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所著的《他者的歷史一一社會人類學與歷史制作》（麥田，1998），怎看不出歐洲之外的「他者的歷史」呢？即便「歷史制作」也不如前評《制作路易十四》來得精彩。
可能是《他者的歷史》乃歐洲人類學家協會首次（1990）研討會論文集之故，不過誠如編者所言：「這種顯然以歐洲為中心的想法，遂產生了一科矛盾的結果。」（p.14）
原來是打著歐旗反歐旗：
《他者的歷史》論文集是一組社會人類學家對歷史本質的反思。七位撰稿者以歐洲非主流文化空間為場域，運用歷史學與民族學的材料，開拓出他者文化的歷史向度。不同文化社會的人如何思考時間？如何操作記憶？空間如何為時間塑形？時間如何賦予社會關係顏色和聲調？文化如何決定記憶的密度？記憶又如何定位過去、現在和未來？《他者的歷史》創造了一個認識他者的新面向，也提供了一個映照自我的新角度。
這個嘛！還打著人類學旗旣反人類學又反歷史：
歷史人類學
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研究人類各民族創造的文化，以揭示人類文化的本質。使用考古學、人種志、人種學、民俗學、語言學的方法、概念、資料，對全世界不同民族作出描述和分析。
文化人類學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文化人類學相當于歐洲大陸一些國家所稱的民族學和在英國所稱的社會人類學或社會文化人類學。 廣義的文化人類學包含考古學、語言學和民族學三個分支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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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類學與曆史學
文化人類學在某種意義上是人類文化史的研究，它追溯人類起源及其發展的整個曆史，因此文化人類學與曆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文化人類學與曆史學的主要區別可以概括爲：
1、曆史學的對象往往偏重特殊性；而文化人類學是關于全人類生活形式的比較研究，側重于普遍性。
2、曆史學注重事件和人物的記載，其研究有時極爲詳盡和具體；而文化人類學注重的文化規範研究，視野很少局限于某件事或某個人，比較抽象。
3、曆史學涉及的領域極廣，甚至細到某個顯赫人物的浪漫史；而文化人類學則研究史前社會和當代文化，試圖探尋社會間文化差異的根源。
然而，從研究內容上看，曆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相同點遠多于不同點。而且從發展趨勢上看，曆史學正愈來愈從局部事件的研究向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及至更爲綜合的文化史方向發展。曆史學的文化意識逐漸增強使之與文化人類學愈來愈接近。
因此，在近期內，曆史學與文化人類學之間最顯著的差異恐怕仍在研究方法上。曆史學工作者研究曆史，主要是靠曆史記載和文獻資料，他們對于時間先後順序和卸貨問題，非常重視。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則主要是文化人類學家親自到所在的地方去觀察、訪問和直接參與各種文化活動。根據現有的活的事實、情況和情節，盡可能地記錄、保存下來，然後再用各種方法和技術，進行分析、比較和研究，並得出理論評價。簡言之，曆史學是研究“文化化石”，文化人類學是研究“活的文化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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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曆史”與他者的故事
讀了一本沈重的書——《太平湖的記憶》，一本關于老舍之死的訪談實錄。爲了恢複當年老舍之死的第一現場，采訪者走訪了當年參與此事的各方面的人士。當年，他們就站在犯罪現場的各個角落，參與或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原以爲他們會爲我們恢複一個曆史的現場，但讀過之後，我不禁啞然失笑。我已經感到曆史的細節被遺忘、被誤讀到了何種嚴重的程度——這些受訪者因當年所處的角度不同，所扮演的角色各異，不僅相互之間記憶有偏差，時有相互矛盾之處，更爲可怕的是，他們至今都不敢說實話！說到關鍵的人和事，依然是“某某某”和“×××”。
僅僅四十年的時間，太平湖的那圈漣漪還未平靜下來，有關老舍之死的是是非非就已被記憶填平。四十年，時間又似乎太久了，這幾乎是隔著兩代人的距離，誰還記得那時候的事情呢？四十年後，關于那個時代的罪與罰，早已被藏進曆史的暗角，妥善隱蔽起來；四十年後的我們，對于那個火紅而又慘烈的時代，既不可能與聞其事，又未能“躬逢其盛”。大曆史遠去了，只留下一個背影，看不清表情，一個個現場也成爲被積雪覆蓋的原野，一片慘白。那些被有限的文字、圖片、影像記錄下來的場景，早已被意識形態的馬賽克處理幹淨，仿佛已被傳說、流言，甚至是謊言所覆蓋。透過這曆史的迷霧，我們又能看到什麽？所有這些，又能爲我們恢複一個怎樣的曆史場景？誰又能帶我們回到當年的犯罪現場？
采訪者傅光明說，到目前爲止，自稱參與打撈老舍屍體的就有三位，而且這三個人還互不相識，但恐怖的是，三個互不相識的人，卻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打撈上了同一個人。如果說他們當中有真實的，只能有一個人真實，不可能三個人都真實。因爲如果三個人都真實，那就等于那一天打撈起了三個老舍。到底是誰的記憶出了毛病？我們又能夠信任誰呢？
誰的記憶更准確也許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誰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記憶版本，因爲曆史本就是“他者的故事”（history）。這麽多“親曆者”，這麽多“過來人”，他們對30多年前自己的親身經驗通過“記憶篩選”，有的被遺忘，有的被強化，更有杜撰和消解。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口述這段曆史，按照他自己的想象重新編排、過濾、重塑。每個人只是照亮了那場黑暗的渺小的一角。但真正的“曆史真相”在哪裏？這些親曆者們真的帶我們回到現場了嗎？他們是在口述曆史還是在口述夢境？在這些親曆者中，因爲每個人的身份不同，對事件所承擔的曆史責任不同，所陳述的細節也不可能相同。于是，“他者的故事”被深刻改寫。但真實的曆史細節真的無法縫補嗎？謊言真的就無法揭穿嗎？時間僅僅過去了四十年，它本身就是一部“當代史”，它不允許被改寫，否則，老舍之死的悲劇性就更加一層。
如今，“口述曆史”在我們周圍越來越時興。“口述曆史”是原生態的曆史事實嗎？它是否就是簡單的“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通過講述“太平湖的記憶”，我們多少可以了解，“曆史在它發生的一瞬間就已經過去了，無法再還原”。但曆史的細節並非不可以縫補、綴連。唐德剛說，他做《李宗仁回憶錄》，真正口述的部分只占到15%，剩下的則是他的判斷、考證、補充、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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