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網才知王逸舟的《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人民，1998），2006已有第二版。
國際政治理論性之書、新舊應差不多吧？
那可不，為了更加準確地反映西方國際政治學的全貌，作者對該書的第一版做出了重大修訂：將原來“單列”的十一個國際政治理論流派巧妙地融入現有的九章，其篇章結構顯得更加緊湊；明顯突出“學科意識”的重要性，對方法論的探索更加細緻和準確。
講來講去不就是那些流派－－理想主義、新自由主義、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行為主義、英國學派、全球主義、建構主義、批判理論、生態政治學、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後實證主義）等
是嗎？那我找些文章分別貼在相關書評。
《西方國際政治學》可以看成是一部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發展簡史，但它又不是單純的編年史，而是試圖從思想史的角度，記敘西方國際政治學80年以來的演進過程，包括各階段的主要特徵、成就和問題。梳理主要的線索，是各大流派－－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行為主義、全球主義、後現代主義（後實證主義）、新自由主義等－－此起彼伏、相互銜接的過程，包含它們之間的爭論和發展，主要人物的見解和學科方法論的創新等等；一些小的學派、新的方法和思潮，則夾雜在歷史深化過程中，有選擇地加以介紹和評點。
第一章 理論大廈的地基與磚塊
第一節 國際關係的萌芽和擴展
第二節 國際政治學的思想線索
第三節 早期學說的特點與局限
第二章 從理想主義到現實主義
第一節 新世紀前葉的學科進展
第二節 威爾遜主義與空想色彩
第三節 回歸現實的兩位思想家
第三章 科學主義挑戰歷史主義
第一節 傳統現實主義的全盛期
第二節 經驗主義遭遇行為主義
第三節 卡普蘭的國際系統學說
第四節 結構現實主義的新高度
第五節 科學主義的成就與局限性
第四章 全球主義與“百家爭鳴”
第一節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擴散
第二節 自我改進的新現實主義
第三節 英國學派與“國際社會”
第四節 國際政治的週期學說
第五章 左翼學者的批判性聲音
第一節 “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觀
第二節 世界體系學說
第三節 批判理論
第六章 後實證主義的思維空間
第一節 真實的歷史和思維的結構
第二節 探索的歷程與新人的崛起
第三節 理論的批判和批判的理論
第四節 後實證主義的力量與缺陷
第七章 後兩極時代的理論思考
第一節 國際關係的歷史性變化
第二節 蘇聯解體的自由主義觀
第三節 新現實主義的不同視角
第四節 21世紀初的難題與探索
第八章 “美國重心”及其成因
第一節 理論界的“美國重心”
第二節 新自由主義的霸權
第三節 後霸主時代之展望
第九章 跨越舊藩籬的若干努力
第一節 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理念
第二節 國際關係女性主義批判
第三節 複合安全理論及其溯源
索引
《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第二版） 苗紅妮
王逸舟教授重新修訂的《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第二版）（以下簡稱新版《西方國際政治學》）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于1998年發行第一版，是當時國內不多見的系統研究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學術專著之一，引起中國國際政治學界的強烈反響。最近幾年，西方國際政治學又有了一些新的變化，並相繼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為了更加準確地反映西方國際政治學的全貌，作者對該書的第一版做出了重大修訂：將原來“單列”的十一個國際政治理論流派巧妙地融入現有的九章，其篇章結構顯得更加緊湊；明顯突出“學科意識”的重要性，對方法論的探索更加細緻和準確。
從理論流派的梳理角度看，新版《西方國際政治學》關注西方國際政治學之主流與非主流之間的辨證關係。作者認為，西方國際政治學的理論大廈有著不均勻的支點。其一，這個理論大廈的兩根主要支柱是現實主義學派與自由主義學派。其二，這個理論大廈的第三根“不斷粗壯”的支柱是位於理論“光譜”中間偏左的各種思潮──建構主義、批判理論、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生態政治學等。上述三類理論始終處於分化組合、方興未艾的衍變之中。
作者明確指出，“儘管這些思潮（主要是歐洲大陸學者、英國學派學者的研究創新）與學派產生影響的時間和空間依然有限……然而它們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思維的空間，預示著西方國際政治研究更加豐富多元的前景”。
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新版《西方國際政治學》不僅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理論著作，也是一本關於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不斷變遷的思想史著作：既描述了理論產生的社會環境，也探討了理論演變和轉型的途徑，甚至也觸及了理論變遷與政治實踐之間的互動作用。激發讀者學習興趣的是，
該書介紹了西方國際政治研究中的一些本源性思考，對西方學界公認的“經典之作”做出了強有力的闡發。本書的第一章介紹了國際政治學的一些思想線索，並且選取早期國際政治研究的10大思想家進行重點解釋，以此探究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精神歷史”的本源。例如，修昔底德的“戰爭必然論”、康得的“永久和平論”以及黑格爾的“國家學說”，都在本書得到了栩栩如生的反映。而且，本書對國際政治理論流派的梳理，也側重分析它們在哲學、政治思想等層面上的起源，例如，作者專門介紹了德國批判哲學家哈貝馬斯的學習理論對批判理論的思想貢獻。
該書還反映了，西方國際政治學者大多具有追求大理論的學術傳統。自從摩根索提出一種綜合性國際政治理論、尤其是行為主義得以盛行以後，構建大理論成為西方國際政治主流學者一種孜孜不倦的追求。在美國國際政治學界，主流學者大多認為，只有體系理論才是合格的國際政治理論，即體系理論是大理論的一種主要表現形式。無論是華爾茲對經典現實主義的修正、基歐漢從跨國主義的後退，還是溫特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徘徊，都清晰顯現出主流學者在創建大理論方面的努力。在英國國際政治學界，懷特總結出國際關係研究的三種理論：現實主義、革命主義與理性主義，並且將理性主義作為溝通其他兩種極端理論的橋梁。與此同時，西方國際政治主流理論大多具有極強的“自我更新”能力。一些曾經“倍受冷落”的主流理論，隨著形勢的變化並且經過學者的修正之後，常常能夠再次引起國際政治學界的關注。例如，現實主義呈現出一條錯落有致的發展曲線：古典現實主義遭遇行為主義的衝擊之後，其理論擴展的趨勢有所收斂；但是經過華爾茲的“科學加工”之後，現實主義以一種新的理論形式──結構現實主義──再次讓學者們感受到它的學術價值；當面臨後冷戰時代的考驗之時，現實主義重新包裝而變成新古典現實主義，依然能夠顯示自身強大的解釋能力。
當然，新版《西方國際政治學》不可避免地帶有一些缺點。例如，本書對西方國際政治學的最新發展（第四代英國學派的學術貢獻、建構主義的內部分化）的總結有待加強；本書缺乏足夠的歷史透視，而且忽視國際政治研究的“人文氣息”；等等。不管怎樣，新版《西方國際政治學》反映了作者與眾多理論巨人之間的直接對話，是一個指引讀者系統而準確地理解西方國際政治學的航標。衷心祝願新版《西方國際政治學》能夠為讀者對西方國際政治學的學習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線索。
http://big5.china.com.cn/xxsb/txt/2006-10/08/content_7220069.htm
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英文：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研究國際社會之間的外交事務和關系，如國家、政府國際組織、非政府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國際關係是既是學術的領域，也是公共政策的領域。
作爲政治科學的一部分，國際關系也和經濟、曆史、法律、法學、地理、社會、人類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緊密聯系。從全球化到領土爭端、核危機、民族主義、經濟發展、恐怖主義、人權，都是國際關係研究的議題
