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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來現代化理論的演進

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提出了“三階段”說。第一階段是20世紀50——60年代的現代化研究，其理論成果是經典現代化理論。第二階段是20世紀70——80年代的後現代研究，包括對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批評和發展（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以及後現代主義和後現代化理論的興起。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90年代的新現代化研究，湧現了一批新的現代化理論，如生態現代化理論、再現代化理論（反思現代化理論）、繼續現代化理論和第二次現代化理論等。
楊豫從現代化理論建設的角度把現代化理論的發展分成兩期：以80年代中期爲分界。他認爲前期是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形成和建設時期。現代化理論對整個社會科學界産生的巨大影響在60年代末達到高峰。80年代中期以後，現代化理論家建設理論體系的任務基本完成，此後的重點是運用這些理論去進行地區的個案研究，並且在檢驗和修正有關的理論和模式。因此，有關現代化的純理論性的著作近年來不再出現。但以現代化理論爲框架對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進行研究的著作不斷地出版問世，現代化理論正在進入新的和更高的階段。
我認爲，戰後的現代化理論發展大體可以分成三期，具體如下：

第一期：

20世紀50——60年代，經典現代化理論獨盛時期。現代化理論和現代化研究首先從美國迅速興起，而後向發展中國家傳播。當然，發展中國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現代化的強烈願望。美國與蘇聯成爲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模仿的兩種主要範式。現代化建設與現代化理論研究的普遍興起，與受到戰爭創傷的所有國家面臨重建和複興，以及戰後擺脫殖民統治的新興獨立國家與地區面臨嚴峻的鞏固獨立的發展任務有關。但現代化理論呈現驚人的“一元”現象，“現代化”雖然取代了“西方化”，但實質上，現代化理論還是在西方發達社會的基礎上構建的，因爲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還剛剛起步，成功的現代化社會只有西方發達社會，而且西方社會的經濟在此時呈現穩步增長的繁榮景象。從現代化理論的內在理路來看，早在40、50年代中，西方經濟學界以增長理論爲核心的發展經濟學已經在形成之中。這一研究的深入推動了政治、社會、曆史發展等多方面問題的研究，從而引起了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大轉向。另外，此時正處在東西方“冷戰”時期，雖不能說現代化理論都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但可以說，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戰”意識形態的影響，因而從“全球戰略”的角度，美國非常注意研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策略。60年代是經典現代化理論全盛時期。盛極而衰，60年代末期，批評浪潮席卷而來。依附理論率先舉起批判大旗。經典現代化理論內部也出現了異音。
20世紀60年代，現代化理論幾乎在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進展。是現代化研究的高潮階段。現代化理論首先由經濟學家發起，然後政治學、社會學、曆史學等學科紛紛跟進。發展經濟學、發展政治學、發展社會學、發展曆史學相繼出現。代表人物與著作主要有：1951年帕森斯著《社會系統》；1955年劉易斯發表《經濟增長理論》；1958年，丹尼爾•勒納發表《傳統社會的消逝》；1960年W.W.羅斯托出版《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産黨宣言》，提出了現代化的五階段圖式（1975年擴充至六階段圖式）；③1960年阿爾蒙德（Gabriel Almond）和科爾曼編《發展中地區的政治》； 1960年阿普特著《現代化的政治》；1962年哈貝馬斯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4年沃德和拉斯托著《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1966年艾森斯塔德著《現代化：抗拒與變遷》；1966年，西裏爾?布萊克發表《現代化的動力》；1966年列維著《現代化與社會結構》；1966年摩爾著《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1966年派伊著《政治發展的各個方面》；1968年亨廷頓著《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60年代還出版了韋伯特•摩爾(Wibert E.Moore)和斯梅爾塞(Neil J.Smelser)合編的一套叢書（共12種）《傳統社會的現代化》。發展經濟學家希施曼將他的回顧60年代、展望80年代的著作定名爲《超越——由經濟學到政治學到其他學科》，指出：現代化並不僅僅是經濟學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科學的問題。可以說在60年代，整個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現代化理論，無論從方法上，還是從研究對象上說來，都出現了一種奇異的統一現象。在60年代，現代化理論開始脫離了“東西爭論”的政策軌道，轉向對曆史發展過程的研究。換言之，即現代化理論開始從一種政策科學向理論的曆史觀發展，並由此展示出自己的基本架構。
1955年弗蘭克‧薩頓在《社會理論與比較政治學》一文中提出了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基本模型。亨廷頓認爲他概括了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且“已被大多數人普遍承認”。亨廷頓本人根據他對經典現代化理論的理解，對經典現代化理論關于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主要區別也進行了概括。亨廷頓同樣對經典現代化理論關于現代化過程的基本特征進行了概括，並且舉示了相關的批評意見。藪野佑三認爲，20世紀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偏向“連續模式”，而70年代以後的現代化理論則轉向“隔斷模式”。所謂現代化理論的“連續模式”是指，認爲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處于同一條曆史發展線條上，它們是一種前後連續的關系。第三世界要向獲得發展，就應當沿襲發達國家的做法，搞舊式的資本積累。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欠發達，是自己不作爲的原因，與發達國家沒有關系。“連續模式”受自然主義曆史觀指導，認爲曆史是朝一定方向發展的，先進與落後處于同一時間系列，保持著同一曆史發展方向，因此曆史上落後的社會可以追趕上先進的社會。反過來說，落後社會與先進社會相比較處于發展的劣勢地位，必須向先進國家學習。這是一種單線進化的曆史觀。

