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找石之瑜著《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台北：五南，1995）相關資料時
又再次深感前評所言：＜提升網路訊息＞台灣網站訊息之匱乏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1755945/20051012065057
是嗎？石之瑜的＜結論：中國人的面子外交心理＞也沒啥創見，不就是引用了當時流行的「中國人面子心理學」之說（詳見前書評）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8677471/20080706065402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8736588/20080708054909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8706796/20080707051924
本書係作者石之瑜重新詮釋中國外交史嘗試的開端，一方面修正因西方社會科學以物質的、競爭的觀點，所造成對中國外交行為的認識偏差，另一方面也試圖用社會科學界所能容許的語言，傳輸以中國為主體的分析史觀。書中引用了機械意涵濃厚的御控學﹙Cybernetics﹚ 為基本語言架構，但是卻是以中國外交決策者的個人文化心理動機，來作為每一次外交御控過程的發動者，故又有解構此一機械概念的作用。總而言之，作者希望透過本書，協助國內學術界能用西方的語言，反駁西方的誤導，並強化對於西方現實主義偏見的免疫能力。
石之瑜（1958年－），祖籍湘西，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哈佛大學公共政策碩士，丹佛大學國際研究博士，史丹福大學，杜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英國）杜倫大學，（日本）中央大學訪問學者，曾獲2000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學術獎，2001至2004年國家講座，國家科學會傑出獎三次，2007至2010年台灣大學講座教授，與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專長為中國研究、政治心理學、文化研究，近年致力於分析中國學的知識社群文化。
石之瑜研究論述甚多，目前包括中文專書五十餘本，英文專書十一本，詩集兩冊，中英文期刊論文數百篇。根據各校教師網頁資料，石之瑜是目前臺灣政治學界以中文撰寫論文數量最多的學人、也應是以英文著作在海外出版最多的台灣學者。這些學術著作的內容涵蓋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對美國主流學術思想批判尤其強烈，在英語世界頗受重視，幾乎所有名人錄皆有列名其中。[2]石之瑜對兩岸時政也採取解構途徑，爭議性與挑戰性強，與兩岸各主要政黨頗多差異。同時，石之瑜對台灣學術體制的批判與實踐受到註目，曾拒絕台灣大學授與榮譽至高的「終身特聘教授」，引起兩岸知識界廣泛關註。
石之瑜在台灣大學與高雄中山大學的課程頗受學生歡迎，受其論文指導學生亦為數頗多。
石之瑜的言論總是引起各方面的辯論，其中包括他只譴責美國帝國主義，卻不見分析是不是有中國帝國主義；雖然不直接反對台灣獨立，卻經常揶揄台獨領導的人品；而且，他解構中國民族主義的作品主要都是英文，雖然有許多非華人讀者、但是最需要閱讀這類文章的是華人。石之瑜對於台灣時政的批判經常用詮釋法，不用實證法，不同讀者經常讀出迥然不同訊息；對泛綠的批判往往借用自由主義或憲政主義；但他對泛藍的批判通常會改採保守主義或傳統主義。在美國學界的印象裡、石之瑜是無法歸類的異議份子；台灣有泛綠認為「他批判泛綠及美國的言論更適合批判中國及中國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者有類似的盲點」；但在共產黨的官方立場裡，他又曾被認為對三個代表不敬、同情日本、甚至否定祖國的民族政策（據說他有土家族血統）。從他著作中有兩本書名所透露的立場則是：「進出族國」，處在「家國之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4%B9%8B%E7%91%9C
教授石之瑜 拒絕臺大終身特聘 【聯合報／記者喻文玟06/11/23
臺大日前公布今年首創的終身特聘教授名單，有一百零三人獲聘，但政治系教授石之瑜卻向臺大政治系提出退聘要求，他在發給系內部的文件中指出，臺大近年以教師論文發表數量決定教師獎懲、升遷，和他堅持的道德、學問不符。他也是第一位拒絕接受這項殊榮的教師。
石之瑜拒絕受聘終身特聘教授，在學術圈引發不小震撼，臺大校內人士指出，終身特聘教授方案是臺大邁向世界百大計畫的重要方案，石之瑜的作法，可以解讀他不認同臺大近年的辦學理念。
指校方以論文發表數量定升遷 不符自己堅持的道德學問
在臺大政治系任教十多年的石之瑜也是出身臺大，他的研究豐富，發表過四十多本中文專書、十多本英文專書，曾出版詩集，中英文期刊著作兩百多篇，在臺灣政治學界，他的中文論文數量數一數二，也曾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肯定。