歷史
國際關係的歷史可以追溯回1648年的威斯特法倫和約(亦譯作西發利亞條約)，現代的國家制度從那時開始發展。在這之前，歐洲中世紀的權力架構體制都是根基於模糊的宗教等級制度上。威斯特法倫和約確立了主權概念，主權意味著統治者或君主將不會認可任何在其領土之內地位同等和更高的權力存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權力架構類似於當時的威斯特法倫和約，但兩者都缺乏主權的概念。威斯特法倫和約促成了民族國家的崛起，以及外交和軍隊的制度化。這些特定的歐洲制度也經由殖民主義流傳至美洲、非洲和亞洲。當代的國際關係在冷戰期間的非殖民地化後終於確立。不過，雖然民族國家制度被視為是「現代」的，但許多國家並沒有結合這種制度，因而被稱為「前現代」。除此之外，一些國家也已經發展超脫出民族國家之外，因而被稱為「後現代」。因此，國際關係是否有能力針對這些不同形式的國家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也經常是爭論的話題。
國際關係理論
現在稱為國際關係理論（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的研究是在一戰後才開始發展的。不過，國際關係的理論也是長期以來就在其他社會科學的作品裡發展的。許多人舉出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為現實主義理論的先驅，其他包括托馬斯?霍布斯的《利維坦》、馬基維利的《君主論》也都進一步的闡述現實主義理論。同樣地，自由主義也從康德和盧梭的作品裡浮現，康德也常被認為是第一個闡述了民主和平論的人。雖然當代定義的人權與自然法所定義的權利有著不小的差異，格勞秀斯仍在人道的根基上闡述了人們應享有的普遍權利。從20世紀直到現在，馬克思主義也對國際關係的理論有重大影響。
國際關係研究
最初時，只有英國將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專門領域進行研究。在1919年，阿伯裏斯特威斯的威爾斯大學成立了國際政治的教授職，成為最早針對國際關係進行專門研究的大學。在1920年代初期，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也成立了國際關係的研究系所。雖然亞洲和南美洲也有研究國際關係的學院，但針對這門學科的研究主要仍是在歐洲和北美洲。
對國際關係的批評
一些人批評國際關係對於歷史的解釋是以歐洲為中心的；他們舉出在1648年威斯特法倫和約之前，便已經有一些非歐洲的國家有著類似的制度。一些人則主張目前的制度已經超越了威斯特法倫合約，因為政治共同體的擴張已經轉化為如歐洲聯盟一般超越民族的政府。國際關係學者Barry Buzan便指出，由於世界上一些地區仍廣泛存在前現代的國家，也因此圍繞著威斯特法倫制度的解釋方式在這些地區是發揮不了作用的。威斯特法倫制度將國家視為國際關係的唯一參與者，但現代快速發展的資訊技術使得全世界的人們能更快而更輕易的進行交流，因此在這方面也難以用威斯特法倫的制度來解釋。同時資訊技術的增長也使一些非政府的實體組織能跨越距離限制，更快速地進行交流協調，使他們能更有效地發揮影響力。
理論
自由主義/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可以被視為是第一個國際關係的理論。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浮現，以解決國家在國際關係上控制和限制戰爭的無能。早期的擁護者包括伍德羅?威爾遜以及英國下院議員諾曼?安及爾（Norman Angell），安及爾主張國家互相合作才能獲得更多利益，而戰爭所帶來的毀滅註定是沒有益處的。不過自由主義的理論要直到被愛德華?霍列特?卡爾嘲笑為理想主義後才被定型。
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是為了反對自由主義而產生的，他們否定國家之間會互相合作。早期的現實主義者如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主張國家都是自私的、追求權力與國家利益的理性參與者。任何國家間的合作都只是意外造成的。現實主義者以二戰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經典的作家如修昔底德、馬基維利、和托馬斯?霍布斯都時常被現代現實主義者視為是現實主義的奠基者。不過，儘管這些作家的作品可能支持現實主義的學說，但他們都不曾自稱為現實主義者。
新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主要是來自於肯尼思?沃爾茲(亦譯做華爾志)（Kenneth Waltz）的著作—不過沃爾茲本人將其稱為「結構現實主義」。在保持現實主義以經驗為依據的觀察上，國際關係是由互相對立的關係所組成的，新現實主義者指出這是國際系統的無政府架構造成的。他們拒絕解釋國家內部的特徵，主張國與國之間因為相對利益和平衡而不得不對抗權力的集中。與現實主義不同的是，新現實主義試圖採取科學和更為實證性的方式。
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試圖更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他們同意新現實主義主張國家是國際關係的主要參與者的理論，但仍認為非國家的參與者和國際組織也應該被認真看待。擁護者如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主張國家會在相對利益以外的事情上互相合作，也因此能出現互利的結果。在冷戰裡對國際組織的依賴增加也使得新自由主義被稱為新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國際社會理論
國際社會理論（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ory）聚焦於國家之間共有的基準和價值觀，以及它們管理國際關係的方式。這樣的基準包括外交、秩序、和國際法。與新自由主義不同的是，他們並非採取實證的方式，同時由於此一學說興起於英國和澳洲而不是美國，因此也被稱為英國學派。這些理論家專注於人道的國際介入(國際人道幹預)上，並將其分割為兩種群體，一種團結主義的群體擁護人道介入，而另一種多元論的群體則強調主權的觀念和秩序。
批判理論
國際關係批判理論跨越多種社會科學，在本質上而言也不是一種國際關係的理論。擁護者如羅伯特?寇克斯（Robert Cox）強調人類對於解放的需要，因為國家減少了在提供個人服務和安全上的角色。因此，這種「批判」的國際關係理論是以國家為中心的。
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包含多種理論流派，不可能出現一個完整的列表。有人認為女性主義、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和構成主義都算是批判理論的分支。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反對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對於國家衝突或合作的觀點；相反的他們專注於經濟和物質上的觀點。他們假設經濟是高於其他一切問題的；強調階級是主要的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國際系統是結合了資本主義制度追求資本聚集的結果。也因此，殖民時期帶來了殖民地的原料，也帶來了控制的殖民地市場以供出口，而殖民地自治化帶來的則是新的依賴殖民國的形式。
馬克思主義的依賴理論主張，已開發國家為了追求權力，藉由政治顧問、傳教士、專家和跨國企業滲透開發中國家將其融入資本主義體制內，以此佔用他們的自然資源，並使他們必須依賴已開發國家。
馬克思的理論在美國較少受到注意，因為美國從來沒有一定規模的社會主義政黨存在過。但它在歐洲和其他地方較為常見。
社會構成主義
社會構成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亦稱建構主義）試圖將一些後實證主義的認識論和實體論前提與實證主義的理論結合。它的擁護者宣稱他們是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理論的綜合。社會構成主義專注於那些定義了國際系統的權力上，它的創始人—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指出無政府狀態便是由國家造成的，意味著國際架構並非只是限制在國家的行動上，事實上也包含了國家媒介的本體和利益所促成的行動。
不過，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兩派都提出了批評：後實證主義者主張專注於研究國家會造成其忽略了種族/階級/性別，使它成為另一個實證主義的理論。而（新）自由主義/現實主義的支持者則認為社會構成主義拋棄了太多的實證的假設，因此不能被視為實證主義的一種。
後實證主義/後結構主義理論
