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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歷史》第一章　神聖的起源

早在墨西哥、中國或歐洲出現最早的城市之前，中東地區就已逐漸發展出都市生活的雛形。現代智人據稱早於兩萬五千至四萬年前，即已具備現今人類的外觀樣貌。智人的足跡在西元前八千年以前就幾乎遍佈全球，包括美洲及澳洲等適合人居之地。
隨著最近一次冰河時期的結束，從事畜牧及農耕的人口越來越多，人類的生活型態也漸趨於定居。小村落發展為工藝及貿易中心。其中一些發展最蓬勃、或許可稱之為「原型城市」的城鎮，在廣闊的敘利亞大草原一帶、耶利哥、伊朗、埃及及土耳其等地，崛起最為迅速。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指的是巴基斯坦西岸至埃及尼羅河流域，以及底格里斯河至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地區，一般稱為「肥沃月灣」。德國歷史學家及考古學家克勒爾（Werner Keller）認為，最早的人類離這一帶越遠，「就越趨向黑暗，文明及文化的痕跡也越稀少；居住於另一片土地的人類，彷彿期待啟蒙的孩子」。
位於今日的伊拉克，介於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兩河流域，確實是帶動城市生活的大好環境。這片被稍後出現的希臘人稱為美索不達米亞的地區，荒漠上有蘆葦叢生的沼澤，河中滿是魚蝦，岸邊生意盎然。這樣的土地讓穀物、小麥及大麥快速生長、順利收成。正因如此，新石器時代的農夫才得以在豐收的基礎上建立都市文明。
早期的都市建造者在這塊豐饒的土地上也面臨許多嚴峻的考驗。
礦石、建屋用的石頭、木材皆很難取得。另外，雖然不時有雨，但這裡的河流不像埃及的河流，能自然滋潤四周乾涸的土地。因此，當地居民勢必得構想出複雜的灌溉系統。
欲執行這項大工程，必先建立某種倫理及社會秩序，當地社群才能接受這種複雜的改變，對自然生態採取強硬的態度。這跟幾千年來宗族式的、慣於順應環境的傳統聚落生活相當不同。早期的這些城市便以指揮總部之姿興起，負責執行這些工作。以現代甚或過去的標準來看，這些市鎮都非常小巧，其中最早的城鎮可遠溯至西元前五千年，就連西元前三千年強盛的屋爾「古都」面積也不到一百五十英畝，居民僅約兩萬四千人。
神職人員儼如新秩序的擘劃人，一方面得灌輸民眾事在人為的教義、傳授祭神方法，另一方面還得集合原本素不相識的大批人馬，分配職責、監督工作，完成公共建設。
如今宗教盛況不再，世俗化的現代人或許很難想像宗教在城市發展史中曾經厥功至偉。
蘇美人的神職人員就跟天主教、佛教、回教、印度教及阿茲特克人的神職人員一樣，為遠古時期的都市建立秩序、延續生命，甚至還能決定全民工作、祭神、節慶的時日。
正因神職人員大勸在握，可想而知，人類最早的「空中美景」必是由奉神的廟宇獨領風騷。最早的神塔，亦即屋爾城中供奉娜娜月神的神廟就有七十呎之高，立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一枝獨秀。
宗教學者埃里亞德（Mircea Eliade）認為，高聳的神廟是為直通天聽的「天山」。
可以說，神廟統禦早期蘇美城市文明的「內城」。城牆內的神廟沿著皇宮及官宦人家挺拔聳立，帶來神聖的庇護，並給予居民安全感。
這些神廟也刺激早期城市的貿易活動。一開始除了奴隸之外，一般的工人、技術精湛的工匠也加入建廟行列，其中很多人在完工後繼續留城，聽候神職人員差遣。這時，亦即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首次出現供宗教及商業用的共通文字系統。
神職人員握有掌理俗世的大權。他們以神之名控管社群中多數的土地。這些「神聖之家」不只要維護河道，也負責儲存及分配最重要的餘糧。蘇美人的《吉迦美斯史詩》就稱這些「神聖寶庫」為「伊絲塔女神之座」。
神廟亦為最初的都市「購物中心」，公開展售各類商品，從油膏、油脂，到蘆葦、瀝青、襯墊、石塊等等應有盡有。神廟內甚至設有專製服裝及用具的工坊。
朝代更迭，但唯有大災難才可能摧毀這些宗教建設。屋爾城歷代的統治者不斷重建城內的神廟。居民供奉的神祇及祭神的方式也許會因時而異，但幾千年來宗教一直都是城市的核心。
縱使蘇美文化的全盛期已過，宗教力量仍絲毫未減。巴比倫、亞敘、波斯等國繼之崛起，但基本上仍把城市視為與神聖力量緊緊相繫的聖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最壯麗的城市巴比倫名為「Babi-ilani」或「眾神之門」，亦即諸神下凡過境之地。
埃及
美索不達米亞是否直接形塑了埃及文明仍未有定論，但如歷史學家克拉克（Grahame Clark）所說，埃及文明應該「從蘇美文化中獲益匪淺」。
最初的埃及城鎮跟早期美索不達米亞的城鎮一樣，都是因為農作物豐收才得以具備經濟後盾。據估，埃及農夫平均的收成量是需求量的三倍。
但這兩個文明其實差異甚大。埃及是由自稱為神的法老王統治，埃及官吏掌理灌溉工作、分配財富的目的不在敬神或尊王，而在致力讓自己成為神明或國王的代表。
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中，神職人員一度與市民認同密不可分，但在埃及這種情況已不復見。
因為這種種原因，早期的埃及較少被視為城市發展史的源頭。美索不達米亞的社會以城市生活及歷時久遠的宗教體系為中心，而埃及社會則以皇室為中心。
官吏、祭司、工匠、工人及奴隸認為自己是法老的子民，而非城市的一員，若王朝遷至他處（不時會發生），政教人員也會隨之遷移。
然而，埃及強盛、持久的文明仍然造就了一些重要的城市。底比斯城即為一例，有首西元前十五世紀的讚美詩就如此稱頌底比斯：「她名為城市，其他一切皆籠罩於其陰影之下，透過她而發揚光大。」早在巴比倫等城未出現之前，埃及的城市人口就跟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不相上下，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儘管如此，孟斐斯或底比斯等大城在家園認同、經濟發展、宗教信仰上，仍比不上蘇美人形形色色的市鎮。其中一個原因是，埃及長期的統一政權（與政治混亂、四分五裂的美索不達米亞對比極大）並未大力推展築牆自立的城市。另外，貿易不振也讓市場經濟難以發展。埃及文明的偉大成就金字塔，是為死者而非生者所建的屋宇。就城市史學家孟弗（Lewis Mumford）觀察：「埃及的一切似乎都堅不可摧，唯有城市例外。」
印度及中國
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的共同點是，兩者的城市文明都以宗教為核心。於西元前兩千五百年左右建立，位於今日巴基斯坦信德及旁遮普兩省的哈拉帕及默罕約達羅，也將大型的宗教建築立於市中心，並跟往來貿易的蘇美人一樣，由神權政治家負責治理城市。他們崇拜的主要神祇是神母，其地位與中東的豐收諸神一樣崇高。

