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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12 05:53:42| 人氣1,398| 回應2 | 上一篇 | 下一篇

《蒙塔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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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裏的《蒙塔尤》(北京:商務,1997),看其章次似人類學著作,但讀其內容又欠田野調查功力,可說是史學和人類學兩頭皆失。

別老從學派立場讀書,若從顛覆西方中世封建主義:封建主和教會絕對統治的成見來看,誠如勒華拉杜裏在<中文版前言>所言:
「《蒙塔尤》沖破了地方主義的束縛,這種束縛會使他們的思想和心態極端封閉。另外,和當時的許多地方一樣,蒙塔尤還是一個浪漫的社區:偉大的愛情或庸俗些的情感可以在這裏爆發和自由發展。宗教裁判所中那些熱衷粗俗玩笑的錄事們時常以白紙黑字將此記錄下來……蒙塔尤社區的“信仰方式”是多種層次的重疊,是由許多不同年代的異質觀念構成的。」

《蒙塔尤》中文版前言            
  
《蒙塔尤》的宗教裁判所文件,其作者是雅克‧富尼埃,這是他與蒙塔尤村民殘酷合作的産物。我並不是這些文件最初的和後來的發現者。最先注意到伯努瓦十二世這些古老文書的,是德意志天主教神學家多林格爾。這位德意志教士豐富的活動生涯似乎表明他強烈地反對教皇無謬誤論。但他的非凡之舉卻在于發掘了富尼埃的宗教裁判記錄簿。後來出現的是維達爾閣下,他也十分熟悉蒙塔尤的文件,但其作用不如前者。這位教會高級人物在1917年俄國革命期間曾作爲法國教士在莫斯科任職。除了對蒙塔尤的著述外,他還在多種出版物中介紹了自己這段難忘的經曆。最後一位是讓‧迪韋爾努瓦,他是位主要爲法國電力公司服務的法學家和律師。從20世紀後半期起,讓‧迪韋爾努瓦出版了上面提到的雅克‧富尼埃關于異端村民文件的拉丁文原本。正是在上述各種成果的激勵下,我也投入到這項事業中,並至少希望能寫出獨具特色的著作。
  我從基本資料出發,試圖把構成和表現14世紀初蒙塔尤社區生活的各種參數一一揭示出來。我們首先注意到那裏存在著大一統和支配性的大小權力:首先是法蘭西國王的代理人。如果當時的法蘭西可稱爲“國家”的話,國王本人便是“全國的”統治者;其次是富瓦伯爵的代表,伯爵本人則是當地名副其實的統治者。
  從這一政治角度入手,我打算最貼近地觀察基本細胞,或者說是觀察(通過聚合其他同類原子)構成該村莊大分子的原子。這裏所說的原子並非不可分割,因爲和它相對應的是農民的家庭,更確切地說是農業和農村的家庭。蒙塔尤的這種家庭與附近比利牛斯山的家庭差別不大。宗教裁判所的錄事或師爺用拉了語稱這種家庭爲“多姆斯”,法國南部方言,即該地區農民所講的奧克語,稱之爲“奧斯塔爾”。家庭同時控制著男女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還可能包括主仆之間的各種關系,同時還控制著這一小批人與農田牧場的關系,無論是在平原還是在山區。在這個“家”的框架中,我特別觀察了一個占主導和統治地位的家庭——克萊格家族,它能對村裏的生活及該村與外界的關系起到決定性的、有時是壓迫性的作用。
