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隆著《靖國神社揭秘》（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之類的書太敏感了吧，全球古今中外充斥著類似靖國神社之祠，比如忠烈祠—中華民國政府設立，與靖國神社悼念用意相同的紀念堂，而也祭拜一些爭議性（曾經屠殺人民）的人物。為何獨責靖國神社呢？
是呀！要是德國也將紐倫堡審判罪犯入祠，看看會怎樣？
又是個《德國與日本的省思》大不同啦！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1755657/20050929095449透視《靖國神社》背後的靖國問題之根本＞寧未央
2008年3月末，紀錄片《靖國神社》在香港電影節放映。同時，電影在日本多家電影院上映的計劃正受到右翼的壓力，抗議愈演愈烈，導演李纓說，在香港的幾日，他得以暫時逃脫各種聲浪和威脅，是難得的安寧時刻。
接著，《靖國神社》獲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人道獎；幾日之後，日本原定上映《靖國神社》的電影院全部取消上映計劃；在右翼對電影上映進行杯葛的同時，也有如日本導演協會等不同社團對影片進行聲援，《靖國神社》的上映問題成為社會事件；直到5月3日，電影在東京澀谷一家影院首映，並有20多家影院計劃上映，但李纓說靖國神社官方對電影的壓力越來越大，他還是“有很大的擔憂”。可以想見，這種擔憂既是對影片命運，也是對他和劇組成員的安全。
上映問題成為風波，令《靖國神社》這部電影更讓人好奇，一個旅居日本多年的中國人，花費將近10年的時間關注靖國神社，在極其困難的狀況下，耗費心力拍攝了第一部關于《靖國神社》的紀錄片，這究竟是怎樣一部電影？
在一般中國媒體的報道里，靖國神社是因為日本首相參拜戰犯而廣為人知的，在中國與日本之間，靖國神社都是相當敏感的問題，但對靖國神社是怎樣的處所認識卻非常模糊；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曾撰寫《靖國問題》一書，他在序言中也說：“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問題，對此真正了解的人並不多。而且，連知道靖國神社是一個什麼樣的神社的人也為數很少。”就是說，即便在日本國內，一般人對靖國神社的了解也並不充分。 神社的神聖性
《靖國神社》是近年來少見的制作精良、水准之上的紀錄電影，雖然能看出電影的制作經費有限，但從鏡頭到電影結構都十分准確。電影起始，黑暗中一束光打亮一把日本軍刀，閃著懾人的寒光，導演在接受採訪時說：“絕大多數日本人，至今都不知道靖國神社里面供奉的就是一把軍刀。”自然，絕大多數中國人，也並不知道這一事實。
真正的被供奉的軍刀秘不示人，附著在這把軍刀上的，是246萬人的靈魂，他們由亡靈被合祀而成神，與記載這些亡靈名字的靈璽簿一起，被供奉在靖國神社之中。1933年日本陸軍于靖國神社內成立了日本刀鍛煉會，專門從事軍刀的制造。直至二次大戰結束，共制作了8100口日本刀，大部分被運往中國戰場，這批軍刀稱為“靖國刀”，刀匠被稱為“靖國刀匠”。93歲的老匠人刈谷直治鍛造一把靖國刀的過程貫穿影片始終。一見即知，他是謹嚴的手工藝者，樸實慈祥，不多言，對于手藝有著游刃有余的把握和嚴苛的要求。
淬火與鍛造的間歇，是靖國神社的空間，如同一出多幕劇，每一場都充滿戲劇性。
電影拍攝期間，正值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連年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中韓兩國抗議期間。一個美國人舉著標語，聲言支持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他的舉動先是引起一些日本人的好感，繼而引起另一些日本人的憤慨，在8月15日，日本所宣稱的“終戰之日”，顯然美國人在靖國神社的出現引起人們並不愉快的記憶，在警察的出面之下，美國人收起支持標語，悻悻離去。
日本右翼在靖國神社舉辦集會，不僅支持小泉對靖國神社的參拜，而且希望天皇也能恢複自1970年代末中止的對靖國神社的參拜，當全體起立，齊唱國歌之時，突然從側翼衝出兩個青年，喊出反對參拜靖國神社的口號，在眾人的愕然之中，他們很快被制服，在扭打之中，有人對他們喊：“你們是中國人吧，滾回中國去！”一直將他們驅趕到靖國神社之外，那一句緊逼著一句的“滾回中國去！”讓作為中國人的觀眾不寒而慄，當警察趕到時，頭破血流的年輕人說：“我們是日本人。”
台灣原住民代表高金素梅與同伴們一起唱著泰雅族的民謠，聲淚俱下。他們又一次來到靖國神社，請求將祖先的名字從靈璽簿上除去。在靖國神社所供奉的250多萬名亡靈中，台灣人有2.8萬余名，朝鮮人有2.1萬余名。他們是戰時被征召的當時日本殖民地的士兵，高金素梅說：“我的祖先被日本軍國主義送上了戰場，靖國神社把高砂義勇隊(即泰雅族，作者注)的犧牲者和作為加害者的日本軍人放在一起祭奠，還有比這更屈辱的事嗎？”然而靖國神社如同之前很多次一樣，並沒有理會他們的主張。
為高金素梅擔任現場翻譯的是菅原龍憲，他是衝繩一所佛寺的主持，他的父親同樣是這所寺廟的主持，但在菅原住所懸挂的是一張身著日本軍服的年輕人的照片。菅原之所以將父親的這張照片懸挂在寺廟，是想提醒後人，一個遵循佛教教義的僧侶曾被日本政府征召，從事殺戮，並戰死沙場，合祀在靖國神社。20多年來，菅原一直要將父親的名字從靖國神社的靈璽簿上除去，也未能成功。
在這一舞台登場的，還有身穿日本舊軍服，手擎日本軍旗，如同出征前誓師的男人及老兵；在南京大屠殺“百人斬”競賽的軍官遺屬在神社征集簽名，說那是假新聞，損害了父祖的名譽的行動，並不讓人吃驚，那麼兩名婦人的對話則更有一種普遍的價值。櫻花盛開，綠樹成蔭，靖國神社就像是一處公園，兩個中年婦人對坐，春夏郊游般閒適。她們說，想當年戰士們出征前都會給妹妹留下遺書，“讓我們在靖國神社再見吧”，真是感人啊……小泉首相完全應當參拜靖國神社啊。
同樣在香港電影節觀看了《靖國神社》的紀錄片學者呂新雨評價：“航拍畫面呈現神社在東京夜晚的宏偉，甚至可以看出神聖感。”直到現在，如果有戰死者的名字被提供，靖國神社的招魂儀式仍會繼續，一盞盞蠟燭之中，身著白衣的祭司們在夜晚的招魂儀式之後退場，從遠處走來一名身穿日本舊軍服的年輕人，面目不清，他鞠躬而後離開，如同從戰爭片中突然複活的幽靈，在鏡頭的追隨下一直隱沒入茫茫夜色之中。
什麼是靖國神社神聖性所在？李纓不停追問老刀匠刈谷，他多數情況下都沉默，避而不答。後來他說，靖國神社是祈願和平的地方，小泉應該去參拜啊。李纓又問，平時您聽什麼音樂？他起身找到一盤老磁帶，說，有時會聽一下這個。
那是昭和天皇在紀念明治100年光輝歷程時的講話。
http://magazine.sina.com/nfcmag/000/2008-05-26/052111807.shtml
中國讓靖國神社成為焦點？ 加藤嘉一 2011/07/02（楨：倒果為因之謬論！）
靖國神社和日本的愛國主義、愛國氛圍，甚至大量「愛國賊」的出現，是密不可分的。談愛國和國家似乎是很忌諱的，很少談國家，日本的「國家主義」和中文的意思有所不同，在日本，「國家主義」是貶義的，因為國家主義讓國民聯想起二戰前的煽動輿論、陷入失控、發動戰爭。
【前言】
「賣國賊」，這我們耳熟能詳，甚至不用提示，都能想出幾個名字。但「愛國賊」呢？「愛國賊」是「為愛國而賣國的人」，是「愛之，適足以害之」的最佳寫照。作者在中國生活了八年，2005年在北京的現場觀察「反日遊行」後，開始認真思考何謂「愛國賊」？並在書中大膽地談論了靖國神社、釣魚台之爭、中日兩國人民的「二戰觀」等敏感議題，以及草根民意對國家外交的巨大影響。
靖國神社和「愛國主義」
靖國神社建於一八六九年八月六日（明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原稱「東京招魂社」，以紀念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內戰戊辰戰爭中為恢復明治天皇權力而犧牲的軍人。一八七九年（明治十二年），東京招魂社改名為靖國神社；「靖國」來自《左傳‧僖二十三年》「吾以靖國也」，意為使國家安定。靖國神社在明治維新後是供奉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包括甲午戰爭（一八九四至隔年）、日俄戰爭（一九０四至隔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日本全國神社都由內務省管理，唯獨靖國神社是由軍方管理。現時存放著接近兩百五十萬名為日本戰死者的靈位，其中有兩百一十萬死於二戰，包括十四名二戰甲級戰犯和約兩千名乙、丙級戰犯的牌位。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戰敗後，因為日本的戰後和平憲法第九條說明要分開政府和宗教，靖國神社選擇了變成一個非政府旗下的宗教機構。
這樣的靖國神社裡，供奉的絕大多數都是殺人犯，絕大多數都是軍人。在外國人看來，參拜靖國神社會對國民造成潛意識裡很不好的東西：為國家殺人就是對的，就變成對於愛國賊的肯定。
但是在日本神道裡面，無論生前做了好事還是壞事，人一旦死了，都變成平等的英靈，這是日本神道最基本的教義。
靖國神社和日本的愛國主義、愛國氛圍，甚至大量「愛國賊」的出現，是密不可分的。談愛國和國家似乎是很忌諱的，很少談國家，日本的「國家主義」和中文的意思有所不同，在日本，「國家主義」是貶義的，因為國家主義讓國民聯想起二戰前的煽動輿論、陷入失控、發動戰爭。如果國家萬歲，那麼人民的權利呢？這個時候我們老百姓是沒有辦法發出聲音的。如果國家第一，那我們老百姓呢？雖然國家和人民沒有必要二元化看待，但是在日本，有很多人很忌諱「國家」，盡量避免去談，而去談人權。這是二戰的教訓，很多人依然認為老百姓的利益被政府拿走了，政府騙了人民，所以不談國家主義，很多所謂的知識分子也是很警惕愛國或國家主義。
至於民族主義，由於日本民族比較單一，國家和民族互換，問題不大。而中國五十六個民族，國家和民族就不好互換，一互換，五十六個民族都說你到底講哪個民族。
在中國，更多講的是民族團結，更多是為了國內的穩定或統治，日本沒有必要談民族，基本上是單一性的國家。為什麼要談民族主義，談民族主義意味著你的愛國，自然就會變成排他性的了，日本的領導人沒有必要為國家的穩定而利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可想而知，有時政治家也會為了鞏固權利基礎而煽動民族主義。
神道頂多是一個信仰，它絕對不是宗教，因為靖國神社地位特殊。無數個神社，到處都有。
為什麼叫靖國神社？因為它供奉的是軍人，這個名字也符合它的定位。
靖國神社不是紀念碑