第二章　施展權力－－皇都興地

若無宗教聖地的概念，全球各地大概也難有城市興起。但城市若要繼續壯大，勢必得擴充版圖、增加貿易，將領主、神祇或官吏的權力往外擴張。
美索不達米亞原本由陸續崛起的小城邦統治，到了西元前兩千四百年左右，薩貢（Sargon）征服各個城邦，將統治權集中於一個城市，都市發展也由此走入下一個重要階段。
薩貢：皇都建造者
薩貢及其他早期的皇都建造者都不敢大意，以原本的聖地及宗教傳統為基礎建立政權。雖然改朝換代，原本由蘇美人掌握的政權落入閃族手中，但在位者仍保留以往的語言，讓居民能如同往常一樣祭神、吟詩、傳述神話。美索不達米亞前後歷經波斯、亞歷山大及羅馬帝國的統治，但陸續的統治者一直保留傳統，尊重舊有秩序。
薩貢雖然尊重宗教傳統，卻也不忘著手奠定嶄新的城市秩序。他從神職人員手中抽走經濟大權，原本由地方祭司獨享的領土如今也能為私人擁有。國王即是「大企業主」，掌管所有重要的灌溉渠道、房屋建設及商業活動。
更重要的是，薩貢拒立既有的蘇美城為新都，正式與傳統決裂。他在亞加德，亦即日後的巴比倫附近，另建首都。新都有別於原本資源有限的城邦，能從擴展至地中海海岸的帝國（雖然統治時間短暫）補給原料、商品及大量的奴隸。
然而，首座皇都壽命不長。不過四代，北方游牧民族便攻佔薩貢帝國。最後，新統治者重建不堪一擊的屋爾城，並封屋爾城為首都，但並未恢復以往的神廟中心制，反而保留了地主制及由薩貢及其繼承者制訂的中央集權制。
巴比倫：首座超級大城
到西元前一千九百年，權力中心已由美索不達米亞轉至新都巴比倫。
接下來一千五百年，巴比倫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城市，孕育城市文化的規模之大，前所未有。
巴比倫王國繼續鬆綁宗教對商業的箝制，並鼓勵各城進行貿易往來。
此時，一套適用於不同宗族、種族的法律制度更顯必要。
巴比倫王漢摩拉比（Hammurabi）制訂的法典最為著名，其中有多種刑事及民事法條。漢摩拉比在序言中說，馬杜主神命他「讓正義於人世中顯現，打擊邪惡，使弱者免於遭強者欺凌，如太陽神立於芸芸眾生之上，照亮大地……」
在希羅多德的時代，巴比倫雖已非國都，但仍為神聖之都及知識的中心。此外，巴比倫人口多達二十五萬，仍是當時世上其他城市無可比擬的超級大城。即便權力轉移，巴比倫留下的豐富遺產仍讓人心生敬畏。眾多的人口再加上宏偉的建築，無怪乎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說，這城市「輝煌奪目，世上難以匹敵。」
城市的安全及覆亡
由薩貢率先創建的帝國讓城市日益壯大。在帝國統治下，廣大土地安全無虞，城市生活及貿易活動蓬勃發展，即使在嚴苛的亞敘人統治下也不例外。這種現象不只可見於西元前六百五十年的全球最大城亞敘王國首都尼尼微，亦可在亞敘王國內的許多小型市鎮上發現。
由於各個城市能力足以抵擋外族入侵，印度的哈拉帕城市文明才得以發展。一旦游牧民族入侵，進犯城牆，城市文明便會瓦解。要等數百年後，印度這片次大陸上才會再有大型都會中心興起。遠古的城市一再重複這個模式。
美洲的大城市最初也是帝國中心，無論是中美洲的歐美克及馬雅文明或安地斯山脈的前印加文明，都因有安全屏障，城市才得以大幅度擴張。位於墨西哥中部的狄奧提瓦坎在安全庇護之下，西元四到六世紀間人口已達五萬至八萬五千不等。然而，北方蠻族在西元七百五十年入侵，狄奧提瓦坎就此沒落。
中國：屹立不搖的城市
一般認為，中國提供了建立皇都的典範。西元前兩千年，中國當地即發展出獨一無二的都市生活，不過早期的中國城市多半是小型的宗教中心，城內設有專為宮廷服務的工坊。西元前一千一百一十年左右的大一統王朝周朝，首次推動大型圍牆市鎮；城牆與城市無疑成了同義詞。
周朝及後來的漢唐都施行中央集權制，統治範圍之大，時間之長，空前絕後。洛陽、長安及開封等首都，一千年來一直都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大城。城市地位輕重端看統治王朝定都何地，儒家經典《周禮》中就說：「惟王建國」。其他行政中心、地方政府或縣城多半因是王朝的行政要都而地位不墜。
接下來幾個世紀，亞洲其他臨近國家亦採用中國模式建城。日本最早的大城浪花（大阪古名）、藤原及奈良就是模仿中國長安所造。西元七九四年，日本人在平安（今京都）建立新都，人口多達十萬，新都以皇宮為中心向外發展，一直都是重要的宗教聖地，屹立千年，歷久不衰。
同樣的，西元一三九四年朝鮮王朝的國都漢城正如兩位韓國史學家所說，五百年來都是「田園式的官吏之都」。
漢城正如中國古城，為王朝的行政中心，由皇室統治，並有圍牆護衛城市。

第三章　最早的貿易都會

在皇都統治下，城市發展帶動貿易成長，中國、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到美洲等地的城市貿易活動興盛。然而，商人及工匠對城市的影響力仍相當有限。
今日我們多半將企業界人士視為繁榮都會中，絕對必要甚或首屈一指的力量。然而，古代商人或工匠縱使富有，仍無法像祭司、士兵及官宦掌握實權。商人通常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代表官宦或祭司進行貿易。一位歷史學家就說，埃及的法老是「唯一的批發商」。
在中國，商人以財富打破嚴格的階級之分，以為自己或子嗣爭取官職或打入貴族社會。甚至連中國城市的規劃都反應出貴賤之別：皇宮位於市中心，市集則在風水較差的城市外圍。
腓尼基崛起
貿易都市對日後都市文明的發展相當重要。欲尋找其起源，我們得將焦點從強盛的城市帝國，轉移至地中海及沿海山脈之間的狹長土地。
這塊日後被稱為腓尼基的地方，氣候特別適宜人居。一位阿拉伯詩人寫道，此地「北方是冬天，兩側是春天，夏天則蟄伏於南方。」早期的港市，如敘利亞海岸以北的烏加理特，早在西元前兩千年中葉即已發展成希提人及埃及人的貿易中心。
當時多數城市居民對汪洋大海尚存畏懼，但腓尼基商人已駕黑船遠渡重洋、探險海外，從非洲西岸到義大利薩丁尼亞島、賽普勒斯、西班牙，甚至英國都留下足跡。雖然腓尼基的泰爾或西頓等主要城市人口從未超過四萬（跟巴比倫的人口難以相比），但卻是當時唯一影響力如此遠大的古國。
腓尼基不像其他大國持續往內陸擴張。他們堅守海岸線，主要靠著與臨近大國進行貿易或供應貨品成長茁壯。腓尼基人擅於鞏固地位，生財有道。
商人為王
到了西元前八、九世紀，拜波士（與黎巴嫩交易雪松的主要港口）、泰爾及西頓等腓尼基城在自食其力之下，已相當富足強盛。此時，終於出現強勢且舉足輕重的商人階級。〈以賽亞書〉中就提到，泰爾城「本是賜冠冕的。她的商家是王子；她的買賣人是世上的尊貴人。」
腓尼基人的貢獻不只有海外貿易。在稍後崛起的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及大阪等港市中可發現，除了經商之外，港市居民在工藝技術上亦表現卓越。腓尼基人製作玻璃、珠寶、服飾，及當時無論在西班牙荒野或蘇美古城都有人配戴的飾品。荷馬在《伊利亞德》中說，帕里斯以「由西頓婦女紡織的亮袍」裝扮海倫。
腓尼基人從海灘上某種蝸牛的腺體萃取出紫色染料，並由此建立重要的染色工業，就連地名腓尼基也源於此染料的名稱「腓尼基斯」（phonikes，希臘文表紅色或紫色之意）。
腓尼基人也將建造技術傳至海外，在遠古世界設計了許多美麗的城鎮、皇宮及神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的所羅門王廟。
腓尼基人最偉大的文化貢獻：發明字母，也是應商業需求而生。腓尼基的商人及工匠從美索不達米亞及埃及人身上學到，紀錄及立法都需要書寫。約從西元前一千一百年開始，腓尼基城市就發明了一種比古老的象形文字更加簡單好用的文字系統。這種書寫系統就是日後希臘字母及後來的拉丁字母的前身。
腓尼基人有生意頭腦，也有一套自己的價值觀。他們絕不忘提醒顧客，他們是為了賺錢，而非屈於強權才辛苦奔走。法老王派人前來購買建造阿蒙神船的建材時，拜波士王就對埃及使節不客氣地說：「我可不是你主子的手下。」
腓尼基衰亡的原因
腓尼基各城就如日後繼承此商業王國的希臘城邦，或兩千年後文藝復興的義大利城市一樣，自給自足之後就想往外擴張。當時的城市多半以商業利益為導向，主要目的在於拓展貿易。
但商業菁英偏狹的地域觀念使得腓尼基發展有限，難以成立帝國。腓尼基商人在遙遠的設置貿易據點，主要目的在於建立獨立自主的新城市。
腓尼基最大的殖民地是北非的迦太基。一般認為，迦太基是由泰爾人於西元前八一四年所建，這座人稱新城（Quat-Hadsht）的城市即是腓尼基與地中海西部沿岸通商的基地，後來迅速發展，影響力遠及西班牙大西洋沿岸，直到英格蘭西南方的康威爾以北，甚至抵達有些記錄上提到的幾內亞沿岸。
西元前五世紀之前，迦太基人口已超過泰爾及西頓人口的總和，躍升為地中海一大城邦，擁有精良的艦隊，並與其他許多的地方政權結盟，其中包括義大利的伊圖斯坎。腓尼基其他的西方殖民地遂起而鼓吹由迦太基掌權，負責維持和平，抵禦希臘城邦入侵。
腓尼基城也因居民忠誠度大減而元氣大傷。沒有子孫為後盾，這座古老的城市不再能抵禦日漸專橫的亞敘、巴比倫及波斯王國。這些城市也就漸漸不再能獨立自足，並失去遠古地中海貿易中樞的寶座。腓尼基的「黃金時代」已日薄西山。
迦太基有朝一日也會遭遇遠古以商業立足的城市難以避免的窘境。迦太基的人口最多曾達十五萬到四十萬之間，他們驕傲地繼承了腓尼基人的文化及政治觀，由相當於城邦政府大小的行政體系治理，另外選舉執政官（suffetes）、元老院及議會成員。政治體系多由商業特權人士掌控。奴僕負責粗活；士兵及船員負責打仗；祭司負責調停；富人掌權。
迦太基重蹈腓尼基的覆轍，因執拗的商業性格而走向滅亡。他們往外擴張不為長遠的眼光或計畫，只為賺錢；雖與其他殖民地保持聯繫，但卻未積極一統政權，成立王國。最重要的是，迦太基一直都以商業利益治國。
在遠古社會中，商業之城終究難敵侵略之城。光靠生財有道及短視近利，無法抵禦一直以來支配城市發展史的帝國野心；一直要到現代社會，這種帝國野心才會逐漸消退。