後實證主義的國際理論試著結合各種形式的安全問題。他們主張國際關係是以研究外交事務和關係為主的，國家和非國家的參與者都應該包含在內。與一般研究高層的國家政治不同的是，國際關係也應該研究世界上較為平常的國際政治—包含了高層與低層的政治部分。因此，一些議題例如性別（通常以女性主義為名突顯女性附屬於男性的關係—雖然最近一些女性主義也允許加以逆轉）和種族（例如沒有國家的參與者例如庫德族或巴勒斯坦人）都是與國際安全有關的—替代了傳統上專注於外交和戰爭的國際關係研究。
後實證主義的理論經常明確地提倡一種倫理學的國際關係研究基準。這在傳統的國際關係裡通常被排除，因為實證主義的理論在實證的真相和判斷的基準之間已經劃清了界線—而後實證主義者則主張理論是由現實所構成的；換句話說，由於不受權力影響的知識並不存在，因此完全獨立而真實的理論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後實證主義理論並不試著按照科學或社會學的方向進行。相反地，他們試著以研究有關問題的方式來講述國際關係，以判斷國際現狀是如何提升某些權力關係的。
一些例子包括了
女性主義（「性別之戰」）
後殖民主義（挑戰歐洲中心的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的概念
國際關係時常被視為是一種分析的層次，系統層次是指那些定義並形塑了國際環境的觀念，在國際層次上就如同無政府狀態一般，沒有一個世界政府的存在。
力量在國際關係上的概念可以被形容為一國擁有的資源、潛力、和國際影響力的程度。這通常被分為硬力量（Hard power）和軟力量（Soft power），硬力量與武力的使用有關，而軟力量則通常與經濟、外交和文化影響有關。
極化（Polarity）在國際關係上指的是國際系統裡的權力分配。這種觀念在冷戰期間浮現，當時國際系統是由兩個兩極的超級大國之間的衝突所主導的。在1945年以前的國際系統則被稱為多極，由許多大國之間主導。蘇聯在1991年的瓦解也使許多人將美國視為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一些國際關係的理論都是以類似冷戰的兩極觀念所為根基的。
權力制衡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盛行歐洲的理論，這個理論主張國與國之間結盟的制衡將能達成穩定並避免戰爭。權力制衡的理論在冷戰期間再度崛起，成為肯尼思?沃爾茲新現實主義的中心機制。從這個理論上，發展出制衡（權力之間互相制衡）與選邊站（國家選擇與哪一方結盟）的概念。
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也是從極化衍生的概念，尤其是在單極化的國家上。霸權是在國際系統裡擁有單極優勢的權力，霸權穩定論主張這種情況的結構是穩定的，因為霸權勢力和其他國家都能在國際系統上互相合作。這與許多新現實主義的主張相反，尤其是肯尼思?沃爾茲，他主張冷戰的結束和單極霸權的出現是一種不穩定的結構，並且會不可避免地改變。
許多支持現行國際系統的人認為目前世界上的國家越來越互相依賴，彼此都對其他國家有所責任和依賴。支持者指出全球化—尤其是國際間的經濟互動逐漸成長。國際組織的角色以及在國際系統上各國對一些運作原則的廣泛接受也強化了互相依賴的理論。
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是時常與馬克思主義連結的理論，主張核心國家會去剝削邊陲國家以增進自身的繁榮。許多從這種理論衍生的不同版本要不是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標準的依賴理論），就是使用這個理論以強調改變的必要性（新馬克思主義）。
國際關係的系統工具：
外交是各國的代表們進行談判的動作。在很大程度上，其他所有國際關係的工具都可以被視為是外交的失敗。
制裁通常是外交失敗後最先被使用的解決方式，同時也是確保履行協約的主要工具之一。制裁可以是外交上或經濟上，制裁並切斷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交流或貿易。
印度海軍進行中的一次軍事演習戰爭是對於武力的使用，通常被視為是國際關係的最終手段。克勞塞維茨對此提出了被廣泛接受的定義：「戰爭是一種政治手段的延續」。近來對於非國家牽涉的「新戰爭」（如恐怖主義）的研究也逐漸增加。研究戰爭的國際關係則被稱為「戰爭研究」或「戰略研究」。
國際羞辱的動員也可以被視為國際關係的一種手段。在國際層次上藉著「貼標籤和羞辱」的方式來改變一個國家的行為。最突出的例子是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所發布的1235號決議，公開地披露那些違反人權的國家。
單位層級的國際關係概念
在分析層次上的單位層級時常是以國家作為單位，以解釋國家單位的部分，而不是解釋一整個國際系統。
政權形式：一般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權形式能夠支配它在國際系統上與其他國家的互動方式。
民主和平論是一種主張民主國家之間不可能出現戰爭的理論。主張民主制度使得一個國家的政策基準具體化，只有在正當理由下才能對他國發動戰爭，而且民主也促成互相的信任和尊重。
共產主義則提倡世界革命，同樣也是主張這樣能使全世界和平共存，根基於一個無產階級的全球社會上。
修正主義/現狀：國家可以依照他們是否接受目前的現狀來分類。修正主義國家企圖在國際關係的規則和實踐上進行根本的改變，對於當前的現狀感到不滿。他們認為當前的國際系統是由西方國家所創立以維持自身優勢的。舉例而言，中國原本屬於渴望改變現狀的國家之一，但近來已經傾向於維持現狀，因為現在維持現狀對他們較為有利。
宗教也時常被視為是一個擁有正常國家在國際系統裡的行動效力的組織。宗教是一種有組織地原則，尤其是在伊斯蘭國家，而政教分離論則是在這個光譜的另一端，自由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便支持分離政治和宗教的關係。
個人或子單位層級
在國際關係裡以國家為單位所進行的解釋也能運用至其他的理論方面，而不限定在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關係觀點。
國際關係的心理學因素：將心理學因素的解釋用於國際關係，是來自於現實主義所主張的：國家並非只是一個看不見的「黑盒子」，外交的決策有許多其他的影響因素。檢視人性在進行決策時的過程也可能提供一些解釋的力量，因為許多參與者可能接收了錯誤的資訊。團體迷思的現象便是將子單位層級的心理學因素套用至國際關係的經典例子。
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專注於研究官僚在決策上所扮演的角色，並認為最後的決策其實是由官僚們鬥爭所產生的結果。
宗教、種族、和分離主義團體：將這些方面作為子單位層級來研究時，能夠解釋一些種族衝突、信仰戰爭的原因，以及其他並非國家單位的實質參與者。這在研究近代以前國家微弱的世界時特別有用。
國際關係的組織
國際組織組成了當代國際關係不可或缺的部分。許多國際系統層次的互動都是由參與者自身管制的，他們也否定一些傳統的國際關係制度和實踐，例如以戰爭作為解決的手段（除了自衛之外）。
聯合國
聯合國是一個國際組織，它將自身定義為「一個以促進全世界政府在國際法、國際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平等上的合作的聯合組織」；聯合國是最為突出的國際組織。許多合法的組織也都模仿了聯合國的組織架構。
國際法律實體：
國際法庭
歐洲法院
人權：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將會被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取代）
人權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
歐洲人權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美洲國家間人權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地區性安全組織：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東南亞國家聯盟
阿拉伯國家聯盟
經濟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85%B3%E7%B3%BB
國際關係理論演變的特色
一、前言
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是為了要能夠有效說明國際行為發生的原因以及可能發生的結果，但是隨著時代國際環境的轉變，國際關係也會隨著有所轉變，這樣的變化會在國際關係的論調上也跟著反映出來，而使的國際關係理論因所反映出時代的特點的側重點不同而產生不同的風貌；另外，由於時代學術主流的側重不同，也一定程度的反應在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上。換句話說，國際關係理論的意義不外是人在試圖理解國際事務時的操作性說明，因為理論除了說明國際事務外，也一定程度的參予了國際事務的形成。因此本文從哲學的角度、論者說明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過程的思考，來檢視國際關係理論的演進的意義。另外，也結合現今的國際現勢，試圖說明今後國際關係理論可能的關切方向。