對於英雄的紀念，世界各國都有。比方說美國也有墓地和紀念碑，中國也有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寫的碑文，也只是說「上述多少年為中國捐軀的人們」，但是沒有變成一個信仰，是開放的。不管歐洲國家領導人還是美國領導人，在某些特殊的時候，比如說二戰紀念日，他也會到墓地，到紀念碑那去做一個儀式，但是沒有像靖國神社一樣，把所有這些人，一個一個這麼具體的人，當作紀念對象：你都可以查到名字，出生年月日，具體的人，總數多少。其他國家沒有把它作為同時兼備具體和神聖化兩要素的東西，比如說有很多國家做無名英雄碑，特意找到沒有名字的英雄，埋在那，就是為了避免具體，這一點日本的靖國神社和其他國家的紀念方式有很大的差別。
日本人對神的認同，和西方人對上帝的認同，其功能是差不多的。這些功能恰恰在中國很缺乏。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們是上帝的孩子，所以我們要為這個社會付出一切，要學會犧牲的精神。當然日本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思考什麼是神道的，就像中國的叔叔阿姨去寺廟、去道觀一樣，神社只不過是大家來放鬆、聊天的地方。日本的神社與中國的寺廟一樣，無處不在，對老百姓來說，是輕鬆、舒適、愉快的場所。在過年時拜年一下，祝福身體健康、全家幸福。日本人在面臨著人生重大抉擇，比如高考、結婚、生孩子、退休等時候，也去神社，祈禱一下能夠萬事如意，僅此而已。對於普通百姓來說，那些靖國神社問題、中日外交糾紛等實在太遙遠了，不可能因神社想起中日關係、歷史問題、戰爭痕跡。
實際上，神道教對日本的影響非常深刻。比如說基督教和中國的佛教，講人人平等，是講活著的人人平等，死了以後要麼上天堂，要麼下地獄，十八層地獄還分等，罪行比較少，下地獄可能不會怎麼樣，甚至可能超脫到天堂。這些宗教的教義中，說的都是活著的時候平等，死了以後就不平等了，開始審判。
而日本在神道教的影響下，在生前講究森嚴的等級秩序，而死了以後都平等，那你活著的時候做了什麼事情，就不在乎了。神道教的這點和其他宗教有著較大的區別。
中國讓靖國神社成為焦點？
如果麥克阿瑟把靖國神社拆了
一九四五年，聯合國佔領軍總司令部曾準備廢除靖國神社，為此，靖國神社舉行「臨時大招魂祭奠」，把許多未死的人也來祭祀。後改為宗教法人才得以倖存。如果當時真拆了，日本會崩潰。天皇至少是個國民在精神上的依賴之處，假如日本不得不在失去天皇的前提下，進行戰後的國家建設，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能否同樣實現「騰飛」，我是很懷疑的。
天皇在戰前和戰後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樣的。戰後的天皇頂多是一個象徵，不跟政治、行政等掛鉤。當然，媒體經常跟蹤天皇、皇太子去什麼地方參觀散步，跟哪些學校、養老院的孩子、老人進行了交流等，媒體都會跟蹤，但一般不會評論，更不會批評。即使他是象徵性的，天皇的存在本身和日本人的愛國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今天很多日本人還是把天皇當成神。我們死了之後都變成「神」，神道對日本國民來說頂多是「民族信仰」，是等於中國人說的「老天」，老天在保佑我們，上帝保佑我們，所以我相信神和天皇在某種意義上，和中國人說的老天有類似之處。
在這麼多的神社裡面，為什麼靖國神社脫穎而出了？因為日本多少年以來，為國家失去生命的人埋在那個地方。而其中最多的，就是二戰。靖國神社裡面供奉著包括十四名甲級戰犯，而這十四人正是發動二戰的、使得國家陷入生存危機的核心人員。這也是靖國神社問題在中日之間變得這麼複雜的重大原因。如果只是普通人被埋在那裡，中國人也不會說什麼，十四個被判為甲級戰犯的英靈也在那個地方，領導人去那裡就是肯定了那段歷史，中方給出的邏輯如此。
參拜靖國神社違背憲法
日本也曾經考慮過把靖國神社裡面的甲級戰犯牌位移走，另建一個國家追悼設施，專門擺放他們。到目前為止，依然在爭論中，尤其在小泉純一郎就任期間，今天似乎淡化了一些。
日本憲法規定「政教分離」，靖國神社已經變成宗教法人了，不是國家來管理的，戰前剛開始是作為一個國家管理的單位建立的，後來不是國家的了，國家不能干涉了。在這個意義上，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就是違背了憲法，作為國家元首去了，本身就帶有「政教合一」的意味了。
平時根本不想也不談愛國的普通老百姓，為什麼變成極端的「愛國主義者」，尤其是對中國的關係上？這也是一個很值得思索的問題。日本人本來把位於東京中心地區的靖國神社當作眾多的神社之一而已，也不怎麼關注。中國崛起了，許多日本人也開始焦慮、難受了，而媒體又煽動「中國威脅論」，指出中國社會上種種的黑暗面。其實，關於靖國神社問題，很多日本人本來因為其他原因，如提倡政教分離，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但「中國」在媒體報導上大量出現之後，老百姓似乎轉換了思維方式，尤其在小泉期間，如果首相不去參拜，就讓很多日本人無法接受。他們認為，不參拜等於屈服於中國。
在中國和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實力前所未有地接近的情況下，我在兩國看到的是數不清的「愛國賊」。他們看到部分媒體報導之後，拿出對方的錯誤或缺陷去宣揚自己如何優秀、美好，並沉湎於「我是愛國者」的感覺。「愛國無罪」是愛國賊們的生存方式。在日本，雖然沒有「愛國無罪」這個詞，但有些人認為只要是對中國的批評，說什麼、做什麼都行，可以肆無忌憚。
今天，「靖國問題」在公共輿論上被討論得比小泉純一郎就任期間少多了，畢竟，隨後的幾任首相都沒有參拜靖國神社，至於民主黨的領導，在上台之前就已經表明不去參拜，對於媒體來說，「靖國」兩個字似乎不是什麼新聞點了。讓我有點悲哀的一點是，靖國神社是日本的神社，如果它的存在或定位出現什麼問題，應該由政治家和官員向全體社會提出來，動員老百姓的智慧一起討論怎麼解決。但現實並非如此，正是中國把靖國問題變成了焦點。日本在解決靖國問題的議題上，似乎沒有掌握主導權，始終處於被動。現在，首相考慮到對華關係，不參拜了，中國自然沒有理由批評了，媒體也覺得沒意思，不報導了，靖國神社本來面臨的本質性問題就這樣被擱置了。這是今天靖國問題的現實，令人沉思。（本文轉載自加藤嘉一新書《愛國賊》，中文譯本由大塊文化出版）
加藤嘉一看大陸 《愛國賊》足以害國 2011-06-15 中國時報 林欣誼
「賣國賊」這個詞大家不陌生，但如果為了愛國而損害國家利益，就是所謂的「愛國賊」。在新書《愛國賊》中，日本評論家加藤嘉一提出這個概念，批評近年來中國發起抵制日貨、抵制家樂福等反日仇外運動，都是狹隘、極端民族主義的展現，與賣國賊一樣，愛國適足以「害國」。
廿七歲的加藤嘉一高中畢業後留學北京大學，去年剛取得北大碩士，在大陸已是中國問題研究作家，出版過《中國，我誤解你了嗎？》、《以誰為師：一個日本八○後對中日關係的觀察與思考》。
加藤嘉一言談流利，散發超齡的從容與自信，以中文寫作的他，近日在台出版第一本書《愛國賊》，首度造訪台灣。新書集結近三年文章，觸及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等敏感的中日關係議題，但這本書卻因書名太嗆辣，無法在大陸出版。
他表示，對「愛國賊」的思考，始於二○○五年他在北京目睹的反日遊行。他痛批：「如今中國大學培養的不是菁英，而是憤青與漢奸。前者擁護狹隘的民粹主義，後者盲目地崇洋媚外。高官子弟和企業家忙著移民，等祖國慶祝建國時又回來大喊同胞，這種愛國賊已經徹底變成一個利益集團，還集體綁架了中國的對外政策。」
以日本人身分在中國談論中日問題，「我同時批評中國和日本政府，盡可能用折衷、理性的態度，解釋中、日不同的思考點。」比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中國民眾反日情緒，他在文中談到中日對二戰的不同理解。
在大陸八年，他從一個稚嫩的留學生，成了各大媒體邀訪的評論家。因為年輕敢言的姿態，他曾被拿來與中國的韓寒相提並論，但他搖頭說：「我們相同的是提出另類、非主流論點，但最大不同是他言詞鋒利，我溫和中庸。」他也坦言深知中國政府「底線」，因此對釣魚台、劉曉波、西藏等議題，「不表態、不碰觸」。「因為讓自己被封殺沒有意義，我不是來破壞既有體制，而是建設。」
加藤嘉一《愛國賊》指內地憤青敗事有余 2011-06-20 旺報（另參本館：海龜與烏龜
身爲日本人，卻在北京待了8年，專攻國際關系的加藤嘉一，2005年在北京看見當時反日遊行的情況後，開始陸續在大陸媒體針對中國時事寫評論開專欄，成爲在中國具有年輕世代影響力與話語權的日本人。加藤嘉一將近三年來的評論文章，結集成《愛國賊》一書，交由臺灣的大塊文化出版。
加藤嘉一認爲中國有相當多的憤青打著“愛國”的名號，卻流于盲目和自以爲是，以輿論綁架決策單位，但視野卻是狹隘的，所造成的結果是損害國家利益，因此以“愛國賊”的概念作爲書名。
加藤嘉一舉例：“爲了抵制日貨而抵制，但事實上有不少日貨是中國制造的，最後反而造成許多人失業下崗，根本是抵制了自己。”加藤嘉一很清楚過于犀利的言論未必能被中國當局和憤青接受，因此在大陸寫作的尺度較爲溫和，如今出版專書他將過去隱忍保留的言論都補齊，他表示：“我也認爲愛國賊不只在中國或日本，它是共通的現象。”
賣國賊與愛國賊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加藤嘉一
有一個詞叫“愛國賊”，我想今天與大家談談。對它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勾勒出一個明確的解釋。
“愛國賊”是“爲愛國而賣國的人”，換句話說，“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賣國賊”和“愛國賊”的相同點是其言行的實際結果——損害國家利益；而不同點則是其言行的主觀出發點——賣國還是愛國？
天經地義，“賣國賊”比“愛國賊”更加惡劣，畢竟是主動企圖出賣祖國，背叛祖國的同胞，那其惡劣是較高限度的，必須承擔最高限度的懲罰。但不管賣國賊的行徑有多麽惡劣，它是少數。在一個國家裏面，絕大多數人不是“賣國賊”。
與此相比，站在曆史的高度、現實的深度以及未來的長遠角度來看，自以爲是個愛國主義者，卻成爲實際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的人——“愛國賊”的數量不少，規模不小。比如說，大家很熟悉的、爲表示愛國而提出的重要口號武器——“愛國無罪”，可能造成“愛國賊”後果的非主觀目的的客觀蔓延。
關于可能出現“愛國賊”行爲的角色，應該說是“五花八門”：政客、記者、作家、學者、明星、藝人、軍人、運動員、官員、精英分子、知識分子、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退休人員、企事業單位從業者、政府機構從業者、普通老百姓、甚至乞丐……都有可能成爲“愛國賊”，而且，絕大多數的“愛國賊”根本沒有意識到或不知道自己是個“愛國賊”。這點很關鍵，確實也很麻煩，是“愛國賊”泛濫，蔓延，卻難以控制的根本原因。
請大家聽聽一個故事。那場親曆正是讓我人生中第一次思考到底什麽是“愛國賊”。