第二期：

20世紀70——80年代，進入對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批評、反思和修正時期。經典現代化理論給發展中國家開出的藥方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産生經典現代化理論的發達國家本身也陷入了經濟危機和滯漲，東亞出現了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拉丁美洲也有一定的發展。從學理上說，現代化理論一開始就暴露出許多弱點和問題，其“傳統性”、“現代化”、“現代性”等主要分析概念和分析工具籠統而含糊，其理論架構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在此基礎上，現代化理論走向多元。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後現代主義和後現代化理論、生態現代化理論、再現代化（反思現代化）理論等紛紛對經典現代化理論提出批評。在70年代，經典現代化理論處于四面楚歌的地位。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以來，經典現代化理論得到不同程度的修正，逐漸出現分流發展的形勢。一種揚棄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新現代化理論”出現了。現代化理論的蛻變主要表現在：就傳統與現代的關系而言，從認爲傳統與現代對抗走向認爲傳統與現代整合；就現代化與西方化的關系而言，從認定現代化必然是西方化，到認爲現代化可能是多元化。藪野佑三認爲，70年代後，現代化學者一改從前的筆調，開始大量使用“變遷”、“危機”之類50年來現代化理論的演進的字眼了。如阿普特《政治變遷的理論》、阿爾蒙德《危機、選擇和變遷》、艾森斯塔德《傳統、變遷和現代性》、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發展研究系列：《政治發展的危機及其結果》、《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歐美政治發展的危機》等。在某種意義上，70年代的現代化研究從50——60年代的樂觀主義和理想主義轉向了悲觀主義、“不安的意識”和現實主義。
依附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末出現的，它以拉丁美洲、非洲等發展中社會爲研究對象，主要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框架內研究發展中國家欠發達的原因。受馬克思主義的資本積累和帝國主義理論的深刻影響，往往被學術界稱爲“新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認爲發展中國家欠發展和低度發展的根源在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只有切斷與資本主義體系的聯系，發展中國家才能獲得真正的發展。依附理論確實有很強的解釋能力，因爲它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行角度解釋了第三世界國家貧困的根源。但依附理論僅僅從不發達國家外部尋找不發達根源的努力不斷遭到猛烈的抨擊，因此依附理論也在不斷地適應實踐發展而修正自己，巴西學者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的“內部結構”依附論，就對第三世界國家貧困的內因和外因進行了調和。阿根廷學者費爾南多‧卡爾多索和智利學者恩佐?法萊托的“聯系性”依附論以及日本學者渡邊利夫的“從依附到自主”的發展理論就針對東亞的發展現實而對依附理論做出了重大修正。依附理論的激進派——阿明的“脫鈎”與“自立”的依附理論，在東亞經濟增長的現實面前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主要是提出了“世界市場的聯系性分離或隔離”理論和“區域內部的整合性發展”理論。德國學者、“依附理論”的最早提出者之一的貢德‧弗蘭克走得最遠，他由反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宗主——衛星”論走向完全否定有所謂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無形之中把“依附論”也取消了，而以康德拉捷夫周期論取而代之。
世界體系理論是在依附理論的基礎上，在70年代由著名曆史學家沃勒斯坦系統地提出來的。沃氏認爲人類曆史地形成的部族、種族、民族以及民族國家，總是在相互聯系而不是在孤立中演化和發展，因而，總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體系”，在16世紀以前表現爲一些“世界性帝國”，而從6世紀以來則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進而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現代世界體系”。支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是無休止的資本積累的驅動力，有時稱爲“價值法則”。它原來的分工範圍包括大部分歐洲和一些美洲地區。經過幾個世紀的擴張，將世界的其他地區陸續納入其分工範圍。第一個真正全球意義的世界體系形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構成，一方面是中心——邊緣關系支配的世界經濟體，另一方面是主權國家聯動的政治結構。資本主義體系的諸基本矛盾通過一系列周期性的節律業已表現在體系的演進之中，周期性的節律起到了抑制這些矛盾的作用。兩個最重要的周期性的節律是康德拉捷夫周期（50/60年）和霸權周期（100/150年）。在康德拉捷夫周期內，利潤的主要來源在生産領域（康德拉捷夫周期甲階段）和金融領域（康德拉捷夫周期乙階段）之間交替更叠。在霸權周期內，全球秩序由某個霸主采取特殊的霸權形態加以控制，但爭奪霸權的鬥爭此起彼伏，霸權興衰不定。周期性節律造成積累與權力中心點的正常而緩慢、但是重要的地理變遷，然而不改變體系內部基本的不平等關系。這些周期從來不是完全對稱的，但是在構成體系的長期趨勢的一些特定方向上，每個新的周期都會帶來小而重要的結構性演變。像所有的曆史體系一樣，作爲現代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體系的持續期也是有限的，當其長期趨勢達到某一點，以致體系的起伏波動變得充分寬泛而無規則，不能再保證該體系的制度機構的活力更新，它將走向終結。一旦達到這一點，就會産生分岔點，經過一段混沌的過渡時期，這個體系將被一個或多個其他體系取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也將被取代。
後現代化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末以後崛起的、以探索現代化或工業化以後的社會發展爲對象的一種現代化理論。亨廷頓認爲，後現代化理論關心的並不是傳統性向現代性的轉變，不關注技術對傳統社會的影響，而關注技術對現代社會的影響。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認爲，它不是一種完整的理論體系，而是關于後工業社會、後現代主義和後現代化研究的一個思想集合。後工業化可追溯至美國的20世紀60年代早期或歐洲的20世紀60年代晚期，它通常被認爲包括科學技術方面的信息革命，生産結構方面的第三産業主導（以服務業爲主體），社會生活方面的消費革命。後現代社會的名稱，琳琅滿目。有稱後工業社會、第三次浪潮社會、超工業社會、後資本主義社會、後文明社會、後傳統社會、後福利社會、後集體主義社會、後自由社會、後意識形態社會、後消費社會、後市場社會、後經濟學社會、規劃社會、多元社會、消費社會、信息社會、電腦社會、網絡社會、知識社會、風險社會、生態社會等，“知識社會”這一名稱似乎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後現代化理論的基本著作有1973年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1979年法國學者利奧塔的《後現代狀態》、1980年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91年英國學者瑪格麗特A.羅斯的《後現代與後工業》、1992年英國學者克茹克的《後現代化：發達社會的變化》、1992年美國學者波林‧瑪麗‧羅斯諾的《後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1993年美國學者彼得?德魯克的《後資本主義社會》、1994年美國學者史蒂文‧塞德曼的《後現代轉向》、1997年美國學者羅納德‧殷格哈特的《現代化與後現代化》、1999年中國學者何傳啓的《第二次現代化》等，可視爲這一時期後現代化理論的代表作。
對後工業社會有系統認識的莫過于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他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認爲，後工業社會有五大特征：經濟方面，從産品生産經濟轉向服務性經濟；職業與上層建築方面，一個新的專業化或技術職業性階層的出現及其主導地位的確立；社會發展方向方面，對技術的控制與鑒定；決策方面，創造新型的“智能技術”；整個社會的中軸原則是理論知識占中心地位，是一切社會變革和政策制定的源泉。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理論是建立在信息業和服務業的主導作用這個支點之上的。富永健一認爲貝爾的後工業社會應理解爲工業社會的一種延續，而不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階段。盡管貝爾認爲後工業社會存在意義重大的變化，有充足的理由獲得“後工業”的新稱謂。但他也自承後工業社會不是一個將完全取代工業社會的社會，而只是工業社會發展趨勢的一種延續。在弗雷德裏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看來，丹尼爾‧貝爾所謂的“後工業”社會，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歐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所稱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一個比以前那些階段甚至“更爲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已。
美國學者羅納德‧殷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現代化和後現代化》（1997）一書中認爲，現代化與後現代化是前後相繼的兩個發展階段，後現代化是現代化的超越，而不是非現代化和反現代化。在現代化階段，宗教地域價50年來現代化理論的演進值逐漸減退，生存價值、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率最大化壓倒一切，成就動機成爲核心價值，傳統權威讓位于理性合法權威，工具理性的主導地位導致人的異化；在後現代化階段，國家權威弱化，更加重視個人自由，後物質主義成爲核心價值，經濟增長不再具有壓倒一切的地位，工具理性讓位于價值理性，生活價值和主觀幸福最大化成爲優先課題。現代化的邊際效益遞減是後現代化興起的基本原因，後現代化的發展也有它的社會限度。現代化與民主化沒有直接相關性，民主化在後現代化階段卻成爲不可避免。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都是作爲變量存在的，因此，現代化和後現代化都呈現非線性發展。
