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讀韓特的《文化戰爭》（正中，1995）不知美國宗教右翼份子的影響力：
六０年代開放、自由而多元的美國社會曇花一現的消失，新興的宗教保守勢力抬頭。一群單線思考、雙重標準的宗教右翼份子，緊抱著道德和教義不放，用來面對這瞬息萬變的世界。
文化戰爭蔓延在世界上每一個有人角落，不論你是屬於基本教義派的我類或一類，也不論你屬於將人分成兩類或被人分成兩類的任何一種，都不能漠視隨時可能掀起的一場文化戰爭。
作者簡介：詹姆士˙戴維森˙韓特，一九五四年生，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宗教及社會學教授，著有：《福音主義：即將來臨的世代》、《威廉伯格憲章普查：宗教與美國大眾生活》
是嗎？我在《上帝代表華盛頓》 也書評過美國宗教在國會的游說力量：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1756048/20060227072603
南方朔在《文化戰爭》＜導讀＞說：「美國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興起，已快速的改變了美國的內政及外交生態。」
難怪南方朔面對2004年的美台總統大選，會撰文＜選舉總是會變成愛國文化戰爭＞（中時 2004.03.08 時論廣場）批判之。
http://blog.pixnet.net/missrain/post/6226059
左觀而已，右觀則不然，不信？看下邪者如何美化「愛國文化戰爭」？
文化戰爭＞中時 時論廣場2004-11-10徐永明 澄社評論
在美國總統開票的次日，民主黨人除了震懾於布希陣營的選票動員能力之外，她／他們突然發現這不只是一個選舉而已，這是一個文化戰爭，一個持續已久但是被主流媒體忽視的深層變化，民主黨兩次總統選舉的失敗，不過是這個文化戰爭的諸多傷亡之一；同樣的，布希的連任也是踩在這個浪頭上的勝利者，不理解這個文化戰爭的進行，就難以理解政治世界變化的動力。
當紐約時報以社論支持凱瑞並不奇怪，但是華盛頓郵報也跟進時，許多人會認為風向已經改變了；當凱瑞在選舉辯論中表現比布希好是可預期的，但是民調顯示的領先卻是一個訊息，代表美國民意的轉向，投票結果卻是另一回事，民意調查，尤其是宣稱凱瑞勝選的出口調查（exit poll），成了凱瑞認輸前第一個陣亡的。
許多人用民粹操縱來解釋這樣的政治變化，卻很難解釋為什麼凱瑞有要放棄南部各州，來贏得美國大選的天真想法。放在台灣的總統大選也是一樣的，國親有在南部小輸，用北部票來補的策略思考，為什麼「南方」會成為一個選舉罩門，除了她／他們是「笨蛋一國」的偏見之外，文化的差異，菁英與草根群眾的距離大概是主要的原因。
其實，認為選舉就是要民粹是個簡化的說法，政治領袖必須與基層民眾作聯繫，不僅是利益上的，更多是感情與理念上的。布希堅持減稅有利於富人，但是選票卻多來自中下階層，更不要提上戰場的都是這些家庭的子弟；出身康州豪門的布希卻是這些中下民眾認同的總統，除了他的英文不太好之外，他的人格缺點，在辯論會激動的表現，對伊拉克戰爭的執著，都成為一個選戰主軸的表現。
當然，很多人會說這不是文化，民主的文化應該是理性辯論，應該是排除熱情與信仰的抉擇，這表現在高爾、凱瑞先後兩個民主黨候選人身上，都是相當優秀的，但是卻無法喚起民眾的共鳴。難道是民眾不理性，還是菁英不夠聰明，無法掌握民意的變化，還是根本就是兩個美國的問題，一個都市化、世俗化、全球化的美國；另一個則是小城的、信仰的、愛國的，表現在布希的選票分布上幾乎一致。
或許，能成為多數總統的，不是帶領這一個美國征服另一個，而是能在這一個美國與另一個對話，布希出身與凱瑞、高爾一樣是藍血貴族，但卻被視為德州牛仔，成為另一個美國的領袖；同樣的，柯林頓是單親無名家庭之後，卻成為東西岸文化、科技菁英鍾愛的南方之子，誰能溝通兩個美國的差異，誰就有選票多數的可能。
這是文化戰爭的本質，不是高低優劣的征服計畫，而是誰能溝通兩個世界的問題意識。
http://www.ts.twmail.org/content/article.asp?id=11
（二）1960年以來美國的保守主義社會運動
保守主義的社會運動指保守主義思想家從象牙塔走入社會，通過指導和建立政治組織和宗教組織、利益集團/政治行動委員會、基金會、思想庫等來擴大保守主義思想在社會和政治上的影響。這場社會運動內容比較廣泛，涉及經濟/財政保守主義運動、社會/文化保守主義運動、聯邦主義運動、自由意志運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文化保守主義運動，主要有“新右派”（New Right）和“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運動。“宗教右翼”雖然與“新右派”關系密切，但由于它的領袖主要是各教派的布道者，既包括福音派，也包括新教原教旨主義，既包括天主教正統派，又包括猶太教正統派，因而它比“新右派”具有更多的神學色彩。 此外，“新右派”與“宗教右翼”所處的時代不同，“新右派”主要活躍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 而“基督教右翼”則在八、九十年代和當前的21世紀更爲活躍。
