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外交政策＞是篇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 張立平的佳文，它對美國錯綜複雜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外交政策之關係，剖析地非常清楚，特貼以供本台相關書評之參考。
＜美國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外交政策＞張立平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
什麽是美國的自由主義？簡單地說，它是指來源于英國的、與美國個人主義相結合而形成的以個人自由權利爲核心的一種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是美國政治共識和“美國信條”（American Creed）或美國主義（Americanism）的核心，“美國信條”的政治思想（自由、平等和民主）則是美國民族認同的基礎，基于政治而形成的國家認同使美國成爲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自由主義還是其他各種次級意識形態的公分母。這種單一的意識形態是美國在世界上實行霸權政策的強有力的思想基礎和國內動力。
本章中的自由主義指的是當代美國的自由主義，即“新政”以來流行于美國的自由主義，它是“修正主義”的自由主義。此前，在意識形態方面，古典自由主義（或原教旨自由主義）在美國一統天下。
古典自由主義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英國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學和18世紀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經濟學，洛克在《政府論》(Two Treaties On Government)提出，人是有理性的，個人自由是人最重要的權利，政府是爲了保障個人的權利而設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國家不應當阻礙個人追求幸福；斯密的《國富論》則明確表示，市場是“一只無形的手”，它會自動調節經濟的運行，國家不應當幹預經濟生活。
1776年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1791年的《憲法》 可以說是美國版的古典自由主義，這兩個文件也是美國政治的“聖經”，是美國賴以立國的基礎。美國人一直自豪地宣稱，與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不同，由移民構成的美利堅民族不是靠相同的血緣紐帶或民族的共性、更不是因爲相同的出生地而形成的，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建立在共同思想和共同政治信仰的基礎上的國家，古典自由主義是美國人的共識，也是美利堅民族認同的基礎。古典自由主義的特點是要求限制政府或國家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在經濟上實行自由放任政策，靠市場自動調節供求關系；政治上強調政府或國家不得妨礙、損害個人自由；在社會生活中，自由主義者要求人們自己承擔起對自己的責任，而不依賴于政府，靠個人奮鬥來實現“美國夢”(American Dream)；在社會生活中，自由主義者希望政府“別管我”（Let met alone），讓我自己來。
當代美國自由主義以改良的形式對古典自由主義進行了“革命性”的修正，主張國家對于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就是政府要變成“有作爲”的積極政府，而不是此前的“不作爲”的消極政府：在經濟上，國家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提供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在社會公共政策方面，政府通過稅收政策、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政策、醫療照顧和醫療援助政策，以及肯定性行動等政策來進行社會財富和資源的再分配，來縮小貧富懸殊、促進社會公正；在政治方面，政府通過一系列有關民權的法律，使黑人或其他族裔群體獲得選舉權，擴大美國民主。
當代美國自由主義成形後，同傳統保守主義形成了對立。而當代美國的保守主義卻接納了古典自由主義的許多觀點，並在同當代自由主義抗爭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和壯大起來，成爲與它相對立的意識形態。當然，保守主義所要“保守”的其實是古典自由主義。此後，在美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中，便出現了兩種主要不同的政治思潮、兩種不同的政策選擇：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下面就先論述自由主義。
一、自由主義的嬗變及其內涵
一般認爲，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沒有人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效用提出過嚴肅質疑，更沒有人主張大政府。美國人是通過獨立戰爭才擺脫了英國殖民統治的，因此他們從內心裏對政府（尤其是遠不可及的聯邦政府）的作用充滿了懷疑，並對政府的權力進行了重重限制。政府被認爲是不得已而存在的必要的“惡”。無論是《憲法》條款還是三權分立的制度安排，都旨在防範政府對個人自由權利的侵害。那麽，爲什麽古典自由主義會在羅斯福“新政”中發生“革命性的修正”呢？這都是1929-1933年那場美國經濟前所未有的大危機造成的結果。
