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經版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7）不是因版權問題而絕版了嗎？
無妨，還有簡體字版，甚至連書也不用買，網上可找到免錢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電子書，我剪貼三段原文、和大陸四篇評文，不過先貼段我對杭氏的舊評：
《台灣共犯體》第三章 說文解字。五、民主與自由（一）民主主義
http://www.jslm.twmail.net/Data/Paper/History/LSTaiWanGongFanTi.mht
（１）現代化理論
政治行為論認為政治現代化就是要從傳統社會發展到現代社會（一三二p135-6），其間因結構分化、次級體系的自主性、和文化的世俗化（Almond的看法，p27）；大眾參與的擴張、政治系統能力增強、政治組識結構化、功能專業化（Pye,L.W.的看法，p25）；都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公平的財富分配、龐大的大眾、高識字率、普及的教育和高效率的政府（Lipset的看法，一二四p307、一三一p58-66）；開放的現代性格（一二四p310），所以有了穩定的民主政治發展。
（２）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威權主義
上述到Huntington1968年的《轉變中社會的秩序》有了決定性的轉變。杭氏研究主題是政治衰退而非政治發展（一三三p3-4）。衰退之因在社會變遷太快，而政治制度發展又太慢。於是現代化（含都市化、識字率、教育、工業化、大眾傳播）喚起了人民的政治意識，腐蝕了傳統政治權威和制度的根基，使建立新且合法有效的政治組識和制度，變得複雜且艱難，結果政治不安和紊亂（p4-5）。
雖然他也知制度建立應具備適應性、繁複性，自主性、和凝結性（p11），但因太過於重視秩序和衰退，故忽略了表面看來秩序良好、凝結力高的國家如共產國家（p1、419），其危機正是太過極權僵化，以致問題爆發，結構即瓦解。
現代化論者認為提高社會的開放性格、世俗化、高識字率、普及教育、都市化、大眾傳播、政治參與、工業化、和國民所得，會增加政治民主、安定、結構分化、和國家整合。
杭氏反批，認為反會造成社會挫折、政治不安定、政治腐化、軍人干政、貧富不均、城鄉對立、價值紊亂、疏離頹廢等（ch.1）。
杭氏論斷獲得二個時代（六七０年代、八九０年代）二組對照（第三世界與ＮＩＣs、蘇東與中共）之證實。
但吾人不要誤以為杭氏是個前後一致的學者，他在冷戰之後發表〈文明衝突論〉提醒美國人要慎防儒家文明（中共）與回教文明（中東、東南亞）的合作，更在《第三波》高倡民主優於秩序。
凡此種種可知，杭氏其實是美國主義者，他前後的不一反應了，之前有見於美國盟友大多因急於現代化而陷於紊亂，相對社會主義國家則穩定，為美國利益故強調秩序。冷戰之後，民主自由的要求瓦解了蘇東，繼經濟現代化後民主化有成的台灣和南韓等，又成為杭氏用以對付中共、北韓、新加坡等對美帝不滿者的棋子。由此可知後進國一定要從自己出發，找到適合自己可大可久的發展之道，而非隨著他人節拍起舞。在《第三波》時他樂觀地認為應在非西方推动民主，但到《文明衝突論》時則悲觀地認為不可，而只能遏制非西方以保護西方民主及耶教文明（一二一五p.4-5）。而在這一後一前的主張，卻是相互矛盾
《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原文：
本書的主題是文化和文化認同（它在最廣泛的層面上是文明認同）形成了冷戰後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沖突模式。本書的五個組成部分詳細闡述了這一主要命題的推論。
第一部分：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爲多極的和多文明的（楨：？）；現代化有別于西方化，它既未産生任何有意義的普世文明，也未産生非西方社會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間的均勢正在發生變化：西方的影響在相對下降；亞洲文明正在擴張其經濟、軍事和政治權力；伊斯蘭世界正在出現人口爆炸，這造成了穆斯林國家及其鄰國的不穩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價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爲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文化類同的社會彼此合作；從一個文明轉變爲另一個文明的努力沒有獲得成功；各國圍繞著它們文明的領導國家或核心國家來劃分自己的歸屬。
第四部分：西方國家的普世主義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沖突，最嚴重的是同伊斯蘭和中國的沖突；在區域層面的斷層線上的戰爭，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戰爭，産生了“親緣國家的集結”和更廣泛的逐步升級的威脅，並因此引起核心國家努力地止這些戰爭。
第五章：西方的生存依賴于美國人重新肯定他們對西方的認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獨特的而不是普遍的，並且團結起來更新和保護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來自 非西方社會的挑戰。避免全球的文明戰爭要靠世界領導人願意維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並爲此進行合作。
