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評《國際政治分析架構》所言：
李偉成、譚溯澄譯（K.J. Holsti原著）的《國際政治分析架構》（臺北：幼獅文化，1991）和後評[美]西奧多A.哥倫比斯、傑姆斯H.沃爾夫的《權力與正義》（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
基本上都是以強調科學方法的行為主義系統論之架構，折衷著理想與現實主義。
林碧炤的《論國際政治的持續與轉變》（台北：桂冠，1987）又是以強調科學方法的行為主義系統論之架構，折衷著理想與現實主義之書。
懶得去理啥折衷理想與現實了，啥國際關系？我研讀國際關系的心得是：只要是不赤裸地析判超強霸權（現是美歐），那麼所有的理想最終都會淪為現實的藉口、合理化、遮羞布、打手、走狗或共犯。
所言極是，如洪郵生之貼文＜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一種經久不衰的主流範式＞
是嗎？那就隨便貼些八卦及論文：
林碧炤
學歷
英國威爾斯大學國際政治學博士
經歷
總統府副秘書長
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政大外交研究所教授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政大外交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政大副校長致歉？ 林碧炤避不多談TVBS08-06-23
面對莊國榮連續3天出面指責，政大還是堅持要將校教評會「不續聘」處份送交教育部，莊國榮指稱，其實對這決議，政大校教評會的召集人也就是副校長林碧炤，有致電向他道歉；表示結果若導致莊國榮都不能再任教職，絕對不是政大的本意，TVBS當面向林碧炤求證，他卻不願意對此再多說。到底有沒有跟莊國榮道歉，政大副校長林碧炤低調到不行。政大副校長林碧炤：「由樓主秘統一發言，我們早上已經大家開會，做了這個決議，所以打給莊老師。」記者：「是您私底下自己的立場？」林碧炤：「這個由樓主秘統一發言，就是代表學校的立場。」
就是不願意再多說，一切尊重校教評會最後決議，林碧炤手機關了一整天，拒絕記者採訪；但根據TVBS掌握到的消息，當初三級三審莊國榮案時，在院教評會第二關卡，曾接獲校方指示，如果不贊同記過懲處、停聘等建議，就必須選擇其他像「不續聘」這樣的處份。
究竟政大高層有沒有給壓力？導致最後莊國榮只有一條路能走。政大主秘樓永堅：「尊重校教評會的決議，本校不續聘的決議不會改變，我們將在本週五按照程序，報教育部核定。」
按照教師法14條規定，不續聘是莊國榮不能在政大任教，但莊國榮詢問教育部後，解讀懲處結果就是終生不能擔任教職；問題的癥結沒有共識，懲處文件星期五前就會送到教育部，所謂「不續聘」將作何解釋，屆時勢必又會引發關注。
另參本館＜學官兩棲＞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2699421/20080130074613
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的沿革＞秦亞青
[摘 要] 本文探討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過程,也試圖討論它的未來走向。1919-1948年是國關理論初創與理想主義主導時期,源于對一戰的深刻反思,理想主義謀求實現一個想象中的和平世界。從二戰到1979年是現實主義的主導時期,以二戰和冷戰爲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現實主義理論框架,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在理論上做出了重大貢獻。1979-1992年是自由主義複興時期,新自由制度主義成爲理論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義流派,與新現實主義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強調觀念和認同的建構主義興起,逐漸與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形成三足鼎立。今後,國關理論將更多地表現出進化思維、權利政治和多元理論的發展取向。
國際關系成爲一門學科有近100年的曆史,1919年英國威爾士大學設立第一個國際關系教席是國際關系學科成立的標志.學科的建立反映了人們對一戰的反思和對消除戰爭的希冀.從1919年起,國際關系理論的沿革經曆了四個主要階段.本文主要探討在這四個階段中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與變化,並討論國關理論可能的發展取向。
一、國際關系理論初創階段與理想主義的興起(1919-1948)
一戰後,人們希望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社會.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計劃,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義思想。威爾遜理想主義的核心是建立一個可以維護世界和平的超國家組織,具體體現在國際聯盟上面.威爾遜主義影響深遠,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到第三個階段,即自由主義複興時,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將威爾遜理想主義中民族自決、自由貿易、國際組織等觀念重新整合梳理,並使之理論化.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關系思想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曆史上許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勞秀斯、康德等人都有著關于政治和國際政治的重要論述,但沒有統合成爲國際關系理論的體系.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至多是一些關于國際關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議.因此,1919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是國關學科的初創階段、或曰幼稚階段.從理論角度講,理想主義是這一階段國際關系的主導理念,考慮的是"應然"問題,就是世界應該是什麽樣子.在方法論方面,國際關系遠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論體系,主要是借鑒曆史學和國際法的研究方法.威爾遜的很多思想來源于國際法,他本人在任大學教授時期主講課程也是政治學和法學.另外,一些國際聯盟的積極倡導者,如塞西爾、勞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者。
但是,國際關系理論在第一個發展階段中發生了一個重大的"斷裂",這就是1939年卡爾《二十年危機》一書的出版.該書矛頭直指威爾遜理想主義.卡爾認爲,在國際關系思想界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一種是烏托邦主義,即威爾遜理想主義,一種是現實主義.理想主義的典型實例國際聯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屢遭失敗,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把世界設想得過于理想,與現實脫節.國聯的失敗也是理想主義的失敗,它忽視了現實世界到底是什麽樣子的問題,亦即"實然"問題.卡爾指出現實主義是一種和烏托邦主義對立的理念,它所重視的第一要素就是權力,最核心的一點是怎樣看待權力和道德.卡爾認爲這個世界上沒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麽是道德,怎樣遵循國際道德,國家怎樣具有自己的道德,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權力這-核心問題上,卡爾對理想主義的尖銳批判使這本書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響,但最大的震撼還是來自二戰.《二十年危機》首版在1939年,當時戰火初起g此書于1946年發行第二版,二戰剛剛結束.二戰的實際似乎印證了卡爾的預言,此書影響力進一步加大.二戰前人們紛紛談道德和秩序,但卡爾說,國際關系的實質是權力.所謂的道德,所謂的維持國際秩序、國際組織,都是維持現狀國家的口號,德國不會這樣思考問題,不滿意現狀的國家必然要加強實力去改變現狀.《二十年危機》使得理想主義的發展出現了"斷裂",爲戰後現實主義的興起做出了重要的鋪墊。
二 、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階段與現實主義理論體系的確立（1948-1979）
第二階段開始的標志是1948年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書的問世.如果說卡爾在理論上的重大貢獻是界定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大流派並突出了現實主義理論的話,那麽,摩根索則建立了現實主義的理論體系,系統表述了現實主義的整體思想、基本原則和運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稱爲"戰後現實主義之父".由于國際關系有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所以,作爲一門學科,它開始走出幼稚階段,進入發展階段.戰後最初幾年,美國一度壟斷原子彈,被稱爲"短暫單極".但冷戰很快就開始了,美蘇對峙局面迅速形成,這種國際政治的背景又給現實主義增添了發展的土壤與證據.美蘇對峙的本質是軍事對峙,最終體現在戰略均勢上面。在這個階段,國際關系研究的重心轉向美國,現實主義成爲國際關系理論的主導範式,國際關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中展開的.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是:權力(特別是軍事實力)是國際關系的最根本因素,國家的利益至高無上,普世道德是沒有意義的.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中最極端的表述是將國家的一切行爲動機歸于獲得權力、增加權力和保持權力.權力不僅是國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爲國際關系的目的和國家本身的目的.現實主義作爲主導理論持續30年.在這個大框架下,許多針對實際問題(如:戰略威懾問題、安全困境問題等)的研究深入展開,使國際關系學進入了迅速發展時期.標志有兩個:
其一,現實主義高度理論化。《國家間政治》提出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問題,但全書理論化程度並不很高.之後經過衆多學者的努力,一些有影響的理論相繼出現,理論化程度越來越高.比如強調權力結構決定世界體系穩定的霸權穩定論,認爲霸權國和挑戰國之間相對權力變化會導致戰爭的權力過疲論等.再如,卡普蘭的體系論、文利森的決策理論等也使國際關系研究進一步規範化.《集體行動的邏輯》的作者奧爾森從經濟學角度也提出了國家興衰理論,指出大型分配聯盟是國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戰爭可以將原有的社會結構全部打亂,所以戰後會有迅速的經濟發展-m經濟學家嚴謹的方法論更加受到重視.有人用這種理論專門分析了戰後德國和日本的發展,也有人試圖把此理論運用到分析中國"文革"後的發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會科學方法爲基本方法的方法論體系.在國關理論的幼稚階段,很多學者是從曆史學、法學轉行研究國際關系的,前者沿著曆史學的方式進行研究,後者沿著國際法學的脈絡展開分析,國際關系理論本身在幼稚階段沒有自己的方法論.在現實主義主導階段,國關理論在方法論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戰後美國出現的社會科學繁榮,人們強調社會科學向自然科學靠攏,行爲主義開始主導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行爲主義堅持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一元論,認爲二者本質上一樣.與此相呼應,國際關系學學者努力將自己的理論體系化爲一種極其筒約的理論,能夠用公式表示出來,能夠用定量方法計算出來.不僅在國際關系學界,在整個政治學界都出現了這個趨勢.所謂國際關系學第二次大論戰主要是方法論論戰,爭論焦點在于自然科學的方法到底能否運用到國際關系研究之中.結果是科學派占了上風.這種結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將國際關系學科的方法論逐漸統合起來,形成了比較"硬"的國際關系科學方法論.與之相關的數據收集也積極展開.比如,在密歇根大學建立了龐大的戰爭數據庫,收集了自拿破侖戰爭以來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戰爭數據,建立了"戰爭相關系數"體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過,這樣做的負面效應是建立起科學方法論的話語霸權,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邊緣化了。
國際關系理論和方法論這兩條主線的發展,到1979年彙聚到一個頂峰,即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L以自然科學理論標准衡量,此書至今仍是國際關系理論界最嚴謹、最簡約的著作.它以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爲基本前提,將以主要國家實力分配爲基本內容的體系結構視爲國際政治的核心變量,形成了以國際體系結構解釋國家行爲的嚴謹理論體系,簡稱"結構選擇".以方法論的標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論簡約性和可證僞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論假設,通過理論、假設、數據、驗證的步驟,得出分析結果.《國際政治理論》是國際關系學引用率最高的書,是第二階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和學科趨于成熟的標志.當時的國際政治背景,尤其裏根上臺後美蘇展開的第二輪冷戰,似乎再度證明了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不可取代的。
三、國際關系理論繁榮階段與自由主義的複興(1979-1992)
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學科的繁榮時期,以現實主義危機和自由主義複興爲基本標志.20世紀70年代初,國際政治現實中出現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垮臺、美元貶值、越南戰爭、石油危機等一系列事件,這使人們開始反思現實主義的許多基本命題是否還能解釋國際關系的現實.將1979年作爲國關理論發展的第二和第三個階段的分野是因爲此年《國際政治理論》出版.此前兩年,即在1977年,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權力與相互依賴L在這本理論著作之前,兩人也已提出過"跨政府關系"的概念,對國家作爲單位提出了質疑.m《權力與相互依賴》否定了現實主義的三個基本假定,雖然由于第二輪冷戰開始的政治大背景,該書沒有立刻掀起理論論戰,但它是自由主義全面複興的序曲。
《權力與相互依賴》提出的三個與現實主義針鋒相對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現實主義以國家爲國際關系惟一行爲體的命題,認爲國家不是單一的理性行爲體,其他超國家和次國家行爲體也在國際關系中發揮著重大影響.第二,軍事安全並非總是國家的首要問題。其他問題也會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第三,軍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國際關系中實現國家對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華爾茲對摩根索的理論做了兩個重大修正.一是把國際政治的第一推動從人性改變到了無政府性.人性難以科學化,是難以驗證的東西,華爾茲的理論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論變量都是可驗證變量,這樣華爾茲否定了摩根索現實主義的第一原則,亦即人本性好鬥。華爾茲認爲國家間戰爭的根本原因在于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華爾茲認爲權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華爾茲理論又被稱爲"防禦性現寒主義".在無政府狀態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軍事力量,因此,華爾茲主張權力的合理性夠用.但是,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基歐漢和奈提出了質疑,是否只是軍事手段才是權力?例如,軍事強大的美國和軍事屬弱的加拿大爲鄰,是否美國可以因漁業糾紛而派兵進攻加拿大?基歐漢和奈認爲軍事手段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保障國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權力不僅僅是軍事力量,權力也可以來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對等的,不對稱的相互依存産生權力。
1977年以後,特別是進人80年代後,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有影響的國際關系自由主義理論包括:邁克爾?多伊爾和布魯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論",認爲民主體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貿和平論,繼承了亞當?斯密的思想,認爲只要國際上有一個開放的商貿體系,國家就不會發動戰爭.梳理起來,共有五種形態的自由主義,即:共和自由主義、相互依存自由主義、認知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和制度自由主義.各種理論紛紛出臺,形成了繁榮階段的高峰時期。
在諸多自由主義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化程度最高,這主要歸功于基歐漢.新自由制度主義在方法論上沒有新的貢獻,而是嚴格繼承了科學方法論,堅持科學實在論和物質主義本體論,堅持國際關系中客觀規律的存在和可發現性.從這個角度來說,華爾茲和基歐漢都借鑒了徽觀經濟學的理論,在理性主義這個大範疇中進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根本突破始于對現實主義一個重大理論——霸權穩定論的批判.霸權穩定論是華爾茲結構現實主義的典型範例,它的基本命題是國際體系中實力分配的結構決定這個體系是否易發戰爭、是否穩定.霸權國可以遏止戰爭,一旦沒有霸權國,則會狼煙四起.根據這個理論,霸權國在軍事經濟上占有絕對優勢,且建立起規則、機制和制度來維持霸權地位,同時也維持著世界秩序.70年代中後期,人們普遍認爲美國霸權衰退了,《大國的興衰》反映了這種共識.該書的基本觀點是任何大國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國戰線太長,太多的承諾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資源基礎.根據霸權穩定論的基本理論,只有霸權國把自己的軍事經濟實力重新恢複到最高點,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規則、機制和制度,維持體系本身的穩定.基歐漢則認爲,維持秩序既靠權力,也要靠制度,如一個國家或社區成員服從制度,在沒有強權保障秩序時,仍然可以維持秩序,實現穩定.霸權國(指美國〉在權力鼎盛時的1945年領導建立了一系列的國際制度,根據霸權穩定論的說法,霸權國一旦跌落,它所領導制定的制度也隨之瓦解.但基歐漢指出,這種供應學派觀點是不適當的,應當從需求角度思考這個問題.即便制度是霸權國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體系中國家對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權國權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會全然瓦解,國際制度仍然可以是維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國家闊的合作.1984年,基歐漢出版了《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L作爲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代表作,該書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比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學派的制度理論,也使新自由制度主義成爲了衆多自由主義流派中理論化程度最高的理論,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階段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發展:
其一,二戰以後在英國出現的"英國學派"此間取得了重大進展.英國學派大致可以歸爲社會自由主義學派。早期重要學者馬丁?懷特在卡爾分類的基礎上,將國際關系理論分爲現實主義、革命主義和理性主義,分別對應著霍布斯傳統、康德傳統和格勞秀斯傳統.前兩者類似于卡爾所說的現實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第三類則是懷特的貢獻.國際社會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戰的原始狀態,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約束的社會性結構.懷特閘釋的理性主義成爲英國學派的基本理論出發點.布爾是英國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會》在70年代冷戰非常激烈之時提出可以建立一個有規則管理的國際社會.英國學派發展至今,出現了新的一代以及《國際社會與國際關系的發展》等代表作.布贊的《世界曆史中的國際體系》發展了英國學派的核心思想.盡管他本人不承認自己屬于什麽學派,但布贊探討國際社會向世界社會的演進,其方法論特征也已經比較明顯,即從曆史中提煉理論,這與英國學派的基本研究脈絡是並行不悖的.[叫比如說,談國際社會、國際體系,不像華爾茲那樣當成是超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曆史中的發展演變過程.這樣,曆史演進就成了英國學糠的主要研究方法.與曆史學家不同的是,這種曆史演變的方法著重于在曆史中提煉國際關系理論的概念,是史學與國際政治的融合、史料爲政治學研究服務.這種方法的優點是有大的曆史觀,很容易形成一種發展和進化的理論,弱點是以科學觀來看,英國學派理論難以提出明確的因果關系假設,缺乏理論陳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論對主流理論的抨擊日趨尖銳.一方面,20世紀60年代發展起來的依附理論仍然在發展中國家有著很大的影響,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也在進一步發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論也開始與主流理論正面交鋒.1984年,基歐漢主編《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論和後現代理論對新現實主義的質疑和批判.雖然主流理論後來沒有高度重視非主流理論的力量,真正的對話並沒有深入展開,但非主流理論的批判一直沒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繼問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産、權力與世界秩序》(1987)、林克萊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現實主義:批判理論與國際關系》(1990)、埃爾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別與國際關系》(1987)等都對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加大了第三階段的爭鳴力度,爲下一階段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四、國際關系理論的三足鼎立時期與建構主義興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國際關系理論範式分野再顯清晰的時期,標志是建構主義興起並與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態勢。建構主義在西方社會科學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國際關系學中,現實主義在第二時期形成話語霸權,並借助科學方法論的工具,加之建構主義在國際關系領域自身沒有形成高度理論化的體系,所以一直處于邊緣狀態.20世紀50年代對歐洲一體化的研究表現出了建構主義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爲代表的功能主義學派、以哈斯(Ernst Haas)爲代表的新功能主義學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爲代表的社會交流學派等。但由于冷戰的反複持續和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曲折複雜,這些學派沒有形成重大的影響。
80年代末,奧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構主義這一術語正式引人到國際關系學,並出版著作《我們造就的世界》.對國際政治學建構主義做出最大貢獻的是亞曆山大?溫特.溫特1987年在《國際組織》上發表了一篇以行動者和結構的關系爲內容的文章《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開始探討國際政治的社會因素.1992年,溫特發表了《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立刻引起轟動,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開始得到廣泛關注,因此可作爲國際關系理論發展進入第四個階段的標志.溫特的這篇文章質疑的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研究的起點問題——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作爲事實接受下來,以此爲起點開始研究.但溫特指出,這種接受"無政府邏輯"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質疑."無政府邏輯"並非只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接受的那種霍布斯邏輯,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內的多種邏輯."無政府邏輯"也不是亙古不變的客觀存在,而是行爲體在社會實踐中建構起來的社會事實,有別于自然科學中的自然事實.國家利益、權力政治這些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同樣也是社會實踐建構的産物.這些思想集中體現在溫特1999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這部著作與新現實主義大作《國際政治理論》形成鮮明對照,被認爲是20世紀國際關系學最後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構主義對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形成了根本性挑戰,並逐步與後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條是它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存在不可通約的本體論觀點,認爲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認識論、本體論、方法論三個方面的機械一元主義是不能成立的.建構主義強調觀念、認同、文化的重要性,認爲國際體系的物質性結構只有在觀念結構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義。考察兩個國家的關系,不要只看它們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鄰國,也要看它們到底是敵人還是朋友.溫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國並不擔心英國的一百枚核彈頭,卻十分害怕朝鮮的一枚核彈頭.因爲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敵人。
現實主義仍在發展.當前具有代表性的現實主義理論是所謂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它可被視爲現實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也是後冷戰時期最典型的、最激進的現實主義,代表作是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雖然這部著作的理論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現實主義意識卻超過了以往的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從兩個源泉獲得了靈感,一是摩根索的權力論,二是華爾茲的結構論。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爲,國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權力是第一要素.但國際體系的元政府結構卻決定了國家永遠無法知道自己擁有多少權力才能實現這一目標,所以,國家必然追求無限大的權力,因而爭霸也就成爲大國關系的必然態勢,爭霸的結果又取決于經濟和軍事實力.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爲大國爭霸是國際關系的鐵律,人是沒有任何作用的,這是機械唯物主義的錯誤.正因爲如此,進攻性現實主義才是極其悲觀的現實主義,悲觀程度超過了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過了摩根索的傳統現實主義,摩根索至少還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藝術恰恰是人之所爲。