結論　城市的未來

　　城市的興衰起落根著於歷史，也因歷史而產生變化。時至今日，成功的都市仍與遠古的城市基石遙相呼應——兩者皆為神聖、安全、繁榮之地。無論是五千年前只有少數人口居住的城市，或是現今這個大部分人口都居住於都市的世紀，都不例外。
　　一九六○年，全球都市人口只有七億五千萬，到了二○○二年增至三十億，預估到二○三○年將會超過五十億。日益膨脹的都市居民面臨快速變遷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即使是最強大的都市也得跟其他大都市甚或形形色色的小城鎮及郊區競爭。
大都會的危機
　　發展中國家迅速膨脹的大都會最能體會此種演變。以前，城市若規模龐大，就能主導腹地的發展。如今，人口最多的稠密大都會，如墨西哥、開羅、拉哥斯、孟買、加爾各答、聖保羅、雅加達、馬尼拉，卻往往弊多於利。
　　有些巨城漸漸落後較小型、較有秩序，居住問題也較不讓人頭痛的地區。孕育二十一世紀東亞城市文明的一大功臣新加坡，以及成果遜於新加坡的吉隆坡，都比人口較為稠密的曼谷、雅加達及馬尼拉，更能成功踏入全球經濟體系。
　　同樣的，如一名觀察家所說，臃腫的體型「剝奪了墨西哥城的經濟體制」。犯罪事件、交通阻塞、污染問題讓首都不堪其擾，企業家及野心勃勃的工人往往轉而選擇奇朗戈、瓜達拉哈納及蒙特里等快速壯大且治理較佳的城市，或者乾脆越過邊境，到北美的都市發展。
　　近東的開羅及德黑蘭等大都會也人口爆炸而苦，杜拜及阿布達比等較小型且集中的中心反而日益興盛。一九四八年，杜拜還只是人口僅兩萬五千人的古老聚落，五十年後人口多達一百萬，但卻未像一般阿拉伯世界的城市步上經濟蕭條的命運。
　　杜拜就如其他成功的城市一樣，因具備國際觀並不斷累積難以替代的技術人員，才得以脫穎而出。接受多元文化並吸收人才，也讓以往的泰爾、佛羅倫斯及阿姆斯特丹等較為小型的城市小兵立大功。同樣的，二十一世紀也有一些國際性的小城，如盧森堡、新加坡或特拉維夫等，往往比一些人口多達一千萬甚或一千五百萬的超級大都會，更能發揮經濟影響力。
當代城市復興的侷限
　　二十世紀尾聲，已開發國家的大都會似乎前景看好。一些沒落已久的市區人口呈現小幅但值得注意的成長。許多人因此預言，倫敦、紐約、芝加哥、東京及舊金山等最為國際性的「世界之城」勢必會「化險為夷」。觀察敏銳的史學家霍爾（Peter Hall）認為，「西方文明或西方城市都未出現衰微的跡象。」
　　這種新的樂觀主義，主要是全球整合造成的衝擊，以及從工業轉為以資訊為主的世界經濟體系造成的結果。理論家薩森（Saskia Sassen）主張，紐約、倫敦及東京等城佔據了「新的地理中心」，提供了「管理全球經濟的戰略位置」。她還列出許許多多僅次於這些大都會的全球中心，其中包括洛杉磯、芝加哥、法蘭克福、多倫多、雪梨、巴黎、邁阿密及香港。
　　這些城市顯然比一些快速萎縮的工業大城，如曼徹斯特、利物浦、萊比錫、大阪、杜林及底特律等城，前景更加光明。昔日的工業大城如今技術過時且必須跟發展中國家競爭，往往苦不堪言。薩森指出，全球化的都市「提供的是服務和金融商品」，一般來說這些產品需有特殊技術及能力才能生產，而唯有「全球都市」（global city）才具備這些條件。

導讀之一　從城市閱讀世界史＞王芝芝（輔大歷史系教授）

這是一本為美國人寫的全球城市史。作者克特金（Joel Kotkin）的立場，並未脫離珍雅各（Jane Jacob），路易士芒福（Lewis Mumford）等美國都市史作家的文化批評路線，對於美國大城市的未來憂心忡忡。因此，本書的重點雖然是以全球的視角引介全球城市史，實際上，是藉此為美國城市把脈；進而提出有利於今後發展的希望之路。
在〈前言〉裏，作者針對城市，提出非常有全球化概念的看法。他認為不論古今，所有的城市都具備三項普遍的功能：建構精神道德領導、提供保障基本安全的權力組織、商業交易運作與經濟發展。他認為城市的成敗取決於它在這三方面的整體表現；如果其中任何一環節有缺失，便意味該城市將無法健康成長，甚至會步向死亡。三項機能中，尤以精神與道德的步調是城市文明興衰的關鍵。
他舉古典時代的迦太基城為例，這個城市缺乏精神與道德號召，雖然坐擁「有效的經濟体系」和「穩定的政治秩序」，終因城民沒有可以認同的理念，淪為唯利是圖的物慾之城；在面對有認同感的羅馬人挑戰時，便難逃滅亡的命運。基於作者的這點認知，讀者們隨處可以見到，影射理想健康的城市應該具有為群體共利與放棄私慾的理想。在他看來，沒有精神層面的生活，不算是有意義的人生；人光是「活著」是不夠的。
全書的結構是循照一般西方文化史家的撰寫方向，按年代先談西亞、北非、地中海等古典時代的城市發展，中世紀西方城市比較灰暗的時間，再討論十六世紀歐洲商業城市復興與現代城市生活的繁榮。書中對於同時代非歐洲地區的城市文明，雖然不否認他們過去的光環，但是都只有簡略介紹而已，而且加上相當主觀的評論。例如在第三部份「東方時期」，他以二章分別概略介紹十六世紀以前的伊斯蘭世界與中國的城市；隨後的一章是他的評論。
他認為這些城市文明，雖然遠遠超越西方，但是其統治者自閉傲慢，伊斯蘭教統治者壓抑商人，中國皇帝則重稅剝削；人民失去精神上的認同感，而錯失發展的機緣；在十六世紀以後，淪為西方城市文明的附屬。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他將伊斯蘭世界放在「東方時期」（The Oriental Epoch）來談，足見是從他的立足點——美國，穿過大西洋，地中海向東看的。這一點無疑是非常歐美中心論的。
自第十章以降，他的重點是西方城市文明在十六世紀以後，三百年的卓越發展；討論歐洲各國如何在世界舞台上，互別苗頭的興衰史。在他看來，擁有擴張致富決心的西方國家，具有足以整合全民力量精神號召，是近代世界的勝利者。缺乏精神認同的國家，如果不是失敗者，也脫不了先勝後衰的命運。他談到西班牙人、荷蘭人的衰落原因時，指出領導階層缺乏卓見，無法號召人民；整個社會日趨自滿，固步自封。
他舉了一則相當美國本位的實例，証明荷蘭人失去早年海上拓殖的決心與遠見，那就是放棄「新阿姆斯特丹」，亦即日後的紐約市所在的曼哈頓島。藉著荷蘭的例子，他再度強調在〈前言〉所強調的「精神力量是城市文明成敗的重要因素」。他認為一個城市儘管經濟持續成長，政治秩序也安定，倘若其人民缺乏共同認可的精神價值，便難逃敗落的惡運，注定日後無法掌握霸權。
從第五部分「工業城市」起到第六部份，討論的是工業革命後，全球城市面對工業化所帶來的現代化問題，如：城市人口激增、大都會的泡沫化、環境污染等。先以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蘭開夏為起點，討論工業革命許多靠製造業快速成長的城市，以及生活環境的惡質化；然後便直接跨大西洋談美國的經驗。不同於一般都市史，跨英倫海峽，先談與美國同時起步的歐洲大陸。克特金大異其趣的安排，或許因為考量到美英經濟的緊密性與社會文化的相似性，同時也反映出他的美國本位思考取向。
因此，從第十二章「英美的城市革命」起，克特金跨過大西洋，脫離脫離歐洲中心的囿限，開始以美國的眼光論全球城市。看到太平洋彼岸快速崛起的日本工業革命，也看到其他現代化產業革命的後進國家如阿根廷、澳大利亞。更討論了堅決反對資本主義的俄國共產黨，如何在大革命後，提出打破資產階級專利，發展「為人民所用的城市」的另類思考。
也像路易士芒福（Lewis Mumford）一樣，克特金強調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快速都市成長，對城市文明的挑戰。討論資產階級在城市空間上所做的革命性改變，例如：資產階級以資本主義的手法，配合政府重整市容，成為符合資產社會需求的現代城市；富裕者為追求居住空間的舒適移居郊區後，城市逐漸擴張成為「去中心化」的巨型都會（Mega-city）。
克特金在第十六章與第十七章全力討論第三世界現代城市的發展，列出失敗墮落的例子如非洲城市，也談到相對比較成功的遠東城市。最後討論的是「後殖民時代」（Post- colonial Epoch）來臨後，許多非歐洲城市所面對的窘困。至於帝國主義者對剝削第三世界的罪行所應負的道德責任問題，當然不會是他的論題。他甚至在〈結論〉裡，呼籲伊斯蘭世界要緬懷其城市文化全盛期，那種兼容並蓄，多元融合，符合理性科學精神的傳統，可以從中吸取解決當前問題的正途。
在他看來，城市的未來，端看其居民能否放棄個人某些堅持，建立共識，使他們的城市成為有精神號召力的「神聖的地方」；但是，這種精神力量指的不是伊斯蘭基進派的恐怖活動所主張的宗教狂熱，而是理性溫和，多元共容，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共識。他認為「九一一」的恐怖攻擊是向全世界的城市安全宣戰，雖然達到威脅西方城市安寧的政治目的，事實上也等於是勒殺了伊斯蘭城市的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這一點可以從西方世界對於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等地的經濟封鎖得到印證。
多年來，歷史界討論如何書寫「世界史」時，最常遇到的問題是必須認識到，世界史不等於國別史，或地方史的總合。世界史的書寫者必須放棄面面俱到的想法否則就會淪為斷爛朝報，令讀者無從讀起。一本成功的世界史，即使其作者如何努力遵守學術專業，保持客觀，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必須在內容及章節安排上，有所取捨，留下自己的立場。克特金這部可讀性很高的世界都市史以精簡的文筆，清楚的邏輯觀念，縱貫古今，囊括全球，由西方城市一路談到了伊斯蘭世界、亞洲、中國，非洲，亞洲，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就像所有世界史作者一樣，作者下筆時，勢必有所取捨。克特金的選擇是只談具影響力的歷史，和一些他認為具時代指標性的城市。
總之，讀者通過克特金的選擇，讀到的是一本世界觀相當地歐美中心論的世界都市史。