石之瑜日前正式回覆校方拒絕聘任的信中，簡單但措辭強，「道德學問遠不及我校近年來堅定遵循的學術標準，必將玷辱校譽，其主事者必有不察，請促為更正決定，逕予撤銷」。
不過石之瑜對發給政治系說明退聘動機的信中則指出，臺灣高等教育評鑑制度越來越窄化，各大學教師獎懲或升等辦法，都面臨以論文數量產出「量化」教師，老師淪為論文機器，這和社會科學領域重視的道德思想傳承的學風大相逕庭，臺大近年的領導越來越重視速成和產出，這反映出臺灣高等教育管理的片面性，也和他堅持的社會科學理念迥異，所以不願意受聘。
臺大副校長陳泰然指出，石之瑜是經過政治系提名、社會科學院通過再提報校內審查，他本人事前應該知情。終身特聘教授是臺大肯定老師在校內外的傑出表現，即使老師不接受，只要符合資格就有這個榮譽，老師就算不接受，肯定依舊存在。石之瑜目前留職停薪借調至中山大學，不支薪的情形下，薪水沒有加給。
政治系主任：佩服他的勇氣
臺大政治系對於石之瑜的決定，上下都三緘其口。臺大政治系主任蘇彩足指出，系上接獲石之瑜老師的說明信十分震驚，「很佩服他的勇氣」，但對原因和細節不願置評。
蘇彩足指出，政治系今年提名兩名教授，石之瑜是終身特聘教授；另一名教授江宜樺為特聘教授，三年一任。
蘇彩足說，石之瑜決定退聘前和政治系、社會科學院溝通多次，擔心個人的堅持會造成學院和校方對立，讓院系日後爭取不到資源。
蘇彩足說，石之瑜很堅持人文社會領域不應該只重視論文數量產出的理念，他的作法是想表達自己對國內學術界評鑑制度的不合理的抗議，人文社會領域評鑑面臨的困境是整體學術環境的問題，三言兩語難道盡。
中國對外關係史
中國對外關係史指曆史上屬于中國範疇的所有國家和其他國家交往的曆史。
2000多年前的中國以絲綢之路來和中亞、歐洲相互交流。唐朝的繁榮時期，長安成爲當時世界的最重要城市之一，寬容地接受世界各地而來的文化。明朝的鄭和下西洋是航海史上的壯舉。清朝時，英國使者帶禮品到中國來爲乾隆皇帝祝壽時，被中國當以“朝貢”對待，並因英國從東部海路過來，而稱之爲“英夷”。
中國對世界的看法，在鴉片戰爭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中國被迫正視自己的衰敗與西方強大的軍事、科技實力。
隋唐以前的對外關系（公元589年以前）
在古代，中國認爲自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國的皇帝是這個文明世界的領導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說法。以中原爲世界的中心，中國視周邊地區爲東夷、南蠻、西戎和北狄，詞語帶有蔑視的態度。其實，中國只是東亞的中心。當時這種外交政策在東亞、東南亞被廣泛接受，大多數周邊國家都需要尋求中國的保護。周邊國家曆代向中國朝貢。參見朝貢體系
隋唐時的對外關系（公元589年—公元907年）
隋唐以後至近代以前的對外關系（公元907年—公元1840年）
中國與西方第一次的外交接觸是在1665年，當時的俄羅斯冒險家來到滿洲，通過拉丁語（中國人從耶穌會傳教士那裏學到了這門語言），中國的皇帝與俄國沙皇在1689年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了兩國之間的疆界，其中部分沿用至今。
近代以後的對外關系（公元1840年—公元1949年）
朝貢體系到了清朝達到最成熟的地步。朝鮮、越南和琉球國是朝貢國的典型。 在19世紀後半葉，中國很快學會了歐洲外交的遊戲規則。雖然這期間中國外交的長期目標是重樹中國的強國地位，當時的近期目標卻是生存。僅擁有一支微弱軍隊的中國，必須依靠國際法與強國之間的矛盾來維持自己的獨立。
南京條約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從此中國不斷割地賠款。馬關條約把臺灣割讓給日本。辛醜條約是代表中國的清政府和八國列強的最後一個大的不平等條約。清朝也逐漸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際地位十分低下，直到中華民國成立後才開始有所改觀。
1943年開羅會議三巨頭但是由于剛成立的中華民國是弱國，雖然作爲一戰的戰勝國也依然在巴黎和會上不能獲得公平的待遇。自中華民國建國以來內戰不斷，經常出現幾個代表中華民國的政府，並且直到東北易幟前，中國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來積極發展外交關系。各個派系的軍閥都依仗不同的國家來對自己的地區加以控制。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國際地位開始顯著提高。開羅會議中國是三大國之一。對日抗戰後期，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府廢除了自鴉片戰爭後所簽訂的大部分不平等條約，並陸續與世界各國簽訂平等新約。政府還積極與英國交涉，欲收回香港，但被當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所拒絕。中華民國也是聯合國的五個創始國和常任理事國之一。1949年國民黨在內戰失敗後，國民政府退守臺灣，但依然在國際上代表著中國參與世界交流。1970年代，伴隨著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以及與美國等國斷交等一系列事件，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大大下降，這也對臺灣問題的形成也造成了影響。
