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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義（Conservatism）在不同的語境下，或者不同的曆史階段，擁有不同的含義，但它們都有類似的本質：是一種強調既有價值或現狀的政治哲學。保守主義一般是相對激進而言的，而不是相對進步而言的。保守主義並不反對進步，只是反對激進的進步，寧願采取比較穩妥的方式。在西方民主國家，尤其是英美兩國，現代的保守主義政黨通常傾向于小政府、自由市場的經濟架構、以及在政治意識形態上（有時候是軍事的）對抗共産主義以及極權主義政權，以捍衛他們的保守價值不受威脅。保守主義是近、現代西方主要政治思潮之一。因曆史背景不同和策略需要，保守主義有種種表現形式，但要求維護社會現狀和曆史傳統，反對社會重大變革是其基本主張。作爲一種政治哲學，它形成于18世紀末。英國政治活動家E.伯克在《法國革命感想錄》（1790）一書中首次明確表達了保守主義思想，奠定了保守主義思想的基礎。
一、保守主義的思想發展
保守主義從來不曾産生過、也不太可能會産生如霍布斯的《利維坦》或洛克的《政府論》一般的系統性著作。也因此，保守主義一詞的真正涵義在今天依然有待爭論，許許多多的（也經常是互相矛盾的）政治意識型態或政黨都與保守主義有所牽連。雖然政治思想在起源時便包含了許多可以被歸類爲保守主義的成分，一直到啓蒙時代、尤其是1789年前後的法國大革命震撼歐洲後，保守主義才以一種政治態度或思想的面貌嶄露頭角。許多人指出在宗教改革時期，聖公會的神學家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強調爲了社會和諧和公共利益而必須在政治上保持穩定，顯現出了早期的保守主義思想。
但保守主義一直要到埃德蒙‧伯克寫下《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後成爲系統性的意識形態。英裔愛爾蘭的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大力的反對法國大革命，但仍支持美國革命的目標。這些早期的保守思想通常堅持保守主義並非一種意識形態，因爲他們認爲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理想有所牽連。伯克反對一個完全由抽象的理性所引導的“啓蒙”社會。許多人認爲伯克發展出了對于現代主義的批評，不過伯克從來不曾使用這一詞，這一詞也要直到19世紀末才出現。伯克擔憂啓蒙運動將會帶來無法收拾的動亂，因此他主張應該保持傳統的價值。
伯克主張，一些人的理性必然少于其它人，因此如果這些人純粹依靠理性行動，他們所運作的政府將會非常糟糕。對于伯克而言，政府的架構不該是由抽象的“理性”所組成，而是應該遵循國家長久以來的既定發展模式、以及如家庭和教會等重要的社會傳統。“我們擔憂人們會依照自身的理性主導其生活和交易，因爲我們懷疑每個人的理性其實是相當有限的，因此個人最好是依靠于國家的既有傳統。許多哲學家們都不會試著挑戰傳統，而是會利用他們的聰敏，尋找尚未被他們發掘的智慧。如果他們真的找到了，他們也會選擇繼續保留傳統，同時將理性融入其中，而非完全抛離傳統單純依靠理性；因爲傳統，夾帶著其本身的理性，也會允許理性有所活動，這種互動關系是永恒不變的。”
伯克主張，比起純粹抽象（例如“理性”）的事物，傳統更能作爲立身處世的依據。因爲傳統經曆了數個世代的智慧和考驗，“理性”則可能只是一個人的偏見，不但未經時間的考驗，最多也只能代表一個世代的智慧。任何既有的價值觀或傳統都是經曆了過去的時光考驗才流傳下來的，因此都應該被尊重。
不過，保守主義並不反對變革。如同伯克所寫道的：“無法接受改變的國家是無法生存的。”但他們堅持變革必須是透過有系統、有條理的改變，而非突然爆發的革命。革命爲了某種理論或學說，會試圖改變人類社會中複雜的人類互動關系，這將會造成無法預料的後果。伯克大力呼籲應該避免道德風險的可能性。
對于保守主義者而言，人類社會有時是根深蒂固而體制健全的；爲了達成某種意識形態的計劃而隨意修改之和形塑之將會造成無法預料的災難。保守主義也強烈支持財産的權利。對于18世紀的輝格黨而言，沒有任何東西比財産權利更爲神聖的了，財産權使得個人的利益考慮高過那些華麗卻不實際的理論。隨著拿破侖時代的結束，維也納會議象征了保守主義在歐洲複興的開端，抗衡經由法國大革命産生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勢力。
二、保守主義的流派
1、文化保守主義
文化保守主義是一種主張保存自身文化或民族傳統的哲學。文化在這裏指的可以是相當廣泛的西方文化或是中國文明、又或者小至西藏文明。文化保守主義試圖采納過去遺留下來的傳統和制度。這種傳統可能是不切實際的，例如在英國反對公制度量衡的運動，要求保持英國傳統的度量衡標准。保守主義也可以是制度性的：在西方這可能包括了騎士制度和封建制度、或者是資本主義和法治。而在東方，中國的國家科舉制度、以及在印度的文化寬容傳統都是保守主義的例子。
而依據社會保守主義的理論，傳統也可以是道德性的。例如在某些文化裏墮胎和同性戀被認爲是錯誤的。一些文化裏則禁止婦女在公共場合暴露她們的面貌或四肢，認爲那是不道德的舉動，那些文化裏的保守主義者也往往會支持以法律禁止那樣的舉動。其它的保守主義者則采取較正面的做法，支持好撒馬利亞人法、或者其它需要公共慈善協助的法律，以此發揚他們的傳統文化。
文化保守主義通常主張，由于既有的傳統已經在文化或制度上占有其一席之地，也因此應該被保留。文化保守主義並不一定會接受其它不屬于他們的文化，這取決于他們的開放性程度。許多保守主義者相信普世的道德價值，但其它一些人則認爲道德可能因爲國家和民族差異而有所不同，因此只支持屬于他們既有的文化。因此對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而言，在法國已被普遍接受的某種概念，並不一定適合套用至德國和其它國家。
2、宗教保守主義
宗教保守主義試圖保存特定宗教的教義，有時會試著傳播這些教義的價值觀，又或者會試圖將這些價值觀寫入法律條文。宗教保守主義也可能會支持現世的傳統。有時候宗教保守主義可能會感到其自身與當地的文化産生沖突。而在一些國家，兩個或多個宗教的保守主義者也可能會産生沖突，兩派都宣稱自己的觀點才是正確的，並指責對方的觀點。
宗教保守主義與其它形式的保守主義不同，因爲他們的形式相當多。許多宗教保守主義者反對一切改變，因爲他們認爲其信仰是來自于全能而不變的上帝。被宗教保守主義所影響的政府可能會以實際政策提倡其傳統價值，例如在歐盟就有一些保守主義的團體試著將特定的保守價值寫入歐盟憲法。若望保祿二世也曾遊說歐盟在憲法裏提及上帝，但最後仍沒有成功。
而一些既有宗教的基本教義派運動，則顯示出了宗教保守主義也可能會與現有社會秩序産生矛盾，他們可能會試圖推翻既有現況，以回歸理想中更爲傳統和正當的社會，有時也會以相當嚴格的方式解釋聖經字句。這樣的激進運動有時也可能是爲了對抗既有政治體制的濫用、腐敗、或違背教義。新教的宗教改革便是這樣的例子之一。
在伊斯蘭裏，伊斯蘭原教主義（Salafi）運動經常在政治和社會上采取激進行動，也因此常被大多數主流的伊斯蘭政府所壓制。原教主義者試著將他們對于伊斯蘭社會的理想—亦即穆罕默德那個時代的社會，強加于他人之上，他們也經常會使用暴力的手段。他們反對伊斯蘭社會後期的發展，也因此常被分類爲激進的宗教保守主義。類似的現象事實上在全世界的許多宗教裏都曾發生，有時候，這種沖突反映了傳統社會與過去500年內才出現的現代西方社會之間的文化沖突。許多在現代世界被稱爲激進宗教保守主義標簽的運動，其實只是將傳統宗教理想混合上現代的、歐洲革命哲學的融合—有時甚至是馬克思主義。
3、財政保守主義
財政保守主義是一種經濟哲學，強調政府在開支和借債上應采取謹慎保守的態度。埃德蒙伯克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裏寫下了這個原則：“一個公民社會最初的理念所保障的，在于每個公民所擁有的財産，而非國家所要求的債主權利。公民對于其財産的權利是最首要的、最至高無上的、而又最不可侵犯的。個人的財産，無論是透過自行掙取而來、或是透過遺産繼承、或者來自其它人所贈與的物品，在任何情況下，皆不屬于國家所擁有……政府無論是由君王或是議會所統治，其所擁有的財産僅只限于公共財産，而其公共財産也只能來自于大多數公民所自願給予的財産部分。”換句話說，一個政府並沒有權利去借取大量債務、而又將其負擔加諸于納稅人的身上；納稅人所擁有的抵抗苛刻稅賦的權利，甚至要早于幫忙政府償還債務的義務。
4、經濟保守主義
經濟保守主義延伸了財政保守主義對于金融政策的保守態度，主張政府不應該隨意幹預市場的運作。有時候這種保守態度也延伸至“小政府”的哲學。經濟保守主義支持自由市場、以及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在意識形態上，經濟保守主義可以追溯至“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亞當‧斯密、弗裏德裏克‧哈耶克、米爾頓‧佛利民、路德維希‧馮‧米塞斯都是經濟保守主義的代表，因此經濟保守主義也被稱爲經濟自由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在道德和意識形態上都支持自由市場的理念：從支持個人自由的理念延伸至對于自由市場的支持。艾茵蘭德和路德維希馮米塞斯都從道德層面切入，主張自由市場是唯一道德的經濟體制。
傳統自由主義反抗專制的政治權威、支持個人的自決，因此認爲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是唯一道德的經濟體制。而在另一方面，現代的保守主義者—以歐美爲主的保守主義，則是以實際的層面切入支持自由市場，他們主張自由市場是最具生産力的市場。因此現代保守主義對于自由市場的支持不一定是絕對性的，而僅是出于實際上的考慮。這種支持不是道德性或意識形態的，而是出于埃德蒙伯克的理念：能夠運作的最好的體制就是正確的體制。歐美保守主義在經濟上支持小政府的理念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重視公民社會的重要性。如果政府在經濟上扮演極大的角色，人們便會感覺自己不須負擔太多的社會責任，也因此這種責任會被政府所承擔下來，而高昂的稅賦便不可避免了。
應該注意的是，雖然古典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在曆史上達成自由市場理念的途徑並不相同，但在今天這種差異卻相當難以區分。很少有政治家會支持自由市場僅僅是出自于“因爲那較具生産力”或“因爲那是正確的”，而是通常會混合這兩者。這種混淆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自古典自由主義和現代保守主義在政治運動上都處在同一張“保守主義雨傘”下所造成的。財政保守主義和經濟保守主義對于資本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支持、以及對于自由市場經濟的支持，並不一定會和社會保守主義及宗教保守主義的理念相符合。
除此之外，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運作也大幅改變了既有的社會秩序，如同圈地運動和其它類似的改革，將原先傳統淳樸的農業社會轉變爲工商業爲主的現代社會，同時也可能改變社會上對于性議題的態度，例如對于色情産業的態度。在這些經濟和社會政策交叉問題上，不同流派的保守主義之間也可能會産生極大的沖突。
三、不同地區的政治保守主義
在西方世界民主國家，“保守派”和“右派”兩詞經常是可以互換的，幾乎成了同義詞。雖然這並非完全正確，但兩者的確重疊性極高。同樣的兩者所反對的事物也幾乎一樣：左派（雖然左派團體和個人也可能抱持著保守的社會和文化態度，但他們在政治上通常會被與保守主義運動區隔開來）。
在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上，保守派和右派通常都支持自由市場、盡管這在歐洲比較少見。
在道德和倫理的議題上—例如對于墮胎的反對—也經常都是那些被稱爲保守派和右派的人士。
許多保守派也反對那些排外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然而這些人通常也被歸類爲政治的右派，貿易保護主義和反移民的政策也經常會和那些支持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保守派産生沖突。