導讀之二　喬爾．克特金的《城市的歷史》夏鑄九（台大城鄉研究所教授）（楨：以批判見長的夏怎比王之「歐美中心論的世界都市史」還欠洞見？至少可加歐美「道德宗教」中心論的世界都市史）

本書是值得推薦的好書。第一次讀到喬爾‧克特金的《城市的歷史》的時候，心裡一驚。它不像過去的都市史（urban history）寫作，甚至是已經有百年論述傳統的建築史寫作，大多作者，包括極傑出的學者眼光，都僅能就西方的城市提出研究的視角。終於，有人能以淺白的文字，由世界史或是全球史的角度，指點江山，談論城市的歷史了。
其次，作者主要的理論角度是城市的共性，也就是所謂的都市性（urbanity）。過去這方面的討論，很難逃脫西歐中心主義的成見，即使是馬克斯‧韋伯對工業社會城市性格的討論也難脫此嫌。而作者竟然在處理羅馬城市的衰亡，歐洲城市的復興之餘，著手中國與東亞獨特而內生的城市文化與歷史經驗，以及，歐洲以外的近東、北非、美洲的城市的興起。或許，作者在處理工業城市歷史的篇章時，保守主義的政治立場使得我們可以要求作者對於國家主義的工業城市模型，可以區分得更細緻，如，法西斯主義崛起於昔日歐、亞的歷史條件與特殊都市經驗；做為另類工業城市的經驗，如，蘇維埃國家主義的革命城市的分析與教訓；甚至，作者所謂的央格魯—美利堅的城市革命，尤其在英國新鎮與美式城郊之間的差異與規劃理念的意義競爭；還有，如，以流行的儒家文化解釋東亞四小龍，然而，作者疏忽了儒家思想確實可以解釋對教育價值的高度肯定，於是在國家政策下，東亞高素質勞工得以形成。但是，儒家文化不能解釋社會服從，因為在儒家哲學中，威權必須要正當化，並且透過正當的方式運作，否則就應該予以抵抗。或許，國家（state）的中心角色，是作者自己也曾經指出的，東亞模型的關鍵作用。這些細節等等，都可以更分析到位一些。
作者界定城市的普同本質，提出神聖之地、安全需求、商業作用三點，其實是文化認同與城市精神、防衛與安全、經濟上繁華富庶的作用，三者是環環相扣的都市功能。這些關於都市性的界定，其實不論是否為人類城市的本質，都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分析角度，尤其是本書作者致力分析最深的現代大都市——巨型城市，也就是全球都會網絡裡的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s）的陽光與黑暗面。而這些，正是我們當前城市的空間與社會考驗，也是我們面對城市的歷史挑戰。作者所言甚是，由巴比倫的眾神之門的神聖起源開始，今天，當前中國的城市是人類前所未有的實驗。而台灣的城市，正好具體而微地早走了半步。台灣城市的教訓與心得，不正是上天好生的趨吉避凶指示嗎？本書中譯流暢易讀，然而，沒有能區分城市（cities）、都市（urban）、都市化（urbanization）的範疇與意義區分，這不是譯者的語言能力問題，這是我們自己城市的文化與歷史正面臨的過程，文字遂不及細究。在中國都城的營造與其地方城市統治網絡中，作者清楚指出，國家權力與象徵意義的重要性，以及，唐宋之後商品經濟所觸動的城市活力，這也就是清明上河圖所流露的，於今為烈的，都市信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城市史研究的曆史與現狀＞陳恒