1949年以後的對外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中國實行“一邊倒”策略，加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在冷戰中對抗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陣營。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中國走上了完全獨立發展的道路，並積極與第三世界的國家建立友好關系。197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恢複正常，並通過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取代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而成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F%B9%E5%A4%96%E5%85%B3%E7%B3%BB%E5%8F%B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中國外交政策目標
雖然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中國經歷了多次政治變革，中國的外交政策自清朝鴉片戰爭以來就有一定的連貫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基本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強大與統一的中國，併在世界上有廣泛影響力。中國外交專家們認為要實現這一目標中國不能採取霸權主義、擴張主義的政策，所以當中國被周邊國家看作是一個新的威脅時很多中國人都無法理解。
與蘇聯與美國不同，中國未試圖向世界其他地區輸出諸如共產主義或自由的意識形態。中國也認為國家的行為是為國家利益所驅動，而不是美國所宣稱的那樣，是為自由民主之類更高的理想所驅動。因此在外交上，中國往往將國家利益放在意識形態之上。雖然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是自私的，有人卻指出正是由於中國的國家利益高於一切，中國的外交政策十分靈活、有彈性，並防止中國介入一些意識形態的衝突之中，並且能形成連貫性，政府換屆不會使外交政策有大的改變。
1992年以來，隨著蘇聯的垮臺，冷戰的結束，美、蘇兩極對抗的情況已經走入歷史，意識形態的鬥爭業已不再是世界外交的主旋律。隨著中國經濟的加快成長，和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中國外交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抗旗、不打頭、不結盟”、“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不干涉別國內政”、“和平崛起”、“和諧世界”為只要方針和宗旨，朝向世界大國的目標前進，負責任地行使其在國際間的影響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年來捍衛領土完整，故絕對不允許與其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與中華民國(台灣)、西藏流亡政府和東突組織建立任何正式外交關係。
中國外交政策的制訂
與大多數國家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的外交政策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執行的。但是中國外交政策的最高決策機構是中國共產黨外事工作領導小組。
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制訂是由一些獲政府贊助與監督，但在政府體制之外的智庫專家們來執行的。例如在中美關係中，外交政策的交流一般在研究機構之間進行。由於討論是非官方的，他們比正式的政府官員之間的討論更自由、更少限制。
此外中國還有中國的戰略思考，其有關外交的理論與西方國家也是有很大不同的。
中國外交的歷史
建國以後廢除一切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舊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所有租界（英國強租的新界和葡萄牙租的澳門要到80年代才決定回歸時間表，並於90年代末順利回歸中國）。
1950年代派出周恩來率領的總理級外交使團參加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樹立新中國外交的清新形象。後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三個世界”概念的提出更是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策略廣為各國所熟識和接受，併成為國際共識。
