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吉爾平的《世界中的戰爭與變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到底是溫和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還是傳統現實主義（古典現實主義）呢？
隨人說啦！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與文學的（啥魔幻／心理～）現實主義，雖有維護和批判資本主義現實之別，卻有多別名之同。
是嗎？那本文就專貼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
國際政治的穩定與變革，是羅伯特‧吉爾平教授在本書中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爲此，他力圖構建出全新的概念框架，用以思考國際體系的穩定與各個行爲主體不平衡的實力增長之間的關系；並運用曆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理論來分析世界秩序的變革的動力與根源。
自本書初版至今二十余年間，吉爾平的觀點面臨著來自國際形勢激變和理論的雙重挑戰，但是它對國際政治研究的貢獻遠遠超出了有關美國霸權衰落的預言，其作用“不是對政治變革作出精確的科學解釋，而是充當整理和解釋人類經驗的分析工具”。因此，本書堪稱爲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中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
作者簡介
羅伯特‧吉爾平，當代西方著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權威。1930年出生于美國佛蒙特州伯靈頓。1952年畢業于佛蒙特大學。1954年在康乃爾大學獲碩士學位。1960年在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博士學位。1960—1961年在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1961年起在普林斯頓大學任國際關系學教授。1967—1968年和1976—1977年任洛克菲勒基金會研究員。1975—1976年任美國總統技術和經濟顧問團成員。撰寫過《美國科學家和核武器政策》、《科學家和國家政策的制定》、《科學立國時代的法律》、《美國的實力和跨國公司》、《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貿易、投資和技術政策》、《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21世紀的世界經濟》等大量著作。其中《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1987年）和《全球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2001年）是他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
目錄
第一章 國際政治變革的性質
一、理解國際政治變革問題的基本框架
二、基本術語的定義
三、國際政治變革的類型
四、激進性變革與革命性變之比較
第二章 穩定與變革
一、影響變革的環境因素
二、國際體系的結構
三、變革的國內根源
第三章 增長與擴張
一、帝國的周期
二、現代模式
三、對變革與擴張的限制
第四章 平衡與衰落
一、影響政治衰落的內部因素
二、影響政治衰落的外部因素
第五章 霸權戰爭與國際變革
第六章 世界政治中的變革與持續性
一、當代戰爭中的核革命
二、民族經濟的相互依存性
三、全球社會的出現
結語 當代世界中的變革與戰爭
羅伯特‧吉爾平：溫和現實主義視角下的國際關系研究
[編者按]在過去近1/4的世紀裏,羅伯特‧吉爾平教授無疑是最傑出的國際關系學者之一,他的一些著作如《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等已被翻譯成中文並被我國學界廣泛研讀,産生了較大的影響。這篇訪談是在羅伯特?吉爾平教授(Robert Gilpin)與代表《國際關系》雜志的肯‧布斯(Ken Booth)教授、伊安‧克拉克(Ian Clank)教授、安德魯‧林克萊特(Andrew Linklater)教授以及柯林‧懷特(Colin Wight)博士之間進行的。在這篇訪談中,吉爾平教授不僅就現實主義、觀念與外交政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等相關問題做了較爲精辟的點評,而且還簡要回顧了其自身的學術曆程和心得,並適時地對國際關系研究的現狀進行了評論。這篇訪談原載于英國《國際關系》雜志2005年9月號(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 No.3, Sept.2005, pp. 361-372.),本刊得到了《國際關系》雜志及其出版機構的授權,現刊發此文,以饗讀者。
一、溫和現實主義、觀念與外交政策
《國際關系》雜志(以下簡稱IR) :您卓著的學術生涯主要建立在現實主義和國際政治經濟學( IPE)領域的著述之上。我們稍後討論國際政治經濟學,那麽作爲現實主義者,您如何看待自己?
羅伯特‧吉爾平(以下簡稱RG) :我把自己看做是一個“溫和”的現實主義者,因爲在我看來,現實主義是一種關于人、社會和政治的性質的哲學立場。現實主義本身並不是科學,不能用可證僞性( falsifiability)來檢驗,而只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方式。在分析政治事件時,我主要關注行爲體的利益和權力,但是觀念也很重要,比如宗教就顯得格外重要,因爲它牽涉到個人及其所屬群體的身份認同的重要方面。觀念使國際政治學術研究變得複雜,而我們希望把它簡化。我們希望擁有一個利益和權力的世界,我們不希望擁有那些“外生的”東西。在今天,宗教的確不是外生的,事實上,宗教變得愈發重要了。
IR:作爲一個“溫和現實主義者”,您很快地從傳統現實主義對利益和權力的關注轉到了對觀念的關注。那麽確切地說,“觀念”在您的世界觀中處于怎樣的位置?
RG: 只要看看宗教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我們就能夠理解觀念的意義。比如,考察一下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基要主義。這些基要主義團體的成員相信,他們的觀念是實在的,他們的行爲出自這些觀念。我曾經讀到一篇關于針對正統派猶太教徒進行自殺式炸彈襲擊的報道,在這起襲擊中有許多人喪生,我當時對這些正統派猶太教徒的反應感到震驚。這些人並沒有像沙龍( Sharon)或世俗派的右翼那樣進行回應,千方百計找出犯罪者並把他們殺死。相反,他們認爲這是因爲做了冒犯上帝的行爲,所以他們祈禱,來求得上帝的寬恕。對我而言,這件事表明了觀念在人類行爲中的重要性。
IR:讓我們澄清一下您的觀點。您對曆史的看法是不是這樣的——一些重要的觀念出現了,並且對現實産生巨大的影響,接下來會有一個妥協,我們經過一個現實主義的調整階段後,又會有一系列新的觀念出現,這樣的鬥爭又會繼續下去,這樣來描繪是否公允?
RG:可以這樣說,但是現實要更加複雜。觀念總是會不斷地冒出來,但是如果背後沒有某種權力做支撐,觀念就會逐漸消亡。康斯坦丁(Constantine)認爲基督教能夠爲他的利益服務,因而他才信仰基督教。如果不是因爲康斯坦丁,其他的某種宗教或者另一種形式的基督教就可能獲勝。我的一位同事是才華出衆的英語系教授,一直從事早期基督教文獻的研究,她發現早期的基督教中有許多分支,其中的大多數沒能流傳下來,而其中的一支得以幸存下來。如果要施展影響,政治和社會觀念必須得到權力的支持。在當時,那些不相信普遍信仰的權力的叛教者或異教徒都會被殺掉,很難想像沒有得到某種物質力量的支持,一種觀念能夠推動社會,成爲世界上的一種重要力量。
IR:您的意思是不是說,宗教利益像物質利益一樣,也是真實的? 比如說,像曆史上的英國不希望低地國家被控制在敵人手中一樣“真實”?
RG:不,我的意思並非如此,因爲後者有現實的檢驗。如果大英帝國不阻止西班牙或法國對低地國家的主宰,或者如果他們說“這實際上沒什麽重要的”,他們就會發現自己處于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時美國孤立主義者那樣的境地。當時的孤立主義者說:“世界上其他的地方與我們有什麽相幹?”不久以後,珍珠港襲擊就發生了。因此,如果你的觀念不符合世界的現實,就會付出代價。同樣地,還有一些觀念沒有能夠經得起檢驗。在此, 我想我受到了約翰‧杜威( John Dewey) 實用主義的巨大影響: 真理即實用( truth is what works) 。
IR:我們同意,在一定層次上觀念是實在的,但是我們很難知道比如上帝是否真的存在,這一點當然您也能夠接受。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一種觀念是否真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真實的、實在的因素對現實産生了影響。
RG:當然。宗教的興盛與衰敗不能不從物質因素的角度來解釋。以我剛才提到的基督教爲例,物質條件塑造了一種宗教的成功,比如一個特定的宗教機構有充足的財力支持,但也可能出現截然不同的情況。曆史上有許多觀念缺乏物質支撐,它們最終消亡了。
IR:再回到您的“溫和現實主義”以及您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現實主義者對布什政府的政策典型的回應是,美國並沒有按照它的國家利益行事。而在您看來,國家利益是由政治精英決定的,“國家”沒有它自己的利益。因此,很難從國家利益的角度批評布什的外交政策,因爲您接受那些掌權的人所界定的國家利益。由此看來,您對布什政府的批評本質上是道德的批評嗎? 您的現實主義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這種批評?
RG:這個問題很好,其中涉及兩個方面的議題:一個是關于道德,另一個是關于國家利益。我先來談談國家利益。我認爲,許多現實主義者相信有一種客觀的國家利益,而且他們知道國家利益是什麽。我的想法有些不同。考察一下美國,我認爲危機和大辯論促成了特定時期對國家利益的界定。在美國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兩次界定國家利益的危機或大辯論。第一次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傑弗遜的支持者與漢密爾頓的支持者之間的沖突。傑弗遜( Jefferson)主張介入支持法國,漢密爾頓(Hamilton)則反對介入。這個問題最終由華盛頓在他的告別演說中得到了解決,他的思想真正確立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美國國家利益的界定並沒有産生多大的影響:我們加入戰爭,我們回到國內,我們沒有加入威爾遜的國聯,我們重新退回孤立。這場戰爭只是一個小亮點,並不構成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巨大轉折。
關于國家利益的第二次大辯論是在1948年。孤立主義的力量在許多重要議題上都是圍繞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Taft)的觀點而發生爭論的,而在另一方的杜魯門總統支持美國扮演積極的國際角色。隨之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杜魯門獲得了勝利。杜魯門、馬歇爾、艾森豪威爾、尼采、凱南、克萊頓和艾奇遜,這些美國外交政策的精英提供了一種新的國家利益的界定。美國必須抓住歐洲和亞洲“邊緣地帶”的盟友,來更好地推行遏制和威懾政策。因而,爲達到這個目的所界定的國家利益持續到1989年和冷戰結束。布什總統用預防性戰爭和“反恐戰爭”改變了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界定。但是這一次對這個問題沒有大的辯論。我想,現在的美國人不知道什麽是國家利益,因爲沒有通過政治鬥爭來做出這個決定,因而也沒有共識。我們不能僅僅繼續一項由政府最高層秘密制定的外交政策,其中充滿了謊言和欺騙,就像在伊拉克戰爭中所發生的那樣。
對美國未來的國家利益的界定,應該有一場大的辯論。在這樣的鬥爭中,國家利益才能得以界定。因此,從曆史上看,美國有兩種關于國家利益的界定:一種是由華盛頓制定的,另一種是由圍繞在杜魯門身邊的集團制定的。現在,布什試圖創造另一種外交政策,一種更加具有侵略性、幹涉性和以軍事力量爲主導的政策。一場真正的辯論很困難,伊拉克戰爭期間人民不滿地表達著他們對當前政府的強烈批評。
IR:因此,在這裏我們又一次看到了觀念的爭論,這是不是支持了觀念是變革的動力的說法?
RG: 部分上是這樣。拿以色列在當前美國政策中的地位來說,如果以色列的安全是在受著美國的保護,那麽我們所依據的是一項基于意識形態的外交政策,而不是一項基于利益的政策。這也是許多現實主義者反對布什主義的原因,他們希望看到由利益來主導,而不是由意識形態主導。
二 對學術曆程的回顧
IR: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您進入這個領域之初的情況。當您最初涉足研究時,國際關系作爲一門學科有哪些重大發展?