受到了早期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如埃德蒙伯克和大衛休謨的影響，一些保守主義者也反對軍事的干預主義，伯克認爲帝國主義是與保守主義的傳統完全沖突的，因爲帝國主義試圖建立一個新的殖民社會。
不過，一些支持神權政治、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的人也常被稱爲保守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也常被歸類爲保守派，有時候一些“正統的”保守派也會與這些人聯合。英國保守黨便是大英帝國概念的強烈支持者。
“正統的”保守派與那些被稱爲極右派的人士之間的重疊程度通常是取決于一些政治上的禁忌，而非相當嚴謹的意識形態差異。在歐洲的議會制度下，保守派通常會與中立派甚至是左派相結盟，而非仇外而又民粹主義的極右派，雖然許多批評者也認爲保守派采取了極右派的理念。
1、美國保守主義
在美國，保守主義一詞是集合了衆多政治意識形態的稱呼，包括了經濟保守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社會保守主義、和宗教保守主義，同時支持維持一支強大的軍隊、反對國際主義、並提倡地方州的權利。現代的美國保守主義在20世紀後半期結合爲一股政治意識形態，以響應20世紀初期以來因爲經濟大恐慌而出現的許多社會和政治改變，在冷戰中美國保守主義強調與蘇聯和共産主義的對抗，並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在經濟上展開一連串撤銷管制的自由放任政策，反對羅斯福以降的新政。
美國政治兩百年來基本是兩黨政治。兩個政黨之間，雖然共同擁有一些基本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但也存在著許多分歧，尤其在面向變革方面，正好存在著一個相對支持變革的政黨，又稱爲左翼；和一個相對反對變革的政黨，又稱爲右翼。前者就是民主黨，後者則是共和黨。
美國的共和黨，並不是18，19世紀的英國托利黨。托利黨主張加強王權，加大政府的權力。相反，美國共和黨反對大政府，反對政府幹預市場，反對政府過大權力對公民造成損害。雖然美國共和黨被稱爲保守主義政黨，但和經典的保守主義，還是不同的。這也證明了爲什麽保守主義在不同曆史階段和不同地區，都擁有不同的含義。
雖然保守主義在兩大黨都曾經有一定數量的派系存在，但到了今天民主黨內的保守主義派系早已消失殆盡，目前幾乎所有的保守派都自認爲共和黨支持者。在2000年和2004年，大約80%自稱爲保守派的人都投票給了共和黨。
美國現代共和黨在政治和理論上的基礎，可以追溯到20世紀幾位著名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經濟學家：哈耶克，佛利民等。哈耶克就自稱是一個老輝格黨人。只是相對于現代西方的自由社會主義思潮，他們堅守19世紀自由主義傳統，反對社會主義，因此被稱爲保守主義。
在美國，“自由主義”一詞早已改變了原意，哈耶克認爲涵義的改變是從羅斯福任內開始的，羅斯福實行的新政在當時被貼上社會主義和左翼的標簽，由于擔心這些標簽的負面影響，羅斯福于是改自稱爲自由主義者。自從那時開始，“自由主義”一詞在美國改變了涵義，與原本18和19世紀的自由主義完全不同了。哈耶克便主張他並不是所謂的保守主義者，反而他才是真的自由主義者，而那些新自由主義者只是冒充者，他也因此一直拒絕放棄這種稱呼。
美國保守主義又有許多不同的定義，保守主義一詞也可以套用至各種的理念或意識形態。
Ａ. 經典保守主義或稱傳統保守主義、古典保守主義：反對在政府和社會制度上的激進變革，這種形式的保守主義其實是反意識形態的，因爲其強調程序（穩定而不急躁的改革）高過特定結果（任何形式的理想政府）。對于經典保守主義而言，只要改變是經由正當的法治程序、而非經由革命或突然的變動，那麽不管最後的政府是屬于右派或左派都是正當的。
Ｂ. 意識形態保守主義又稱右派保守主義：與反意識形態的經典保守主義相較，右派保守主義如同其名稱所代表的，支持特定的意識形態。其意識型態通常又可以分爲上述的社會保守主義、財政保守主義、和經濟保守主義。這些子意識形態包含了許多英語國家的保守派支持者，這些子意識形態也常會被個別地吸納入其它政治立場上。
Ｃ. 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是美國近年來出現的一種保守主義，由于有別于美國共和黨傳統保守主義，因此稱爲“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主要是從自由主義轉變而來。一些左派自由主義分子，反對20世紀60年代的自由主義的激進變革，思想趨于保守，從而形成新保守主義。他們的思想根源，和傳統保守主義不一樣，傳統保守主義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伯克思想基礎上的。但新保守主義並不信奉伯克的思想。美國新保守主義者倡導建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和平，也不得不與鷹派妥協，去打擊世界上奉行“恐怖主義”與“包庇主義”的國家或地區，這就是“先發制人”戰略，也經常被人戲稱爲“國家恐怖主義”，其典型正是伊拉克戰爭。
Ｄ. 古保守主義（Paleoconservatism）在1980年代爲對抗新保守主義而崛起，強調傳統、公民社會、古典聯邦主義以及基督教的傳統。他們認爲社會民主主義、中央集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是試圖改造人性的邪惡舉動。古保守主義者主張，西方社會的主流政治勢力已經抛棄了創造和形塑其文明的傳統和價值觀，也因此他們認爲保守派必須反對現狀。在政治上，他們極力反對中央集權，強調權力分散、地方自治、私人財産、以及將官僚機構最小化。在社會上他們主張傳統主義，支持基督教道德秩序，並宣稱小家庭爲人類文明的軸心。他們認爲多文化、多種族、而又奉行平等主義的社會在本質上是絕對不會穩定的。他們也反對美國幹預他國的戰爭。
2、英國保守主義
埃德蒙伯克經常被視爲是英美地區的保守主義之父。在英國，伯克的保守主義繼續發展，但其影響早已不限于英國本土，遍及美國的發展使其不再特定于英國的保守主義了。
伯克的保守主義與當代的英國保守主義並沒有相當明確而有系統的連結。身爲一個老輝格黨員，伯克絕對不是所謂“保守派的創始人”。最早的保守主義産生于英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那些反對激烈變革，反對革命的人，被稱爲保守分子。由于當時的革命對象是君主和貴族，所以保守分子又被稱爲王權分子或者保皇黨人。
18世紀和19世紀初，經過光榮革命後的英國，已經進入現代民主政治，或者說政黨政治。也有人稱之爲披著君主外衣的共和國。當時英國政壇有兩個主要政黨，輝格黨和托利黨。輝格黨人具有自由主義色彩，主張變革，反對王權。托利黨人則堅守傳統，反對變革，支持王權。相對于輝格黨，托利黨被稱爲奉行保守主義的政黨。輝格黨後來逐漸演變成了英國的自由黨，托利黨則是現在保守黨的前身。托利黨反映了農村地主階級的政治態度，並且支持君王體制、聖公會、家庭倫理，並支持私人財産以保障社會秩序。
到了工業革命的開端，工業和科技的發展顯然將會破壞這些以農村爲主的框架，新出現的産業精英份子也被視爲是社會秩序的大敵。在這個時候，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爵士試圖將新的工業階級與托利黨傳統的地主階級融合，在1846年他說服了地主們支持撤銷谷物法。在他的努力下，一個新的政治團體出現了，他們在試著保障傳統秩序的同時也接受自由放任和自由貿易的概念。
傳統地主和産業份子的融合最後産生了新的保守黨。本傑明迪斯雷利給了這個新政黨一個政治意識形態。在年輕時他被浪漫主義運動和當時流行的中世紀複古風潮所影響，並發展出了一套對于工業主義的批評。他所提出的解決方法，是回歸到一個理想中合作性的社會，在之中每個人都必須對其他人或團體負起責任。這種統一概念在英國政治裏仍是重要的傳統之一。
這也啓發了後來許多保守派政府所進行的社會改革。由迪斯雷利領導的保守派政府承認了勞工階級的投票權利。他主張許多勞工的政治理念和價值觀也可以是傳統保守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結盟、加上工黨的崛起，加速了自由主義在1920年代的垮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保守黨接受了許多由工黨提出的社會主義政策，這種讓步在實際上是爲了重新獲取權力，但很大一部分也是因爲自20世紀初期開始計劃經濟以及國有化的概念成了當時跨政黨的共識，這主要是受到了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不過，到了1980年代，在瑪格利特撒切爾的領導下，保守黨回歸到了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理念，並私有化了大量的國有企業。
3、歐洲大陸的保守主義
在歐洲大陸，保守主義的主流通常是以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爲代表。這些政黨組成了歐洲人民黨（European People`s Party）—歐洲議會裏的主要政黨聯盟之一。這些政黨通常是起源自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的天主教政黨，擁護天主教的社會理念。隨著時間發展，保守主義逐漸成了他們的主要政治意識形態，天主教色彩也逐漸淡去。德國的基民黨、以及其聯盟政黨拜恩基督教社會聯盟都是屬于新教-天主教結合的政黨。
而在北歐，保守主義通常是由自由保守主義的政黨如瑞典的溫和黨（Moderate Party）和丹麥的保守人民黨爲代表。在國內政策上，這些政黨通常支持市場爲主的政策，一般也會從商業團體和白領職業階級獲得支持。而在國際上，他們則會支持歐盟以及國防的重要。
一般而言歐洲的保守派在許多社會和經濟議題上會比美國保守派采取更爲溫和的態度。他們也較少反對福利國家政策的那些目標，雖然他們也會關心商業環境的發展。不過，一些團體也采取了更進一步的自由放任政策，尤其是因爲受到了撒切爾主義的影響。歐洲的保守主義團體通常強調在政治上采取謹慎、溫和的態度，主張應以已經實踐過的做法爲主，反對激進主義和未經實踐的社會實驗。對于高階文化和既定政治制度—如君主政體的支持也在歐洲保守派之間相當常見。主流的保守派團體通常也堅定的支持歐盟。
四、保守主義的基本特征
保守主義在關于人類本性的哲學問題上認爲人性是有缺陷的，相信社會弊病只可減緩而難以根除。保守主義的核心觀念是反對一切激進的革命和革新，主張節制政治，以妥協手段調和各種社會勢力的利益沖突。保守主義視國家爲一個有機體，局部不能離開整體而獨立生存；地位和財産不平等是自然形成的，社會的領導權應屬于素質優秀的賢人而非群衆領袖。保守主義強調代表連續性和穩定性的法律和秩序，維護傳統社會紐帶諸如家庭、倫理、宗教等。主要代表貴族、資産階級等上層階級的利益，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農民、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工人、無職業者等其他階級或階層中的保守分子的要求。
http://baike.baidu.com/view/79507.html

新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Conservatism）是資産階級政治思想的重要傳統之一，通常的含義是指要求維護社會現狀和曆史傳統，反對一切激進的革命和革新，主張節制政治，以妥協的手段調和各種社會力量的利益沖突的理論和思潮。
保守主義的起源：保守主義是20世紀西方最主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派的意識形態。70年代以來，隨著西歐福利國家運動和美國“偉大社會”運動受挫，中右勢力赫然崛起，從70年代末開始保守派先後在英、美、西德等西方工業大國上臺執政，在法、意、奧、瑞典等國也有相當進展，形成1848年革命以來最強勁的保守主義運動。其意識形態也因此而迅速擴大影響，成爲80年代西方最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