二、國際關係理論派別
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思考中，可以約略劃分成三個論調：自由主義、現實主義以及建構主義。這三者分述如下：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注重理性個體的作用，堅持國際關係發展的進步論。從康得、威爾遜的理想主義開始，到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發展達到一個高峰。
自由主義總試圖規畫世界秩序的藍圖，並認為可以將理念放入世界政治的實踐之中。自由主義不認為世界是一座“霍布斯叢林”，相反的自由主義認為世界政治是可以因為人為的規劃而達到和平狀態的可能，相信國際社會是可以加以改造設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協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聯合國等世界組織，皆是踵因於自由主義論者認為世界的和平可以透過人力間的合作、締約而加以鞏固、達成。
總結自由主義的幾個核心原則：1.個人的自由 2.有賴於法制 3.歷史觀是進步的 4.合於理性的人類社會的規範設計是可以實現的。反映在國際關係理論上的基本前提是模糊國家與社會的邊界，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出發考察世界，國家是國內社會的集合體。國家間的關係就像是社會中各個單位間的關係，國家的行為以及事務的原理可以尋之於國內社會之中。
觀諸國際關係理論中自由主義的發展有兩個階段，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兩者因其理念特點又分別被稱之為「理想自由主義」以及「新自由制度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的特點在於自由放任的理念－類似競爭性市場的國家體系，一隻無形的手（均勢）會自動調節國際秩序。因為認為國際秩序的形成是種自然而然發生的所以認為最少幹預或者不被幹預的世界本身就會走向秩序。這樣的觀點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中受到打擊，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義國際思想在兩次世界大戰面前面臨嚴酷的挑戰，民主國家內部的制度與價值以及國家間體系的生存，幾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毀滅性打擊。
新自由主義又名「自由制度主義」，顧名思義這種國際關係理論的論調著重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上，國際環境的和平有賴於各種在國際社會運行的各種制度的維持與設計。不同於過去的傳統自由理想主義，新自由主義更強調人為的制度面所達到的秩序，非自然形成，而是需要透過更深入的合作與幹預方能達成。
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在現代國際政治理論中，代表著認定某些國際事務中的元素是不變的，且實際存在不可掩蓋，這就是承認衝突乃是國家間關係中固有的現象，其基本前提是無政府狀態下，各國間透過各種手段、戰爭，以爭奪各自的利益。
現實主義的興盛與國際時勢的發展有很明顯的相關性，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過去從自由理想主義的觀點來審視國際關係的方式被認為過份理想，缺少思考國際間的衝突面，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間的利益糾葛導致的許多衝突，並不能完全透過合作而加以消弭，這種利益差異也不會每次都自然而然的導致和平與秩序，相反地，現實主議論者認為，各國之間的差異是實際存在的，而這些差異將會導致各國之間因為各種利益與權力的爭奪而導致失序的狀態、甚至是戰爭。這樣的論調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得到許多例證加以支持諸如兩次大戰、以及美蘇兩強之間的冷戰，都說明瞭利益間爭奪下的和平乃至國際組織都是十分脆弱，戰爭的慘烈都讓人無法認同過去理想自由主亦對人性的正面看法；冷戰的爆發，恐怖平衡的觀感都在在引領對國際關係的觀感認為所謂的的和平與秩序是一種基於現實利益的妥協，甚至是很難達成。現實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為西方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主要流派。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論調更有效的服務了美國在冷戰中的遏制政策需要，因而更加的被廣泛接受及研究。
綜合其特色有下列幾項：
1.區分國際與國內的界線：現實主義者認為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有所不同，因此國內的和諧儘管有可能因為國家的權力而達成，但是國際社會間因為缺乏廣泛的國際約束權力，因此國家間的權力與利益的爭奪將只能透過國家本身爭取。
2. 國際體系以國家為基礎，國家是國際體系中主要的和統一的行為體。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國家是基本的分析單位，國際關係研究就是這些單位之間關係的研究。非國家行為體的地位總是次要的，國家是具有支配地位的行為體。
3. 從悲觀主義的人性觀出發，國際政治的本質是衝突，即無政府狀態下爭奪權力的鬥爭。「權力政治」：它是國家間對立、衝突和戰爭的舞臺。享有他人的利益和避免為他人支配的欲望是普遍存在的，及獲有優勢地位。
4. 現實主義規範性理論的核心是國家的生存和安全，國家安全通常處於最高的位置，軍事和相關的政治問題支配著世界政治，關注現實的或潛在的國家行為體之間的衝突，以及國家對武力的使用、防止領土完整被破壞。因此，國家實力是一個關鍵概念。
5. 國家利益是一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最終決定因素。所有國家必須追求它們自己的國家利益這一事實意味著其他國家和政府都是不能完全依靠的，所有國際協議都是暫時的，有條件的，依賴遵守它們的國家的意願。而國家就被認為像是理性的行為體一樣地思考自身的利益與權力。
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也有所謂新舊的差異：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古典現實主義者一般都是歷史學家、法學家或前外交官，透過其本身對哲學、歷史和法學的方法來理解國際關係，這些方法被稱為傳統主義。新現實主義則是一些經過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的訓練的學者，透過經驗資料進行分析，就像自然科學解釋自然界環境一樣，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來解析國際政治現象。通過類似自然科學的原則來建構自然界體系般，新現實主義也透過社會科學方式來建構國際政治體系，這種研究方式也令新現實主義被稱之為「結構現實主義」。
以無政府性為基本前提，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和行為體的權力分配是國際關係分析的重點，而結構決定了行為體的行為。在這個結構中的每個國家都代表著每個個別的單位，彼此間的權力關係形成了結構的關係體系，彼此之間的權力消長左右著結構體系的轉變關鍵。同時強調大國之間的權力制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霸權穩定論」。與經典現實主義不同，結構現實主義更加強調結構對單位的影響性。
建構主義
1980年代興起的東歐巨變和冷戰結束,無疑使得人們反思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解釋能力。1992年至今，強調觀念和認同的建構主義興起，與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有根本的不同。過去所強調的國際政治環境中的客觀現實，不管是結構或是制度等，只有放在建構者個觀念中才會產生意義，因此與過去的論調不同，建構主義者比較著重在參與國際政治的成員的主觀感受，而非受制於環境的客觀制約。
從建構主義的學科來源來看可以分成兩方面：
1.社會學上認為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的差異，分別對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的不同認識方法。另外也重視社會結構的構成與結構成員間的互動關係與彼此制約的情況。