20多年前,我曾有幸與密特朗總統談到克萊格家族,那是在瓦萊裏?吉斯卡爾?德斯坦任總統期伺,他當時還只是左翼反對派的領袖。密特朗先生很喜歡這本剛以法文出版不久的《蒙塔尤》。他和我.不謀而合,我們都認爲:本堂神甫克萊格,這個蒙塔尤村民的首領、古怪人、私通者、自信和霸道的家夥,是鄉裏“與敵合作者”的典型:14世紀初時蒙塔尤人所遇到的人和我們在法國二戰期間所見過的人同屬一類。當時的與敵合作者是本堂神甫皮埃爾?克萊格,他的家族在當地頗有權勢。他所效力的主子是來自附近朗格多克地區的法國占領軍。法國占領者牢牢控制著富瓦伯爵領地,使之成爲強大的卡佩王朝的附庸。這些法國人還操縱著可怕的卡爾卡松宗教裁判所,它使村民們感到恐懼。對于受臨近地區法國占領者威脅、壓迫的當地居民和蒙塔尤教民來說,與敵合作者克萊格還擔負著保護他們利益的責任。因此,他必須牢牢抓住鏈條的兩端:既要設法維持與法國的關系,又要保護當地百姓。
  這一社區並非與世隔絕,除了我在上面提到的與外界的有害天系外,它還與外部世界保持著其他一些更令人激動、更加豐富、同時又充滿另一種危險的聯系,這便是遠程轉場:蒙塔尤的羊群冬李在平原上放牧;到了夏天,當冰雪暫時融化露出草場時便到山上放牧。這有利于高山地區畜牧活動的開展。轉場活動使蒙塔尤村的居民,至少是以放牧爲業的人認識了富瓦伯爵領地之外遙遠的不同地區,例如加泰羅尼亞。此外,這還使他們沖破了地方主義的束縛,這種束縛會使他們的思想和心態極端封閉。
  另外,和當時的許多地方一樣,蒙塔尤還是一個浪漫的社區:偉大的愛情或庸俗些的情感可以在這裏爆發和自由發展。宗教裁判所中那些熱衷粗俗玩笑的錄事們時常以白紙黑字將此記錄下來。
德尼‧德‧盧日蒙和菲利普‧阿利耶斯的陳舊理論認爲,男女愛情和對兒童的特殊情感是最近的發明。這一理論在宗教裁判所檔案反映的事實面前難以成立。這些檔案並不全面,且缺乏寬容,但它們以其特殊的方式揭示了客觀事實。
當時的天主教擁有獨尊地位,只在少數地方受到純潔派異端的抵制和反對。因此在蒙塔尤周圍地區,人們對死亡的解釋自然是基督教式的。他們往往相信:人死後還會有新的生命或靈魂;他們在人世間表現得有德還是有罪,這將決定其死後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或是到煉獄。然而也存在別的看法:贊同純潔派或阿爾比教派理論的人不大相信天堂和地獄,而是相信轉世再生的可能性。
我們讀了富尼埃的檔案便會驚奇地發現,在蒙塔尤以至其他地方,廣泛流行著關于人死後靈魂可以複生,會在人或動物身上獲得轉世的信仰。這種信仰肯定不是來自中國,但卻來自東方,大概是印度,它影響了我們印歐大陸西端一隅的普通村民。最後還有關于死後鬼魂和幽靈的古老民間意識,我們認爲這是從異教或史前期流傳下來的。但這些關于鬼魂的意識在蒙塔尤一直很活躍。
因此可以說,蒙塔尤社區的“信仰方式”是多種層次的重疊,是由許多不同年代的異質觀念構成的,有點像北部的阿基坦盆地和巴黎盆地那種因地層叠複而形成的大型沈積“盆地”。關于這些“地質性”和觀念性的大型結構,在宗教裁判所生硬乃至惡劣的光線強烈照射下,蒙塔尤仿佛成爲一座燈塔,至少像是一面龐大的反光鏡,它將光束掃向各個方向,從而照亮和揭示了我們以前人類兄弟的意識和生存狀況。   