RG: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當我在研究生階段跟隨伯克利大學厄恩斯特‧哈斯( Ernst Haas) 、保羅‧西伯裏( Paul Seabury)以及其他人從事研究與學習時,“新社會科學”大行其道,這一點在哈斯的研究中表現得很明顯。尤其是他的《民族國家之後》一書,其中大量參考了戴維‧伊斯頓(David Easton)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的著作。國際關系領域逐漸脫離了法律、組織和外交史,取而代之的是占據了主流的集團理論和行爲主義。因此,這一時間出現了奧蘭‧揚(Oran Yong)和理查德?羅斯克萊斯(Richard Rosecrance)等爲代表的有關體系理論的著作。今天, 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和肯尼思‧沃爾茲(Ken Waltz)對體系理論的應用做了重大的發展,但我本人從未青睞這種方法。
IR:爲什麽會這樣? 是因爲您把自己看做是不同類型的現實主義者嗎?
RG: 我認爲這是因爲受了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揮之不去的影響。他強調我們必須從國家行爲體的視角觀察國際政治,關注它們的行爲、它們的利益以及權力等等。在我看來,過于強調基于特定規則或邏輯的體系會忽略很多的東西。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毫無疑問對這個領域貢獻巨大,盡管如此,我更傾向于以行爲體爲導向的現實主義,而不是以體系爲導向的現實主義。
IR:在您看來,沃爾茲的第一本書《人、國家與戰爭》是不是比《國際政治理論》更重要?
RG: 《人、國家與戰爭》是一部經典之作。當我還是一個研究生的時候,讀到這本書對我觸動很大。也有許多人說,您不可能做出像他那樣傑出的成就,但這本書比後一本書更能觸發我嘗試著去理解人們如何思考國際關系。
IR:再多談談摩根索。您似乎說過,在這個領域裏其他的理論家來去匆匆,惟有他的現實主義經久不衰。這是不是代表您的立場?
RG: 我深受摩根索的影響,但並非他的門徒。我認爲摩根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如果要我從他的著作中挑出一本來,我選擇《科學的人對抗權力政治》。那是一部真正的經典,完成于他來美國之後不久。他試圖解釋自由主義的力量在歐洲的失敗,以此來理解納粹威脅的本質。我常常感到好奇,這部更富哲理的著作與他的教科書式的著作《國家間政治》之間存在著思想上的轉變。我也喜歡閱讀那本教科書,但它在學術上有很多問題。摩根索寫作《科學的人對抗權力政治》一書時還沒有來到芝加哥。而當他到了芝加哥之後發現,那裏被風行一時的社會科學所主導。他顯然意識到,如果要産生影響,他必須學會如何去從事社會科學的寫作。他認爲國際政治學必須以成爲一門客觀的科學爲目標,我想,這一點受了那些在比較政府和其他分支領域推行政治學應該成爲一門客觀科學的思想的學者的影響。不無矛盾的是,當您翻到《國家間政治》一書結尾的時候,它成了一個關于國家應該如何行事的道德手冊。我認爲以他那種方式把客觀的和道德的放在一起是不可行的。卡爾( E. H. Carr)在《二十年危機》中把道德與現實主義視角結合得更成功。
IR:這種並列反映了摩根索的思想在政治上的緊張。國家利益是他思想的核心,但他也倡導世界國家。他對均勢進行了理論化,但也主張消除核武器——對許多現實主義而言,這是“終極威懾”。
RG: 完全正確。他絕不是一個客觀的、冷漠的分析者,他有很強的道德觀念。我還記得自己擔任國會研究員、在戈爾參議員( Senator Gore)的父親的辦公室工作時,當時正值美國的U2 間諜飛機被蘇聯擊落。我打電話咨詢摩根索對此事件的反應。他當時無疑對局勢的發展感到恐懼,認爲美國應該做出賠禮道歉。他擔心,如果不嚴肅地采取措施來緩和緊張關系,這將成爲一場大戰的開始。他對此事反應強烈,完全不符合一位冷漠的現實主義者的形象。
IR:在您看來,他是如何平衡有關國家利益的想法(您先前已經談到的)和關于世界國家的想法的?
RG: 我認爲摩根索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非常有意思:他沒有排除世界國家的可能性,但也意識到必須有某種政治機制去實現它。只有通過始終以人類爲目的、爲人類服務的政治進程,一個世界國家才能存在。只有當它符合有能力創造這樣的國家的某些群體的利益時,它才能成爲現實。它不可能是人的覺悟或者思想的某種轉變的結果——人們突然意識到:“是啊,我們都屬于人類,因此讓我們來創造一個世界國家。”它可能通過征服和統治的方式出現,但是它不會因爲人的智力或道德的某種轉變而形成一個世界國家。今天,大量有關國際治理的論述更多的是基于理想,而不是現實。
IR:還有其他一些人對您的思想影響很大?
RG: 我也深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一些英國作家以及對曆史研究的影響。劉易斯?費爾(Lewis Feuer)是我學術上的良師益友,他對我的思想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尤其是我對學術的熱愛。卡爾極大地影響了我在整個治理問題上的想法。他在《二十年危機》中對此做了明晰的探討。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也很重要,他的國際關系著作是在美國得到承認的少數幾個非美國人之一。他是我親密的朋友,也是一位卓著的國際關系學者。
IR:對于承認這種影響,您可能要小心謹慎,因爲它如果泄漏出來,您會被歸入重建後的英國學派之中!
RG: 除了特定的個人的影響,有關延續性與變遷性的問題在我的思想中也至關重要。這是我始終認爲曆史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往回看看,很可能在從前發現許多與現在相似的情況,很可能發現一些人們仍然能夠在今天的世界找到的進程和行爲。我們可以理解過去的人們追求什麽以及他們如何達到目標。無論是在意大利城市國家、洛杉磯的黑幫還是今天的國際關系中,都是如此。政治具有普遍性。就這一點而論,我還深受修昔底德的影響。回想一下,在他的巨著的開篇有這樣的句子:“我寫作此書是因爲我所講述的故事在曆史上會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下去。”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論斷,他把它建立在對人性的了解之上。修昔底德認爲人受到3種東西的驅使:榮譽、安全和財富。我們發現這些是人類身上的支配性動機,它們在曆史的過程中會産生相似的結果,比如國際競爭以及主導國家的興衰。
在教學中,我會指定修昔底德的第一章作爲閱讀材料,我會提出這些問題:“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不是必然的? 它能不能被停下來? 如何使它停下來?”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學生都說戰爭是必然的,因爲他們對修昔底德的論據深信不疑。接下來我會問:“既然這樣,那麽在戰爭之前,如果外交上發生了或不發生這或那會怎麽樣? 它是否會使事情以完全不同的進程發展?”我的看法是,根據修昔底德的敘述來看,外交和外交政策本來可能幹預和阻止體系的兩極化以及由此導致的戰爭爆發。我試圖提示,那些曆史的外交轉折點在何處。在戰爭升級的過程中,治國謀略所面臨的挑戰在于,避免形勢發展到沒有回旋余地的地步——雙方都沒有出路:不進行戰爭的成本看起來大于戰爭的成本。到了這一步,當然,戰爭也就變成必然了。應該指出,我後來得知希臘文中翻譯爲英文的“必然( inevitable) ”的那個詞實際上的意思近似于“非常可能”,而不是“必然”。或許修昔底德的論斷並不像我們許多人想像得那麽絕對。
三 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
IR:具體到國際政治經濟學方面,您受到過哪些影響?
RG: 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許多著作影響了我,比如蘇珊?斯特蘭奇( Susan Strange)關于英國貨幣的論著,但我認爲她對美國的思想界沒有太大的影響。理查德‧庫珀(Richard Cooper)有關北大西洋區域內相互依存的分析也很重要。他是一個優秀的國際經濟學者,他的著作從經濟力量作用的視角看待世界。如果看一下摩根索,他那兒根本沒有經濟學。更確切地說,只有一樣東西:他確實談到了國家對權力的需求要具備經濟基礎,但他對這個問題的闡述僅僅寥寥幾行。雷蒙‧弗農(Raymond Vernon)的《困境中的主權》一書介紹了多國公司對國家的挑戰,在當時也很重要。隨後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約瑟夫‧奈(Joseph Nye)對世界政治中的跨國主義研究做了重要貢獻。
格雷漢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決策的實質》具有重大意義,因爲他對國家進行了分解。他展示了決策並不像現實主義假定的那樣是在黑箱中進行的,而是官僚利益競爭的結果。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利益會與另一國的國家利益産生相近之處,這對冷戰時期關于軍備控制的思想很重要。一些學者討論了美國的軍控利益與蘇聯具有相近利益的機構合作的前景,描繪了攜手停止冷戰的藍圖。
IR:您對當時經濟與安全之間的關系怎麽看?
RG: 二者關系密切,這可以從美國與歐洲的關系中看出來。對于德國人爲何不支持戴高樂反美,我的解讀是因爲德國依靠美國的力量獲得安全。更有甚者,美國和德國之間的安全關系給美國公司進入歐洲提供了機會。如果戴高樂當道,這些公司就會被排擠在外。因此,正是美國與歐洲的安全協定才使多國公司這種經濟現象成爲可能。哈佛大學的一些學者特別是雷蒙‧弗農和羅伯特‧鮑伊(Robert Bowie) (他的大部分生涯在國務院度過)在當時與我意見相左,認爲經濟世界和安全世界之間沒有關聯。他們含蓄地指責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很有趣,因爲在普林斯頓我被看做是最後一個“冷戰鬥士”。我知道政治與經濟之間有關聯,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激發我更多地研究這個問題。我開始系統地閱讀經濟史和經濟理論。比如我受霍特雷(Hawtrey)的《主權的經濟學》影響很大,這位20世紀20年代的貨幣理論家寫了一本極好的關于經濟與安全相互影響的書。我還讀到過其他有關經濟與政治相互影響的論述,後來我發現了一本論資本主義的書,我對自己說:“哈! 這正是我要的! ”我開始意識到,可以有一種關于世界經濟的現實主義視角,但不必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IR:在您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著述中,一個核心要旨是有效的國際經濟必須有相應的政治框架。這在今天有何啓示? 您對有關全球經濟和全球資本主義的預測如何? 是不是有一種霸權下的穩定,美國的權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統治力? 由此締造了經濟穩定所需要的政治前提是什麽? 或者您對全球經濟的長期穩定是否持懷疑態度?
RG: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elberger)是後來被基歐漢稱爲“霸權穩定論”的肇始者。這種觀點認爲,如果沒有主導力量管理全球經濟就沒有經濟穩定。金德爾伯格是一個有意思的人,他是一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他眼中美國追求著世界主義的目標。對他來說,一項政策不是受利益的驅使,而是一項我們信仰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訴求。斯蒂夫‧克拉斯納( Steven Krasner)和我把這種符合美國世界主義目標的論點轉換到符合國家利益的觀點上來。
IR:您對全球化的總體判斷是怎樣的?
RG: 全球化本質上是由美國主導的,而且大部分人認爲這是符合美國利益的;但是我認爲,在美國有一種思想上的轉變,更趨向于保護主義的色彩。我想說的是,美國的趨勢是背離全球化。
無論如何,我認爲全球化很大程度上被誇大了。世界經濟仍然主要由國家的經濟構成,許多的發展與技術有很大的關系,而不是因爲開放市場。更有甚者,如果看看整個世界,大部分都處于全球化範圍之外。反全球化者說:“全球化將導致全世界人民陷入貧困。”事實上,非洲的大部分、印度農村、中國農村的人口等等都不在這個體系中;數億人還沒有成爲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他們非常貧窮、可憐。非洲只在世界貿易中占一成左右。因此,當有人說全球化要對世界貧困負部分責任時,我試圖弄清楚全球化究竟通過怎樣的機制造成了剝削。當我們談論全球化,我們談論的是一種相當有限的現象,它有可能被逆轉,就像我的同事哈諾德?詹姆斯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樣,他寫了許多著作論及20世紀30年代全球化的破滅。
IR:我們能不能從有關世界經濟的研究轉到您的相關著述上來? 在您自己的著作中,哪部最讓您滿意?