保守主義在西方社會淵源深遠，古希臘的柏拉圖、中世紀的阿奎那、文藝複興時期的馬基雅維利、近代的霍布斯等大思想家均有程度不等的保守色彩。但作爲一種明確的政治態度，政治哲學和政治運動的保守主義，卻遲至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才形成。那場以自由、平等、博愛爲旗幟、以暴力和恐怖爲手段的社會激變，對歐洲以至整個世界産生了巨大沖擊，並引起各種政治力量的不同反應。保守主義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首先奠定其思想基礎的是英國政論家和議會活動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
18世紀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人民群衆所表現出來的巨大作用，使資産階級內部的一些保守分子産生了很大的擔心和恐懼。伯克于1790年出版了《法國革命感想錄》（也譯爲《法國革命論》），對法國大革命進行了猛烈的批評，提出了一套系統的保守主義觀點。這被公認爲保守主義誕生的標志。但伯克從未使用過保守主義一詞。保守主義來源于法文Conservateur，是波旁王朝複辟時期的法國保王派創造的。這個術語迅速爲其它反對法國革命的政治集團所采納，美國共和派從1830年開始自命爲“保守分子”，英國托利黨也于同年得到“保守黨”的稱號。
伯克認爲，人性是無知和容易犯錯誤的，平等只是一種虛構，社會政治體內必然存在等級差別，這是一種習慣的社會紀律。遵從社會的習慣和傳統就是人的本性。法國大革命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不過是一派既無價值又含糊其詞的具文。這是其一。
其二，伯克認爲，同國家相比，個人是渺小和短暫的，而國家或公共生活是偉大的、永久的；文明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的財富。國家是最高財富的化身，一個人只有成爲社會成員才能擺脫野蠻，一個人所有的精神財富都來自有組織的社會成員的身份；個人必須承擔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否則，個人就會成爲一幫雜亂無章的逃兵和無賴。
其三，伯克認爲，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該國特定的自然條件、曆史傳統、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社會習慣等所決定的，是經過若幹世紀、若幹代人慎重選擇的結果，是約定俗成的産物。社會政治制度的基礎是習慣和傳統。要創造什麽新的政體是極其可笑而可悲的。他反對革命和改革，主張審慎的“改善”。他認爲，偉大的政治傳統一向包含有自身發展的提示，社會政治制度可以改進，但必須遵照人民的習慣，符合曆史傳統；改進的目的是爲了維護這種傳統，如同修繕房屋一樣，要使修繕盡可能地符合房屋的格局。伯克的思想，對後來的保守主義産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伯克對法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全面批判，指出自由和法律秩序、倫理准則、個人尊嚴之間有不可割裂的內在聯系，抽象的、孤立的自由只會蛻化爲少數人的特權而終歸毀滅。法國革命恰恰破壞了自由的條件，因此其結局必定是空前的混亂和新的專制。西方思想界對伯克的觀點評價各不相同，但公認他對法國革命的前景有驚人的預見力。
伯克未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但闡發了保守主義的一些基本信念，諸如上帝締造的、以身份和財産不平等爲標志的“自然秩序”；“時效”所産生的權益；由無數世代共同創造、體現社會共同利益的“民族”概念；容忍漸進的和保存優秀傳統的改良、反對蓄意破壞現存制度和社會秩序的激變的態度等等。伯克熱情贊頌貴族精神，但並不是一個死板的複古主義者。他所維護的是英國社會由來已久的個人自由，他本人就曾屬于自由主義的輝格黨。因此伯克對西方政治思想有跨時代的深遠影響，不僅爲早期保守主義奠定了基礎，而且依然是許多當代保守黨人的精神源泉。
保守主義的演變。自伯克之後，保守主義在19世紀發展爲三個不同學派。
法國的正統主義，也稱拉丁派，屬于保守主義的極右翼。創始人和主要代表是兩位法國貴族德梅斯特爾（Joseph de Maistre l753一1821）和德波納德（Louis de Bonald11753—1840）。他們實際上是封建貴族的代表。這一派發揮伯克的神權思想並使之系統化，指責1789年大革命毀滅精神生活和社會秩序，造成無政府狀態，並嚴厲批判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自利傾向。他們要求恢複革命前“黃金時代”的政治制度，即統一的世界性基督教會和絕對王權相結合的封建專制。正統主義在“神聖同盟”統治歐洲的年代盛極一時，但其專制主義立場完全違背曆史潮流，同時也與溫和派保守黨人不合拍，因而自1848年歐洲革命後便漸趨衷落。不過它在後來的法國保守主義傳統中仍有一定影響，20世紀20和30年代夏爾‧莫臘和莫裏斯‧巴雷斯領導的“法蘭西行動”就是其後繼者。
德國的浪漫主義。該稱號緣于贊美情感、貶低理智的精神傾向。其成員爲一批缺乏科學頭腦、憎惡資産階級並支持貴族和君主制度的知識分子，主要代表有諾瓦利斯（1772—1801）、弗裏德裏克‧馮‧施萊格爾（1774—1829）、亞當‧穆勒（Adam Muller 1779—1829）、海因裏希‧馮‧特萊奇克（1834—1896）等。此外。英國的薩繆爾‧泰勒‧柯爾律治（1772—1834）和托馬斯‧卡萊爾（1795—1881）同他們也有關聯。這派人持一種世俗的、辯證唯心主義的眼光。他們把伯克的思想運用于社會曆史領域，將社會曆史理解爲一個發展過程，其動因在于自然和時間。他們注重傳統和曆史的連續性，反對社會革命；倡導精神的絕對自由，但是與社會有機體論相結合，主張實現自由的唯一途徑是個人應獻身于整個國家和社會的事業，而不是追求個人權益。這種觀點最終導致無限度的種族統一和國家權力，因而同樣與溫和派保守主義有沖突。他們反對理性，主張用人的情感、情緒和激情來體現現實。在政治領導權問題上，他們有一種類似精英論的觀點，論證中産階級知識分子（如詩人、哲學家等）的統治使命。浪漫主義後來成爲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來源之一。
英國的溫和派。其主要代表除伯克外，還有威廉‧科貝特（1763—1835）、羅伯特‧塞西爾‧索爾茲伯裏侯爵（R?C?Salisbbry 1830—1903）、亨利‧梅因（H‧Main 1822—1885）、威廉‧萊基（1838—1903）、詹姆斯‧斯蒂芬爵士（1829—1894）等。此外，本傑明?孔斯坦（1767—1830）、德‧托克維爾（1805—1859）等比較保守的法國自由主義者也與他們有相通之處。這一派的價值觀有強烈的貴族主義色彩，但不像前兩派那樣絕對化，而比較靈活、實際。他們屬于資本主義社會的保守派，主要旗幟爲個人自由、法治和議會民主，主張以妥協、溫和的手段調解社會沖突。他們厭惡近代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民主，卻又避免直接對抗，並能采取主動行動竭力將其納入自己的軌道，防止其走向極端。本傑明‧迪斯雷利（1804—1881）領導的“托利黨民主”運動就是一個突出例證。英國溫和派影響最大、最持久，是早期保守主義的主流。
19世紀的保守主義思潮是一個複雜的思潮，裏面既有封建的保守勢力的思想，又有資産階級保守派的思想。這三個學派之間的界限不是絕對的，它們反對革命、抵制民主改革的基本立場接近一致。每一派在其它國度亦有代表人物，而不少思想家兼備兩派、甚至三派特征。各派之間之所以存在顯著差別，一是由于各國社會傳統不同，如法國的政:冶鬥爭一向十分激烈，左右兩翼沒有妥協余地；二是由于各國發展程度不同，19世紀上半期法國社會進程落後于英國一個世紀以上，而當時的德國甚至尚未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
進入20世紀、尤其是一戰後，各國保守主義的差別日益縮小，因爲它們的論敵趨于一致：國際上以蘇聯爲代表的共産主義運動和以意、德爲代表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各國國內的左翼和中左翼勢力，即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和福利國家運動。在保守派看來，這些不同敵手的實質相同：威脅傳統個人自由的國家幹涉。因此歐美各地的保守主義逐漸聯成一體。進入20世紀以來，保守主義的發展過程可以大致分爲三個階段。
20世紀初到二戰前後爲第一階段。此時西方政治秩序正發生迅速而劇烈的變化，保守派遇到明顯挫折。他們在思想上的主要表現是對消逝的舊傳統的悲歎、對國家幹預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抵觸、對民主運動和革命風潮的恐懼和對強有力的傑出人物即精英人物的強烈呼喚，但沒有形成明確的政治綱領。這一時期主要有兩派人物：一是精英派和專家治國派。以意大利的莫斯卡（G. Mossca 1858一1941）和帕累托（V.Pareto 1848一1923）爲代表的精英派認爲，人類社會永遠存在有文化教養的傑出人物和愚昧無知的民衆。學者、政治家、藝術家和企業的管理人物是傑出人物，而保持精英的素質和領導權是拯救西方的惟一途徑。以美國的伯納姆（J.Burnham 1905—）和加爾布雷思（J.K.Galbraith 1908—）爲代表的專家治國派則根據現代工業社會的新變化認爲，西方各工業國都進入管理社會，出現了新的管理階級和作爲社會主體的技術專家，他們是社會的真正領導者，議會民主行將滅亡。二是以英國的保守黨政治家塞西爾爲首的保守主義，塞西爾對伯克的保守主義作了新闡發。
從二戰前後到70年代初爲第二階段，此時保守派處境進一步惡化。這一時期，是新自由主義的盛行時期。與此相應，正是新保守主義潛心研究、醞釀和提出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構建理論體系的時期。當代許多新保守主義者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觀點、嶄露頭角的。由于部分歐洲保守分子曾同情、支持甚至參加法西斯運動，保守派在戰後聲名狼籍，以至于除英國之外的其它歐洲保守主義黨派均被迫改換了招牌。與此同時，福利國家運動橫掃西方世界，保守派爲大勢所趨在福利建設方面與申左翼競爭，在理論上主要表現爲哈羅德‧麥克米倫（1894—1987）的“中間道路”。這種思想現實可行並有所建樹，但作爲一種意識形態卻喪失了獨立價值。在此期間，美國湧現一批以歐文‧克裏斯托爾和丹尼爾‧貝爾爲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者”，預示著保守主義的複蘇。然而其思想並未完全越出“中間道路”的軌範，因而尚不具備改變政局的力量。
70年代中期以來爲第三階段。隨著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面臨的嚴峻挑戰和西方社會的困境，從70年代後期開始，保守派開始接連贏得選舉，而新保守主義思潮也迅速蔓延，成爲8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這既是對福利國家的挑戰，也是對保守主義中間道路的反省，但已不是傳統或古典的保守主義，而是吸收部分自由主義成份的保守主義，即把古典自由主義同保守主義結合在一起，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政策。因此，研究西方政治思潮的人們，通常把他們稱爲自由保守主義。而西方經濟學界則多把他們稱爲新自由主義者。這兩者含義的角度不同。這個時期另一令人矚目的現象是具有深厚自由主義傳統的美國取代英國而成爲西方保守主義的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 l899—1992）、弗裏德曼（M.Friedman l912—）及諾齊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布坎南（James M.Buchananlg 1919—）等。
保守主義的基本特征。