自由主義的發展也仍在繼續.一是制度合作研究進一步深人,阿克塞爾羅德的複雜系統和合作進化理論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僅研究國家在國際體系中通過複雜學習程序進行合作的問題,也研究其他行動者和生物體之間在複雜系統中的合作過程.還有學者將自由主義的幾個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體和國際制度結合起來研究戰爭與和平問題,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論.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發展迅速的階段,以元政府治理爲基本內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多邊主義與多邊國際組織再度成爲自由主義研究的重點之一.與之相關的是軟權力的概念,因爲在全球治理中,僅僅依靠硬權力是遠遠不夠的.三是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結合.自由主義從第三階段起就開始注意國內國際政治的相關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雙層博弈模式,強調了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的關系.海倫?米爾納在1991年的一篇論文中就對以無政府性劃分國際國內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顯地沿著國內國際政治的結合部位和相互影響方面發展。
五、國際關系理論發展走向
從國際關系理論的沿革曆程來看,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可能會有以下幾個走向。
首先,從強調循環向強調進化發展.回顧社會科學(不僅僅是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大理論有兩種明顯的思維取向.一種是認爲整個理論體系是循環的,人的社會運動也是循環的,湯因比的"文明循環論"和米爾斯海默的霸權輪回圃等都有著決定論的循環理論色彩.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也是如此,認爲只要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質不變,國際體系中的行爲體都會圍繞權力這一軸心運轉,這是不可更改的客觀規律.但理論發展到自由主。之後,很大一部分就不是這樣了.自由主義的制度觀是進化性理論,制度是人爲的社會事實.基歐漢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最簡單的表述是"制度選擇"——制度可以促成國家間的合作行爲,若將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動性考慮在內,就是人通過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這個命題確實反映了基歐漢的思想,那麽意味著國際關系的整體發展可以走出循環圃,不斷地向更趨合理的方向發展.建構主義則進步突破機械的曆史循環論,突出了人的觀念的力量,重視人的實踐活動的建構功能,強調了文化的作用.從循環理論走向進化理論的實質是關注人的能動性.如果說華爾茲的理論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歐漢的制度自由主義則是人有限能動的世界,而溫特的建構主義則是人積極能動的世界.人的能動是國際關系和曆史的推動力,人的複活也是國際關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從權力政治向校利政治發展.在現實主義頂峰時期,權力變成了一切國際關系活動的核心.二戰後,摩根索建立現實主義理論大廈時,權力就開始走向神話.如果以權力爲政治活動目的的情況持續下去,人類是永遠沒有希望的.當然,在當今國際關系中,權力仍十分重要,沒人會否認這一點.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種越來越清晰的理念軌迹,它在更多地向權利的方向發展.後現代國際關系理論、女權國際關系理論,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構主義理論都表現出這種迹象.即使把國家作爲主要的國際政治行爲體,作爲國際社會的成員,國家之間爭鬥的原因很可能是權利沒有得到承認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脅.對等關系是要承認擁有平等的權利.即使對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認對方的權利,就會形成不解之結。民族之間、個人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權力和權利是政治學中永恒的概念,核心問題是誰是目的,誰是手段.如果人類社會要不斷走向進步,就不應該忽視權利,並將權利視爲目的,將權力視爲手段.如果說現實主義是權力政治理論,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則更加重視極利政治的曆史性和現實性意義。
第三,從話語霸權向多元理論和方法論發展。如果說第一階段是理想主義的天地,第二階段是現實主義和科學方法論主導,第三階段已經明顯表現出多元態勢,無論是理論還是方法論都是如此.無論哪個學者都很難說自己的理論就是惟一正確的國際關系理論,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國際關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是多種理論並存,多種方法並存,而且同-個研究中有並用多種方法的現象,即所謂的後實證主義的狀態.除三大主流理論之外,還有深入發展中的批判理論、規範理論、女性理論、後現代理論。除了實證主義方法論之外,還有解釋學方法論、解構方法論等等.這樣的狀態應該是正常狀態,因爲多理論、多方法論的競爭狀態,才應該是"學問"的真實狀態。
國際關系學是和現實結合很緊密的學科.從理論與現實的關系看,國際關系理論,除了威懾理論等非常具體的理論外,宏理論一般對國際關系實踐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卻有潛移默化的功力.從理論自身建設來看,它要解決的是最根本的問題,比如,我們是誰?世界是什麽?國際關系是什麽?理論本身的意義在于積累思想、傳播學術,實現知識的生産和再生産.國際關系理論經過近百年的積澱和沿革,深化了人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爲社會科學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是國際關系理論自身的學理旨趣。理論的根本功能是使人們對世界和人類的根本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從而能夠使人類向更美好的未來發展.說到底,國際關系的根基是人與人的關系,國際關系學的終極關懷也應當是人
http://www.xslx.com/htm/xssy/xkjs/2004-11-22-17776.htm
如何看待國際關系理論中相互爭論的學派？＞李少軍
探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有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是如何從整體上看待該領域相互爭論的學派。本來，在一個學科內部出現各種不同的學派，應該是好事，表明這個學科有生機，在發展。但是，如果這個學科的理論體系、主要概念、主要方法和主要研究對象始終衆說紛紜，形不成一個得到公認的體系，那就未必是好事了。現在我們研究國際關系理論就會發現，我們所涉及的任何一個主要概念或理論，其實只是某一個學派的思想，並不是得到公認的東西。如果我們要從整體上闡述國際關系理論，那就必須以某種方式把出自各派的理論概念綜合起來。然而，這種綜合是不是可以形成一個有機的、完整的理論體系，是有疑問的。事實上，恰恰由于國際關系學科內部一直形不成得到公認的概念、假定、理論、範式，因此有人認爲這個學科至今仍不能說是一門成熟的社會科學學科。與哲學、史學、文學、經濟學等學科相比，可能情況確是如此。
國際關系理論形不成得到一致認同的理論範式，出現衆多學派，有多種原因。從客觀上來講，作爲理論概括對象的國際關系現實太複雜應該是一個根本原因。與其他學科相比，例如與經濟學相比，國際關系現象要複雜得多。這種複雜性決定國際關系理論不可能産生一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論。每一種理論似乎都能對國際關系現象進行解釋，但通常都不能解釋國際關系的全部，而只能解釋其中的某些方面。例如，現實主義能很好地解釋沖突，卻不能解釋合作；相互依賴理論能很好地解釋合作，卻不能很好地說明沖突。進入20世紀90年代，當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都不能解釋冷戰結束的現象時，建構主義又提出了以觀念因素來解釋國際現象的新思路，把冷戰的突然結束解釋爲戈爾巴喬夫改變思維，與西方建立了新型的關系。
當然，國際關系研究中出現衆多學派，除了客觀因素之外，也有人爲因素的一面。邁克爾?布雷徹（Michael Brecher）在國際研究協會1999年年會的主席致詞中指出，由于一些人在研究中追求時髦和新奇時尚，結果劃分出許多不必要的學派，提出了許多不適當的兩分法。尤其是，這些學派缺乏相互的寬容，有時在爭論中甚至詆毀對方。由于不注意學術研究的繼承性和知識的積累性，使整個學科的發展受到影響。從總體來看，國際關系理論的分派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有合理的原因，也有不合理的原因。這樣的分派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其消極的一面。