工業革命對近代世界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它不僅在技術上突飛猛進，而且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與這個過程相伴隨的是人口從鄉村向城市的大規模流動，比如在19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許多城市的人口以每10年40％到70％的速度增長，到1900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達全國人口的70％。由于年輕人是這種流動的主體，傳統家庭生活瓦解了、道德觀念變化了。設施不佳、空前擁擠的城市本身成了許多新來居民的人間地獄。由于居住擁擠以及衛生環境條件惡劣，窮人區居民的健康水平下降，犯罪率也在呈上升趨勢。
社會處于從鄉村到城市、從傳統到現代的激烈轉型時期：個人如何生存？家庭如何應對這種挑戰？城市惡劣的衛生、交通狀況如何解決？城市化對資産階級、中産階級、無産階級又意味著什麽？這一切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最終又會帶來哪些影響……一些重要的思想家都親身經曆這一變革，對此都有著切身的體會。因而，騰尼斯提出了通體社會和聯組社會的概念，前者指小規模的、有內聚力的、緊密團結在一起的共同體，後者指由現代城市或國家組成的龐大而複雜的“大社會”；迪爾凱姆在讀書時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研究那些失去了穩定社會規範引導的人們惶惑不安的心理狀態；西美爾也論述城市社會對人們心態的影響；馬克思也一直關注城市問題，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更是經典的城市著作；韋伯則以更精確的曆史分析方法考察了大量城市。城市問題促進了社會學研究快速發展，也是城市史研究興起的社會背景。
在所有社會科學中，社會學和人類學在觀點上與曆史學最爲接近。當代社會與過去社會之間的分界線是微妙的，不斷變動的，而且是人爲的……有一些極其重要的問題——例如文化轉移、不同社會之間的接觸所引起的變化——對于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曆史學家來說，都是同等重要的研究主題。可見，曆史學與社會學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邏輯上的或方法上的分野。因此，曆史學家從由馬克思、韋伯等思想家所首創的社會科學中汲取社會結構理論、社會變化理論，並把這些理論應用到城市史、家庭史這類直接反映當今現實問題的研究並不偶然。這是城市史興起的理論淵源，城市史與社會理論緊密結合在一起。當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也不例外，運用了大量的社會理論方法。美國漢學家施堅雅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就“標志著對中國城市的研究，已經跳出了晦澀難懂的傳統漢學的窠臼，開始進入了曆史社會科學的比較城市研究的軌道”。而王笛新近出版的《街頭文化》更是其中傑出的代表。與此前的自上到下的對城市精英和城市管理、警察的研究不同，這個研究則提供了一個從下到上的考察視角，即街頭和豐富的街頭文化貫穿全書。
從學科本身來看，城市史屬于新文化史的一個分支，是新史學發展的必然結果。二戰以後的西方史學界發生了兩次重大變化，一是自1950年代中期以來的“新史學”（又稱“社會史”）挑戰了以蘭克爲代表的傳統史學，社會史逐漸取代了政治史，從而成爲史學研究的主流。這一時期的主要史學流派有：法國年鑒學派、英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派（或稱“新社會史學派”）、美國的社會科學史學派等，其中年鑒學派影響最大。到了1970年代後期，肇始于法國的“新文化史”（又稱“社會文化史”）取代“新史學”成爲西方史學界的新寵。爲了區別以布克哈特、哈伊津哈等人爲代表的文化史，1989年亨特在《新文化史》中首次將這種史學流派稱爲“新文化史”。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新史學（政治史→社會史→新文化史）成爲主流以後，傳統史學並未壽終正寢，而是繼續存在和發展，並與新史學相抗衡，只是大勢已去而已。在新文化史家看來，“文化”並不是一種被動的因素，文化既不是社會或經濟的産物，但也不是脫離社會諸因素獨立發展的，文化與社會、經濟、政治等因素之間的關系是互動的；個人是曆史的主體，而非客體，他們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長時段裏影響曆史的發展。因此，研究曆史的角度發生了變化，新文化史家不追求“大曆史”（自上而下看曆史）的抱負，而是注重“小曆史”（自下而上看曆史）的意義，即曆史研究從社會角度的文化史學轉向文化角度的社會史學，從過去注重對曆史因果關系的探究轉變到對事物和事件意義的探究。持久追求新話題的新文化史， 自然會把最能表達西方文明本質的城市作爲研究對象的。
城市史研究涵蓋的領域非常廣泛，不僅研究城市的起源、嬗變，研究城市本身的曆史與文化，研究城市與人、自然之間的關系，研究城市設施、居民生活與禮俗的變遷，而且還要研究那些有關城市的理論。西方人關注城市，最早可追溯到希臘神話、史詩、哲人、地理學家以及曆史學家的記述。蘇格拉底曾說：“鄉村的曠野和樹木不能教會我任何東西，但是城市的居民卻做到了。”到了中世紀，“城市使人自由”又成了人人皆知的諺語。西方曆史上自然也就充斥著大量有關城市的文獻，但這些記述並不屬于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史研究。
自20世紀早期以來，這一切都逐漸改變了。有關城市史的期刊與連續出版物出現了、城市史研究組織越來越系統化了、城市研究主題越來越明確了、理論與方法也越來越能反映出自身的本質特色。一言蔽之，科學的城市史已經真正建立起來了，城市研究空前繁榮。
史學雜志是史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的産物，是史學深入研究的必要條件，是史學持續發展的物質載體，也是史學普及與專業化的標志。第一批史學專業雜志産生于19世紀後半期，以德國的《曆史雜志》（1859［爲創刊時間，下同］）、法國的《曆史雜志》（1876）、英國的《英國曆史評論》（1886）、意大利的《曆史雜志》（1888）和美國的《美國曆史評論》（1895）爲代表。隨著近代文明在全球的擴延，創辦史學雜志之風也蔓延到世界各地。稍後，隨著史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又産生了分科更細的史學雜志，如經濟史、社會史、婦女史等專業雜志及地區史、國別史等區域和斷代專業雜志。當然，城市史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分支，最近幾十年湧現出一大批這類雜志，比如《中歐城市史文獻》（1963）、《現代都市史通報》（1970）、《都市史評論》（1972）、《都市史雜志》（1973）、《都市史年鑒》（1974）、《都市史、城市社會學、古迹保護雜志》（1974）、《曆史上的城市》（1977）、《城市史》（1977）、《古老城市》（1978）、《都市：藝術、曆史和城市人類文化學》（1979）、《都市史》（1992）、《規劃史研究》（2002）、《規劃史雜志》（2002）等一大批專業雜志。這些雜志設立專題以引導研究的方向、報道相關的史料與書目以便于學者的研究，在促進城市史研究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
專業團體是學科發展的重要支撐，更是一個學科成熟的標志。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陸續成立了一些城市史專業組織。成立于1919年的城市史協會是歐洲最古老的城市史研究中心，目的在于促進有關城市史、市鎮史和地方史的研究。美國曆史協會的城市史小組則建立于20世紀20年代早期。伴隨著城市化浪潮，20世紀60年代以來又陸續建立了許多這類組織。城市事務協會的宗旨是促進有關城市生活、城市化消息的發布，支持高等學府、研究機構有關城市事務的發展，在促進城市事務專業化、學術化方面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位于英國萊斯特大學的城市史中心成立于1985年，現已成爲城市史方面跨學科研究、研究生教育重要的國際性中心。美國城市和區域規劃史協會的宗旨是促進美國規劃史的教學、研究、出版和公共教育。倫敦大學和倫敦博物館及其他機構一起于1988年成立大都市史中心，目的是以宏觀和比較的方法促進對倫敦自出現以來的特性和曆史的研究。在歐盟的支持下，“歐洲城市史協會”于1989年建立。國際規劃史協會成立于1993年，目的是促進世界範圍內的規劃史研究。這些協會會員包含曆史學家、社會學家、地理學家、人類學家、藝術史家、建築史家、經濟學家、規劃學家、公共事務人員以及其他各領域的專家。它們爲社會培養了大量的碩士、博士人才；爲成員出版、舉辦會議、相互聯系提供方便。這一切都大大促進了城市史研究。
韋伯、庫朗士、皮朗等人的著作屬于早期城市研究範疇，他們的論述雖然很重要，但在本質上並沒有激發人們對城市史研究的興趣。柴爾德、湯因比、布羅代爾等人的城市研究有跨學科的性質，雖然對城市史研究有很大的啓發，但不屬于專業的城市史學家。除了這兩類學者外，城市史研究發展曆程大致如下：
作爲一個學科的城市史首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那幾年間出現于美國的，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韋德（Richard Wade）的著作促進了這一學科的發展。施萊辛格反對特納的邊疆學說，代之以城市的方法解釋美國曆史，這標志著對城市史持久興趣的開始。在英國，布裏格斯（Asa Briggs）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城市》（1963）是城市史研究中重要的一步。1961年、1966年在美國和英國召開的兩次會議産生了城市史研究的兩本重要著作，爲城市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
20世紀60年代美國城市危機引起了“新城市史”研究。“新城市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這樣的假設前提：可以通過分析美國人口普查的各種表格及其相關的其他各種數據（特別是稅收記錄，城市姓名地址簿，出生、結婚和死亡登記簿）來重建城市中不斷變化的社會結構。 新城市史家是一群聚集在瑟恩斯羅姆（Stephen Thernstrom）周圍的年輕的美國城市史家。這些新城市史家並不像孟福德、布裏格斯、雅各布斯、迪奧斯等人一樣關注“城市”現象的研究，而是忙于研究社會流動、少數群體政治、市中心貧民地區等問題。因爲，研究城市問題不僅需要從經濟的角度，而且需要把這作爲一個社會變化進程來研究，研究移民同化、社會分層新形式、工作與休閑之間嚴峻對立等等問題。
與此同時，在20世紀60年代興起了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進行城市研究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勒費弗爾、哈維、卡斯特，他們把社會空間引入到馬克思主義研究之中，我們稱之爲“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學”。該理論主張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理論框架下去考察城市問題，著重分析資本主義城市空間生産和集體消費，以及與此相關的城市社會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城市研究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作爲一個曆史學科，城市史總是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不確定，處于困惑之中。英國城市史之父迪奧斯把城市史描述爲一個“百納主題”、一個“知識領域”，可見城市史不是可以用傳統方法來定義的學科。 首先，人們要關心城市是怎樣産生、發展的。這是研究城市的內在觀點，其重點在于描述、分析城市大小和形狀的變化、城市人口和經濟構成、人口組成部分的分布、商業設施和生産設施的分布、城市政治和城市政府的本質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其次，要盡量評估城市在文明發展中的作用，以外在觀點來研究城市。關注的是城市這一文明現象是怎樣廣泛影響政治發展的，比如對美國革命或新政的影響；是怎樣廣泛地影響經濟事件的，比如對工業化的影響……綜合這兩種方法則稱之爲社會生態學方法。盡管研究城市史的方法越來越複雜，但城市史從沒有徹底擺脫城市傳記框架的約束。城市史研究壓倒性的方式是以單個的城市中心作爲研究焦點，從早期的經典研究比如斯提爾（Bayrd still）的《密爾沃基》（1948）到現代的系列叢書，都是如此。無論如何，人們是可以通過各種方法來追述城市發展史的。
宏觀上看，城市史學的發展與各個國家、地區城市發展進程是相適應的，城市發達的地區，城市史研究也非常發達。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等國家，從早期這些國家的城市就占據優勢，因此也就難以把城市史從通常的政治史、行政史或者經濟社會史的著作中區分開來，因爲在這些地區，從本質上來看城市是分析民族、社會、文明諸問題最便利的單位。東歐、中國、拉丁美洲這些國家和地區，鄉村經濟占據優勢，缺乏重要的工業中心，因而難以使城市史研究得到快速發展。另一類國家比如美國、英國，這些國家的工業革命使鄉村社會快速實現了城市化，自19世紀以來隨著城市發展而帶來的問題就爲現代城市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城市史研究興起于英美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總之，城市史是一門新興的前沿學科，目前已出現了衆多與這一領域相關的學科，如地方史、市鎮史、建築史、規劃史、城市地理史等。廣義上講，上述學科都可以歸入城市史這一範疇，因而城市史一個重要特點是跨學科性，它綜合各門人文科學的優勢，吸收不同的觀念與方法，以獨特的視角研究城市的曆史、現狀並審視未來。處于急劇轉型時期的當代中國，城市化的速度越來越快，伴隨這一進程也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因此這一研究不僅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有著人類關懷的現實意義。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5159

全球城市（英文：global city），又稱世界級城市，指在社會、經濟、文化及/或政治層面直接影響全球事務的城市。近年，基於全球化（即全球金融、電訊和交通）的擴張，「全球城市」漸漸為人熟悉。「全球城市」一詞由莎辛（Saskia Sassen）於1991年的作品中首創，與巨型城市（又稱超級城市；megacity）相對。