首先，保守主義反映一種守舊拒新的社會心理。著名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休‧塞西爾說：“謹慎小心的普通人不相信那種未經自己的經驗測試、也不知道別人的經驗業已測試並發現是令人滿意的事情。他寧可選擇他所熟悉的、即使不完善的東西，也不選擇未經測試的新東西，盡管那種東西可能是很吸引人的。”這種經驗主義傾向使保守主義一向貶低理論的作用，因而自身也從未形成嚴整統一的學說體系。其哲學基礎是：承認人的本性是惡的，是有缺陷的，必須通過法律和宗教對這些加以限制，否則，人的邪惡本質就會通過戰爭、暴力和掠奪等表現出來。故在哲學上，保守主義深受基督教原罪教義的影響，確認人類本性和理智有難以藥救的缺陷，社會弊病只可減輕而無法根除。因此保守主義總是懷疑政治活動的功能，反對徹底改造社會的任何企圖，特別是未經檢驗的烏托邦理想。節制政治的觀念是它區別于其它政治思潮的分水嶺。自由主義雖然也提倡節制政治，其出發點和目標卻不同，它所鼓吹的人權、進步和理性等抽象概念都是保守主義不能接受的。
其次，保守主義的社會觀是一種“機體論”。在對待社會變革的問題上，保守主義認爲社會是一個長期發展而形成的有機體，它所依賴的是傳統、習慣、法律和秩序；對社會變革必須采取非常審慎的態度。它把人類共同體理解爲生物一般的有機組織，其中各局部之間、各局部和整體之間存在一種相互依賴關系，局部不可離開整體而獨立生存。同時，各局部的地位也不同，如大腦和心髒在人體中的作用就超過手足和毛發。這種觀念的現實含義是：社會問題是複雜的，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社會的整體或公共利益應高于個人和集團利益，等級和階級差別乃自然秩序所定，因此所以社會成員均應服從命運、各司其職。所以，在處理個人與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問題上，保守主義強調國家和社會對個人的重要性，認爲一個人只有成爲家庭、集體、國家和社會的一部分，才有存在的意義
再次，在政治上，保守主義堅持柏拉圖創立的賢人治國原則，宣揚領導權必須交給素質優異的傑出人物，而不是那些善于蠱惑人心的群衆領袖。統治權應該是永久性的，不能受頻繁的選舉活動的幹擾和破壞，以確保政治的連續和穩定。保守派一貫強調秩序和法律，維護有利于統一的傳統社會紐帶如宗教、習俗、倫理、家庭等。由于這個緣故，他們得到“秩序黨”的稱號，與自由派的稱號“進步黨”恰成對照。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守舊拒新的保守態度主要表現爲安于現狀，不願看到任何形式的劇變，無論急速前進還是大步倒退。因此一般說來，保守和反動不宜簡單地等同起來。此外，保守態度也並不意味著其思想內容一成不變。首先，不同時代的社會現狀和傳統大不一樣，如自由放任在19世紀是新生事物，到了20世紀就變爲妨礙社會進步的一種消極傳統，現代自由主義反而呼籲國家幹預以對抗威脅個人自由的壟斷組織，因而當代放任主義者不再屬于自由派而屬于保守派。其次，西方保守派是有執政能力的強大政治勢力，他們出于競爭策略的需要不得不時常變換政綱，以吸引各階層的廣大選民，與自由派和社會黨人進行競爭。當代保守主義者甚至高唱改革，當然這不過是權宜之計，是以變求保，以溫和改革取代激進改革，或者說對別人的改革進行改革。
以上保守主義的特點只是概而論之，某些保守主義派別和理論家每每表現出更極端的論點和主張，甚至混迹于反動陣營。這是政治思想領域的正常現象，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等 其它政治思潮也存在類似的情況。
新保守主義的基本特征和作用。
新保守主義最爲鮮明的特征是“反國家主義”即反對國家幹預社會經濟生活。他們對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幹預理論和政策及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進行了猛烈批評，認爲現在的政府已經超載，主張政府不要幹預社會經濟生活，讓市場經濟自己在那裏運行。實際上，他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重新闡發了古典自由主義的一些原則。
新保守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發生了重要影響。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主要國家“福利國家”政策陷入困境，經濟出現滯脹，爆發嚴重的經濟蕭條，同時，政府機構膨脹，這引發了大量社會問題。這表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方式發生了新變化。新保守主義的出現對英國、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發生了重大影響，這些國家紛紛采取新保守主義的政策，大力推行以私有化、改革社會福利政策爲主的一系列政策。其結果，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在80年代到90年代獲得了新的發展。撒切（柴契）爾、里根、科爾等都因此而曾經連任。
新保守主義在理論上研究了一些重要問題：如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自由與平等、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他們認爲，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幹預政策，力圖調節人們收入的差距，得到結果平等，這反過來必然危及機會平等和人們自由競爭的權利，影響生産效率的提高，並且會削弱那些機會好的人的狀況，使那些辛苫勞作的人去養活那些靠社會福利而生活的人，這也是極不公道的。他們甚至認爲，這樣也會導致政治上的專制。因爲要維護這種不公正的狀況，只有靠專制才能做到。所以，國家不要幹預社會經濟生活，從而保證個人在市場中自由競爭和發展。新保守主義從與新自由主義不同的角度研究和處理了國家與個人、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的關系。
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關系。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如果說，新自由主義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立場的糾正，強調國家對市場的調節，主張擴大政府的權力，實行社會福利政策的話，那麽，新保守主義的主要特點則在于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的重新論證與複歸。在這個意義上說，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區別只有相對的意義。因此，許多人把哈耶克、弗裏德曼稱爲自由主義者。
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是當代西方資産階級思索和解決重大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的難兄難弟，都要維護資本主義的長治久安；它們都反對社會主義、共産主義學說及社會主義國家。它們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故它們在許多問題上吸收、采納對方的主張十分正常。
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長達幾十年的爭論中，主要涉及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政策問題，如：如何看待自由市場的競爭和發展?政府要不要幹預，如何幹預？要不要實行社會福利政策?盡管它們的觀點不同，但本質上又是一致的，都要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使新自由主義主張的國有化，實際上是私有制的一種變化而已；無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幹預，還是新保守主義主張自由競爭，最終都是爲了維護個人自由，它們都不可能、也不會完全否認或者抛棄個人自由。這些使它們都可能成爲資産階級政治思想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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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保守主義

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保守主義思潮的興起、源流及其政治影響
在近現代中國的政治術語中，“保守”一詞曾長期被賦予“落後”、“守舊”、“頑固”等貶義色彩，與之相聯系的保守思想、保守主義等詞彙則是標准的批判性術語。但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與“保守”相關的詞彙突然走出陰霾，人們賦予了它們積極、正面的含義。大陸一些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公開聲稱信奉保守主義，在介紹西方保守主義思想學術成果的同時，批判激進主義在近代中國曆史上産生的負面影響，倡導將保守主義應用于中國未來的改革開放過程。保守主義的興起具有深刻的社會政治背景，由它引起的思想界的爭鳴反映了轉型期中國的思想狀況。本文試圖探討90年代大陸保守主義思潮興起的背景，對保守主義思潮各源流進行一定的梳理，並對其可能産生的政治影響進行一定的前瞻。
一、大陸保守主義思潮的興起
所謂保守主義是一種相對于激進主義的政治思潮，其思想的精髓是“這樣一個堅定的信念，即人類的生存狀態乃是以緊張狀態爲其特性的，政治活動可以使之緩和，但絕對不能使之完全消除。”與這種信念伴生的是對政治活動有限性的界定，即因爲邪惡和苦難是人類生存所無法擺脫的，明智的做法不在于用宏大的烏托邦方案去廢除它們，而在于以溫和的措施去抑制和減少其影響。緊張狀態不可消除與關于政治活動有限的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那麽保守主義就可以被定義爲以維持有限政治爲目的，以調和、平衡和節制爲內容的政治藝術。”
正如衆多學者所說的那樣，對劇烈變化的審慎態度、對舊有事務的依戀情結是人類的本能之一。在中外的曆史上，都曾出現過相對于改革派的保守派，但保守思想不等于就是保守主義。保守主義思想濫觴于近代歐洲，保守主義（Conservatism）這一名詞也直到1830年才出現。保守主義的創始人爲英國著名政治思想家埃德蒙‧柏克（1729—1797），其代表作《法國革命論》爲該派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思想脈絡。柏克批評法國大革命以抽象的理性觀念爲基礎，以暴力的革命形式，以形而上的自然權利和天賦人權爲目標，破壞了舊有傳統中的美好價值。這些態度構成了保守主義的基本思想要素，即第一，尊重曆史傳統的價值；第二，重視經驗的實踐意義；第三，崇尚漸進的改革方式。
大陸保守主義思想的擡頭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學界把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25周年紀念座談會會上所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作爲保守主義興起的開端。在該篇演講中，余英時提出，“在中國近代史上，因爲政治現實太混亂，得不到大家的認同，思想的激進化也停不下來。思想與現實完全分了家，便只有在激進的軌道上向前飛馳。”所以經過“五四”，中國人一次次否認已經建立的秩序，“中國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最後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幾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個變化的一個結果。”