2. 語言學上不像過去認為語言只是簡單地反應客觀世界，對之作陳述而已，相反地，語言本身也是構成社會意義的一個主動的角色，也具有參與社會運作的意義。
三個不同的論調的提出，都分別都對當時的國際關係理論產生衝擊，因而有論者提出所謂論戰來加以描述。現實主義與自由理想主義爭論人性及其對國際社會的基本思考。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出現則顯現出對方法論上使傳統與科學的對立。建構主義則是對過去的基本論調完全推翻，不論在本體論、認識論及方法論都有所推翻與重新思考。但除了學派間的不同反應了學術間側重點的轉換，也反應了這些學術思想本身對時代的反應：現實主義的應用可以宣傳美國的遏制政策、說明二戰以及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自由主義則反應了戰後不斷緊密結合的世界，反應了社會合作結合的一面。冷戰、恐怖平衡乃至熱戰的可能性逐漸降低，替代的是全球化所展現的對各地區的聯合，甚至是文化霸權透過全球化向各地影響，比起政治經濟的滲透性，文化、價值觀的衝突在受到全球化激起的本土化下，以更加具侵略性的角度在全世界不斷滲透、傳遞，這更令國際關係理論的設計與思考不再相信任何思考都是反應客觀的環境，相對的興起的是建構主義，更重視國際社會成員主觀而非客觀對國際事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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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國際關係理論演進的思考
前面一段中簡述了國際關係理論思考中的三個比較主要的流派，但這三個流派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個考察國際關係理論演進的視角，前段所提及的三次大論戰可總括為一種學術演進的過程，透過分析國際關係理論的演進流程及其興衰過程或可以發現到人對國際事務的觀點的興衰與側重的轉變，乃至價值觀的轉變。本段引用兩位學者秦亞青以及王逸舟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演進所作的分析。
秦亞青的四個階段
1. 國際關係理論初創階段與理想主義的興起(1919-1948)
源於對一戰的深刻反思。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關係思想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國際關係理論體系。至多是一些關於國際關係的思想和政策建議。
2. 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階段與現實主義理論體系的確立（1948-1979）
在這個階段的國際關係理論逐漸建立了理論體系。在這個階段的國際環境是美蘇對立的冷戰時期，給予現實主義更多的證據支持與說明，成為主導的論調。除了現實主義的意味濃外，國際關係理論和方法論這兩條主線的發展到1979年產生了交集。這個階段中可以發現到以社會科學為主的研究方式直接挑戰過去傳統的哲學思維。
3. 國際關係理論繁榮階段與自由主義的復興(1979-1992)
20世紀70年代初國際上出現了佈雷頓森林體系垮臺、美元貶值、越南戰爭、石油危機等一系列危機事件，這使人們開始反思現實主義。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兩人也已提出過「跨政府關係」的概念，對國家作為單位提出了質疑。提出與現實主義針鋒相對的基本假定。雖然這個階段延續著過去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論調之爭，但是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卻產生了所謂的「新新合流」的趨勢，彼此共同點越來越多，二者都是科學性很強的體系理論。具有共同的理性主義學理基礎，科學主義研究原則，無政府邏輯的假定以及合作進化和制度作用等研究議題。
4. 國際關係理論的三足鼎立時期與建構主義興起(1992—今)
20世紀50年代對歐洲一體化的研究表現出了建構主義的一些思想。對國際政治學建構主義做出最大貢獻的是亞歷山大·溫特質疑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研究的起點問題——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並質疑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等完全以科學角度所發現的客觀原則之不可成立性。
分析完整個國際關係理論演進的過程後，秦亞青總結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趨勢如下：
1. 從強調迴圈向強調進化發展.：現實主義認為事務圍繞權力的中心，同時權力的消長使所有事務都尋著一樣的軌跡不斷的上演。自由主義則認為因為可以加以設計、改進，呈現的是進化的觀點。建構主義則更加突出了人的觀念的力量，重視人的實踐活動的建構功能,強調了文化作用。
2. 從權力政治向權利政治發展.：在更多地向權利的方向發展。後現代國際關係理論、女權國際關係理論，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構主義理論都表現出這種跡象。比起過去較重視大國實力的權力分配，現在更加重視來自政經以外的影響力以及價值，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則更加重視國家作為國際社會中的權利。
3. 從話語霸權向多元理論和方法論發展：三大主流理論之外，還有深入發展中的批判理論、規範理論、女性理論、後現代理論。從新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以來以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國際關係，逐漸轉向透過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國際關係。
秦亞青將國際關係理論劃分為四大階段：初創、發展、繁榮到三柱鼎立，分別以理想自由主義、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復興到建構主義的興起為四個時期的重要元素；藉由這四個階段所得到的結論是國際關係理論逐漸產生一種進化發展的觀點況味、理論不再僅囿於大國的權力爭奪議題，也兼顧到部份權利的議題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術設定不再僅僅透過科學主義的所謂話語霸權，而是多元展開，學術的細化、分工化趨勢在國際關係理論的設定中也有重大影響。
秦亞青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到一種學術的多元化發展態勢，而且對於人的探究與對國際態勢的瞭解也有著一種信心，因此可以發現到不管是繁榮時期的自由主義論調或是現今的建構主義論調，都是可以被認為是極為重視有關人的能動性與主觀性，所謂以客觀法則來約束人行為的論調漸漸的削弱。另一方面學術的多元化發展，一方面展現了學術細化的學科成長，但當這樣的學術研究方法轉移到國際關係理論上時，也突顯了全球化的意義，因為全球化的影響將許多事務以串連，也使的許多學科都具有國際性以及全球性的研究需求。
王逸舟的十個新趨向
1. 全球政治（世界政治）分析。
「全球政治」或「世界政治」範疇取代傳統的「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概念，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界限變得模糊，彼此聯結的環節和體系都在擴展，而且速度和互動都在加快，焦點也轉向新的「全球化世界」和「治理」等觀念。
2. 第三條道路思想。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英國現首相布萊爾及德國總理施羅德等人，都是這種思想的擁戴者。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的《第三條道路》一書裏，闡述了這一選擇的6項原則：（1）超越左與右劃分的舊思維；（2） 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之間的有效平衡；（3）建立責任與義務相平衡的新社會契約；（4）發展系統的供給經濟學政策，協調社會經濟增長與福利制度改革的關係；（5）推動平等與社會多樣性原則的統一；（6）重視全球化帶來的各種問題。實際上是歐洲國家在一些重大國際事務上與美國漸行漸遠的社會思想基礎。
3. 國際恐怖主義和非傳統安全分析。
來自於伊斯蘭宗教極端組織和反美力量等在全球範圍內產生威脅，另外，諸如環境變化等在人類安全面臨了新挑戰，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被列辱國際關係理論的分析之中。