那麽，我們應該如何對待這些爭論的學派呢？觀察國際關系學科中的學派，我們可以發現兩個趨向：一個趨向就是新學派、新範式不斷出現，有些學派得到了廣泛關注，後來者居上，如建構主義，但也有些學派的劃分沒有多大意義，如進攻現實主義與防禦現實主義。這是一種分的趨勢。但還有另一種趨勢，即合的趨勢，一些新學派是以吸收與綜合其他學派的理論爲特點，使自己的主義日益具有綜合的特點，從而加強了其解釋力。例如，對于“安全困境”這樣一個現實主義的命題，布贊（Barry Buzan）提出現在國際關系中出現了一種成熟的無政府狀態（mature anarchy）。在這種狀態下，很多“成熟的”國家認識到，出于安全的理由，在爲自己制定政策的時候，也應該考慮鄰居的利益。這種認識表明國家已理解到安全是相互依賴的，過分強調“自我”的安全政策最終會導致失敗。在現實中，北歐國家就是通過一個“成熟的過程”而把軍事競賽轉化成了安全共同體。作爲出自新現實主義者的設想，這種觀點實際上已經非常接近新制度主義了。
一個學派的學者吸收別派的觀點，其結果當然是自己的主義越來越不純粹了。這種情況必然會引起批評。例如，對于現實主義學派中爲解釋現實而出現的各種變通的理論，就有各種批評。批評的意見認爲，這些新的“現實主義者”的概念體系已經超越了傳統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他們所發展的假定和因果性斷言，同傳統上他們所堅持的東西相矛盾，簡直就是一場思想上的政變。由于他們放棄了許多傳統現實主義的核心假定，越來越傾向于吸收其他學派的思想，因此他們的理論已不成其爲現實主義了。還有的學者甚至把這種現實主義稱爲“最小現實主義”（“minimal realism”），意思是說這種“主義”的現實主義內涵已經沒有多少了，因爲它只堅持兩個核心的假定，即無政府與合理性，但這兩個假定並不是現實主義所特有的。總之，批評意見認爲，這些對現實主義的擴展已越來越多地混同于自由主義、理想主義、道德主義和制度主義理論，而失掉了現實主義的特有屬性。
在這裏，有一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即一種理論發展得越來越不像原來的自己，到底是有生命力的表現還是無奈的表現？面對世界的變化，它到底應該更符合現實還是應該更符合它自己的“原教旨”？對于任何一個“主義”來說，這也許都是很苦惱的問題，但對于“一般的”尋求國際關系解釋的學者來說，這樣的變化卻未必不是好事。事實上，不管什麽“主義”，它都只是研究國際關系的工具而不是研究的目的。作爲工具，其標准當然是要能解釋現實，而且解釋得越深刻、越准確越好。在這個意義上，發展才是一種理論有生命力的體現。 不過，國際關系理論不論如何發展，其中的任何一種單一理論，到目前爲止，都是有長處有短處的，它們都不可能解釋國際政治的所有現象。無論是就三足鼎立的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而言，還是就理性主義、反思主義、建構主義三者而言，實際上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特點，即它們往往都對國際關系的某些方面有出色的解釋，而對其他方面則解釋不夠，或者根本不能解釋。例如，新現實主義長于解釋國際權力結構，解釋沖突發生的原因，而難以解釋國際制度對國際合作的作用；新自由主義則正好相反，長于解釋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而難以解釋爲什麽在很多情況下國際合作實現不了；建構主義在力量與制度因素之外，從觀念的角度提出了有關國際關系的解釋，這種解釋能夠說明爲什麽在相同的權力和制度條件下會有不同的國際關系。不過，如果把國際關系的成因完全歸結爲觀念、共有知識的作用，似乎也存在問題。
由于現實的國際關系具有複雜、多維的特點，而現今的國際關系理論學派都難以單獨對國際關系做出完整的說明，因此分析國際關系必須綜合各派理論的長處，兼顧多個視角，這樣得出的結論才更有說服力。例如，我認爲至少可以吸取現實主義、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三家之長，從三個視角對國際關系進行分析。
現實主義是人們觀察國際關系最常用的視角。觀察大國的互動，人們往往習慣于關注國家力量，特別是這種力量的發展以及如何使用這種力量，諸如GDP和軍費增長率，軍事部署的改變，以及針對別國的軍事合作等。從這樣一種角度看問題，人們會對別國力量的發展特別敏感，認爲這種發展所帶來的不平衡會使自己面臨危險。美國一些人鼓吹“中國威脅論”，認爲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必然會形成對美國的威脅，就是出于這樣一種邏輯。現實主義所關注的這種國家間的力量關系，是客觀的現實，這個視角不能少，但如果僅僅按照這種邏輯進行思維，那麽人們只能得出悲觀的結論，即大國的發展所帶來的力量變化，必然導致國際沖突。
爲了避免片面性，我們在用現實主義工具觀察國際關系的同時，還必須注意第二個視角，即跨國制度主義分析。事實上，在國家之間固然存在沖突，但它們之間同時存在更多的合作。正是國家之間的跨國互動，包括經濟互動，也包括政治與安全互動，使國家有了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並且建立了以條約、國際組織等爲體現的各種制度化和規範化的東西。這些以合作爲特點的東西，如同現實主義視角所看到權力關系一樣，也是國際關系的重要因素。
除了上述兩個視角，建構主義應該是第三個視角。建構主義強調的是人們的觀念，即看相關國家對對方持有怎樣的看法。按照建構主義的觀點，客觀的物質因素（權力）和制度因素固然是國際關系的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還是人們的觀念。美國不怕英國的核武器而怕朝鮮有核武器，原因就在這裏。從這一點來講，如果國家間能夠改變觀念，無論權力關系如何，都可能建立新的關系。近來大國之間建立的各種夥伴關系，其實就是一種觀念的關系。把對方看做夥伴而不是敵人，這就是觀念的改變。這種改變不涉及力量對比的變化，也不涉及相互依賴的變化，但顯然能夠減少力量競爭可能導致的沖突，並增進因相互依賴而導致的合作。
以上三種觀察國際關系的視角，應該是一種互補的關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這三個主義對國際關系的解釋實際上都是有道理的。現實主義解釋了沖突發生的原因，跨國主義解釋了合作發生的原因，而建構主義則解釋了人們爲什麽要選擇沖突或合作。由于國際關系中的沖突與合作歸根結底都是國家根據客觀因素進行主觀選擇的結果，因此把這三個視角結合起來，才能對國際關系做出合理的解釋。
總之，只要國際關系的現象不能化簡爲單純的權力關系、制度關系或觀念關系，諸如此類，國際關系理論的多元特點就會保持下去，其中任何一種理論都無法壟斷有關國際關系的解釋。就現實而言，只有綜合各種不同的視角，才能對國際關系做出更好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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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一種經久不衰的主流範式＞洪郵生
現實主義是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主要流派之一。在西方思想史中，“現實主義”( realism，在哲學中譯爲“唯實論”或“實在論”)這一術語的來源可以追溯到近代以前 。作爲中世紀哲學中一個占支配地位的學派的唯實論，強調人類的一般觀念或抽象概念 是一種客觀存在，與強調一般觀念僅僅是一種符號的唯名論相對；後來在笛卡爾的哲學中，唯實論是指作爲人類感知對象的物質乃實際存在，與斷言概念的外在對象乃由觀念構成的唯心論相對。在現代國際政治理論中，“使用現實主義一詞就意味著肯定真實之 所在、現實之所在，”這就是承認沖突乃是國家間關系中固有的現象；現實主義者所關 注的就是國際關系中的無政府狀態、權力政治和戰爭的成分。英國學者E.H.卡爾(E.H.Carr)是國際關系研究中在此意義上最早使用“現實主義”術語的人之一。
現實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爲西方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主要流派。這首先因爲現實主義理論適應了美國戰後冷戰政策的需要。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年期間，理想主義或烏托邦主義主導著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它強調道義和人類良知，主張維護國際聯 盟的作用、建立對各國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法准則，通過國際合作避免世界戰爭悲劇的重 演。理想主義國際思潮迎合了英國等國政府的政策需要，但遭到了以E.H.卡爾爲代表的 現實主義者的強烈抨擊，隨著國聯集體安全和綏靖主義政策的失敗、大戰的再次爆發而 偃旗息鼓。二戰後美蘇冷戰的逐漸形成使權力政治觀被廣泛接受，現實主義由于能夠更好地解釋美國的遏制政策而受到美國官方的青睞，通過大學與政府的聯系和各種研究基 金的資助，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美國乃至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國際研究中占據了主流 地位。