RG: 我想,大概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下文簡稱《戰爭與變革》——譯者注) 。
IR:的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RG: 那本書花費了我很長的時間來思考。已故的資深同事哈諾德?斯普勞特(Harold Sprout)促使我沿著這條軌迹思考,他在《世界政治》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資源匱乏和過度擴張,在一次研討會上還提出過這些問題。這些讓我全面地思考曆史上的興盛與衰落的問題。我的書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醞釀。另一位對我影響很大的人是弗雷德裏克?萊恩( Frederic Lane)以及他有關威尼斯的著作。當需求增長時,威尼斯人非常精明地把資源從經濟領域向軍事領域轉移。這是他們經曆了長久繁榮的原因。他們從沒出現過度擴張的問題,因爲他們平衡了資源,維持了一千多年。威尼斯人的成功部分上也因爲他們沒有像荷蘭那樣強敵環伺。荷蘭人陷入了巨大的經濟問題而無法解決,因爲他們面臨英國競爭的壓力。這要求荷蘭人必須在防禦上投入大量的金錢,由此導致在商業方面的衰敗,隨後18世紀的荷蘭大帝國也走到尾聲。今天,美國對資源的管理也極度扭曲,有一天這個國家也會爲今天不計後果的財政行爲付出沈重的代價。我並不認爲布什政府很好地管理著美國的經濟,盡管他們看起來像是精明的商人。
IR:回顧《戰爭與變革》一書,體系變革需要多久?在當時看起來就有許多重大的變革,比如冷戰的結束和“新世界秩序”的宣告, 再比如九一一事件也似乎昭示著一個新時代:當我們回首過去的時候,有時候我們不禁驚訝有如此多的變革。您在《戰爭與變革》一書中區分了體系內的變革與體系的變革。我們什麽時候經曆了最近一次體系的變革?
RG: 根據我在《戰爭與變革》中對體系內的變革和體系的變革所做的區分,我認爲蘇聯的解體使得體系中非常強大的一方消失了,至少暫時如此,因此我想說這是體系最近的一次變革。
IR:考慮到您對忽視國內經濟的評論,您認爲當前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是在一個自我毀滅的過程中嗎?
RG: 美國的經濟和外交政策是不負責任的,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及其相對優勢已經受到損耗。我來舉個例子, 20世紀70年代初發生了一場決定性的變化,當時美國在世界石油中的地位出現了轉變。在此之前,我們通過在得克薩斯東部提取更多的石油打破了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聯合禁運。1972年我們生産石油的能力達到飽和,對世界能源市場的控制權從美國轉移到了沙特阿拉伯。我認爲那是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重大變化,它導致了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兩次禁運。從那時一直到現在,美國在石油方面地位的轉變對美國與中東地區之間關系産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這是體系內的變革的一個例子。我們總是難以發現那些會産生重大影響、會導致巨大變革的發展。我還記得讀到過一個材料,其中說16世紀或17世紀最重大的發現是金雞納樹皮或奎寧(治療瘧疾特效藥——譯者注) ,這使得白人、歐洲人對熱帶的殖民化成爲可能。奎寧使歐洲和西方的擴張成爲可能,使帝國主義和殖民化成爲可能。顯然,有許多其他的東西可以添加到這個故事中,但如果沒有奎寧,白人在熱帶地區建立長期的殖民地就將變得非常困難。
我曾經講授一門關于技術的課程,在課上我試圖從特定的技術發展中找到特定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原因。我會這樣問學生:“什麽技術導致了婦女解放運動?”當然,所有的學生都回答:“避孕藥。”我告訴他們是“打字機”,打字機在避孕藥很早之前就出現了,開啓了婦女解放運動。在打字機出現以前,所有的職員都是男性,不需要婦女在家中的最大職業是賣淫。不知何故,打字機開始被看做是一項婦女使用的技術,它使婦女走出了家庭,給她們提供了收入獨立的來源。所以我告訴他們,如果真要慶祝婦女解放,應該感謝打字機。當然,我說得有些滑稽,但核心是在人類社會中很難找出發展鏈條上的第一要因。這也使得對未來的預測尤其值得懷疑。
四 對國際關系研究現狀的評論
IR:您如何看待國際關系學術界最近的理論發展?
RG: 讓我們談談建構主義。在一定層次上,它告訴我們觀念、概念、學術思想很重要,這些當然是很重要的。“國家”這個觀念是人的思維中的概念化,因此是一種“認同”的觀念。然而,建構主義的論斷常常過分了,忽視了物質因素的作用。國際關系除了單純的概念還有許多東西,實在的東西在那兒明擺著。我在書中指出過:過去500年間英國有一項主要的目標是當時的曆屆政府都有的,就是防止低地國家落入敵人手中。這個目標被視爲一項至關重要的利益,事關英國的存亡。這是一個客觀的安全問題,它是由地理所塑造的,比單純建構的東西更基本。對我而言,像經濟組織或軍事技術的變化這些物質要素比那些本質上屬于主觀構造的要素更重要。
IR:對您來說,物質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釋觀念要素,而對建構主義者而言,他們想賦予觀念的內容有更大的自主性,或者並不是由物質因素決定的。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RG: 我同意。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相信物質基礎決定觀念的上層建築,但肯定也不能忽視資源、利益等的基礎作用, 也不可能通過想像一個存在的世界來改變現存世界。有確定的現實在那兒,如果你不加考慮就硬往上面撞,那麽現實的撞擊就會是結結實實的。
IR:如果建構主義在您看來是有問題的,那麽我們是不是可以猜測,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在您看來問題是否更大?
RG: 一點沒錯。這些思想在美國曾經流行一時,但我覺得它們幾乎已經過時了。解構的思想能夠被接受部分上是因爲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它提供了一種批判社會和政策的不同途徑,同時也認爲任何事情都充斥著政治、剝削等等。對于那些有左派傾向、並且認爲馬克思主義已經是一種失效的分析工具的人來說,這種思想特別具有吸引力。1983年,耶魯大學的人文教授、解構主義核心人物保羅‧德曼( Paul DeMan)被揭露出對納粹占領時期他的母國比利時的叛國主義和反猶主義新聞報道負有責任,這一事件給了美國學術界的解構或後現代主義沈重打擊。在美國,英語系是後現代運動的中心。我的一位英語教授同事宣稱,如果想要真正了解美國學術界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什麽,您就應該首先看看英語系,看看他們在幹些什麽,因爲他們爲未來定下了基調。在這點上,解構現在已經過時了,我不確定現在最流行的是什麽,或許是混沌理論( chaos theory)。
IR:您對國際關系學科及其種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怎麽看? 您在前面已經給了我們一些線索,而且您在《戰爭與變革》一書的序言中也曾提到過。國際關系仍然是“一門美國社會科學”嗎? 如果仍是這樣,是好事還是壞事?
RG: 我想現在還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即這個學科仍然是由美國領導的,盡管現在比過去的程度要低一些。我認爲,美國的領導地位與美國大學的比例和資源有很密切的關系。對于美國人的種族中心主義,我本人很反感,這一點貫穿在我關于歐洲和東亞的研究和著作中。
IR:美國對學科的主導本身有什麽表現?
RG: 在期刊上有把關,有特定的學術規範。現如今在美國,整個理性選擇方法非常強勢,比如那種認爲可以把經濟學領域的思想和方法運用到對政治科學的思考中來的想法。在美國,幾乎每個主要的院系都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分裂,一邊是那些更傳統的思維方法的人,另一邊是那些想把國際關系變成像經濟學那樣的科學的人。我不知道現在這場鬥爭停在何處。 (南開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國際關系學系博士生 劉豐 譯)
注釋：
[1]文中各部分標題爲譯者所加,感謝《國際關系》雜志主編肯‧布斯(Ken Booth)教授和Sage出版社的大衛‧梅因沃林(David Mainwaring) 、馬修‧蘭伯特(Matthew Lambert)同意授權譯者翻譯此文。 ( http://www.tecn.cn )
[2]羅伯特‧吉爾平出生于1930年,曾執教于普林斯頓大學的伍德羅‧威爾遜學院和政治學系,目前是該校艾森豪威爾公共與國際關系事務名譽教授。從美國海軍退役後,他先後擔任了美國政治學會的國會研究員、哈佛大學科學與公共政策項目研究員、勒曼研究員、埃伯研究員以及美國政治學會副主席,並遴選爲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院士。他還有許多訪學經曆:倫敦經濟學院( 1964年) 、法國洛克菲勒研究員(1964～1965年) 、日本國際大學( 1984) 、歐洲大學研究所( 1989年,佛羅倫薩) ,近年來任教于米蘭天主教大學和博格尼亞大學。他出版的著作有:《美國科學家與核武政策》( 1962) 、《科學時代的法國》( 1968) 、《美國權力與多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學》(1975) 、《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1981) 、《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 1987) 、《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 21世紀的國際經濟學》( 2000)和《全球經濟學:國際經濟新秩序》(2001) 。大多數著作已被翻譯爲多種語言,並有多部獲獎。 ( http://www.tecn.cn )
[3]Robert Gilpin, “War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Ideological Amateu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1, 2005, pp. 5 - 18. ( http://www.tecn.cn )
文章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4期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9657
也談進攻性現實主義與單邊主義的關系＞李永成
最近有學者撰文指出近年來在美國國際政治理論學界備受關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和美國對外政策中咄咄逼人的單邊主義取向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系,認爲進攻性現實主義構成了美國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的理論基礎和理論准備,爲單邊主義政策提供了理論支撐。實際上,這種觀點嚴重忽視了米爾斯海默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霸權邏輯及其對美國大戰略的含義,是建立在對米爾斯海默理論關于“權力最大化”觀點的片面解讀之上的。從米爾斯海默理論的霸權邏輯和美國大戰略思考角度看,進攻性現實主義並非美國單邊主義對外政策的理論基礎,更談不上是它的理論准備,單邊主義是小布什政府建立全球霸權之“帝國戰略”的直接表現,與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基本安全邏輯嚴重背離,它遭到了米爾斯海默的強烈批評和堅決反對。
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基底