後現代主義是建立在對現代主義、現代性和現代化運動的種種問題和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基礎上的一種思潮。現代化帶來了極大的物質財富，也帶來了理性的專制、人性的淡化、精神的空虛、生態的災難等人類越來越難以忍受的“現代病”。後現代主義通過對“現代病”的揭露、批判和反思，開闊了人們視野，啓迪了人類未來發展的靈感。後現代主義沒有、統一的定義，也沒有完整的理論體系。[32]英國學者瑪格麗特?羅斯把後現代主義者主要分爲三種類型：解構主義的（deconstructionist），雙重編碼的（double coded or dual—coded），理想主義的（ideal），當然還有樂觀主義的（optimism）、悲觀主義的（pessimism）、虛無主義的（nihilism）等。解構主義式的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性進行質疑、批判、反思，然後回歸有選擇的現代性原則或理想中的現代性原則，如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詹姆遜、哈貝馬斯、吉登斯、貝克、乃至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讓?鮑德利亞（Jean Baudrillard）等。雙重編碼式的後現代主義是用傳統或本土等符碼對現代性符碼進行再編成或重寫，實際上是把民族性與現代性結合，用民族性去重釋現代性，用現代性去更新民族性。代表人物是查爾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理想主義式的後現代主義僅要求回返前現代的價值，在自然中重現發現審美和精神的意義，但也並非是完全向後看的，它立足于“完全自動化生産”和“電子革命”的社會基礎上，實際上是過于強調本土化，倒有點近似原教旨主義。代表人物是彼得‧福勒（Peter fuller）。這三種類型的後現代主義主要是美學意義上的，但其實也是社會意義上的，它們最終都沒有逃出現代性的手掌，而回歸到了現代性的立場中來。美學意義上的後現代性的不充分受制于社會意義上的後現代性的未展開。觀念的東西終究離不開現實的距離。
生態現代化理論由德國學者胡伯在1985年提出。1987年聯合國發表《我們的共同未來》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生態現代化理論主要是一種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去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演化的可持續發展理論。迄今，生態現代化沒有統一的定義。
再現代化（反思性現代化）理論（貝克把“反思性現代化”或“自反性現代化”稱爲“現代化的現代化”、“現代性的激進化”或“理性化的理性化”）主要由德國學者烏爾裏希‧貝克和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等提出，他著有《風險社會》（Risk Society：Toward a New Modernity）（1986）和《再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1994）（中譯爲《自反性現代化》）。貝克認爲，“現代化是一個自我創新過程的人必定會考慮到即使工業社會也會被淘汰。工業社會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風險社會的出現。風險社會是現代社會中的一個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裏，社會、政治、經濟和個人的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地避開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貝克的進一步解釋是，“作爲一種社會理論和文化診斷，風險社會的概念指現代性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産生的危險開始占主導地位。”“再現代化”或者說“自反性現代化”是創造性（自我）毀滅整整一個時代——工業社會時代——的可能性。這種“創造性毀滅”的對象不是西方現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現代化的危機，而是西方現代化的勝利成果。如果說“簡單現代化”或“正統現代化”歸根結底意味著由工業社會形態對傳統社會形態首先進行破壞（或者說“抽離”）、接者進行重新整合（或者說“嵌合”），那麽“自反性現代化”意味著由另一種現代性對工業社會形態首先進行“破壞”（貝克所謂“創造性毀滅”），接著進行重新整合。“自反性現代化應該指這樣的情形：工業社會變化悄無聲息地在未經計劃的情況下緊隨正常的、自主的現代化過程而來、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完好無損，這種社會變化意味著現代性的激進化，這種激進話打破了工業社會的前提並開辟了通向另一種現代性的道路。”登斯對“反思性現代性”的簡要解釋是“對進行中的社會生活的監控性”。
“新現代化理論”，又稱爲“現代化修正理論”。是指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的對經典現代化的修正理論，是各種修正理論的理論集合，不是一種系統而完形的理論。謝立中認爲“新現代化理論”家“一方面對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即經典現代化理論）模式進行批評，另一方面又積極進行探索，試圖對早期的現代化理論進行補充、修正，形成一種新的更富解釋力的現代化理論。”他們又被稱爲“現代化理論的修正派”。代表性如曆史學家C.E.布萊克（有《俄羅斯和日本的現代化》、《現代化的動力》、《比較現代化》等）、社會學家艾森斯塔德、古斯菲爾德、W.查普夫（有《社會變遷理論》、《現代社會的現代化》、《現代化、福利發展和社會轉型》）、政治學家S.P.亨廷頓等。新現代化理論與經典現代化理論在基本框架、核心範疇、理論預設方面有繼承的一面，如它們仍然共享“傳統”與“現代” 的核心範疇並以此爲基本框架展開分析；仍然將“現代化”視爲“傳統”向“現代”的轉變過程；仍然認爲這種轉變是“有益”的；仍然認爲“現代化”本質是內在的過程等。然而，新現代化理論畢竟是對傳統現代化理論的反思和修正，因此，與傳統現代化理論存在明顯的差異：不再把傳統性與現代性視爲性質始終如一的靜態統一體；不再把傳統性與現代性視爲互不相容的對立的兩極；不再把傳統視爲現代化過程的絕對障礙；不再把現代化過程視爲對傳統的毀滅過程；不再堅持“單線進化”的發展模式；不再認爲現代化只有一條道路；不再滿足于對現代化的抽象分析和理論分析；不再忽視外部環境的作用；不再局限于結構——功能分析、系統分析和數量分析。
作爲新現代化理論的重要代表，美國曆史學家西裏爾E.布萊克對早期的（或者說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提出了批評，並著手建構新的現代化理論。他認爲，早期的現代化理論過度地強調了西方影響的作用，盡管這種作用是應該重視的，但明顯的缺陷是忽視了對各類正在現代化的社會內部文化傳統的研究，而“現代化理論與其他任何社會變化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應當重視評價前現代社會中産生的有利于50年來現代化理論的演進或阻礙現代化的各種因素。第二，它應當把反映在科學革命和技術革新中的知識進展看作社會變革的原動力，正是知識的進展使這類社會變革區別于過去的任何社會變革。第三，它應當著重于檢驗某個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的進步所提供的可能性面前利用這些因素的能力。第四，它應當批判地評價某個社會的領導者如何利用各種政策去改造傳統制度和觀念的遺産，目的在于在這樣的基礎上利用可行的政策來有選擇地向先進的現代社會借鑒，並推動現代化的進程。”[43]對于任何一個社會來說，現代化作爲社會變化的一種進程，不可避免地要和傳統發生互動。與其說現代化是與傳統文化的決裂，還不如說它在實質上是傳統的制度和觀念在科學和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對現代社會變化需要所作的功能上的適應。因此，現代化理論的首要任務是從各種社會內部的文化傳統本身出發，加強對文化傳統的研究，以確定在新的時代和條件下應當保留哪些有利于現代化的因素，抛棄哪些阻礙現代化的因素。
新現代化理論雖然在研究重點/關注焦點、分析層面/分析單位、主要變量、主要概念/術語、理論假設/政策含義方面與經典現代化理論有繼承性的一面，但也在傳統與現代性關系方面、研究方法方面、發展路徑方面、外部因素與內部沖突的作用方面出現了顯著差異。新現代化理論已經超越了傳統現代化理論相對粗疏的分析，並擯棄了傳統現代化理論一些不可靠的理論預設，如傳統的現代化的障礙；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前進的、漫長的美國式過程。新現代化理論開辟了家庭、宗教、意識形態（對現代化的積極作用）等新的現代化研究領域，提供了比傳統現代化理論更細致、更詳實的理論分析。蘇耀昌在比較了傳統（經典）現代化理論/研究與新現代化理論/研究後，認爲，新現代化理論比傳統現代化理論有更大的威力，主要表現在：第一，還傳統以本來面目。新現代化理論對傳統的性質、結構、與西方化、現代化的複雜關系作了有意義的探索。第二，還曆史以本來面目。傳統現代化理論在類型研究的基礎上高度抽象，使用案例僅僅爲了圖解理論，幾乎沒有時空概念，簡單、粗疏而且霸道。新現代化理論特別重視曆史研究和案例的特殊性。不過，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傳統現代化理論也在從政策研究走向曆史研究。70年代以來對傳統現代化理論的猛烈批判，導致傳統現代化理論跌入低潮和反思階段。70年代末以來，在反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新現代化理論逐步取代傳統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研究的曆史取向獲得了承認和強化。第三，趨向于更詳實的分析。新現代化研究力戒簡單地下結論，或僅僅提供單變量分析，而注重多元綜合分析和複雜性分析。
藪野佑三認爲，70年代以來，現代化理論從60年代“連續模式”轉向了“隔斷模式”。“隔斷模式”認爲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應該是一種彼此離異隔斷的關系。發達國家搞資本積累，完全是以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爲條件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發達源于發達國家的盤剝，發展中國家要發展必須擺脫發達國家的束縛。“隔斷模式”受曆史主義曆史觀指導，認爲無論什麽社會，不管它處于什麽發展階段，都具有其作爲曆史的個體而存在的理由。經典現代化理論屬于現代化理論的“連續模式”，主要分析方法是結構——功能主義和系統論。而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等屬于現代化理論的“隔斷模式”。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發生了空前的經濟危機，既而社會危機。現代化理論的“連續模式”受到嚴厲質疑和深刻反思。一方面對發達國家的經濟病理和現代性重新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不同于發達國家的分析。現代化理論由“連續模式”向“隔斷模式”轉變。“隔斷模式”認爲，先進和落後的關系並不僅僅是時間差異，發達國家的現代性本身就有問題，其不再成爲發展中國家所應該追求的理想目標，發展中國家應該摸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應運而生。