一個多極和多文化的世界（楨：？）
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曆史上第一次成爲多極的和多文化的。在人類生存的大部分時期，文明之間的交往是間斷的或根本不存在。然後，隨著現代時期的啓始，大約在公元1500年，全球政治呈現出兩個方面。在40O多年裏，西方的民族國家——英國、法國、西班牙、奧地利、普魯士、德國和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在西方文明內構成了一個多極的國際體系，並且彼此相互影響、競爭和開戰。同時，西方民族也擴張、征服、殖民，或決定性地影響所有其他文明。冷戰時期，全球政治成爲兩極化的，世界被分裂爲三個部分。一個由美國領導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會集團，同一個與蘇聯聯合和受它領導的略貧窮一些的集團展開了競爭，這是一個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的、政治的、經濟的，有時是軍事的競爭。許多這樣的沖突發生在這兩個陣營以外的由下述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裏：它們常常是貧窮的，缺少政治穩定性的，新近獨立的，宣稱是不結盟的。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共産主義世界的崩潰，冷戰的國際體系成爲曆史。在後冷戰的世界中，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人民和民族正試圖回答人類可能面對的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誰？他們用人類曾經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傳統方式來回答它，即提到對于他們來說最有意義的事物。人們用祖先、 宗教、語言、曆史、價值、習俗和體制來界定自己。他們認同于部落、種族集團、宗教 社團、民族，以及在最廣泛的層面上認同文明。人們不僅使用政治來促進他們的利益，而且還用它來界定自己的認同。我們只有在了解我們不是誰。並常常只有在了解我們反對誰時，才了解我們是誰。民族國家仍然是世界事務中的主要因素。它們的行爲像過去一樣受對權力和財富的追求的影響，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異的影響。對 國家最重要的分類不再是冷戰中的三個集團，而是世界上的七、八個主要文明。非西方社會，特別是東亞社會，正在發展自己的經濟財富，創造提高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力的 基礎。隨著權力和自信心的增長，非西方社會越來越伸張自己的文化價值，並拒絕那些由西方“強加”給它們的文化價值。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世紀的國際體系…… 將至少包括六個主要的強大力量——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國，也許還有印度— —以及大量中等國家和小國。”基辛格提到的六個主要強大力量屬于五個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還存在著一些重要的伊斯蘭國家，它們的戰略位置、龐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資源，使得它們在世界事務中具有影響力。在這個新世界中，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沖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
在這個新的世界裏，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部落戰爭和種族沖突將發生在文明之內。然而，當來自不同文明的其他國家和集團集結起來支持它們的“親緣國家”時，這些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暴力就帶有逐步升級的潛力。索馬裏部族的流血沖突沒有造成更廣泛的沖突威脅。盧旺達部落的流血沖突波及了烏幹達、紮伊爾、布隆迪，但是沒有廣泛地蔓延。波黑、高加索、中亞，或克什米爾境內的文明之間的流血沖突，可能演化爲更大的戰爭。在南斯拉夫的沖突中，俄羅斯向塞爾維亞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亞向波斯尼亞 人提供資金和武器，但它們這樣做不是由于意識形態，或者權力政治或經濟利益的緣故，而是由于文化親緣關系。瓦茨拉夫‧哈韋爾注意到，“文化的沖突正在增長，而且如今比以往曆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危險”，雅克‧德洛爾也認爲，“未來的沖突將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經濟或意識形態所引起”。而最危險的文化沖突是沿著文明的斷層線發生的那些沖突。
