統文化和根本利益上來。
    建立整體的國家安全戰略，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全球化時代也是信息時代和網絡時代，國家安全的內容和形式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國家的安全戰略應當做相應的調整。領土安全已經遠不是國家安全的全部內容，經濟安全、生態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人才安全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因此，我們應當有一種新的整體國家安全觀，除了維護領土完整、民族尊嚴和國防安全以外，也把降低金融風險和經濟依賴、保障戰略資源儲備、保護戰略人才、弘揚民族文化、維護生態平衡、保證物種安全、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等，提高到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自主的高度，從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教育、信息、資源、人才、生態等多個方面增強國家抵禦全球風險的能力，保證我國在全球化時代的獨立自主。
    總而言之，全球化確實已經對民族國家及其主權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國際政治的權力格局正在處于重構之中，國家主權的內容和形式也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維護國家主權的策略也必須做相應的調整。繼續將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有機地結合起來，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和民族的凝聚力，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治理，樹立新的整體國家安全意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鞏固國家主權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根本之路。
    俞可平1959年出生，政治學博士，研究員。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聯合國政府創新咨詢專家。曾任美國杜克大學、德國自由大學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政治哲學、中國政治、比較政治、治理與善治、全球化、公民社會。主要著作包括：《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論》、《社群主義》、《當代中國政治體制》、《公益政治和權利政治》、《全球化與政治發展》、《增量民主與善治》、《全球化與國家主權》、《政治與政治學》、《治理與善治》、《中國地方政府創新》、《全球化的悖論》、《全球化：西方化還是中國化》等。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school/2004-11/15/content_2220375.htm

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主權弱勢分析＞陳柳欽 楊晶  

    [內容提要] 經濟全球化對國家主權存在不同程度的挑戰，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存在主權弱勢，這其中的原因體現從國際體系結構、國際體系進程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內部體制等三個方面得到解釋。面對經濟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挑戰，處于主權弱勢的發展中國家最明智的選擇應該是積極地參與全球化進程，爭取在某種程度上改變國際體系結構的力量分布狀況，使結構不再完全爲大國所操縱，以此消除結構和進程對國家主權的壓力，從而更好地維護和實現主權。 
    對經濟全球化的定義，學界有不少不同的理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爲,經濟全球化可以看作是“通過貿易、資金流動、技術湧現、信息網絡和文化交流,世界範圍的經濟高速融合。亦即世界範圍內各國成長中的經濟通過正在增長中的大量與多樣的商品勞務的廣泛輸出,國際資金的流動,技術被更快捷地傳播,而形成的相互依賴的現象。”
有的學者認爲,經濟全球化是一種運動、融合、滲透的過程和趨勢。“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出現的一種現象,它是科技和社會生産力達到更高水平,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相互滲透大大加強,阻礙生産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動的各種壁壘不斷削弱,規範生産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動的國際規則逐步形成並不斷完善的一種曆史過程。”
也有的學者強調生産要素的自由流動,認爲經濟全球化“是指世界經濟的一種運動過程,主要是將生産資源的配置已經越出民族國家的範圍,在地區甚至全球範圍內實現優化配置。這就要求各國更加開放,經濟更加市場化,從而使得各國經濟互相依賴的程度大大提高,導致世界經濟趨向于某種程度的一體化。”
雖然關于經濟全球化定義的側重點不同,但是,其共同點都是生産要素可以在超越民族國家的範圍內自由流動,以及各國經濟形成了緊密的互相依存關系。可以說,經濟全球化是生産要素的全球配置與重組, 使生産、投資、金融、貿易在全球範圍的大規模流動,是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融爲統一的、相互依存的經濟體系的過程。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其內涵會不斷擴展。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世界各國越來越深地被納入不斷擴大的、統一的世界市場體系,各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達到空前的密切。不僅正在深刻地改變著世界經濟的面貌，而且同樣深刻地改變著國際政治的進程。
作爲經濟全球化和推進和平與發展的基本主體，主權國家也受到了經濟全球化的直接沖擊。經濟“無國界行爲”的擴展，各種國際組織功能與作用的不斷增強，跨國公司的經濟擴張及全球性問題的大量湧現，都極大沖擊著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國家主權的概念、範圍、行使方式與保障形式等在不同程度上均將發生重大變化，國家主權已經並仍將受到經濟全球化引起的嚴重的“侵蝕”。這些沖擊與挑戰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主權維護更爲困難。在經濟全球化這一不可阻擋的趨勢之下，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如何在新的形勢下認識國家主權，切實維護和保障國家主權，成爲發展中國家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經濟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挑戰
 
    經濟全球化，是指20世紀40—50年代産生、70—80年代形成、90年代盛行的國際資本大循環、國際經濟大分工和生産、貿易的一體化，及其對世界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經濟全球化的主導因素是發達國家，主要動力是跨國資本(跨國公司)，主要國際機構是世界貿易組織(關貿總協定)、經合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要價值追求是放開國家監控和管制、讓資本和貿易(根本的是資本)自由流動。國家主權作爲曆史的産物，是世界經濟和政治發展在國家權力觀念上的必然反映，不可能脫離經濟全球化而獨立存在。進一步說，除了作爲經濟基礎對政治上層建築的終極決定作用之外，經濟全球化本身的影響和效應不僅僅限于經濟生活領域，它在實際進程中，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寓意，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場政治和社會運動。羅伯特‧賽繆爾遜（1999）認爲：“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它是加快經濟增長速度、傳播新技術和提高富國和窮國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徑，但也是一個侵犯國家主權、侵蝕當地文化和傳統、威脅經濟和社會穩定的一個很有爭議的過程。”而作爲經濟全球化和推進和平與發展的基本主體，主權國家當然會首當其沖受到沖擊。這種沖擊主要表現爲：
 
    （一）非國家行爲體的增多及其權力擴大對國家主權的制約
 
    1、國際組織對國家主權的挑戰。

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是與國際經濟組織的日益增多與作用日益增強相伴而行的。在現代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已經出現了一系列重要的超越國家之上的政治機構和國際組織，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歐共體及歐洲聯盟、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拉美自由貿易區、中美洲共同市場、西非國家關稅同盟、南美洲共同市場等世界性、區域性組織大量湧現，並同國家建立了相互依存的緊密關系，對國家主權産生了沖擊和影響。國際組織對國家主權的損害與威脅可以分爲兩類:一是國際組織對國家主權的“硬碰撞”。其特點是國際組織采取的限制國家主權的行動與措施並不事先征得東道國的同意。例如:聯合國如安理會決定在伊拉克設立“禁飛區”，對利比亞實施空中禁運，授權美國建立多國部隊到海地“恢複民主”。聯合國派遣的“維和部隊”不僅執行著傳統的“維持和平”使命，而且直接行使著某些發展中國家的國家主權；
二是國際組織對國家主權的“軟侵蝕”,其特點是國際組織的行動與措施一般事先征得當事國的同意。主要表現爲有關國家將部分主權權利持久地轉讓給國際組織,或甘心讓國際組織在該國暫時行使主權權利。聯合國是國際組織在其成員國暫時行使主權權利的最突出代表,自1988年以來,聯合國先後在納米比亞、柬埔寨、索馬裏等國組織和實施國際監督下的民主選舉。在上述這些國家中,聯合國實際上行使著國家的主權權利,因爲一國實行何種政體,以什麽樣的方式産生新政府,曆來是國家主權管轄的事項。除了聯合國的集體安全機制對主權觀念的制約外，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也越來越廣泛地介入或影響世界、地區或某個國家的經濟事務。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看，它原來的使命僅僅是監督國際貨幣體系，現在施加影響的範圍則是全方位的。它鼓勵巴西等相關國家的穩定化計劃；它監督波蘭等東歐國家預算的制定；它研究東亞一些國家市場化進程中的問題，並提供建議；它的負責人直言不諱地批評某些發展中國家軍費開支過大，聲稱將根據裁軍方面的舉措來決定援助的數額等等。這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實力單薄的國家對強大的國際組織存在著資金、技術或管理上的依賴性，從而給國際組織介入國家職能提供了機會，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國際組織已經成爲國際政治行爲主體，進入到國際政治的運行軌道，並對國家主權和管理職能帶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此外，一些區域性組織，如東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也都以部分經濟管理職能公共化的形式在有限的範圍內實現了主權的轉移。歐盟更是通過高度的一體化實現了國家主權和管理職能向外部的轉移，歐洲在推進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各單個國家有一個逐步將權力讓渡給一體化組織的發展態勢,各成員國的很大一部分經濟主權實際上已由歐共體來行使。國際組織的上述措施與行爲,從根本上沖擊了國家主權的絕對性。
 
    2、跨國公司對國家主權的挑戰。

跨國公司作爲國際經濟活動的最主要的主體,在全球化過程中其影響也不容忽視。當今跨國公司已經發展爲影響和左右世界政治經濟過程的實力強大的非國家行爲主體,它們的財力和能量甚至超過了一些中小民族國家。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生産、投資、貿易以及隨之而來的與東道國社會日趨緊密的聯系，使國家的主權受到多方面的挑戰、掣肘與沖擊。
首先，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經濟主權的銷蝕。一方面，跨國公司對國家的屬地管轄權形成了沖擊。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生産經營活動模糊了國家的概念，導致了國家管轄權的鬥爭。跨國公司總是憑借其強大的實力，控制海外企業。運用轉讓價格與商業秘密爲保護手段來謀取利潤的最大化，總是企圖擺脫或逃避東道國對其的監督與管理，有的則利用其控制的企業進行偷稅漏稅等非法活動，直接危害東道國的利益與屬地管轄權。另一方面，跨國公司通過其在海外的大規模直接投資，控制著東道國的某些經濟部門，壟斷相應的産品與市場，從而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甚至左右東道國的生産、消費、貿易、産業結構，影響東道國的經濟政策的制定與調整，對東道國的經濟自主權形成不同程度的沖擊。跨國公司還通過承諾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轉讓先進技術，提供經濟援助等方式向別國提出苛刻的先決與附加條件，直接挑戰有關國家的主權。目前世界上至少有３—５萬家跨國公司,其中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占絕大部分。跨國公司利用自己強大的經濟實力,通過對資金和技術的壟斷,控制著主權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經濟部門,甚至經濟命脈,從而侵蝕著主權國家的經濟主權。
其次，跨國公司對政治主權的影響。跨國公司對國家主權的影響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還表現在通過經濟幹預進入政治領域。跨國公司以全球爲其經營策略,爲降低成本,在全球範圍內實施最佳資源配置和生産要素組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的資源配置能力和領土管轄權。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憑借著強大的經濟實力，它們通過賄選、資助反政府活動和政變、制造經濟混亂等手段，幹涉發展中國家的內政；它們還以投資建廠、提供貸款、提供技術爲條件，提出種種要求，踐踏發展中國家的主權。以發展中國家爲母國的跨國公司，同樣以其經濟實力爲後盾，影響著本國政府政策的制定，左右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
跨國公司政治行爲大體上可分爲三種，即跨國公司母公司對母國政府的政治行爲、跨國公司國外子公司對東道國政府的政治行爲、跨國公司對整個國際社會的政治行爲。
跨國公司實施其政治行爲的具體手段主要有四個，即政治談判、政治合作、政治賄賂、政治遊說。跨國公司通過上述政治行爲的運作，對母國和東道國的政府施加影響，使其決策能夠符合跨國公司的要求，有時甚至與母國政府勾結一起，有些跨國公司甚至通過收買或培養代理人的方法插手主權國家的內政,左右東道國的政策進程和經濟政策走向。而面對全球化和發展本國經濟的強大壓力,主權國家不得不做出一定讓步。因此，重新審視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我們在其身上發現了最爲強大的壟斷性和區域性。 
總之,全球化進程發展到現在,主權國家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還實施著它們的基本職責。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在全球化的卡巴萊表演中,國家跳的是脫衣舞。在舞蹈結束的時候,它(國家)身上只剩下一塊兒遮羞布,那就是鎮壓的權力。也就是說,在國家的物質基礎被摧毀、主權和獨立被廢除、政治階級被遺忘之後,它就會成爲超級公司的安全服務結構……。”因此,特別是對于我們這種發展中國家來說,不能不關注國家的未來。也就是說,在我們這個多極世界中,不能忽略跨國公司這一日益咄咄逼人的一極。
 
    （二）全球性問題日益凸顯對國家主權形成的挑戰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日益尖銳，能源問題、環境問題、資源短缺問題、糧食問題、債務問題、貿易保護主義問題、極地深海和太空開發中出現的問題、人口問題、難民問題、毒品問題、核擴散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等早已越出國界向各處擴散，並在不斷地惡化，成爲影響全球發展的重大問題。
簡言之，全球性問題就是世界文明發展過程中産生的帶有全球普遍性的不良影響和結果，並危及世界文明本身未來發展的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成爲全球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即問題範圍的全球性和解決這些問題努力的全球性。它們的解決已經不是一國或幾國的能力所能爲，必須依靠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相互協作、通力合作才能解決。
如國家對疆域內的自然界及其資源有著當然的主權，環境保護與資源利用完全屬于主權範圍之內的事務，然而，環境污染的擴散性和跨疆域性則侵蝕了他國的環境；又如一些發達國家在保護本國的自然環境和資源時，利用資金優勢濫用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再如發達國家將污染産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將污染物（工業垃圾、核廢料）有償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掩埋，破壞這些國家的環境。這些全球性問題突破了主權國家疆界的限制，模糊了內外事務的界限。
從國家行使管理權力的角度看這必然會威脅到主權國家原有的統治能力。例如，爲了保護地球生態環境、處理國際污染和溫室效應問題，國家除了采取一些重要的自我約束行爲(如限制汽車尾氣的排放量、限制發展省時省力的但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及污染嚴重的行業等)外，還要對國際性資源進行某種集中掌握，這就使國家的資源主權受到限制。而且更爲重要的是，在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過程中，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可能會借解決問題爲名行控制發展中國家之實，強迫發展中國家接受本不應接受的解決方案，甚至幹涉發展中國家的內政，不正當地介入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規劃，這當然更是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侵犯。
同時，各國爲了解決一些全球性問題尋求合作還成立了國際組織或建立了一些國際機制。而這些國際組織或國際機制的建立正是主權國家讓渡部分國家主權的結果。他們一方面爲各國的合作與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方法、手段和組織保證，另一方面也爲這些組織超越國家利益去從事超越國家界限的活動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可能。此外，他們也可能被某些國際勢力利用而對有關國家的主權造成侵犯。全球性問題的出現還促使人們以嶄新的思維方式認識當代世界，形成了一種超越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等界限，著眼于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全球意識。這種全球意識也會對傳統的國家意識及主權意識産生沖擊。正如阿裏夫?德裏克（Arif Dirlik）所說：“……全球化過程撕裂了民族國家的邊界線，削弱了民族國家的經濟主權。”
 
    （三）當代世界經濟、政治實踐對國家主權的侵蝕
 
    當前，盡管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爲主體大量出現，並日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促使傳統國家主權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但除了非國家行爲體對國家主權的主體性侵蝕外，主權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受到的侵蝕則直接表現在世界經濟、政治的實踐中。如果說主體性侵蝕是對國家主權存在的價值基點的根本性挑戰的話，世界經濟與政治實踐中對國家主權的侵蝕則是最爲直接、也是最爲顯著的挑戰。而且就目前的現實而言，對國家主權侵蝕最爲嚴重的，並不是客觀要求帶來的超國界活動，而是那些借全球化之利而人爲對國家主權施與的影響。具體地說，國家主權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實踐中受到的侵蝕主要表現在：  
    1、能力性侵蝕，即對國家維護主權能力的侵蝕。這表現在主權國家政府在參與國際事務過程中，除少數大國外，大多數國家維護主權的能力都有所削弱，很難有足夠的能力來處處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即使在本國的市場範圍內，在國家間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的情況下，國家也不太可能絕對保障自己在自然資源和經濟政策等方面的絕對獨立性。至于人權等領域，也很難使自己免受別國的指責和幹預，至多只能把這種指責和幹預的影響減少到最低限度。而且，由于聯合國在主權問題上態度取向的微妙變化，小國和弱國要切實維護自己的主權，面臨的因難將更大。  
    2、意志性侵蝕。經濟全球化在實踐中對國家主權的侵蝕不僅表現在能力方面，或許更爲重要的是，它還可能一步步弱化國家維護主權的意志。出于根本利益的考慮，許多國家在許多時候，會主動或被迫的把主權置于第二位的考慮。意志性侵蝕的另一方面，則是強勢國家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別的主權國家，抑或通過能力性侵蝕損害別國維護主權的意志。實際上，在當前除了所有國家都堅持自己的獨立地位，這一最基本的主權構成外，越來越少的國家仍然公開堅持自己的經濟和文化領域的傳統絕對主權。 
    4、結構性侵蝕。所謂結構性侵蝕是指，由于在國際體系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占據有利位置，力量強大的國家的國家利益具有對外擴張性，因而傾向于利用結構的力量奉行擴張性的對外政策，而對于弱小的國家來說，他們在國際上面臨強大國家利用體系結構的力量向他們主權的挑戰，使得他們處于國際體系政治、經濟結構中的劣勢地位。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結構呈現一種美國獨霸的單極結構。美國因其明顯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在國際力量結構中處于明顯的上風，形成了“一超多強”的金字塔式結構狀態。由于缺乏強有力的制約和抗衡力量，處于金字塔頂端的美國可以肆意侵犯別國主權。處于金字塔第二層的大多數西方強國本身也有著侵犯弱小國家主權的傳統，它們不僅不能構成對美國的結構性制約，還常常與美國結合在一起，使處于金字塔結構低層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難以有效抵禦對其主權的侵蝕和幹涉。  
    5、進程性侵蝕。所謂體系進程，主要體現爲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交往，及其所形成的國際制度。進程性侵蝕則主要表現爲，在全球化進程中，國際制度對國家主權形成的侵蝕。經濟全球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國爲首的發達國家推動的。制定全球化“遊戲規則”的主要是發達國家。這就使得權力結構中的不平等和等級的繼續存在難以克服，同時也爲新的不平等和等級的出現提供了基礎(發達國家在全球體系中具有先發優勢，這種優勢是長期積累而成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的先發優勢除了體現在物質力量上，更體現爲對正在形成的全球規則的主導作用上。
現有的主要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特別是經濟方面的全球性組織，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國家的主導下形成的，在內容和運作上暗含著對西方國家的傾斜，許多制度安排都未將發展中國家考慮進去。比如在世界貿易組織禁止出口補貼的原則下，對農産品的補貼卻保持了一個例外。這主要是由于美歐等發達國家是農産品主要出口國。在取消數量限制原則下，發達國家對紡織品進口長期實行配額限制，這是因爲發展中國家是紡織品的主要出口國。由此可以看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主導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被排除在世界決策機制之外，發達國家在制定國際規則時，總是在竭盡全力維護自身的主權利益，而使發展中國家處于主權維護的不利地位。
 