2005年4月9日上午八點，北京中關村海龍大廈。大概幾百人集中在大廈門口前的廣場，拿著橫幅，喊著口號：“反對日本入常”、“反對右翼教科書，篡改曆史”；“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抵制日貨！”，還有“愛國無罪”。被稱爲“反日遊行”的事件爆發了。我把它當作觀察中國人民族情緒的難得機會，親身體驗了現場的過程。
日本駐京記者把一系列過程拍攝到了，並在接下來幾天內不斷重播部分中國人打砸日本使館和日本餐廳的鏡頭。日本社會一下變成“反華”社會，老百姓産生了“中國人不文明”、“中華民族不像話”等感覺。日本媒體除了NHK電視臺之外都是私營的，所以從商業角度出發，把那些反日行爲全方位地利用起來，刺激日本人的民族情緒。攻擊日本使館的“反日中國人”充滿“民族主義”，看到那些鏡頭的“反華日本人”也充滿“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體現的無非就是作用和反作用之間的惡性循環。
作爲反日遊行的親身目睹者，我本打算在日本媒體圍繞“中日如何從反日遊行吸取教訓？”角度寫一篇文章。一些媒體完全站在商業角度，對我這個全程目睹者表示了興趣，並與我緊密保持溝通。我寫出來了，主要的論點是“中國和日本必須認識到體制差異造成的相互誤解，妥當處理曆史認識問題，警惕排他性民族主義，爲營造良性的國民感情氛圍，兩國的政府、媒體、民衆必須冷靜下來，千萬不能因此次事件影響中日關系的大局”。
結果被告知“這篇稿子不能發”。我問“爲什麽？”，編輯說“這篇稿子太中立，沒有突出點，不夠刺激，不深入人心”。我因不解而問到“這句話怎麽講呢？難道我的文章觀點不鮮明嗎？”回答是“不是，只是在目前反華的輿論導向下，你不能說與它完全相反的，至少要好好批評中國，如果我們登了你文章，不僅是你，我們也要被輿論排斥了，難道你願意這樣嗎？”
請問，你是愛國嗎？如果是，那以什麽樣的方式表達對祖國的愛呢？“愛”應該說是對人、國家、社會等對象發自內心，有深摯的感情。愛國主義要講究方式和策略，一旦弄錯了這些，你就有可能無意間、突然間變成賣國者——愛國賊了。無論你是行動派還是沈默派，都有可能成爲愛國賊。
試圖解讀下：
當時組織或參加那次遊行的人清一色喊著“愛國無罪”。喊著“愛國無罪”的口號打砸別國使館的人，是否屬于“愛國賊”呢？我認爲“是”。
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基于商業考慮，過多重複報道同一個鏡頭，向民衆灌輸充滿虛擬性的“反日”或“反華”的媒體從業者是否屬于愛國賊？我認爲“是”。
看到媒體報道後，不經任何思考，盲目自大地痛罵對方國家，提倡斷絕與對方交流的，憤怒中的網民是否屬于愛國賊？我認爲“是”。
明顯感覺到本國與對方國之間排他性民族主義的沖突，也天天看到相關媒體報道，但卻不把它們當回事，以爲與自己無關，假裝不知道，顯得無所事事，只是保持沈默的民衆是否屬于愛國賊？我認爲“是”。
後來到全國各地向民衆傳達中日關系的重要性，提倡冷靜和理性的官員、學者等是否屬于愛國賊，我認爲“不是”。
後來組織座談會，分析反日遊行發生的成因，謀求從中吸取教訓的大學生們是否屬于愛國賊，我認爲“不是”。
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把當時在北京發生的情況真實而不歪曲地報道出去的媒體記者們是否屬于愛國賊？我認爲“不是”。
而我呢？我自認爲是愛國主義者。當時即使是因爲沖動和使命感，到遊行現場親自目睹了那情景，試圖寫文章，向兩國情緒化了的民族主義者們呼籲理性和務實。但由于後來遭到編輯拒絕，最終沒能發表文章，感到無能爲力。害怕遭到右翼分子等指責和批評，擔心自己的身份和立場，就開始“明哲保身”了，再也不找別的途徑，保持沈默，就跟什麽都沒發生過一樣。現在回想起，當時放棄了自己初衷的加藤嘉一是否屬于愛國賊？我認爲“是”。
“愛國”不應該自以爲是，更不應該盲目自大。“愛國”要求人們理性思考哪些方法與策略可取、有效和長久。國家利益是客觀存在的，但一個人的言行符不符合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形象和尊嚴，能否推進國家利益，只能依靠人們自己憑借主觀去思考，判斷。
你有沒有曾經扮演過“愛國賊”？如果是，就請好好反省一下。在一個正常國家裏，賣國賊不可能很多，也不會泛濫，但愛國賊卻有可能不少甚至會蔓延。
自我反思一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二戰前的社會輿論，軍國主義者出于所謂“愛國”，把國家弄到無路可退的侵略戰爭之路上；政府文官害怕被軍人攻擊，不阻止軍國主義者的“暴走”；媒體幾乎失去了應有的監督功能，盡可能不報道反對軍國主義者的聲音；至于國民，就是徹底變成了“沈默大多數”，盲目服從軍人的統治。這些人在我看來都是“愛國賊”，日本最終陷入戰敗，人類曆史上首次遭到了原子彈的轟炸，國土變成了一片廢墟。這無疑是愛國賊泛濫的後果。這些情況曾經在其他國家發生過嗎？將在其他國家發生嗎？我認爲，一切都有可能。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重新崛起的21世紀初期，我們有必要深刻認識、認真思考：愛國賊的無形蔓延，比賣國賊的有形泛濫，更有可能，更爲危險。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是《愛國賊》（繁體版）自序的部分內容，臺灣大塊文化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作者郵箱：
kyoshikazu@gmail.com。）
喜見日本政治評論員加藤嘉一 [林保華]
5月下旬，連著兩天，我在《綠色參考》轉發香港明報記者對加藤嘉一就大地震後中日關係的看法。沒有想到，他居然在日前到了台灣，並且舉辦了機場座談會。我接獲消息很遲，幸好還可以趕上末班車。
加藤嘉一不是簡單的日本的政治評論員，而是1984年出生，2003年4月SARS在北京蔓延時抵達北京就讀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並且獲得碩士學位，現在在北京任職，而在中外媒體撰寫評論的學者。以他這個身分，許多人都會撰寫媚共言論，但是他堅持客觀、真實的立場，正是這點，我把他的觀點傳給朋友看，並且趕末班車親自與他接觸，來更真實的認識他。
那天在徐州路原市府官邸的座談會，其實也是他的新書《愛國賊》在台灣出版的發表會。與他在台上座談的是周奕成與張鐵志，他用流利的普通話講話。他們三位談了以後，再由台下的聽眾提問與發表感想。雖然聽眾不多，但主要是80後的年輕人，也有中國在台學生。
「愛國賊」這個名詞的「發明者」應該是我。那是20年前六四屠殺不久，好像是李鵬紀念918，發表一通愛國言論。明明剛剛殺了一批中國人，還敢自稱「愛國」，於是我在香港政論雜誌寫了一篇「愛國賊的表演」。我用的筆名比台灣的國名還要多，我都記不起是用什麼筆名，不知道是「艾克思」，還是「屠力」。後來幾次搬家，這篇文章遺失了。所以最近幾年「愛國賊」這個詞在網上流行，用來挖苦共產黨官員與憤青，我都不敢出來表明我的「祖師爺」身分。如今加藤嘉一把它作為書名，我十分高興。他敢用這個詞做書名，也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場，當然這本書不能在中國出版，而只能在台灣出了。
加藤嘉一對「愛國賊」的解釋是，為謀取私利、甚至為賣國而打出「愛國」旗號的人。而且因為「愛國」口號響亮，而且「無罪」，所以「愛國賊」人數比「賣國賊」多，規模比「賣國賊」大。而「賊」至少有三個特徵：欺騙性、邪惡性、破壞性。也因為其民粹性，容易蔓延，不易制止。
他在北京期間，經歷了2005年的反日大遊行，也在中國網路觀察了許多人的言行，所以對各式「愛國賊」的言行有感性、真實的觀察與接觸。他針對某愛國電影（建國大業？）那些明星，已經加入外國籍而聲言他們的愛國是愛中國者發表如下評論：「如果一個人已經加入了美國國籍，卻依然信誓旦旦地說自己愛國，愛的還是中國的，既是對美國人民的欺騙，也是對中國人民的欺騙，更是對愛國精神的侮辱─除非他從事的是特工行業。」這是何等的一針見血。但是他不只是針對中國的愛國賊而說，也會對照日本的情況來評論。這正是他的客觀之處。其實，就是台灣，難道就沒有愛國賊？而他能在《南方週末》、《環球時報》等中國媒體撰寫評論，除了他們對這位「洋人」比較客氣之外，也需要他一定的擦邊球技巧。
上一次在台大的座談，比較多談中國的問題，這次他們希望談談台灣的。聽眾的問題中，有台灣年輕人為何不關心政治？為何對六四冷漠？歷任總統中哪些是愛國賊，以及台灣如何對待中國遊客等等。還有就是加藤嘉一在中國讀書，可以、保持這樣清醒的頭腦，台灣學生到中國讀書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加藤嘉一反覆呼籲台灣年輕人，民生問題、住房問題，也都是政治問題，因為與當政者的政策有關，因此豈可對政治冷漠？尤其是自己也要投下一票。
加藤嘉一說他有三分之一日子在日本，因此他對外界的資訊不會封閉。但是他卻是第一次來台灣，下個月會去參加香港國際書展。這本書的導讀是南方朔（楨：南也是老糞青！另參本館：臺灣人要騎那種馬？），推薦者多為藍營人士，綠營人士似乎對這位年輕學者似乎還不太了解，應該補課。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15890605.html
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是位於日本東京千代田區九段北的一個神社，供奉自明治維新以來為日本帝國戰死的軍人或軍屬，其中絕大多數是在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中陣亡的日兵及殖民地募集兵，並包括14名甲級戰犯，使得神社備具爭議性，所以被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靖國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一直由軍方專門管理，是國家神道的象徵；在二戰以後，遵循政教分離原則，改組為宗教法人。
靖國神社建於1869年8月6日（明治2年6月29日），原稱東京招魂社，以紀念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內戰戊辰戰爭中為恢復明治天皇權力而犧牲的軍人。在1879年（明治12年），東京招魂社改名為靖國神社；「靖國」來自《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吾以靖國也」，意為使國家安定。靖國神社在明治維新後是供奉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包括甲午戰爭（1894-5年）、日俄戰爭（1904年-1905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日本全國神社都由內務省管理，唯獨是靖國神社則由軍方管理。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戰敗後，因爲日本的戰後和平憲法第9條説明要政教分離，國家不可以介入任何宗教事務，因此靖國神社變成一個非政府的宗教機構。