衆所周知,現實主義是曆史淵源最爲深遠的國際關系理論之一,其發軔可溯至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直言不諱地揭示了國際關系中“強者爲所欲爲,弱者承災受難”的權力政治本質,從此奠定了現實主義重視國家間權力競爭的理論傳統。其後,現實主義曆經馬基雅維裏、霍布斯等近現代政治思想大師的發展和完善,至當代由漢斯?摩根索基于人性本惡的前提將其體系化,使之成爲以政治現實主義爲核心立論、具有自身知識理論體系和特定研究對象的科學學問,並在戰後約三十年的時間裏支配了國際政治理論研究。1960—70年代,隨著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興起,摩根索政治現實主義理論愈益遭到詬病和置疑。1979年,肯尼斯‧沃爾茲徹底擺脫摩根索政治現實主義的理論演繹模式,摒棄了摩根索在先驗的人性論基礎上建立分析框架的做法,以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爲根本理論假定,將現實主義發展成爲社會科學意義上的高度簡約而精致優雅的理論,造就了結構現實主義在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難以撼動的核心地位。但是,沃爾茲的理論從其確立之日始,就既遭到了現實主義流派之外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和批判主義理論長期不懈的詰難,也面對著現實主義流派內部的有力挑戰,在現實主義內部逐步形成了防禦性現實主義和進攻性現實主義兩大主流分支。防禦性現實主義的首要代表是沃爾茲,認爲國家注重維持現有的權力分配和國際均勢。而作爲進攻性現實主義領軍人物的約翰‧米爾斯海默則把摩根索的權力最大化思想和沃爾茲的結構理論巧妙地結合起來,認爲國際體系結構導致了國家追求自身相對權力的最大化,把霸權作爲終極目標。
國家的外部生存環境和內在生存理性及由此而來的國家行爲模式是進攻性現實主義關于大國爲何會陷入無休止的權力—安全競爭的理論基底和邏輯起點。米爾斯海默認爲,國際政治素來殘酷而危險,未來恐怕也難以得到根本改造。盡管曆史上的大國競爭烈度消長無常,但大國之間的相互懼怕和權力爭奪卻是一成不變的。在國際政治中,權力是確保安全的終極手段,最大的權力確保最大的安全。[4]因之,“(國際政治的)日常生活本質上是爭奪權力,各國不僅致力于成爲體系中最強大的行爲體,也努力確保沒有其他國家踞此高位”。
這種國家間的權力競爭邏輯主要是基于五個命題:(1)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際體系由主權國家組成,沒有任何超國家的合法中央權威(但無政府狀態並不意味著體系無序亂套,也不必然意味著沖突,它只是一個排列原則);(2)大國的軍事能力:大國內在地擁有可用于進攻的軍事能力,提供了彼此傷害甚至相互摧毀的資本;(3)國家意圖的不確定性:他國意圖無法准確預測,加之意圖變動不居,導致國家不能排除不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遭到他國的軍事攻擊(當然國家並非必然具有惡意);(4)大國的生存動機:生存是國家行爲最根本的動機,國家會力圖維護自己的主權,維護自己的領土完整和國內政治秩序的自治;(5)大國的理性:它們清楚自己的外部環境,並從戰略高度考慮自己的生存之道。
米爾斯海默強調,上述任何一個命題都不足以獨立地導致國家間的權力—安全競爭,但它們的共同作用爲大國的進攻行爲創造了強大動力。其結果,恐懼、自助和權力最大化成爲通常的國家心理和行爲模式。在國際政治中,他國的攻擊能力和可能的進攻動機使各國彼此互不信任、“911”求助困境(缺少合法中央權威的施救)和有效懲罰進攻者機制的缺乏導致了各國之間根深蒂固的相互恐懼。在這種自助邏輯的導引下,各國都傾向于認爲自己孤立無援而易受攻擊,其行爲總是服務于一己之私,不會爲了他國或國際社會的利益而做出犧牲。恐懼和自助的必然邏輯推論是,國家必須擁有有效保障自己生存下去的可靠手段。
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爲,權力是國際政治的終極手段,最大的權力確保最大的安全。因此,國家必須高度關注自己的相對權力,關注國際權力的分配及其變動。由于很難確定多少權力才是足夠的,所以確保國家安全的最佳方式是尋求權力最大化,“成爲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理想的情況是成長爲體系中的霸主”,消除任何對手挑戰的可能性。因爲,“一國的實力越是強于對手,對手攻擊和威脅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概括言之,“各國的壓倒性目標是將其世界權力份額最大化,這意味著以犧牲它國爲代價謀取權力。但大國並非僅僅致力于成爲所有大國中的最強者……,它們的終極目標是成爲霸主,即成爲體系中的惟一大國”。
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霸權邏輯
從以上述介可知,米爾斯海默理論的演繹邏輯簡潔明了,淺顯易懂。但准確解讀米爾斯海默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對美國大戰略的意義,關鍵在于准確地把握其霸權邏輯,而不是望文生義地理解“權力最大化”概念。
防禦性現實主義認爲,國家擁有過多的權力必然自動地導致其他國家的聯合制衡行動,因此,國家往往滿足權力分配現狀,追求不超過自己實有份額的權力。防禦性現實主義具有明顯的“現狀取向。相反,進攻性現實主義具有明顯的“修正取向”,它認爲,各國謀求擁有盡可能多的權力,千方百計地增進或維持相對于其他國家的權力優勢,其終極目標是獲得霸權地位。只有當一個大國獲得霸主地位後,它才會成爲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霸主是指一個強大到足以支配體系中所有其他國家的大國。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具有能承受起與之進行重大戰爭的資本。實質上,霸主是體系中的惟一大國。一個只比體系中其他國家更強大的國家不算霸主,因爲嚴格地說,它還得面對其他實力不俗的大國。因此,“權力最大化”往往意味著四個具體目標:爭奪所處地區的霸權地位;追求軍事力量的財富基礎;建設地區內最強大的、有足夠海空力量支持的地面力量;尋求核優勢。
根據米爾斯海默的以上論述,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霸權邏輯有三個不可分割的方面:
其一,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獲得全球霸權,一個大國所能追求的理想地位是地區霸權。原因有兩個:(1)巨大水體構成的阻遏力量極大地限制了大國的權勢投射能力,使一個大國只能征服鄰近的地區或從陸路容易到達的地區。米爾斯海默認爲,巨大水體是難以逾越的障礙,它們給進攻性軍隊造成了巨大的權力投射問題。(2)在一個有核世界裏,任何一個大國都無法獲得“摧毀對方而無須擔心報複”的核優勢,而這是全球霸權的必要條件。米爾斯海默認爲,在一個國家可能擁有世界上惟一核武庫的理想世界中,核武器帶來的巨大軍事優勢將使該核大國成爲一個全球霸權。但在一個有多國擁有核武器的世界裏,“除了在一個國家獲得絕對核優勢的不大可能的情景下,任何國家都幾乎不可能獲得全球霸權”。
其二,獲得地區霸權的大國將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大國。由于全球霸權是一個不可企及的“南柯一夢”,地區霸權便不再可能使自己的相對權力地位有質的提升。于是,它會盡力維護現有的權力分配,維護自己的優勢地位。根據米爾斯海默的理論,成功獲得地區霸權的大國往往通過這樣的方式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在別的地區扮演“離岸制衡者”的角色,竭力阻止別國成長爲地區霸權甚或覬覦全球霸權,就如美國經過自獨立建國到19世紀末的多次大規模擴張後,終于在20世紀初獲得西半球的地區霸主地位,此後,它便屢屢扮演歐亞大陸的“離岸制衡者”的角色,爲了阻止一個危險的敵人(德國、蘇聯、日本)獲得地區霸權而不惜一戰,至今仍在歐洲和東北亞保持軍事存在,遏制這兩個地區出現勢均力敵的霸權大國。
其三,如果一個地區霸權面對著一個勢均力敵的潛在霸主,它就不再是一個現狀國家,它會不遺余力地削弱並可能摧毀其遠方的對手。根據米爾斯海默的理論,潛在霸主不僅僅是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還應該是一個擁有強大實際軍事能力和巨大潛在權力的大國,大有希望支配和控制其所在地區的其他大國。它可以沒有立即與所有對手對抗的資本,但它必須有擊敗任一對手的樂觀前景和將對手各個擊破的良好前景。顯然,正是由于潛在霸主造成的巨大權力威脅,既有霸權大國才會采取必要手段予以打壓甚或毀滅之。
總之,進攻性現實主義基于權力最大化的霸權邏輯要求大國以地區霸權作爲追求的現實目標,而不是追求世界帝國或單極霸權的“無限擴張”邏輯,這是由巨大水體的阻遏力量和核優勢的無法實現所決定的。
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霸權邏輯與美國的“離岸制衡”戰略
與防禦性現實主義一樣,進攻性現實主義也是一種國際政治的結構理論,強調國家權力行爲的體系結構根源,區別于經典現實主義的人性根源。毋庸置疑,跟幾乎所有其他現實主義理論分支一樣,進攻性現實主義也是一種具有濃厚保守色彩的悲觀理論。其保守性主要體現在它對軍事力量的偏愛和對領土征服的眷戀。正是因爲看重陸軍在領土征服中的決定性作用,才使米爾斯海默花了大量心思和筆墨來論證地面力量的首要意義。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保守性還體現在它繼承了經典現實主義重視國家權力建設和國家間權力爭奪的傳統觀點,並基于曆史經驗得出國際關系的權力政治本質難以得到根本改造的悲觀結論。
進攻性現實主義也具有深刻的美國特性,體現在米爾斯海默爲美國大戰略設計之殫精竭慮的思考上,這也可以說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最具有現實政策意義的方面。進攻性現實主義從理論邏輯和曆史經驗的雙重角度勾勒了美國的大戰略,提出了“離岸制衡”的戰略設想。
根據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邏輯,謀求全球霸權的努力將是徒勞的,因此,獲得地區霸權可算是權力最大化的頂點,踞此高位的大國應該是一個維持現狀者,除非它遭遇一個勢均力敵的潛在霸權對手。米爾斯海默認爲,美國是現代曆史上惟一成功獲得地區霸權的大國,其他的地區霸權覬覦國如德國、日本和蘇聯都以失敗告終。因此,作爲地區霸權大國的美國,在未來的權力—安全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的首要途徑是防止另一個實力相當的異域霸權的出現。
從美國的曆史經驗看,“離岸制衡”是保證自己不從一開始就卷入歐亞大陸的大國爭霸戰爭以便塑造、擴大和維持權力優勢的惟一明智選擇。所謂“離岸制衡”戰略,就是米爾斯海默在其理論中不惜筆墨加以闡釋的“推諉戰略”和“制衡戰略”的有機結合。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爲,制衡與推諉是一個現狀大國用以阻止競爭對手挑戰和破壞均勢、維持利己的國際權力分配的主要戰略選擇。
制衡戰略指積極采取行動,直接參與遏制危險的對手,承擔阻止進攻者顛覆均勢的責任,以維護既有的權力分配現狀。制衡戰略的實施一般有三種途徑:一是外交渠道,向進攻者發出清晰的信號,表示將堅定地奉行均勢原則,即使這意味著戰爭也在所不惜;二是締建防禦同盟,構築外部均勢。但外部均勢常常啓動緩慢,效率低下,這是因爲整合盟國需要時間,各國在制衡任務的分攤上可能出現分歧,或者在聯盟的領導權問題上發生爭執;三是調動自己的額外資源,構築內部制衡能力,提升自己對抗進攻者的實力,這種途徑具有明顯的自助性質。
推諉戰略指在面對均勢挑戰者時逡巡不前,首先把遏止進攻者的重擔轉嫁給盟友或別國,自己則袖手旁觀,坐享其成。米爾斯海默認爲,權力受到威脅的國家懷有強烈的動機去奉行推諉戰略,因爲它(1)代價較低:戰爭的代價由盟友承擔,自己則搭了“便車”;(2)有利于均勢的利己轉移:進攻者和責任承擔者可能陷入長期的耗竭戰,使推諉者到頭來比二者皆強大;(3)減少直接威脅,避免多線作戰:當受威脅國同時面對多個危險對手並缺乏與之立即對抗的軍事力量時,推諉有助于減少威脅,有利于對敵各個擊破。
一般地,推諉戰略的實施常有四種方式:一是“禍水它引”,尋求與進攻者建立良好的外交關系,至少不刺激它,希望進攻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預先設計好的“責任承擔者”身上;二是與“責任承擔者”保持外交距離;三是動員自己的額外資源,把自己扮成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標,懾止進攻者;四是推動預期的責任承擔者增加力量,使之更好地遏制進攻者,增強推諉者保持旁觀的前景。
當然,推諉戰略也有致命的缺陷:一方面,責任承擔者可能無法遏止進攻者,使推諉者處于更加危險的戰略地位;另一方面,在允許責任承擔者增加力量的情況下,也存在著責任承擔者最終變得相當強大從而威脅既有均勢的危險,就如1870年德國統一後的曆史所展示的那樣。