二、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弱勢及其原因
 
　從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看，發展中國家只是被動地卷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而不是經濟全球化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從目前經濟全球化的狀況看，發展中國家始終處于弱勢狀態，不占主導地位，更不是經濟全球化的主體，並且這種地位在21世紀較長一個時期不會發生變化。在發達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強勢及其攻勢性的戰略下，發展中國家在主權問題上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挑戰。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爲了維護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獨立地位而必須堅持自己的主權立場；另一方面，出于經濟發展的考慮及其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順應，又不得不在西方的壓力下被迫在許多時候和許多問題上作出讓步，從而難以有效的維護自己的國家主權，所以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處于主權維護的弱勢地位。
 
    （一） 發展中國家主權弱勢的表現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主權弱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1、從發展中國家主權行使的範圍和質量來看。發達國家憑借其強大的經濟、政治、軍事實力及其在國際規則、國際制度中的主導地位，不斷地擴充著自身主權行使的範圍和質量，通過誘導、說服或施壓等方式把發展中國家置于其主導的國際機制運作、調整中的被安排地位，使其主權行使的範圍和質量受到削弱。比如，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非洲有6000多家國營企業將近半數轉入私人，國民經濟支柱産業包括金融、能源、電訊、交通等部門大多落入西方發達國家手中。自由化浪潮也席卷了拉美，1998年7月，西方發達國家一次性幹淨、徹底、全面瓜分被看作是經濟發展“命脈”的巴西電信産業，接著阿根廷80%以上國有企業被外資收購，秘魯的14家電力公司，薩爾瓦多的全國電信局，危地馬拉和厄瓜多爾的電信公司也都被迫出售。這樣，發展中國家經濟主權行使的範圍在逐漸縮小。在全球化進程中，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政治”全球化的攻勢，使發展中國家政治主權同樣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戰。如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援助都被附加了十分苛刻的政治條件。20世紀90年代初期，西方發達國家在提供官方援助時新推出了兩項政策，第一是把推進民主化進程作爲經濟援助的目的，第二是把民主化進程作爲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的基准。1991年4月日本政府發表“官方發展援助四項指針”稱，在提供發展援助時，要考慮對方國家爲推進民主化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時，在發達國家的指導下，國際組織加速了對“民主政治”全球化的推進。1990年5月成立的歐洲複興開發銀行，就把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程度作爲對其援助的條件。世界銀行在20世紀90年代初也把“改善治理”與提供貸款相聯系，世界銀行決定“作爲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援助的機構，有必要爲改善有關的治理而作出努力”。這樣，在華麗辭藻下，把經濟發展與民主化間接聯系起來，爲指責發展中國家內部事務和控制發展中國家政治主權提供了新的依據。
 
    2、從相互依存關系中的地位來看。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中指出：“不應把相互依賴的定義僅限于相互間的均勻依賴，在行爲體相互交往中，最有可能爲行爲者提供影響力的是依賴關系中的不對稱狀況。依賴性較少的行爲體，可能把相互依賴關系作爲某一問題上討價還價的籌碼或影響其他問題的手段。”在現實中，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同國家之間在依賴關系上往往是不對等的。全球化時代，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由于兩者之間在實力上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因而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必然不會是平等的，西方發達國家在這種相互依存關系中往往占據了較大的主動性，它們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依賴性，相對于發展中國家對他們的依賴性而言要小得多。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爲例，其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反映了當今國際經濟制度的基本情形，考察它的決策機構構成和決策規則就能清楚地看到其非公平性以及發達國家利用其對發展中國家主權構成的弱化。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策機構構成看，發達國家是決策機構的主要成員。其決策機構是理事會，形式上，成員國以平等的地位派代表出席理事會會議，但在實際操作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的大部分權力由執行董事會代理行使。執行董事會只有24位執行董事，其中5位執行董事由認繳份額最大的5個成員國任命，15位執行董事由其他成員國選舉産生，並制定其余4位董事任命規則。這個規定意味著認繳份額最大的國家具有當然的執行董事資格，而其他成員國能否成爲執行董事則具有不確定性。5位執行董事是當今經濟實力最強的發達國家——美國、德國、日本、法國和英國任命。執行委員會中監督組織日常工作的總裁，也一直是由發達國家的人士擔任。
從IMF的決策規則看，具有強大經濟實力的發達國家主導著決策。IMF執行董事會的決策規則采用加權投票機制，一國的投票權力取決于其份額大小(成員國的份額是它向基金組織認繳的資本)。投票權的確定方式爲：每個成員國都有250張基本票，另外每10萬特別提款權的份額相當于一票，因此份額決定了成員國在基金組織決策中投票權的大小，此外也決定了成員國可從基金組織獲得的貸款最高限額——一般可多借入相當于其份額的30%的資金。理事會最多每隔5年對份額進行檢查及決定是否調整份額。基金組織由于采取加權投票制，使那些向IMF認繳資金最多的國家在IMF中擁有絕對的影響力。
因而，加權表決機制對發展中國家極不公平，雖然它們是IMF的絕大多數成員國，但他們的投票份額還不到50%。可以看出，IMF這種決策程序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在IMF的決策體系中處于被動和劣勢地位，這使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利的談判地位，其建議很難被真正采納。因此，這種不平等的剛性的結構因素決定了不平等的決策體系，不平等的決策地位以及不平等的結果和利益分享，這樣即會造成新一輪的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可見，IMF這種決策規則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在IMF中處于決策體系的被動和劣勢，從而在利用IMF來實現自身利益，維護自身主權的過程中更多地依賴于並受制于發達國家對其的支持。
 
    (二) 發展中國家主權弱勢的國際體系結構原因
 
    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在當今時代面臨的挑戰是多方面和多向度的，但主要是國際體系結構的直接後果。在國際體系結構不平衡的狀態下，國家主權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難以得到穩定的發揮，國家主權原則作爲國際關系基本准則也很難真正受到尊重，很難發揮其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規範作用。進一步說，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不平衡決定了西方，尤其是美國在占據國際關系主導地位的同時，必然爲了維持和強化這一地位而壓制其他國家的聲音。而要有效的實現壓制，就要靠貶低和侵蝕別國主權，使別國屈服于西方的國際主導力，而且非國家行爲體的增加及其大多數以西方國家爲母國的現實，更爲其壓制別國主權提供了新的資源。因此，國家主權原則受到維護的狀況好壞取決于國家間力量對比的變化取向。就目前而言，在力量對比中占據優勢的大國一般采取外向的主權立場，在國際關系中要求淡化主權，反之，處于弱勢的國家，其主權立場則較爲內向，往往注重通過強化主權來維護自己的國家權利和利益。但是，弱勢國家能否切實維護自己的主權，在根本上取決于能否與強勢國家在實力上相抗衡。盡管西方國家均主張在國際關系中超越主權，但在不同的國家及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其將超越主權主張付諸實踐的強度和力度，也會因實力的變化表現出不完全的確定性。美國憑借其絕對優勢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在對外戰略中采取了咄咄逼人的主權戰略，與之相比，歐洲和日本的立場則有所不同，雖然在許多時候與美國在行動上保持一致，但它們更強調對話，對強權幹涉別國主權等問題持更爲謹慎態度。總體而言，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主權産生的影響是十分複雜的，既有侵蝕和損害國家主權的一面，使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主權問題上日益處于被動和困難境地，同時也極大地激發了各國維護國家主權的強烈意識，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對外戰略中把國家主權的維護問題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主權在體系層次上的屬性主要體現在國際體系對其基本單元的規定中，用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話語來說，主要體現在結構的排列原則和單元特點這兩方面的內容中。主權的層次問題主要涉及體系和國家行爲體兩個層次。作爲一個完整的主權，它要求同時滿足在國際體系和國家這兩個層面的要求。也就是說，主權面臨著兩個基本問題：一是獨立，二是自主。獨立是關于權威和權利的問題，這主要相對于體系而言；而自主是關系到權力和能力的問題，這屬于單元的範疇。前一個問題主要涉及法律上的考慮，而後一個問題更多地側重于政治上的權衡。如果主權在體系層次上的要求和單元層次上的要求能夠同時得到滿足，並且相安無事，那麽主權問題就不存在了，但我們上面談體系對主權的規定時，只涉及了體系結構中兩方面內容，沒有把體系結構第三方面內容納入到主權的考慮中來。從體系結構能力分配方面的內容看，根據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國際體系是由具有體系層次能力的大國間的關系決定的，實力最強大的單元已經爲其他單元和它自己設立了行動的舞臺。……系統中所有國家和所有公司的命運，受大國和大公司的行動和互動的影響，比受小國和小公司的影響要大得多。……關注大國並非無視中小國家。關注中小國家的命運，需要把大部分注意力傾注于大國之上。”這樣，這方面的結構規定恰好推翻了體系結構另兩方面對單元所作出的規定。體系結構在能力分配方面關注的是大國和小國的差異性，而體系對單元的規定則強調它們相互間的同質性、無差異性。大國間的能力分配、相互關系爲小國的主權實現設置了障礙，在大國要實行擴張性的主權，把自己國內的管轄權擴大到其領土邊界範圍外的同時，小國在苦苦抵制大國的壓力，努力保持自己的獨立和主權完整。  
    由此看來，體系在給予其組成單元以形式上的主權平等地位同時，又通過結構的力量，在實質內容上要否定單元的主權規定性。這種結構的力量主要産生于國際社會這樣一事實，即各個國家間在實際能力上存在著懸殊的差異，因而形式上的平等受到實質上的不平等的沖擊，這就是主權陷入的困境。體系結構阻礙著國家行爲體落實體系對單元的規定。致使結構成爲一種對主權起否定性影響的力量的原因，就是單元間能力分布的不同。力量強大的國家，由于在國際體系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占有有利位置，它們的國家利益具有對外擴張性，因而它們傾向于利用結構的力量奉行擴張性的對外政策，否定體系對主權的規定；而對于弱小的國家而言，它們在國際上面臨強大國家利用體系結構力量向它們主權的挑戰，它們處于國際體系政治經濟結構中的劣勢位置，主權大多成爲它們維護國家利益、抵制強勢國家侵蝕它們國家利益的工具。  
    由以上論述可見，主權同時面臨兩股力量的牽引，一方面是單元爲落實體系對其的規定而努力，這種體系層次上的主權規定性的本質就是，主權國家間的平等獨立、互不幹涉內政；另一方面體系結構卻使強大的國家處于主權實現中有利的位置，這些國家奉行擴張性的對外政策，對弱小的，在體系結構中處于不利位置的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實現形成了挑戰，主權遭遇挑戰的根源就在于此。
 
    (三) 發展中國家主權弱勢的國際體系進程原因
 
    所謂體系進程主要體現爲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交往，及其所形成的國際制度。本文主要通過闡述國際制度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影響從而揭示發展中國家主權弱勢的國際體系進程原因。在國家相互依存加深的背景下，國際社會機制化的趨勢已成爲現實，隨著大量的國際組織的形成和國際規範的確立，國際機制不斷擴展著其介入領域的廣度和深度，沖擊著傳統國家主權的範疇。近代國際法承認了主權平等的原則，一個國家可以選擇加入國際組織還是不加入國際組織，這本身就是一種主權平等原則的體現。國際機制的創設建立在主權國家制定協議的基礎上，國際機制本身和主權原則並不存在悖反，因爲主權國家接受國際機制的目的是通過參與機制實現利益，增強實力。然而現存的國際機制大多是曆史的産物，蘊含著制度霸權的色彩，更大程度反映的是所謂形式上的主權平等。在西方發達國家創設、操縱國際機制並在國際機制中占主導地位的現實下，國際機制內化了侵蝕國家主權的可能性。因爲國際機制往往是國際政治經濟現實中權力分配的一種反映。在現代國際社會，西方發達國家把制度因素衍生爲推廣自身價值觀和利益的工具，以達到控制世界事務、整合世界，爲其戰略利益服務的目標，這在事實上造成了新一輪的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並實現了對國際社會制度化中劣勢國家的主權削弱。這個過程中包括了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侵蝕，使得發展中國家主權處于弱勢。  
    首先，從政治和安全領域看，雖然早在戰後初期《聯合國憲章》就確立了國家主權平等的不可侵犯原則，但實際運作中這一原則從未真正得到過實現。這不僅表現爲美蘇對其它國家的不斷幹預甚至侵略，即使在聯合國的政治和安全機制中，主權原則也是虛化的。安理會中的常任理事國制度及大國否決權本身，體現的就是主權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不平等。至于其規定的當“斷定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或侵略行爲之存在”時，安理會可采取“陸海空軍示威、封鎖及其它軍事舉動”，實際上也爲聯合國采取某種超越主權的幹預行爲打開了方便之門。近年來以聯合國或其它名義進行的越來越多的國際幹預，是發展中國家政治和安全主權日益受到制約和弱化的主要表現。許多方式的國際幹預機制正日益被接受爲具有合法性，如對侵略行爲的國際制裁，對熱點沖突地區的強制性維和，對一國內部嚴重內亂的幹預，對涉及人類生存問題的主動介入等都部分地超越了被幹涉國的國家主權。鑒于這些行動的次數不斷增多（僅聯合國維和部隊即達近30支）、針對面不斷廣泛（涉及全球問題、國家沖突和國內動蕩），幹預程度不斷加深（從調解、協助恢複局勢到強制性行動）、範圍不斷擴大，並難以擺脫大國的控制和霸權的痕迹，其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侵蝕性更大。從長遠看，隨著機制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和適用面的進一步廣泛，發展中國家在維護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主權意願和能力有可能進一步被弱化。  
    其次，從經濟領域看，90年代國際相互依存態勢的空前深化和國際經濟合作的全方位發展，使國家“自由處置它們的天然財富和資源”的主權受到的侵蝕和制約，比政治和安全領域更爲深刻。所謂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其本質要義就是各國經濟與外部世界的交融，外部世界的大量經濟成分進入本國，使本國在內外的互動和循環中，通過出讓部分財富和資源贏得更大的、更長遠的比較利益，各國加速對外開放的根本動力也即在于此。就當前而言，相互依存態勢深化和全球化進程主要外化爲國際經濟制度的廣泛建構，而參與國際經濟制度不僅本身意味著國家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利益、願望制定經濟政策，在對外經濟行爲中受有關規則的制約，而且鑒于國際經濟制度的體制和遊戲規則均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家決定，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國際制度的同時，處置天然財富和資源的主權能力因此下降，不得不爲其在世界市場上尋求發展機會而付出代價。這主要表現爲：其一，參與國際制度首先要求接受現行國際經濟體制。這就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不僅必須在國內建立起相應的市場經濟，而且對所有與國際體制不相適應的體制進行逐步的全面改建，特別是與國際經濟活動緊密相關的外貿體制、金融體制、稅收體制等的改建。換言之，發展中國家在決定本國的經濟體制時不再有充分的自由。其二，作爲參與國際經濟機制的後果，發展中國家的對外開放也會給經濟主權帶來某些弱化效應。例如，引進大量外國資金雖部分解決了發展中國家發展資金匱乏的問題，但因外資按國際規則運動而受國內法律和政府管理的程度卻降低；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能力相應有所下降；外國公司在一國投資辦廠使用的是該國的工地和自然資源，在一定範圍內削弱了國家的資源配置能力和領土管轄權。
 
    (四) 發展中國家主權弱勢的國內因素分析
 
    發展中國家主權弱勢的原因除了外部因素外，還表現在國內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難以有效化解主權受到的沖擊與挑戰。其制度缺陷包括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和經濟制度的不健全。
 