1945年，聯合國佔領軍總司令部曾準備廢除靖國神社，為此靖國神社舉行「臨時大招魂祭奠」，把許多未死的人也來祭祀。後改為宗教法人才得以倖存。1955年以後，自民黨5次提出《靖國神社法案》，要求將靖國神社改為「特殊法人」，試圖將之國營化。1974年，由於日本社會的廣泛抗議，才沒有成功[1]。在正殿的神座(安置神體的地方)，當初是只一座。戰後，為了祭祀於臺灣神宮及台南神社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和祭祀於蒙昧疆神社(張家口)的北白川宮永久王,重新設立了別的神座。因此現在有兩神座。
日本厚生省1966年將含有甲級戰犯的祭祀名錄交給當時的靖國神社宮司（即負責人）筑波藤磨，但筑波沒有把他們的牌位供奉上去合祭。
1978年10月靖國神社宮司松平永芳（戰敗時期的宮內大臣松平慶民的長子）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判處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等14人的牌位移入靖國神社合祭。
二戰後，日本天皇每年都要參拜靖國神社，自從甲級戰犯靈位進入神社後，據侍衛長的回憶顯示，裕仁天皇因為不滿神社供奉二戰甲級戰犯，故自1978年後再也沒有正式參拜靖國神社。
當周恩來決定與田中角榮首相談判恢復中日邦交時，基於需要日本援助以及只要恢復邦交，跟中華民國（台灣）斷交的政治考量，提出所謂戰爭責任在於日本軍國主義者身上，而不在日本人民身上，日本人民是戰爭受害者的曖昧不明的戰爭責任二分論觀點，不但在國內四處進行二分論觀點的教育，且盡量避免安排日本人到抗日名勝古蹟去參觀，以盡量促進中日雙方的友誼。剛開始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人數度以首相身分前往參拜時，中國國內媒體也未曾有自主性的大幅報道，雖遭到中國政府的官式譴責，但並未引起中國民間的強烈反應。但中國官方和民間加大了相應的反彈力度。因此自從二十年前日本首相以官方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以來一直存在的參拜行為，在小泉純一郎首相的時代，重新引發歷史上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國、韓國等國的激烈抗議。
日本國內對於領袖或官員參拜靖國神社亦有正反兩極化的反應，許多人認為官員只能在非公務時間以私人身分參拜，前往參拜時並不得利用公務車或其他行政資源，否則就是違背了政教分離的精神。
第一次因爲日本首相參拜靖國而引來外交危機的是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8月15日用日本首相的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中曾根是第一個戰後首相用日本政府首相的身份來參拜。自此11年內再沒有日本首相前往參拜，直到1996年的橋本龍太郎。對於這次參拜，日本社會的反對者認為國家首相的參拜，「日本國民將會因自己的手正式抹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責任和戰爭犯罪而遭到來自世界的譴責。」
在2001年的競選活動中，小泉純一郎保證他會在「終戰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但是由於中國和部份亞洲國家的外交壓力，最終當選的小泉首相結果提前在8月13日參拜了靖國神社，以免顯得對反對聲音不敏感和輕視。此次參拜，有639名日本人和韓國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判決首相參拜的行為違憲，並且要求停止參拜，並向原告受到侵害的宗教人格權支付賠償。而支持者則也提起了訴訟，認為對靖國神社的侮辱使死者的遺屬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小泉首相在2001年10月8日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本的侵略嚮日本中國侵華戰爭中的中國受害者則表示「衷心的歉意」。
小泉在2002年4月再次參拜。這次參拜令中國官方非常憤怒，以至沒有邀請日本到北京參與2002年9月的中日關係正常化30週年的活動。同時，因為小泉純一郎年年參拜靖國神社，使中日兩國領導人多年沒有任何互訪，出現中日關係「政冷經熱」的局面。小泉在2006年8月15日兌現其競選諾言，於卸任前參拜靖國神社。
安倍晉三在就任日本首相之後，處理靖國神社問題相對低調。就任以來，尚未對是否參拜做出明確表態。部份外界分析，其一方面是為了安撫國內右翼勢力及提升的民族情緒；另外一方面也是避免在東亞引起新一輪的外交風波，損害脆弱的中日和日韓關係。
參拜靖國神社
在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終戰紀念日」的時候，很多日本國民都去靖國神社去紀念戰死了的親友。而且，有參與過「大東亞戰爭」的日軍軍人也在這一天穿上軍衣去參拜戰死的同僚。這個宗教機構的爭議升溫的原因是由於有日本政府的官員，包括首相和內閣成員，在極具有象徵色的「終戰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因為有些日本高級官員參拜供奉戰犯的神社，被日本侵略過的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與韓國，對日本對過去侵略戰爭的肯定態度表示抗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靖國神社曾經作為神風特攻隊的出發儀式舉辦地。即使在現在，往往有日本二戰退伍老兵，包括當時的少年志願兵以及台灣原住民的高砂義勇隊等等，以身為舊日本帝國軍人的身分，在此舉行各種悼念活動。身著二戰時期日本舊軍裝，舉行列隊示威，口呼軍國主義口號，因此，靖國神社也被認為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精神聖地之一。此外，靖國神社有許多紀念碑，其中一角的一個紀念碑上的浮雕，雖然很模糊，但是如果非常仔細的觀看的話，可以看出一幅描繪的是一百多年前中日甲午海戰，另一幅是抗日戰爭時期日軍進攻上海，攻擊當時的中國軍隊的畫面。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就已經存在的紀念物，並非戰後新設，但是因為內容讚美了當時日本帝國軍隊如何「英勇」作戰，使得無辜人民曾遭受迫害的中國非常不滿。
為日本政府官員參拜靖國神社辯解的人認為，神社的廢存早在1945年10月已由當時佔領日本的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決定，所以靖國神社已和軍國主義沒有關連，只是一座普通的宗教場所，民間人士在神社內對軍國主義的祭祀只是個別人的立場。靖國神社實際上並不具有任何影響力，因為美國已經牢牢控制著日本的對外政策與軍事，靖國神社充其量只能成為懷舊右派的紀念碑。
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有歷史、文化及宗教等因素，但參拜這種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牌位的國家級的神社，政治因素普遍被認為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例如有分析指出，小泉純一郎的參拜就與日本遺族會的不斷催促，換取日本遺族會的支持與選票有關。參拜靖國神社也同時被外界——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及韓國等二戰中被日本侵略的國家，認為是日本領導人對右翼觀點的認同，而不能對日本的侵略歷史進行反省。
包括中國、韓國等曾受到侵略的國家認為，在當年聯合國下決定之前，神社內並未供奉二次大戰的戰犯。而這近2000位戰犯，包括東條英機等14個甲級戰犯的牌位，乃於1978年10月秋祭時秘密安放。從此，靖國神社的性質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它的地位也應該被重新審定。部份人士更認為：「把這一千多名戰犯的牌位遷入神社，表明日本官方對歷史並未有作充分的反省。」至於其他也受過日本殖民統治，日後獨立的東南亞各國，如印尼，菲律賓，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則幾乎未有任何反應（？）。
日本天皇參拜靖國神社
1952年，美軍結束對日本的佔領後，1952年10月至1975年11月昭和天皇前後8次參拜靖國神社，但1978年合祭甲級戰犯後直到1989年病故，昭和天皇再也沒有前往參拜。1989年繼位的現天皇明仁至今也從未參拜靖國神社。
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以下記錄為不完全記錄
1945年8月18日：首相東久邇宮稔彥王在擔任首相第二天就參拜了靖國神社（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一次）。
1945年10月23日：首相幣原喜重郎在擔任首相的當月進行了第一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兩次）。
1945年11月20日：首相幣原喜重郎第二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兩次）。
1951年10月18日：首相吉田茂第一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52年10月17日：首相吉田茂第二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53年4月23日：首相吉田茂第三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53年10月24日：首相吉田茂第四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54年4月24日：首相吉田茂第五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57年年4月24日：首相岸信介第一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兩次）。