一般特點

全球城市的定義較主觀，但全球城市一般有以下特點：
國際性、為人熟知（人們一般會說「巴黎」而非「法國巴黎」）。
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且具影響力（舉例，紐約市是聯合國總部的所在地）。
相當大的人口（都會區中心至少要有100萬人口，典型的要幾百萬。不過也不一定必須，像蘇黎世，其城區人口就連40萬都不到）。
重要的國際機場（舉例：倫敦希思羅機場、東京成田國際機場），作為國際航線的中心。
先進的交通系統，如高速公路及/或大型公共運輸網路，提供多元化的運輸模式（地下鐵路、輕軌運輸、區域鐵路、渡輪或巴士）。
亞洲城市要吸引外來投資，並設有相關的移民社區，例如：香港和新加坡。西方城市要設有國際文化和社區（如唐人街、小義大利或其他移民社區）。
國際金融機構、律師事務所、公司總部（尤其是企業集團）和股票交易所，並對世界經濟起關鍵作用，例如：紐約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先進的通訊設備，如光纖、無線網路、行動電話服務，以及其他高速電訊線路，有助於跨國合作。舉例，台北是全球首個無線網路城市。
蜚聲國際的文化機構，如博物館和大學，例如：羅浮宮、大都會博物館。
濃厚的文化氣息，如電影節、首映、熱鬧的音樂或劇院場所；交響樂團、歌劇團、美術館和街頭表演者。 強大而有影響力的世界性媒體，如BBC、CNN、《紐約時報》、《世界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法新社和路透社。 強大的體育社群，如體育設施、本地聯賽隊伍，以及舉辦國際體育盛事的能力和經驗，如奧運會、世界盃足球賽或大滿貫網球賽盛事。
在近海城市中，擁有大型且繁忙的港口（例如香港，東京及紐約）都能夠是其中一個特點。 在西方眼裏，倫敦、紐約、巴黎和東京傳統上被認為是「四大世界級城市」。同時，它們也被視為全球資本主義的象徵。近年一些觀點還包括亞洲的大城市，如香港、新加坡。當然，不同人會有不同的標準，這決取於大家的文化背景、價值觀和閱歷。
在某些已發展國家，其郊區的發跡，加上製造業向發展中國家的不斷遷移，導致城市明顯的衰落。因此，要推動城市的復興、旅遊業和稅收，近年小型城市的政府和其選民的冒起了建立「世界級」城市的念頭。
非凡的世界級城市建築，可為城市帶來一點成功，布宜諾斯艾利斯、法蘭克福、雪梨、墨西哥市和多倫多是有力的證明。這些城市已顯露其大規模和影響力。

GaWC的世界級城市名冊

1999年，全球化與世界級城市研究小組與網路（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GaWC）以英國列斯特郡拉夫堡的拉夫堡大學為基地，嘗試為世界級城市定義和分類。世界級城市名冊於GaWC 5號調查學報 [1]中概述，以國際公司的「高階生產者服務業」供應，如會計、廣告、金融和法律為城市排名。GaWC的名冊確認了世界級城市的3個級別及數個副排名。
注意：這份名冊一般以城市設有多少提供金融及顧問服務的跨國公司營業處排名，而非文化、政治和經濟等的中心。GaWC的城市簡圖，請參見 [2]。
第一類世界級城市（全面世界級城市）
12分：倫敦、紐約、巴黎、東京
10分：芝加哥、法蘭克福、香港、洛杉磯、米蘭、新加坡
參照 GaWC 官方名冊
第二類世界級城市（大型世界級城市）
9分：舊金山、雪梨、多倫多、蘇黎世
8分：布魯塞爾、馬德里、墨西哥市、聖保羅
7分：莫斯科、首爾
第三類世界級城市（小型世界級城市）
6分：阿姆斯特丹、波士頓、卡拉卡斯、達拉斯、杜塞道夫、日內瓦、休斯頓、雅加達、約翰尼斯堡、墨爾本、大阪、布拉格、聖地牙哥、臺北、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5分：曼谷、北京、蒙特婁、羅馬、斯德哥爾摩、華沙
4分：亞特蘭大、巴塞隆納、柏林、布達佩斯、布宜諾斯艾利斯、哥本哈根、漢堡、伊斯坦堡、吉隆坡、馬尼拉、邁阿密、明尼阿波利斯、慕尼黑、上海

形成世界級城市的跡象
明顯跡象
3分：雅典、奧克蘭、都柏林、赫爾辛基、盧森堡、里昂、孟買、新德里、費城、里約熱內盧、特拉維夫、維也納
部分跡象
2分：阿布扎比、阿拉木圖、伯明罕、波哥大、布拉提斯拉瓦、布里斯班、布加勒斯特、開羅、克利夫蘭、科隆、底特律、杜拜、胡志明市、基輔、利馬、里斯本、曼徹斯特、蒙特維多、奧斯陸、利雅德、鹿特丹、聖路易斯、西雅圖、斯圖加、海牙、溫哥華
極微跡象
1分：阿德萊德、安特衛普、奧爾胡斯、巴爾的摩、班加羅爾、博洛尼亞、巴西利亞、卡爾加里、開普敦、可倫坡、哥倫布、德勒斯登、愛丁堡、熱那亞、格拉斯哥、哥德堡、廣州、河內、堪薩斯城、利茲、里爾、馬賽、里奇蒙、聖彼得堡、塔什干、德黑蘭、提華納、杜林、烏得勒支、威靈頓

2006年全球城市會議
2006年全球城市會議 [3] 將於2006年6月29日假利物浦希望大學舉行，由Dr. Lawrence Phillips主持。會議旨在確定「全球城市」的定義，評核準則包括：城市的形象、敘述、經濟、規劃和市民的體驗。會議也會探討是否只有已知的「四大世界級城市」──倫敦、巴黎、紐約和東京，才可享有全球城市的地位；又或者，發展迅速的亞洲城市或第三世界可否列入世界級城市。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8%E7%90%83%E5%9F%8E%E5%B8%82&variant=zh-tw

大小官員們：別丟掉一個城市的靈魂！

近20年來，神州大地上最風行的一個字：拆！

近日，建設部總工程師王鐵宏在部派城鄉規劃督察員試點工作座談會上表示，全國200多個地級以上的城市，就有183個曾經提出過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設想。（《新京報》4月24日）
即使不想建設&quot國際化大都市&quot，很多地方都在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和建設。小城市要擴建成大城市，大城市要打造核心商業圈，要建超豪華的酒店賓館，要吸引外國人能來投資落戶，而大拆大建、棚戶區改造這樣模式幾乎已經成爲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我們城市很多古舊建築都在城市所謂現代化、大都市化的進程中被有意地毀滅了。只要不是重點保護文物，清朝的、民國的那些有著上百年曆史的老房子都可以被轟鳴的鏟車推倒。我們看到了城市商業的繁榮、看到了所謂的現代氣息。可我們在任何一所城市的繁華地帶再也找不到一座老房子，一座可以從中讀出這個城市曆史和文化的建築。
城市是什么？問一千個人也許會有一千個答案。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城市就意味著經濟的繁榮、意味著社會的文明。城市是令人神往的，要不就不會有那么多的人把進城當作人生的一個夢想。可僅僅有繁華的商業圈、鱗次櫛比的高樓、川流不息的車流、熙熙攘攘的人群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城市了嗎？我們的城市似乎已經中了盲目追求現代、追求時尚的毒，城市的曆史出現了斷層。我們城市的商業氣息越來越濃，可曆史氣息卻越來越淡。
我不知道在現代與曆史之間我們該做一種怎樣的衡量，追求現代、追求經濟難道非得犧牲曆史嗎？我們在城市建設中似乎已經不喜歡曆史，不喜歡一切跟老、舊沾邊的東西。
多年以前，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城的城市建設中就曾提出“爲了從整體上保護北京古城，在月壇以西、公主墳以東，建設一個全新的中央行政區。而對老城則按照曆史遺留下來的樣子，悉數予以保留。”如果按照梁先生的建議，我們今天北京的曆史文物將會更多，曆史文化將會更濃厚。其實跟北京相比，南京、西安這些城市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那些能夠見證曆史，傳承文化的建築越來越少，那些鋼筋混凝土的高樓越來越多，城市已然在商業化的道路上迷失。更耐人尋味的是，我們一方面是破壞者。在巨大的經濟利益誘惑面前，我們寧願讓那些古舊建築灰飛煙滅；可另一方面我們又是建造者。在懷舊與複古的思潮之下，我們又大量仿造那些古舊建築。只不過逝去的東西永遠不會在回來，仿造的終究是贋品。
古舊建築其實是一個城市的名片，它見證了一個城市的曆史，凝聚的是一個城市的文化。在破與立，現代與曆史之間，我們或許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觸摸那些古舊建築實際上就是在觸摸一個城市的靈魂，古人爲我們留下了美輪美奐的建築和濃厚的曆史文化底蘊，可我們又能給後人留下些什么呢？冰冷的鋼筋混凝土、外觀大相徑庭的高樓、堆積如山的垃圾、污染的城市空氣和透著瀝青味兒的馬路。這些留給後人的東西能代表文化嗎？那些古舊建築可以曆經風雨百年，可我們如今的建築呢？拆了建，建了拆，能超過百年或者能保存百年的又有多少呢？
留住那些在城市裏殘存的古舊建築就是留住一個城市的記憶、留住了那些觸摸到的曆史、留住了一個城市的靈魂。
籲請哪些掌管城市建設的大小官員們：別丟掉城市的靈魂
http://www.chinataiwan.org/wh/whzt/200804/t20080429_632908.htm