戰後現實主義思想的流行爲它成爲一種理論範式(注：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提出了影響廣泛的“範式”定義，他認爲範式是指一種或多種科學成就 ，它們應具有兩個基本的特征：(1)“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 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2)“足以無限制地爲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 的種種問題”。範式“包括定律、理論、應用和儀器在一起，爲特定的連貫的科學研究 的傳統提供模型。”和國際關系學科的最終形成創造了條件。經過二戰前後與理想主義、法理主義等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論戰，西方出現了像E.H.卡爾的《二十年危機》(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和漢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的《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這樣傑出的經典現實主義 理論成果，它們在西方學界産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兩部著作以及其他現實主義理論家的著述提出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其假設不僅構成了現實主義理論範式的主要內容，而且使 國際關系作爲一門學科而與其他學科區分開來，例如，現實主義者假設，支配國內社會 的法則與決定國際體系性質的法則具有本質的不同，如果不是如此則無法確定國際關系自己特定的學科邊界。與此同時，二戰後十年中在美國和大多數西歐國家大學建立起來的國際關系系科無不很自然地把現實主義理論作爲自己的主要研究對象。因此有人認爲 ，“現實主義通過設定(國際關系)學科的邊界而界定了一個(國際關系研究)群體；這個 群體反過來又界定了學科。”
國際關系英國學派代表人物馬丁?懷特(Martin Wight)在論及國際理論的現實主義傳 統時所出，它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它的研究方法爲歸納法：強調實際存在即是什麽而不是理想或應該是什麽；強調事實而不是義務，“這似是一種歸納的方法而不是一種事先推論。”馬丁‧懷特進一步認爲，所有現實主義基于三門科學理論，即機械論、生物進化論和心理學，它們“決定了現實主義的傳統”，因爲現實主義的勢力均衡、生存競爭和人類行爲的研究分別與它們相聯系。實際上，懷特這裏指出了現實主義理論家采用了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這在下列事實中反映出來：經典現實主義者熟諳史學、哲學和法學研究中的 所謂傳統主義方法，新現實主義者則吸收所謂科學主義方法的精華而發展了現實主義理論。
現實主義理論的基本假設
現實主義理論範式的內容是由它的基本假設或命題構成的，它們反映了現實主義者的 基本觀點。必須指出的是，現實主義流派由各種各樣的相關理論彙集而成，它們的觀點並不總是與下述假設完全一致；但對于現實主義者來說，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把這些假 設作爲其理論的基礎或實踐的出發點。
現實主義理論基于四個主要假設：第一，國際體系以國家爲基礎，國家是國際體系中 主要的和統一的行爲體。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國家是基本的分析單位，無論它們是指希臘城邦國家還是現代民族國家，國際關系研究就是這些單位之間關系的研究。在國際體 系中還存在著大量非國家行爲體，如多國公司、恐怖主義集團以及其他跨國和國際組織等，它們在國際政治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但在現實主義者看來，與主權國家相比，非國家行爲體的地位總是次要的，國家是具有支配地位的行爲體。
國家是統一的行爲體。現實主義者把國家看作是被一個堅硬的外殼所包圍著的分析單 位，或者是大小不等的“臺球”，國家間的相互作用意味著這些“臺球”表面的碰撞， 其結果決定于它們各自的力量和速度而與其內部結構無關。簡言之，國際政治被理解爲主權國家互動的一個領域，該領域與國內政治分離。
現實主義者認爲，一國國內的政治分歧和沖突能夠在國內最終得到權威性的解決，所 以一國政府可以代表作爲整體的國家。因此，國家是統一的行爲體就意味著在任何特定的事件和問題上它只有一種政策。當然，例外的情況不時會發生，但在現實主義者看來 ，這些例外只是相對于規則的例外，最終仍然支持國家是統一的行爲體的一般假設。即 使在出現例外情況時，例如一國外交部表述的政策不同于國防部的政策表述，更高的權威機構會予以幹預以排除官僚部門或非政府行爲體的那些有悖于中央政府政策的行爲。
第二，從悲觀主義的人性觀出發，國際政治的本質是沖突，即無政府狀態下爭奪權力 的鬥爭。在現實主義思想中，由于生存的需要，人類本質上是相互競爭的；在這種相互的競爭關系中他們所關注的是自己的福利，並渴望成爲支配者而不希望爲別人所利用。 因此，享有他人的利益和避免爲他人支配的欲望是普遍存在的。結果，在與他人的關系 ——包括國際關系中，他們致力于獲得優勢地位，至少在此意義上，人類被認爲本質上 都是相同的。這種悲觀主義的觀點在漢斯?摩根索的國際關系理論中得到反映，他認爲 人類具有某種“權力意志”，這在政治、特別是國際政治中尤爲明顯：“政治是爭奪統 治人的權力之鬥爭，無論其最終目的如何，權力是其直接目標，獲得、維護和宣示權力的模式決定了政治行爲的技巧。”因此，國際政治被現實主義者首先描述爲“權力政治”：它是國家間對立、沖突和戰爭的舞臺 。
現實主義者假設，國際政治是在一個國際無政府狀態中、即在沒有一個支配一切的權 威或世界政府的體系中運行的。在這樣一個國際體系中，各國擁有合法主權，但因實力大小不同而有強國和弱國之分。在國家間實力等級結構中，最重要的國家是大國和強國 。因此，國際關系被理解爲列強爭奪支配權的鬥爭；各國如何實施其國際行爲決定于勢力均衡的複雜作用，理解勢力均衡機制也就是理解國際政治。
與國內政治生活的不斷發展相比，國際政治中不存在進步的變革；現實主義理論不僅 對特定時期而且對所有時代都是有效的，因爲國際政治中的上述基本事實從來沒有變化。
第三，現實主義規範性理論的核心是國家的生存和安全，因此，在諸多國際問題的排 列次序中，國家安全通常處于最高的位置，軍事和相關的政治問題支配著世界政治，而經濟和社會問題是次要的或低政治問題，前者常常被理解爲支配或設定後者發生的環境。國家被看作是其領土、居民、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保護者。現實主義者關注 現實的或潛在的國家行爲體之間的沖突，考察國際穩定如何獲得和維持，它如何被打破；還關注作爲解決爭端手段的武力的使用，以及防止領土完整被破壞。因此，國家實力是一個關鍵概念。
國家利益是一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最終決定因素。所有國家必須追求它們自己的國家利益這一事實意味著其他國家和政府都是不能完全依靠的，所有國際協議都是暫時的，有條件的，依賴遵守它們的國家的意願。如果國際義務與自身的至關重要的利益相沖突，所有的國家都准備犧牲它們的國際義務，這使得國家間的條約和其他所有協定、公約、慣例、規則、法律等僅僅成爲臨時性安排。主權國家間不存在道德即相互責任約束意義上的國際義務，政治家的基本職責就是增進和維護國家利益，這在馬基雅維裏的名著《君主論》中得到了最直露的闡述。
第四，國家本質上是根據國家利益進行決策的理性行爲體。一個理性的外交決策過程 包括設定目標、根據國家能夠獲得的各種資源評估所有合理的選擇、通過所評估的各種選擇實現目標的相對可能性、以及與每一種選擇相聯系的獲益或代價。按照這一理性決策過程，決策者估價每一種選擇，決定其中獲益最大化(代價最小化)的一種。
現實主義者意識到把國家看作一個理性行爲體的難度。政府決策者可能不擁有決策所 需要的所有信息或知識；整個決策過程可能爲不確定性所籠罩；他們還需處理可能會使人誤入歧途的個人偏見和認知錯誤的問題。無論如何，理性選擇的結果至少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或次佳的選擇。理性行爲體的假設在博弈理論和威懾理論中尤其重要。
現實主義的思想淵源
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流派從人類思想寶庫中汲取了大量營養，從西方古典時代到文藝複興、啓蒙運動，曆代先賢聖哲的學術成就爲現代現實主義理論大廈奠定了基礎，其中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政治理論家尼科洛‧馬基雅維裏(Niccolo Machiavelli)和17世紀英國哲學和法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影響最爲深遠。
在國際關系思想史中，修昔底德通常被看作是第一位現實主義者，因爲在其名著《伯 羅奔尼撒戰爭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中，他精辟地闡述了後世 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學者視爲信條的國際政治思想。作爲偉大的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對發生在公約前5世紀雅典城邦與斯巴達城邦及其各自同盟者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 的研究沒有停留在對戰爭過程的生動描述和戰爭的直接起因的分析上，而是深入探討了戰爭的真正或根本原因，這就是：“雅典權力的增長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這使戰爭變得不可避免。”修昔底德認爲，正是均勢的變化引起斯巴達對其喪失在希臘世界優勢地位的憂慮，導致它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和爭取盟國的支持，而雅典出于同樣的原因采取類似的措施。于是，軍備競賽、威懾、結盟、外交活動以及樹立威望等等圍繞著維持均 勢在兩大集團之間展開。這樣，對勢力失衡的恐懼成了軍備競賽和戰爭本身的動因。
在修昔底德看來，希臘世界是由大小不等的城邦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它們在本質上是不平等的，支配它們之間關系的是強權政治，而正義和道德是沒有地位的。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通過雅典和米洛斯兩國統帥對話的形式表達了他的這種思想。對于米洛斯人要求遵守正義原則的呼籲，雅典人回答道：“強者做憑其實力可以做的事情，而弱者接受其所只能接受的東西。”從根本上來說，處于國際無政府狀態中的國家，除了按照強權政治的原則行事別無選擇；在這種強權政治中，安全和生存是主要的價值，而戰爭是最終仲裁者。
馬基雅維裏從包括修昔底德的古代希臘國際思想中得到啓示，以15、16世紀意大利城 邦國家間風雲詭譎的紛爭現實爲背景，在他的《君主論》(The Prince)中總結了一套政治鬥爭的理論。馬基雅維裏主要關注的是國家的生存和安全，把國家的獨立和自由看作 是最重要的政治價值；統治者的主要職責是維護本國的利益和保證它的生存和安全，這一目的決定了統治者不擇手段的合法性。因此，政治家必須既是獅子又是狐狸：如果一國不夠強大，它將招致他國來捕食；如果統治者不夠精明和狡猾，就會失去能夠給國家 帶來利益的機會，甚至因忽視危險或威脅而毀滅自己和國家。這是馬基雅維裏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