宗教裁判所記錄中的鄉村文化>文:康志傑

宗教裁判所是中世紀專司偵審異端的機構,這個機構曾在聖戰的外衣之下殘酷地鎮壓了清潔派(一個不服從正統天主教的宗派,在沒有取得執照的情況下布道,強調精神的純潔)。在當年這場宗教沖突之中,法國南部一個講奧克語的牧民小山村——蒙塔尤被卷入了是非的旋渦,時任帕米埃主教的雅克?富尼埃作爲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在辦案(1320年)中調查、審理了各種案件,他像現代偵探一樣發現和掌握了這個小山村的所有秘密——居民的日常生活、個人隱私以及種種矛盾、沖突等。後來,這位主教成爲教宗(尼迪克特十二世,1334~1342年),在位期間繼續異端清潔派的審判生涯。
蒙塔尤是這個講奧克語山區的地名,由于本堂神父皮埃爾?克來格是秘密純潔派信徒並影響了大多數山民,所以蒙塔尤一度受到宗教裁判所無情的探測和翻弄。法官雅克?富尼埃主教的詳盡記錄原本爲審理案件尋找確鑿的證據,但無心插柳柳成蔭,這些記錄成爲後世解開蒙塔尤之謎的鑰匙。幾百年後,著名學者勒華拉杜裏以曆史學家特有的敏感和精細發現並利用了這些珍貴史料,並以曆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心態學等方法全方位地再現了這個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和習俗。
經過勒華拉杜裏的梳理、分析,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部14世紀初法國南部鄉村的詳盡曆史——小山村的貨幣經濟、牧業經濟在空間的組織情況,家庭、家族之間的雇傭關系以及由此而編織起來的人際關系網絡,內婚制和入贅的習俗,習慣性的衛生舉止,地方主義,等等。有意思的是,宗教裁判所在制造災難的時候,並沒有分離出誰是農奴、誰是貴族,在一切以神學和信仰爲圭臬的時代,階級的對立似乎“軟化”了。
宗教裁判所保留下來的檔案資料讓人們清楚地看到:在蒙塔尤,本堂神父在鄉村社會擁有相當權力和地位,與女性之間的“過分”關系有時候還成爲山區“社交新聞”的一部分,村民們對此並不反感;蒙塔尤的關系網絡深深地打上了法國鄉村的烙印,主顧、朋友、同謀、親戚等構成的關系網絡帶有濃厚的人情味,正是有了這個網絡,才不至于使奧克西坦尼地區宗教裁判所的鎮壓過于殘酷。
作爲一個生存在14世紀初的法國小山區,蒙塔尤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處于封閉狀態,它與外部世界保持著豐富的、同時又充滿危險的聯系,這就是“遠程轉場”——即冬季在平原上放牧,而當冰雪融化的時候又把羊群遷入高山地區。轉場使蒙塔尤的村民(特別是以放牧爲主的人)認識了更加遙遠的不同地區,這樣一種生産模式對于沖破地方主義的束縛有著積極的意義。蒙塔尤還是一個浪漫的社區,“偉大的愛情和庸俗些的情感可以在這裏爆發和自由發展”。雖然宗教裁判所對此無法寬容,但留存的檔案卻以獨特的方式揭示了這些客觀事實。
在清理蒙塔尤檔案和撰寫是書的曆程中,勒華拉杜裏清醒地意識到:在14世紀初,當城市已經成爲托缽僧修會天下的時候,帶有鄉村色彩的阿爾比異端,可以作爲後人認識和讀解農民心態的範本;而1294~1324年之間的蒙塔尤,在絕大多數村民程度不同地信奉異端的形勢下,對其進行解剖,同樣具有深層的曆史意義。作者是在翔實的文獻基礎上解讀、詮釋著蒙塔尤獨特的生存方式——一種在夜晚爐火旁聊天,在陽光下相互捉虱子,在深山裏窩棚裏發生男女私情的鄉村文化。
在研究蒙塔尤這個鄉村文化的時候,作者投入了大量的筆墨討論鄉民的群體心態,其中有流傳在山區家庭的民謠,更有鄉下人對神靈的理解,以及與此相關的禮儀。蒙塔尤人認爲他們的宗教信仰和天主教無異,所以依然把朝聖、守齋、懺悔作爲與神靈交往的最佳方式。
長期以來,一種以精英的價值作爲標杆的思維方式左右著學者們的研究理念,“瞧不起鄉下人”幾乎成爲史學的主流和傳統。但雅克?富尼埃的記錄中折射出一種獨特的鄉村文化,活躍在檔案中的人物幾乎都是名不見經傳的鄉巴佬。把握了檔案精髓的勒華拉杜裏認爲:“如果輕率地鄙視這種文化,我們就可能低估了它的價值。早在1300年以前,就有人把農民看作‘粗野的人’,如今這種人依然很多。他們把農村的寧靜、莊稼漢的自我珍惜、他們的羞恥心與沒有文化混爲一談。”
蒙塔尤是以有限的空間和二百多位農民和牧羊人作爲研究對象的學術著作,這也是該書的最大“亮點”。作者睿智地把蒙塔尤看成是“一灘臭氣撲鼻的污水中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資料,對于曆史來說,這滴水珠漸漸變成了一個小小的世界;在顯微鏡下,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微生物在這滴水珠中遊動”。
教區與宗教裁判所的矛盾催生了這樣一個特殊的小村莊。雖然蒙塔尤遠離宏大的曆史事件,甚至長期生存在人們的視線之外,但在這場宗教沖突中,在遭到宗教裁判所沒收、劫掠、搜括等種種打擊之後,仍然充滿了活力;而正是有了這樣的粗鄙的鄉村文化,人類多彩多姿的曆史更加具有旺盛的生命。
在中國讀者眼中,神權統治下的歐洲中世紀是一潭死水,落後的農奴制,教廷的愚昧,經濟的停滯。借助《蒙塔尤》,中國讀者可以認識和了解歐洲中世紀鄉村文化的一個側面。正如作者所認爲的那樣:蒙塔尤仿佛是宗教裁判所強烈光線照射下的一座燈塔,“至少像是一面龐大的反光鏡,它將光束掃向各個方向,從而照亮、揭示了我們以前人類兄弟的意識的生存狀況”。
勒華拉杜裏的寫作是一種用小人物的故事來折射某一時段的曆史文化的嘗試,他的《蒙塔尤》證明了“小體裁有時也能寫出好書”這樣一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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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長: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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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鑒學派第三代
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和中國史學——讀勒華拉杜裏的《蒙塔尤》有感