在冷戰後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統一的力量。人民被意識形態所分離，卻又被文化統一在一起，如兩個德國所經曆的那樣，也如兩個朝鮮和幾個中國正開始經 曆的那樣。社會被意識形態或曆史環境統一在一起，卻又被文明所分裂，它們或者像蘇聯、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亞那樣分裂開來，或者像烏克蘭、尼日利亞、蘇丹、印度、斯裏蘭卡和許多其他國家的情況那樣，陷于激烈的緊張狀態。具有文化親緣關系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國家基礎之上的國際組織，如歐洲聯盟，遠比那些試圖超越文化的國際組織成功。在45年裏，“鐵幕”是歐洲的主要分裂線。這條線已東移了幾百英裏。現在，它是一條一方面把西方基督教民族分離于穆斯林，另一方面把它分離于東正教的界線。
哲學假定、基本價值、社會關系、習俗以及全面的生活現在各文明之間有重大的差異。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宗教複興正在加強這些文化差異。文化可以改變，它們的性質對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可能隨時期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文明之間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面的重大差異顯然植根于它們不同的文化之中。東亞經濟的成功有其東亞文化的根源，正如在取得穩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方面東亞社會所遇到的困難有其文化根源一樣。伊斯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爲什麽民主未能在大部分伊斯蘭世界中出現。後共産主義的東 歐社會和前蘇聯的發展受到了其文明認同的影響。那些具有西方基督教遺産的國家正在 取得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的進步；東正教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前景尚不明朗；而各穆斯林共和國的前景則很暗淡。
西方是而且在未來的若幹年裏仍將是最強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權力相對于其他文明正在下降。當西方試圖伸張它的價值並保護它的利益時，非西方社會正面；臨著一個選擇。其中一些試圖竭力仿效和加入西方，或者“搭車”。其他儒教社會和伊斯蘭社會 則試圖擴大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勢來平衡”西方。因此，後冷戰時代世界政治的一個主軸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與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總而言之，冷戰後時代的世界是一個包含了七個或八個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異影響了國家的利益、對抗和聯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絕大多數來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級爲更大規模的戰爭的地區沖突是那些來自不同文明的集團和國家之間的沖突。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主導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國際議題中的關鍵爭論問題包含文明之間的差異。權力正在從長期以來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轉移。全球政治已變成多極的和多文明的。
文明間戰爭與秩序
涉及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國家的全球戰爭很可能不會發生，但不是不可能發生。前面已經提及，這樣的戰爭可能由不同文明集團間的斷層線戰爭升級而引發，特別是當一方爲穆斯林而另一方爲非穆斯林之時。如果推心勃勃的穆斯林核心國家競相爲其參戰的宗教親族提供援助，戰爭就更可能升級。如果第二和第三層次的親緣國家認爲不深入地卷入戰爭符合自己的利益，戰爭升級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引發文明間全球戰爭的一個更爲危險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間及其核心國家之間均勢的變化。如果這種狀況繼續下去，中國的崛起和這個“人類曆史上最大競爭者”的日益自我伸張，就將在21世紀初給世界 的穩定造成巨大的壓力。中國作爲東亞和東南亞支配力量的出現，與曆史已經證明的美國利益相悖。
鑒于美國的利益，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爭將如何發展？假設在2010年，美國軍隊撤出了已經統一的朝鮮，在日本的駐軍也極大地減少。臺灣和中國大陸已和解，臺灣繼續保持它事實上擁有的大部分獨立，但明確承認北京的宗主權，而且依照1946年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模式，在中國的倡議下進入了聯合國。南中國海石油資源的開發進展迅速，大部分區域是在中國的保護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區域則由美國公司開發。中國因擁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將建立對整個南中國海的控制，中國對整個海區一直宣稱擁有主權。越南開始抵抗，中越之間隨之發生海戰。