米爾斯海默通過分析美國在曆史上扮演的“離岸制衡”角色,認爲,鑒于歐洲大陸和東北亞處于平衡的多極狀態,沒有一個潛在的大國控制足夠成爲地區霸主的權力,美國應該從歐洲和東北亞撤出駐軍,除非出現一個潛在霸主。因爲美國駐軍的存在肯定會使美國在這兩個地區發生大國霸權戰爭時一開始就卷入其中,而這樣做“沒有多大的戰略意義”。“美國最好要麽不卷入戰爭,要麽遲一點而不是早一點加入戰鬥,倘若必須參戰的話。這樣,與從頭到尾參戰的國家相比,美國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戰爭結束時也會處于一個贏得和平的有利地位,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戰後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大戰略設計含有孤立主義的思想碎片,它認爲美國應該或最好從過多、過重而可能過度耗費美國權力資源的難以承受的海外義務中抽身。
進攻性現實主義不是美國單邊主義的理論根源
行文至此,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邏輯和大戰略意義上的政策導向已經相當明確。顯而易見的是,盡管進攻性現實主義可以較好地解釋美國當前在國際政治中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但顯然不能據此草率地說它是美國政府對外政策中單邊主義的理論根源,因爲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霸權邏輯是地區霸主而非全球霸權,故從該邏輯推導出的美國大戰略是以“推諉—制衡”爲核心的“離岸制衡”戰略,強調美國抽身以維護霸權地位。正因爲此,米爾斯海默對美國政府的“單邊主義”作風和“先發制人”戰略持強烈批評和堅決反對的態度和立場。他認爲,帝國戰略的核心是單邊主義,它旨在讓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盡可能自由地行動,既不受盟友的束縛,也不受多邊制度、國際法的制約。他譏諷說,帝國戰略的“惟一錯誤是它行不通”。他指出,如果美國謀求建立一個帝國,哪怕是民主的美利堅治下的和平,這也將使美國成爲頭號公敵。因此,美國應該尋求減少其對外軍事幹預,慎重使用武力,而不是建立一個徒增反美仇美並置美國軍隊于全球前線的帝國。正是出于對帝國戰略、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的反感,米爾斯海默一直強烈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稱其爲“不必要的戰爭”,他是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解釋先發制人戰略和伊拉克戰爭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從而反對戰爭的33位著名國際問題專家之一。
實際上,正如米爾斯海默所提及的那樣,小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作風和先發制人戰略是近年來在美國思想界甚囂塵上且對美國政府決策層影響極大的“新帝國論”和沈渣泛起的新保守主義綜合作用的産物。這是基于“新帝國論”和新保守主義的理論規定性和政策指導性得出的符合實際的結論。先看“新帝國論”與單邊主義之間的聯系。其一,從目標上看,“新帝國論”致力于建立和維持一個美國沒有任何競爭對手的單極霸權世界;其二,從安全威脅來源看,它對全球威脅以及如何應付這些威脅做出了全新的分析;其三,從消除威脅的因應方式看,它認爲冷戰時期的威懾思想已經過時,面對跨國恐怖網絡,美國傳統的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戰略已經過時,解決不了美國當前面臨的安全問題,先發制人的進攻是惟一有效的消滅威脅的辦法,這就需要重新界定“主權”的含義,因爲恐怖分子沒有主權的約束,因此,美國也不能受主權的約束,將在任何地方先發制人;其四,從美國行動的國際制約看,它輕視現存的國際准則、條約和安全合作關系,認爲多邊合作機制會成爲對恐怖分子做出迅速反應和打擊的制約因素,而且由于其他國家和聯盟無力做出反應,美國在對恐怖威脅做出反應方面需要發揮直接和不受任何約束的作用,即便犧牲一定程度的國際穩定。
此外,正如衆多學者所指出的,新保守主義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當今美國政府對外政策的單邊主義導向。這突出地體現在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主張的以下特點上:第一,信奉以美國優越論和美國使命論爲核心的美國特殊論,認爲美國式文明堪爲世界楷模,認爲美利堅民族是上帝的選民,美國負有向全世界傳播美國文明、按照美國模式改造世界的天賦使命。第二,強調意識形態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和主導作用,認爲意識形態輸出既可以使美國在國際競爭中搶占“道德高地”,取得輿論優勢,也可以使經由美國模式改造的國家及世界更可能對美友好並接受美國的領導地位。第三,強調實力在對外政策中的首要作用,推崇實力外交,主張以美國的強大實力爲後盾向非西方世界推行美國式文明。
簡單地分析上述“新帝國論”和新保守主義的戰略導向和政策含義,我們可以發現,美國政府近年來的對外政策與這兩種理論的大戰略邏輯和政策推論驚人的一致。無論是退出《京都議定書》、《反導條約》,還是發動伊拉克戰爭、實施民主改造中東戰略,都是“新帝國論”和新保守主義理論的鮮活注腳!
總之,說進攻性現實主義是美國單邊主義對外政策的理論基礎和理論准備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因爲它嚴重忽視了進攻性現實主義關于全球霸權的否定性推論和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大戰略意義,尤其是忽略了它爲美國量身定做的“離岸制衡”戰略的政策含義。
http://www.sinoir.com/Article/xs/jgx/meshm/200604/1476.html
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于鐵軍
冷戰後現實主義理論內部的諸分支 現實主義常常被認爲是國際政治研究中占主導的理論流派（proach），而且在與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其他流派的理論交鋒中現實主義通常也以一個整體的面貌出現，但近些年來在國際政治和對外政策領域中出現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許多最激烈、最具啓發意義的論爭卻恰恰是在現實主義陣營內部展開的。比如，同爲現實主義者，在關于冷戰後歐洲和平的前景問題上，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和斯蒂芬‧範埃弗拉（Stephen Van Evrea）的觀點便迥然不同。前者認爲，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多極格局的回歸和歐洲各主要大國之間沖突的重新開始；後者則認爲冷戰後的歐洲已爲和平作好了准備"。而對于爲現實主義同盟作出重要貢獻的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來說，其"威脅均衡論"（balance-of-threat theory）所面對的最有力的批評也並不來自于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理論流派，而是來自同一陣營的另一現實主義新銳學者蘭德爾?施韋勒（Randall Schweller）。長期以來，人們對現實主義流派內部差異的認識一般來說還只停留在以摩根索爲代表的傳統現實主義（古典現實主義）和以沃爾茲爲代表的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的區分上，事實表明，目前現實主義流派內部爭論的複雜性單憑上述劃分已不能得到很好的說明。
冷戰的結束、國際格局的變動刺激著國際政治理論的創新。在理論與現實的互動以及現實主義與其他理論流派的辨論中，學者們逐漸認識到，嚴格說來，現實主義産不是一個大一統的、單個的理論，而是一個"理論群"，其內部存在多個分支。對這些分支作深入的考察，理清究竟是哪些理論假設爲各分支所共有，而又是哪些理論假設造成了各分支之間的差別，這方面的探討既可以加深我們對至今依然是國際政治主流理論之一的現實主義理論的理解，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弄清現實主義各理念分支的的政策含義，這對于國際政治這樣一門現實性、政策性很強的學科來說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對于現實主義理論自身的發展也是有利的。
近幾年來，在傳統現實主義和結構現實主義的原有劃分的基礎上，西方現實主義流派中漸漸凸現出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or aggressive realism）,防禦性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和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三個分支，本文擬對此加以簡要介紹和評價。在此之前，首先有必要對現實主義的一些共有的假設加以適當整理。
一、 現實主義的共同假設
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源遠流長，從修昔底德、馬基雅維利、霍布斯和盧梭到愛德華‧卡爾、摩根索、馬丁‧懷特、沃爾弗斯和沃爾茲，各個時代的現實主義大師從各個角度對國際政治的性質以及現實主義的主要原則作出了諸多精辟的論述。當代現實主義者對這些論述加以歸納整理，提煉出一些被認爲是構成現實主義核心"的基本假設。
羅伯特‧吉爾平認爲，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及馬克思主義一樣，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哲學理論，而不是一種可以證明或證僞的科學理論，但從現實主義的理論預設中卻可以引申出一些可證明的理論，如勢力均衡論和霸權穩定論等。人類主要不是以個人而是以他所效忠的集團的一員的面目出現的，而作爲社會政治生活基本單位的集團之間則是彼此沖突的。從曆史上來看，集團的基本表現形式曾出現過多種，如部落、城邦、帝國等，在現代世界，沖突集團的基本形式是民族國家。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國家行爲主要受國家利益的驅使，這種利益可以是經濟方面的，也可以是民族和領土方面的。盡管國家利益本身是變化的，其界定也受主客觀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因而具有某種不確定性，但維護國家利益仍然是國家的首要任務。力量和大國關系的極端重要性。在一個以無政府狀態和利益沖突爲特征的世界上，力量和大國關系將是國際事務乃至整個政治生活的主要特點。現實主義者視軍事力量爲政治事務的最終決定力量，同時也重視其他形式的力量，比如說經濟力量的重要性。
本傑明‧弗蘭克爾（Benjamin Frankel）在考察了諸多現實主義者關于現實主義傳統的論述之後得出了與吉爾平大致相同的結論。他認爲所有的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都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下列共識：首先，以國家爲中心，國家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行爲體。在考察國際政治時，現實主義者一般來說更注重解釋國家的行爲，而對個人以及類似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這樣的跨國行爲體則不太重視。其次，現實主義者將無政府狀態視爲國際生活的主要特點。在他們看來，由于國際社會中不存在統一的權威來保證協議來付諸實施並提供安全保障，所以各國必須依靠自身的力量來維護它們的利益。現實主義者雖不否認國家之間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國際制度的作用，但認爲它們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三，國家謀求自身安全或權力的最大化。第四，國家對外行爲的動因應該主要從國際體系中去尋找。第五，國家在追求權力或安全時奉行工具理性政策，但理性並不總意著成功。由于並不是總能夠獲取必要的信息，並且即使是能夠獲得信息，也還能保證信息正確，所以國家可能會判斷失誤。第六，重視武力的作用。國家依靠使用武力或者威脅使用武力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和加強自身的，預言軍事力量的作用已然喪失尚爲時過早。