如果我們能從故紙堆中擡頭,把目光投向現實,走進一家書店,那麽,明眼人或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國人所著的史書往往讓人“敬而遠之”,或者是“畏而遠之”,西方人的一些曆史著作卻總會有較好的銷量——《全球通史》與《萬曆十五年》即是例證。面對此情此景,國內史界在慨歎“門前冷落鞍馬稀”之余,在悲哀“史學饑餓”和“史學困惑”之際,是否要想想該有所改變了。在讀完勒華拉杜裏的《蒙塔尤》之後,筆者尤其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因爲這本書不唯是一部經典史學著作,而且也正是一本在西方流行一時的暢銷書,雖然它的暢銷甚至也出乎著作者的意料之外。
  書作者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裏是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著名史學家。《蒙塔尤》于一九七五年于巴黎出版,其全稱卻是《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透過這個標題,讀者已可了解其研究之一斑。勒華拉杜裏對蒙塔尤這個小村莊的研究是根據主教雅克?富民埃——後來任教皇伯努瓦十二世——任帕米埃主教時的審判記錄而進行的。這個審判從1318年到1325年,共進行了370天,計578次審訊,總共涉及案件98個,有114人受到起訴或者追究,其中48人爲婦女。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在這些被追究者中絕大多數是普通百姓,如農民、工匠、小販等。第二,審訊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不僅可以反映當地居民的社會生活和物質生活,而且可以反映居民們的精神世界。但是,面對同樣一份記錄,並非每一個研究者都能挖掘其中蘊涵著豐富內容。在被發現的一個世紀以來,曾有不少學者了解這份記錄並利用它做了某些方面的研究,如德國的多林格爾,研究法國的教派與羅馬教皇的沖突以及宗教異端;法國研究中世紀的學者如夏爾‧莫裏尼埃、杜埃和維達爾等。然而,在所有這些作品中,沒有一部可以象《蒙塔尤》一樣取得那麽大的成功,産生那麽大的影響。這當然應歸功于勒華拉杜裏這位年鑒派第三代新史學家的學識和才能,特別由于他運用的方法得當。
     