1958年10月21日：首相岸信介第二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兩次）。
1960年10月10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一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61年6月18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二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61年11月15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三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62年11月4日：首相池田勇人第四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63年9月22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五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65年4月21日：首相佐藤榮作第一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一次）。
1966年4月21日：首相佐藤榮作第二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一次）。
1967年4月22日：首相佐藤榮作第三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一次）。
1968年4月23日：首相佐藤榮作第四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一次）。
1969年4月22日：首相佐藤榮作第五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一次）。
1969年10月18日：首相佐藤榮作第六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一次）。
1970年4月22日：首相佐藤榮作第七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一次）。
1970年10月17日：首相佐藤榮作第八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一次）。
1971年4月22日：首相佐藤榮作第九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一次）。
1971年10月19日：首相佐藤榮作第十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一次）。
1972年4月22日：首相佐藤榮作第十一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一次）。
1972年7月8日：首相田中角榮在擔任首相第二天進行了第一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73年4月23日：首相田中角榮第二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73年10月18日：首相田中角榮第三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74年4月23日：首相田中角榮第四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74年10月19日：首相田中角榮第五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五次）。
1975年4月22日：首相三木武夫第一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三次）。
1975年8月15日：首相三木武夫第二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三次）。
1976年10月18日：首相三木武夫第三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三次）。
1977年4月21日：首相福田赳夫第一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四次）。
1978年4月21日：首相福田赳夫第二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四次）。
1978年8月15日：首相福田赳夫第三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四次）。
1978年10月17日秋祭，安放二戰甲級戰犯牌位
1978年10月18日：首相福田赳夫第四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四次）。
1979年4月21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一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三次）。
1979年10月18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二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三次）。
1980年4月21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三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三次）。
1980年8月15日：首相鈴木善幸第一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九次）。
1980年10月18日：首相鈴木善幸第二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九次）。
1980年11月21日：首相鈴木善幸第三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九次）。
1981年4月21日：首相鈴木善幸第四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九次）。
1981年8月15日：首相鈴木善幸第五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九次）。
1981年10月17日：首相鈴木善幸第六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九次）。
1982年4月21日：首相鈴木善幸第七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九次）。
1982年8月15日：首相鈴木善幸第八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九次）。
1982年10月18日：首相鈴木善幸第九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九次）。
1983年4月21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一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次）。
1983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二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次）。
1983年10月18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三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次）。
1984年1月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四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次）。
1984年4月21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五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次）。
1984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六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次）。
1984年10月18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七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次）。
1985年1月21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八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次）。
1985年4月22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九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次）。
1985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率內閣成員第十次參拜（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十次）。
1994年，首相村山富市呼籲反省軍國主義歷史的同時，其內閣七成員前往靖國神社參拜。
1995年8月15日，任村山內閣通產相的橋本龍太郎等8名自民黨出身的內閣成員參拜了靖國神社。
1996年7月29日：首相的橋本龍太郎以公職身份在自己生日當天參拜了靖國神社（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一次）。