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 (群學 2010)

　　內容簡介
　　大衛．哈維無疑是他那一代人裡，最具影響力、最廣受徵引的地理學家。他的聲望遠遠超越了地理學，延伸到社會學、都市規劃、建築、人類學、文學研究和政治科學。這本書首度將過去三十年來的原創性文章彙整在一起，關注地理知識和政治權力之間的張力，以及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
　　大衛．哈維對於科學及地理學倫理中立宣稱的堅定質疑，像是一條線索貫穿了全書。他嘗試解釋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並將空間理論奠基於社會正義中。在這個過程裡，他處理了地理學史上遭受忽視或誤解的人物，將他們安置在知識史的脈絡之中。本書出現的人物有康德、凡邱念、洪堡德和拉提摩爾，伴隨了馬克思、黑格爾、海德格、達爾文、馬爾薩斯、傅柯和許多其他人，顯示了地理思想的深遠根源和意蘊。同時，哈維針對當前社會、環境與政治趨勢的生動觀察，顯示了這種思想對於認識世界的現況和可能未來，有多麼重要。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紐約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研究院人類學講座教授。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地理系教授，以及牛津大學霍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講座地理學教授。他於1980年獲美國地理學家學會頒贈卓越貢獻獎；1989年獲瑞典人類學暨地理學社頒贈安德斯瑞特祖斯（Anders Retzius）獎章；1995年同時獲頒皇家地理學會的派特榮（Patron）獎章，以及法國的法崔盧德（Vautrin Lud）獎。
　　目錄
1. 重新發明地理學：與《新左評論》編輯對談
第一篇 地理知識?政治權力
2. 哪一種地理學對應哪一種公共政策？
3. 人口、資源與科學的意識形態
4. 對抗馬克思主義的迷思——芝加哥風格
5. 歐文．拉提摩爾：追憶錄
6. 地理學的歷史與現況：歷史唯物論宣言
7. 資本主義：片斷化的工廠
8. 聯邦丘觀點
9. 戰鬥性的地方主義與全球雄心：雷蒙．威廉斯著作中的地方、空間與環境之概念政治
10. 城市與正義：城市裡的社會運動
11. 製圖學認同：全球化下的地理知識
第二篇 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
12. 資本主義積累的地理：馬克思理論重構
13. 馬克思的國家理論
14. 空間修補：黑格爾、邱念與馬克思
15. 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
16. 從管理主義到企業主義：晚期資本主義都市治理的轉變
17. 階級力量的地理
18. 地租的藝術：全球化與文化的商品化

為什麼歷史上定都南京的基本都是短命王朝？真的是怪南京風水？ 2017-03-09

　　南京是一座古都，歷史上曾用過金陵、建業、建康、應天等等，曾經在這裡定都的政權有高達10個之多，所以南京也稱“十朝都會”，南京雖然是"帝王之宅"，但我們熟悉歷史的朋友都知道，定都在南京的王朝，似乎都逃不過短命的命運。這是為什麼呢？真的是因為風水原因？
（南京地理地形圖）
　　在孫權定都南京後，僅過了半個世紀，存59年(公元229年-公元280年)，東吳就讓西晉滅掉了。更奇怪的是，接下來的的朝代也幾乎都是短命王朝。除大明王朝，因後遷都北京而存在近277年外，其他8個，最長的是東晉王朝，存104年，公元317年-公元420年。餘下分別是：
　　南朝宋：60年，公元420年-公元479年
　　南朝齊：24年，公元479年-公元502年
　　南朝梁：56年，公元502年-公元557年
　　南朝陳：33年，公元557年-公元589年
　　南唐：39年，公元937年-公元975年
　　明朝：53年，公元1368年—公元1421年（遷往北京）
　　太平天國：12年，公元1853-公元1864年
　　中華民國：38年，公元1912年-1949年(後退守台灣，至今)
　　這種"短命現象"，曾引起了人們對南京帝王風水的懷疑和非議。甚至在中華民國定都南京時，也產生了嚴重的分歧。1912年2月14日，臨時參議院召集會議，專門審議定都一事。會議採用投票表決的方法，以決定定都於何處。表決結果，讓心儀南京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十分意外：
　　北京：20票;南京：5票;武昌：2票;天津：1票。
　　孫中山當時很惱火，決定第二天重新投票，必須選擇南京。黃興配合孫中山，出言威脅："明日再不按先生意願行事，我立即派憲兵將議員綁了出來!"後來在威逼之下，出席會議的27名參議員才改變了態度：
　　南京：19票;北京：6票;武昌：2票。
　　中華民國政府定都南京的複議案，得以通過。為何中華民國定都南京會出現這麼大波折?有人直接往上刨根問底，認為把南京說成"帝都"，是諸葛亮使壞，後人都中了諸葛亮的風水詭計。
　　還有一種說法是秦始皇斬斷地脈，斷了龍氣。
　　當然，這兩種說法只是傳說。南京之所以沒有出現定都於此的強大王朝，還有更為深刻的地理、經濟、人文的原因。從地理上來說，南京依山傍水，虎踞龍盤，易守難攻。在此處建都的天子們，一開始就著眼於“守成求穩”，缺乏攻略開拓，問鼎中原的進取雄心。而且南京處於整個中國的東南一隅，一道長江“天塹”把它與遼闊的北中國隔斷，最易於偏安苟且。

中國真的沒有海洋文明？2017-03-01

　　長期以來，中國以燦爛的內陸農耕文化對世界文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然而，近百年來，由於崛起於海洋的歐洲文明對世界秩序的強烈影響，來自黑格爾的“中國沒有海洋文明”“中國與海不發生關係”的論調在學術界應者甚眾。
　　這種來自西方權威的論斷加上歷史上農耕文化的強大，聚焦“中原”而忽略“沿海”已是中國學術界的常態。在教育體係與學科建設領域，更是形成了一個“中”“外”壁壘森嚴、“中國”在世界之外的封閉體系。
　　從地球的角度看，海洋佔據了其表面的約70.8%，而陸地面積佔比不到30%，陸域成了被海洋分割、包圍的島嶼。從人類發展的角度看，突破海洋對陸域的分割、探索海洋那一邊的世界、把生產生活活動延伸至海洋，是人類亙古不變的追求。
　　在逾千年的人類海洋歷史中，海上絲綢之路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航線與濱海區域港口城市在變化；交換的物產在變化；人民及政府對海洋貿易的態度在變化。但是，由海上絲綢之路帶來的物產交換與文化交融的大趨勢從未改變。
　　因此，對於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族群而言，海上絲綢之路的故事是不同的。
　　對於非西方國家而言，對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研究，特別是梳理前工業時代東方文明的影響力，是一種回擊歐洲文明優越論的文化策略。
　　從中國的歷史發展來看，傳統海上絲綢之路是以農耕時代中國物產為中心的世界文化大交流，從其相關歷史文化中可汲取支撐我們繼續前行的力量。
　　福州大學“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建設研究院”在多年研究中國海洋文化的基礎上，依託中國著名的出版機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策劃設計了“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海洋強國戰略叢書”。
　　本叢書在全球化的視野下，通過挖掘本民族海洋文化基因，探索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歷史、經濟、文化的關聯，建設具有中國氣質的海洋文化理論知識體系。叢書第一批於2015年獲批為“2015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
　　叢書第一批共十三本，研究從四個方面展開。
第一，以三本專著從人類新文化、新知識的角度，對海洋金融網、海底沉船進行研究，全景式地展現了人類的海洋文化發展。《海洋與人類文明的生產》從全球的角度理解人類從陸域進入海域之後的文明變化。

《海洋移民、貿易與金融網絡——以僑批業為中心》以2013年入選世界記憶遺產的僑批檔案為中心，對中國海洋族群在海洋移民、貿易中形成的國際金融網絡進行分析。如果說僑批是由跨海成功的海洋族群編織起來的“貨幣”與“情感”的網絡的話，那麼，人類在海洋上“未完成”的航行也同樣留下了證物，《沉船、瓷器與海上絲綢之路》為我們整理出一條“水下”的海上絲綢之路。
　　第二，早在歐洲人還被大西洋阻隔的時代，亞洲的海洋族群就編織起亞洲的“海洋網絡”。由中國濱海區域向東海、南海延伸的海洋通道逐步形成。從中國沿海出發，有到琉球、日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中南半島、新加坡、環蘇門答臘島區域、新西蘭等的航線。中國南海由此有了“亞洲地中海”之稱，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域，而我國東南沿海的海洋族群一直是這些海洋交通網絡中貿易的主體。本叢書有五本專著從不同的方面討論了“亞洲地中海”這一世界海洋貿易核心區的不同專題。
　　《東海海域移民與漢文化的傳播——以琉球閩人三十六姓為中心》以明清近六百年的“琉球閩人三十六姓”為研究對象，“三十六姓”及其後裔在向琉球人傳播中國文化與生產技術的同時，也在逐漸地琉球化，最終完全融入琉球社會，從而實現了與琉球社會的互動與融合。《從龍牙門到新加坡：東西海洋文化交匯點》、《環蘇門答臘島的海洋貿易與華商網絡》和《19世紀檳城華商五大姓的崛起與沒落》三本著作從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來討論印度洋、太平洋交匯海域的移民、文化與貿易。《歷史影像中的新西蘭華人》（中英文對照）則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呈現更加豐厚的內涵，100餘幅來自新西蘭的新老照片，讓我們在不同歷史的瞬間串連起新西蘭華僑華人長達175年的歷史。
　　第三，以三部專著從海洋的角度“審視”中國。《海上看中國》以12個專題展現以海洋為視角的“陌生”中國。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傳統文化、外來文化與民間亞文化一直是必不可少的資源。就中國的海洋文化知識體系建設來說，這三種資源有著不同的意義。由此可見，對明清保守的海洋政策的反思以及批判是我們繼承傳統的現實需求。