一、 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入史

  梁啓超曾經尖銳地指出中國的二十四史實際上是帝王的家譜而已。且不論在這批評中包含多少激進的成分,傳統史學在帝王將相、世家英雄的神話圈裏兜兜轉轉是毫無疑問的。新史學正是要粉碎這個神話——仿佛中世紀的思索者努力撥開籠罩在其頭頂的重重鉛幕,欲要窺探這個世界的真面目,它不再傾心于帝王將相的曆史,而更關注普普通通的人及其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
  蒙塔尤是一個小小山村,交通閉塞,遠離政治中心,遠離王權,注定不能發生驚天動地的事件。勒華拉杜裏曾經這樣說:“這個村子走過了漫長的歲月,卻沒有曆史,只有許許多多的故事,從建立村子直到當代的故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故事是微不足道的。雖然曆史匆匆而過,總是把它的桂冠戴在極少數的幾個前行者的頭頂,卻往往遺忘了在其身後還有無數湧動的人群——正是他們,無數不起眼的個體彙成一股巨流,真正推動著曆史向前,向前。勒華拉杜裏並沒有說過“人民群衆是曆史的創造者”這樣激昂的話,但其努力的方向無疑是大多數的民衆。他把蒙塔尤當作法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細胞來解剖,他說:
  “蒙塔尤是一灘臭氣撲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資料,對于曆史來說,這滴水珠漸漸變成了一個小小的世界,在顯微鏡下,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微生物在這滴水珠中遊動。”
  此時此刻,誰能說一滴水珠不是一個小小世界呢?誰又能否定這滴水珠折射了一個更大的世界呢?相比照之下,國內史學界固然經常有動聽的口號來吹捧民衆,吹捧千千萬萬的農民,可是除卻錯誤年代的一廂情願,誰又曾見一部理性的《中國農民史》呢?沒有。我們的史學家多少還是耽溺于偉人的陰影之中,抱殘守缺,拉著傳統,他們可以給弱勢的大衆以知識分子出于道義的同情,卻從未嘗試著去理解他們,親近他們,描述他們。畢竟,兩者隔得太遠了,數千年造成的溝塹怎麽能在幾十年內輕易填平呢?
  可是,《蒙塔尤》摒棄所謂正統的史料,摒棄俯視輕蔑和偏執,通過村民自己的資料來研究他們自己,還曆史一個真面,他做到了,他也成功了。我們呢?還要徘徊,還要猶豫不決嗎?
  

二、 小處著手的微觀史

  曆史是宏觀的,失卻了完整的全面的把握,曆史便成了撕裂的碎片,不可辨識,混亂一團。曆史又是微觀的,如果沒有感性的具體的東西,只有抽象出來的幾條史理,那麽曆史便不再是曆史,而淪爲了哲學,宛若凋盡了枝葉的枯樹,單調而不生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費爾巴哈》一文中即曾指出:
  “人們爲了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爲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以及其他東西……即使感性在聖布魯諾那裏被歸結爲象一根棍子那樣微不足道的東西,但它仍必須以生産這個棍子的活動爲前提。因此,任何曆史觀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
  勒華拉杜裏在《蒙塔尤》的第一部分,描述了當地的農牧業和作爲居民社會、宗教、文化、家庭生活基本單位的居所。第二部分是全書之重點,作者分析了當地居民的觀念、生活習慣、文化價值觀、道德判斷和社會行爲等。所有這一切,全是圍繞著法國曆史上一個人口只有200-250人的小山村短短30余年的歲月展開的。而這種邏輯安排,是否正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物質決定意識”這一曆史唯物主義呢,答案是肯定的。(楨:?)
  勒華拉杜裏通過對蒙塔尤貼近生活、具體細致的微觀描述,生動活潑地揭示了曆史真實的一面。加強了我們對某些曆史問題的看法,檢驗或糾正了我們舊有的曆史認識,同時也深化了我們的曆史理論。他在書中描述的“情婦爲情夫捉虱子,女仆爲主人捉虱子,女兒爲母親捉虱子”多少改變了我們從中學時代便已熟悉了的那個黑暗野蠻、空洞沈悶的中世紀,那個“熊與狼的時代”,那個“鷹與烏鴉相搏的時代”。不僅如此,十四世紀初法國南部山村的農民生活和心態也躍然紙上,這對了解當時這一地帶的農村生活及至其他地區的鄉村都是頗有價值的。
  可以這麽說,《蒙塔尤》暢銷之最大原因就在于它的微觀研究,在所有“瑣碎”的描述背後,凸現著的正是曆史的生動和可愛,這無疑能夠招引起讀者濃厚的興致。國內史界的危機或許可以從中得到更大的啓示。當我們手擎著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卻恰恰忽視了微觀的物質的研究的時候,是否正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走向真理的背面——謬誤呢!(楨:?)   
  