隨後，在1991年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南派新權威主義代表人物蕭功秦首次提出在中國近現代的曆史上，存在著一種稱之爲“新保守主義”的變革思想。這種思想認爲，“變革過程必須保持曆史變遷的連續性，爲此，必須在新舊制度、規範與秩序之間，尋找某種積極的中介與杠杆，並在這意義上重新肯定傳統價值體系、意識形態與權威政治形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意義與作用；新保守主義主張在這一基礎上，漸進地推動中國的近代化。”
余英時、蕭功秦的觀點迅速在海內外得到響應。于是，短時間內就形成了反思和批判近代曆史上的激進主義的一種思潮，這種大規模的反思和批判在近代中國時不多見的。盡管這種思潮源流龐雜，但卻在對待中國近代史、傳統的價值和變革方式等諸多方面觀點一致。他們提出，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出現的激進主義思潮産生了極大的負面效應，一次次打破業已建立的秩序。在激進思潮的作用下，人們對傳統文化持蔑視態度，忽略了傳統的價值；主張以“畢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完成中國的現代化轉型。
大陸保守主義思潮的興起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大體可以從國外、國內兩個角度來解釋。從國際層面來講，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新保守主義理論複興，整個西方迅速“右傾”，這爲大陸保守主義興起提供了國際示範。從國內層面來講，80年代是繼文化大革命以後激進主義發展的又一個高峰，經過1989年的政治風波，人們冷靜反思激進主義的利弊。
針對大陸興起的保守主義思潮，學者們在圍繞該思潮進行爭論的同時，也對這種現象進行了研究。在上世紀90年代，介紹西方保守主義思想的著作曾出不窮，也出現了一些研究保守主義興起特殊現象的文章。這些都促進了保守主義思想向著更深、更廣的方向發展。在90年代以前，有關西方保守主義的只有零星的介紹，譯著僅有1986年北京商務印書館翻譯的英國學者塞西爾的《保守主義》一書。在90年代以後，則迅速出現了如下譯著：1992年臺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翻譯羅伯特‧尼斯貝的《保守主義》，1998年商務書館翻譯的保守主義思想鼻祖柏克的《法國革命論》；2001年譯林出版社翻譯的德國學者卡爾‧曼海姆的《保守主義》；2003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翻譯的美國學者約翰‧凱克斯的《爲保守主義辯護》；2005年中央編譯出版社翻譯的英國學者羅傑‧斯克拉頓的《保守主義的含義》。
中國學者研究保守主義思想的著作包括：劉軍寧的《保守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朱德米的《自由與秩序：西方保守主義政治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版，2004年）。年關于大陸保守主義思潮的資料彙編包括：《知識分子的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蕭功秦的論文集《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
對大陸保守主義思潮現象進行研究的學術成果除了體現在衆多的理論文章以外[10]，還形成了《90年代中國大陸的新保守主義：觀察未來中國大陸民主主義發展的重點》（祖治國著，臺北致良出版社，1998年）、《儒者之維》（陳明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等。
二、大陸保守主義思潮的源流
盡管保守主義在90年代聲勢浩大，但因爲各派學者有著不同的理論背景和精神訴求，如果稍加分析，就可以發現各個自稱保守主義者之間的巨大不同。事實上，這種現象恰好反應出了保守主義的特征，因爲在堅持保守主義基本原則之外，“每一個談及保守主義的學者、政治家或自命的保守主義者，無不根據自己的立場、觀點和角度來界定、詮釋這一術語，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根據各派的理論核心、思想傾向和最終訴求，學界曾嘗試對90年代大陸保守主義進行劃分。北京大學王嶽川教授套用哈貝馬斯對現代性之態度做出的老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青年保守主義的三分法，將國內的所謂保守主義總結爲三種：舊保守主義（思想上的新儒家和文化上的儒學熱，包括新儒家、純學術研究的倡導者等）、新保守主義（包括政治上的新權威主義、學術上的反西學主義等）、文化保守主義或社會保守主義（以反現代性和反美學爲特征的文化民族主義）。中央黨校謝武軍教授則將保守主義分爲：文化保守主義（學術界所出現的面向中國本土、面向古典、面向純學術的文化潮流）、新保守主義（由80年代末南派保守主義發展而來，是關于中國現代化的理論）和保守的自由主義（崇尚自由，以“告別革命”爲口號，對啓蒙和救亡全盤否定）
王嶽川和謝武軍兩位教授的分類方法旨在梳理保守主義各派學說，二者幾乎使用了類似的名詞，但卻賦予了不同的含義。前者以現代性爲切入點，具有更多的文化研究意味；後者則從政治傾向著眼，具有更多的現實意義。特別是前者套用哈貝馬斯，形成的“以反現代性和反美學爲特征的文化民族主義”對于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到底具有多大的借鑒價值，尚有疑問。而且所謂的舊保守主義在現代中國已經不可能是純粹的追求，恢複傳統儒學往往與批判現代性緊密結合。
謝武軍教授引入的三個名詞基本上可以涵蓋整個保守主義思想體系，但在各派區分上則存在著一些問題。她將文化保守主義定義爲純粹學術上的活動、將對啓蒙和救亡的否定僅僅歸納于保守的自由主義等觀點，並不十分恰當。事實上，複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新儒家具有濃重的現實政治訴求。2004年被稱爲“文化保守主義年”，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蔣慶提出了“超越西方民主、回歸儒家本源”的口號。倡導“告別革命”也並非自由保守主義者獨有的觀點，無論新保守主義還是文化保守主義，都可能持有類似的觀點。
從根本上講，保守主義思想可能具有相同或類似的外部表現，如對曆史傳統的尊重、對經驗的強調、對漸進改革方式的崇尚，但在核心訴求的方面的差異將造就各派理論根本上的不同。據此，筆者采用謝武軍教授分類時采用的名詞，並對其進行一定的修正。在筆者看來，文化保守主義著重強調中國傳統價值的重要性，希望整合儒家理論，最終在現代社會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複興，其代表人物是衆多的新儒家學者，他們甚至認爲儒家文明是現代文明重生的救世主；新保守主義著重強調采用漸進的改革方式，充分實現西方文明與中國傳統文明的整合，最終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轉型，從根本上講，這種理論是一種現代化理論，其代表人物是蕭功秦；自由保守主義以西方的自由爲根本訴求，在中國逐漸引入西方的價值體系，最終建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其代表人物是劉軍寧。
保守主義三派別的興起有著相同的理論起點，即對近代曆史上激進主義的反思，這也成爲中國語境下保守主義的基本特征。海外漢學界首先倡導對中國近代曆史上激進主義的危害進行反思，這種反思隨後得到蕭功秦、李澤厚、王元化、陳來、陳明、劉軍寧等衆多學者的響應。不同思想傾向的人們在反對激進主義的問題上形成了“統一戰線”。盡管如此，在相同的理論起點上，保守主義三派別形成了風格迥異的理論特征。（概況參見下表）

理論核心； 目標； 側重點； 影響力

文化保守主義； 傳統的儒家理論； 複興儒家思想，拯救人類文明； 傳統； 得到主流意識形態支持，成果最多，規模最大

新保守主義； 中國現代化理論； 平緩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轉型； 漸進；得到主流意識形態默許，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自由保守主義； 柏克的保守主義； 建立自由、法治的中國； 自由； 爲主流意識形態所不容，影響力限于西化知識分子

第一，在批判激進主義的同時，保守主義三派別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和理論範式。
上世紀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義主要致力于傳統文化的挖掘。從“國學熱”的興起，到對中國傳統意識形態符合現代化的轉化的鼓吹，到對“中華文明主導未來世界文化”的天命說倡導，發展到現在則成爲“恢複華夏衣冠”、“開啓讀經時代”的儒家原教旨主義。[18]在90年代初期，首先出現了一個編纂中國文化典籍、介紹國學大師的高潮。199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國學研究》（第一卷）與《國故新知》。同年8月16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發表了《燕園湧起“國學熱”》。兩年後，《人民日報》再一次發表長篇報道《久違了，國學》。隨後，又興起了以盛洪爲代表的中華文化天命觀。
以蕭功秦爲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者，因爲其濃厚的南派權威主義背景，而把構建中國的現代化理論作爲主要的發展方向。他們提出了“過渡性政治權威”、“社會有機論”等核心概念，提出，“無論是在西方工業社會還是中國傳統社會，都是各自在不同的曆史與人文生態環境中發展過來的社會有機體。機體內部各種文化因子與制度都是相互依存而結合在一起的。”如果人們只看到市場經濟、議會政治産生了積極的功效，便積極引入，它們可能因爲脫離了西方社會有機體的各種條件支持，而與中國社會有機體內各種因子無法匹配。“新保守主義改革觀的基本思路是：力求建立某種過渡性的機制，誘導社會有機體內部各種微觀因子‘活化’與發育，使之成爲‘嫁接’外來的制度的內源性基礎。”
以劉軍寧爲代表的自由保守主義者，具有濃重的西方政治意識色彩。感慨于中國柏克式保守主義的缺席，他們把介紹西方正宗保守主義思想作爲主要的目標，通過翻譯、著述等方式，在中國普及西方柏克式保守主義思想。劉軍寧的《保守主義》一書是自由保守主義者重要的成果代表。在該書中，劉軍寧系統介紹了西方保守主義思想的主張。在對西方保守主義思想研究的基礎上，他提出了狹義的保守主義定義：“保守主義雖然反對劇烈的社會變遷，但卻不排斥自由民主，亦不是無原則地‘維持現狀’。保守主義強調經驗的、具體特定的事情，不喜歡一般的、抽象地、先驗的原則與範圍。”保守主義一貫的基本信條和原則是：第一，超越性的道德秩序；第二，社會連續性的原則；第三，傳統的原則；第四，審慎的原則；第五，多樣性的原則；第六，不完善的原則。“保守主義載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傳統主義加上古典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實質是自由主義……”他們倡導在中國建構一條保守自由主義的道路，化解20世紀中國文化中自由與保守存在敵對行的背離，爭取在二者間實現良性的互補，消除自由主義思想因子對于激進主義的偏愛，剔除保守主義思想因子對于狹隘民族主義的依附。
第二，保守主義三派別在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的同時，形成了不同的理論特色和傾向。
文化保守主義的特色是“傳統”，複興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其歸入保守主義範疇的重要依據。在文化保守主義者看來，激進主義之所以可以大行其勢，主要原因就在于對于傳統價值的貶低和背離。在《二十世紀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主義》一文中，陳來提出“主導五四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與文化的激進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其表現爲‘以打倒孔家店’爲口號的全盤否定儒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激烈態度。”在他看來，當“全盤西化”的主張稱爲民衆的普遍心理時，文化激進主義的再次當道就毫不奇怪了。在此基礎上，文化保守主義者提出重新理解、整合中國傳統文化。著名學者盛洪甚至提出“中華文明主導未來世界文化的”天命說，在他看來，“它曾經是、並且將會重新興起,成爲未來全球文化的主導力量”並且將會重新興起,成爲未來全球文化的主導力量”