1997年4月22日，「大家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之會」的223名成員集體參拜了靖國神社，後來成為日本首相的小淵惠三作為該會會長帶頭進行了參拜。
1997年，8名內閣大臣參拜靖國神社；
1998年8月15日，8名內閣大臣和54名國會議員及議員代理人參拜靖國神社；
1999年8月15日，8名內閣大臣和54名國會議員集體參拜了靖國神社。
2001年8月13日：首相小泉純一郎第一次參拜靖國神社（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六次）。
2002年4月21日：首相小泉純一郎第二次參拜靖國神社（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六次）。
2003年1月14日：首相小泉純一郎第三次參拜靖國神社（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六次）。
2004年1月1日：首相小泉純一郎第四次參拜靖國神社（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六次）。
2005年8月14日：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及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參拜。
2005年10月17日：首相小泉純一郎第五次參拜靖國神社（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六次）。
2005年10月18日：日本一百多名國會議員參拜靖國神社。
2006年4月21日：「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之會」的96名成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1]
2006年8月15日：首相小泉純一郎第六次參拜靖國神社（以首相身份參拜共六次）。
2006年10月18日：「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之會」的84名日本國會議員參拜靖國神社。
2007年4月23日：「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之會」的39名成員參拜靖國神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靖國神社
2005年3月在四川成都市爆發了以反對參拜靖國神社和抵制日貨為目的的小型集會，憤怒的集會參與者除了散發傳單和喊口號以外，出現了一些過激行為（例如，砸毀了在春熙路的日資百貨公司伊藤洋華堂一樓的外門玻璃）。這一抗議集會繼而引發了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的一系列大型抗議活動。深圳、廣州和北京的遊行抗議活動多達幾萬人次，並且有過激行為（如砸毀日資本公司， 焚燒和毀壞日本公司廣告牌、一些日本產的汽車）。北京的遊行者當時包圍了日本領事館，並投擲石頭雞蛋、油漆等。中國政府對遊行抗議活動持默許態度，後期考慮到維護中日外交關係對類似活動進行了勸阻，並降低媒體報道熱度，2005年媒體預期的5.1抗議大遊行沒有發生。這一系列遊行，表明了中國大陸民眾對日本政界認同侵略殖民歷史的頑固保守態度相當不滿，進而引發了部分盲目反日情緒。
2005年4月27日中國駐日大使王毅說，中國和日本在1985年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之後同意，日本高層領袖不再參拜這座神道教的神社，以換取中國不反對低層官員的參拜。翌日，於1982年到1987年擔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即稱：「這是完全與事實不符的。」並且「正式否認有『君子協定』的存在。」2005年5月23日，中國副總理吳儀以國內有緊急事務為由，無預警地取消了原定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會面，提前結束訪日行程；但並未變更5月24日原定的訪蒙計劃。儘管中國官方否認此舉與靖國神社議題有關，仍有許多人認為中國方面藉此表示對小泉首相將再參拜靖國神社之發言的不滿。日方認為取消會面此舉嚴重違反了國際外交禮儀。部分日本人，無論對於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持贊成或反對意見，都認為這是日本內政問題，其他國家不應以任何行動予以干涉或企圖干預。
台灣團結聯盟參拜靖國神社
在靖國神社供奉的陣亡二戰日軍軍人當中，當時是日本領土的台灣以及朝鮮也有很多被徵入伍的台灣和韓國人也在內，比如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胞兄李登欽（日語名：岩里武則）便被奉祀其中。
2005年4月4日，台灣團結聯盟主席蘇進強等一行10人，在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進行參拜活動，並在之後引發一連串爭議。蘇進強表示，他是以台灣人和台灣本土政黨的立場，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軍徵召陣亡而被奉祀在神社內的約28,000名台灣英靈以及為國犧牲的日本人表示敬意。儘管當時這些台籍日本兵是以日本國國民身分被徵召而陣亡沙場，但他們仍都是台灣人，然而戰後由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當局先後基於政治考量而放棄求償，因此不僅在台灣的戰爭遺屬未曾受到任何撫恤，戰死的台灣人更是連受國家祭祀追念的機會都沒有。故台聯主張在終戰六十週年這具有特別意義的時刻，參拜靖國神社，以追念英年早逝的台灣菁英以及他們那個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年代。蘇並表示，其參拜行為並非表示贊同發動侵略的軍國主義。
台聯參拜靖國神社的活動，又引發中國的不滿；對於蘇表示並非表示贊同軍國主義的立場，中國媒體刻意忽略報道，而只強調其參拜行為即屬錯誤，中國認為靖國神社祭奉包括甲級戰犯在內的日本軍人，是極具爭議的宗教場所。台灣教育部長杜正勝則認同台聯參拜靖國神社，他認為台籍日本兵，在當時無論是被動的或帶有主動性的，因為那時是日本國民，投入太平洋戰爭，犧牲了生命，日本政府就把他們當做為日本國犧牲的人加以奉祀。不論是中國戰區或太平洋戰區犧牲生命的台灣同胞，表示致意是應該的。支持者遭到反對者的批評，被稱為2005年台灣團結聯盟參拜靖國神社事件。
李登輝與靖國神社
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的胞兄李登欽(日本名：岩里武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日本海軍，被派往菲律賓參與馬尼拉戰役時戰死，遺體下落不明，但死後被日本政府當戰亡軍人入冊靖國神社供奉。他在2007年6月7日訪日期間，以私人身份到靖國神社悼念其兄長。雖然日本政府強調這不影響中日關係，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華社則發表文章，指李氏參拜靖國「暴露了台獨分子的醜惡嘴臉」，並指他是「一個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化了的民族敗類」。
台灣原住民赴靖國神社抗議
2005年6月14日，父親為中國安徽人，母親為台灣原住民的中華民國無黨籍立法委員高金素梅率五六名高砂義勇隊遺族「還我祖靈」代表團前往日本東京靖國神社抗議，要求「將高砂義勇隊犧牲者自靖國神社除名」。因場外有數萬日本軍屬遺族在場抗議，為防止發生意外，高金素梅一行被日本警察拒之門外，雙方僵持無果，前述要求亦被靖國神社以有違宗教習慣為由回絕。高金素梅等人同時受到日本右翼的阻撓。6月17日，高金素梅等在大阪高等法院控訴，要求靖國神社歸還臺灣原住民的祖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停止參拜靖國神社。6月19日，高金素梅率團返抵臺灣。9月23日，高金素梅一行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前廣場批評說，「日本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國家」。9月30日上午，大阪高等法院判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屬「公家」性質，違背日本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此事件在中國亦引起熱烈反應與廣泛報道。但是也有原台籍日本兵要求高金素梅道歉，質疑高金素梅不懂靖國神社裡有台籍英靈的這段歷史。2006年8月15日，高金素梅再次再度率團前往靖國神社抗議。
韓國與靖國神社
日本在佔領朝鮮半島期間，把朝鮮當地不少具歷史意義的文物掠走。當中有不少就放在靖國神社展覽。2005年10月20日，日本把放在靖國神社的北關大捷碑歸還給朝鮮。
161名曾在二戰中加入日本軍隊的韓國老兵和文職人員，還有253名二戰日軍中韓國士兵被供奉在靖國神社。
2005年，414名韓國裔士兵遺屬控告靖國神社違反日本和平憲法：
1945年至1987年，日本厚生省不斷將二戰中死亡士兵名單和軍人名單送到靖國神社內供奉祭祀，違法了日本戰後和平憲法第20條：禁止國家參與宗教活動。
靖國神社是日本本土宗教場所，而在其中祭祀、供奉那些並不信仰這種宗教的韓國人等於對這些人的侮辱，靖國神社無權將這些韓國人的牌位放在靖國神社內，這破壞了日本和平憲法第13條：個人宗教信仰自由權利應受到尊重。
關於靖國神社的政治爭議
日本國內
反對參拜的言論
日本宮內廳長官富田朝彥1988年4月28日筆錄昭和天皇本人對合祭甲級戰犯後不再參拜的解釋：「我曾聽說，有段時期一些人提出要合祭甲級戰犯，甚至包括松岡和白鳥，好在筑波對此謹慎處理」，表示贊同1966年靖國神社宮司（即負責人）筑波藤磨從日本厚生省接過甲級戰犯的祭祀名錄後，並沒有把他們的牌位供奉合祭的做法。昭和天皇表示反對戰敗時期的宮內大臣松平慶民的長子松平永芳作靖國神社宮司時候在1978年10月把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牌位偷偷移入靖國神社合祭的做法：「松平的兒子怎麼想的，松平強烈希望和平，我覺得兒子太不懂父親的心了」，「所以，我在那以後就不去參拜了，那是我的真正想法」。（參見《日本經濟新聞》2006年7月19日文章《靖國神社合祭甲級戰犯 昭和天皇大感不快》）
日本國內的反對者認為，甲級戰犯合祀問題會導致對侵略戰爭的肯定。