    1、制約國家主權的內部因素。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在愈益多層次的全球經濟交往中，一國國內地區性的經濟單位同別國國內同類的經濟單位之間，日益發展出特別稠密、並且相當體制化的聯系。這些跨國聯系往往相當自主地存在于有關國家的國際聯系之外。至少在許多經濟問題和相關的法律及社會問題上，這些經濟單位侵蝕和限制著他們各自所在國家的傳統主權，並且在某些地方已經鼓勵出功能性的局部獨立、甚或完全的政治獨立要求。同樣在國家內部，伴隨跨國經濟交往和互相依賴的迅速增長，具有重要外在聯系的經濟利益集團日益多樣化，使得統一的國家經濟利益概念、甚而單一的國家人格概念也經常同現實抵觸。因此，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維持往往變得更困難，與國家政策相違的利益集團行爲也更常見。國內利益群體的多樣化，加上此類群體空前發展了的跨國聯系能力，導致了約瑟夫?奈所謂的“傳統世界政治”模式向“跨國世界政治”模式的轉化。在前一種模式中，一國國民要影響別國的政府或國民，一般需先影響本國政府，然後由本國政府依其意願來影響別國政府，或再由別國政府來影響別國國民；然而在後一種模式中，直接的對外影響途徑除了原先唯一的政府對政府關系外，還有著一國國民對別國政府、一國國民對別國國民這兩類關系。顯而易見，國家的對內控制權能與其世界政治作用都削弱了。還有，同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複雜化密切相關，國家及其內部的部門分工愈益精細，各部門的相對自主性相應加大，這同相互依賴的發展結合在一起，使得不同國家政府的同類功能部門之間，往往形成一種亞國家實體間的跨國關系，它僅僅貌似政府間的國際關系。這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發展到很高程度，那裏已出現一類非正式規則，其目的在于不僅通過政府間談判和協議、而且依靠使每一國政府的政策工具部分地控制其他國家政府的政策工具來協調政策。  
    從更廣泛的角度看，上面所說的幾種情況不過是一個基本勢態的表現即：在全球化趨勢中，民族國家之下的多種力量漸次形成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劈開、穿透民族國家界限的無數經濟關系、社會聯結、交流網絡乃至身份和情感認同，並且相應地削弱了民族國家的權威和領土主權原則作爲世界政治根本組織原則的地位。不僅如此，由于通訊、傳媒和交通技術的發展，也由于社會流動性的增長和公共事務參與範圍的擴大，世界多數地方的多數地方的多數人已經比他們十幾年前的先輩有多得多的知識和見識、強得多的政治分析比較能力以及顯著更多的自主性，因而他們對于國家權威的高度忠誠、崇敬和順從已不再是可以非常當然地假定的了。20世紀60和70年代美國的大規模反戰運動，80年代後期若幹東歐國家的大衆性變更，大致同時以來一些發展中國家內部成功的大衆造反，就是這方面的例子。最後，對于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的沖擊，還來自冷戰結束以來變得特別廣泛和引人注目的民族分離主義。民族主義一直是創建和鞏固現代國家的一股最強大的力量，一直促進著國家和民族兩者間的一種統一性。
 
    2、發展中國家主權弱勢的國內因素。“由于國家社會結構的僵硬性質，發展中國家被看作是一個更爲封閉的單元。它從社會中獲取資源的能力是有限的，很難將衆多的社會和物質單元結合在一起。國家也很難控制市場以外的經濟行爲”。國家的政權能力有限，相對發達國家而言，發展中國家幾乎沒多少政策選擇手段，這使它們更難應付來自外部或內部的對主權的沖擊。發展中國家不但要受到國內社會機能性的制約，也要受全球價值潮流的影響。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並不是內生政治、經濟和社會力量的産物。在世界的很多地區，不但具體的國家邊界是由外部力量確定的，而且其政治組織形式，主權國家本身也是外部強加的。當代國家的議程受到跨國因素的強烈影響，由于較晚才加入世界體系，發展中國家被迫同時直面一整套新的任務與規則，這對發達國家而言，不過是習以爲常。社會動蕩加上有限的體制能力，使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無法發展，陷入癱瘓，政治權威與合法性受到限制。由于國內資源的有限性，它們無法利用外部的沖擊；由于傳統社會的僵化，它們無法在面對外部沖擊時作出有效調整。
在經濟制度方面，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與封建經濟關系、部落經濟關系等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交織在一起的。在這樣的經濟制度中，國家對經濟實行壟斷，由國家政權對經濟生活進行控制、幹預和調節， 而較少利用市場調節機制。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壟斷地位，決定了其經濟發展與國家政權的密切結合，由于法律不健全、社會監督機制不完善，經濟生活中的尋租和貪污腐化現象極其嚴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全球經濟改革的浪潮中，發展中國家開始建立市場經濟機制，並不斷促使其經濟制度向私有化方向轉變。但市場機制的建立與完善不能一蹴而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落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合理的産業結構、二元制的經濟結構、並存的多種經濟成分、弱小的民族資本以及嚴重的對外依附性，再加上他們與政治制度弊端的結合，往往使市場機制的正常發育受阻，難以建立健康、健全的市場機制。發展中國家國內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使國內政治、經濟的發展常常受到人爲因素的影響，難以容納國際制度的一系列規則、規定。在這個問題上，發展中國家實際上面臨著雙重任務：建立和完善國內制度和參與國際制度同步進行。發展中國家在完成制度建設的雙重任務中必須以國際制度爲參照，構建國內制度，在短期內迅速實現國內制度與國際制度的接軌；而難以以國情、國力爲參照，更不能在構建好了國內制度之後或積累了豐富的市場經濟的經驗之後(像發達國家那樣)或熟悉了國際制度的基本規則之後再參與國際制度。因而，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巨大的風險，稍有不慎，後果不堪設想。由此，發展中國家內部經濟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同時發展中國家政府缺乏對市場經濟進行良好的管理和增強其抗風險措施的應對能力，使他們難以招架經濟全球化的沖擊。
 
三、發展中國家主權的維護和適應性選擇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主權面臨著侵蝕和挑戰。在挑戰面前，發展中國家應該如何加以有效化解，成爲既關系到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前途和命運，又關系到經濟全球化本身發展與深化的重大問題。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曆史趨勢，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和扭轉這一進程。擔心主權受損而拒絕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無疑不是明智之舉。理論上主權的平等，在實踐中從來沒有實現過絕對的平等，發達國家在行使主權時常常以貶低發展中國家的主權爲前提，從而導致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弱勢。但是發展中國家決不能因此而拒絕參與經濟全球化，否則意味著我們將沒有希望通過參與經濟全球化增強自身的實力，在與世界的互動中逐步實現主權的平等，更永遠無法有效地抑制主權遭遇的侵蝕和弱化。因爲無論非國家行爲體如何發展,在國際法律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仍是主權國家。國家之間的關系仍是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國家仍是國際法的制定者,國家作爲國際行爲體系中的主要行爲主體,仍然在國際關系中唱主角。那種強調非國家行爲體而忽視國家在國際法中的作用是錯誤的。只有參與經濟全球化並在其中發揮積極作用，發展中國家才有可能改變主權的不平等狀況，爲此，發展中國家的惟一選擇，就是在堅持國家主權原則不可超越的前提下，對傳統的主權觀念和政策進行積極的調適，使之既有助于維護自身的根本立場，又能增進對經濟全球化的參與，尋求在其中發揮積極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主權的不平等狀況，利用經濟全球化提供的機會實現發展和趕超，這是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的合理選擇。正如前任聯合國秘書長加利所言：“我們時代的一個重大而明智的要求，是重新思索主權問題——並非要削弱它的本質，它對國際關系與國際合作仍然至關重要，而是承認它或許可以采取不止一種形態和發揮不止一種功能。”
 
    (一) 調適主權觀念，趨利避害，積極參與全球化
 
    面對國家主權遭受的侵蝕和挑戰，發展中國家必須轉換思路，改變長期以來在國家主權問題上的消極被動觀念，以積極主動的精神重新認識主權。其中至爲重要的一點就是充分認識到國家主權是一個曆史的概念，其內涵始終是根據不同時代的不同要求而發展和變化的。同時必須充分認識，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將面臨遠遠比發達國家更爲嚴峻的挑戰，發展中國家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必須高度重視，並加以積極的政策調整。主權內涵的不斷擴大，一方面反映了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意識到全球化正在給自己的政府能力和權威造成嚴重的威脅，另一方面也給其主權的維護帶來了更大的困難。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傳統意義上的經濟與政治主權的維護，已經具有很大難度，何況今天經濟與政治現實的複雜和緊密互動程度已遠非過去能比，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幾乎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確保主權絕對不受損害，這是發展中國家必須承認的事實。發展中國家只有接受自己維護主權能力的有限性，才能用現實主義的眼光來對待主權維護和參與經濟全球化，並在二者之間作出合理的選擇。只有妥善調適自己的主權觀念，抓住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在國家實力增強的基礎上最大限度的消除負面效應，才能切實維護自身的國家主權。因此，發展中國家目前較爲合乎現實的選擇應是首先調整自己的主權意識，以積極主動而非消極被動的姿態融入全球化。  
    積極參與全球化，利用經濟全球化中的國際制度安排來爲本國謀求利益。同時應該積極主動地參與改革不公平、不合理的國際制度，創建公平合理的國際制度。我們應該看到，由于全球化過程中，許多國際規則、國際制度是以發達國家爲主導的，更多地體現了發達國家的利益，發達國家依然控制著全球經濟、政治活動的“遊戲規則”的制定權，借以謀求和鞏固全球霸權。這就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在對待這些國際遊戲規則的同時，不應該只是被動地接受、融入和適應，而應該有個更長遠的謀劃：既要有信心去改造那些不公正的“遊戲規則”，也要有心理准備在必要的時候去承擔建設和制定新的國際遊戲規則的任務。而只有通過參與全球化，進入國際體系內部，發展中國家才能在改制和創制方面有所作爲。應把全球化看成是尊重國際慣例和尊重民族主權的互動過程,每個國家應公平享有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同時還要認識到,全球化畢竟不是西方化,應合理適度反對“西方中心論”,倘若一味追求全球(西方)規則的普適性,就可能墜入新的西方殖民主義的陷陷阱中。斯坦福大學著名國際關系教授史蒂芬?克萊斯勒（Stephen D. Krasner）在考察了二戰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鬥爭後，明確指出：“沒有現存制度安排所提供的參與權，第三世界就不會對居于主導地位的自由制度發起實質性的沖擊。主權一律平等的准則和正式國際組織的開放性是決定第三世界成功與否的兩個變量。主權平等的規範保證了第三世界國家在討論國際遊戲規則時取得了與大國一樣的發言權。國際組織的開放性爲第三世界國家發表意見和投票提供了講壇。”②史蒂芬?克萊斯勒的分析啓示我們，在當前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全球化中，參與其中是行動的第一步。只有參與其中，進入國際制度內部，才能利用現存制度安排所提供的參與權、主權國家一律平等的准則和正式國際組織的開放性，來爲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謀求發展，從而化被動爲主動，變不利爲有利，逐步改革不公平不合理的國際制度，創建公平合理的國際制度。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實質上就是主動或創造性地融入經濟全球化，並因此促進了經濟發展及綜合國力的增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開放的中國一項重要的正確選擇，中國的發展、進步與富強也只有在參加世界政治、經濟大循環的潮流中才可以實現，自我孤立與封閉無異于自甘落後，自取滅亡。
 
     (二) 維護主權獨立，促進全球化的健康發展
 
    全球化是社會生産和國際分工發展及人類能動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全球化的客觀趨勢要求主權國家及國際經濟、政治組織爲其發展開辟道路。主權國家的協議和規則影響著全球化的色彩。全球化的發展必然要求消除民族國家壁壘的限制，在全球範圍內以最佳方式配置經濟資源，形成日益增多的全人類共同利益，這將會導致對主權國家權力的制約和限制。但是，這種制約和限制必須以主權國家的同意爲前提，以國家主權和利益爲基礎。發展中國家固然要考慮到時代的變遷和全球化的發展，但從根本上說，國家主權問題是不容討論的。從理論層面上看我們知道,主權是一國對內最高、對外獨立的權力,是一個國家的固有屬性,主權是一個民族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安身立命之本。在國際社會中主權國家仍然是進行國際活動的主體單位,代表國家的最高利益。縱觀世界,民族依然、國家猶存,只要存在民族國家,主權就不會消失,任何一國哪怕最弱小的國家也不會放棄自己對主權的堅持,主權消亡論日益顯示出其神話的性質。主權原則是當代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發展中國家應當堅守國家主權問題的當代有效性，堅決抵制西方霸權主義談論的“人權高于主權”等理論，因爲它貶抑主權對于當代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的基礎作用，無視發展中國家捍衛主權的內在權利和動因。在當今國際政治中，沒有主權保障的人權是得不到聯合國和國際法支持的。世界上那些漂泊不定的民族的悲慘經曆說明了這一點。若如此，則無法談論國家與民族的經濟發展和繁榮，因而發展中國家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自然應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爲前提。  
    從實踐層面來看,發展中國家必須堅持國家主權的原則。當代國際社會,依然是主權國家共存的社會,主權原則仍是當今國際社會國家活動最基本的原則。全球化只是提供了促進發展的巨大可能性,但要把可能性變成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經濟全球化是一種趨勢，而不是目標。經濟全球化應爲國家利益服務，對于這一點，我們均深信不疑，而且國家利益不僅僅是經濟利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的主權若喪失了，國家的經濟利益也將無從談起。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一國的出發點應爲本國的利益及具體國情來考慮經濟全球化問題，經濟全球化只是外部條件，同時遵循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原則，這是任何一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所遵守的圭臬。如果代價或成本大于收益，那麽，一國完全不必加入全球化進程，加入全球化應是一國自主的、自願的選擇，選擇權在于各主權國家，而且最爲重要的是這裏暗含一個潛在條件：全球化是以國家主權爲前提，一國必須擁有主權，才能獲得參與國際事務的資格，也就說國家主權爲一國進行選擇參加全球化抑或退出全球化選擇成爲可能，所以，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以主權爲代價取得全球化入場券。  惟此，才有助于發展中國家以更爲鮮明的民族性、民族特色來推動世界曆史的轉變，從而影響全球化的自主、有序發展，這應是全球化推進的健康狀態
 
    (三) 進行內部體制調整，增強從內部化解主權困境的能力
 
    發展中國家在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增強主權維護能力的同時，應在內部進行體制、制度的改革和調整，從內部化解全球化對主權造成的沖擊。因此，發展中國家應該對它們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進行合理的改革，使它們既符合本國的國情，又能適應全球化的潮流”。以經濟方面的改革與調整爲例，發展中國家應從國情出發制定和實施切合實際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發展體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在戰後經曆了不同階段，各個國家根據自身的情況采取了不同的戰略，主要有進口替代戰略和出口導向戰略，無論是哪一種戰略，都有其優勢和不足。到了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發展中國家不僅面臨強大的外部壓力，同時還得面對本國遺留的棘手問題。如何從國情出發及時對經濟發展模式進行調整和改革已擺在發展中國家的議事日程上來，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一是轉變發展戰略，將“趕超”速度爲主的戰略轉向以“效益”爲主的戰略，使經濟增長由“數量推動”向“質量推動”轉變，力求經濟增長與資金平衡和貨幣穩定三者有機結合。實踐證明：加快經濟發展一定要建立在講究效益的基礎上，不顧社會需要，不顧産品質量與經濟效益，單純追求産量和産值的增長速度，只會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從根本上說，只有經濟效益不斷提高，才會有越來越多的剩余産品可以被利用進行擴大再生産，經濟發展速度才能不斷提高，因此，高速度必須有高效益支持。  
    在經濟體制方面，主要是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和改革微觀經濟基礎，加快從政府主導型轉變的步伐，減少國家對經濟的直接幹預與控制，重視加強經濟杠杆的作用，采取建立合理的價格調節機制，實施金融自由化政策，改革外貿體制。在微觀經濟改革中，主要對國有企業進行深化改革，減少國家對私營企業和外貿企業的限制。一國經濟結構合理與否直接影響到該國經濟發展的興衰成敗，所以把戰略的主攻方向始終對准經濟結構這個根本性的問題至關重要。發展中國家調整經濟結構的重點在于促進産業結構的升級和多樣化，提高農業和服務業的比重。只有改革單一結構，建立多元化經濟結構才能爭取經濟的全面發展，只有全面提高經濟結構的技術水平才能實現現代化經濟。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內部化解主權困境的能力也會隨之增強。  
    陳柳欽（1969-），男，湖南邵東縣人，經濟學碩士，哈爾濱商業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研究所研究員，哈爾濱商業大學貿易經濟學院教授，哈爾濱商業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哈爾濱理工大學客座教授，河北經貿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客座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特邀研究員。在《經濟管理》、《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經濟研究參考》、《經濟要參》、《經濟科學》、《改革》、《國際經濟合作》、《南開經濟研究》、《財經科學》、《財經理論與實踐》、《農村金融研究》、《金融論壇》、《亞太經濟》、《管理科學》、《社會科學輯刊》、《人文雜志》、《江蘇社會科學》、《國際商報》、《中國經濟導報》、《中國改革報》、《中國信息報》、《工人日報》、《經濟學消息報》等多種經濟類核心期刊、專業期刊和權威報紙上發表論文400余篇，研究方向：産業經濟、金融理論。  
http://www.tianyabook.com/jingji/065.htm

全球化、主權國家與世界政治秩序＞李強 

    二十多年來，“全球化”(globalization)日益成為世界範圍內政治理論關注的焦點，也成為國內理論界討論的熱門話題。
    關於全球化的討論會涉及諸多不同的問題，但處於全球化問題討論中心的無疑是全球化背景下主權國家的地位及發展前景。從近代以來一直處於權力核心地位、處於國際法主角地位的主權國家是否會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步削弱?某種超國家、超地域的全球化政府或統治機制(govemance)是否會成為世界範圍的權力中心，履行過去由主權國家履行的大多數職能?這種超國家權力的來源及合法性依據是什麼?
    對於全球化背景下主權國家的問題，理論界觀點紛爭，傾向迥異。但不容否認的是，在最近二十多年來，倡導全球化政治統治的理論在西方愈來愈成為顯學。這種理論強調全球化背景下傳統主權國家的衰落，預言甚至呼喚某種超國家的全球化統治機制(governance)的出現。從分析角度言，我們可以將西方關於主權國家與全球化問題的理論劃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描述性的、經驗性的，其重點是描述經濟與技術全球化對主權國家權力的挑戰。許多人注意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經濟活動日益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界線，超出民族國家的控制範圍。對於跨國公司的經濟活動、全球化的金融秩序、全球化的通訊交流等，民族國家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無能為力。因而，這些學者斷言，隨著全球化的加劇，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政治組織形式將退出歷史舞臺。第二類理論是規範性的，以價值判斷為導向。這種理論的核心是否定新國際形勢下主權國家原則的有效性，試圖確立某種超越主權國家的普遍主義原則，並以這些原則作為構建新型全球化政治統治的基礎。這種理論對“傳統的”主權國家觀念持強烈的批評態度，指責這種觀念是一種“過時的”制度。
    本文試圖從規範性的角度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主權國家的問題。誠然，規範性原則的探討不能完全離開對事實的經驗性描述。在進行價值判斷時，事物發展的現狀及趨勢必須納入考慮的視角。但是，正如休謨很早就告誡的那樣，我們不應該從事實中導出價值，價值判斷有其自身的前提與邏輯。本文將採用理論的與歷史的方法，考察近代以來主權國家的歷史演變與法理基礎，考察全球化政治統治主張的合法性(kgitimacy)，從而探索合理的國際秩序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當然，筆者深知，這些問題是一些極端複雜的重大問題。筆者僅僅希望提出一些感想式的粗淺想法，就教於學界同仁。