第三期：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重新得到振興和發展，而第三世界不少國家卻陷入了經濟危機或停滯狀態，更有不少國家落入了“第四世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突然崩潰，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也出現了空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以此爲基礎，“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現代化理論在某種意義上“複活”並發展了經典現代化理論。雖然強勁地壓倒了其他現代化理論，但已經不可能複演經典現代化理論的話語支配權。“新自由主義”現代化理論一直受到西方左派和發展中國家的嚴厲批判和抵制。多元現代化道路和模式，甚至多元現代性獲得了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後現代化和後現代主義理論也沒有解構掉現代化，主張“現代性是一項未竟的工程”（哈貝馬斯）、應該“繼續現代化”（查普夫）或進入“第二波現代化”（吉登斯、貝克等）的呼聲不斷高漲。
從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理論在全球處于所有現代化理論與發展理論的強勢地位。是“標准”的“經濟增長理論”（即以經濟增長爲中心的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是從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發展而來的，是對凱恩斯主義的“革命”，在處理個人與國家、自由與民主、放任與約束、市場與政府、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其政策宣示是“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流派，在對待正義、權利、秩序等大問題上，許多新自由主義者的看法不盡相同。但他們之所以聚集在自由主義的旗下，都是出于對自由的肯定，都力求揭示自由與非自由的界限，揭示自己與他人、個人與國家、權利與義務、放任與約束的互動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認爲，狹義的新自由主義主要是指以哈耶克爲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廣義的新自由主義，除了以哈耶克爲代表的倫敦學派外，還包括以弗裏德曼爲代表的貨幣學派、以盧卡斯爲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布坎南爲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和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爲代表的供給學派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倫敦學派、現代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立足于“競爭秩序”和“積極自由”兩大原則基礎上的新自由主義，無論從理論，還是政策來看，它的框架更加偏好個人、自由、放任、市場、效率的一面。但是，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思維是立足于這樣一種“前提”或“預設”之上的：即實施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國家應該具有健全的市場制度和法律制度，而且公民必須具有高度的個人主義傳統和法律理性主義。否則，新自由主義的實施將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新自由主義的實踐效果基本上已經驗證了這個“前提”的必要性。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從理論向實踐轉化，從英美向全球擴展，從經濟向政治、文化、國際關系深化，成爲目前國際社會的“強勢話語”和“主流”發展理論。但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和抵制也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傳播而不斷高漲。這更加凸顯了新自由主義實施前提的存在和重要。新自由主義理論産生于20世紀20——30年代的“大革命”和“大蕭條”的年代，又在20世紀70年代的第二個“大危機”年代被接納爲政策實踐，說明了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一樣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從工業革命以來，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發展理論和實踐中依次登場，甚至出現一定的時間交替或空間換位，是值得嚴肅思考的50年來現代化理論的問題。理性地分梳和批判地吸納新自由主義是學術界的緊要任務。
曆史地看，從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合乎邏輯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資本逐利的競爭性擴張，只要資本主義還有內部擴張（“結構擴張”）和外部擴張（“空間擴張”）的余地，只要資本主義還沒有耗盡它的能量，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就可能不斷地在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中的“創造性地回歸”。從20世紀20——30年代古典自由主義蛻變爲新自由主義以來，新自由主義曆經30多年的冷落和邊緣化，似乎由回到了古典自由主義在“輝煌”的19世紀的地位，並有所突破。新自由主義是以“個人”、“自由”、“效率”爲它的三個主題詞的，是完全爲“資本”服務的，最大限度地爲“資本”開拓道路，因此，必然導致對“社會”、“民主”、“公平”的難以兼顧，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內在的深刻矛盾，這也是新自由主義必然會被超越或取代的根本原因。從古典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或凱恩斯主義，又從馬克思主義或凱恩斯主義回到新自由主義，“曆史”似乎是“循環”的，但是，新自由主義畢竟不是古典自由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或凱恩斯主義的挑戰的“創造性回應”，使新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古典自由主義，對于“自由”和“國家”的認識得以進一步深化。新自由主義的最大貢獻是：它創造了比較精致和比較可行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因此一切回應新自由主義的各種挑戰性理論在這方面也要能夠超越新自由主義。我們相信：新自由主義同樣必然會被創造性回應它的各種形式的兼顧“個人”、“自由”、“效率”與“社會”、“民主”、“公平”的理論所取代超越或取代。馬克思主義在創造性回應新自由主義的挑戰中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缺乏“以人爲本”的個人——社會視野，而傾心“以資本爲本”的個體視野。從短期來看，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確實大大提高了發展的效率。然而，從長遠來看，這種明顯會導致“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發展模式是缺乏可持續性的。科學發展觀注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可持續發展，要求在發展過程中警覺地保持自然生態、社會形態、個人心態的微妙平衡。新自由主義在這方面是有缺陷的。新自由主義立足于個人權利和自由之上，往往不知不覺滑入“強權”或“霸權”的深淵，這在美國新保守主義在國內倡導人權而在國際卻履行霸權的矛盾行爲中看得很明顯。從曆史的角度來看，自由主義與殖民主義，新自由主義與新殖民主義往往結盟，這是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發展和曆史發展的邏輯使然。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在處理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雙重標准，不是曆史的偶然，而是以權利爲中心的自由主義的發展邏輯。當代美國學者郝大維、安樂哲尖銳地指出：“以權利爲基礎的自由主義存在一個嚴重的缺陷，這就是缺乏任何義務的概念。而這些義務又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基礎之上的，即振興有活力的共同體對于個人的成長與發展都是絕對必要的。”