馬基雅維裏理論的出發點是正視現實的世界而不是理想的即應該成爲的世界，在他看來，統治者不能按照基督教的道德原則來行動，不如此就是不負責任的，因爲這不僅在現實中行不通，而且會犧牲其公民的財産、自由甚至生命。馬基雅維裏的理論因將道德 因素排除在外而受到詬病，但有人認爲，這種批評“不僅忽視了統治者對自己或自己的政權的責任，而且忽視了他們對其國家和公民的責任”。
托馬斯‧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是一部最早闡述一般政治學理論的英文著作。在這部名著中，霍布斯提出，如果我們把人類看作是生活在先于主權國家制度建立的某種“自然狀態”之中，我們就能深刻理解政治生活。“自然狀態”是一種人類生存的 無政府狀態，其性質是“所有人彼此敵對”的永恒“戰爭狀態”：每一個男人、女人、兒童受到每一個其他人的威脅，生命總是處于危險之中，沒有一個人能夠保證自己的生存和安全。擺脫這種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的辦法是他們締結契約以建立和維護一個主權國家，它具有絕對權威和保護他們遠離內部無序和外部敵人威脅的能力。在國家保護下，人們可以獲得相對安全和秩序，從而有了發展和繁榮的機會。
然而，建立主權國家以擺脫個人恐懼的自然狀態的行爲同時又會制造另一種國家間的 自然狀態，這就是世界政治中一種“安全困境”：通過建立國家所獲得的個人安全和國 內安全必然伴隨著源于國家體系無政府狀態的國際不安全狀態。以擺脫個人安全困境的辦法不能擺脫國際安全困境，因爲不存在建立全球國際或世界政府的可能性。不像原始 自然狀態中的個人，主權國家不願爲了任何全球安全保證而放棄自己的獨立；雖然由于國家提供安全的功能，國際“自然狀態”不具有國內的“自然狀態”那樣的危險性，但 這仍然是一個現實的或潛在的戰爭狀態：主權國家間不存在永恒的或有保證的和平。在霍布斯看來，國家間也可以締結條約以提供它們相互關系的法律基礎。然而，國際法是由國家制訂的，它只有在符合國家的安全和生存利益時才能得到遵守，反之，它就會被 忽視。因此，像修昔底德和馬基雅維裏那樣，霍布斯認爲，安全和生存是具有根本重要 性的價值。
英國學者羅伯特‧傑克遜(Robert Jackson)等將上述三位思想家的現實主義思想的共 同特征總結如下：第一，人類的國際生存環境是一種不安全的和沖突的狀態；第二，人類具有處理安全問題的政治知識或智慧；第三，不存在最終擺脫這種人類狀態的可能性，它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特征，即雖然人類具有政治智慧，但不存在對國際政治問題的永 恒的或最終的解決辦法。顯然，他們的這些觀點帶有濃厚的悲觀主義色彩，但他們對國際政治現實的洞察力卻是深邃的，因而不難理解他們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爲後世的現實主義者所承繼。
20世紀中期經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成就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現實主義成爲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主要理論範式和流派 ，一大批關注人類命運的思想家和學者先後爲此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包括社會學家和政治評論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b)、曆史學家和國際關系理論家E.H.卡爾、新教神 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外交家和外交史家喬治‧凱南(George F.Kennan)、地緣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拜克曼(Nicholas J.Spykman)、國際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決策者兼外交史家和戰略分析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以及社會學家和國際關系理論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等。其中，20世紀中期E.H.卡爾和漢斯‧摩根索的理論貢獻尤爲突出。
E.H.卡爾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思想集中體現在他1939年初版的《二十年危機》一書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少人希望通過建立以國際聯盟盟約爲形式的國際規範和國際安全制度來避免大戰的重演。卡爾認爲，這是一種烏托邦主義思想，它源于19世紀經濟學 中的自由放任主義，把國家間利益的天然和諧當作普遍適用的原則。在卡爾看來，這種思想對“是什麽”與“應該是什麽”未加區分，將國家利益與國際社會的普遍道德准則 混爲一談，忽視了現實國際政治中國家間利益沖突的存在，如戰後就存在著維持現狀國家與不滿現狀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侈談利益和諧實際上反映了擁有既得利益的國家的要求。“利益和諧論”還忽視了國際政治中權力的作用。卡爾指出：“政治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權力政治。……權力總是政治中最重要的成分。”在權力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上，卡爾認 爲兩者應該進行協調，對烏托邦主義者以空洞的道德掩蓋維護既得利益者的本質和“純 粹的”現實主義者赤裸裸地追求權力而無法建立國際社會都進行了批評。卡爾在抨擊烏托邦主義中所闡釋的國際關系理論受到了高度評價，被認爲“爲政 治現實主義奠定了基礎”。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漢斯‧摩根索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現實主義大師，他在1948年 出版的傑出著作《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鬥爭》集現實主義理論之大成，迄今爲止最充分和系統地闡述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和各種概念，成爲美國大學國際關系學 科長盛不衰的經典教科書。
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一書中提出了作爲其理論核心的政治現實主義六項原則，在 其基礎上將他的研究集中在權力或國家利益及其與道德原則的關系上，並進一步結合國際關系的實踐闡述與國際和平相關的各種重大理論問題。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理論廣博精深而又簡潔通俗，其中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1.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觀法則的支配。在1965年出版的《科學人與權力政治》中，摩根索進一步提出，人本質上是政治動物，他們生來就追求權力和享受權力的果實，這就是人類的“支配欲”。追求權力不僅爲了獲得相對利益，而且爲了爭取保護自己和不受別人政治支配的安全政治空間。這種安全政治空間最終來自獨立的國家，離開國家無安全可言。
2.“以權力界定利益”的權力政治觀，這是摩根索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摩根索認爲，個人權力意志適用于國家追求權力的本質，當個人追求權力的本性擴大至國家時，其追求權力的傾向就會表現得更加突出，力量也會變得更大。從該意義上說，國際政治的動因就是對權力的追求，這在國家行爲上表現出人類戰爭和外交活動兩種方式。同時，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在一個主權 國家爭奪權力的世界裏，生存是每個國家對外政策的最低目標和國家利益的核心，國家 利益等于國家的生存，它包括“國家的領土、政治體制和文化的完整”。因此，國際政治就是各國追求權力的鬥爭，其本質就是追求國家利益——維護國家的生存和安全。一旦生存有了保障，國家便可追求次要的利益。但是在摩根索看來，追求對 國家生存並非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常常導致國際沖突，如美國卷入越南戰爭就受到了摩 根索的批評。
3.摩根索承認國際政治中道德因素的作用，但他同時認爲道德制約與政治 行爲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沖突。一方面，主權國家在追求利益時所遵循的道德，不同于普通人在處理人際關系時所遵循的道德，就像馬基雅維裏所指出的，政治倫理允許國 家采取某些個人道德所不能容忍的行爲；另一方面，抽象的普遍道德原則不適用于國家 行爲，“政治現實主義拒絕將特定國家的道德目標等同于支配一切的道德法則，”如果 不加區別，某國就會以普遍道德之名來掩飾自己特定的目標和行爲。
4.國家權力是受制約的，除了受國際道德和輿論與國際法的制約外，摩根索詳細分析了均勢的作用和局限。他認爲，在一個無政府的、各國相互競爭的國際體系中，均勢是制約權力最 有效的方法，但均勢的作用依賴于對該作用的國際共識。5.外交在維持和平中起著重要 的作用。摩根索認爲，國際政治就是在外交或戰爭的基礎上協調國家利益的過程：“國家利益概念預先假設，所有國家追求國家利益的行爲既不會造就一個自然和諧與和平的世界，也不必然導致戰爭。恰恰相反，這個概念假定，通過外交活動不斷調整相互沖突的利益，就可以把持續不斷的沖突和戰爭威脅減少到最低限度。”傳統外交曾是調整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雖然在20世紀其作用有所減弱，但摩根索主張恢複外交的重要地位，通過它來促成和平和國際共識，在此基礎上可以建立更爲完善的世界政治制度。從以上簡要歸納中可以看出，摩根索繼承西方現實主義思想傳統，結合歐洲國家豐富的外交實踐經驗，闡述了“規範性”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摩根索本人被譽爲“現實主義理論的創始人。”
新現實主義的興起