    一．主權國家的歷史回顧

    為了剖析主權國家觀念所受到的挑戰，分析這種挑戰的哲學與法理依據，我們有必要首先對“傳統”主權國家的觀念以及基於這種觀念之上的國際秩序作一番簡要的歷史回顧。
    所謂傳統的主權國家指的是現代民族國家。正如耶內林克(Jellinek)指出的那樣，現代民族國家最早出現於中世紀的歐洲。它在與中世紀三種勢力即宗教勢力，特別是教皇的勢力、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勢力、以及各種行會與地方封建勢力的鬥爭中逐步占了上風，成為政治權力的主要形式。十七世紀標誌著以民族國家為主要行為主體的現代國際制度的開始，這一制度的核心是主權國家在自己的領土範圍內享有排他性的權威。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是這種國際制度的代表。
    根據英國學者大衛·赫爾德等人的概括，從國際秩序的角度看，以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為開端的傳統世界秩序具有如下幾個特徵：第一，世界由主權國家組成，主權園家不承認任何更高的權威；第二，立法與司法權以及解決爭端的權力通常掌握在各個國家手中；第三，國際法的目的是確立國家之間和平相處的最低限度的原則；第四，對超越國界的不正當行為的反應是相關國家自己的事務；第五，所有的國家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第六，國家之間的爭端常常以武力的方式解決，國際法中幾乎不存在對武力運用的限制；第七，對國家自由的限制被降到最低限度。
    烏爾裏希·貝克的概括更為簡潔。他認為，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確定的國際秩序原則可以概括為三條：(1)“領土原則：國家擁有確定的邊界，這些邊界劃定並確立國家的統治範圍。在邊界以內，國家可以制定並行使法律。通過這種方式，國家從對一個明確界定了的地域內的人和資源的控制中獲得權力與合法性。”(2)“主權原則：國家及其代表擁有採取行動和實行統治的主權。”(3)“合法性原則：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可以成為國際協定與國際法的物件，但是，國際協定與國際法要產生效力，則必須得到各個國家的同意。”
    對於我們目前討論的問題而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有兩點值得關注。第一是主權國家原則適用範圍的有限性，即所謂“歐洲國家社會”的概念；第二是主權國家原則的哲學與法理依據，或曰主權國家的邏輯。我們將依次探討這兩個問題。
    今天西方政治學主流理論在討論主權國家原則時往往忽略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事實，那就是，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界定的世界秩序，即受到許多人批評的“傳統世界秩序”，長期以來僅僅適用於歐洲國家(後來也適用於美國、日本，在下文中，為了行文的方便，當提到傳統世界秩序中的歐洲國家時，通常包括美國以及後來的日本)。它並不適用於歐洲以外的國家。
    在傳統世界秩序中，實際上並存著兩種制度。布林(H．Bull)將這兩種制度概括為“國家的團體(society of states)”與“國家的制度(systems of States)”。前者指的是歐洲國家之間組成的大家庭。“這一群國家意識到自己有某些共同的價值觀與利益，它們在處理彼此關係時受到某些共同規則的約束，在這個意義上，它們組成一個社會。”後者指的是歐洲國家與歐洲之外國家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通常是通過兩個以上國家或政治實體之間協定來確定的。
    上文提及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規定的主權國家原則實際上僅僅適用於歐洲國家。只是在這些國家之間才有對領土與主權的尊重，才有國家作為國際法行為主體所享有的合法性。對於歐洲之外的地區，歐洲國家一般採取兩種模式處置：第一，對那些存在國家模式的地區採用西方學者所謂的“條約制度”(“capitulation”system)；第二，對從前不存在國家制度，或只有微弱國家制度的地區採取征服、佔有、殖民的制度。
    第一種制度就是我們所謂的半殖民地制度，它在奧斯曼帝國、中國等地區實行。這種制度的表現形式是歐洲國家與歐洲以外的國家之間以某種“條約”(capitula)確定它們之間的關係。這一制度在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逐步發展並得到鞏固。歐洲國家先後與奧斯曼帝國、阿拉伯國家(埃及、伊拉克、敘利亞、巴勒斯坦)、波斯、泰國、中國等國家建立了條約關係。這些條約通常包含如下條款：(1)未經歐洲國家使館同意，歐洲國家的公民不得被驅逐；(2)這些公民有權舉行基督教儀式、建築教堂並有權有自己的墓地；(3)他們有權從事貿易與商業活動，並享有豁免某些進出口關稅的特權；(4)禁止強迫他們賠償的行為；(5)涉及歐洲人的爭端與訴訟由歐洲的領事機構或法院受理。
    卡賽西(Antininion Casses)在描述了這些特徵後寫道：“這種法律機制有若干明顯的特徵。第一，歐洲人組成一個與當地人完全隔絕的群體，只受他們各自國家法律的管轄；第二，這一機制並不以互惠為基礎，它賦予歐洲在歐洲以外領土上若干特權，而非歐洲國家的國民並不享受類似的權利。”卡賽西稱這種制度為“極不平等的制度”。
    如果說這種“條約”制度充滿了不平等的話，另一種制度下居民的境遇就更悲慘了。這類制度的基本特徵就是缺乏任何類似“國家”的結構，它們往往由許多地區性權威統治，而這些權威通常爾虞我詐、互相爭鬥。在這種制度下的人們很快成為西方強權殖民統治的對象，有的甚至遭到近乎種族滅絕的厄運。遭遇這種命運的典型例子是美洲的印第安人與澳洲的土著人。第二類是印度、非洲以及亞洲不少國家的殖民地模式。這是在大致保留當地人生存的前提下，將他們置於一種較為“文明”的統治方式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傳統威斯特伐利亞制度的框架下，國際法在相當大程度上包容甚至交持了歐洲權力的殖民擴張，為它們提供了一系列法律手段，從而使殖民征服變得合理合法。卡賽西對國際法在這方面的根據作了這樣的概括：“第一，國際法或者通過將這些地區貶低為無主土地(terrae nullius)，或者剝奪當地群體或統治者任何有效佔領、控制該地區的國際地位，從而賦予西方國家獲得統治這些地區的主權的權利；第二，如果當地統治者反對殖民征服，國際法為征服者提供了兩個工具：其一是戰爭，即不受任何適用于‘文明’國家之間戰爭法律制約的戰爭；其二是與當地統治者或首領簽訂條約(確實，歐洲國家與許多‘當地統治者’或首領簽訂了為數眾多的條約，這些條約缺乏任何互惠條款，如1847年英國與Cartabar統治者簽訂的條約；1847年英國與Rowallah統治者簽訂的條約；以及1884法國與Tajuran的蘇丹之間簽訂的條約)。”
    應該說，這種以歐洲為代表的“國家團體”為一方，以大批歐洲以外的落後國家與地區為另一方的世界秩序是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期國際法與國際秩序的基本特徵。如果我們對這一階段國際法作一簡單概括的話，我們至少可以指出如下幾點：第一，國際規則與原則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打上了基督教文明的烙印。第二，國際規範與原則主要是強國的產物，特別是那些通過征服與擴張建立了大量殖民地的國家的產物。這些國家利用這些規範與原則來維護自身的利益。這一特徵可以由當時國際法的一個根本特徵來說明：國際法對於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的行為並未施加專門的限制“。
    一戰之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秩序開始發生重大變化，新的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徵是：第一，不平等的國際秩序受到挑戰，趨向平等成為世界秩序的主導趨勢。第二，對國家使用武力發展出某些限制。
    這種變化是由國際形勢發展的某些特定原因引起的。第一，兩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參加者儘管都是歐洲國家，但它們卻前所未有地涉及地球上相當數量的國家和群體。這樣，在這些民族遭受了戰爭的巨大苦難後，便要求建立某種不同以往的世界秩序，以減少戰爭，實現一定程度的平等。第二，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蘇聯以及諸多以蘇聯模式為特徵的新型國家。不論這些國家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是否成功，就其對國際秩序的影響而言，這些國家公開挑戰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到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秩序及其意識形態，構成傳統“歐洲國家團體”之外的另一個權力群體。兩種權力群體之間的對抗使得將非歐洲國家排除在外的世界秩序難以持續。
    正是在這種國際背景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前殖民地國家爭取獨立與平等的主權成為一個時期內國際秩序的重要特徵。隨著非殖民化過程的發展，獲得獨立主權國家特徵的國家急劇增加。主權國家的數量在蘇聯解體以及東歐巨變之後又有新的增加(見表1)。
    二戰之後的國際秩序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來描述，但就主權國家問題而言，這個時期的國際秩序在本質上是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代表的秩序從歐洲國家團體向世界範圍內擴展。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反映的原則不再是歐洲國家的特權，在理論上，其適用範圍擴大到世界上所有國家。傳統上歐洲國家與歐洲以外國家兩種制度的界限從法理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主權平等的概念。所有從殖民地制度下獲得獨立的國家，不論大小，不論其經濟與軍事力量強弱，都在理論上享有平等的主權。“主權平等”的概念最早是由拉丁美洲的一些外交官在二十世紀初提出的。經過不發達國家的長期奮鬥，這一原則被接納為二戰以後國際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則。聯合國憲章第二條明確規定聯合國的組織原則是“各會員國主權平等的原則”。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將主權平等原則寫入聯合國憲章“在主權觀念發展的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至此，從我們關於主權國家概念的簡要歷史回顧中可以看出，所謂“傳統”主權國家概念的提法並不準確。自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先後出現過兩種不同“傳統”的主權國家制度。前者以主權的不平等為出發點，後者則以主權平等的觀念作為基石。後一種制度是對前一種制度的否定。

    二．對傳統國際秩序的挑戰

    今天，對於一次大戰、尤其是二次大戰以來形成的國際秩序，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批評意見。第一，以不發達國家為代表，批評這種國際秩序過多地反映發達國家的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批評這種經濟秩序對不發達國家是一種剝奪。第二，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不滿二戰以來國際秩序中對不發達國家主權的承認，試圖以美國、北約或其他由西方單獨組成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充當新的國際秩序的立法者與執法者，以實現所謂“新世界秩序”。
    這兩種訴求都有一定的依據，只不過是二者的依據全然不同。

    不發達國家的抱怨所依據的是某種平等理念。確實，最近幾十年來，儘管世界經濟有巨大的發展，但不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份額卻日益下降。據統計，從196D年到1990年，最富的20％的國家在世界財富中所占的份額從70．2％上升到82．8％；而最窮的20％在世界財富中所占的比重則從2．3％降至1．3％(見表2；略)。
    在不發達國家看來，這種收入的不平等一方面也許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原因相關，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經濟秩序是建立在不平等的“世界體系”(world system)之上的。這種世界體系的結構特徵是，發達國家的繁榮以不發達國家的貧窮為代價，少數國家的富裕“依賴”大多數國家的貧窮。這些國家希望將主權平等的原則從政治領域進一步引申到經濟領域，作為構建新經濟秩序的基礎。在學術層面上，以華勒斯坦為代表的世界體系理論與依附理論較好地表達了這種邏輯。在國際政治中，不發達國家尋求南南合作、南北對話、要求建立新型國際經濟秩序的努力反映了它們對現存世界體系的不滿。
    對於不發達國家而言，更為悲慘的是，冷戰結束後，它們失去了冷戰時期由於特殊歷史條件所享有的戰略地位，不再是對立的兩大陣營爭奪的棋子。恰恰相反，由於歷史、文化或人為的原因，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與行為往往達不到現代西方國家所達到的自由與民主水平。這樣，正如有的西方學者所敏銳地觀察到的那樣，“在國際文獻與輿論中，南方已經取代蘇聯陣營成為全球秩序的主要威脅者。南方的妖魔化成為冷戰後世界秩序的基調。”
    西方發達國家對現行世界秩序的不滿是基於其實力的強大。冷戰結束後，蘇聯陣營失去了與西方抗衡的能力。在可見的將來，為生存而掙扎將是前蘇聯以及東歐的主要行為特徵。此外，最近幾十年來蓬勃發展的亞洲，在經濟與金融危機中不僅受到沉重打擊，而且暴露出其經濟、政治與社會結構固有的弊端，從而至少在短期內喪失了挑戰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秩序的能力。
    在這種情形下，國際力量的平衡日益向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傾斜。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在經濟、文化、科學、教育、軍事等方面佔有絕對的優勢，在意識形態領域處於強勢的霸權地位。正是基於這種實力地位，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已經不滿足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對不發達國家主權的表面承認，不滿足一戰、二戰以來世界秩序中對武力使用的限制、對干涉主義的束縛。正如《每週新聞》在1994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所表達的那樣，西方現在希望採取某種“新殖民主義”政策，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這種“新殖民主義”的核心訴求是建立一種“新世界秩序”。在這種秩序下，主權國家的原則將不再適用，以美國為核心的北約或其他國家集團組織將不僅承擔起制定國際經濟規則的責任，而且承擔起制定並實施國際政治規則的責任。這些機構將提出一套國際政治的行為準則，這些規則將體現西方近代以來的核心價值觀。根據某種極端的觀點，“集體安全不僅意味著制止侵略，而且意味著反對獨裁。”他們要求如果民主制度無法在各國自下而上實現的話，“國際社會”有責任保證其自上而下地實現。這種觀點在美國出版的《全球化治理委員會報告》中得到明確表達。該報告指出，超國家組織的政策不僅著眼於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對經濟與社會的副作用加以管理，而且歸根結底在於推行“全球民主和人權的新倫理”。
    應該說，這種“新殖民主義”的理念日益在西方對外政策中佔據主導地位，並日益成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基本立場。北約對科索沃的干涉以及這種干涉在西方大眾以及理論界受到的基本文持反映出西方觀念的變化。
    這樣，一個令人不得不思考的問題是，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所致力追求的“新世界秩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新”的秩序?如上文所述，近代以來的國際秩序至少存在過兩種形式。第一種類型，從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到一次世界大戰，其特徵是主權國家構成國際政治行為主體，但主權原則並不完全適用於歐洲之外的國家。第二種類型是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基本原則仍然是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原則，但主權國家的概念同時適用於非歐洲國家，平等主權的原則取代了不平等主權的原則。
    就目前的發展趨勢而言，所謂新的世界秩序很可能成為一種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大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如果我們試圖找出歷史對照物的話，這種新世界秩序與一戰以前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有一定相似之處。用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的話來說，“全球化與冷戰結束導致一種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在某些方面，新的世界更象傳統的世界政治，而不是1945年到1980年代的世界。”也就是說，根據基歐漢的分析，在這種新制度下，世界可以大致劃分為兩部分：第一是“和平區域”(Zone of Peace)，即以經合組織(OECD)為代表的國家；第二是“衝突地域”(Zoneof Conflict)，即經合組織之外的國家與地區。
    這種區分讓人聯想起傳統國際秩序中歐洲“國家團體”與歐洲之外國家與地區的區分。
    根據西方“新世界秩序”的倡導者的說法，新世界秩序的特徵是，在“和平區域”內部，以大致共同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為基礎，以經合組織、北約、歐盟等組織為制度框架，實現進一步合作。為了實現合作，這些組織內部國家的主權必須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對於“和平區域”之外的國家與地區而言，西方新世界秩序的倡導者為它們設計了一種與一戰以前半殖民地國家頗為類似的處境。在這種秩序下，這些國家保留一定的國家主權，但主權的適用範圍、行使方式受到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主權國家之上，有一些更高的原則，譬如人道主義原則、人權原則或其他西方認為具有重要價值的原則。這些原則比主權原則有更高的道德訴求，應該得到更高的重視，應該置於主權國家之上。
    不僅如此，這種理論主張，如果“和平區域”之外的國家未能履行這些更高原則所規定的義務，這些國家就可能受到制裁，甚至因此而成為武裝干涉的對象。這些制裁或武裝干涉的決定者與行為者既可能是某些全球性機構，如聯合國，也可能是某些“和平區域”國家組成的政治、經濟或軍事機構，如歐盟、經合組織或北約等。