現實主義理論有多種多樣，但上述共同假設卻使現實主義成爲一個整體。這些假設就國際政治的行爲主體及其外部環境、行爲主體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關系、行爲主體的目標、實現目標的手段以及自身的行爲原則等國際政治的主要問題作出了系統的回答。直到今天，以上述假設爲核心的現實主義仍然被認爲是國際政治學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研究綱領。有的學者還進一步指出，現實主義不僅是一種"科學的"綱領，它更是一種政治或者說是世界觀――所有的現實主義者都對人類自身的狀況、道德進步以及建造一個和平與和諧的世界的人類理性的能力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悲觀態度。對現實主義者來說，國際政治是人類集團與集團之間爲獲取安全、威望和權力而進行的一場持久的鬥爭。
二、 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
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分爲傳統（古典）現實主義和結構現實主義，這早已爲人們所熟知。兩者的區別，簡言之可歸結爲兩點。首先，傳統現實主義者認爲，國家就是要不斷地謀求擴大自身的權力，權力被 視爲目的本身，對權力的追求植根于人性當中；結構現實主義者則認爲，權力雖然重要，但卻只是一種手段，國家最終所關心的並不是權力，而是安全。其次，傳統現實主義重視國家之間的差異，主要通過單元層次上的分析來解釋國際政治後果，而結構現實主義者則主要從結構層次入手，認爲國際政治後果主要應該從國際無狀態和力量分布上來解釋。
近幾年來，從結構現實主義流派中又逐漸深化出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兩個分支。之所以稱其爲結構現實主義的分支，是因爲兩者均認同結構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即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安全通常是國家追求的首要目標。兩者的分歧則主要體現在，雙方在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質、國家對此所可能作出的反應以及國家如何才能獲得安全等問題上意見不一致
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強調國際體系的霍布斯主義性質，在他們看來，國際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安全的稀缺性，爲獲取安全而展開的激烈競爭迫使國家采取進攻性的戰略，結果便常常導致沖突和戰爭。正如米爾斯海默所指出的，"國家最初的動機是防禦性的，但國際體系的結構迫使國家去作進攻性的思考，有時則是采取進攻性的行動。"
對這一派學者而言，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內部差別相對來說並不重要，因爲來自國際體系強大而直接的壓力會使在中處境相似的國家采取相近的行動，而不論這些國家自身有何特色。要理解一國爲什麽會某一特定的行爲，人們首先應該考察該國的相對力量和外部環境，因爲這些因素將決定國家以何種方式來維護其自身的利益。⑿這裏需要說明的是，進攻性現實主義者並不主張國家一味推行擴張政策（如果擴張得不償失，那麽理性的國家就不會去擴張），他們只是認爲，國家問題爲其安全而擔憂，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存在以及國家間相對力量的不斷變化使國家總也不能認爲自己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安全問題，國家無法知道它們是否已經得到了足夠的安全，但它們卻積壓物資一件事情：一個擁有力量的國家糸一個沒有力量的國家要更安全。"于是各國都把擴大自身的相對力量作爲獲取安全的最佳途徑。這種認識使國家問題尋找一切機會來壯大自己，它們這樣做並不僅僅是因爲有某種明確的威脅它們必須加以面對，而更是因爲它們要未雨綢繆，准備就會那隱含在無法預測的未來當中的潛在的威脅。
基于上述不同認識，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針對當前現實政治中一些問題所作出的分析也便出現了差異，甚至是根本的不同。米爾斯海默于1990年蘇聯東歐巨變之際發表的論文《時光倒流：冷戰後的歐洲》是反映進攻性現實主義思想的代表性文本。在這篇論文中，米氏以訴和平前景表示了悲觀。他認爲，歐洲之所以在過去40多年和平，主要因素有三個：其一，這段時期歐洲處于兩極體制之下；其二，構成兩極的美蘇兩國軍事力量大致平衡；其三，大量核武器的存在。米氏指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必然導致國家間彼此競爭並間或發生戰爭，多極體系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使大戰的爆發就是很好的例子。相形之下，在兩極體制中，由于真正的大國只有兩個，它們彼此之間力量相當且相互制約，因而不太容易發生戰爭。換言之，兩極體制比多極體制更穩定。這種穩定性在戰後歐洲部署有大量核武器的情況下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因爲由相互確保摧毀所産生的威懾可以帶?quot;恐怖的和平"。但是，冷戰的結束使維護戰後歐洲和平的這三個因素均發生了變化。歐洲的兩極體制被多極體制所取代，大國的力量分布和核武器的分布前景也變得模糊不清，這使未來的歐洲已不會再象過去的45年那般穩定，歐洲有可能回複到以前戰亂頻仍的時代。
較之米爾斯海默，範埃弗拉對歐洲安全前景的分析要樂觀得多。首先，範埃弗拉並不認爲多極體制比兩極體制更穩定，因而歐洲國際關系向多極體制的過渡也就並不意味著戰爭的可能性增大了。其次，在範氏看來，在歐洲爆發大戰的體系層次和國內層次上的原因目前已經或正在消失。從體系層次上來說，核武器的大量存在、美國對歐洲安全的承諾以及知識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以往歐洲大陸"進攻－防禦"關系中對進攻有利的狀況，從而消除了戰爭的重要隱患；從國內層次上來說，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衰徽、民主主義的發展、社會分層化程度的下降、由革命精英所統治的國家的消失等，所有這些變化也都有利于和平的維持。當然，由于東歐原有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秩序的崩潰以及蘇東巨變使原來被壓制的民族沖突和邊界爭端有可能重新凸現出來，現在還不能說歐洲的和平、特別是東歐的和平已經有了保障，但可以認爲冷戰後的歐?quot;已爲和平作好了准備".。
三、 新古典現實主義
新古典現實主義是近年來在西方國際政治學界影響漸增的現實主義流派的一個分支。該分支對結構現實主義和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加以批判繼承，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理論特色。
首先，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吸收了結構現實主義關于力量的分布是國際政治和各國對外政策的首要決定因素的觀點，將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具體來說是遙相對力量（relative power）作爲自己理論的出發點，但對于大多數結構現實主義者關于國家對外政策的目標、國際體系的性質以及國內因素在塑造對外目標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的一些論述，他們則持否定態度。特別是，他們不同意結構現實主義視安全國家以政策首要目標的觀點，認爲這裏面存在著重大政府缺陷，因爲這種做法既沒有對不同國家的目標加以區別對待，也沒有考慮國家對外政策目標發生變化的情況。
譬如，對于那些對現有秩序不滿、甚或必欲打破之而後快的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s）"來說，安全便不是其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拿破侖和希特勒的目標是擴張和征服，而不是安全。正是基于這一點，施韋勒對沃爾特的"威脅均衡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施韋勒看來，沃爾特的同盟理論由于只把結盟看作爲安全目標所驅使的行爲而沒有考慮修正主義國家對財富、權力和威望等利益的不懈追求，所以它的一些主要結論，如"威脅是結盟的主要原因"和"制衡型同盟占絕大多數"，帶有一種明顯的"維持現狀的偏見"。
與結構主義不同，新古典派學者認爲，國家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是最大限度地謀求自身的國家利益（盡管國家利益的定義方式有多種），盡力營造對已有利的國際環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裏追求本國"影響力的最大化"：國家相對力量上升，它便在國外追求更大的影響力；而隨著國家相對力量的下降，國家的抱負和行動也便會相應地收縮。
關于國際體系的性質，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爲，國際體系即不像進攻性現實主義所說的那樣是霍布斯式的，也不似防禦性現實主義所認爲的那樣是平穩的，而是相當模糊的，處于無政府國際體系中的國家很難看清楚安全是稀缺的還是充足的，它們只能根據自己的主觀經驗去解讀充滿著各種不確定性的國際政治現實。23另外，針對防禦性現實主義關于國家可以從曆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從而約束自身行爲的假設，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在考察了包括歐內斯特‧梅（Ernest May）在內的一些著名曆史學家關于國際關系史中的"教訓"的論述後指出，"國家很少從過去發生的某一具體事件中得出某一教訓，一國得出的教訓從來都與他國不同，而且各國運用這些教訓的方式也是不一樣的。"防禦性現實主義者將他們認爲國家"應該如何"當作國家"實際上如何"，其結果只能是把曆史上國際體系中反複出現的大國爭霸的現實當作一種反常現象來看待，繼之轉而尋求國內層次的變量來彌補自身理論解釋力的不足，這樣的理論不能算做是一種好的理論。
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它繼承了古典現實主義重視單元層次分析的傳統，但其做法是將國內因素作爲中間變量納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同時它也不象古典現實主義者那樣假定國家行爲可以通過個人權欲來加以解釋。在新古典派學者看來，體系因素固然是國際政治和對外政策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但如果一種理論僅僅局限于體系層次，那麽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理論將無法對現實作出正確的解釋，這也恰恰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缺陷之所在。新古典派認爲，雖然國家相對力量是一種客觀現實，但國家人民代表大會如何認識這種現實以及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動員自身資源以實現本國的目標，這方面卻存在著種種不確定性。要理解國家是如何對外部環境進行解讀和作出反應的，人們必須分析體系的壓力是如何通過單元層次的中間變量，比如決策者的觀念、一國政府機構的能力及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等，來得到傳遞，並最終決定一國的對外政策的。這樣，新古典派便爲解決長期困擾現實主義理論的體系分析和單元分析相分離的問題找到了一條途徑。目前住院病人已經循著這條思路，對不同曆史時期的一些大國的外交政策進行有價值的分析。
從新古典現實主義上述觀點來看，該理論即吸收了新現實主義的體系論，又秉承了古典現實主義重視單位層次分析的傳統，並在不損害現實主義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假設的前提下，將決策者觀念和國內政府結構等一些新的變量引入到這一範式當中，這使得現實主義理論更接近于它所要解釋的現實世界。
四、 幾點思考
對現實主義流派內部諸分支作進一步的考察，這在學術界是近些年來才出現的理論動向。冷戰時期，兩極體制主導全球，與之相呼應，強調結構推理的新現實主義理論也在國際政治學界中占據中心位置。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兩極體制的崩潰，人們對兩極體制和多極體制究竟哪一個更穩定這一新現實主義所關心的核心問題已不再象以前那樣感興趣了。從目前來看，冷戰後國際沖突的原因主要來自于國家目標的不同和各種民族矛盾的激化，而新現實主義理論在這方面的解釋力則不能令人滿意。面對來看新的國際現實的挑戰，現實主義者們紛紛作出反應，他們或是對之加以補充和修正，或是對現實主義思想進行全面反思，本文所介紹的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便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學者們在這方面所作出的嘗試。