正如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老右派”是三十年代的“老左派”的對立面一樣，七、八十年代的“新右派”是六十年代的“新左派”的對立面。“老右派”與“老左派”的對立主要是由于經濟問題而産生的；而“新右派”與“新左派”的分歧則是由一系列的社會文化問題而引起的。“新右派”本來在六十年代就已開始醞釀，但它在七、八十年代才興起，它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晚于“新左派”。自1962年在校園中成立的“爭取民主社會學生”（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簡稱SDS）組織開始，“新左派”在六十年代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如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反文化運動、性解放運動，他們對社會的批評及這些運動的發展，促使民主黨控制的國會通過了一系列改變曆史的法律，如“民權法案”、“戰爭權力決議”等；他們支持的總統候選人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喬治•麥戈文分別在1968、1972年兩次大選中獲得民主黨的提名，然而，他們的影響在70年代後日漸式微。
相比之下，在像小威廉•巴克利這樣的保守主義思想家指導下的、于1960年在校園中成立“爲自由的美國青年”（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簡稱YAF）的右派學生組織，直到80年代才解體。這一組織的學生大多出身于共和黨人家庭，他們對共和黨感染上自由主義頗不以爲然，認爲共和黨內的自由主義缺少“保守”古典自由主義所尊奉的自由、傳統和秩序；而華盛頓的集權制正是民主黨式的自由主義發展過頭的結果，政府職能的擴大雖然給予了一部分人自由，但同時奪走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如在南方實行新的強制性的種族融合、肯定性行動等。這一組織爲七、八十年代新右派保守主義運動培養了不少骨幹力量，如新右派的核心領袖、曾任YAF首任執行主任的理查德•維格裏(Richard Virgurie)成爲保守主義政治運動的直郵籌款(Direct Mailing)專家；YAF的老戰士霍華德•菲利普(Howard Phillip)建立了“保守主義核心會議”(Conservative Caucus)組織；保守主義活動家保羅•M•韋裏奇(Paul M. Weyrich)發動了“基督教右翼”的保守主義運動。
“新右派”和“基督教右翼”(Christian Right)通過四類組織來擴大其對政治的影響：
（1）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簡稱PACs)。政治行動委員會是指對競選公職的候選人進行捐款的利益集團的政治組織，它的活動主要是籌款和捐款，目的是幫助保守派人士進入政治領導層，從而使之同情保守派的主張，如1974年韋裏奇領導成立的旨在幫助保守派人士當選國會議員的“爭取自由國會生存委員會”；1975年菲利普斯領導建立的保守派核心會議，它主要在基層活動，在全國每個國會議員選區均設分會，約有30萬會員；以及1974年特裏•多蘭組建的全國保守派政治行動委員會等。這些組織已成爲美國最大的保守派政治行動委員會。
（2）單議題的利益集團。這些單議題的利益集團有愛德華•麥卡提爾(Edward McAteer)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牧師1979年建立的“宗教圓桌會議”(Religious Roundatbles)、羅伯特•比林斯（Robert Billlings）建立的“全國基督教行動聯盟”(National Christian Action Coalition)、傑裏•福爾韋爾(Jerry Fulwell)1979年建立的“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其中道德多數派聲勢最大，有40萬名成員、６萬名牧師，在全國各州設有分部，年度預算超過600萬美元；以及帕特•羅伯遜（Pat Roberson）領導的“基督教右翼”。
（3）思想庫和出版物。1973年，保羅•韋裏奇創辦了新右派的思想庫——傳統基金會，80年代前，傳統基金會很少有超越共和黨保守派的活動，因而不太引人注目。80年代後，隨著裏根當政，傳統基金會的活動範圍逐漸擴大，目前它以內政、外交、經濟和社會問題爲研究對象，經常舉辦研討會，提出政策建議。特別是90年代以來，傳統基金會對政策的影響尤爲明顯。1994年，共和黨的新議員一改常例，不去哈佛大學聽取有關立法方面的報告，而是去傳統基金會，這反映出新右派對共和黨的影響。此外，1995年以來，傳統基金會的媒體曝光率始終位于第二位或第三位，僅次于布魯金斯協會，比其他老資格的或大名鼎鼎的外交關系委員會或美國企業研究所表現還突出。小布什上臺以來，傳統基金會的影響進一步加強，布什內閣的許多提名都是由傳統基金會人才庫推薦的。新右派的出版物主要有理查德•維格裏1975年創辦的月刊《保守文摘》（Conservative Digest），它現在已成爲“新右派”的機關刊物。此外，“新右派”的許多組織都有自己的出版物，如傳統基金會的《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季刊和《今日傳統》月刊。