    三．權力的合法性與國際秩序的合法性

    現在，讓我們從理論上考察這種新世界秩序的合法性(legitinmacy)。這裏所討論的合法性並不是韋伯理論中那種以描述、解釋為特徵的合法性，而是政治哲學理念中規範意義上的合法性。在西方，最早將權力合法性上升為評估權力首要因素的是盧梭。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對“合法的權力”與“強力”作了明確區分。盧梭指出，強力可以迫使人們服從，但是，“強力並不構成權利，而人們只是對合法的權力才有服從的義務。”譬如，“假如強盜在森林的角落抓住了我”，用刀逼迫我交出金錢時，我也許會出於對強力的恐懼而服從他的命令。但我僅僅是服從他的“強力”而已，這種強力並不具有合法性，我並無服從它的義務。
    為了考察新世界秩序的合法性，我們有必要首先考察近代以來國家權力合法性的依據。
    如上文所述，自十七世紀以來，民族國家成為政治統治的基本形式。政治學家與社會學家一般都接受韋伯關於現代國家的定義：現代國家的特徵是國家在特定領土範圍內“壟斷使用暴力的權利”。這種對使用暴力權利的壟斷被人們稱為國家的主權權力。國家主權的概念最早在布丹、霍布斯等理論家那裏得到詳盡闡釋。用當代著名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家摩根索的定義來描述的話，主權指的是，“一個民族的最高法律權威，它可以在特定領土範圍內制定法律，它獨立於其他任何民族的權威，並依據國際法享有與其他民族的權威平等的權利。”
    誠然，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民族主義的發展有關。民族主義的核心訴求是政治權力應該反映文化的同質性，而這種同質性往往又與歷史的記憶相關。惟其如此，現代民族國家的領土界域常常和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界域有一定聯繫。但是，就規範性意義而言，民族主義並不能構成國家權力合法性的淵源，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國家具有“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必須有其他依據。西方學術界討論國家權力時，常常以霍布斯的國家理論作為出發點。正如Christopher Pierson所指出的那樣，儘管國家主權權力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布丹與馬基雅維利，但是，“只是到了十七世紀，在霍布斯的著作中，我們才可能發現關於主權絕對權力必要性的明確闡釋。”為了探討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問題，我們也有必要從霍布斯的邏輯開始。
    霍布斯在探討國家存在的理由時，首先提出一個問題，假如沒有國家人們會過一種什麼樣的生活?與許多理想主義者不同，霍布斯對人的本性持一種相當悲觀主義的看法。他認為，人在本質上是一種自私、冷酷的動物。他們互相競爭、猜忌，追求權力、財富與榮譽。鑒於此，“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人們便處在所謂的戰爭狀態之下。”這不是一般的戰爭狀態，而是“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爭”。在這種情況下，“產業是無法存在的，因為其成果不穩定。”“人們不斷處於暴力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中，人的生活孤獨、貧困、卑污、殘忍而短壽。”
    為了擺脫戰爭狀態，過一種安全的生活，就必須有一個使大家懾服的共同權力，這就是“國家”，即“利維坦”。這個“利維坦”是集體人格的化身，是集體意志的體現：“每一個人都承認授權於如此承當本身人格的人在有關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採取的任何行為、或命令他人作出的行為，在這種行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從於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斷服從於他的判斷。”這種利維坦所代表的是一種公共權力。公共權力不同於以追求自身利益為目的的掠奪性(Predatoly)的權力。它的首要職能是為國家內的人民提供秩序，提供安全，使他們能夠過一種有安全的生活。
    這樣，霍布斯事實上發展出國家權力的基本邏輯，即國家權力的“理由”基於一種權力與責任、權威與義務相對應的原則。主權權力的基本職能是為主權屬下所有成員提供公共產品。這種公共產品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國家為所屬地區提供統一的行政與法律制度，維護國家內部的秩序以及對外的安全。第二，現代國家為所屬地區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諸如全民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設施等。第三，現代國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管理或調節經濟。這在二十世紀相當普遍。
    根據霍布斯的邏輯，國家履行這些職責構成國家權力合法性的依據，構成國家壟斷使用暴力的權利與稅收權利的依據，也構成國家要求臣民服從的“合法性”(ledtimacy)依據。國家為社會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是國家區別於匪幫的重要特徵。誠然，無論在西方中世紀還是在中國歷史上，履行管理國家職能的統治者與不具備如此職能的“山大王”之間的區別並不總是徑渭分明的。中國的古語“成者王侯敗者寇”生動地顯示了這一特徵。不過，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山大王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區別還是十分清楚的。山大王轉變為王侯的起碼條件是，他必須為他所管轄的人民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在中世紀歐洲的城堡，封建主必須為下屬的臣民提供安全保障。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中國。
    對於不少自由主義或民主主義思想家而言，霍布斯賦予國家合法性的依據是遠遠不夠的，除了創始契約所規定的權利轉讓外，除了國家為所屬地區提供公共產品的依據外，國家權力合法性的依據必須與民主原則聯繫在一起。國家權力必須受到民主機制的制約，從而使權力的行使者對權力實施的物件有所交代(accountable)。盧梭的理論是這方面的代表。盧梭對民主理論的最大貢獻是其學說中包含的合法性(legitimacy)觀念。他以一個道德哲學家的身份試圖對權力的來源進行審視，並確立評價權力的標準。盧梭提出並力圖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我應該服從某種政治權力?或者換一句話說，在什麼情況下我必須服從政治權力，在什麼情況下我不必服從這種權力?他剖析了歷史上以及現實中權力的基礎。這些權力或者建立在傳統之上，或者建立在強權之上。在盧梭看來，所有這些權力都是不合法的。真正合法的權力只有一種，即建立在人們自由選擇基礎上的權力。自由意味著自主。我只應服從我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決定。任何他人強加於我的決定對我只能是一種奴役。民主的制度是唯一可以既建立權威又不喪失自由的制度。一切不民主的制度都是非法的制度，都是對人民的奴役。
    這樣，在西方近現代政治哲學傳統中，關於權力的合法性至少有兩個基本標準。第一，最高標準，從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則出發，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必須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並對被統治者有所交待(accountable)的基礎上。事實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一原則日益成為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原則。第二，最低標準，即霍布斯邏輯中權力與義務的統一。統治者掌握政治統治權力的基本預設是它能夠為被統治者提供具有普遍意義的公共產品。這種公共產品必須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就是說，凡是在領土範圍之內的公民或臣民都可以享受。
    如果按照這兩個標準衡量的話，今天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所理解的超國家權威缺乏必要的合法性依據。第一，今天世界上還沒有一個機構，具有對世界上人民有所交代(accountable)的機制。聯合國具有某種世界性特徵，但它的基本組織特徵使它的世界性遠遠缺乏盧梭所期望的權威的合法性。而且，事實上，今天倡導全球化政治統治的人一般並不把聯合國視為某種履行全球化“統治機制”(govenance)的機構，而是以北約或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俱樂部作為全球化秩序的立法與執法機構。這種機構在本質上並不是世界性的機構，其淵源、組織原則更多地與某些國家或國家集團相聯繫，而不是基於某種世界範圍的同意原則，更不可能對世界範圍的人民有任何意義上的“交代”。如果用盧梭的術語來表述的話，這種機構只有“強權”，而沒有“合法的權力”。
    退一步講，我們甚至可以不要求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對世界人民有某種“交代”。畢竟，這個世界上的許多主權國家的政權對其人民並沒有多少交代。儘管這種政權從法理的角度而言並不具有“合法性”，是獨裁政權，但這種政權存在的時間遠比民主政權源遠流長。這種政權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它有責任為所治理的人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產品”。譬如，它必須維護社會的基本秩序，提供司法的保障。在很多情況下，他有義務考慮社會最基本的福利。韋伯曾十分生動地描述傳統中國社會是“福利國家”，國家有販濟災民的義務。如果國家做不到這一點，人們就有理由相信統治者已經失去了“天命”。
    問題是，今天倡導干涉主義的人們往往熱衷於追求全球化統治機制的權力，而對這種機制的責任與義務卻鮮有論及。從最近十幾年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的實踐以及全球化統治機制倡導者的理論來分析的話，這種機制與傳統民族國家權力相比具有兩個明顯的區別。第一，這種機制所體現的權力不具有普遍性。如上所述，國家權力合法性的標準之一是它必須具有普遍性，即在這種權力所統轄的範圍內普遍適用同一原則。西方權力目前所主張的干涉具有極大的選擇性，即對有選擇的地區、有選擇的事項進行干涉，而不是基於某種普遍主義原則進行干涉。第二，西方權力在進行干涉的同時並沒有為他所干涉的物件提供基本公共產品的願望。
    如前所述，權力的普遍性以及權力與義務的統一是山大王轉化為合法統治者的基本前提。不具備這些特徵的權力只是盧梭意義上的強權，而不是合法權力。基於強權的世界秩序在本質上並未超出近代舊世界秩序的範疇，“新”秩序的成分並不多。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政治秩序

    對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所倡導的全球化政治統治持批評態度並不意味著否認全球化經濟、技術與文化交流要求某種全球化管理機制，協調機制，甚至統治機制。如果追溯主權國家在近代的演變與發展的話，我們會發現，霍布斯邏輯中所假定的國際秩序的“無政府狀態”僅僅是一種“理想類型”。在現實中，近代以來，特別是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社會一直有尋求合作、甚至建立超國家的世界性秩序的衝動，這種衝動導致一系列國際法與國際政治規則的出現，並產生了一系列制度化的組織與機構。從最早出現的國際組織——1865的年國際電報組織(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到今天左右國際經濟命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從聯合國這樣的世界性組織到歐洲聯盟等地區性組織，從政府間組織到非政府組織，近代世界發展出相當數量的超國家組織或機構。據統計，截至1996年，國際性政府間組織達到260個，非政府組織高達5472個。這些組織或機構使得全球性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交往得以正常進行。今天，隨著經濟、貿易、文化、科技甚至犯罪的全球化，國際社會在政治事務中的合作必然會與日俱增。某種超越民族國家層面的全球化政治機制將有利於全球的穩定與發展。
    現在的問題是，何種類型的全球化政治管理與統治機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機制?從近幾年國際政治中各種勢力所表達的政治觀點看，有兩種聲音最為響亮，而這兩種聲音在我國理論界的討論中也有一定的迴響。
    第一種聲音就是上文所批評的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張。它否定國家主權原則在新形勢下的有效性，試圖以西方權力與價值觀為基礎構建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化政治秩序。筆者試圖展示，這種主張的實質是從二戰後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倒退到傳統的主權不平等的國際秩序。第二種主張是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第三世界國家政治家與知識份子的立場。這種立場對全球化的經濟政治秩序持批評態度，拒絕接受近代以來形成的基本經濟、政治規範，甚至拒絕參與國際合作。
    根據上文所分析的合法權力的原則，我們完全可以超越這兩種選擇，構建第三種可能的模式。這種模式可以較好地將西方近代自由主義傳統中的理想主義原則與反映弱小國家利益與訴求的平等原則結合在一起。它以二戰以來的平等主權原則為基礎，尋求全球化環境下最大可能的國際合作，並尋求在主權國家轉讓部分權力的基礎上實現某種全球化政治統治。
    這種模式的核心是二戰以來所確立的主權平等原則。不論主權國家原則受到何種批評，但不容否認的是，在世界範圍內，主權國家仍然是體現政治權力與責任統一、體現民主統治原則的基本單元。合法的國際統治機制只能以主權國家為基礎。而且，在全球化條件下，主權國家面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複雜的情形，肩負更重要的任務。第一，主權國家必須在全球化背景下保護一國人民的利益，儘量減少全球化經濟與文化交流給一國人民帶來的負面影響，維護國家的安全與完整。第二，主權國家有責任維護國內秩序，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這種責任在全球化環境下顯得更為艱巨。譬如，犯罪全球化的趨勢使得主權國家在控制犯罪方面面臨更複雜的任務。
    當然，在堅持平等主權的前提下，這種模式並不認為主權國家在自己領土範圍內擁有絕對權力，不受任何其他原則或機構束縛。恰恰相反，它承認對國家主權權力的適用範圍、方式應該有所限制。這種限制可以體現為不同的層次。
    第一，正如在一個社會內部國家與社會的權力必須有所區分那樣，全球化進程的發展也要求對國家主權權力的適用範圍作出某種限制。西方一些學者將國際範圍內的合作或事務根據性質區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屬於“高政治化”事務(high Politics)，第二類屬於“低政治化”事務。前者包括和平與安全等重大政治事務，後者涉及經濟、社會、環境、人權等事務。
    在“高政治化”事務中，主權原則仍然構成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高政治事務所涉及的是政治的核心問題，即合法性暴力的使用問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樣，只有主權國家才有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體現在國際關係上，在涉及和平、安全、戰爭等重大問題上，主權國家是唯一合法的參與者和決策者。主權國家或者以自主的方式決定自己的安全事務，或者通過國家之間的協定、條約、組織來處理這些事務。
    “低政治化”的事務與“高政治化”事務有本質的不同。隨著全球化經濟、文化、科技聯繫與合作的加強，在“低政治化”事務中，主權國家不再是唯一的參與者或決策者。全球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在“低政治化”國際事務中，參與者與決策者日趨多元化。它既包括主權國家的政府機構，也包括非政府組織(NGO)。主權原則在這一類事務中完全可能與其他原則並存，構成新型的全球化管理或協調機制。
    第二，統治者行使主權權力的方式也會愈來愈受到制約。其實，主權原則歷來都不是絕對的、至高無上的。西方近代主權原則的最早倡導者布丹儘管將主權權力定義為“一個國家絕對的、永久的權力”，但他同時也明確將主權原則置於“上帝的法律與自然法”的統制之下。他指出，“任何世上的君主都必須服從神法與自然法。”這些“上帝的法律”與自然法後來以國際法的方式體現出來，構成制約主權者行為的規範。如果一國的主權者違犯了這些規範，如發動戰爭、殘害人類，他就必須受到制裁，甚至是以武力方式施加的制裁。可以想見，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全球人類利益的聯繫會更加密切，這種類型的規範會逐步增多。譬如，最近阿富汗塔利班武裝力量對人類珍貴文化遺產的摧毀必然會引發人們的思考：
    在一個國家領土內的人類文化遺產在多大程度上是此時此刻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完全有權處置的?
    這也引發另外一個相關的問題，即主權者權力本身的合法性問題。如上所述，國家之所以有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利，是因為國家的主權權力是基於兩個原則之上的：國家權力的宗旨是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國家權力的淵源符合民主的原則。但是，往往有這樣的情形，國家的統治者既無民主的合法性，其權力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這些統治者的行為在本質上與傳統意義上的土匪大同小異，他們憑藉暴力，竊奪權力，並以權力作為謀取自身利益的手段。古希臘哲學家將這種制度恰當地稱為異態政治。
    在通常情況下，處理這類問題是一國的內部事務。推翻暴政、建立良好的政治統治是一個國家人民的權利，也是他們的責任。這種責任是其他任何人無法替代的。原因很簡單，任何現實政治問題都是相當複雜的，不置身其中，不具有某種利益的相關性，就必然缺乏理性選擇的前提。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預設是，每個人最關切自己的利益，也最理解自己的利益。讓利益毫不相干的人們為其他國家作出政治選擇，理性行為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許多西方顧問為俄羅斯轉型開出的藥方並不是成功的藥方。這不僅因為他們缺乏對俄羅斯體制的切身體會與理解，而且還由於他們不必親自承擔改革所造成的後果，不必親自感受震盪療法帶給人們的切膚之痛。
    當然，歷史上乃至現實中往往有這樣的情形：一個國家的人民由於歷史的、制度的、文化的或其他原因，完全喪失了抵抗暴政的能力，任憑暴政蹂躪而毫無反抗的能力，甚至毫無反抗的意願。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在缺乏任何制約的情況下可能作出既損害本國人民，又損害全人類利益的事情。從理論上講，當這種情形達到極端嚴重的程度時，某種國際社會的干涉是合法的。
    從表面上看，這種主張似乎與上文提及的西方的新干涉主義頗為類似，但二者的區別是根本性的。這裏所涉及的關鍵問題不在於是否承認主權國家權力的有限性以及全球化政治統治的必要性，而在於全球化政治統治權力合法性的來源。從理論上說，超國家的統治機制是可能的。但它的權力必須有正當的來源，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才能使統治具有合法性。
    根據上述政治合法性的原則，這種超越國家的權力必須具有普遍性與公共性。行使超國家權力的必須是某種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機構，而不是某一個主權國家或國家集團。這些機構的權力來源或者是主權國家轉讓部分權力的結果，或者在遙遠的將來，是世界人民以民主方式平等選擇的結果。這些機構的宗旨是為全球的人民提供普遍的公共產品，而不是為個別國家或國家集團謀取自身利益。
    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經有這樣的超國家權力機構。聯合國是世界範圍內超國家統治機制的體現。儘管其權力十分有限，組織原則也很難充分體現普遍主義原則，但它畢竟是成員國轉讓部分主權權力形成的組織，其權力宗旨也是在世界範圍內提供公共產品，具有全球化政治權力的基本特徵。歐洲聯盟是地域性超國家權力的典型。儘管對歐盟的性質有諸多爭論，但就我們目前關注的問題而言，歐盟的權力是成員國自願轉讓部分主權的結果，而歐盟的宗旨也是為成員國及其人民提供公共產品。這些組織為合法的全球化政治統治機制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制度模式，但民族國家的自私利益、特別是西方主要國家試圖以強權方式實現新全球化秩序的努力，阻礙甚至扼殺了這種組織作為全球化政治統治模式的可能性。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8125154/20080617094052

 世界是彎的THE WORLD IS CURVED
 
作者：大衛．史密克
原文作者：David M.Smick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9年06月12日
內容簡介
我們看不到前方，當然無法理解，這世界何以變得如此危險？
　　以全球化為主題的先驅作品《世界是平的》（Ｔhe world is flat），讓你看到全球化的優勢，本書卻要告訴你，隱藏在全球化底下，一場人人躲不掉的危機。