《朝貢貿易與仗劍經商：全球經濟視角下的明清外貿政策》與《明清海盜（海商）的興衰：基於全球經濟發展的視角》就從兩個不同的層面來審視傳統中華主流文化中保守的海洋政策與民間海商階層對此的應對，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國家海洋政策的失誤及其造成的嚴重後果；此外，在對中西海商（海盜）進行對比的同時，為中國海商翻案，指出對待海商（海盜）的態度或許是中國走向衰落而西方超越的原因。
　　第四，主要是戰略與對策研究。今天的國際法源於歐洲人對海洋的經略，那麼，這種國際法就有了學理上的缺陷：其僅僅是解決歐洲人紛爭的法規，只是歐洲區域的經驗，並不具備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資質。東方國家有權力在21世紀努力建設國際法新命題，而中國主權貨幣的區域化同理。《國際法新命題：基於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背景》與《人民幣區域化法律問題研究——基於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背景》就對此展開了研究。
　　從全球的視野看，海上絲綢之路是人類在突破海洋的限制後，以海洋為通道進行物產的交流、思想的碰撞、文化的融合進而產生新的文明的重要平台。
　　我們相信，圍繞海上絲綢之路，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都有言說的興趣。而對中國而言，傳統海上絲綢之路是以農耕時代中國物產為中心的世界文化大交流，源於漢唐乃至先秦時期，繁榮於唐宋元時期，衰落於明清時期，並終結於1840年。
　　今天，“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是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國尋找話語權的努力，在相同的文化語境之中，不同的學科與專業都有融入海洋話語時代的責任。歡迎不同領域與學科的專家繼續關注我們的討論、加入我們的航船：齊心協力、各抒其才。海洋足夠遼闊，容得下多元的話語。
　　本文選自“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海洋強國戰略叢書”序言。作者蘇文青，北京師範大學博士，現為福州大學教授、閩商文化研究院院長，福州大學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建設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兼職研究員。曾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福建師範大學任教。

　　中國為什麼沒有成為城市文明的未來？2016-09-19

本文摘自《全球城市史》，喬爾•科特金著。
　　在馬可•波羅和以後的伊本•白圖泰時代，預言東方代表著城市和文明的未來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到了1600年，從漳州的碼頭和貨棧到開羅的嘎薩巴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和伊斯蘭世界城市的活力開始消散。

一、繁榮的弊端
為什麼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城市與這個機會失之交臂？部分原因就在於給那些到東方的歐洲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度繁榮。在16世紀北京、德里、伊斯坦布爾和開羅的統治者看來，歐洲城市看上去渺小而落後。中國和穆斯林多數的技術、藥品和各種各樣的工具遠比歐洲的更加先進。在東方，特別是中國，灌溉和河佢係統高度發達，農業生產遠遠超過了西方。
　　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主要城市在人口和建築的華麗程度上看上去超過了歐洲同等的城市。1526年，蒙古人的後裔莫臥兒人奪取了印度的控制權，定都德里進行統治，伊斯蘭的歷史學家把這裡描繪成“有人居住的伊甸園”。伊斯坦布爾這個在被征服的君士坦丁堡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伊斯蘭城市，比當時歐洲任何城市都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更多的人口。 東方都城的輝煌進一步加深了東方人長期存在的自傲感。尤其是中國宮廷的態度：他們認為，按距離都城的遠近依次為皇室到王公的領地，此後是“被安撫的地區”，然後是“半文明的野蠻人地區”，最後是“沒有開化的野蠻人的地區”；在邊緣地帶末端的歐洲幾乎沒有什麼考慮的價值。 伊斯蘭世界上層人物的觀點不時表現出同樣的對外國人的輕蔑態度，特別是對歐洲人。公元9世紀巴格達的一份貿易調查報告認為，拜占庭、中亞、印度和中國可以提供有價值的物品；而北歐和西歐的城市的價值僅僅是它們是奴隸和稀有礦產的來源地。更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世紀這樣的態度也沒有太大的變化，而這時歐洲的軍事和科技已經顯現出明顯的優勢。
　　二、專制的局限
專制集權的強大進一步減緩了亞洲和伊斯蘭城市的發展進程。甚至像西班牙的科爾多瓦和中國長安這樣宏偉的城市，也隨著統治王朝的傾覆而衰落。專制體制也特別使得東方城市容易受到伊本•赫勒敦所描繪的政體的自然“生命週期”的破壞。他認為大多數伊斯蘭世界的統治機構都是由攻占城市掠奪財富的強悍的游牧民族建立的。第一代游牧民族——早期阿拉伯人、馬格里布部落和突厥人，經常表現出建設偉大帝國和城市所需要的超凡精力和想像力。 阿拉伯學者註意到，在穩固的地點享受奢侈生活越久，統治者必然越快地失去尚武的精神和頑強的品質。由於縱容他們的後代放棄馬背上的生活，所以就不能指望他們的後代保持其祖先的豪放品格。

當新的游牧入侵者出現的時候，對於大多數已經繁榮起來的城市來說，結果是災難性的。當公元1258年蒙古入侵者擊敗衰弱的阿拔斯•哈里發的軍隊的時候，巴格達就遭受了這樣的命運。蒙古人不僅殺掉了最後的哈里發及其大部分家屬，而且屠戮了城內的多數居民。城市的大部分被夷為平地。巴格達再也沒有成為“世界的十字路口”。 雖然伊本•赫勒敦的觀點多來自伊斯蘭世界的事例，但是同樣也適用於中國的王朝。在發展初期，宋、元、明、清每一個朝代都表現出相當的尚武精神和強有力的統治能力。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政權日益軟弱和腐敗。特權貴族、官僚和退伍士兵組成的“軍團”吞噬著帝國的財富。這就不可避免地把王朝脆弱的首都留給了新的游牧入侵者。
　　三、企業家受到壓制
這種持續衰頹的過程並非亞洲或者伊斯蘭社會所獨有。歐洲的貴族階層在經歷了幾代強盛之後也衰落下來。然而，與東方不同的是，歐洲興起的商人和手工業者階層為城市經濟帶來了生機，而且他們有能力實現政權的更迭。
　　在日本、朝鮮、中國、印度或者埃及，中產階級力量的蓬勃興起卻不曾發生。專制政權到處任意徵稅、沒收財產，以宮廷喜好行事，破壞了對企業家的激勵機制。伊本•赫勒敦這樣評述：“對民眾的財產的侵犯封殺了獲取財富的動機。”
　　 無論從商業還是政治的角度看，這些重要城市越來越背離世界的發展潮流。在新儒家學者的影響下，中國限制勇敢的探險活動，使沿海的城市遭受損失。這樣的決定最終將使海洋貿易被拱手讓給數千英里外歐洲城市裡的商人。
　　四、歐洲的再度興起
正當東方衰弱的趨勢不斷顯現時，在歐洲的城市中，先是在意大利，後來在大不列顛和荷蘭，新的資本主義精神開始興起。16世紀晚期，這裡有些城市已經和東方的一樣富有，並且後勁不減。

中國、印度和穆斯林的政權不了解、也沒有興趣了解這些發展。有權有勢的人——在自己的體系中安然度日——統治著北非、近東、印度和中國的大城市，當來自西方的探險者出現在他們的海濱城鎮時，他們一般沒有感覺到威脅。畢竟，這些人只是來自世界相當落後的地區的商人，他們的產品對於宮廷和集市來說都沒有什麼價值。 甚至歐洲人的高桅小船似乎也不會給人留下什麼印象。不久，這些小船出現的頻率越來越令人警惕，速度也越來越快，而且具備了更長距離航行的能力。17世紀末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商人逐漸控制了東南亞香料產地的貿易，同時也控制了利潤豐厚的非洲奴隸、象牙和黃金貿易。 貿易中心不再重要，像開羅、伊斯坦布爾這樣的城市開始在商業上衰落下來。甚至最初由近東出口到西方的咖啡，也是在荷蘭的殖民地爪哇生產，再由荷蘭的船隻販運咖啡豆到奧斯曼的市場上出售。 西方人開始以強有力的姿態出現在東方。中國、印度和非洲邊緣地帶的小商業居住點開始緩慢地發展成巨大的、充滿商業活力的城市。表面上依舊宏偉的伊斯蘭世界和中國內陸的大都市，逐漸開始失去對本國國內貿易的控制。最後，政治控制力和文化影響力也很快消失了。城市文明的一個時代畫上了句號，一個由歐洲人和他們的後裔所掌控的新時代即將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