（三）最狹義現代化理論的演進

謝立中分最狹義現代化理論的演進爲三期：第一期是20世紀50——60年代，“現代化理論”主導了發展問題的研究。第二期是60——70年代，由于發達國家各種經濟、社會危機的出現，不發達國家發展過程的明顯停滯，以及“依附理論”等對立理論的興起，“現代化理論”受到了一定的沖擊和挑戰，其發展呈現出相對停滯狀態。第三期爲70年代末尤其80年代以來，部分是由于“依附理論”等理論自身也具有種種局限，部分是由于“現代化理論”家們在對自家理論進行革新方面所做的種種努力，“現代化理論”作爲一個學術流派又重新活躍起來。“現代化理論”似乎已經複興，並正在重新獲得日趨增強的影響。
蘇耀昌也分爲三期：傳統現代化理論/研究時期；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熱潮；新現代化理論/研究時期。傳統現代化理論/研究時期指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末“理論危機”以前的時期；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熱潮”階段；“至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熱潮的降溫，現代化研究再度興起”，“現代化理論已經擺脫60年代的理論危機，有望在90年代保持充滿活力，碩果累累的發展勢頭。不僅如此，很有可能如波斯特所指出的，現代化研究‘將會作爲克服所謂（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的排它性外部關注的一帖良藥，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
亨廷頓基本分爲兩期：第一期是“傳統現代化理論”時期（20世紀50——60年代），第二期是“修正現代化理論”時期（60年代後期開始）。亨廷頓認爲，現代化理論産生于特定的時間和社會，因而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過分樂觀，極少討論甚至不討論現代社會的未來，沈湎于西方過去的輝煌之中無以自拔，認爲西方已經先進到了“終極”狀態，西方的過去就是世界的未來；對非西方社會的傳統沒有深入的認識，等等。另外還存在一些邏輯的、固有的缺陷。從60年代後期開始，有些學者開始部分地修正現代化理論。最有意義的也許是現代化理論的修正派學者集中精力去研究最複雜的傳統社會制度。

結論

無論是廣義現代化理論、狹義現代化理論、還是最狹義現代化理論，它的演進都與以下因素密切相關：一是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廣義現代化理論的發展與三波現代化（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攜手並進，狹義現代化理論和最狹義現代化理論的發展，則與當代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加速，以及現代化模式從一元到多元的發展連系在一起。二是民族國家的發展。現代民族主義思潮從西方向全球擴展，促進了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意識的不斷發展，從而推動後發展國家趕超型的現代化戰略的啓動。現代化理論逐漸越出西方的範圍，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全球普世理論的面貌，與此同時，現代化理論也越來越複雜化和精微化，並且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三是人的發展。現代化既存在對人的新的束縛，但更重要的是對人的不斷加速解放，這是現代社會以前難以企及的。現代化理論也從把理性僅僅理解爲工具理性（科技理性）轉向關注人文理性或生活理性（意義理性或價值理性），倡導兩種理性的協調平衡。“新”現代化理論倡導“傳統”與“現代”的整合發展，發展倫理學主張重新評估傳統文化與價值理念對“合宜”現代化的功能，就是在“人的發展”的基礎上對現代化的深度反思。
http://www.word.org.cn/n3/h/200603/51508_5.html