4. 人權與人道主義干涉問題。
對於人權定義的不同瞭解，以至於使的國際行動與人權干涉之間的權衡。「維持和平」與「締造和平」之間的份際。
5.新安全理論和安全共同體學說。
針對非傳統安全的分析所衍生的新安全觀，側重於多方面的安全合作，以及安全共同體的締建。
6.分裂與衝突之成因的討論。
蘇聯解體後，認為民主終將擴散全球的樂觀情緒的逐漸消失，強化西方國際關係研究的危機意識和相關探究。法蘭西斯·福山分析了「社會秩序對於未來的自由民主國家何以是重要的」，西方社會原有社會秩序和社會規範遭到破壞，同時影響到這些國家處理世界事務的能力和道德聲望。
7.文化認同問題研究。
西方國際政治學者意識到科學主義的研究方法無法解釋由人組成的社會面臨的複雜矛盾，文化分析和認同研究逐漸增多。在全球化逐漸深化的情況下，恐怖主義也逐漸增強的情況下，所謂的文化認同以及價值觀的研究也更加興盛。
8. 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的分析。
認為國家不是靜態的主體，而是互動的行為者。重視集體性認同，從客體轉向意義，研究各種熱門話語背後潛在的含義。
9. 冷戰後民族主義復活的研究。
蘇聯的崩潰導致了民族主義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復活。原因在於不能立即處於填補後共產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真空的適當位置；蘇聯和南斯拉夫聯邦都是沿著民族分界線組織起來的。國際體系結構及其變化對現有的行為體和剛剛出現的行為體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些行為體反過來又是如何影響決定國際體系結構的互動模式的？
10. 新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思想。
人們想要知道，哪些東西是必須在國家的空間範圍締造和維繫的，哪些有可能在跨國結構的基礎上加以構建，哪些甚至能夠在全球範圍結為一體和相互促進。
王逸舟的十點新趨向則反應了現代社會的衝突與矛盾的現象，論調就顯得較為保守而缺少正面積極的論調。全球化的影響導致了全球性權力結構的建構與分析，但全球化的影響也激起了各地方傳統之間各自的本土化認同，而人權思想的全球化，也因為有關人權的落實的手法背後隱含著對執行手法的不一，及其背後更深地對所謂權利的價值觀認定，在加上政治經濟利益上的糾葛，致使發生比過去更加慘烈的恐怖主義攻擊行動。在王逸舟的論調之中，一種全世界的政經格局似乎隱含著極大的不穩定以及過度性性格，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變成了更多政策的對話平臺，更多的派別服務著更多的潛在價值與利益。
四、代結論：全球政經格局的轉變 價值觀引領國際關係理論的轉變
國際關係理論的演進與轉變，不只反映出國際現勢的轉變，也反映出學術內部的主流價值的轉變，這雙方面的轉變也是彼此互相烘托，彼此強化凸顯彼此。一戰結束後人民渴望和平，要求有組織的國際聯盟，要求國際社會以合作代替爭執，以協調及教育的方式代替戰爭，企圖消弭過去的國際戰爭發生。但是二戰的爆發、冷戰的出現，引領人民以另一種視角來觀察國際社會，認為所有的和平都是建築在利益、權力的妥協與支撐，參與的成員並非是心悅誠服的參與合作。全球化的出現及其影響力逐漸擴大，人權觀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對於遏制戰爭的觀念強化，使的自由主義以合作代替抗爭的論調又再度出現，甚至到了建構主義的強化人力建構的觀點，可以發現那是一種對人力控制的信心膨脹的現象。從自由主義的重新復甦到建構主義的崛起，以及其他許多非主流派別的興起，可以發現到那種民主、多元的觀念被視為終極的價值。
環球時報一篇報導名為「社科院學者：西方民主在全球遭遇挫折」中可以發現到過去所謂的終極價值－民主受到極大的考驗，但是那並非代表民主的價值受到顛覆，顛覆的是過去慣常的西方民主模式，但是作為民主起源的西方來說，東方色彩的民主是否還意味著民主其實本身就受到一定的考驗，但是隨著非西方的聲音逐漸出現，對於許多過去的價值也逐漸找到適合自己的發聲方式，也有屬於自己的特殊執行方式，因此在國際關係理論上也會出現更多非西方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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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系解構分析：結構、變遷與動力＞蔡翠紅
【內容提要】當代西方國際體系理論紛繁複雜，學派衆多，給人們理解國際體系這一概念造成了困難。本文提取了西方國際體系理論研究的不同觀點，從國際體系的多側面來解析這一概念，選取了國際體系的形成、結構形態、變化模式、穩定機制與變遷動力等幾個變量進行了解構分析比較。
大概從上世紀60年代以後，研究國際關系的人可以說言必稱系統，體系理論的研究因此不斷地向縱深發展，研究領域也不斷拓寬。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2005年的兩次講話中亦多次提到中國與國際體系的問題，要求中國同美國“一起維護、協調和推進使中國獲得成功的和平國際體系①，國際體系再度成爲國內國際關系理論學界的一大熱點。然而，當代西方國際體系理論紛繁複雜，學派衆多，這既是國際體系理論繁榮的表現，同時也使這一概念太過雜亂，給人們理解和把握造成了困難。因而在學習和借鑒西方國際體系理論的過程中，深感需要對各種理論加以分析整理、梳理整合。故此，本文試圖提取西方國際體系理論研究的不同觀點，從國際體系的多側面來解析這一概念，希冀有助于目前關于國際體系理論的討論。
體系理論在體系層次、互動層次、單元層次等三個層次上被國際關系學界所普遍認可的、可以充當“解釋來源”的獨立變量分別是：體系的“結構”、互動的“過程”和單元的“屬性”。但爲了對國際體系有進一步的深入的整體認識，本文忽略單元屬性這一國際政治學普遍關心的問題，選取了國際體系的形成、結構形態、變化模式、穩定機制與變遷動力等幾個變量進行解構分析比較。
一、國際體系的形成
關于國際體系于何時何條件下形成，不同學者看法略有區別。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簽訂視爲國際體系産生的標志，對國際體系的研究一般是對其後的威斯特伐利亞模式的研究。這種觀點認爲，國際體系實質上就是國際政治體系，主要指的是由國家行爲體組成的體系，尤其是那些以大國和支配大國爲核心的、由多邊和雙邊國際條約與協議聯系起來的主權國家體系。
沃勒斯坦則指出，以歐洲爲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16世紀開始形成的。莫德爾斯基也認爲最初的國際體系出現于16世紀。沃勒斯坦提出了當代世界體系得以維持的三個依靠：依靠高利潤的世界生産體系；依靠主權國家（特別是處于中心地帶的主權國家）的社會內聚力；依靠相對穩定的國家之間的關系。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實質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他認爲，1848年的資本主義革命是世界體系中的一個曆史轉折點，自此，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民主主義開始全面影響世界體系。
赫德利‧布爾則界定：“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有足夠的交往，而且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決策可産生足夠的影響，從而促成某種行爲，那麽國家體系或國際體系就出現了。”布爾的界定有兩個要點：第一，國際體系是國家互動的産物；第二，這種互動達到了影響彼此政策的程度。
英國學派強調要對國際體系和國際社會這兩個具有曆史差異的概念進行區分，認爲國際體系從邏輯上看，是一個更基本的、更先進的理論化的概念，是指歐洲在15世紀權力向外擴展後使原本孤立的人民、政治實體開始進入正常接觸的時代。19世紀末期，隨著共同利益與觀念在歐洲的形成，在體系的基礎上産生了更具有曆史深度和廣度，更能理解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的概念，即國際社會。
英國學者巴裏‧布贊認爲國際體系和國際社會真正實現全球化是在二戰後原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後。但他同時指出了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五大弱點，即當前主義、非曆史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中心主義。認爲主流國際體系理論只研究歐洲擴展以來形成的全球國際體系，忽視此前存在的地區性國際體系；總是在無政府狀態的前提下考察國際體系，忽視了曆史上曾長期和廣泛存在的等級狀態；把國家作爲國際體系的主要或惟一行爲體，忽視其他行爲體在曆史上的作用。他因此提出了前國際體系時期、相互聯系的國際體系時期和全球國際體系時期。