日本自民黨前幹事長加藤紘一說，「聲稱同美國搞好關係就行的小泉外交，要挨美國的背摔」，「首相參拜再走下去，會吃苦果」。
日本自民黨籍前首相橋本龍太郎認為「小泉繼續參拜將給日中關係帶來不良影響」，說道：「小泉先生在這個問題（參拜靖國神社）上一直說自己要去，我拼命勸他說，千萬不要把這個問題政治化。」
新公明黨參議院議員福本潤一曾勸誡小泉純一郎：「請你想一想如果德國總理去祭奠希特拉的墳墓，猶太人會作何感想。」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說：「小泉先後5次參拜靖國神社，違反日本國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
支持參拜的言論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認為參拜靖國神社是基於個人信仰和日本的文化傳統，別國不應該對此說三道四，干涉內政，小泉說：「向為國捐軀的英靈致敬是理所當然的」，「雖然存在甲級戰犯問題，但人一死都會成佛」。這番話在日本國內獲得相當附和。
日本右翼政治勢力認為，日本昭和天皇1978年開始放棄參拜靖國神社與甲級戰犯合祭沒有因果關係。
日本右翼政治人物說：「世界上拿靖國神社說三道四的，只有中國跟韓國」，認為靖國神社就像中國的八寶山公墓，人民英雄紀念碑一樣，都是紀念為國犧牲的人，不應該拿不同的標準衡量參拜一事。
日本外務省官員曾說，希特拉的侵略性質「學術上尚無定論」，因此靖國神社祭祀的戰爭罪犯的性質也尚無定論。
日本右翼勢力認為，靖國神社的甲級戰犯合祀問題是日本和中韓兩國之間的外交問題。
日本總務大臣麻生太郎表示：「為什麼中國政府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總是糾纏不清？難道是想讓日本難堪嗎？在很多方面，靖國神社就像（美國的）阿林頓國家公墓一樣。因此我認為任何人去祭奠英靈都是理所當然的。」他認為：「對甲級戰犯的裁定是在美國佔領日本時決定的，而不是根據日本法律決定的。」
東條英機的長孫女東條由布子反對將東條英機和其他戰犯的牌位移出神社。「這樣的做法不是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在外國提出了要求後是否撤出神社的問題，而是我們希望鄰國的中國跟韓國能夠正視過去那段歷史，更加理解我們的心情。」
日本之外
台灣國會議員，有一半原住民血統的前演員高金素梅先後十次到日本要求靖國神社歸還臺灣原住民的祖靈：「靖國神社是美化侵略戰爭的神社，它無權將臺灣原住民的祖靈和殘害臺灣原住民的兇手合祭在一起，這是無視臺灣原住民人權、文化權和信仰權的暴力行為。日本政府必須正確對待歷史，只有這樣才能迎來亞洲的和平。」
前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認為：靖國神社問題是中國和韓國處理不了國內的問題而編造出來的，日本的政治實在太弱，靖國神社問題沒有理由被外國人和外國政府批評，日本祭祀為國捐軀的人理所當然。
台灣團結聯盟的成員曾經參拜靖國神社，詳見「2005年台灣團結聯盟參拜靖國神社事件」；而在台灣，抗議參拜靖國神社的聲音不多；其中原因包括中華民國官方的忠烈祠也有奉祀屠殺台灣人民的國民黨官員（如彭孟緝），抗議的聲音可能被部分台灣人嘲笑「做賊的喊抓賊」；另外，台灣人對於中共仍然崇拜毛澤東等行為感到反感，因為許多台灣人相信共產黨危害中國及中國人遠超過日本軍國主義，而不少台灣人也以類似的態度看待蔣介石及國民黨。
韓國國會議員金希宣說：「日本不僅不對過去的侵略歷史進行反省，反而將甲級戰犯作為『英靈』供奉在靖國神社，這是對曾經遭到日本軍國主義踐踏的亞洲各國人民的褻瀆。」
靖國神社宣傳的「皇國史觀」含有「反美」的因子，指出美國是日本軍國主義最大的敵人，有美國輿論認為日本目前的民族主義可能滑向「反美民族主義」。2005年6月23日，美第一大報《今日美國》文章中說，靖國神社是亞洲「怨府」、「最大的是非之地」，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是「日本外交的最大問題」。
參加過太平洋戰爭的政治家元老、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亨利·海德2006年向美國眾議院議長遞交的書簡中說，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如在2006年6月訪美期間要在國會發表演講，就應該表態不再參拜靖國神社，又說「靖國神社供奉的東條英機乃甲級戰犯，曾策劃襲擊珍珠港。如果小泉在當年羅斯福總統對日宣戰演說之地演講後，再繼續參拜，會讓美國人感到侮辱。」這是美國政界人士首次把歷史問題與日美邦交聯繫起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6%E5%9C%8B%E7%A5%9E%E7%A4%BE靖國神社歷史
位於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坂三丁目一番一號的都市中，有一座日本傳統的廟宇，叫做「靖國神社」，占地約九萬九千平方米，由空中往下看，靖國神社成英文字母「L」型。一走進靖國神社的大門，首先看到的是「靖國神社」社稷，旁邊有著高約25米，呈開字型以青銅鑄造的「第一鳥居」，堪稱日本第一大鳥居。路中央矗立著「大村益次郎」的青銅雕像，他是位日本軍事家，也是靖國神社的創始人。
靖國神社的創建，是為祭祀自明治維新以來歷次戰爭中的戰死者而建的2。日本自古以來，對生前怨恨未消的亡靈們每個月舉行祭祀活動，即為『御靈信仰3』，人民相信那些生前怨恨未解而死去的人的冤魂，會帶給人類瘟疫和各種災難而抱有恐懼的信仰。而透過祭祀來安撫和悼念冤魂，希望能因此而避免許多災難；在另一方面，戰場上，對於英勇奮戰而不惜捐軀的英勇將士們也有祭祀的習俗，祈求神靈保佑戰士們出征平安。而靖國神社之所以會創立，是因為承襲了民間的『御靈信仰』以及軍中的『慰靈儀式』這兩個傳統。而在日本獨有的宗教－神道－中，相信人死後靈魂依然存在，而神社就是用來安撫亡靈也是給予亡靈庇蔭的地方，免受在外遊盪之苦。
到底『靖國神社』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它的歷史沿革又是如何呢？
ㄧ、從東京招魂社到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創建至今也有好幾百年的歷史了，要探尋他的源頭，就要追朔到明治初年（1868年），在京都東山建立起的東京招魂社。
靖國祭祀，起源於幕末時代的尊王倒幕鬥爭之中。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即安政大獄後三年，國學家福羽美靜等人，在京都靈山的靈明舍，以私祭的方式祭祀勤王派死志士四十六人。
睦仁（年號為明治）天皇是日本第122代天皇，於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即位，在此時因西方列強強迫開國促使國內非常混亂，以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為首的倒幕派主張堅決推翻幕府的封建統治，建立一個由天皇統治的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不久，在一九六八年早晨，倒幕派公卿岩倉具視、三條實美等進宮上奏『王政復古』，在此同時，由西鄉隆盛率領的名古屋、福井、高知、廣島、薩摩的五藩兵包圍皇宮實施戒嚴。當天下午，由十六歲的明治天皇出面召開御前會議，斷然施行宮廷政變。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告為『王政復古，挽回國威，諸事恢復神武創業之始』。在此同時剝奪德川慶喜的將軍職位和委任政務，廢除攝政、關白、幕府等制度，建立一個以天皇為最高統治者，以總裁、議定、參與這三個為主要的中樞－形成新中央政府。幕府不甘喪失政權，於是在明治元年（一八六八）發生戊辰戰爭，戰後，天皇目睹在戊辰戰爭當中死亡的士兵們為國捐軀，於心不忍，於是命令東征大總督有栖川宮熾仁親王替戊辰戰爭中戰歿的將士舉行招魂祭，這可視為官祭的靖國祭祀的開始。同年五月，京都朝廷發出太政官布告，指定在京都東山建立一所招魂社。招魂社就是指『喚回死者的靈魂，讓他們在神社裡能安息的意思』。招魂社合祀從一八五三年以來死於王事的各藩藩士和草莽志士，即鳥羽，伏見戰役的陣亡將士，於是各藩紛紛在京都興築招魂祠，並在七月舉行招魂祭。此外，各藩又在其藩境內，分別構築招魂場，祭祀各該藩出身的陣亡者，陣亡者遂在藩內的招魂場和京都的招魂祠，受到雙重奉祀的優厚待遇，這是招魂設制度－靖國神社制度的前身－的起源。
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三月遷都東京，為了利於天皇參拜，於六月奉天皇旨意，把在京都東山的招魂社遷到東京九段坂山坡上，創建東京招魂社。同月舉行第一次合祀典禮，下令賜永世祿米一萬石6。一八七二年五月東京招魂社本殿竣工，一八七四年一月明治天皇第一次行幸招魂社。一八七七年九月，隨著西南戰爭的結束，明治初年的士族叛亂大致平息，天皇中央集權制的根基開始穩固，政府於是在兩年後的一八七九年六月，把東京招魂社改名為靖國神社，神社規格列為別格官幣社（由宮內省提供祭祀物的官立神社）。幣即幣帛，是奉獻給神靈的貢品的總稱，種類有布、食物、衣服、紙、玉器等等，官幣社是由皇室負責奉獻幣帛的神社，而皇室的幣帛，以棉、絲、麻的布為主。
一九四五年日本於戰敗後，盟軍發布了一道禁令－「禁止政教合一」，靖國神社脫離了與國家的關係，成為一個獨立的私營法人宗教團體。但是靖國神社卻與一般純宗教的神道神社完全不同，但仍與國家和政治有非常緊密的關連。
「靖國」來自中國『左氏春秋』第六卷僖公二十三年秋中提到的「吾以靖國也」，找出”靖國”這一詞，作為靖國神社的專用名詞。之所以會改稱「靖國神社」，無非是希望國家能平平安安。而剛好「靖（やす）」與「安（やす）」的發音一樣，即有『安定國家』之意。希望以「靖國」兩個字來祭祀祖先的革命烈士，並保護日本將來的和平。而改為靖國神社的奉告祭的祭文上寫道：「你們赤膽忠心，忘家獻身，各自死去，正因有此偉大功勳，才使我大皇國得以安邦治國，故改稱為－靖國神社。」
且在戰前的國家神社體制方面，靖國神社在當時是屬陸軍省和海軍省所管轄（其他的神社皆由內務省所管轄），祀奉為了天皇及國家戰死沙場上的勇士們神化作為「軍神」般祭祀，屬於軍事宗教設施。而現今靖國神社的體制大致上與戰前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所以歐美都稱靖國神社為『戰爭神社（War shrine）』。
而根據日本的記載，靖國神社經歷了大東亞戰爭、日清戰爭、日露戰爭…….等等，共祭祀兩百四十六萬六千五百三十二人。
明治維新 7,751 西南戦争 6,971
日清戦争 13,619 台湾征討 1,130
北清事変 1,256 日露戦争 88,429
第一次世界大戦 4,850 済南事変 185
満洲事変 17,176 支那事変 191,250