現代化理論的演進歷程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首先發端于西歐，然後再傳播到歐洲其他地區和北美。從20世紀開始，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也都先後開始了現代化進程，因此，最初的現代化理論研究一般把現代化定義為“西歐和北美產生的制度和價值觀點從17世紀以後向歐洲其他地區的傳播過程，18世紀向世界其他地區的傳播過程”。20世紀50年代，廣大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先後實現民族解放和獨立，為了儘快實現國強民富，紛紛步入工業化的發展道路，與此同時，西方發達國家也迎來了經濟長期持續、高速和穩定增長的“黃金”階段，於是在全球範圍掀起了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現代化高潮。這種新的國際形勢，對美國的經濟、政治和外交提出了嚴峻地挑戰，美國政府為了重新調整它的對外政策，需要對新興國家的發展背景和前景進行研究，為其制定對外政策提供理論和實踐的依據，在這種形勢之下，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在美國率先應運而生。20世紀50年代，美國一批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相繼開展了現代化研究。不可避免地，在這種背景之下，產生的早期的現代化理論自然帶上了濃重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烙印。
1951年6月，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經濟增長委員會主辦的學術刊物《文化變遷》雜誌編輯部舉辦的學術討論會上，與會學者討論了貧困、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並且首先使用“現代化”一詞來描述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特徵。1958年，丹尼爾·勒納出版《傳統社會的消逝：中東現代化》一書，認為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就是現代化。1959年，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比較政治委員會召開了政治現代化討論會，隨後出版了《發展中地區的政治學》（阿爾蒙德和科爾曼，1960）。在20世紀50~60年代，現代化理論逐漸發展成主導世界發展理論的主流學派，其核心理念也得到當時西方社會和非西方社會的普遍認同。無論從現代化研究的理論層面或方法論的層面來看，20世紀50~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可稱為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它與目前國際上研究的現代化理論存在較大的差異。這種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側重點在於從不同的學科領域探討社會的“傳統性”與社會的“現代性”的兩大特徵之間的差異，並且主要從以下五個方面對現代社會的“現代性”行進深入地闡述與剖析：
· 從經濟方面看，認為現代社會是工業和服務業佔絕對優勢的社會或所使用的全部能源中非再生資源佔絕對優勢的社會，而傳統社會則是第一產業佔絕對優勢的社會或所使用的全部能源中生命能源佔絕對優勢的社會。
· 從政治方面看，認為現代社會普遍具有一個高度差異和功能專門化的一體化的政府組織體制，它採用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程式制定政治決策，人民懷有廣泛的興趣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各種條例的制定主要是以法律為基礎，而傳統社會則多數不具備這些特點。
· 從社會結構來看，認為現代社會是高度分化的社會，各組織之間的專門化程度和相互依賴程度很高；社會流動率也很高；人口大規模集中于城市；角色和地位的分配主要依據個人的能力和業績；調節人際關係的規範是標準的、普遍主義的；科層制度普遍發展，家庭功能縮小、地位下降等。傳統社會則相反。
· 從文化層面看，認為現代社會的文化強調理性主義、個性自由、不斷進取、效率至上、能力至上等觀念。傳統社會的文化則強調超經驗的、反個性的、知足常樂的、天賦至上的、情感至上的價值觀念。
· 從人的個性與行為特徵上看，認為現代社會的成員有強烈的成就動機，在處理事務時有高度的理性和自由性，對新事物有高度的開放性，對公共事務有強烈的參與感，對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有較高程度的信任感等。傳統社會的成員則缺乏這些基本素質。
上述五個方面充分反映了“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區別，實質上“現代化”的過程就是一個具有上述“傳統”特徵的社會，逐漸消除這些特徵，同時獲得上述種種“現代”特徵的過程。20世紀7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曾對現代化的基本特徵進行如下集合式的表述：
（1）現代化是革命化的過程。這是直接依據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兩者的比較而推論出來的。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必然涉及人類生活方式根本的和整體的變革。按照現代化研究的先鋒者——西裏爾·布萊克的說法，從傳統性向現代性的轉變，只能與人類起源的變化和從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變化相比擬。賴因哈德·本迪克斯也同樣指出，18世紀發生的變化，“其規模之大， 只有一萬年以前遊牧民族向定居農民的轉化才可與之比擬”。
（2） 現代化是複雜性的過程。不能將現代化過程簡單地歸納為某一種因素或某一個範圍。它實際上包含了人類思想和行為一切領域的變化。至少包括工業化、城市化、社會流動、世俗化、民主化、知識化等方面。
（3）現代化是系統性的過程。一個因素的變化將聯繫並影響著其他因素的變化。按照丹尼爾·勒納的表達，現代化是“具有其本身的某些特殊屬性的過程，這些屬性可以解釋為什麼按照其規則而生活的民眾感到現代化性是一個連貫的整體”。現代化的各種因素之所以極為密切地聯繫在一起，“是因為從歷史意義上來說它們必須聯繫在一起”。
（4）現代化是全球化的過程。現代化源於歐洲的工業革命的興起，但是在今天，現代化已成為人類的共同企盼與追求。過去一切社會都是傳統社會，而現在的任何社會要麼是現代社會，要麼是正在成為現代社會過程中的社會。
（5）現代化是長期性的過程。現代化所涉及的整個變化需要時間才能解決，因此，雖然現代化是一個革命的過程，但是從這些變化所需時間來看，現代化又是進化的過程。西方社會現代化走了好幾個世紀，雖然後發國家現代化過程呈現加速趨勢，但現代化仍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6）現代化是階段性的過程。一切社會現代化的過程有可能劃分出幾個不同的水準或階段。可以根據社會從傳統性向現代性轉變的道路上的轉變過程對它們進行劃分。在現代化過程中，各個社會之間在領先地位和具體方式方面會有差別，但是一切社會都要經過大致相同的若干階段。
（7）現代化是同質化的過程。傳統社會存在許多不同的類型，但是現代社會卻基本相似。現代化在社會之間產生了集中的趨勢。現代化意味著“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社會趨向於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以及各個社會趨向於最終結合”的運動。“現代的思想和制度所具有普遍性可能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各個社會是那麼同質，以致有可能形成一個世界國家”。
（8）現代化是不可逆的過程。雖然現代化過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現暫時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是在整體上現代化是個長期的趨勢。某個社會經過十年後在城市化、文化和工業化方面達到某個水準，那麼在以後十年內，它不會大大降低到這個水準。在各個社會之間，變化的速度將出現很大的差別，但是變化的方向不會不同。
（9）現代化是進步的過程。現代化的精神衝擊很多，也很深刻，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現代化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人心所向的。在轉變時期，尤其是在轉變初期，代價和痛苦是巨大的，但是，現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秩序所取得的成就足以彌補。從長遠觀點來看，現代化增加了全人類在文化和物質方面的幸福。
中國學者也對傳統現代化理論做過精彩的總結與概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國現代化研究先鋒、原北京大學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羅榮渠先生，他曾把傳統現代化的基本特徵概括為：民主化、法制化、工業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會階層流動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識科學化、資訊傳播化、人口控制化等基本特徵。他對傳統現代化所持的基本觀點是：“從歷史的角度來透視，廣義而言，現代化作為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是指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急劇變革，這一變革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全球性大轉變過程，它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引起深刻的變化。”同時，羅榮渠教授又強調“作為人類近期歷史發展的特定過程，把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的實現作為現代化完成的一個主要標誌也許是適合的”這樣一個基本的觀點。
進入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社會出現空前的“滯脹”問題，與此同時，非西方社會在經歷了初步快速工業化之後，也陷入了明顯停滯的泥潭中，以沃勒斯坦等為代表的“世界體系理論”和以阿明等為代表的“依附理論”等理論的興起，對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提出了嚴峻地挑戰，也使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模式受到衝擊。由於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是參照西方社會發展歷程而概括出來的，因此，它的普適性首先遭到質疑，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應用於非西方社會的具體實踐之中？非西方國家豐富多彩的現代化實踐和長期艱辛的現代化歷程探索證明：“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描繪的美好圖景，對非西方國家來說幾乎是遙遠的夢想。”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現代化理論模式與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具體實踐之間的這種矛盾已開始廣泛被人們所認識。一些現代化理論研究的學者開始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出發，對早期現代化理論進行批評。這種批評首先是來自西方國家主流社會科學內部，主要有艾森斯塔特、亨廷頓、蒂普斯等人，他們認為早期的現代的概念、理論及其內容過於簡單、抽象，對現代化的過程與道路理解得也過於簡單。主要表現在：