三、 曆史人類學和心態史的研究

  曆史人類學和心態史是年鑒學派第三代大力提倡並身體力行的。年鑒派自1929年形成以來,經過第一代布洛克和費弗爾到第二代布羅代爾達到頂峰。從其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克開始,便試圖創立一種研究人們心理、心態的曆史學方法,以便對曆史上的集體心理進行探討。到70、80年代,年鑒派及其代表的 新史學潮流,不僅在法國而且在西方不少國家都已占據史壇的主導地位,成爲史學的主流。布羅代爾聲望如此之大,以至人們往往一提及年鑒學派及新史學,便會想起這便是長時段、結構分析、包羅萬象的總體史。布羅代爾的長時段固然有助于揭示曆史長遠發展深層的結構和動因,但忽視短時段的結果必然使曆史上豐富的事件和人物的活動無從反映。這便成了“沒有人的曆史”,加上適合中長期的結構分析和計量分析方法,往往使曆史著作充滿了乏味的圖表和曲線,引不起讀者興趣。其“總體史”不僅很難做到,而且同樣也有缺乏事件和人物因而不能引人入勝的缺憾。
  所以,作爲年鑒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勒華拉杜裏揚棄了布羅代爾的史學方法。他選擇了蒙塔尤這個小山村僅僅30余年的曆史,對其中的人物進行心態分析。他運用審判記錄這份寶貴資料,不是爲了研究審判制度本身,也不是爲了弄清異教思想,而是要研究當時當地農民的心態。他要通過這些被審判的異教徒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心態史的研究開拓了曆史研究的又一 寬闊領域。而這個領域,或許比起我們以往研究的東西更爲廣泛,也更爲接近曆史真相。打個比方說,我們以往的史學,主要關注大海中波瀾起伏的表層,而心態史學,則是要通過這個表層,潛入海底,看更本質的海底世界。
  而這一點,恰恰是國史學界缺乏的。我們的曆史學家更習慣于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這種惰性同時也扼殺了更廣闊的曆史天地。要掙脫這種惰性,不僅僅是曆史學的問題,它還涉及到許多相關學科的建設,諸如社會學、心理學等等,以及加強各學科間的交流。
  所幸,我們看到了國內史界的努力。《蒙塔尤》由商務印書館于1997年翻譯出版本身就是一個證明。已經有人在呼籲要眼睛朝下看,要看到占中國極大多數的農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要開辟更爲生動、更爲廣袤的曆史天地。這是希望,而交流、西方史潮的引入, 能刺激國內學術界,讓長久凝滯的空氣流動起來,只是,我們要做的還有太多太多,現在,才剛剛學步。
  勒華拉杜裏沒有提到曆史唯物主義和曆史辯證法,沒有提到聯系的,整體的觀點,但在其《蒙塔尤》法文版的扉頁上曾引用印度《奧義書》中所說:
  “孩子,通過一團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變化只是名稱而已,只有人們所稱的‘泥’是真實的;孩子,通過一塊銅可以了解所有銅器,其變化只是名稱而已,只有人們所稱的‘銅’是真實的;同樣,通過一個指甲刀可以了解所有鐵器,其變化只是名稱而已,而人們所稱的‘鐵’才是真實的,這便是我對你說的……”
  這是否可以說是對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另一種詮釋呢。
  勒華拉杜裏把這段話寫在了書的扉頁上,那麽,我們的曆史學家呢?走在曆史之路上,他們又應該把什麽扛在其肩上,勇敢地走向前呢?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
http://www.pkucn.com/chenyc/thread.php?tid=5366
2008-06-12 07:57:10
東方蒙塔尤
東方蒙塔尤:西方文化進入中國鄉村社會之後 >蔚然

《上主的葡萄園——鄂西北磨盤山天主教社區研究(1636-2005)》康志傑著/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350元(新臺幣)
《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小山村》[法]勒華拉杜裏著