　　就背景來看，金融市場向來充斥著不確定性和不完整訊息——亦即欠缺透明。一直以來，總是有投資人和交易員不懂也無法弄懂的事情，可是在新的全球經濟底下，這片全球流動的資金汪洋不僅增加了未知事項的數目，同時重組了它們之間的關係與相對重要性。
　　金融市場的資訊不透明與商品的複雜性，使世界宛如彎曲的線，從來就看不到前方，永遠面對驚奇，這正是這個世界何以變得如此危險的原因。
　　全球化讓生產貨物與服務無國界，世界彷彿是平的，但在全球金融世界裡，沒有任何事情是直線進行的，前一波充滿榮景，下一刻就誤踩地雷。
美國頂尖金融顧問史密克走訪世界各國央行總裁與財政部長辦公室，用人人能懂的語言解釋：
為什麼中國是高度無法預測的經濟體？它是下一個即將破裂的泡沫？
日本的家庭主婦如何控制國家的儲蓄？這又和我們的財富有何關連？
貪心的銀行家和投資銀行如何使你的退休金岌岌可危？
國際央行不再無所不能，沒辦法在下一波危機到來時解救我們？
我們需要何種領導人，才能延續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繁華榮景？
作者簡介
大衛．史密克(David M.Smick) 他的投資策略顧問公司「史密克國際公司(Johnson Smick International Inc.)」替世界極成功的理財專家提供建議，包括索羅斯(George Soros)等。他創辦了《國際經濟》(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雜誌，其目標讀者是全球的中央銀行與政府財政部門。史密克擔任過共和黨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顧問，也替《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等刊物撰稿。過去二十年，每天都與最資深的經濟學家和金融交易專家積極互動，親眼目睹創造金融全球化的勢力如何發展成形，以及我們現在將面臨何種災難。

名人推薦

　　《世界是彎的》一書提醒我們，要維持世界經濟的繁榮，不僅要堅守大方向的正確發展，更不能疏忽小錯誤可能帶來的巨大災難。─政大金融系教授李桐豪
　　「對於希望能瞭解全球金融體系運作的人而言，本書是重要讀本。史密克巧妙的引用他與全球金融界重量級人物的互動經驗，寫成這本既有見地又富娛樂性的書。」——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美國聯準會前任主席
　　「史密克了解全球金融必須倚賴政治，他是少數了解這項事實的人之一。不論你同意與否，他對於我們的過去和未來的詮釋值得密切注意。」——桑默斯(Lawrence H. Summers)，美國前財政部長
　　「史密克是世界級思想家，任何慎重的投資人都必須讀一讀他想說的話。」——畢格斯(Barton M. Biggs)，Traxis避險基金合夥人
　　「本書把今天新全球經濟所面臨的一切挑戰都變透明了。閱讀本書，看史密克一一鋪陳隱藏的全球金融危險，以及必須採取哪些步驟以矯正不完美的體系。」——布雷迪(Bill Bradley)，美國前參議員
　　「《世界是彎的》提供有趣的觀點，讓讀者一睹全球金融賴以建立的整體結構，如果我們忽視這番見解，將付出慘痛代價。」——舒茲(George P. Shultz)，美國前國務卿
　　「這是一本非常有啟發性而且刺激性的書，它把當今全球金融興衰背後的因素說明得十分透徹。」——特里榭(Jean-Claude Trichet) ，歐洲央行總裁
　　「本書精采(也令人不安)的揭露當今全球金融地雷區，它所描述的可能對策也同樣吸引人。」——伊格柏格(Lawrence Eagleburger)，美國前國務卿

目錄
第一章 反全球化的勢力正在興起
對金融市場來說，世界是彎的。我們看不到地平線，結果是大家的視線受到限制，彷彿我們被迫延著一條沒有止境、曲折蜿蜒、遍佈深谷峻嶺的路途前進。
第二章 危險的金融汪洋
投資才能改善生活水準，儲蓄達不到這個目標。徒有儲蓄而沒有投資是中看不中用，蘇聯時代家家擁有大量儲蓄，問題是沒有東西可以買。
第三章 經濟成長來自創業家精神
全球化新經濟裡有一個核心觀念，那就是人人都是潛在企業家，企業家精神不受社會地位或財富的限制．資本的意義超越金錢，存在於人的大腦、雙手和心裡。
第四章 中國是高度無法預測的經濟強權？
中國正企圖達到人類歷史上從未達成的目標─結合市場經濟和馬克斯政權，這絕對是過分苛求了。
第五章 日本失落的十年為何無法翻轉？
日本家庭主婦成為全球外匯交易市場的最大幕後推手之一，她們集體控制了日本大部分家庭的儲蓄，在選購較高收益外國債券方面，也精明過人。
第六章 一九九二年英鎊危機
英國官員在貨幣問題上的便宜行事，與輕忽國際資金的巨大力量，嚴重傷害了英國人民的經濟利益。
第七章 國際央行的力量正逐漸衰頹
世界為何是彎的？中央銀行逐漸衰頹的力量，可能正是解釋這個問題時，最有說服力的論點。
第八章 全球化引爆階級戰爭
全球化能否在二十一世紀裡繼續生存，就要看全球選民在政治上是否接受「全球化」這個瑕不掩瑜的觀點，而現在看起來這樣的接受度越來越令人懷疑了。
第九章 這世界彎曲的好危險
我們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需要一群有擔當的領袖站出來，需要他們拿出有效方案來避免災難，有了優秀的領導，我們才能延續過去二十五年的驚人繁華，少了這樣的領導，我們將可能面臨新的經濟心痛時代。

作者序  沒有任何事情是直線進行的

　　在我動手寫這本關於今日新全球經濟的書時，心裡其實懷著無比挫折，畢竟，我們要怎麼理解一個前一刻還運作順暢，下一刻卻宛如末日已屆的世界金融制度？前一分鐘電腦革命才使經濟改頭換面，化成如假包換的全球財富機器，各地股市屢創新高，誰想到下一分鐘市場從高空下墜，接著人們從報端得知，不久之後自己房子的價值恐將低於房屋貸款，更發現家庭的保命錢——甚至是特地保留在本應屬於超級安全的貨幣市場基金當中的現金——也可能即將在一夕間化為烏有。
　　為了徹底了解新全球體系的重要性，我採取的第一步是重新閱讀那本以全球化為主題的先驅作品：佛里曼(Tom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佛里曼言之鑿鑿的描述全球化的真面目，特別著墨貨物與服務的全球供應鏈。
　　他筆下的故事很具催眠效果——帶領讀者從印度矽谷班加羅爾(Bangalore)到中國東北的鄉村，他的書描繪數位技術如何縮短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又是如何為全球供應鏈帶來革命。
　　這一切讓世人得以和地球另一端的人們做生意，而每一個國家也因此能在商業世界的舞臺上發揮自己的競爭優勢。佛里曼本身是《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曾經得過獎，他明智的警告美國經濟必須有所調整，以應付這個新興與多變的環境，否則經濟必然面臨萎縮。此書堪稱劃時代的成就，因為它向廣大讀者介紹這個充滿跨國界機會與挑戰的新世界。
　　重新閱讀《世界是平的》之後，有一天我在華府海亞當斯飯店(Hay-Adams Hotel)吃午餐，飯店對面就是白宮，與我共進午餐的是友人戴思培瑞斯(John Despres)，他是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布萊禮(Bill Bradley)的長期外交政策舵手。入座之後，我說：「我想了解全球化，但卻滿頭霧水。老實說，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看，世界根本不是平的，和製造業和服務業的世界不同，金融世界裡沒有任何東西是直線進行的，相反的，這裡存在重重疊疊看不見的中斷線——不確定的事物扭曲糾纏，往往需要好幾百萬個市場參與者靠傳統智慧才壓制得住。在金融世界裡，沒有任何事情是直線進行的。」
　　年紀六十幾的戴思培瑞斯一向思慮縝密、出言謹慎，此刻他滿腹心思的坐在那裡撫著下巴凝思，目光穿過拉法葉公園(Lafayette Park)盯住白宮前的廊柱。他緩緩開口說：「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停頓了幾秒：「這個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彎的。」
　　「沒錯，」我回答：「對金融市場來說，世界是彎的。我們看不見地平線，結果是大家的視線受到限制，彷彿我們被迫延著一條沒有止境、曲折蜿蜒、遍佈深谷峻嶺的路途前進。我們看不到前方，永遠面對驚奇，這正是這個世界何以變得如此危險的原因。」

投資不對稱的危機

　　就背景來看，金融市場向來充斥著不確定性和不完整訊息——亦即欠缺透明。一直以來，總是有投資人和交易員不懂也無法弄懂的事情，可是在新的全球經濟底下，這片全球流動的瘋狂資金汪洋不僅增加了未知事項的數目，同時重組了它們之間的關係與相對重要性。
　　懷抱新視野的新玩家異軍突起，世界各地突然間出現大批資金競逐投資機會，銀行家、商人、工業國家的政府如今都積極起來，和企業家、新設立的公司，以及開發中經濟體的老國營企業競爭，搶著吸引這些資金。隨著新種類的證券化債務、夾層投資(mezzanine investing，或稱中級投資、次級投資)和複雜到令人髮指的融資工具的上市，幾乎無法判定任何特定時點的事實情況為何。投資人需要新種類的資訊才能夠做出好的決策，然而究竟是哪一種資訊？又該上哪兒去找？
　　金融市場向來都在資訊與分析不平等的基礎下運作，你以為或知道A，我以為或知道B，然而今天政策制定者和市場交易員必須仰賴直覺以外的東西，競賽場比以前大、賭注比以前高，但是礙於規模和複雜程度，競賽制度卻脆弱得令人無法置信。好像一棟紙牌堆疊而成的屋子一樣，這個系統巍巍顫顫，任何風吹草動都能讓它崩塌下來，雖然不見得會發生，但是政府需要提防，需要開始關心這些過去對他們而言無關輕重的事情。
　　畢竟，我們不是真的清楚中國將有何演變，因為該國的經濟連自己的領導階層都不能真正了解。說到日本家庭主婦(聽起來真奇怪)在世界儲蓄金流所扮演的吃重角色，我們又對她們的心態了解多少？即便是我們國家最大、最可靠的金融機構，或是這些公司所採用的複雜金融工具，我們真的清楚他們的會計帳目嗎？當今超額儲蓄被非民主政府所控制，長期而言具有什麼策略涵義，我們又掌握了多少？全球財富分配不均至極，會帶來什麼社會和政治意涵？
　　隨著自由流動的資本和貨品力量大幅竄升，引發世人的焦慮，關於全球化的政治議題也急速升溫，《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和美國國家廣播電視(NBC)合作進行的民意調查透露，相信自由貿易正在傷害美國的民眾比不相信者者多出一倍，甚至共和黨員也不例外，匯集了新一波反全球化的勢力，在那兒高聲喧囂。
　　午餐結束時，我說：「也許最讓人困擾的，是當今大多數人欠缺歷史觀，大家把繁榮時期視為理所當然，今天美國的中年選民誕生於一九六○年代中期，他們對一九七○年代的停滯性通膨和綿長的石油輸送路線毫無印象，那是發生在全球化經濟以前的時期，他們只知道高度生產力經濟，以及令人贊嘆的股票市場，還有充沛的工作機會。全球化的許多主角已經被催眠，心態驕傲自滿，因此擺在眼前的，將可能出現輕舉妄動、過度反應的政策改變。」
　　我強調：「決策者並不清楚當前全球金融系統脆弱的本質，也不知道任何立意良善、企圖將經濟安全法制化或納入規範的政策，都可能弄巧成拙，致使由金融領軍的繁華轉眼成空。現在，我們發現自己的處境進退失據，原本帶來繁華的全球化金融體系也能夠威脅我們的國家福祉。」

解決經濟的處方在哪裡？

　　我的結論是：佛里曼的書巧妙呈現出全球化故事的第一部，然而故事還沒結束，第二部是關於全球化的金融面，那是次級面，譬如挪威境內位於北極圈內的小村落，可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整個金融前途化為烏有，原因是掌管村莊財政的主管大幅投資花旗銀行一種叫做「債務抵押債券」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的產品，當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佛羅里達州和加州房屋市場崩潰時，挪威的這個村莊也遭到牽連，被迫關閉幼稚園和中止老人照護的服務。
　　聊到最後，我與戴思培瑞斯把話題轉到歷史，兩人一致認為當前世界的政治、經濟、金融困境都不是前所未見的新鮮事，事實上，今天的經濟問題和一八七○年至一九一四年間的大繁榮時代極為相似，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形容那個時期是：「人類經濟進展過程中一段離奇的插曲。」那段時期告終之前也出現金融危機，當時世局亦是一片大好榮景。諷刺的是，如今我們提出的疑問和一九一四年人們所提的竟是同一批問題：要維持這個新起的、成功的全球經濟體系，需要付出什麼代價？什麼樣的決策可能逆轉如此的財富創造？停滯性通膨嗎？通貨緊縮？還是保護主義？什麼樣意料之外的金融爆炸或內爆可能引發波濤(曲線)，令整個世界束手無策，除了透過貿易戰、嚴格控制資本和其它以鄰為壑的政策之外，別無因應之道，然而這些措施卻都是人為錯誤所導致的政策疏失。
　　今天工業化國家想要中國改善對人民幣的管理，但卻沒辦法提出明確的政策處方，甚至也不清楚中國內部彼此衝突的領導階層有什麼能耐。整個世界都痛恨美國的預算赤字和經常帳赤字，可是沒有人想得出安全的解決辦法，短期內也看不出有任何化解契機。世界上大部分超額儲蓄都掌握在非民主國家(以中國為首)與石油生產國(包括俄羅斯)的手中，這種現象是否預告未來警訊，也沒有人知道。二○○八年三月，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為了挽救投資公司貝爾史登(Bear Sterns)，為整體金融業的投資提供政府擔保，受惠者不僅銀行而已，人人都在猜測，在新政策下，如此的監督管理疏失就長期而言會帶來什麼後果？最終又會把放貸金額拉高到什麼程度？我們住在全球化世界裡，意思就是必須更關切彼此的問題，同時要設法解決自己的問題。
　　佛里曼在他的書中警告美國政府必須減稅、提高教師薪資，以及想出培養、吸引、留住新一代價值創造者——工程師——的新穎辦法。不過要維持全球化血脈所需的自由流動資金，也需要手最巧的全球金融腦部外科醫生組成團隊來施救，因為當前世界缺乏一套金融管理的秩序，彷彿一手縛在背後、另一手穿著尺寸不合的手套，卻試圖操刀進行精密的腦部手術一般。金融市場實在變得太過龐大，有時候威脅太大，致使政府機構無法施展全力保持其穩定。
　　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的那段時期，和我們今日所面對的局面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開啟一次大戰的槍響逼得當時的世界面臨苦澀的新現實，接下來的十五年內，資本與貿易流量崩跌，為日後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鋪好一條路。今日，頂尖的全球貨幣政策理論學家兼前美國聯準會理事米胥金(Frederic Mishkin)悲觀的主張：「發生另一次『大逆轉』(Great Reversal)的可能性極為真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專欄作家沃夫(Martin Wolf)這麼寫道：「二十世紀初的崩潰，部分原因是為了迎合全球經濟與政治秩序下的新興強權，而承受過大的壓力。」他指出當今中國與印度的崛起將會製造類似的壓力——「互相仇視心態越演越烈，破壞了大家維護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決心。」
　　經濟逆轉很少來自一記殘酷的、明顯的、事先計畫的政策打擊，反之，誠如死亡往往由千百道傷口累積而成，經濟逆轉是來自一系列看似無害的小型改變，但卻具有危險的破壞穩定力量，最終到達市場不確定與恐懼的駭人反轉點，這就是次貸危機時的情況，如今我們面臨越來越高的金融災難風險，恐怕會帶來破壞力和心痛的惡性循環。
揭開隱藏在幕後的真相
　　我很了解寫這個所謂新全球經濟的複雜體系是什麼樣的任務，因為我自己貼身觀察，可能還扮演某種程度的推手角色。在長達三十餘年的事業生涯中，我親眼目睹創造金融全球化的勢力如何發展成形，也經常與全球金融領域的某些要角會商，因此深感有義務和未能接觸類似資訊的大眾分享我的心得。
　　這些年來，我首先在美國一位資深國會領袖身邊擔任幕僚長，然後成為民主和共和兩黨總統候選人的經濟議題顧問。過去二十年間，我透過自己經營的全球總體經濟顧問公司「史密克國際」(Johnson Smick International，前身是「史密克麥德利合夥公司」[Smick Medley and Associates])與舉世最成功的一些理財專家合作過，包括索羅斯(George Soros)、史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貝肯(Louis Bacon)、卓肯密勒(Stan Druckenmiller)、羅伯琛(Julian Robertson)等等。
　　此外，我創辦《國際經濟》(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雜誌，並致力其編務，這本雜誌的目標讀者是全球的中央銀行與政府財政部門。我創發並經辦美國國會針對「美元與貿易」議題舉行高峰會的點子，這一連串重要的會議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和一九九○年代舉辦，與會者包括世界各國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以及美國的國會領袖。
　　整整二十年的時間，我每天都與最資深的經濟學家和身處金融全球化第一線最知名的市場交易商互動，他們全都與相同的議題奮力纏鬥：如何在這個麻煩的新體系底下生存、壯大？
　　二○○七年一月，也就是在次貸危機爆發前六個多月，某天晚上我在華盛頓一場晚宴上對其他賓客發表這麼一段評論：「如果今天一般人知道全球金融體系雖然看似強健，卻面臨自我生存的危機，一定會感到震驚。它對心理學的群體效應(herd effect)異常脆弱，足以引發工業國家經濟的莫大災難。」當晚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的妻子薇琦(Vickie)說：「你應該就這個題目寫一本書，如果各國中央銀行和華爾街都曉得隱藏在幕後的真相，為什麼其他人不該知道？你為何不一語道破那些金錢大亨一直都曉得，這些不穩定性終能影響我們所有人？」
　　因此我要把功勞歸給我的另一半，是她體認到推出這麼一本書的需要，並點燃不可欠缺的火苗，激勵我接下這份任務。