關于當前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和古典現實主義之間的爭論，筆者有這樣幾點看法：首先，論爭顯示了現實主義理論的活力。現實主義由于強調國際政治跌經驗性和連續性而常被批評者指責爲漠視變化、墨守成規，理論落後于現實。而目前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之間的論爭卻在提醒人們，現實主義理念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在努力修正自己，以求不落伍于時代。事實上，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現實主義並非對變化視而不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現實主義學者曾深入探討了國際政治中所發生的三大變化，即兩極體制和核武器的出現給世界政治所帶來的影響以及發達國戰爭的減少。只要有爭論，理論就不會僵化。目前現實主義內部所進行的決鬥是現實主義生命力和靈活性的體現，而不是理論退化的標志。
其次，論爭有助于現實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由上文的介紹中可以看出，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之間的爭論涉及到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質、該性質對國家戰略的影響、國家對外目標的差異以及國家能否從曆史中汲取客觀教訓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盡管這些討論目前還不能爲我們提供確定的命題，但毫無疑問，討論將會爲我們提供新的啓發，並有利于關鍵概念的進一步澄清，有利于各分支之間互相取長補短，有利于現實主義與其他範式，如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範式進行更具建設性的對話，所有這些都會對現實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産生積極的作用。
再次，學者們對現實主義理論加以整理和分類的目的在于加深對這一理論的理解，推動該理論繼續趨向深化，而不是將其加以割裂。上述三個分支的劃分可以爲我們認識當今現實主義內部的複雜狀況提供一條線索，但分類本身並不是目的。英國國際政治學大師馬丁‧懷特曾言，"在人文研究中，分類僅僅在其被打破這一點上才有價值。"其實，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情況又何嘗不是如此在解構的基礎上加以理論的重建，這大概是理論發展的一般道路。如何將上述三種現實主義理論加以折中，並進而形成新的具有更強解釋力的理論框架，這將是現實主義者未來所面臨的重要任務
最後需要補充的一點是，三個分支的劃分並沒有涵蓋當代現實主義理論的全部，如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便難以歸類于上述任何一個分支。現實主義理論是一個內涵異常豐富的複合體，其強大的包容性、核心假設的統一性和相對穩定性以及由其內部論爭所體現出來的靈活性和創新性使其能夠長期居于國際政治學主流範式的地位，這種狀況看來並不會因冷戰的結束而有什麽變化。
http://www.sinoir.com/Article/xs/xgd/200603/1340.html
一種國際政治的理論——結構現實主義評介＞蘇長和
肯尼‧華爾茲一些獨樹一幟的觀點在國際關系理論界是出了名的。其關于當今世界國際相互依賴程度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低的看法，以及核武器的擴散有助于系統的穩定，或者至少不會增加核戰爭危險的觀點，國際關系學者可謂人人皆知。當然，華爾茲在理論上最突出的貢獻，還是其1979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以下簡稱《理論》）一書，該書是當今國際政治研究領域影響最大，也是被征引頻率最高的著作之一。自該書問世以來的二十多年中，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經曆了許多論戰與變革，新的理論流派可謂層出不窮，但是無論是自由制度主義，還是新近風頭正勁的建構主義，討論的許多問題都繞不過《理論》一書，可見《理論》在國際關系學界的地位與影響，華爾茲本人也因爲該書而確立了自己在國際政治理論研究中的大師地位。
《理論》一書共分9章。第一章闡述了理論究竟是什麽，以及演繹理論較之歸納理論的優點。第二、三、四章批評了還原主義方法爲什麽不能夠解釋國際政治結果，第五章闡明政治結構是如何産生的，第六章考察了無政府狀態的特性以及國家在系統中預期的可能變化，第七、八、九章則對國際政治的結構理論進行檢驗，這三章比較了不同的國際系統，並對系統結構發生變化時，行爲與結果會有什麽樣的差異進行了闡述。按照作者所言，本書試圖解決三個問題。第一，試圖對已有的重要國際政治理論進行批判性考察；第二，力圖建立一種新的國際政治理論；第三，對新建立的理論進行檢驗。
本篇導讀有以下幾個目的：第一，理論是什麽？爲什麽理論是重要的？第二，《理論》一書說的是什麽？第三，怎樣看待《理論》本身存在的問題？
對理論的偏見與誤解
初涉國際政治理論的讀者，在剛接觸《理論》一書時，多多少少會爲該書結構所困惑，也爲該書前半部分晦澀難讀的章節所苦惱。爲什麽作者在一本探討國際政治理論的著作中，要花那麽大的篇幅去闡述究竟什麽是“理論”，或者說，一種國際政治的理論到底是什麽？如果國際政治的系統理論是一種科學理論，那麽按照科學的標准，其他各種國際政治理論還是國際政治理論嗎？在信強約請華爾茲撰寫的中文版序言中，華爾茲在二十多年後爲什麽仍然堅持認爲今天許多的國際政治“理論”——特別是新近的建構主義——都不是理論？
要解開這些困惑，必須了解科學意義上的理論究竟是什麽。在中國，一個純粹的國際政治理論學者，大抵都有類似的苦衷或者尷尬，當他在遇到一個純粹的政策研究者時，常常會被問及“理論到底有什麽用？”，“某某現象的發生徹底證明某某理論沒有用了”或者“國際政治就是權力遊戲的戰場，其他理論都是空洞的”之類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因爲學者們對理論概念的誤解，才導致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和政策研究者在溝通與對話上出現如此的困難。華爾茲在《理論》一書的開篇，同樣流露出這樣的苦衷，他說，“國際政治學者隨意使用‘理論’這一詞彙，經常用其來指代任何並非純粹描述性的成果，而很少只是用來指稱那些符合科學哲學標准的研究成果。”[4]這裏，華爾茲是從嚴格的科學哲學標准意義上使用“理論”一詞的，在後面也是從這個意義上延展他的理論建構之路的。他對被庸俗化和泛化了的“理論”表達了很大的不滿。那麽科學意義上的理論究竟什麽呢？
關于理論的概念有很多種，在此無須一一列舉。不過對以下一些關于理論的問題做一澄清，我們覺得對讀者進一步閱讀《理論》是必要的。
科學意義上的理論不能建立在價值判斷的基礎上。理論不是信仰，理論要能夠做到被檢驗，而信仰是不能夠被檢驗的。信仰對于信的人來說再多的證明都是不必要的，對于不信的人來說再多的證明都是無用的。那些建立在價值判斷基礎上的理論是不能夠被檢驗和執行的，不是科學意義上的理論。一種符合科學哲學標准的理論，其概念和假說必須客觀，精確，穩定，以及可測量。例如，以“軟權力”概念爲基礎的理論就是不可靠的理論，所以這麽說，因爲軟權力這樣的概念是不能檢驗因而也不能夠操作的，你如何去測量和計算美國軟權力的各個組成部分呢？當我們把美國文化對其他國家形成示範效應以及美國的政治制度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應變性看做是美國軟權力的重要內容時，我們就帶著價值判斷在看待和衡量權力。這樣的權力概念不是精確和穩定的，而是富有彈性因而也可以被隨意解釋的。結構現實主義，包括新近的進攻型現實主義的嚴謹之處，在于它們不會把無形權力納入到分析範疇中，這就使其理論變的很簡約，易執行，能進行邏輯推理。同樣，從科學意義上說，民主和平論也不是理論，因爲該理論的信仰者已經在價值上預設“民主”相對于“專制”是好的，盡管民主和平論的論調很動聽，也有蠱惑力，但從科學意義上說該理論卻是不可靠的。華爾茲之所以不把當前流行的建構主義視爲理論，很大程度上正因爲建構主義多多少少是建立在不可操作的觀念、認知等概念基礎上的。建立在價值假設基礎上的理論往往是動聽的，能夠打動人，但是它不可靠；而科學意義上的理論幾乎都是冷酷的，但是它在邏輯上很美。
理論是高度抽象的，是在遠離並簡化事實基礎上的智力活動産物。理論不是日常世界的總和，理論對現象進行合乎邏輯的安排和組合，它是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如果把“描述、解釋、預測”作爲理論的三個功能的話，那麽所謂的描述，不是簡單地對現象進行陳列或堆砌，而是把那些相互依賴的看似不相關的事實以合乎邏輯的方式進行組合。大多數政策分析者每年都對變動不定的世界形勢進行評述與綜合，告訴讀者什麽地區發生了什麽事情，但是除此之外，他們什麽也沒有說。他們告訴你的只是一個斑斑點點的世界，而不是重要現象之間如何具有相互依賴的世界。這不是理論意義上的描述，而只是羅列而已。理論還要做到對現象與規律的解釋，它“解釋什麽與什麽相聯系，這些聯系又是如何形成的。理論指出事物是如何運作的，如何聯系在一起，或者研究領域的結構是什麽？”在解釋的過程中，理論需要對無窮的現象進行分離、提取、歸並以及理想化，從而找出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構造出理想的模型，以回答結果是在什麽條件下産生的，不斷反複出現的行爲的原因是什麽之類的問題。理論具有解釋力，就有預測力。理論解釋規律，當它闡述特定條件下爲什麽一些行爲總會反複出現的時候，等于是在告訴人們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將會預期出現怎樣的的行爲。
但是，社會科學中的理論要做到確定無疑的預測總是困難的。社會現象的不可還原和不可逆轉性，使社會科學的理論家們不可能象自然科學的學者們那樣，可以在實驗室中對“社會現象”進行重複試驗。我們說一種社會科學理論具有預測力，是指該理論能解釋某一現象爲什麽發生，指出這一現象更有可能或者更少可能發生的條件，從而預期在同樣的條件下更有可能或者更少可能出現怎樣的行爲。但是，任何一種社會科學理論都無法預測某種行爲會在某個特定的時點發生。理論家不是預言家，經濟學家不可能准確預測到1929年大蕭條的爆發時點，同樣，國際政治學家也無法預測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點。但是，經濟學可以通過對投資市場結構的觀察與研究，告訴人們潛在的經濟危機可能會以什麽樣的趨勢呈現，國際政治學家則可以通過對大國關系的結構變遷研究，展示國際系統中可能的危機與穩定。
認爲好的理論一定也能很好地預測，那是對理論的神話。同樣，以爲好的理論可以包羅一切地解釋一切，那也是對理論的誤解。那些自稱可以解釋一切現象的理論是空的理論，表面上似乎可以對一切進行解釋，實際上等于什麽也解釋不了。我們時常喜歡用一種理論來解釋各種國際現象，也喜歡用不同的理論來解釋同一現象，以發現哪種理論更有解釋力量。其實，這種比較沒有多大的意義。任何理論都有其邊界和限度，理論的力度不是由它能夠解釋越來越多的事實來判定的，而是由在它設定的範圍內，它對特定事實的解釋程度決定的，也就是說，它要解釋什麽和不解釋什麽，能夠解釋什麽和不能夠解釋什麽。
許多研究者們喜歡用理論假設現實世界與的不一致性來指數理論的缺陷。如果你在研究中假定“個人或者組織是理性的，象經濟人那樣追求自己最滿意的利益”，那麽一些人可能就會列舉出無數的“現實”來指責這一假定存在的問題，比如“怎麽解釋非贏利組織的行爲動機”、“1963年以來的40年中，中國派駐非洲近2萬人次的醫療人員救治了近兩億的病人這種現象怎麽解釋呢”，如此等等。這是對理論假設又一極大誤解。理論構造出的是一個思想性的現實，但是不能說這就是我們體驗的“現實”。如果用現實的“現實”衡量理論構造的思想性“現實”，那麽後者永遠不可能與現實世界合而爲一或者逐一對應。理論是對現實的概化，其概念和假設並不必然就是現實本身，有時甚至與現實並不一致。政治現實主義在用“國家是理性的”這一假設開展他們的分析時，就是在概化和抽象的意義上理解國家的，我們無法也不能用現實中多樣的國家來數落他們這麽做有多麽的不對。從理論建設的要求上講，他們做出這樣的假定符合科學研究的邏輯。
結構現實主義要義