在此之前美國也曾發生過經濟危機或經濟衰退，但古典自由主義並沒有被抛棄。于是，人們可能不禁會問：爲什麽此次危機會成爲自由主義的轉捩點或分水嶺呢？表面上看主要原因是這次大危機的深度、廣度和嚴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華爾街衆多銀行倒閉，一些承受不了破産打擊的金融家紛紛跳樓自殺；領不到退休金的退伍軍人彙集到華盛頓國會山前的大草坪上示威遊行甚至乞討，一些無家可歸的人在紐約中央公園搭建起簡陋的棚屋，戲稱爲“胡佛村”。在整個30年代，美國的失業率平均爲18%，高峰時期甚至達到四分之一，近1500萬人找不到工作。直至1936年，失業率還高達16.9%，總計約900萬人找不到工作。
已成爲世界首富的美國竟然陷入了如此悲慘的境地，使一些經濟理論家發現原先被奉爲神聖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市場調節理論失靈了。1932年選民們將自己對偏袒企業的共和黨胡佛政府的不滿用選票表達出來，民主黨挑戰者候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爲了緩解經濟危機、挽救美國資本主義，羅斯福上臺後不得不另辟蹊徑，放棄共和黨的自由放任政策，運用國家權力對工業、農業、貿易、財政和金融進行廣泛的調節，後人稱之爲“新政”。
從深層次來看，古典自由主義失靈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1）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經濟已經從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自由競爭、自由放任與這一新的高度壟斷性質的經濟模式已不相適應，大危機只不過是這種不適應的總爆發。（2）隨著美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發展，以及全國性市場和社會的形成，有組織的工會會員不斷增加，工會在遇到勞資糾紛時有能力組織罷工，勞資矛盾日趨激化；（3）在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社會問題日益嚴重：貧富差距擴大、種族關系惡化、無家可歸者增加、貧民窟成爲城市最醜陋的一景；（4）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改良運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嘎然而止，因此以上提到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未能得到徹底有效的解決。
羅斯福采取“新政”時凱恩斯主義還沒有誕生，但美國經濟學家此時提出了一些同以後的凱恩斯主義相似的經濟理論，並受到羅斯福總統的重視。羅斯福在競選演說中提出：“我們現在的任務不是發現或開采自然資源，或者更多的商品，而是……按照消費調整生産，更公平合理地分配社會財富和産品，使現存經濟組織適應爲人民服務的需要。開明政治的時代已經到來。” 在他的“百日新政”中通過了一系列的法律：《緊急銀行法》、《全國工業複興法》、《農業調整法》和《聯邦緊急救濟法》，後又設立了全國複興署、田納西河管理局。其政策的核心是通過擴大政府開支來刺激消費和提供就業機會。對于“新政”的效用，後人評價不一。但“新政”使美國選民“重新結盟”，政黨體制重新形成，民主黨由此煥發了生機，成爲一個有廣泛選民基礎的多數黨。新形成的政治聯盟被稱爲“新政”聯盟，它幫助民主黨在此後36年的9次選舉中7次獲勝（主導美國政壇28年），從而鞏固和擴大了當代自由主義在美國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影響。
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了系統的經濟理論，即凱恩斯主義——主張用財政和信貸對資本主義市場自發機制造成的生産過剩、供過于求進行平衡，具體辦法有二：一是實行赤字財政和發行債券，以此來刺激生産和消費；二是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資，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通過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來擴大總需求和增加就業。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的流行標志著美國已從古典自由主義時代過渡到當代自由主義時代。
綜合起來看，當代美國自由主義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經濟上的凱恩斯主義。從羅斯福的“新政”到杜魯門的“公平施政”，從肯尼迪的“新邊疆”到約翰孫的“偉大社會”，民主黨政府不斷推進改革，試圖用國家的力量來使創造一個不僅是自由的而且也是平等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包括，通過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調節經濟，擴大總需求，以保障充分就業；社會保障計劃和社會福利計劃，對失業者和低收入者進行救濟，這些措施有助于克服資本主義的無序競爭，減輕貧富懸殊問題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保障社會公正，客觀上起到了促進經濟複興和推動資本主義穩步發展的作用。