對于草根社會的研究曾是被學術界忽略的一個側面,近年來開始有中外學者關注這一課題。西方學術界在這方面的力作是法國學者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裏的《蒙塔尤:1294~1324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小山村》(有關該書評論詳見本報2007年8月21日總第1382期《閱讀周刊》第5版頭條文章),該書對法國南部一個講奧克語的小山村30年的曆史進行了精細的詮釋和探索;中國學者相似的研究是湖北大學康志傑教授的新著——《上主的葡萄園——鄂西北磨盤山天主教社區研究(1636~2005)》,這是一部以生活在偏僻山區農民爲研究對象的鄉村生活史。
磨盤山位于鄂西北的崇山峻嶺之中,明朝末年有西方傳教士在此傳教,此後發展成爲一個由基督徒集中居住的鄉村社區,方圓150平方公裏的山區有十多個信仰天主教的村落,經曆了300多年歲月的洗滌和沖刷,這個社區既有中國農村的一般特色,也保存了自身的一些特點。
明末以利瑪竇爲代表的西方傳教士不僅帶來了宗教信仰,也帶來了西方文化,由此而引發的沖突以及文化融合學術界多有論述。但這類文化交流多囿于精英階層,西方文化進入中國草根社會是一種什麽樣的態勢,由于資料匱乏,學者們較少涉獵。康志傑教授選擇了一個類似于蒙塔尤的偏僻山區,對天主教信仰傳入這一封閉的區域所發生的文化變遷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該書與其說是一部鄉村天主教史,不如說是鄉村文化史或農民心態史更爲恰切。
以儒家倫理爲核心的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宗族勢力十分強大,祠堂往往成爲家族核心的象征,而在磨盤山,教堂常常是社區的核心和靈魂,具有強大的聚集力和向心力;傳統鄉村的族長具有相當的威望和權勢,而磨盤山的權力人物是主教和本堂神父(第二次鴉片戰爭至1949年之前),核心層對社區擁有一定的自主性,爲了進行有效的管理,保證社區機制正常運行,核心層會想盡種種辦法,抵制、消解那些危害社區秩序的異己力量,以保證自身“文化世界”的延續。
在磨盤山,信仰作爲一種文化對鄉民們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且呈現出與非天主教社區不同的文化差異(Cultural Variation),隨著天主教在中國以強勢文化態勢的推進,沖突中的“文化抗阻”逐漸弱化,在文化的演進之中,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某些元素開始融合。
文化變遷是一種動力過程,驅動個體行爲的文化內驅力與信仰傳播有著密切的關聯,在文化沖突、調適之中,磨盤山逐漸被構建成爲一個社區成員信仰同一種宗教、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相近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區域文化模式(Area culture pattern)。
通過對磨盤山社區的分析,可以發現,這是一個經過中西文化整合的區域文化,社區內部的元素既保留了中國文化的因子,也浸入了西方信仰的內容,文化諸要素所具有的獨特功能反映在生活習俗、思維模式、倫理道德、群體行爲等多個側面。
西方文化的傳播既是帶有韌性力量的浸入,又表現出文化傳播中的“涵化”功能。在長時間的天主教信仰的“涵化”和“濡化(enculturation)”過程中(一種意識或無意識的制約作用),鄉村信徒獲得了一種文化的適應能力。因而作者在研究的過程中,注重探索草根社會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和理解,分析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兄弟的心理和心態,如對基督徒家族的研究,對社區禮儀、朝聖功能的探索,對山民們在生産勞動中所結成的人際關系網絡的分析,對他們的日常起居以及靈性生活的解讀,等等。作者是希望透過一粒小小的水珠來折射天主教這樣一種異質文化傳入中國鄉村的種種表現和特點,在理解農民、親近農民、描述農民的曆程中尋覓一種“活”的草根文化,以進一步凸顯中國鄉村研究的意義和價值。
曆史研究的基礎是翔實的文獻資料,這一點“磨盤山”沒有“蒙塔尤”幸運。法國著名曆史學家勒華拉杜裏在研究中,發現了主教雅克?富尼埃在宗教裁判所辦案時的調查記錄,而這些文獻能夠保存下來,與雅克?富尼埃之後升任教宗有一定的關系。而關于磨盤山的信息散見于繁雜的中西文獻之中,且西文資料涉及的語種多樣,通過全書可以發現作者在收集曆史資料過程中的艱難,這裏不僅有中外檔案館珍藏的各類文獻,而且還有作者深入山區調查所發現的第一手原生態資料,如碑文、家譜、民歌、民謠、日記等,用曆史文獻和口述資料相互補充、相互印證,在大曆史的背景之下挖掘一個特定文化空間的真諦,力圖做到宏觀與微觀的結合,是該書的一個特色。
全書分爲兩大板塊:一是用曆史學的方法對社區曆史進行梳理和分析,二是把田野調查作爲中性的、漸進的認知過程,並綜合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民俗學、考古學等多學科方法,把一個鄉村社區的曆史全方位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近年來,已有學者提出把心態曆史作爲曆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在磨盤山中,讀者或許會發現,草根社會有草根社會的活法,他們有屬于自己的生活、思維和心態。
磨盤山是了解西方文化傳入中國鄉村社會之後,如何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一扇窗口。這種跨學科的研究、多角度的切入,可以讓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東方蒙塔尤的內涵和實質。
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607
2008-06-12 07: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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