導讀 「蝴蝶振翅」效應，世事難料！  文∕李桐豪

　　《世界是彎的》是一本想與暢銷書《世界是平的》對比的書。《世界是平的》作者佛里曼，以微觀案例說明數位技術與全球供應鏈引發全球化現象，為創意者，無論是大公司或小企業，找到競爭發展的利基。
　　《世界是彎的》作者史密克，則以他多年作為國際財經顧問的經驗，以實例與理論生動的點出在金融世界裡，很多事情並不是直線進行。與貿易自由化同步發展的金融全球化，雖為世界帶來財富與就業，但金融交易訊息不對稱的本質、金融業者的貪婪，再加上政治人物可能的短視作法，卻為未來世界經濟發展帶來高度不確定性。史密克擔心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全球化與自由化所帶來的經濟榮景，很可能會因為政治決策者小小的錯誤，引發不可收拾的經濟大崩潰。
世事難料，「蝴蝶振翅」的風暴效應，可以充分說明世界還真是彎的！
　　史密克提出過去經濟發展的成果，可能會因「反全球化勢力」的興起而進入危險期。願意承擔風險的創業型企業家，在全球化的環境下，找到發展成長的機會。靠著這些企業家的努力，我們享受了一段高成長、低通膨與低失業的美好時光；反之，如果僅靠儲蓄本身，是無法達到這樣的成果。不過，史密克擔心，政治上的錯誤決策可能會為全球經濟帶來災難；他以日本失落的十年與英國英鎊危機為例，說明政治決策的無知與輕忽，透過金融市場「非線性」作用擴大，導致人民受害的悲慘結果。
　　不過，或許出於對東方人思維與文化的陌生，以及個人投資失敗的慘痛經驗，作者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前景有著疑惑與戒慎恐懼。作者認為，中國大陸企圖結合市場經濟與馬克斯政權是過分的要求，這隻威猛但危險的巨獸需要與國際體系充分的協調與導引，因為中國大陸「有能力擎起世界到達繁榮的新時代，卻也可能把我們都拖下去陷入混亂當中。」
　　當金融機構與市場出現問題時，中央銀行就要扮演救火對員的角色 。作者以對美國聯準會前主席葛林斯潘近距離的觀察，說明中央銀行並沒有大家想像的神力。面對龐大與快速流動的國際資金，央行的力量其實是有限的。因此，當金融危機出現時，央行手上的工具與政策能量很可能不足以化解，而金融世界問題無法改正，就剛好證明「世界是彎的」了。
　　讓人比較悲觀的是，未來「世界是彎的」問題可能會更嚴重。全球化對人類福祉的貢獻瑕不掩瑜，但最近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政界出現反球化的聲音；他們民粹的言論與主張可能會引發階級戰爭，世界彎曲的將嚴重傷害金融市場的穩定，讓經濟體系變得更窮。
　　世界愈彎曲，我們就愈需要有擔當的領袖站出來振聾發聵。過去美國推動全球化，靠得是雷根與克林頓，今日更需要有擔當的領導人，排除短視政治的干擾，改革有危險瑕疵的金融架構。新的領導人若能讓人們逐漸對金融體系恢復信心，並堅持繼續推動全球化的工作，我們才能延續過去二十五年的繁華。沒有這樣有願景的領袖，我們可能會面對讓人心痛的經濟時代。
　　「世界是彎的」一書提醒我們，要維持世界經濟的繁榮，不僅要堅守大方向的正確發展，更不能疏忽小錯誤可能帶來的巨大災難。今天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全球化的大方向已遭到民粹政治的挑戰，而政治人物媚俗小錯誤的決策又正不斷累積，造成未來經濟大災難的能量。
　　史密克站在美國與世界的高度，提出他對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關切 。反觀今日的台灣，我們不也正面對著同樣的挑戰。史密克之言，值得讓我們深思。（於指南山麓，本文作者為政大金融系教授）

內文 第9章 這世界彎曲的

當今的金融世界是非常危險的地方，領導人必須睜大眼睛。新手領袖需要提出一套有效的遊戲規則，以降低當前全球越來越加劇的失衡現象，需要一套廣泛的國際策略，以因應中國這股不可抗拒的金融與製造力量，也要對貨幣關係建立更有效的認識。
新領導人必須提出一些辦法，更深入了解氣候變遷效應，和全球貿易體系之間原本就存在的衝突與緊張；他們必須打造可信任的管道，以應付主權財富基金投資所帶來的機會與風險；他們也需要停止以莽撞的保護主義和階級戰爭策略作要脅，否則將縮減世界的金融流動性，並導致美元崩盤。
不過還有另一個問題可能壓倒其他的麻煩。領導人必須改革眼前這種具有危險瑕疵的金融架構，包括評估與分配信用的制度。本書一開場就敘述了二○○七至二○○八年的信用大危機帶來的金融恐慌，拿探討這場危機的長期後果作為本書的結語，應該是恰如其分吧。
二○○七年開始發生次級貸款違約時，金融體系架構從原本頗為棘手的問題，搖身一變成為數十年來最糟糕的金融恐慌，它所造成的金融敗象嚴重傷害對全球化的支持，也威脅全世界數以百萬計低收入戶和中產階級家庭。的確，金融市場終將歸於穩定，然而基本問題仍然隱藏在檯面下，任何時候都可能重新出現，構成威脅。
我將在下文描述這場英雄寥寥無幾的次貸故事。從二○○七年八月危機展開以後，報紙標題便不斷譴責無能的銀行監督管理單位──永遠落在彎道後面的信用評等機構。許多華爾街分析師也責怪聯準會的貨幣政策，他們相信二十一世紀初的頭幾年，聯準會的短天期利率維持得太低，時間太長，等到危機爆發之後，著手處理困境的時機又太遲。所有這些抱怨其實並非重心──只是把焦點從最該為這次危機負責的人身上轉移出去──真正的罪魁禍首正是銀行和投資銀行本身，他們利慾薰心，精心捏造合法但風險極高的投資商品，模糊了風險，幾乎葬送了世界經濟。
假如金融全球化失敗，該負最大責任的就是大型金融機構和他們的監督管理單位，他們的行為讓國際金融體系脆弱到危險萬分，真是醜惡的事實。

問題的根本在「誠信」

一般人都認為，次貸危機只是全世界房屋泡沫破裂的結果，然而真實情況是：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全球化普及創造出繁榮，繼而造就全球製造業和服務業更激烈的競爭，世界各地的實質薪資因而減少，帶動通貨膨脹預期心理降低，從而使長天期利率下滑。房屋貸款利率降到史上最低的結果是，許多工業化國家的家庭太積極購買房屋，衍生出大規模的房屋泡沫，隨著泡沫越來越大，放貸業者提供次級房屋貸款給根本沒有資格借款的人，後來長期利率和房貸利率回復到較高的歷史水準時，這些房貸者發現自己身陷財務困境。
這聽起來像是合理解釋了次貸危機，但是這項分析並沒有把完整的故事全盤托出。在正常情況下，全球金融體系能夠自行吸收房屋泡沫破裂的後果，因為美國的次貸曝險金額一開始只有兩千億美元，與全世界數百兆美元的經濟規模相比，實在是九牛一毛而已。如果只是這樣，金融市場應該會動盪幾個月，然後就迅速回歸正常，因此顯然有其他問題作祟，金融體系的誠信出了根本的問題，這個「其他問題」是可疑的雙重制度，讓銀行和投資銀行可以隻手遮天，隱藏他們的許多市場風險曝險部位，包括房貸風險在內。
因此我要闡述的是一則貪婪、偽善、愚行的故事，這是銀行家不想讓你知道的信用大危機的故事，始作俑者是對發生的情況渾然不知乃至監督失利的主管機構。
故事發生在一九九八年「長期資本管理︵LTCM︶」避險基金破產之後，全球銀行的因應措施是以高姿態緊縮對避險基金的信用控制︵避險基金透過融資取得大量資金在市場上交易，通常是向銀行借款︶。然而很諷刺的是，銀行同時採用比較寬鬆的態度對待他們自己旗下風險管理標準較差的交易室，於是銀行風險不出意料大幅飆升，銀行為了和避險基金與投資銀行競爭，不惜對風險越來越高的標的下注，以追求更高的利潤。
金融體系其實是有控管銀行風險的防禦機制，譬如巴塞爾國際銀行資本適足標準︵Baselinternational bank capital adequacy standards︶就強迫銀行在意圖提高風險水準時，必須提撥更多資金在副產品線上，作為非投資性附屬擔保。巴塞爾標準彷彿保險一樣，可以保障全球銀行體系的誠信，包括銀行存款帳戶、貨幣市場基金，以及一般老百姓所利用的其它金融工具，然而這項國際標準也使銀行面對一項不討喜的抉擇：銀行可以選擇較高風險與較高報酬，但同時需要準備較高水準的非投資性資金以備不時之需，否則就選擇較低風險與較低報酬，不過手邊就能有比較多的資金可投入市場中賺取利潤。沒想到銀行兩樣都不選，結果就是災難一場。
為了規避左右為難的巴塞爾處境，銀行︵加入投資銀行的行列︶創設一種雙重市場，幾乎每一家大型金融機構都設立獨立的、不載於資產負債表的風險掩飾媒介，以花旗銀行為例，外界︵包括銀行監督管理單位和信用評等機構︶都把目光焦點鎖定這個知名的機構和銀行有形的、記載於資產負債表上的風險，外界看不見的是比較不為人所知的獨立金融媒介︵通常稱作管道或結構性投資媒介︶，這是花旗銀行所設置獨立於母公司之外的機構。
就職權上而言，這類獨立投資媒介醜陋的法律責任並不包含在母公司機構的帳目上，然而令母公司吃驚的是，在全球市場交易商的眼裡，不載於資產負債表的媒介和大型知名機構被視為一體，他們的信譽連結在一起，銀行家從來沒料到這一點，所有掩飾風險的努力反而創造出一顆定時炸彈。
然而銀行為何要設立分離的媒介，而不設在自己旗下由母銀行持有或控制，而且該媒介的資產負債表上又不把母銀行列為主要受益對象？答案只有一個字：貪。銀行和投資銀行創造了自己的私人市場──自動化、合法的垃圾傾倒場，並且坐收龐大利潤。

房屋貸款證券化的一場騙局

這個制度是這樣運作的：傳統上銀行借錢給房屋買主，然後在貸款期間握有房屋抵押權，這段期間內，銀行負責抵押風險。然而在新的全球經濟下，銀行訴諸一套不同的制度以因應風險。銀行把所有的貸款集中起來變成一筆錢，然後將其劃分成獨立的小金額，稱之為利息收入來源︵interest income streams︶，換句話說，就像先前講的，銀行把貸款「證券化︵securitized︶」，向全球市場出售這些重新包裝過的個別收入來源︵現在改叫房屋抵押擔保證券︶。銀行同時也鼓勵他們的獨立、不載於資產負債表的投資管道，去購買這些房屋抵押擔保證券，其中有些管道持有的房貸就是列為次級評等的房屋貸款。大型金融機構把這些新包裝的房屋抵押擔保債券賣給自家獨立投資媒介時，收取非常可觀的費用。
可是事情逐漸變複雜了。獨立而不載於資產負債表的投資媒介，把剛剛買到手的房屋抵押擔保證券當作附屬擔保品︵collateral︶，跑到全球信用市場透過發行商業本票借錢，傳統上商業本票被視為極為安全的債權投資形式，普遍用作貨幣市場基金的一種安全主架構。
當全球房屋市場於二○○七年破裂時，全球市場突然變得不信任商業本票市場，這讓許多不載於資產負債表上的投資媒介立刻陷入嚴重的財務困境，很快的，母銀行和母投資銀行自己也落入絕望的處境，因為全球交易商根本無從區分母銀行和他們的獨立投資媒介。金融業者的股票崩盤，全球信用急凍，企業忽然發現要獲得融資難上加難，到了二○○八年初，工業化國家的經濟開始急速惡化，美國經濟正是帶頭衰退的那個。
這些銀行的行徑中，最惡劣的莫過於採用一種危險的新商業模式，這種方式讓他們不必再靠內線交易賺錢，而是利用證券化這種新的金融工具，一旦把證券化房貸包裝賣給了資產負債表上沒有記載的投資媒介，銀行就完全沒有風險可言了。銀行以出借人身分決定誰有資格貸款，但卻和貸款人沒有任何關聯，也不需要煩惱貸款人會不會繳還借款，於是銀行不必費心從事風險「管理」︵銀行的傳統角色︶──如今新銀行只要進行風險「分散」即可，他們自認為發現了「沒有風險的風險」，而且附帶龐大利潤的好處。
隨著這種高度冒險行為被揭露出來，銀行監督管理單位和信用評等機構發現自己成了大傻瓜，像是穆迪︵Moody︶和標準普爾︵Standard and Poor︶等信評公司定期檢覈銀行，他們對母銀行的財務狀況之佳表示讚歎，卻完全忽略這些母銀行和不載於資產負債表的投資媒介之間有所關聯，許多這樣的媒介擁有大量次貸曝險部位。另外，信評機構把這些不載於資產負債表上的投資媒介所發行的商業本票，評為超級安全等級，讓問題更加棘手，他們的思維是：既然債務已經證券化︵因而多角化分散了︶，而且還與不動產連結，那就不可能出問題；他們認為不動產價格永遠不會下跌──至少不會全國性下跌。
從金融面來說，銀行以為他們已經達到極樂世界的境地，二○○七年八月次貸危機爆發前的最後兩季，有些大型銀行的權益報酬率超過百分之三十，這在銀行業是極為罕見的財務成就，那段期間內，世界上頂尖的財務主管只能達到那個數字一半的報酬率，為何銀行監管單位和信用評等機構從來沒有問過銀行家，怎麼可能不靠耍手段︵不載於資產負債表上的危險融資︶而如此成功？箇中原因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這場新的金融遊戲就好像美國的專科與大學評比制度，每一年即將畢業的高中生都會查看這些評比，首先查看自己中意的大學整體學生平均學術才能測驗︵SAT︶的分數，看看自己排名如何。這聽起來堪稱作風謹慎，然而事情都有例外：這些學術機構中有許多拿出來的測驗成績並非完整的全貌，很多學校故意漏報若干團體的成績──運動員、少數族裔，或是某些弱勢學生。這麼做可以把學校的測驗分數塗脂抹粉得比較上相，但卻有誤導嫌疑；他們的出發點也許情有可原──告訴一般白人中產階級學生必須拿什麼樣的分數才能爭取入學，然而整個作法卻是掩人耳目，更別提對那些規規矩矩列出正確、完整測驗分數的學校而言，是多麼不公平了。

全球金融主動脈發生嚴重栓塞

從這個點往下，大家就對次貸故事耳熟能詳了。由於全球體系盤根錯節緊緊相扣，當俄亥俄州︵Ohio︶的人付不出自家的次級房貸利息時，某家德國銀行忽然間跌仆在地上，這家銀行從未涉足美國，只是買了一些高級評等但終究可議的美國商業本票。
歐洲官方的銀行監管單位和美國同業一樣，對於本國銀行大量曝險持有獨立的、不載於資產負債表的有毒廢棄物一無所知，忽然間全世界的貨幣市場共同基金都警訊大作，因為他們與美國的證券化債務有所關聯，一般人以為超級安全的錢突然受到質疑，信用大危機於焉全力引爆。
次貸危機最令人膽寒的是，儘管各國央行盡力挽救頹勢，工業化國家的信用市場依舊持續緊縮，就像氣喘病患病況惡化時流入肺部的空氣越來越稀薄一樣，氣喘吁吁的經濟逐漸開始窒息，拚命想爭取氧氣。
可以料想的到，國際政策圈迫切尋找快速解決問題的靈藥，二○○八年初，美國國會通過一套賦稅刺激方案，目標就是解救因次貸亂象所引發的總體經濟症狀，有些政壇人士提出「冷凍」房貸利率五年的建議，很多工業國家的央行在美國聯準會領軍之下進一步積極降息，不出所料，華府政客們祭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對策，只對付這項問題的立即症狀，也就是好幾百萬美國人瀕臨失去房子和急需政府協助，其實他們的焦點應該放在，整個金融體系正面臨一九三○年代以來最大風險。
因此儘管國會急切想擺平此事，但危機照樣持續，氣喘病發的經濟因為缺氧，已經從面紅耳赤變成窒息的藍紫色了。情況變得很明顯，財政和貨幣藥方無法解決本質上出錯的問題，說穿了，二○○七至二○○八年信用大危機的核心，其實就是對金融架構的信心危機。
問題早在房屋泡沫破裂、次貸危機浮現以前就醞釀很久了，也就是世界各地對於資產擔保證券市場的不信任感越來越深、越來越普遍。全球金融策略家馬孟葛仁︵Harald Malmgren︶替這些證券下了注解，他把包括房屋抵押擔保證券、信用違約交換︵為房貸債務所設的一種保險︶、各式各樣信用衍生性商品通稱為「信任我資產︵trust me assets︶」，好個聰明的標籤！
它們代表全球經濟底下信用分配的主動脈，由於欠缺信心和信任感，次貸危機的出現引發那條主動脈栓塞。