政治上的平等權利。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所有的人無論出身、種族和性別如何，具有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人人生而平等本是《獨立宣言》中所明確聲明的，但真正落實到政治權利上還要經曆漫長的歲月：1787年的美國《憲法》規定，在選舉權方面（自由）黑人只算五分之三票，而仍然處于奴隸地位的南方黑人，根本沒有選舉權；即使占人口一半的婦女也沒有選舉權。美國經過一場慘烈的戰爭——南北戰爭，才從法律上廢除了南方的黑奴制並給予黑人選舉權；經過近一個多世紀的婦女運動，婦女才于1920年爭取到與男人平等的選舉權。而將法律條文變爲政治現實，還要走更長的一段路。美國公民政治上的平等權利經過60年代的激進的民權運動後才得以實現 。隨著選舉權擴大到婦女、黑人和年滿18歲的青年，美國的民主也在逐步擴大。當代自由主義者不僅要求人人享有平等的投票權或參與權，而且還要求平等的代表權 。
社會上的平等主義。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不僅要打破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而且還主張種族平等和種族融合；不僅要有機會平等，而且還要有結果的相對平等，爲此當代自由主義實行了名爲“肯定性行動”的政策，對于弱勢群體實行政策傾斜，如高校在招生政策上對于少數族群（如非洲裔美國人、拉美裔美國人、土著美國人等）保留一定的名額，在政府合同或向小企業貸款方面給予上述幾種人及婦女一定的照顧或優惠 。
文化上的多元主義。20世紀90年代以來流行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主張所有文化都享有同等的價值，不存在某一族群的文化優于其他族群的文化，承認文化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要打破文化沙文主義和文化種族主義，消除西方文明在思維模式和話語方面的壟斷地位。因此，在教科書及學校的課程方面、在曆史研究、文化批評和社會改革方面，要盡可能多地反映各世界各種文化，以顯示文化的多元性和各種文化的平等性 。
道德上的相對主義。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社會上出現的道德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主張, 道德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好與壞，對與錯，只在一定程度上成立。由此引起的爭議涉及同性戀權利及同性婚姻、選擇權與生命權、安樂死等與道德、倫理甚至宗教有關的議題。
外交上的理想主義。美國外交上的理想主義可以追溯到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十四點計劃，後被稱爲“威爾遜主義”。理想主義/威爾遜主義的核心是：人性善，在國際政治中應當遵循道德律令和多邊律令，一個國家不能單靠自己來尋求安全，而應當通過多邊組織或國際組織來尋求共同安全，這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要讓世界爲民主提供安全保障”。自由、民主和人權不是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是國家利益的組成部分，而且應當視爲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
總的來看，當代美國的自由主義思潮並沒有完全摒棄古典自由主義，它只不過是對古典自由主義進行了“修正”而已。它首先是在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生活領域引入了國家幹預的因素，具體表現就是擴大政府的職能，俗稱“大政府”；其次是在政治哲學方面提升了平等的價值，在政策實踐中試圖實現通過權利革命實現社會公正的目標。
二、當代美國自由主義的衰退
從羅斯福到約翰遜，當代自由主義在美國社會政治中的影響一直呈上升趨勢，到1968年達到了巔峰，此後則處于防禦狀態，不得不與保守主義競爭影響，與保守主義的攻勢相比，自由主義衰退了。事實上，當代美國自由主義自誕生之日起就孕育著衰退的種子。政府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幹預作用本身是與美國個人主義的文化傳統相悖逆的，這種矛盾遲早有一天會發激化，這表現在“老左派”、“新左派”和“偉大社會”以及越南戰爭對自由主義的解構和削弱。
“老左派”和“新左派”的衰落
“老左派”（Old Left）主要指工會會員。作爲利益集團的大工會曾對民主黨政治産生重大影響。20世紀40年代是美國工會的強盛時期，當時工會會員占美國全國勞動力的35%，他們在選舉中成爲民主黨最大、最穩定的“票倉”。此後這一比例不斷下降，1968年工會會員占美國勞動力的25.2%，1987年這一數字下降爲17%，1996年又減少到15.4%，其中工會會員僅占私營企業勞動力的10.4%。與此相應的是，在總統選舉中工會會員的選票占民主黨候選人所得選票的比例也從1960年的三分之一下降到1992年的五分之一。這既反映了老左派在美國政治中的衰落，又反映了老左派利益訴求的政策已不再受歡迎。社會福利法、社會保障法、醫療照顧和醫療援助這些老左派所贊同的政策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也産生了新的問題，甚至成了美國公共政策中的老大難問題。