新保守主義的特色是“轉型”，實現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是新保守主義的基本訴求，新保守主義的一切論述都圍繞著這個核心概念。在新保守主義的理論範式中，傳統的價值、漸進的改革方式都是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誠如謝武軍教授所言，“新保守主義是關于中國現代化的一種理論，即主張在尊重傳統秩序的曆史連續性的基礎上漸進現代化的思想理論。”蕭功秦提出，爲了實現漸進的改革就必須遵循如下的基本原則：一是從曆史文化中尋求改革的政治智慧；二是社會紐帶的契約化是衡量變革的重要尺度；三是主導性權威是培育“契約之花”的園丁；四是反對激進的“政治休克療法”。四條基本原則分別是尊重傳統、社會紐帶、維護權威、堅持漸進等保守主義思想要素，將它們進行有機整合使得轉型理論豐滿而完備。
自由保守主義的特色是“自由”，它倡導在中國建構“保守”和“自由”的有機統一。在自由保守主義的理論中，“自由”被放到核心位置，正如劉軍寧所說，“保守主義的關鍵不在于保守與否，而在于保守什麽。若撇開了保守的具體對象，保守主義便空洞無物。”西方的自由傳統正是自由保守主義所要保守的對象。“柏克創立的保守主義保守英國的憲法，飽受親和自由的制度，保守對自由友善的傳統。”“柏克關心傳統，卻落實在自由上。”自由保守主義將自由與保守緊密相連，他們把對自由的態度作爲區分保守派和保守主義者的圭臬。文化自由主義者倡導在中國建構“保守”與“自由”的有機統一。陶冬風教授曾撰文稱：“20世紀中國文化的根本困境時：保守主義往往與文化民族主義相互勾結，爲了維護傳統文化而不惜背離自由的目的，而自由主義則常常走向狂躁的激進主義與徹底的反傳統主義，使中國文化面臨深刻的斷裂，而且最終同樣背離了自由的宗旨。”故而應該選擇第三條文化建構道路，即自由保守主義。
第三，與各自的理論傾向相關，保守主義三派別遭遇了不同的發展機遇，形成了不同的影響。
文化保守主義面向傳統，新保守主義面向轉型，自由保守主義面向自由。對于中國現實的政治權威，文化保守主義無意觸動，新保守主義鼎立維護，自由保守主義大力批判。在官方、學界和民間的共同支持下，文化保守主義得以迅速發展，影響巨大；新保守主義與官方主流意識契合，成爲改革開放的理論支撐；自由保守主義因爲與現有體制的沖突而影響甚微。
文化保守主義是最有曆史淵源，影響力最大，同時也是學術成果最爲豐富的派別。文化保守主義者並非不關心政治，但對現實政治沒有過多幹涉或介入的欲望。盡管一部分文化保守主義學者提出了“中國應該選擇‘儒化’，也就是說，根據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國社會。”但這基本上不能改變文化保守主義的整體特征。官方對于複興儒學的中國傳統持有支持或至少是默許的態度，面對著“多元化時代的精神空洞”和“全球化下文化壓力”，在官方、學界和民間的共同推動下，傳統文化的複興得以實現，文化保守主義得以盛行：大量的古代典籍得以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傳播，出現了讀經、祭孔、建立書社等做法。官方對文化保守主義的默許有助于傳統文化的整理，但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對中國古代儒家文明恢複的呼聲，導致一些主流意識學者的不理解乃至攻擊。
新保守主義在三派中最早成熟，在理論內涵和外延方面定義得最爲清晰。它支持改革開放中采取的穩健策略，出于維護傳統、確定權威的考慮，贊同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學界認爲，“在改革的目標設定、戰略思想等方面，新保守主義與中國共産黨的基本方針和基本路線有不少共同點。正因爲如此，新保守主義較之于其他的‘主義’，更容易進入中國實際政治運作狀態。”因爲與主流思想契合，新保守主義在官方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並對社會中的精英具有很強的吸引力。相對于文化保守主義有衆多的素材可以整理，新保守主義擁有較爲狹隘的理論範疇。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發展空間。
自由保守主義在三派中具有最爲濃厚的西學背景，如果單從理論深度上來講，自由保守主義是保守主義三派別中的翹楚。但它宣揚的是西方已經成熟的價值體系，這一方面與中國國情不符，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對既有政治權威、價值體系的沖擊。自由保守主義對于現今的中國只具有學理價值，一旦將它的理論訴求付諸實踐，勢必出現激進的改革措施。故而，大陸主流意識形態對自由保守主義持批判態度，認爲“保守的自由主義對于中國的現實帶有較強的顛覆性。”，而對自由保守主義則進行嚴格的限制。所以，自由保守主義的影響僅限于理論界，它不可能成爲改革開放中國的指導和建設性思想。而且，如果說新保守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尚可相互包容，自由保守主義則以保守主義正統自居，對前二者進行嚴厲的批評。劉軍寧提出，“所謂的‘新保守主義者’不過是新的保守派，或者說以保守主義面目出現的激進派。”
三、大陸保守主義思潮的影響
盡管派系龐雜，但保守主義在大陸的興起卻是不容辯駁的事實，其重要標志就是大陸精英層（包括政治、經濟和學術三個方面）對現狀的相對滿足。這樣一種滿足感體現了上世紀90年代大陸改革政策的成功，以及由此産生的改革不斷推進的可能。大陸保守主義思潮的興起，至少産生了或將會産生如下的影響：
第一，催生 “漸進史觀”。無論在民國時代，還是在中國人民共和國的治下，政治上的保守派始終成爲被詬病的對象。對于晚清和晚清人物的評價，始終擺脫不了“革命有理、保守有罪”的陰影。即便是中正公允的學者，也信奉進步的史觀。在他們看來，只要反對革命，即爲民賊或鄉願。如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學學者蕭公權，在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煌煌大作中，如此評價保皇的康有爲，“康氏反對民族革命之議論，貌似成理，而實多強詞奪理。……至其反對政治革命之言，而亦多本諸似是而非之見解，不足以折服聽者。”“故在康氏心曲中，保皇爲第一義，而愛護孔教、國魂尚爲第二義。保皇不成，複辟不成，乃專注其情意于保教一事。保皇出于至誠，故始終贊美君憲而痛惡共和。”保守主義的興起爲反思“激進史觀”、“革命史觀”創造了條件。在重新被認知的曆史面前，中國迎來了新的曆史機遇。
第二，支持改革開放。雖然改革開放符合國際大勢、民衆呼聲，但卻與主流意識形態舊有的思考方式並不完全符合。在信仰“革命”的國度中，引入了漸進的變革措施，這導致了理論與實踐的巨大現實反差。保守主義思潮的興起，向國人展示了一種不同于以往的觀察世界、思考問題的模式。它一方面成爲舊有思考方式的對抗性或替代性力量，同時也爲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的支持。從根本上講，改革開放與保守主義所要求的尊重傳統、重視經驗、崇尚漸進的精神是一致的。
第三，促進社會整合。社會裂痕是激進變革方式可能産生的最大後遺症。在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洗禮”之後，如何整合社會，促進社會團結，凝聚民衆力量，是擺在國家“操盤手”面前必須面對的問題。保守主義崇尚的漸進變革方式，對于促進社會整合具有重要意義。
盡管有如上多方面的影響，但文化保守主義是否能夠重塑中華文明、新保守主義是否能夠確保改革開放順利進行並最終實現政治經濟的現代化，自由保守主義是否能在在中國構建“保守”與“自由”有機結合的文化道路，一切都尚在發展的過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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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主義”學術取向 ＞張靜

本文嘗試對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作一些提綱性的引言，期待大家參與討論。這個現象，我稱之爲“新保守主義”學術取向。我關注的重點，在于90年代以來、新保守主義取向反映在政治、經濟、文化研究中的基本主張和辯題的發展，不是政治上“左”、“右”路線或派別的分類。我了解“保守”再加“主義”作爲詮釋概念的限制（在漢語背景中，它似有價值判斷的嫌疑），爲了避免歧義，我聲明這裏使用的“新保守主義”提法不代表思考成熟的定論，它只是借用英語中分析類似問題的常用術語，作爲一種提示特征的引導詞彙。我的立場是盡可能客觀地展示這一思想現象、說明它與各種社會勢、潮的相互影響關系，不涉及肯定或否定，正確或錯誤，進步或倒退的判語。
我以爲，這個現象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反映了當前社會的某些性質，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的變化。這些變化對于觀察、判斷、分析和預測立足點的影響，可能擴大到實踐操作領域－比如對于社會建制的選擇和設計方面。聯系到中國近代以來思想界究竟是以“激進主義”（余英時，1992）還是“保守主義”（姜義華，1993）爲主導的討論，新近的現象似乎預示著不同于上述兩種觀察的變化。那麽，“新保守主義”取向在學術領域的出現及影響，就更加具有研究的意義。
（一）
在西方以往兩個世紀中，保守主義是與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並存的主要意識形態之一 。與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同的是，保守主義較少地具備行動主義和改革的要素（R.Nisbet,1992），它主要是以立場、思想、態度的形式存在。保守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它必須同某種行動建制結合起來，才能顯現具體的主張內容。隨著這些內容在不同時期的變化，保守主義所“保”的東西也在變化。這就是所謂“新”、“舊”保守主義的稱謂由來。
近代系統的保守主義思想體系源于對法國大革命的否定性反應（A.伯克，1790）。保守主義者認爲，以革命的方式追求自由不見得有效，原因是革命無法使政治體制朝向激進主義者期望的方向發展，相反，它可能毀掉使社會完善的必要條件。在伯克看來，這些條件中首要的東西，是曆史地形成的社會秩序。他論證到，在大革命中，維護秩序的所有制度體系－法制、獨立的司法制度、代議制度、階級化分、私有財産保護、宗教、價值體系等等統統受到破壞，一些極端主義意識－宗教性狂熱、理性絕對主義、不現實的樂觀主義、平民個體主權的天真信念、過分的浪漫主義等等受到張揚。這些極端意識的有害性在于，它以輕蔑的態度毀壞了既有秩序的維系紐帶，社會被迅速地平民化，結果是構成集權體制重新出現的有利土壤。因爲在革命造成的廣泛社會混亂中，維系社會的手段只剩下強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場革命過後，權威政治都會獲得相當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根源于革命改變了原有秩序的規則，社會正在重新組織當中，一些群體上升，另一些群體下落，一些規則被廢除，另一些規則被建立。這個重組過程需要穩定的權利、地位配置做後盾，而這些配置需要時間，在新的配置結構穩定之前，往往只有強權政治才能控制局面。
除了大革命之外，使保守主義者深感不安的，還有功利主義哲學的發展和自由資本主義的擴張。這些社會思潮都對既有的秩序 -階級、宗教、財産權構成威脅，因而受到保守主義 者的抵制 。保守主義對一系列求新、求變的社會移動懷報抗拒，它針對不同的挑戰者，提出不同的抗拒主題，而其不變的立場，是對原有秩序持較爲肯定的態度（諾埃爾. 奧沙利文，1987）。