急于雪1979年之恥的中國人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于美國。中國人警告美國不要插手，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則驚恐萬狀。美國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國對越南的入侵，呼籲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並將少數僅存的航空母艦特混艦隊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國海。中國譴責美國的行動侵犯了中國的領海，于是對特混艦隊發動空襲。聯合國秘書長和日本首相爲推動停火協議所作的努力失敗，戰火蔓延到東亞的其他地區。日本禁止美國使用美軍在日本的基地從事反對中國的活動，美國無視禁令，日本宣布保持中立並封鎖美軍基地。中國人從臺灣和大陸派出的潛艇和陸基飛機重創美軍艦隊和在東亞的軍事設施。與此同時，中國的地面部隊挺進河內，占領了越南的大片領土。
由于中國和美國都擁有向對方領土發射核彈的能力，因此雙方心照不宣地采取了克制態度，在戰爭初始階段沒有使用核武器。然而，兩國國內都存在對核襲擊的恐懼，在美國尤爲強烈。于是，很多美國人開始發問：爲什麽我們要面對這種危險？即使中國控制了南中國海、越南甚至整個東南亞，對于我們又會有什麽不同？反戰情緒在美國西南部拉美裔控制的州內最爲強烈，那裏的人民和州政府宣布“這不是我們的戰爭”，並效仿1812年戰爭期間新英格蘭的模式，選擇退出戰爭。在中國人鞏固了它在東亞的最初戰果之後，美國的公衆輿論開始向日本人在1942年時曾希望的那個方向轉變，他們認爲擊敗這個新近宣稱霸權的國家代價太大，還是讓我們滿足于通過談判來結束目前在西太平洋進行的零星戰鬥或“假戰爭”吧。
西方普世主義者的幻想和全球文化多樣性的現實，是否會不可避免和無法改變地導致道德和文化的相對主義？如果普世主義使帝國主義合法化，那麽相對主義是否會使壓制合法化？對于這些問題的答案再次是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文化是相對的，道德是絕對的。正如邁克爾‧沃爾澤所指出的，文化是“深厚”的，它們規定體制和行爲模式以引導人們走上一條對某一特定社會來說是正確的道路。然而，高于、超出和産生于這一最高標准道德的，是“淺顯”的最低標准道德，它體現了“得到重申的最深厚的或最高 標准道德的特性”。關于真理和正義的最低道德觀念存在于一切深厚的道德之中，與其不可分離。也存在著最低道德的“否定性戒律，最可能的就是反對謀殺、欺詐、酷刑、 壓迫和暴政的規則”。人們共有的“更多的是共同的敵人（或罪惡），而不是對共同文化的責任感”。人類社會是“普遍的，因爲它是人類的，特別是因爲它是一個社會”。“有時候我們與他人一同前進，但更多的時候我們是獨自行進”。然而，“淺顯”的最低道德的確産生于人類共同的狀況，而且“普遍趨向”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文化的共存需要尋求大多數文明的共同點，而不是促進假設中的某個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裏，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
90年代初，新加坡這個小國爲確認共性作出了努力。新加坡的人口構成大約是，76％爲華人，15％爲馬來人和穆斯林，以及6％爲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過去，新加坡政府在人民中倡導“儒教價值觀”的同時，堅持所有人必須接受英語教育並能夠講流利的英語。1989年1月，李光耀總統在議會開場演講中指出，270萬新加坡人對來自西方的外部文化影響是極爲開放的，這使得他們“與國外的新思想、新技術有著密切的接觸”，但也使他們向“外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開放。他指出：“以往支撐我們發展的傳統的 亞洲道德、責任和社會觀念，正讓位于更爲西方化的、個人主義的和自我中心的生活 觀”。他認爲有必要確立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群體所共有的核心價值觀，“它們應體現 作爲一個新加坡人的最基本點”。
李光耀總統提出了四個基本的價值觀：“將社會置于個人之上，將家庭作爲社會的 基石，通過共識而不是鬥爭來解決重大爭議問題，強調種族和宗教的相互容忍與和諧。”他的講話引起了關于新加坡價值觀的廣泛討論。兩年後，一本白皮書提出了政府的立場。 白皮書贊同總統提出的所有四個價值觀，但又補充了一條，即尊重個人，目的在于強調個人價值在新加坡社會中的優先地位，以抗衡可能導致裙帶關系的儒教等級觀念和家庭 觀念。白皮書將新加坡人的“共同價值觀”確定爲：國家先于（民族）群體，社會高于個人；家庭是社會的基礎單位；個人應受到重視和得到群體的支持；重視共識而不是鬥爭；種族和宗教和諧。
在列舉新加坡人對議會民主的信奉和政府美德之時，“共同價值觀”聲明卻只字不提政治價值觀。政府強調新加坡“在關鍵方面是一個亞洲社會”，並且仍將如此。“盡管我們講英語、穿西裝，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國人或盎格魯-撒克遜人。如果在更長的時間裏新加坡人變得與美國人、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難以區別，或者更壞，成爲他們可憐的仿制品（即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那我們就喪失了與西方社會的區別，而正是這些區別使我們能夠在國際上保持自我。