二、國際體系的結構與形態
所謂“結構”(Structure)是指體系構成單元之間的排列以及這種排列所依照的原則。國際體系的結構一般指，根據主要行爲單元在全球中所具有的影響力和地位進行分類和排序，從而確立一種較爲穩定和持久的國際關系構架和態勢。
對當代已成鼎足之勢的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三個學派來說，國際體系是存在不同的結構和屬性的。對于它們的主要假定，溫特做了這樣的概括：新現實主義把國際體系的結構看作是物質力量的分配，認爲國家是國際體系的主要參與者；新自由（制度）主義把國際體系看作是物質力量加國際制度，承認國家是主要國際體系參與者的同時，強調非國家行爲主體如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對國家的作用和意義，認爲盡管國際互動存在權力政治，但相互依賴所導致的國際合作和國際體制，包括各種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也是國際關系的一種常態；而建構主義則把國際體系看作是觀念分配，通過觀念互動，“國家”之間會形成一定的相互“看法”和“態度”，其總和就構成了國際體系的主觀結構。
按照現實主義理論，所謂國際體系，就是無政府狀態下以國家爲主角的權力政治，是由國家行爲體組成的主權國家體系。權力政治的表現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全球的力量分布格局如何，是單極還是多極，經濟力量、軍事力量的對比情況如何，國家間的結盟情況如何。例如克拉斯納等政治學家所提出的單極國際體系，肯尼思?華爾茲所側重的兩極國際體系，漢斯?摩根索、莫頓?卡普蘭、斯坦利?霍夫曼等分析的多極國際體系等。二是這些力量之間如何互動，是處于和平狀態還是戰爭狀態，有怎樣的分化與組合，所存在的沖突是體系中挑戰國與霸權國之間的沖突，還是其他力量（比如恐怖主義組織）在向霸權國挑戰等等。
國際體系有多種分類法。根據國際體系的組織原則與形態結構，賴特把國際體系分成國際性國家體系和宗主國國家體系；沃爾茲概括成無政府型和等級型國際體系；霍夫曼分成變革型和溫和型體系；沃勒斯坦把它歸結爲“世界經濟”和“一個世界帝國”；曼(Michael Mann)則提出“多元行爲體文明”和“帝國支配型”。與以上學者不同的是，另一些學者認爲國際體系存在多種中間形態。如沃特遜(Adam Watson)建立的分類標尺包括無政府體系、霸權體系、進貢國體系、單個大國支配體系、帝國體系等。]
從命名角度看，通俗的分類稱多極體系、兩極體系和單極體系等。莫頓?卡普蘭根據曆史上國家間的權力分布狀況和同盟排列模式，歸納出六種類型的國際體系模式：(1)均勢體系（一種多極體系），指18世紀至20世紀初的均勢格局；(2)松弛的兩極體系，指戰後初期的兩極格局；(3)牢固的兩極體系，指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戰對峙；(4)環球體系，指20世紀60年代末至今的世界多極趨勢；(5)等級體系，指大國稱霸的局勢；(6)單位否定體系，指出現一國的威懾力量足以影響和阻止別國行爲的情勢。另一種命名法則根據特定戰爭結束後的大國安排的秩序來命名 （也有以一個時代的結束爲標志），如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梅特涅體系）、俾斯麥體系、凡爾賽體系、雅爾塔體系和後冷戰體系。
就每一曆史時期的體系而言，一些學者進一步提出了一些分體系。例如瓊?斯佩羅提出了 20世紀70年代全球體系的三大子系統，即相互依賴的西方體系、具有依附性的南北體系、彼此獨立的東西方體系。關于冷戰後的國際體系模式，哈肯威提出了七個不同的國際體系模型或範式，分別是：(1)新重商主義及地緣經濟學的三大集團體系；(2)傳統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框架下的多極均勢體系；(3)頗有爭議的“文明的沖突”理論；(4)根據傳統地緣政治學“長周期”理論及“霸權穩定論”的單極主導體系；(5)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日益擴大的鴻溝所顯現的“和平區域”與“沖突區域”體系；(6)根據權力與主權從民族國家向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的轉移，以及全球機制的功能性增長推導出的“全球村”模式；(7)隨著中國、俄羅斯、日本或歐洲的崛起，可能重新出現的早期兩極模型或類似的兩極集團結構。當然這些體系模型之間並不一定互相排斥。例如，三大集團的地緣經濟模型與和平／沖突區域模型間可能有重疊；多極均勢模型與“文明的沖突”模型間也不一定是矛盾的。此外，還有人將資本主義體系按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初期、資本主義上升期、資本主義全盛期和多元資本主義期五期來劃分。
而建構主義代表溫特認爲，國際體系的單元最終是個人。國際體系的單元有兩個層次：個人與群體（當前最主要的政治群體是國家）。溫特認爲國際體系中存在三種角色結構：敵人、對手和朋友。觀念所導致的角色認同差異建構出不同的國際體系，即：(1)霍布斯式的國際體系，建立在“敵人”角色認同結構之上。又稱古代國際體系，是真正的自助體系，國家的消亡率很高，出現在17世紀民族國家體系之前。(2)洛克式國際體系，建立在“對手”角色認同結構之上的。這種體系已有近 400年的曆史，在當前的國際政治中仍居主導地位。洛克體系是彼此尊重主權的共存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洛克式體系。(3)康德式國際體系，建立在“朋友”角色認同結構上。後現代的國際體系模式，初顯于歐美、大西洋地區的多元安全共同體當中，目前不占主流。
三、國際體系變化及模式
國際體系有兩種基本的變化方式：其一涉及國際體系的組織原則和構成單位。例如，國際體系是否改變了其無政府狀態，形成類似于國內政治的權威等級制，其基本行爲體的性質有無變化。其二則涉及體系內成員實力分布的變化，各主要成員國相對實力的急劇增減也可能會使該體系發生變化。由于前一種變化在短時段內並不明顯，因而，對國際體系變遷的研究一般都著眼于後一種變化上。
關于國際體系的變化模式，一般來說有兩種情況：循環性變化的周期論、遞進式或無序性變化的非周期論。有人稱爲“趨勢性變化”與“循環性變化”兩種模式；還有人稱“遞進式轉換”與“霸權式更替”兩種類型。莫頓‧卡普蘭的六模式、卡爾?多伊奇的“多元安全共同體”一體化理論都被認爲是遞進式轉換理論的代表。此外，亦有人引用爆發式與非爆發式分類觀點，認爲國際體系的結構變革可以分爲激烈的鬥爭形式（戰爭）與平緩的演進形式，例如戰後美蘇兩極體系的瓦解方式。
周期論事實上是一種霸權更替論，代表人物有奧根斯基、莫德爾斯基、吉爾平等。主張周期論的學者們認爲，就像表面上混沌無序的國內經濟生活存在著起伏升降、長短不一的各種周期一樣，國際政治生活中同樣存在著不同的、各有規律可循的周期，並且對于特定的周期而言，一般都有一個居于主導地位的霸權國家或國家集團。國際體系的發展因霸權國家的更叠而呈現出有規律的周期性特點。
周期論的觀點最早見于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的世界經濟長波理論和湯因比 (Arnold Toybee)有關戰爭與和平的周期理論。康德拉季耶夫提出，從1780年至今的兩百多年裏，世界經濟出現了三次大的周期，每個周期大約持續60年。康德拉季耶夫指出了政治和經濟現象在宏觀運動中的相互關聯性，因而他的周期論是第一個真正具有政治和經濟學見地的循環論。而湯因比認爲，在整個世界曆史上，大約每隔50年便有一場大的戰爭。16世紀以後，國際體系便存在著一個以115年爲周期的“全面戰爭”(General War)與“全面和平”(General Peace)的大循環。
莫德爾斯基提出的“世界政治長波論”則提供了一個以各個大國的興衰和全球戰爭爲關注重點的周期模式。他認爲，國際體系實質是全球政治體系，是世界強國爲行使世界領導權而建立的。在對1494年以來的國際沖突和領導權模式進行考察之後，他發現了以大約一個世紀爲間隔的長周期，即一個周期相當于兩個康德拉季耶夫波，分爲全球戰爭(global war)、世界強國(world power)、權威喪失(delegitimation)、權力分散(deconcentration)四個階段，每個階段約30年。每個周期裏都存有一個領導者，它們是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荷蘭，18、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全球戰爭導致世界強國的出現，而世界強國出現後又總會出現它的挑戰者與之相抗衡。以世界強國爲中心所建立的世界政治體系經曆一定時期後都會崩潰、瓦解，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以新的世界強國爲中心建立起來的世界體系。除莫氏外，沃勒斯坦也認爲，世界體系的結構變化受長周期過程的影響和支配。