如果說，“舊”保守主義主要是對自由資本主義擴展及其激烈方式－革命的反應，那麽，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30年間，社會變革的挑戰性源頭開始有所變化。此時，自由資本主義體制已經基本確立，自由主義意識已經成爲主導性的意識形態，這意味著，自由主義不再是革命角色而是秩序的現實，新的威脅不再是自由主義，而是企圖代替自由主義的其他激進思想。在這段時間裏，工業化社會的周期性危機頻頻出現，社會生産的日益組織化及戰爭供應的需要，爲國家機器的幹預提供了條件。解決失業、軍備研制、供應及運輸、穩定金融市場、擴大福利－等等問題的存在，需要有強制力的政治單位發揮資源組織的作用。這些經驗同戰後“福利國家”出現的世界性潮流（它要求政府必須爲消費者擔負更多的保護責任）彙集到一起，一種被稱之爲“中間道路”的集體主義主張出現，它要求再次改革自由資本主義秩序，加入適當國家計劃的要素。
新保守主義對這一發展持抗拒立場。懷抱對國家幹預作用的不信任，它主張繼續保持現有的自由資本主義秩序（而這曾經是“舊”保守主義所反對的內容）。因此，對自由經濟秩序的態度－肯定多還是否定多、保留多還是改革多－就成爲“新”保守與激進的基本分界。但在分界的兩端，有一個雙方共享的觀念是自由主義價值，“激進”和“保守”是對自由主義根基多或少、徹底或有保留的不同態度來分野的。保守－自由－激進是一個鼎的三足，自由主義是兩端的共有“領域”（common ground ，余英時，1990），在這一塊領域中，有雙方共同維護的東西，這個東西成爲 平衡兩翼的機身。保守主張多保留，激進主張多改革，但不是全部否定。自由主義在這兩翼的制約中尋找平衡的方向。
上述論題只是針對思想主流而言，在具體的觀點方面，具有新保守主義立場的人完全可能 存在分歧。可以說，“新保守主義”缺乏明確所指的邊界和集團，它泛指一種較抽象層次的立場，其核心是對損害已有秩序基礎的否定性態度，但是這些態度的程度不同，又可能在不同的問題上持未必統一的態度，因而它通常意爲在思想傾向方面有近似、但不一定形成固定學派聯系的個人。所以，若將新保守主義界定爲一個互相聯系的陣營並不妥當（故本文把它作爲一種體現在學術論點中的思想傾向來討論）。
（二）
近代以來，西方各種主導性的社會思想都對中國産生過影響，這些影響中的代表性思潮主要是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余英時，1990）。對于當時的中國社會，這兩種思想可以說都具有“挑戰”的性質。對比自由主義的主張，中國不是它所倡導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因而需要改變秩序，實現由傳統社會到市場社會的現代轉型；對比社會主義的主張，中國也不是它所倡導的社會主義社會，因而還需要改變秩序，從封建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乃至共産主義社會。當社會主義的影響占據主流之後，隨著社會主義由主張到實踐的轉變，這種主義也由原來的“挑戰”角色轉而成爲現實秩序的“維護”角色，而自由主義由于主張一種不同于社會主義的秩序而成爲企圖改變當下秩序的、相對激進的思潮。顯然，中國的“保守”和“激進”對壘，盡管同西方思想的影響密切相關，但在具體內容上與西方不同，而其基本性質都關聯到對當下實踐著的社會秩序（以及規範這一秩序的社會制度）之態度。
這一意義上的激進－保守對峙有多種表現形式，比較集中的辯題發生在80年代後期。對當 時體制的肯定與否，是這一對峙的主要分歧點。保守主義思潮提倡鞏固現實秩序，警惕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它采取了鮮明的意識形態對立和鬥爭姿態，特別突顯學術活動的政治意義。在這樣的視野下，學術研究是政治觀念分歧的思想陣地，研究者的立場同時是一種政治立場表達，各種學術辯論本身往往是政治鬥爭的一部分，這樣，學術分歧的焦點就集聚在是否“堅持社會主義，反對和平演變”上。一些更爲隱蔽的社會論戰形式－例如某些關于傳統文化的論戰、關于堅持還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論戰、關于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論戰，也可以大體劃入這種分歧主線來認識。它們從不同方面反映了當時學術界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即保守與激進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認識的分歧立場。與此相對應，80年代保守取向的另一個特征是，在思想資源方面同西方思想的聯系不明顯，相反，保守思潮主張警惕和抵制西方思想的影響。 當時的“保守”和“激進”常常以中－西（觀念、文化、體制）對立的形式出現，很少有雙方相容的見解。
80年代後期的“新權威主義”討論，可以看作是“激進”主張的分化現象，它的意義是對保守主義的轉型起到了某種刺激作用－使得保守主義開始尋求新的理論基礎。新權威主義主張在維護現有秩序的基礎上改革，但特別提示這種秩序的方向應是朝向個人自由的發展，而且這種發展應當由現代化導向的“新”權威來控制。這樣一來，新權威主義的辯論對手中就既有舊的保守主義，又有激進的“民主”主張，但新權威主義與後者的分歧似在手段層次：
“應充分清醒地認識到，在缺乏自治性人格充分發展和契約性人際關系的環境中，拔苗助 長地推行超前的多元民主制，無疑是另一種形式的窮過渡。在經濟上，應克服躁進心態，做到穩紮穩打、步步爲營、緩進待機，循序漸進，逐步實現經濟與政治的二元化過程，誘導社會內部的現代化因素逐步發展”（蕭功秦，1989）。
而新權威主義同保守取向的分歧則以目標層次爲主：
“剝奪還是保障個人自由，是新舊權威主義的分水嶺”，“新權威不是在剝奪個人自由基 礎上建立專制的權威，而是用權威來粉碎個人自由發展的障礙”，“一方面，使個人自由得到發展，另一方面，利用必要的中央集權保持自由發展中的社會穩定”（吳稼祥，1989）。
新權威主義對于保守主義向“新”保守主義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它的出現，使得原來保守與激進的對立主題發生了轉變－主流爭論不再圍繞“中國”、“西方”、“社會主義”、“和平演變”分歧展開，而是進入了如何更有利于和有效于中國現代化實際操作的問題上。這意味著，在保守與激進的對立中，價值（目標）分歧和工具（手段）分歧的比重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逐漸改變了思想界關注的問題領域，而提問方式的變化表明“舊”保守主義的影響事實上開始下降。
（三）
進入90年代以來，原有的保守與激進的正面對立逐漸降溫，而原激進取向中分化出來的溫 和立場逐漸上升爲思想界的主流，有人稱之爲“新保守主義興起”（《中國時報》1992）的時代。能夠反映這一取向的材料集中在經濟研究方面。針對自由主義經濟學、産權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理論影響下的改革目標選擇建議，一種明顯不同的意見強調“中國獨特經驗論”。這種意見肯定中國改革的巨大成功，謂鄉鎮企業、集體合作等制度形式不僅是中國現代化的獨有經驗，而且它能夠向世界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創新的活力（甘陽，1994；崔之元，1995），因而有必要警惕資本主義“制度拜物教”的侵襲（崔之元，1994），繼續向前探索不同于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傳統社會主義的“新集體主義”模式（王潁，1996）。同“保守”立場有關的是，這種意見對當下中國的制度實踐及實驗持樂觀的肯定態度，它與舊保守主義肯定秩序的立場相同，但所“肯定”的內容已經有
所改變，故而用“新”來加以區別。
值得注意的是，新保守主義與“激進”（自由主義）的分歧又轉到了價值（目標）方面，這似乎可以使我們推論，80年代的對立中“激進”一方雖然使用“自由”、“民主”的術語，但其思想脈絡並不十分清楚和徹底（因而具有不穩定性，或許可以界定爲一種“有限自由主義”思想），而進入90年代以後，分歧的根基日漸明顯，本質上，它仍然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信念分歧的繼續。
新保守主義的思想資源來源廣泛，它同西方思想的聯系明顯增強，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社會學、發展經濟學、批判法學、合作主義等理論都對它産生著影響。與“舊”保守取向的另一個不同是，新保守主義並不視當下秩序爲定型，相反，他們主張在曆史連續的基礎上繼續探索現有秩序的現代化，采取漸進改革的道路（蕭功秦，1992），它認爲利用已有的組織資源，可以在創新中保持制度的相對穩定和有效銜接：
“任何一種制度安排都要在相適應的制度結構中才有意義。任何單一的激進改革都會使新的制度安排與舊的制度結構産生不適應，因而不能發揮作用。漸進式改革的基本要求就是改革的可控性”（林毅夫等，1994）。
新保守主義取向的政治主張，是重視權力向國家層次的集中：
“那種以進一步分權爲核心的、因而無視宏觀協調的發展思路勢必將國民經濟切割成無數 隔斷的碎塊，使國家的向心力不複存在，從經濟瓦解走向社會政治分散。爲了迅速扼制正在走向分散的小農經濟局面，最根本的是要大力增強中央政府的權威和實力，再造宏觀調控體系；理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更新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的組織形式。毫無疑問，這意味著一次新的集中”（陳元，1991）。“爲了使中央政府承擔起縮小地區差別的重任，必須加強它的財政汲取能力”（王紹光，胡鞍鋼1993；1994；1995）。
同時，新保守主義提倡從推進現代化的積極方面理解意識形態和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它認爲以國家機器的強制威懾作後盾，提出一些基本原則作爲不可逾越的“禁忌體系”，客觀上有著壓抑政治參與爆炸的合理功能。意識形態界限的作用是避免政局不穩和社會動蕩，鞏固社會各階層對現有體制的認同。只有獲得穩定的秩序，進一步改革的條件才能具備（蕭功秦，1992）。
新保守主義取向的文化主張和國學的再度升溫聯系在一起，一些學者謂之新時期的“嘉乾學風”（朱學勤，1995）。國學升溫表現出一種再次複興中華文化的努力，這種努力希望將80年代的西學中心轉到對本土文化的重視上來。它提議人們回到中國曆史，從曆史中尋找一以貫之的基本精神或價值拱心石（原道，1994），尋找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與經濟學研究中的“新”保守取向（接受相當部分西方思想）不同，文化複興繼續了從前一貫的傳統：對西方理論理解中國文化懷有相當的疑慮：
“近百年來，國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場上，用西方哲學的方法研究、批判中國文化。 盡管各人所站立場不同，方法有差異，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即立場和方法都是西方的。這樣，中國近百年來對自己文化進行研究時，就成了附庸的狀況－西方有什麽樣的立場和方法，這兒就有什麽樣的立場和方法（以西研中批中的方法）。中國人總是跟在西方人後面跑”（蔣慶，1995）。
這樣，中國文化再度複興之“新”的意義，不在于提出新主張或吸收新理論，而在于在新的社會形勢下，重建中國文化傳統整合價值系統的合法性地位，或者，試圖從傳統思想的寶庫中提煉出符合現代思想的要素。更進一步的嘗試，是將中國文化提升到文明樣式的層次－一種關于人類存在的特有方式－來認識，因而強調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的中國文化，不僅能夠在新時期顯現活力，而且它還擔當著主動改變世界秩序的重任：
“就中華民族的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這個事實來說，中華文明應有較其他文明更大的 動力來創建無核的全球文明。這其實意味著它要作出更多的犧牲，它應該率先改變西方人建立起來的導致核時代的一些規則”（盛洪，1995）。