經典現實主義者一般都是曆史學家、法學家或前外交官，他們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所使 用的是人文和曆史的方法。這種方法植根于哲學、曆史和法學，其特點是依賴于研究者的判斷，被稱爲傳統主義。20世紀60年代開始，傳統主義受到了行爲主義的挑戰，遂形成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發展中的所謂第二次大論戰。行爲主義者屬于新一代的國際關系學者，他們通常受過政治學、經濟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的訓練，或者熟悉數學等自然科學知識。行爲主義者試圖像自然科學家通過闡述客觀的法則來解釋物質世界那樣，通過對收集到的經驗數據進行分類、計量和歸納，證明研究者的預先假設即科學地解釋國家行爲模式。行爲主義者與傳統主義者的區別是明顯的。一方面，傳統主義者將國際關系看作人類世界的一部分，關注政治家個人的作用及其在決策中所面對的道德困境，重視安全、秩序、自由和正義等基本價值，在他們看來，國際關系是一門寬泛的人文學科，不可 能成爲嚴格科學的或狹窄的技術性學問。另一方面，行爲主義者並不關注道德的作用，因爲道德中包含有價值，而價值是無法被客觀、科學的研究的。傳統主義被行爲主義者批評爲不夠“科學，而行爲主義又被傳統主義者指責爲只是看到人類行爲的外部現象或者其作用有限。
行爲主義與傳統主義的爭論並沒有分出高下，但行爲主義倡導的實證主義方法對國際 關系研究産生了重要影響，同時60、70年代國際領域出現的許多新現象需要人們去解釋，在此背景下所謂新現實主義學派應運而生。新現實主義的主要理論假設和觀點與經典現實主義並無二致，如使用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概念並把國家作爲主要的國際行爲體，關 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體系的主要特征權力政治，並同樣認爲生存和安全是主權國家的基 本國家利益等。但是，與經典現實主義強調基本的政治價值和決策者的作用不同，新現實主義主要從體系或結構的層次來分析國際關系，因而又被稱爲“結構現實主義”，這體現在其代表人物、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N.Waltz)的主要 著作《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79年出版)中。
沃爾茲認爲，國際體系的結構和行爲體的權力分配是國際關系分析的重點，行爲體本 身並不很重要，因爲結構決定了行爲體的行爲。在沃爾茲的結構理論中，國際關系的基本特征是國家間非集權的無政府結構，各國在其所有基本功能方面都是類似的，即盡管在文化、意識形態或體制上存在差異，國家單位都履行著同樣的職責，如征收賦稅、推行對外政策等等。它們的主要區別只是它們各自的實力差異。沃爾茲寫道：“這樣一種 秩序中單位間的主要區別在于它們履行類似職責的實力大小的不同。……體系結構隨著體系中諸單位實力的變化而變化。”(注：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p.97.)這樣，大國的興衰及其相伴隨的大國均勢的變化決定了體系結構的變化，而導致這種變化的典型手段是大國的戰爭。因此，在沃爾茲看來，決定國際體系結構變化的主要國家是大國；盡管國家間的均勢是可以建立和維持，但在一個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戰爭的可能性總是存在著的。根據冷戰中美蘇對抗的現實，沃爾茲進一步對兩極和多極兩種均勢體系進行了對比分析，他認爲兩極均勢更易提供穩定和安全，因爲兩個大國都願意維持體系，而維持體系就是維持自身的存在。
可是，兩極體系的結束並沒有按照沃爾茲所設想的方式發生，這就涉及到沃爾茲結構 現實主義理論的一個問題：沒有包括國內政治的理論，因而未能解釋最終導致體系結構變化的單位層次上力量變化的真正原因。沃爾茲試圖爲國際政治提供一種科學的解釋，表現爲所謂“價值中立”，但是在其理論闡釋中他並不能避免使用經典現實主義的規範 概念和假設。例如，沃爾茲認爲，所有國家只在正式和法律意義上是平等的，在實質或物質意義上是不平等的。但這仍然意味著某種主權國家平等的國際規範是存在的，在國 際關系中，所有國家無論大小都應該遵守它。因此有人認爲，新現實主義與經典現實主 義的區別並不如沃爾茲所聲稱的那麽大。
新現實主義對經典現實主義的發展使它在20世紀70年代的國際關系理論界獨領風騷， 雖然這很快就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挑戰而形成第三次大爭論，但它的影響是持久的。但是在冷戰結束之後，由于對兩極結構的解釋力和其 他局限，新現實主義的地位有所下降，人們回到經典現實主義以解釋冷戰後世界的趨向在加強。
對現實主義理論的評價
理論産生于社會實踐，反過來它又服務于社會需要。現實主義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居 于主流理論範式地位而經久不衰，首先是因爲它適應了這種需要。從現實主義傳統來看，馬基雅維裏寫作《君主論》的目的是爲了給意大利城邦的統治者提供治國指南，霍布斯的《利維坦》所闡述的主權國家學說無疑奠定了專制主義國家的理論基礎。同樣，如前所述，現實主義在20世紀中期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並支配著國際關系研究，是與二戰後的美蘇冷戰現實分不開的，摩根索和其他現實主義者的“權力政治”觀是美國政府推行“遏制政策”的理論根據，而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則論證了兩極冷戰結構的合理性。 因此，美國的決策者如亨利?基辛格和Z.布熱津斯基等毫不諱言他們是現實主義者，“ 美國的外交政策向來受現實主義邏輯支配”。
值得一提的是，冷戰結束後，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在其新著《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2 001年出版)中將經典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理論和新現實主義的結構理論結合起來，提出所謂“進攻性現實主義”。米氏認爲，在一個沒有超國家權威來保護國家相互安全的世界裏，大國主要考慮如何生存，而權力是其生存的關鍵，即無政府國際體系迫使大國最大化地擴充其相對權力，因爲這是獲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徑。這種對國家追逐權力的動 因的解釋區別于摩根索等經典現實主義者的解釋，後者認爲其動因是源于人類本性的國家內在的權力欲望(因此經典現實主義被米氏稱作“人性現實主義”)，但類似于沃爾茲 結構現實主義的解釋，因此米氏稱自己的理論也是一種“結構理論”。但是在結構現實 主義理論中，國際結構的性質促使大國維持現有的均勢而“幾乎不爲國家提供任何尋求權力增長的誘因”，這一觀點符合冷戰時期兩極格局的穩定性，但米氏認爲國際政治中 幾乎看不到維持現狀的國家，因爲“國際體系爲國家犧牲對手以獲得權力創造了巨大的 誘導因子，當利益超過成本時，它們就會抓住這一機會。一國的終極目標是成爲體系中的霸主”，因此，大國是“無情的追逐權力者”從而導致大國沖突的悲劇，這一命題又 使米氏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與經典現實主義並無二致。
實際上，與其說米爾斯海默對現實主義原理有什麽發展的話，毋寧說他對冷戰後美國 霸權的現實解釋更令人感興趣。米氏認爲，由于大洋阻遏所造成的軍事技術上的困難，大國的最終目標只能是追逐地區霸權而不可能形成全球霸權，美國則是現代曆史中惟一 獲得這種地區霸權的國家。然而，米氏的根據似乎並不充分，在別人看來美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全球霸權”。至于米氏借鑒英帝國的曆史，將所謂“海外制衡者”(offshore balancer)作爲美國的戰略選擇，似在爲美國維持其冷戰後世界中的單極霸權地位提供理論依據；而按照其所謂“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邏輯演繹出21世紀崛起的中國“將比20世紀美國面臨的任何一個潛在霸權國都更強大、更危險”的結論，客觀上爲“中國威脅論”披上了一件學術的外衣，不能 不在某種程度上對美國決策圈內外奉行新保守主義思想的人産生影響。
現實主義理論的長期影響還來自它的學理價值。盡管現實主義理論本身經曆了一個不 斷發展的過程，但是所有對它的改進、闡釋、增添和研究方法的創新基本上沒有觸動它的核心假設，這不僅折射了嚴肅的現實主義學者對國際關系本質探討的認真謹嚴態度，而且反映了這一理論的“現實性”：它力圖解釋真實的世界而不是理想的世界。因此，美國著名國際關系理論家肯尼思W.湯普森(Kenneth W.Thompson)堅持道，“由于冷戰時代尋求權力的鬥爭一直在進行，在後冷戰時代只是有了不同的特點，所以很少有人會對現實主義的信條是否與國際關系的事實相符合提出質疑。”屬于英國學派的羅伯特?傑克遜則寫道：如果世界政治的結構一直建立在主權獨立國家的基礎上，而一些強國對最重要的國際事態的發生負有更大的責任，那麽顯然，現實主義將繼續是一種重要的國際關系理論；只有當出現放棄主權國家和無政府國 家體系的曆史變革時，現實主義才會過時。然而，“在可見的將來，那似乎是不大可能 的。”
現實主義是一種有價值的理論範式，它的若幹基本觀點爲其他一些國際關系理論派別 如新自由主義、英國學派等所采用。但是，現實主義理論存在著自己的缺陷，不僅它的研究方法受到視野狹隘、視角單一的批評，而且它的基本假設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挑戰 ：1.現實主義強調人性惡的一面但忽視了人性中合作的一面，因而重視國家間沖突而忽視它們之間的利益協調和合作的程度；2.忽視除國家之外的國際行爲體如非政府組織、 跨國公司和個人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未能對世界的變化作出充分的解釋；3.強調權力 政治而忽視國際規範和國際法對國家行爲的作用；4.認爲國際關系的本質自古以來沒有發生變化因而未能洞察國內社會經濟結構的嬗變對國際體系性質的影響，還將國際政治 與國內政治分離開來因而不能充分解釋一國對外政策的根源；5.忽視經濟因素在國際關 系中的作用(注：在這一點上，新現實主義中除沃爾茲結構現實主義外的另一支，即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除外。)；等等。這些 批評及其引起的爭論同樣是有價值的，它有助于人們全面地理解現實主義的觀點和多視 角地認識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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