與四、五十年代的保守主義思想運動相比，“新右派”和“宗教右翼”的社會運動是右傾的平民主義運動，它的影響巨大而深遠，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其組織不斷發展壯大，同時美國社會中自稱是保守派的比例穩步增長，到1993年幾乎與自稱是溫和派的比例持平（40%）。 宗教右翼在南部、中西部有很大的影響，這些地方因而被稱爲“聖經帶”。“宗教右翼”現在已擁有170萬成員，自1992年起，它已成爲共和黨內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一些州，如在阿拉斯加州和明尼蘇達州，“宗教右翼”的分支機構福音基督教和生命權運動事實上已控制了州的共和黨組織。
（2）80年代後，“新右派”和“新宗教右翼”對美國公共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例如“新右派”利用草根組織直接將政策主張付諸實踐：菲利斯•施拉芙萊(Phyllis Schlafly)領導的擁有５萬名會員的“鷹論壇”(Eagle Forum)通過在州議會作證、舉行集會、組織請願、遊說等方式成功地使“1972年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 Amendment，簡稱ERA)于1983年失效 ；在反對墮胎的“新右派”和“宗教右翼”的衆多組織 的壓力下，自1976年開始，共和黨的政綱連續四次寫入支持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以恢複保護未出生孩子的權利” 。1981-1982年，“新右派”還在31個州提出了118項議案，其中“人類生命權利修正案”規定：除挽救母親生命外，禁止以任何理由墮胎；禁止使用子宮內避孕器，因爲生命始于受孕。90年代中期，宗教右翼希望共和黨控制的保守的第104屆國會能通過禁止墮胎的法案，但這一願望並未完全實現， 于是他們在1995年通過了《與美國家庭的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n Families)以表示對共和黨議員的不滿。
（3）對全體美國人政治觀念或公衆哲學産生了深刻影響。根據芝加哥輿論研究中心的一般社會調查的研究，自1974年後，人們在一系列議題上的立場越來越趨于保守。 1996年即使是民主黨的克林頓總統也聲稱“大政府時代一去不複返了”。 這表明，保守主義思潮不僅成爲共和黨內的主流思潮，而且也對民主黨的政策觀念産生了影響。9•11後美國的保守主義思潮在愛國主義的推動下更加膨脹。
冷戰結束以來，保守派加強了“搶占”思想庫和大學的努力，試圖推動美國的保守主義社會運動繼續發展，並在社會政治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全國富有同情心的慈善機構委員會”的調查發現，自1992至1994年，美國12個主要的保守基金會向研究所、大學、思想庫、媒體和利益集團提供了2.1億美元的資助，其中贊同“自由市場”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得到的資助最多，爲890萬美元，其次是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爲690萬美元，卡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390萬美元，赫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330萬美元，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210萬美元。韋裏奇的自由大會基金（Free Congress Foundation）得到500萬美元，威廉•克裏斯托爾(William Kristol)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和《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雜志得到190萬美元，《新標准》得到170萬美元，波多霍羅茲的《評論》得到100萬美元，另外320萬美元給了小威廉•巴克利和本•瓦騰伯格（Ben Wattenberg）的電視節目。在著名大學中，作爲保守思想的堡壘芝加哥大學獲得的資金最多，達1000多萬美元，其次是哈佛大學，960多萬美元，喬治•梅森大學800多萬美元，耶魯大學590多萬美元。 這些思想庫和大學對十年來美國的社會政策（如福利改革、肯定性行動、社會保障、教育改革）、經濟政策（如平衡預算、減稅等）、外交/防務政策（如北約東擴、日美安全條約的重新修訂、NMD的提出）等産生過重大影響。保守派清楚地知道，思想産生影響，因此他們在思想方面的投資更加不惜成本。
（三） 1964年以來美國的保守主義政治運動
“保守主義的政治運動”指保守主義者影響政治的努力，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使更多的保守主義者擔任公職；二是使美國的內外政策最大限度地反映保守主義的觀念，從而實現保守主義者的理想。這兩方面都與共和黨有密切聯系。