與80年代相比的另一個不同特點是，新保守主義取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諸方面的“合一”情形在90年代有“分立”的迹象，即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未必采取一致的保守主義立場，比如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政治上的新權威主義，文化上的傳統主義－幾種不同觀點的“整合”開始出現。除了文化方面有明顯的中－西對立外，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這種對勢似流于潛在的位置。90年代能夠産生影響的主題話語已經離開“傳統－現代”、“堅持－發展”、“中國－西方”的對等式，這意味著“舊”保守主義對激進主要表現爲中－西對立的分歧日趨淡化，80年代辯題的社會影響進一步縮小，新的辯論越來越集中在兩種主要的西方（或參雜若幹西方思想成分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展開。
（四）
80年代保守主義思想的理論基礎，多與中國已有的學說有關。而新保守主義的論證依據，則主要由新引進的西方思潮組成。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新保守主義同西方思想的新一輪“輸入”起碼有著思想資源上的關聯。因而，中國的“新保守主義”不僅僅是中國的地區現象，它還是一個與中國和世界兩方面的變化都有關系的事件，它反映了新時期在中國的中國人如何看世界和中國、西方人如何看世界和中國，以及在西方的（或受西方教育的）中國人如何看世界和中國。這些看法上的分歧及其認識論差異已經在思想界顯現貌端（劉東、雷頤、崔之元、甘揚，1996），這些現象反映了知識生産和社會結構的關系、知識發展和實證來源的關系正處在變化之中。引起這些變化的外部背景中，有特別意義的內容是：民族主義抵制全球一體化擴張的發展（亨廷頓稱之爲“文明的沖突”）；文化多元與一元的論爭（它提出的問題是；是否存在著純粹以民族國家爲本的認識論基礎？（劉禾，1996）西方經驗是地方性知識之一還是普遍性人類經驗？）；“後現代思潮”的興起，它預設曆史已經發生徹底的斷裂，需要全新的理論和思維模式來認識，以便驅除現代理性、制度、主體性、真理作爲權力對自由的支配和壓抑（Foucault, 1988）。後現代意識強調 對 任何單一的分析架構、任何主流性的體制規則保持批判，它的核心是拒絕同質化對社會體制和人類思維的侵染。這些思潮及其所包含的緊張關系構成了有民族單位（或國家主義意識）內涵的、地區“新”保守主義生長的外部條件。
這些思潮的影響正在鼓勵中國地區研究挑戰主流知識體系。黃宗智的農村經濟史研究，向各種不切合中國事實的信條提出疑問。這些信條包括：假定資本主義發展必然會與商品化銜接；勞動生産率必定與産量增長相聯系；鄉村發展必定與城市發展同步等。而黃指出：長江三角州近600年的曆史證明的恰恰是相反的事實（黃宗智，1992，1991）。甘陽亦從這一立場重新解說中國社會學者三十年代著述的意義。他指出費孝通的《江村經濟》觀察中國“特殊性”的貢獻，現在中國的農村變革進一步證明了它的價值，對于以鄉鎮企業爲特征的中國農村變遷，現有的西方理論很難作出圓滿解釋。需要以新的經驗現實爲基礎，對本土社會變遷的進程和機制形成本土立場的理解。（甘陽，1994）。
聯系到經濟學界的若幹發展，我們看到，在中國研究領域正醞釀著一種知識挑戰。西方主 流理論曾經遇到過若幹類似的挑戰，比如六十年代拉丁美洲依附理論對現代化理論的批評，八十年代東亞發展對“新興資本主義國家”作用的新認識等等，這些認識都補充或修改了正統的知識體系，而這些修改無一不以地區經驗事實與西方理論的不相符合爲原動力。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近年來在中國出現的思想形勢。這種思想形勢的主要特征是，意識形 態的整合作用發生變化－意識形態分歧的社會影響普遍減弱，以利益衡量爲中心的理性主義原則逐漸上升——它確立的一些基本觀念影響著對選擇價值的判斷：關注社會變動的可行性、 穩定性和可 控性成爲影響目標選擇的優先考慮。中國89年的政治事件以及隨後的蘇聯、東歐巨變，助長了上述原則的發展，這次政治事件一方面刺激了對僵化的警惕，同時也刺激了對穩定的耽憂。所有這些意識的綜合作用，進一步鞏固了實用主義對改革戰略的影響，這種戰略強調思想和現實、曆史和未來、目標和手段、欲行和可行的緊密聯系。在此基礎上，一種漸進發展、反對激進的溫和主張顯示出相當的代表性，新保守主義取向代表或反映了－在社會變革的方向選擇中－趨于主流的“漸進”、“控制”、“可行”的思想潮流。
這種主張對激進改革和停滯不前都持反對態度，具體而言，就是反對簡單地回到“社會主義”或走向“資本主義”，它認爲“空想資本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同樣的不可取，所以有必要對新型的社會主義模式進行探索和論證。“由于僵硬的意識形態反而使激進主義顯得合理，因而要對社會主義基礎理論進行創造性的再解釋，重點放在中國基本國情的再解釋上”（“戰略選擇”，1991）。針對激進的改革觀（所有制改革），這種主張強調改革的建設性，力圖避免現有秩序的混亂和崩潰。在維持基本制度的基礎上漸進改革，是這一主張的核心部分，它倡導以“穩定”和“發展”作爲新時期社會內聚的旗幟。
“面對激進主義思潮的壓力，要借助中國近代改革史上的新保守主義和理性主義。新保守 義有別于傳統頑固守舊勢力，它主張利用傳統和現行秩序中的合理因素，逐步引入西方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理性主義哲學有別與浪漫主義，主張實證、工具理性、循序漸進，反對浪漫和暴力，反對非理性主義的反秩序、反社會、反文化行爲”。“在經濟領域，避免出現一邊倒的右傾趨勢，促使國家在新的基礎上走向現代經濟的新集中”。在文化方面，推動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維護國家民族利益，是現代化建設的精神資源。它是社會主義、傳統文化、愛國主義和現代化諸精神文明的有機結合“（“戰略選擇”，1991）。
（五）
對于中國而言，如果說，保守與激進處理的中心問題曾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開門”問 題），那麽，簡單地概括，當代新保守主義的主題則是“開門”之後的目標設定問題－中國要走向哪裏去？這個目標建制的設計根據是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新保守主義取向建議“創新”社會主義，在鞏固現有秩序的前提下選擇方向。這種保守面目只是在中國地區的曆史背景下才有意義，從更大的背景中觀察，我們所說的“新保守主義”，在世界學術體制中事實上居于挑戰者地位：它拒絕承認西方自由經濟學理論、社會變遷理論、曆史演進理論乃至社會科學理論的“普遍有用”，同越來越多的否定性新論證〖4〗彙合到一起， 上述挑戰在世界知識體系中形成了一股抗拒主流的力 量 。如果接受曼海姆的定義：“進步主義者以將來詮釋事物，而保守主義者以過去詮釋之”，那麽，中國的“新保守主義”在世界背景中顯然是“ 以將來詮釋事物”者，是以正在實驗設計、發展中的“新社會主義”制度詮釋發展方向者。這種形象不是“保守”而是“ 激進 ”的 。
“新保守主義”在世界領域中的挑戰態勢與過去的“舊保守主義”有所不同，它的“對抗”行爲不僅僅止于辨明分界，它還欲求進入世界知識體系，取得對方的承認。它要求自己做出的貢獻不僅是關乎中國未來的，而且還必須有推動人類知識進展的世界性意義。它強調“中國特色”的涵義，不止在于維護純潔或抵制侵染，而且在于將地方性知識“合法化”的企圖：使之進入主流的知識認可體制，成爲世界知識的一部分。它試圖以挑戰的面貌，在地方知識與世界知識體系之間建立“延續”（continuation）或“承接”的關系。地方知識進入世界知識體系的活動，代表著知識生産在全球範圍的體制化擴張現象。從這方面看，地方知識與世界知識承接的主要意義，不在內容方面－它是否認同某種知識不是重要的（這一點與“舊”保守主義也不同），重要的是對知識生産體制這一專業共同體的主動歸屬。專業歸屬意味著接納專業圈內的價值、規則和權威，意味著地方知識生産在擴大參照系，意味著影響、對話範圍超出中國本身的世界視野，所以，對于主流知識的挑戰本身，在形式上同時起著鞏固知識體系一體化的作用。
這樣的現象無疑會産生新的問題。首先是知識生産者的身份認同問題。 專業歸屬是世界公 民式認同，它突出的是個體性和獨立性，而地區文化認同強調的是共同性和集體性，這表現在，知識人不是以個人而是以一個族類的分子進入世界專業體制的。很明顯，中國本土的實踐對他們而言不僅是案例提供地的關系，它們之間還有一種參與、作用和代表的關系。專業歸屬和文化歸屬的不可分離使得前者成爲超越個體的事件－它不可避免地帶有國家、民族的含意。這種情形，客觀上增強了民族主義意識對知識發展的影響。影響之一是加劇了知識發展內部的緊張。民族主義意識通常慣有的抵制和吸收的不平衡，容易引起情緒過度的反應，這一點與知識的理性立場有差異。其二，如果地區文化差異對知識演進的影響增強，知識共同體的一致性將進一步受到分化的壓力，屆時，範式與流派間的定向影響關系相對減弱，原來的主流知識可能“降低”爲地方性知識之一，而知識共同體的基本形態將表現爲各種地方性知識的彙集。
保守和激進的平衡問題亦不容忽視。在前面列舉的材料中可以觀察到，“新保守”和激進的分歧，有從新權威時代的工具層次再擴展到價值層次的迹象，這些分歧的平衡需要雙方共享價值的作用，然而除了民族主義意識之外，中國保守和激進雙方共享的觀念甚少。但民族主義通常不特指一種具體的建制，在民族主義的目標下，可以推行各種不同甚至對立的社會體制，因而民族主義雖然可以在中國爲保守和激進雙方接受，但在制度實踐的層面上，它並不能約束保守或激進的極端化發展傾向，反而可能是刺激雙方極端化的力量。這就是說，極端的保守和極端的激進都可能在民族主義的情緒下形成，而很難通過民族主義相互抵消。
目前，“新”保守主義跟隨的主要理論傳統還未清楚地固定下來，這是一個生長中的、形成中的取向。可以暫時捕捉到的迹象是：它在專業領域中是反叛的；它對即有秩序是肯定及有信心，它解釋問題的視角多是社會學和史學的（重視功能約束和運轉條件）。目前知識界對“新”保守主義取向的回應還相當有限（一些回應的情緒批評多于學理分析），但顯而易見的，在對現有中國經驗價值的判斷上，在對未來目標走向的認定上，新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取向的分歧正在發展。我的基本估計是，這種發展預示著知識界思想的再次分化局面。這種分化可能影響未來討論的主導性辯題，它還可能促使知識産品和權力精英關系上的重新組合－使得“舊”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兩方面對權力層的影響都相對減弱。
說明：本文曾得到孫立平、李猛、李康、應星、方慧蓉的閱讀意見。在討論中，我分享了他們的有益評論。在此致謝。 注釋
1參見崔之元，“中國實踐對新古典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挑戰”，載《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專 號 ）：教條突破與制度創新，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頁1；
2參見張寬等在《讀書》（1993－1994）上介紹文化討論的系列文章。
3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中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Ramon Myers認爲，黃的這些 結論 是爲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作“辯護”。參見黃宗智的回應“答雷蒙.邁爾斯”，原載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50：3, 1991。
4參見崔之元“西方經濟理論的範式危機”的簡明介紹（《中國書評》95年9月號）。
5此概念參見陳海文“後設社會學紮記之二：建立中國社會學傳統的思考”（《香港社會科學》，第三期，1994年春）。該文對“普遍社會學”與中國社會學傳統的延續進行了理論層面的討論。注：有關“中國獨特經驗論”－所有制模型的進一步討論，還可參閱以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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