新加坡計劃界定各民族和宗教社會群體共同的、區別于西方的文化認同，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和有見識的努力。當然，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價值觀聲明，會更強調相對于社會群體權利而言的個人權利、言論自由、真理源于思想爭論、政治參與和競爭，強調法治而不是由專家、智者和負責任的統治者治國。然而，盡管西方人會補充新加坡所沒 有的一些價值觀，降低新加坡某些價值觀的優先位置，但幾乎沒有西方人會把這些價值 觀當作沒有價值的東西加以拒絕。至少在基本的“淺顯”道德層面上，亞洲和西方之間 存在著某些共性二此外，正如很多人已經指出的，不論世界上的幾大宗教——西方基督教、東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儒教、道教和猶太教——在何種程度上把人類 區分開來，它們都共有一些重要的價值觀。如果人類有朝一日會發展一種世界文明，它將通過開拓和發展這些共性而逐漸形成。因而，除了“避免原則”和“共同調解原則” 外，在多文明的世界裏維護和平還需要第三個原則，即“共同性原則”：各文明的人民應尋求和擴大與其他文明共有的價值觀、制度和實踐。
這樣的努力不僅有助于減少各文明的沖突，而且有助于加強單一的全球文明。這樣的文明可能是更高層次的道德、宗教、知識、藝術、哲學、技術、物質福祉等等的混合體。顯然，這一切並不一定要同時改變。然而學者們從文明史中很容易確認文明發展水平的高低。那麽問題是，人們如何標示出人類文明發展的起伏？是否存在著一個世俗的、超越個別文明的、向更高水平的文明發展的總趨向？如果這一趨向確實存在，它是否是現代化進程的産物（這一進程增強了人類對生存環境的控制能力，因而産生出水平越來 越高的先進技術和富裕的物質生活）？在當今時代，更高水平的現代化是否是更高水平的文明的先決條件？抑或是，文明水平的升降主要存在于各別文明的曆史之中？
這個問題是關于曆史發展是直線式的還是循環式的辯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可以設想，加強教育和自覺性，以及提高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的理解水平所導致的現代化和人類道德的發展，會使文明向越來越高的水平持續發展。另一種可能是，文明的水平不過反映了各文明的演進階段。一個文明形成之初，其人民往往生氣勃勃，充滿活力，粗悍，具有流動性和擴張性。他們相對來說是不文明的。隨著文明的演進，人們日益定居下來，並發展了使其變得更爲文明的技術和工藝。隨著其主要組成部分之間競爭的減少和普遍國家的出現，該文明便達到了文明的最高水平，即它的“黃金時代”，道德、藝術、文學、哲學、技術以及軍事、經濟和政治能力均達到鼎盛時期。當它作爲一個文明開始衰落時，其文明的水平亦開始下降，直至它在另一個水平較低但蓬勃發展的文明的進攻下消失。
總體說來，現代化在全世界提高了文明的物質水平。但是，它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在某些方面似乎是如此。在當代世界，奴役、酷刑和對個人的惡意侮辱越來越不爲人們所接受。然而，這是否僅僅是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影響的結果，如果是如此那麽在西方文明衰落之時是否會出現道德的回複？ 90年代，在世界事務中存在著衆多可以說明“大混亂”現象的相關證據：在世界的許多地方法律和秩序崩潰，國家管理不力，無政府狀態日益蔓延；在許多社會中，出現了全球性犯罪浪潮；跨國犯罪集團和販毒集團猖猛，吸毒現象泛濫；在許多國家中家庭普遍削弱，信任感和社會團結下降；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區，民族、宗教和文明間的暴力活動以及武力統治盛行。在一座又一座城市裏——莫斯科、裏約熱內盧、曼谷、上海、倫敦、羅馬、華沙、東京、 約翰內斯堡、德裏、卡拉奇、開羅、波哥大和華盛頓，犯罪現象幾乎直線上升，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正在消失。人們在談論全球性的政府危機。跨國犯罪組織、販毒集團以及 以暴力打擊文明的恐怖主義組織的興起，越來越可與跨國公司生産的經濟産品的增長相比。法律和秩序是文明首要的先決條件，然而在世界的許多地區——非洲、拉丁美洲、前蘇聯、南亞和中東，它似乎正在消失，而它在中國、日本和西方也在遭到嚴重破壞。 在世界範圍內，文明似乎在許多方面都正在讓位于野蠻狀態，它導致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一個全球的“黑暗時代”也許正在降臨人類。
50年代，萊斯特‧皮爾遜曾警告說：人類正在進入“一個不同文明必須學會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時代，相互學習，研究彼此的曆史、理想、藝術和文化，豐富彼此的生活。否則，在這個擁擠不堪的窄小世界裏，便會出現誤解、緊張、沖突和災難”。和平與文明的未來都取決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識領袖之間的理解和合作。在文明的沖突中，歐洲和美國將彼此攜手或彼此分離。在文明和野蠻之間的更大的沖突， 即全球性的“真正的沖突”中，已經在宗教、藝術、文學、哲學、科學、技術、道德和 情感上取得了豐碩成果的世界各偉大文明也將彼此攜手或彼此分離。在正在來臨的時代，文明的沖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 戰的最可靠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