與周期論相對的是非周期論。以漢斯?摩根索、漢迪?布爾以及肯尼斯?沃爾茲等爲代表的多數新、舊現實主義者從國家實力政治和力量均衡的角度出發，認爲權力政治是國際政治亙古不變的本質特征。他們指出，在國際社會中，國家行爲的自助性和國際權力的平衡性是惟一重複的現象；國際體系內至多存在某種“拱形”(overarching)的連續性，但不會有起伏跌宕且周而複始的所謂“循環”。但也有現實主義者如米爾斯海默則認爲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下“大國政治悲劇”的無限循環與再現。
此外，屬于建構主義學派的拉格也不贊成體系轉換的普適性原理，認爲社會實踐進程的偶然性和意外後果使國際體系轉換沒有規律可循。拉格認爲，國際體系的轉換實際上只是國際社會實踐長時段延續的漸進物的繼續。
主流建構主義學者溫特則認爲，國際體系的未來是不斷進步的。雖然不能保證現實的國際體系發展史會是線性的，也不能確保這些前後相繼的階段不會倒退，但是退一步會進兩步，最終，世界國家必然會實現。[23]國際體系的未來也是有方向的，並非漫無“目的”的適者生存式地不斷進化。溫特給出了五個前後相繼的理想類型：國際體系（個人與國家都沒有獲得承認；傳統戰爭與全面戰爭時期）、國際社會（國家獲得初步承認、個人沒有獲得承認；全面戰爭與有限戰爭並存）、世界社會（國家與個人都獲得初步承認；有限的反叛者戰爭）、集體安全（國家與個人都獲得進一步承認；有限的反叛者戰爭）、世界國家（國家與個人都獲得完全承認；無戰爭）。個人與國家“爭取承認的鬥爭”的觀念方面與物質方面都不能單獨導致世界國家的必然出現，只有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使國際體系的結構超越無政府狀態，進入新的階段。
四、國際體系的穩定機制與變遷動力
國際體系的穩定機制與變遷動力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國際體系的穩定與否取決于兩方面因素：一是合理的組成方式，二是有效的協調機制。不穩定的結構必然會被穩定的結構所代替，這是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然而，關于何種結構是穩定的，則各派意見紛呈。有人認爲，從力學角度看，多極均勢體系是穩定的。肯尼思?華爾茲則認爲，兩極國際體系比多極體系更能發揮穩定的作用。而羅伯特‧吉爾平則以“古羅馬治下的和平”、“大不列顛治下的和平”以及“美國治下的和平”爲研究和論證藍本，提出了“霸權穩定論”，因爲霸權可以帶來公共權威，並爲國際社會提供公共商品。
協調機制是國際體系正常運行的潤滑劑和穩定劑，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自發的、盲目的機制，主要指“勢力均衡”（均勢）；另一種是人爲的、自覺的機制。[19]前一種機制在曆史上長期占統治地位。漢斯?摩根索承認，“在主權國家組成的人類社會中，權力均衡也是一個基本的穩定因素。”然而，這種自發的協調機制是“不確定、不現實、不健全”的。因而，包含重要國家間交往原則與制度的國際法體系、以聯合國爲代表的國際組織等自覺的、可控制的國際協調機制越來越重要。
關于國際體系變遷的動力，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有不同的觀點。理想主義將人性視爲社會變遷的動力，現實主義重視政治經濟的實力變遷，建構主義則探究文化變遷與認同變化的重要作用。
理想主義認爲，人類知識的欠缺是戰爭爆發的根源。它強調公衆力量在國際體系變遷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理想主義學說譴責追求強權政治以謀求自身利益的國家行爲，主張國家應依據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原則行事，通過對人性的改造實現國際體系的和平。理想主義注重道德的重要性，主張建立一種基于實力和權力聯合之上的民主國家聯盟。
相比于理想主義，現實主義學派，尤其是新現實主義學派的學者對國際體系變遷的理論更加實際。它的一個重大革新，就是在肯尼思?華爾茲的影響下，把國際體系變遷的動力從人性轉移到了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由于無政府性的存在，國際體系必然是自助體系，自助體系又必然導致權力政治，結果是軍事競爭、勢力均衡和國際戰爭。國際體系的結構被看作是大國物質力量的分配，而結構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體系的變化是由各單位實力對比的變化造成的。對國際體系能否和平轉換的問題，現實主義學者不抱樂觀態度。在現實主義者看來，和平的國際體系轉換只能是權力政治的“意外”結果。
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轉換的根本動因可以歸結爲三方面的綜合作用：一是世界性大國發展的不平衡從而導致的國家實力的改變，即發展不平衡規律。這一點是目前“中國威脅論”的主要依據。二是結構內部關鍵要素的重組、移位或裂變，如蘇聯的解體。三是外部因素催化劑，如科技革命、能源危機、環境問題、恐怖主義等。
現實主義者吉爾平和莫德爾斯基都特別看重國際體系內部各主要國家所謂的“發展不平衡規律”，認爲霸權戰爭是世界政治體系變化的基本機制。吉爾平認爲，國際體系內部各主要國家的發展不平衡導致了權力競爭的體系危機，其表現方式極有可能是戰爭，而最終的結果是國際體系的轉換。近代大國的崛起一般可歸結爲兩個因素作用的結果：一是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及逐步強化；二是經濟、軍事以及技術變革在國家利益原則上的應用。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出發，他認爲，在各國都認爲改變國際體系無利可圖時，國際體系就穩定。反之，如果某一國認爲改變國際體系得到的預期收益大于爲改變國際體系所需支付的成本時，該國就想改變國際體系。
莫德爾斯基的“世界政治長波論”提供了一個以各個領導國的興衰和全球戰爭爲關注重點的周期模式，同時也提出了一個以領導國的革新因素和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變革爲中心的進化模式。在長周期框架中，主要表現爲大國力量消長的結構性危機構成了威脅各個體系穩定的全球問題，正是全球問題的存在爲國際體系的進化變革提供了依據和動力，而曆史上解決全球問題、實現體系進化的主要機制便是全球戰爭和革新因素兩者的結合。這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進化過程。
沃勒斯坦則重視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供求關系。他認爲在中心—准外圍—外圍結構中，存在著兩大基本矛盾：中心與外圍的矛盾和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的矛盾，其核心是有效需求的滿足，世界體系通過地理上的擴張和經濟上的無産階級化不斷獲得前進的動力，其間在擴張和停滯的循環往複中得到發展。
以亞曆山大‧溫特爲代表的主流建構主義者則探究文化變遷與認同變化在國際體系變遷中的重要作用。溫特重新詮釋了無政府性和自助邏輯，發展了國際體系結構的進化觀，認爲國際體系隨文化結構的變化而變化。溫特所強調的國際體系轉換實際上是一種緩慢的質變過程。相比于前人所論述的以主要國家行爲體變遷爲中心的國際體系轉換，溫特更注重國際關系行爲體間整體意義上的國際體系變遷。他指出，國與國的互動實踐將促使國家間的社會學習和模仿，在社會學習和模仿中形成了國家的文化選擇，文化選擇的形成過程實際上也就是集體認同變遷的過程，集體認同的變遷最終促成國際體系轉換。溫特提出，在轉換過程中，有至關重要的四個變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化以及自我約束。溫特認爲，遵循國際制度的內化、推行民主和法治、主張道義上的安全承諾這三種自我克制的途徑，將使集體認同更容易實現。溫特雖然在總體上對國際體系文化持進化態度，但並沒有肯定國際體系的政治文化必然要有發展性進化。
總之，國際體系是一個具有各種特征的複雜的社會系統，而且愈來愈呈現五彩紛繁、錯綜複雜的態勢。因而，要得到確切的理解，必須著眼于對這一概念的多維度剖析，才能將各個孤立的理論統合到這一概念中，加深認識。
隨著中國融入國際體系進程的加快，中國自己的國際體系理論建設已顯得越來越重要。衆所周知，我國國際體系理論研究起步晚，至今沒有形成系統的科學理論。而我們所面對的是相當發達的一大堆西方國際體系理論，在學習、借鑒、發揮的過程中，如果不從宏觀上把握其研究的重點和方向，不用聯系的觀點看待各種理論，而隨意地抽取、借用一些概念和理論進行孤立分析、任意使用，就既不是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真正理解，也會使起步較晚的中國體系理論混亂不堪。故此，我們應當認真分析當代西方國際體系理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使之對中國國際體系理論的建設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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