大東亜戦争 2,133,915 合計 2,466,532
(平成16年10月17日）
台灣出身的人數有：27,656人。韓國出身的人數有：20636人。
五、靖國神社中的建築
靖國神社總面積約九萬九千平方米大，不算很大。靖國神社的主要建築物是「三座鳥居，三座大殿」。日本靖國神社的入口處是「第一鳥居」，日本天皇天后為了建設第一鳥居作為鎮座靖國神社五十年的紀念事業，於一九二O年二月四日下賜一萬日圓11。於次年六月八日完工，高21米。連小學的歌裡也唱著『鳥居高聳入雲霄』12，但因需要鋼鐵金屬而撤除第一鳥居，一九四三年為了紀念『太平洋戰爭』三十周年，於同年八月四日，建造木造鳥居。之後再改建於一九七四（昭和四十九）年十月七日，改用特殊合金建造，高約25米，耐久年數約200年，成為日本第一大的鳥居13。第一鳥居前有兩對石獅子（日文叫），其中一對是日軍在甲午戰爭中從朝鮮得來的戰利品。進入第一鳥居之後，左邊是國旗揭揚塔（懸掛日本國旗），右邊是慰靈泉，正面是日本陸軍創立者大村益次郎的銅像，建於一八九三年二月五日，高約12米，是日本最早的西洋式銅像，又稱為「日本陸軍之父」。但是，直到明治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才正式納奉。在大村益次郎的銅像下方有刻銘文介紹他的生平，內容如下：
大村益次郎，文政七年（1824年）生於周防國鑄錢司村（現今山口縣山口市）的一位醫生的家庭。最初和村田藏六一起跟廣瀨淡窗學儒學，跟緒方洪庵學蘭學。嘉永初，工作於宇和島藩。其後設計西洋式兵艦。之後到江戶開辦私塾『鳩居堂』，並擔任幕府的講武所教授，以蘭學家、蘭方醫（西醫）和兵學家聞名。接著由桂小五郎推薦，工作於長州藩。慶應二年（1866年）第二次征伐長州戰爭之時，指揮石州口之戰，大敗幕府軍隊，最為戰述家非常引人注目。戊辰戰爭中擔任新政府的軍務局判事，進入大總督府。後來平定東北之亂，擔任步兵大輔。因建議實行西洋式軍制而刺激了攘夷主義者，在明治二年（1869年）九月出差京都時遭到暴徒襲擊受傷。同年十一月五日死於大阪，享年四十六歲。
通過大村益次郎銅像後是青銅大鳥居（第二鳥居），大阪砲兵工廠鑄造，青銅建造，高15米，於一八八七（明治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竣工。青銅大鳥居後面則是神門，檜木建造，高13.6米，建於1934年。
每天早上6點拜殿的大鼓敲21響後，神門打開。神門之後是中門鳥居，使用台灣樹齡兩千年以上的檜木建造，標高十米，建於1975年。中門鳥居之後是拜殿，建於1901年，平成元年（1989年）屋頂翻新，是參拜本殿前的預拜場所。拜殿之後的本殿，建於1872，是靖國神社最主要的建築物，平成元年（1989年）復原完工。本殿內奉有明治維新以來為國獻身的246餘萬“烈士”的牌位，由伊藤左衛門設計，屬氣勢宏偉的名建築物。本殿之後是靈璽簿奉安殿，放置有祭神（烈士）姓名的靈璽簿2000餘冊。
在“三鳥居三大殿”的主建築群右側，建有靖國會館，舊稱為國防館，裏面陳列戰史軍事資料。靖國會館旁建有母子像，在說明父親死於戰爭中，母親獨自一人把小孩撫養成人的偉大。還有特攻勇士像、軍馬慰靈像、軍犬慰靈像等塑像，還安置有日軍曾經用過的大炮、炮彈等各種兵器的實物。靖國會館旁邊是遊就館，即軍事博物館，裏面陳列有各戰役的紀念品、武器、烈士的遺物等。建立於明治十五年（1882年），大正十二年（1923年）倒毀於關東大地震，昭和六年（1931年）重建。
六、靖國神社裏祭有什麼人物
大致上可分為三種類型的人：
ㄧ、美國海軍軍人－貝里來日開始到明治維新這段期間為國挺身殉難的人。
二、從明治維新的戰亂與佐賀之亂開始到西南戰爭為止因內戰而死亡的人們。
三、從日清戰爭・日露戰爭開始到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為止與事變或是戰爭有相關所殉難的人們。
靖國神社的合祀對象為：終戰後在外地戰死、戰傷死、戰病死等等的人們（因公殉職）。或是在外地因基於公務的關係而受傷，在療養中死亡的人們。再者就是因勤務公務當中受傷死亡的人們。以前入選靖國神社的祭神（烈士）由陸軍省、海軍省選定，戰後由日本厚生省制定公務死之人的名簿，然後通知靖國神社，由靖國神社自己設烈士神位。A級戰犯東條英機等14人（日本稱為"昭和殉難者"）原本並未放在靖國神社中，直到戰後有許多有關戰歿者的『相關遺族援護法』的慰問金法案逐漸修正後，依其法律不論是被戰勝國判為何種戰犯，只要是因公務死亡者ㄧ律接受相同待遇，所以直到一九七八年才開始合祀。A級戰犯首先要經由日本厚生省確定公務死（公國殉職），然後靖國神社才為東條英機等14個A級戰犯設立了祭神牌位。靖國神社除了另外14個A級戰犯，還有1000餘名B、C級戰犯的牌位。
靖國神社裏除了戰死的將士外，還有56000多個女性合祀在裏面，她們生前是戰地護士、電話交換員等17。在當時不只祭拜了日本的國民，也包括了台灣以及韓國的戰歿者，朝鮮出生者21181人，臺灣出生者27863人。另外被美軍擊沈的兒童疏散船“對馬丸”裏的遇難兒童，也在靖國神社裏設有牌位。據靖國神社方面稱，他們設立祭神牌位時，不論其生前地位、男女兒童，一律平等對待。
七、何謂『戰歿者』？造成死亡的原因？
靖國神社的神靈大多數是戰歿者
戰歿者＝戰死＝戰病死＝戰傷後而死的人
在這人世間上，每個人最後終逃不過一死。但是在正常的情況下，如果沒有生什麼大病的話，也不會去想到『死』這個問題。
而人會死去的原因有很多種，像是因衰老的過程中自然老死的也有；也有因癌症、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等等的疾病而病死的；因勞動災害事故所引起的災害死；也有因地震、颱風、火山爆發、大洪水、殺人事件、交通事故等等意想不到的狀況下死亡。但是在這當中，也有在自己意志很清楚的情況下，斷然結束自己的生命（通稱為－自殺）。
在上述這些死亡之後，還有一種死亡，就是我們所要探討的－戰死。戰爭一發起，作為戰鬥員而參加此戰鬥，在戰場上陣亡，正確來說應該是『戰鬥死』，但是ㄧ般的情況下我們稱為－戰死。再來又分在戰場上負傷，不久後不治身亡的即稱為－戰傷死。也有在戰場上水土不服的，或是得了虐疾、痢疾、斑疹傷寒等等的疾病，在此種情況下的死亡我們稱為－戰病死。在此種情況下也被看成是戰死。
戰死與其它死亡原因最根本的區別在於－『只要本人所屬的國籍的國家不引起戰爭，或者是其他國家引起的戰爭本國不參與其中，就不會有所謂的－戰死』。但是也有可能遭受到波及，像是空襲或是砲艦射擊或者是因誤爆所引起的死亡，換句話說是因戰爭連累而導致死亡的。但是只要自己國家不引起戰爭就可以避免掉。這點就是與其他原因所造成的死亡最大的不同，是有必要去理解的。
綜合以上所述，造成死亡的原因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四種：
自然死亡。
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死亡。
國家進入戰爭狀態，戰爭的傷害範圍造成非戰人員的死亡。
國家進入戰爭狀態，參與戰爭，因戰爭而戰死、傷死和病死。
八、A級戰犯
所謂的A級戰犯，就是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被極東國際軍事裁判判決『違反和平罪』審判那些參與戰爭的犯人們。根據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受到有罪判決的戰爭犯罪人。
順帶一提，所謂A級戰犯的A，是從Cha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而來的。
九、A級戰犯牌位是什麼時候進入靖國神社的
戰後的遠東國際法庭以及其他同盟國國內法庭，對5000多名舊日本軍人和政府關係者進行了起訴，分為A、B、C三級戰犯。遠東國際法庭審判發動戰爭的A級戰犯28人，其中 7名死刑，21名有期無期徒刑，其餘則是在戰爭中虐待戰俘屠殺平民的B、C級戰犯。到 1951年舊金山條約生效時，在日本國內有1503名戰犯，在菲律賓和澳大利亞有557名戰犯在獄中服刑，其餘戰犯在共產圈的中國和蘇聯服刑。
另外盟軍佔領日本後，禁止日本政府向二戰中的戰死戰傷者發放撫恤金。日本恢復主權後，通過了《戰傷病者戰沒者異族護援法》，開始向戰死戰傷者的遺族家屬發放撫恤金。同時把東條英機等被處死的戰犯也確定為“公務死亡”，向他們的遺族發放撫恤金。
1959年靖國神社給B、C級戰犯設立了牌位，但對A級戰犯有所顧慮，直到1978年才給A 級戰犯設立了牌位。
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甲級戰犯名單：
荒木貞夫，板垣徵四郎，梅津美治郎，大川周明，大島浩，岡敬純，賀屋興宣，木戸幸一，木村兵太郎，小磯國昭，佐藤賢了，重光葵，嶋田繁太郎，白鳥敏夫，鈴木貞一，東郷茂徳，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永野修身，橋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騏一郎，廣田弘毅，星野直樹，松井石根，松岡洋右，南次郎，武藤章
上述的28人於1946年4月29日被起訴。28人之中，大川周明因梅毒引起的精神異常而免除起訴，永野修身與松岡洋右在判決前病死。於1948年11月12日變成25人接受判決。死刑在1948年12月23日執行。
十一、判決名單
絞刑（死刑）：板垣徵四郎 木村兵太郎 土肥原賢二 東條英機 広田弘毅 松井石根 武藤章
終身監禁：荒木貞夫 梅津美治郎(※) 大島浩 岡敬純 賀屋興宣 木戸幸一 小磯國昭(※) 佐藤賢了 嶋田繁太郎 白鳥敏夫(※) 鈴木貞一 南次郎 橋本欣五郎 畑俊六 平沼騏一郎 星野直樹
有期徒刑：重光葵 （7年） 東郷茂徳 （20年、※）
判決前病死：永野修身 （1947年1月5日沒、※） 松岡洋右 （1946年6月27日沒、※）
免除追訴：
大川周明 （梅毒引起的精神異常而被認為免除追訴）
※死於獄中
昭和殉難者
於1978年，靖國神社供奉以下 14 個人為昭和時代的殉難者：板垣徵四郎 津美治郎 木村兵太郎 小磯國昭 白鳥敏夫 土肥原賢二 東郷茂徳 東條英機 永野修身 平沼騏一郎 広田弘毅 松井石根 松岡洋右 武藤章
十二、靖國神社年中行事
新 年 祭 １月１日 秋季例大祭
建国記念祭 ２月１１日 清 祓 １０月１７日
祈 年 祭 ２月１７日 臨時大祭 １７日
春季例大祭 当日祭 １８日
清 祓 ４月２１日 第二日祭 １９日
当日祭 ２２日 第三日祭 ２０日
第二日祭 ２３日 直 会 ２０日
直 会 ２３日 明 治 祭 １１月３日
昭 和 祭 ４月２９日 新 嘗 祭 １１月２３日
御創立記念日祭 ６月２９日 天皇御誕辰奉祝祭 １２月２３日
みたままつり 月 次 祭 毎月１･１１･２１日
前夜祭 7月１３日 永代神楽祭 毎日（ゆかりの日）
第１夜祭 １４日
第２夜祭 １５日
第３夜祭 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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