作爲一種意識形態，保守主義的興起主要是由于“新政”自由主義在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上的破産。保守主義思潮本來是自發地存在于共和黨之外的，它與共和黨的聯系是“雙向選擇”的結果，它包括兩方面的動向：一是共和黨的保守主義化，二是保守主義的共和黨化。共和黨候選人在議題上的立場與保守派的精英、組織和選民的立場比較接近，因而保守派選擇了共和黨作爲政治靠山。保守派希望借助于共和黨實現自己保守主義的目標，而共和黨則希望借助保守派來贏得選舉政治的勝利。
從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保守主義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影響不大。它第一次冒頭是在60年代中期，1964年共和黨選出極右翼的巴裏•戈德華特作爲總統候選人與民主黨的在職總統林登•約翰遜競選，結果約翰遜大獲全勝。直到80年代裏根當政，保守主義才獲得出頭之日，裏根的當選就是借助了保守主義的力量。1992年大選，以新民主黨人面目出現的克林頓擊敗了布什，入主白宮；國會兩院也處在民主黨人的控制之下，自由主義由此暫時東山再起。1994的中期選舉猶如一次“大地震”，共和黨人以一部“與美利堅的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擊敗了民主黨人，從國會中的少數黨一躍而成爲多數黨，把自二戰後重建時期以來一直屬于民主黨牢固陣營的的南方搶奪過來，占據了闊別40多年的國會山的領導地位，從而開始了新一輪意義上的真正的“保守主義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1994年的中期選舉意義重大，它象征著自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形成的新政聯盟的瓦解，新的政治力量重新組合。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大政府時代已經過時了。1996年的大選結果不過是這一趨勢的繼續和發展。克林頓之所以獲得連任，其原因不在于他提出了自由主義的綱領，而恰恰在于他“偷”了共和黨的主張，包括平衡預算、減稅、自由貿易、精簡政府機構、實行福利制度改革等等。他充分認識到潮流已經變了，大政府主義的時鍾停擺，因而及時地調整了政策。正如他的首席競選專家迪克•莫裏斯（Dick Morris）所說，克林頓獲得連任的戰略就是從根本上變爲一名共和黨人。他的主張與此前的自由派有明顯的不同，因而有人說他與民主黨的關系是別扭的“擁抱”。他的勝利是他個人及其政策的勝利，無助于民主黨內的自由派重新獲得權力。
1996年共和黨在國會繼續保持了優勢，在參議院的席位比上一屆增加了兩席，兩黨的議席之比是55：45，在衆議院的優勢則比上一屆有所削弱。1996年換屆選舉後，共和黨州長與民主黨州長的數目仍保持上一屆的比例，即33：17，但共和黨州議席比民主黨多幾千席。隨著聯邦權力的減弱，州和地方政府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比從前要起更大的作用，特別是在涉及公民自身利益的醫療保障及社會福利等方面。
半個多世紀以來，保守主義的演進循著這一軌迹發展：從思想運動走向社會運動，又從社會運動步入政治運動，它在美國政治中從邊緣走到中心，直至發展到與自由主義比肩而立。作爲美國的兩大意識形態，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是既對立又統一的兩極 。
在不同階段，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影響不同：以20世紀70年代中期爲界，此前，自由主義在美國社會政治中獨領風騷；此後，保守主義逐漸與自由主義思潮分庭抗禮。從社會情緒和政治氣氛來說，近十五年來美國社會偏于保守，保守主義思潮的聲勢遠比自由主義思潮壯大：傾向于保守主義的思想觀點被全國主流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基督教箴言報》、《今日美國報》《華爾街日報》等）引證的百分比遠遠高出傾向于自由主義的思想和觀點 ；1995年以來這一趨勢更加明顯，八年間保守主義或右傾的思想庫被引證的平均百分比占全部思想庫的50%以上，而自由主義或左傾的思想庫被引證的百分比平均不到15%。最近五年的政局發展也證明了保守主義思潮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會主導美國政壇，政治鍾擺還可能會繼續向右擺：2000年大選後，近70年來共和黨同時控制著了白宮和國會兩院；2002年，國會共和黨一反常規地在中期選舉中獲得勝利、從而鞏固了在國會的多數地位；2004共和黨在各個層級的選舉（總統選舉、國會選舉、州長選舉和州議會的選舉）中贏得了多數，似乎預示著共和黨時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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