（1）對“傳統”和“現代”這兩個概念及其關係理解過於簡單。“傳統”與“現代”是一種過於簡單的抽象。事實上，無論是現代化的國家，還是未現代化的國家都是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其次，將“傳統”和“現代”作為相互對立、排斥的兩極也是錯誤的；再有，將“傳統”等同於落後，“現代”等同於先進，也是不恰當的。
（2）對現代化的過程與道路理解得過於簡單。它蘊涵了一種“單線進化”的社會發展模式，認為現代化過程是所有社會、所有民族都將經歷的普遍的進化過程，而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現代化道路正是非西方國家將要走的道路，並由此將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所具有的一些特點，如漸進性、系統性、長期性、進步性等當作現代化過程的一般特徵，完全忽視了非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發展路徑及其特點。
（3）理論表達的過於抽象。關於“傳統”、“現代”及現代化過程的討論都停留在最一般的抽象層次上，缺乏具體的、有時空限制的所指對象。這種脫離具體時空限制的理論模式，在運用於不同時空條件下的歷史過程時，自然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另一類批評則來自於“依附理論”的開創者弗蘭克、阿明等和“世界體系論”的創立者沃勒斯坦等。他們認為這種以西方國家的發展經歷為基礎形成起來的理論模式不可能用來指導今天完全處於新形勢下的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研究，進一步明確指出這種西方“中心論”的現代化理論不能指導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具體實踐。認為傳統現代化最大的問題是忽視了不同社會在發展時所處於完全不同的環境，而事實上外部環境對一個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由於西方發達國家與非西方國家在開始各自的現代化過程時處於完全不同的外部環境之下，前者在世界體系中居於獨立的、中心的地位，而後者處於依附的、週邊的地位，這就使得它們的發展過程必然會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特點和不同的結果，因此，依附論者把外部動力和條件上升到理解現代化的“關鍵鑰匙”的地位、西方國家處於“中心”地位與非西方國家處於“邊緣”地位、西方國家處於“主導”地位與非西方國家處於“依附”地位，是導致非西方國家永遠達不到西方國家發展水準的根本原因。這些學者在批評早期現代化理論的同時，又在對早期的現代化理論進行補充、修正，形成一種更富有解釋力的現代化理論，他們又被稱為現代化理論的“修正派”。在這些學者中間，古斯菲爾德對“傳統”與“現代”之間關係的重新考察、艾森斯塔特對現代化具體過程的比較研究、亨廷頓對政治現代化所做的重新分析等，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布萊克認為現代化就是傳統的制度與價值觀念在功能上對現代性要求的適應的過程，並且指出：“從長期來看，使本國的傳統制度適應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樣照搬西方的制度更為有效。”德國學者茨阿波夫指出已有的現代化理論與全球社會發展的現實不相適應，無論是西方社會與非西方社會之間，還是這兩類社會內部各國之間，都存在不同的發展路向，並且指出：“必須把社會發展的趨同性與多元性相結合起來，才能對現代化的不同層次、方向、途徑進行更好的理解。”
20世紀80年代東亞等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內在固有的缺陷充分暴露；以及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家們在對傳統理論的革新等，使“現代化理論”重新展示出新的活力，現代化理論在世界發展中產生的影響也與日俱增。這種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若干非西方國家可持續性的發展，特別是東亞發展模式取得的成功等均為現代化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動力源泉和新的研究領域，現代化理論研究取得重大的創新與發展，它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不再把傳統與現代性看做是兩個內部始終如一的均質的統一體，而是認為無論傳統性還是現代性，其內部都包含著性質不同的要素；不再把傳統和現代性當作是互不相容的對立的兩極，而認為這兩者可以相互共存、相互補充，許多傳統因素對現代化具有推動作用，現代化是一個不斷對傳統加以改造使其在功能上不斷適應現代性要求的過程。
（2）不再堅持“單線進化”的發展模式，不再認為西方國家已走過的現代化道路就是其他國家將要走的路，因而不再簡單地套用從西方國家經歷中概括出來的理論模式來描述和說明非西方國家的發展過程，而認為存在著多種多樣的發展路徑和模式，即“多元化”的路徑和模式。更加注重對具體歷史事實的比較分析，擺脫了抽象的、哲學式的理論範式的探索。
（3）不再忽視外部環境的作用，雖然其重點仍在內部因素方面，但它們十分重視外部因素的分析，強調把內部因素與外部環境統一起來，從兩者相互作用中來考察現代化的歷史過程。
（4）不再局限于功能論和進化論的範式之內，而是企圖拓展自己的理論視野與分析的框架，不再把現代化過程描述成為一個分化、整合、適應能力升級的過程，而是試圖把各種壓制、不平等和衝突現象納入分析的範圍。所有這些區別，都使新的現代化理論不同於早期的現代化理論。上述的理論創新使得20世紀8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不同於50~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這不僅為現代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而且也為現代化研究“開啟了一片全新的研究領域”。
幾乎與現代化理論研究同步，西方學者對發達工業國家未來的發展也進行了研究，並提出許多種新的理論，由此構成了“後現代化”理論的基石。在現代化理論研究者看來，後現代化也是現代化研究的一個研究領域，它是關於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研究。例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布萊克教授在1976年出版的《比較現代化》一書中談到，有大量文獻討論高度現代化的社會，往往把它們稱為“後工業化社會”。例如，後資本主義社會（達倫多夫 1959）、後工業社會（貝爾 1973）、後現代主義（Lyotard 1984，Rose 1991，格裏芬 1997）、 後現代化理論（Crook 1992，Inglehart 1997）、知識社會（萊恩 1966）、資訊社會、網路社會和數字化社會等，其中，後工業社會和後現代主義是與經典現代化理論緊密相關的，後現代化理論則與經典現代化理論相對應。在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首先提出了後工業社會的思想，並且在1973年正式出版了《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三個階段，在今後30~50年間，發達工業國家將進入後工業社會。後現代化理論是西方學者提出的一種社會發展理論。它認為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是直線的，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發展方向發生了根本轉變，已經從現代化階段進入後現代化階段。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殷格哈特（Inglehart）（1997）把1970年以來先進工業國家發生的變化稱為後現代化。他認為，後現代化的核心社會目標，不是加快經濟增長，而是增加人類幸福，提高生活品質。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1/21/content_52654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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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金耀基著：《從傳統到現代》，臺北時報，1988年；廣州文化1989年
[港]金耀基著：《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臺北時報，1977年
[港]金耀基等著：《中國現代化的曆程》，臺北時報
[臺]胡光鑣著：《中國現代化的曆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
[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現代化論文集》，1991年
[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湖南省、湖北省、江蘇省、閩浙臺地區》（已出5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大陸中國現代化研究
章開沅主編：《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浙江人民1993年
章開沅著：《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系試析》湖南人民1988年
章開沅、朱英主編：《對外經濟關系與中國近代化》，華中師大1990年
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羅榮渠著：《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 1993年
羅榮渠著：《現代化新論續篇—東亞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1997年
羅榮渠、牛大勇編：《中國現代化曆程的探索》，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
陳旭麓著：《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1990年
姜義華等編：《港臺及海外學者論近代中國文化》，重慶出版社1987年
姜義華等編：《港臺及海外學者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重慶出版社1988年
張立文等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7年
複旦大學曆史系編：《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高力克著：《曆史與價值的張力—中國現代化思想史論》，貴州人民1992年
鄭繼兵、楊侖著：《艱難的曆程—中國百年的現代化追求》，黑龍江人民1992
孫立平著：《傳統與變遷—國外及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黑龍江人民1992年
http://www.china1840-1949.com/news/view.asp?id=82