在《理論》一書中，華爾茲首先對流行的國際關系理論進行了批判，其批判性工作集中于兩點，一個是傳統主義的理論從方法論上說爲什麽不是一種國際政治的理論，另外一個是流行的系統理論爲什麽不是國際政治的系統理論。在華爾茲看來，以往的理論，包括經典現實主義這樣的傳統理論，多多少少存在著嚴重的還原主義問題，對國際政治現象提供了並不充分的解釋。所謂還原主義方法，就是“爲了解釋某一集團行爲，從而對其組成成員的心理進行研究的方法”，在國際政治研究中這種方法表現爲通過研究個人、國家官僚及官僚機構來解釋國際政治結果。換句話說，從個人-國家-國際系統三個層次上講，認爲戰爭等國際現象的原因存在于個人或者國家層次上的，就是還原主義的理論。還原主義理論著眼于單元或者國家層次，通過行爲者屬性的差異來解釋國際政治，華爾茲認爲它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外交政策或者國家的理論，不能夠解釋發生在系統層次的國際政治現象。在國際層次上，不同的國家可以産生不同的或者類似的結果，而類似的國家也可以造成不同的或者類似的結果；還原主義理論爲解釋國際結果所提供的原因，可以導致不同的國際結果，而還原主義所要解釋的國際結果，往往卻源于各種不同的原因。這就使還原主義陷入困難的境地，當似乎是産生國際結果的原因發生變化時，國際結果卻依然如此，因而，此種解釋不牢靠，也不充分，從嚴格的理論意義上說，它是一種不成功的國際政治理論。
在確立自己的系統理論之前，華爾茲還對自稱爲系統理論但在華爾茲看來根本不是系統的理論進行了剖析。自稱采用了“系統的經驗主義分析”的羅斯克蘭斯，他的理論也不是系統的，因爲在他的“系統”理論中，組成部分導致了整體的變化，因而仍然落入還原主義的俗套。曾經呼籲要在國際政治領域進行哥白尼式革命，力主從系統層次角度分析國際政治的霍夫曼，還是把單元層次的原因與系統層次的原因混雜在一起，並且在很多情況下，前者還占據著支配地位。所謂的系統，最終被納入並服務于霍夫曼一直堅信不疑的“由內及外”分析模式中。以國際政治的系統理論而聞名的卡普蘭，也沒有能夠把系統的特性與系統的環境以及該系統的各組成部分區別開來，導致其把互動意義上的國家間關系也歸爲系統層次的因素。因此，卡普蘭的系統理論，與其說是一種國際政治理論，不如說是一種分類法。
僅僅通過對國家內部特性的觀察，是理解不了國際政治的。國際政治中一再重複的行爲證明“低”層次理論解釋能力的失敗與不足。華爾茲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種國際政治的理論。在華爾茲看來，作爲社會科學的國際政治研究，首要處理的國際政治系統中集體的行爲而非個體的行爲，一種國際政治的理論，其目的應該在于解釋爲什麽即使個體行爲隨著時間改變，而在系統中的行爲卻如此有規律。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抛棄從國家層次入手的幻想。
在第四章到第六章裏，華爾茲逐步確立了自己的系統理論。華爾茲系統理論的兩個關鍵要素是系統的結構和互動的單元。結構定義的第一個重要原則是系統內各部分的排列原則。國際政治系統中單元的排列原則是分權的、無政府的。無政府狀態是國際政治經久未變的特性。只要彼此競爭的單元無法將無政府的國際政治舞臺轉變爲類似國內社會的等級制，國際政治的本質就始終沒有變化。第二個重要原則是，結構不能夠根據單元的功能來定義，因爲國家的功能是相似的，但是可以根據單元能力的大小來定義結構。互動單元的能力變化，會導致系統的變化。
這就是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的要義所在。結構概念在該理論中占據中心位置。結構存在于系統之中，而系統也因結構才得以成其爲系統，兩者不可或缺。以中國人熟悉的撲克牌中的升級遊戲結構爲例子。設想升級遊戲中的規則爲一種結構。參與遊戲的人不分男女老少愚鈍善惡，作爲一個理性人，其屬性是相同的，在這種規則結構下，他們都是按照自己的理性來出牌的，根據規則，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算計預期對方的行爲，因而做出自己的合理行爲。個人會有算計能力的高低之分，但是大體來說，其行爲可以根據設定的規則結構來解釋，或者說，其行爲是由結構決定的，而不是年齡性別因素決定的。在國際政治中，行爲體的行爲隨著結構的變化而變化，而不是根據自己屬性的變化而變化。結構是系統中一系列約束條件，通過獎賞某些行爲或者懲罰其他行爲來實現選擇。結構是原因，可以確定單元的形態，並最終使單元的運轉産生某種性質相同的結果。在《理論》一書中，結構“剛性”對單元來說有兩層功能性的含義，一是通過社會化進程限制和形塑行爲者的行爲，一個是通過競爭來調節單元之間的秩序。在既定結構長久不變的條件下，社會化和競爭會促使單元的屬性和行爲具有相似性。
在《理論》一書的最後三章，華爾茲把他的結構理論運用到軍事、經濟和國際事務管理中。在對不同的結構比較中，華爾茲列數了兩極結構在維護國際穩定上爲什麽優于多極結構。總的來說，華爾茲從國際政治的無政府性和國家是理性的假定出發，力圖在系統層次上解釋國家行爲的規律性，以使其理論與傳統的現實主義區別開來。無論從理論建構的科學性，還是論證的邏輯性和條理性上看，結構現實主義都要比經典現實主義，也比當今任何一種國際政治理論更接近理論的要求。正如基歐漢所評價的，“華爾茲理論的過人之處，不在于他倡議了一種新的理論研究或理論思考路線，而在于他努力將政治現實主義體系化，使之成爲一種嚴謹的、演繹性的國際政治體系理論。”[8]比起經典現實主義，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要更加簡練、清晰，因而也更容易經受住來自不同學派的批判。
對結構現實主義的批判
學者好以找出別人理論的缺陷爲己功。二十多年來，對《理論》一書的批判如同對它的贊譽一樣多。有的指責該書忽視了國家特性因素，沒有把國際關系與國內政治分析結合起來；有的學者認爲結構現實主義沒有顧及國際政治中規範性制度的含義，《理論》闡述的結構是物質結構而不是規範結構；有的學者認爲《理論》不能夠解釋國際系統中的變化，充其量只是一種靜態的理論。
不過，多數學者對《理論》一書的批判都未及要領，部分是因爲他們多多少少存在我在第一部分闡述的那些對理論的偏見與誤解。如果自身對理論的真正含義都語焉不詳，那麽又如何能夠對華爾茲建立的簡練精致的國際政治理論進行嚴格的學理批判呢。
理論究竟要解釋的是什麽？如果在它自身的解釋框架內能夠做到對現象的解釋，那麽它就是一個好的理論。如果把該理論本身不做解釋的，因此也不能解釋的現象作爲責難該理論的理由，那麽這就不是正確的批判。從科學哲學角度講，《理論》是一本嚴謹、高度概括且具有很強邏輯性的著作。不過在這裏，我們還是想指出《理論》一書所存在的幾個問題，供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注意。
結構主義者的思維象晶體結構一樣整齊劃一，它沒有給任何千奇百怪的“天資”留下余地，因爲它力圖通過唯一一套普遍決定因素來說明一切，因此其理論簡明有力，清晰而簡練。然而，這一優點同時也孕育了該方法的弱點，即它常常過分強調結構的自主性存在，強調其對系統變化以及單元行爲的強大約束力而忽視了單元的能動性，也無法解釋個體之間的獨特差異，從而成了一種單調乏味的構架。
也正因爲如此，如同許多對《理論》一書的批判一樣，結構現實主義是一種靜態和保守的現實主義理論。說它是一種靜態的理論，一方面因爲它把結構中的無政府狀態預設爲國際政治不變的特性，另外一方面因爲它抽象掉了結構轉換和系統進程中單元互動的因素。華爾茲承認因爲結構存在時間長，所以看起來是靜態的，但實際上，在華爾茲那裏，國際政治的結構千百年來都沒有發生什麽變化，結構驚人地相似，因此曆史也驚人地相似。確切地說，華爾茲的結構理論對系統進程的因素置于不顧。
這就使其理論面臨以下一些問題：它關注的只是特定結構下國家行爲的基本原則，而不能對結構轉換過程中國家的國際行爲變化做出比較；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既定結構下國家的國際行爲的相似性一面，但是它不能夠解釋在結構不變的情況下，爲什麽國家的國際行爲還具有很大的差異性；甚至最致命的問題是，由于它的結構是自我設定的，它連既定結構爲什麽會發生變化都解釋不了，許多學者批評華爾茲的結構理論不能解釋冷戰兩極體制的崩潰，理由也正在于此。華爾茲結構理論這種非曆史性無疑是其致命的弱點。
第二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是，結構現實主義是一種均勢理論。華爾茲自己也承認，在單極世界裏，無政府體系的排序原則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換，也就是說，此種體系與其說是無政府體系，還不如說更接近等級體系。當系統中各部分的排序原則發生重大變化時，對國際政治的解釋就不是國際政治的結構理論所能勝任的了。
這裏就會引申出這樣一個問題，華爾茲結構理論中關于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一成不變的假設，隨著國際政治的變化，是否還具有分析性的意義？在國際政治的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單極政治現象，或者試圖把多極世界轉換爲單極世界的政治努力。而從學理上講，政治社會的演繹邏輯力量最終會使任何無政府狀態的社會從權威分散型的社會向權威集中型的等級制社會轉變，無論是將權威集中到一個霸權國家手中，還是過渡到一個更高的國際機構手中，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的屬性都會發生變化。華爾茲一再聲稱國際政治的結構理論與國內政治的結構理論存在原則上的不同，他的結構理論是以無政府狀態爲基本分析前提的，從而告訴讀者其理論要解釋什麽和不解釋什麽。
這是華爾茲的過人之處。但從另外一反面看，這也正是阻礙其理論進步的問題所在。從更嚴格的意義上說，華爾茲的理論與其說是建立在無政府假設基礎上，還不如說是建立在多極體系的基礎上。
讀者如果換個思路，不是從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出發，而是從霸權體系到多極體系的角度出發思考華爾茲理論，其理論存在的問題就會暴露出來。我們可以發現在《理論》一書的後部分，華爾茲盡力回避用霸權體系下的國際政治來檢驗他的理論。聲稱結合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在近年國際關系理論中頗有影響的進攻性現實主義也在回避這一問題。因爲很清楚，一旦國際政治回到霸權體系狀態下，結構主義理論（無論是防禦性的現實主義還是進攻性的現實主義）就不能解釋此種狀態下的國際結果。
最後，我們知道，結構塑造與決定行爲的邏輯一般會從兩個方向展開，也即相同的結構會對不同的國家産生不同的影響，也會對不同的國家産生相同的影響。華爾茲的結構理論強調結構的後一種作用，也就是社會化與競爭會使國家的行爲走向接近。進一步說，按照華爾茲的邏輯，結構會不會塑造出同樣的國家行爲，從而使國家模式也趨同呢？如果真的如此的話，傳統的以國家爲基礎的政治理論和比較政治研究就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研究的視角與主題，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國際競爭與社會化因素如何促使國內結構趨同這個問題上。反過來說，如果國家的許多國際行爲並非如華爾茲所斷定的那樣是由既定的國際結構來解釋的，或者說，既定的國際結構並不決定國家的國際行爲往相似的方向發展，那麽，華爾茲的結構國際政治理論在邏輯上就是成問題的，在經驗上也是不可檢驗的，難免有極端的“結構決定論”之嫌。顯然，在《理論》一書中，華爾茲對這個作爲其理論重要假設基礎的問題只是一帶而過，闡述不清。
《理論》一書在結構對單元産生影響另外一個重要方式——社會化——闡述得也不充分。所謂社會化，是指集團或社會以自發和非正式的方式樹立起的行爲規範，並對其成員的各異行爲和意見産生某種約束作用，從而使成員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在彼此的互動中得到減少，呈現同質性。因爲處于同一系統中的所有成員都是互相聯系的，共爲系統的組成部分，系統以不同方式確立規範，並鼓勵單元遵守這些規範。而處身其中的成員也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感受到這些規範的存在，並在彼此具有某種循環性的互動中遵守這些規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再造這些規範，從而使系統的同質性得到維持。不過華爾茲對行爲體社會化的討論顯得極爲單薄和膚淺，讓人吃驚。細想起來，華爾茲的理論中其實沒有什麽“社會”成分，更不用說他對個體可以被“社會化”到“結構”中去的概念了。如果社會化所起的全部作用只是改變行爲，那麽社會化的概念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義。溫特在批評華爾茲這個缺陷時不無正確地指出：“如果行爲體在社會過程中被納入的結構沒有‘社會’內容，把行爲規範的造就稱爲社會化就是空洞的。”有關這些問題，可能是《理論》一書在論證上最欠缺的地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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