史上之最的調降利率行動

我在第二章裡曾經描述，證券化是評估風險和分配創業資本的必要之惡，這是複雜得令人沮喪的金融程序，對我們具有生產力的全球經濟宛如兩面刃，當次貸危機爆發之後，信用市場的衰退程度超乎任何人的預期，因為除了信用評等機構之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證明這類資產的價值，而信評機構過去紀錄不良，他們的評估方式通常以數學模式作基礎，而不是直接驗證某項資產的信用價值。這項信心危機立刻對全球經濟信用展望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經濟體賴以維生的重要金融氧氣管幾乎被切斷了。
馬孟葛仁進一步詳細描述這種現象：「過去十年來，非常多買主購入資產擔保證券，包括公共和私人退休基金、地方政府的財務主管、保險公司、外國銀行和資產經理人、信託，甚至避險基金都誤踩地雷⋯⋯ 然而評估這些證券風險與價值的唯一方式，竟是由信用評等機構所提供的評鑑，許多買主︵特別是退休基金︶是在監督管理法規限制的指導之下，遵循信用評等機構的標準去投資。二○○七年春天︵信評機構︶突然一波波調降原先的評估成績，讓︵資產擔保債券︶投資人手上的資產完全無法變現，就此啟動一列慢速駛向失事的火車。」火車失事情況越演越烈，使得大型金融機構的領導階層恐慌起來，他們從來沒有想像過，由於缺乏信任，整個資產擔保債券市場，也是全球信用體系的一條主動脈，竟然失去了流動性。然而情況並未就此緩和，對這類複雜金融工具的不信任感開始蔓延到全世界，這是金融機構自己的錯，因為他們完全沒有體認到自己創造的風險，是多麼的威力無邊。
在這段期間，聯準會官員挑起了救援的重責大任，先發制人投入更多止痛藥，大幅調降短天期利率，由於擔心重蹈日本央行在一九九○年代初期造成「失落的十年」覆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調降利率的行動又快又猛，堪稱史上之最。雖然貨幣政策可以穩定較廣泛的金融市場，有助於爭取時間，然而降息不能令投資人信任金融投資工具，慘的是出借人和借貸者之間又沒有聯繫。此外在一個財務風險被轉嫁給神祕的、不載於資產負債表之投資媒介的體系下，人們的信心也不可能那麼快重建。
到了二○○八年三月中，聯準會官員發現自己也陷入恐慌中，大幅調降短天期利率和其他更直接的對銀行挹注資金，只得到溫和的效果。更糟的是，投資銀行貝爾斯登正瀕臨破產，聯準會官員的結論是，在目前的情況下，任由一家重要投資銀行倒閉，有可能造成全球金融體系的瓦解，導致股票市場崩盤，下一個遭殃的就是全球經濟。美國經濟已經接近衰退，而這樣嚴重的事情發生以後，可能需要好幾年時間才能完全了解它的所有影響。於是在三月十六日，也就是聖派崔克日︵St. Patrick’s Day︶的那個週末，聯準會把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納入政府的安全網內，其他所謂非銀行的金融機構也都有機會比照辦理，在此之前，這種待遇只有聯邦監管的銀行才有權享用這種緊急措施。聯準會特別容許貝爾斯登使用聯準會的貼現窗口，這是在大蕭條時期建立的機制，容許銀行在緊急時獲得貸款，不管他們提供的擔保品品質優劣都能借到錢。聯準會在美國財政部的支持下，強迫貝爾斯登賣給摩根大通銀行︵J. P. Morgan Chase︶，條件是美國央行同意借錢給這家陷入困境的華爾街投資銀行，以換取高達兩百九十億美元的可疑証券。
現在讓我來闡述一下聯準會這項決定的意義：聯準會原則上提供涵蓋整個金融體系的政府擔保，而不只是銀行而已，這一來聯準會或某個其他的監督管理機構將可能對金融市場扮演更強力的監管角色，由於眼前的危機如此嚴重，整個金融市場都有可能潰不成軍，因此聯準會這麼做可能是別無其他選擇。可是就長期來看，政府的擔保範圍是否會延伸到整個經濟體，或是否會限制借款，目前還有待觀察，在政府擔保的制度下，需要某種監管力量出來保護公共的利益。不過包括聯準會在內的金融監管圈子，過去在評估風險和了解變現性流動方面，絕對稱不上有過人的成就，如此看來，一個新的、超大規模的美國監管機構︵不管設在哪裡︶能夠更上層樓嗎？金融市場裡那些神通廣大的人物一直在找出迴避法規限制的合法手段，我猜測一旦新的監管機制上路，而聯準會或其他政府監管單位又祭出阻撓金融業者的新決策程序時，許多避險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和其他更具機動性的金融組織為了做生意或從事金融交易，只消把基地搬到其他國家去，就大功告成了。

風險管理的難度與挑戰

︽華爾街日報︾的易浦︵Greg Ip︶指出：「外界正在要求聯準會做一件沒有任何人能力可及的事：事前辨識並避開危機。」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費德斯坦則補充說：「監督銀行和金融體系中其他機構所出售的極為複雜的衍生性商品，將是非常棘手的技術挑戰。這些︵金融機構︶本身付出天價般的薪水，還賭上自己的存亡，仍然把事情搞砸了，難道聯準會有辦法勝過他們嗎？」
真實情況是，次貸災難讓所有金融監管單位彷彿在睡夢中被晴天霹靂驚醒，可是也不能完全怪罪他們，立意良善的政府官僚實在比不上古靈精怪的市場天王和他們的律師，只要金融監管法規一出籠，這些人立刻著手研究合法手段來規避任何新法規的限制。當前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簡稱SEC︶付給資深官員的薪水介於每年十四萬三千美元到二十一萬六千美元之間，而高盛投資公司一位資淺的主管，每年進帳的薪資加福利就有數百萬美元。二○○六年高盛員工的平均報酬是六十二萬兩千美元，有些行政助理和秘書的收入超過二十萬美元。
可是現在的危險在於，監督管理人員可能會採取過度監管的行動。偏偏在金融市場中，過度監管可能對流動性造成致命打擊，以美國來說，過度監管可能進一步削弱紐約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監管錯誤可能使已經惡化的信用環境雪上加霜，過度反應還可能造成美元進一步走貶，逼那些機動性高的投資人選擇把錢移到管制較少的市場去。
美國金融服務業一向是世界各國羨慕的對象，也是美國少數凌駕其他國家的產業之一，事實上，外國金融圈都等不及看美國金融業在嚴格的法規束縛下失去競爭力而滅亡。不過，除非推出絕對精準和敏感的必要改革，促成更大的透明度和更好的風險管理，否則美國金融服務業恐怕真的會走上覆亡之路。在這個亟需審慎改革的體系下，銀行和投資銀行確實表現得很差勁，顯然我們需要一個為證券化資產定價的標準化平台，我們也必須建立一個提高透明度的新機制，同時更深入了解市場風險和過度使用槓桿的本質。不載於資產負債表的獨立投資媒介，必須加以禁止。

信心重建是條漫漫長路

有些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人士，對於次貸災難的反應提出反射性的建議：太過認真的檢討金融監督管理架構，可能會危害整個金融體系，使其分崩離析。即便是宣揚全球化最不遺餘力的人，例如巴格瓦悌和米胥金，從一開始就警告當局，需要建立一套常態而謹慎的方法來應付高度動盪、有時帶有破壞性的全球資本市場。我們必須謹記，雖然不是每家投資銀行都相同，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就在貝爾斯登崩潰前兩個月，摩根史丹利投資銀行的融資比率高達三十二點六比一，幾乎和貝爾斯登的三十二點八比一不相上下，而美林銀行和雷曼也運用比例類似的融資槓桿。
這次危機有很大一部分是源自於政府的無能，沒有能力避開老謀深算的金融策略家及其律師的欺瞞，次貸風暴凸顯政府天生就欠缺足夠能力去了解永遠在進步的市場。
此外，討厭的現實情況是，全球信用體系的矛盾處境並無特效藥可治，這正是為什麼世界變成一個危險境域的原因。金融市場總共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才創造了人們對當今「信任我資產」的信心，令人遺憾的是，即使經過大刀闊斧的改革之後，要重新創造人們對這類複雜金融工具的信任感仍將花上很長的時間。顯然全世界的銀行和投資銀行需要發展一套認識資產擔保證券的新架構，使它們變得更透明，因此全球市場交易商才能更容易替它們定價，然而我們不可能靠某種特效藥，就妄想重建人們對這些關鍵市場的信心，進而增加其流動性，但是若不能讓人們重新對這種資本分配的新方式產生信心，經濟也不可能蓬勃發展的。
綜觀全世界，各國財政部門都在威脅要限制使用這類複雜的產品，包括證券化商品在內，這麼做就某個程度來說無異是讓全球信用市場雪上加霜，在此同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FBI︶已經展開調查，希望釐清房屋抵押擔保證券的產生與發行是否涉及欺騙，紐約檢察長也自行發動調查，試圖確立發行房屋抵押擔保證券的公司是否犯下證券詐欺罪。
這些舉動有正反兩面效果，好的一面是對金融產業調查得越徹底，整體金融透明度就會變得越高，壞的一面則是金融市場會出現整肅氣氛，簡直就是火上添油。正當金融市場高階主管拚命想避開民事和刑事訴訟時，全球經濟可能惡化，這些主管應該把全副精力放在重新為公司的資產組合定價，使全球信用市場回復到比較健康的狀態。
美國金融服務業過去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呼風喚雨，原因正是勇於承擔風險，而且對市場發展的決策反應速度猶如閃電般迅速。近幾十年來的這套體系幫助美國的企業復興，然而這段經濟刺激與繁榮的時期，已隨著當前的經濟疲弱和信心危機逐漸暗淡，而且同一套金融體系的本質正威脅著數以百萬計中、低收入家庭的經濟福祉，假如現在這些意欲挑起階級戰爭的政客們採取的反應是攻擊金融全球化本身，而不顧及這麼做一旦造成資金不足的美國金融業逐漸衰敗，將會對就業機會和商機帶來何等負面的影響；萬一真的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即將目睹危險降臨。
眼前的現實是全球對信用緊縮的恐懼心理，可能以各種形式持續好幾年，國際貨幣基金會估計，全世界面對超過一兆美元的信用問題，而這個數字是建立在目前已經曝光的問題上，未來幾年必然浮出檯面的現象包括：減少使用融資槓桿、銀行閒置資金增加、後次貸年代的新限制上路、整體金融服務業的獲利率下降，但是我們不清楚這種現象是否會造成全球信用緊縮，從歷史來看，嚴格限制信用曾經使經濟從疲弱轉為蕭條，因此現在的關鍵問題在於：當次貸危機爆發時，銀行緊縮信用並大幅減少貸款，對象不僅是銀行客戶，而且擴及銀行之間的往來︵致使所謂的LIBOR︹倫敦同業拆放利率︺借貸利息走升︶，在這個過程中，市場利率比中央銀行的短天期利率高出一倍，換句話說，美國聯準會和其他國家央行削減了短天期利率，但是LIBOR卻上升，限制了經濟體系中的信用。
我說這些並不是要否定過往的商業模式有改進的需要，未來工業化國家的金融機構在業務類別和去槓桿化這兩方面必須齊頭並進，銀行實務將會改變，財務主管將會追求利潤雖低但較可靠的報酬率。然而我們還是不能預知金融世界的典範經此改變之後，可能造成什麼樣的總體經濟效果。

全球金融體系將一分為二？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金融公司從一九九六年到二○○六年，平均每年獲利增加百分之十三點八，反觀非金融業者的平均獲利只成長百分之八點五，原因是美國的金融服務業能夠善加利用活蹦亂跳的全球成長。在二○○三年的巔峰期，金融服務業者佔了美國股市營收近百分之三十，也佔了美國企業獲利的百分之四十。的確，這樣高的比例有一部分反映了過度使用融資槓桿的現象，可是即使在二○○七年的大規模金融減價之後，金融服務業依然佔了兩成市場獲利，對美國經濟而言，這可是非常龐大的一部分。
如今，美國政府官員已經準備好面對萬一金融服務業被消滅，將對總體經濟造成何等的負面衝擊嗎？經濟學家米胥金在著作︽下一波大全球化︾︵The Next Great Globalization︶裡闡述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是其繁榮的關鍵，金融業越資本化、越發達，整體經濟就越繁華。世界之所以彎曲的主要原因在於，長遠來看若欲有效監督管理金融體系，勢必嚴重斲傷創業融資，誠如普立茲獎得主葉爾金︵Daniel Yergin︶最近指出的：「輕鬆達成全球化的時代已經結束，國家權柄再度發威。」

亞洲經濟體將獲得金融主導權

我害怕的是，次貸危機將會造成一分為二的全球金融體系，美國、歐洲、日本這邊是成長相對緩慢的經濟體，因此對企業風險和成長的融資手段大為受限；反觀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國家是快速成長、超額儲蓄的經濟體，他們將會利用如虎添翼的「離岸︵offshore︶」全球避險基金、私募股權公司和其他在西方國家遭到政治唾棄的投資媒介，藉此在世界其他經濟體內進一步擴張。這樣的結果是，目前製造業的力量已經從工業化的西方轉移到亞太地區，不久後金融力量可能也跟著轉移，屆時亞洲經濟體所獲得的金融主導權將壓過西方，而且時間會比我們預料的早很多。
由於亞太經濟體對氣候暖化議題的態度較為寬鬆，更可能助長這股日益增強的主導力量，不過另一個現象也可能同樣發生，亦即未來五年全球經濟在信用限制和金融去槓桿化的影響下走弱，如果是這樣，人人都免不了吃苦。
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放任金融監管警察處置這個太過重要的信用市場，他們很可能沒有充分體認到採取過度政府干預，將造成多麼嚴重的總體經濟和市場的負面效果。顯然未來幾年需要的是一支金融政策腦外科醫療團隊，成員來自公共或民間部門，背後應有若干大權在握且經驗老到的國會領袖在政治上撐腰，沒錯，目前美國兩黨都有一些老練的國會領袖，但是在今天政治兩極化的環境下，他們是否能用平常心與敵對政黨合作，找出負責任的解決辦法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解決這些問題時，美國國會必須盡一切力量避免「沙賓二號現象」︵Sarbanes-Oxley IIscenario︶──指的是立意良善但弄巧成拙的對策，結果造成非故意的醜惡後果。如果沙賓二號對付次貸危機的方式，和原始的沙賓一號對付金融市場改革立法的情況一樣，那麼結果將會使美國銀行業嚴重邊緣化，未來的美國企業將被迫大舉仰賴歐洲、日本、中國銀行予以融資，屆時美國金融業恐怕會像汽車工業一樣走入歷史。
次貸災難開始之初，有人問我金融全球化的未來情勢如何？︵沒錯，身為華府人，我經常在晚宴上碰到人們問我這類問題︶，我的回答總是令對方吃驚。我每次都這麼說：「去問舒默吧。」我指的是紐約民主黨參議員舒默︵Charles Schumer︶，他在國會山莊的資歷不算很深，甚至不是任何委員會主席，但他是那種典型的國會領袖，能夠提供很有效果的見解，開出的監督管理藥方不致於讓病人藥到命除。
舒默是華盛頓的「避險基金民主黨人︵Hedge Fund Democrats︶」組織的成員，參加這個組織的都是年輕、聰明的自由派人士，之所以能在華府得勢，有一部分要拜金融全球化帶來的驚人繁榮之賜，如今他們從避險基金和私募股權運動所獲得的競選政治獻金，已經和共和黨人不相上下，甚至超越後者。這些政治人物都經歷悲慘的一九七○年代，不過長大成人後則享受到有史以來最繁華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他們也從歷史中得到教訓，知道上一個全球化市場時期結束時，是以大逆轉寫下句點。
依我看來，舒默是美國政治體制的關鍵帶頭指標，他比其他議員更了解金融體系面臨的危險，夠精明︵也有口才︶，知道如何安撫那些主張政治干預的傢伙，不讓他們把目前的金融困境變成無法想像的夢魘，但在世界繼續認為金融制度需要改革之際，他也可能嚴重傷害金融全球化。
我認識舒默參議員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就某方面來說，他本人曾是全球化肇始的一部分。一九八八年我在日本金融勢力達到巔峰時認識了舒默，先前我在財政部的老友內海誠︵也就是我在第五章描述過的東京密室決策主腦︶打電話和我商量一件事：日本大藏省那群很有國際眼光的官僚一心一意追隨其他工業國的腳步，使日本的金融市場自由化，問題是其他只把目光鎖定日本國內的官僚抗拒這個構想，金融機構同樣心不甘情不願。內海誠說大藏省不介意請幾位有影響力的傳統美國國會議員走一趟日本助陣，他出這個主意是為了藉由主動開啟金融自由化的討論，來打破政治僵局，可是大藏省應該邀請誰呢？
我和當時的事業夥伴梅德利︵Richard Medley︶建議邀請兩個人：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葛爾恩︵Jake Garn︶和立場對立的民主黨參議員舒默。這兩個人的差別猶如天南地北，葛爾恩是個沉穩、保守的中年摩門教徒，舒默則是年輕、急躁的自由派猶太教徒，但我們犯了個錯：後來證明這兩個人彼此瞧不起對方，因此內海誠才請我們幫他一個忙，陪伴兩位議員到日本去。我們答應了，還把我們的妻子帶去陪伴兩位議員夫人。
幾乎從一上路，有一件事就已經很確定：舒默是個有意思的旅行良伴。如今大家公認他是二○○六年民主黨在美國參議院奪得多數席次的幕後首腦，但是當年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年輕國會議員──身材高高瘦瘦，黑髮日漸稀少，但是頗有急智，他努力想要當個與眾不同的眾議院，意思是他需要替資助他政治生涯的各路華爾街人馬效力。
我並不訝異舒默的事業平步青雲，從初次拜會日本的銀行和證券交易所之後，形勢就很明顯，站在美國立場上的舒默將接下重責大任。令我吃驚的是，他對於金融市場的運作方式感受非常靈敏，早在「全球化」這個字眼問世之前，舒默就參加一個又一個會議，闡述金融自由化的道理，卻對吸引多數民主黨員的粗糙的、老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感興趣。
我到今天還記得舒默有一回發言的每一個字，因為當時他和保守派的自由市場擁護者坎普如出一轍：「透過日本金融市場的開放，日本和美國的金融機構都會獲益，因為全球金融大餅將大幅擴張。」舒默繼續極為準確的形容未來金融整合的活躍新世界，這個新世界會把全球經濟帶到水準更高的繁榮新境界。
http://www.books.com.tw/books/series/series9789866472626-9.php

另參本館：中國崛起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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