從建國之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一直努力使國際社會承認其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領土範圍涵蓋中國大陸香港與澳門 其中臺灣則從未實際管治。在1970年代之前，在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一直被國際社會以及聯合國廣泛認可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過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取代蔣介石代表成為聯合國中中國的代表後，北京當局在國際上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大多數國家中斷了與臺北的外交關係，轉而與北京政府建立聯繫。日本與中國在1972年建立外交關係，美國也與中國在1979年建立外交關係, 另外成立了台灣關係法，對中華民國提供無限期的支援。目前全球有163個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和中華民國一直擁有良好的經貿關係），而承認中華民國的只有24個（參見臺灣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都以建交國不得承認對方政府為建交的前提條件。但是近年來臺灣為拓展自己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已經不再以此為主要的建交條件了，不過一個國家在與中華民國建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般都會與其斷絕正式的外交關係。
在建國之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保持與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之間的團結。1950年，北京政府派出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到朝鮮，支援北朝鮮進行朝鮮戰爭。朝鮮戰爭之後，中國又試圖通過與巴基斯坦等第三世界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來淡化自己與蘇聯過度親密的關係。此期間中國還大力支援東南亞等地的共產黨勢力，試圖將共產主義擴張到東南亞地區，但這也造成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緊張。 1960年代，北京開始與蘇聯在共產主義世界中爭奪政治影響力。在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後，中蘇兩國的關係已經惡化，中國越來越註重自己的戰略地位。
1978年末，中國也開始關註越南試圖擴張其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對於有蘇聯支持的越南侵略柬埔寨，中國在1979年2到3月發動了小規模的對越南“自衛反擊戰”。之後中蘇又在蘇聯侵略阿富汗問題上發生衝突。中蘇之間關係有著三個障礙：越南對柬埔寨的侵略、蘇聯對阿富汗的侵略以及蘇聯軍隊在中蘇邊境地區的駐兵。
在與蘇聯交惡後，中國開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交往，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中美之間的關係逐步正常化。1980年代，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更加緊密，中國希望通過與西方國家的這種關係來幫助自己的經濟建設，同時遏制蘇聯的擴張主義。此時蘇聯已經被中國視為是最大的威脅。
中國始終表態反對“霸權主義”，針對的主要就是蘇聯以及蘇聯的衛星國，如越南和古巴，但是同時中國也註重自己的外交政策是獨立於美國與蘇聯之間。在與西方改善關係的同時，中國繼續推動第三世界國家中的不結盟運動。
1989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令中國的外交陷入困境，很多國家都減少了與中國的外交接觸。之後中國繼續努力改善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到1990年代末，中國與絕大多數國家之間的關係已經恢復正常。1991年末蘇聯解體後，中國也與前蘇聯加盟國之間建立了外交關係。
外交政策的逐漸演變
新中國誕生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主要包括：
“另起爐竈”，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建立的一切舊的外交關係，要在新的基礎上經過談判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平等的對外關係