民主條件：邏輯邪40/66

說民主政治的實施要有條件者
根本沒有條件在此說三道四
民主是種普世價值之信仰
信仰是絕對的無條件的

是啊！就像二戰終、德日無條件投降後，德日不需任何條件，就被民主教主美國強暴生出民主！但實際是如此嗎？瞧瞧屎上最無情無義的阿楨屍哲，如何依理性專業事實戲(謔評)論如下：

1.自然環境。孟德斯鳩在《法意》認為有自然屏障的社會（如英美），因無需中權集權和備戰，故有利民主。此說顯然未必，地緣只與民主相關而已（如日本地緣似英美，但得在二戰後，才被民主教主美國強暴生出民主！）。
2.宗教。有人認為耶教信仰中的尊嚴、平等、公道、自由、和統治者需服從神的律法等有利於民主。但這些只不過是世俗的政治原則和實際政治，政教關係其實和經教關係一樣是辯證性的關聯性的。（如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間的關聯性，同一耶教信仰在中世不利民主、在近代則有利民主；同一伊斯蘭信仰在廿一世紀初美國主導的第四波民主化下、造成政變內戰頻繁的中東！）
3. 現代化的社經和人格。（如德日的現代化和威權性格，在二戰前後對民主有不同的關聯性發展！）

啥是現代化的社經和人格？理性！問題是人非理性動物，理性只是用來合理化，所以後/現代化會加劇如下的非理性：

　　政治行為論認為政治現代化就是要從傳統社會發展到現代社會，其間因結構分化、次級體系的自主性、和文化的世俗化；大眾參與的擴張、政治系統能力增強、政治組識結構化、功能專業化；都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公平的財富分配、龐大的大眾、高識字率、普及的教育和高效率的政府；開放的現代性格，所以有了穩定的民主政治發展。
　　上述到Huntington的《轉變中社會的秩序》(1968)有了決定性的轉變。杭氏研究主題是政治衰退而非政治發展。衰退之因在社會變遷太快，而政治制度發展又太慢。於是現代化（含都市化、識字率、教育、工業化、大眾傳播）喚起了人民的政治意識，腐蝕了傳統政治權威和制度的根基，使建立新且合法有效的政治組識和制度，變得複雜且艱難，結果政治不安和紊亂。
　　杭氏論斷獲得三個時代和三組對照之證實（廿世紀6、70年代政變內戰頻繁的第三世界vs威權統治的亞洲四小龍；廿世紀8、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下社政經軍皆崩解的蘇東vs集權統治下社政經軍皆穩定的中共；廿一世紀初第四波民主化下政變內戰頻繁的中東vs威權統治下崛起的中國）。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8539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