“打掃乾凈屋子再請客”，清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殘餘勢力，取締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鞏固新中國的獨立和主權，為與世界各國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關係奠定基礎。然後再考慮與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
“一邊倒”，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交上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當前的外交政策
最近幾年，中國領導人頻頻出訪，中國也開始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多邊組織發揮更大更積極的作用。中國也力圖減緩亞洲區域內的緊張，其為朝鮮半島的穩定作出貢獻，也加強了與東盟國家之間的關係，積极參加東盟地區論壇等活動。
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也獲得改善。普京總統與江澤民主席在2001年7月所簽訂的友好合作條約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美國在亞洲地區勢力的制衡。2001年6月，在中國的倡導下，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與烏茲別克又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主要的意圖就是阻止美國在中亞地區勢力的擴張。
中國與多個國家有領土以及領海爭端，包括了與越南在北部灣的爭端，與多個國家在南中國海的領海與領土爭端，以及多片土地與印度以及日本有領土爭端。北京當局已經解決了多個領土爭端議題，其中包括1997年11月與俄羅斯簽訂的領土爭端一攬子解決方案，於2004年10月14日簽訂《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據官方說法，該協議徹底解決了中俄4300公裡邊界問題。在2000年與越南簽訂的解決部分領土爭端的條約。但是對於南中國海部分島嶼的國際爭端依然有待解決。
1990年代末與21世紀初，中國的外交政策主軸似乎是加強與俄羅斯以及歐洲的外交關係，以制約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但是在911事件與伊拉克戰爭後中國的外交政策似乎有所改變。雖然美國對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攻擊可能造成美國勢力在全球範圍內的繼續增長以及對中國進行更緊密的包圍，但是隨著美國的外交重心移到中東，美國希望借助中國維持東亞地區的穩定。中國在朝鮮問題上做出巨大的外交努力，2003年中國也繼續加強與東盟之間的政治、經濟合作，後又敦促蘇丹政府接受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解決達爾富爾問題並取得成效。
另外，中國政府也逐漸低調處理日本新編歷史教科書和靖國神社問題，以溫家寶總理訪日為開端，開始走出中日兩國“政冷經熱”的怪圈，展開務實外交，主張兩國面向未來、共同發展，受到日方好評。新的外交政策顯示，中國已經越來越擺脫受害者的心態，而朝著大國的目標前進。
領土爭端
宣稱對臺灣本島及其附近島嶼、澎湖、金門、馬祖、東沙群島的主權，同時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當局也同時宣稱對中國大陸地區以及部分為外國控制的地區行使主權；
中俄在2004年簽訂邊界協議，劃分了黑瞎子島與另一塊島嶼的歸屬問題。兩國政府聲稱至此解決了中俄4300公裡邊界的一切問題。
與印度的邊界爭端（參見阿克賽欽與藏南(阿魯納恰爾邦)）；
雖然1997年中俄簽訂了邊界條約，兩國在至少兩片區域依然有主權糾紛；
中國與塔吉克的部分邊界未劃定；
中國與朝鮮在長白山33公里長的邊界線未劃定；
南沙群島主權爭議：馬來西亞、菲律賓、中華民國、越南以及汶萊都宣稱對南沙群島部分或全部區域享有主權並實際控制部分島嶼；
中國與越南有北部灣領海爭端；
西沙群島為中國實際控制和管轄，但越南與中華民國當局都宣稱對其享有主權；
宣稱對釣魚島為主的釣魚島群島和赤尾嶼（日本實際控制，並稱為魚釣島、尖閣列島和大正島）的主權，臺灣當局也宣稱對上述島嶼擁有主權；
1999年12月，中國與越南簽署邊界條約，把北部灣（越南稱東京灣）一分為二，但是這樣一來中國許多漁民的傳統捕魚區被划到越南境內，造成一些邊界糾紛。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A4%96%E4%BA%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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