“新左派”（New Left）主要指60年代初大校園內激進的、反叛的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1962年“學生爭取民主社會同盟”發表了《休倫港宣言》，對精英民主和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批判，表達了對權勢集團的不信任，建議實行“參與性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新左派幾乎參與了60年代的所有社會抗議運動——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反文化運動（性解放運動）等等。新左派促成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民主黨的政治改革，在民主黨1968和1972年的預選中分別對休伯特•漢弗萊和喬治•麥戈文獲得提名産生重要影響。然而，隨著兩人相繼失敗，新左派也開始式微。新左派對當代自由主義的解構主要表現在兩點：一是反美國主義招致了民衆對自由主義的懷疑和反感；二是行爲過度留下了許多後遺症（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社會離婚率上升，家庭解體，少女母親增多）。自由主義受到懷疑成爲保守主義在美國政治和社會中從守勢轉爲攻勢的重要原因。
“偉大社會”的破産
“偉大社會” (Great Society)是美國第36任總統林登•B•約翰遜的內政綱領，它繼承並發揚了此前的三位民主黨總統的自由主義社會政策——即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杜魯門的“公平施政”(Fair Deal)和肯尼迪的“新邊疆”(New Frontier)。“偉大社會”擴大了聯邦政府對社會福利所承擔的責任，其福利範圍和對象比原先更廣泛，主要表現在有關醫療、教育、生活和住房、城市發展等一系列法律的頒布、機制的設置和實施上。
一般認爲，“偉大社會”是當代自由主義政策的高峰和集成。年輕時代受羅斯福總統“新政”影響很深的林登•約翰遜在當上總統後一心要效仿羅斯福，成爲偉大的總統，因此在他任內通過的立法之多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無論其後果是好還是壞，這些立法對此後的美國社會政策影響至深。然而在約翰遜任內，由于“偉大社會”向人民允諾了宏偉的目標——即通過社會變革，可以消滅貧困，實現種族平等——極大地提高了美國人對社會變革的心理預期，而這些在實際生活中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當這些立法和項目還在實施的時，美國社會就已發生了強烈的不滿和社會抗議運動，最嚴重的是全美100多個城市發生的騷亂，比較大的有洛杉磯的瓦茨騷亂、新澤西州的紐瓦克騷亂和俄亥俄州的底特律騷亂。而這些不過是“偉大社會”破産的表象。
更爲本質的是，隨著“偉大社會”各項福利計劃的擴大和實施，美國各級政府用于社會福利的開支急劇膨脹，據統計，1963年這些開支爲667.66億美元，占國民生産總值的11.6%；1969年上升到1271.49億美元，占國民生産總值的14.1%。在隨後的年月中，政府對這些方面的開支越來越不堪重負。此外，雖然這些福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貧困，但它們並未有效地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貧困問題，相反卻産生了一種“福利文化”和“福利病”：工人在福利額與工資之間比較後寧可領取福利也不去接受低工資的工作，其工作的積極性受到削弱；福利助長了婚外生育率、離婚率、犯罪率（家庭破裂是犯罪率上升的最重要根源）和單親家庭數量的上升，傳統的家庭結構發生了裂變；出現了母親靠福利生活、子女成人後也靠福利生活的“福利循環”現象。
約翰遜總統原本想要通過實施“偉大社會”名垂青史，跨入“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總統”行列，然而“偉大社會”的實施非但沒有給他帶來政治“紅利”，反而損害並摧毀了“新政”以來的民主黨的老聯盟，原因是主要以城市貧困黑人這一少數群體爲目標的這些福利計劃傷害了有工作的窮人和普通的美國中産階級，這些人“沒有資格”享受“偉大社會”的好處，卻要爲“偉大社會”的開支繳稅。 因此滲透著自由主義精髓的“偉大社會”的實施，最終瓦解了民主黨的“新政”大聯盟。1968年當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芝加哥召開時，民主黨已經演變成了一個由利益集團、邊緣組織和激進分子控制的政黨，它曾經享有的多數黨地位開始發生動搖。
“偉大社會”的失敗爲保守派思想家批評自由主義提供了“彈藥”。保守派政治學家西奧多•洛伊（Theodore J. Lowi）認爲“偉大社會”的失敗並非只是政策的失敗，而是支撐這些政策的“利益集團的自由主義”（Interest Group Liberalism）理念的失敗。他批評多元主義理論將集團政治理想化，認爲，實際上多元主義的政治結果並不會自動地産生一種對社會有利的公共政策；利益集團的自由主義減少了自由競爭，維護了不合理的現狀，犧牲了代議制民主，助長了官僚政治 。此前，耶魯大學自由派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倡導的利益集團的自由主義主張，美國民主政治是多元的民主政治，在美國，權力不是集中于少數精英之手中，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團中，美國的政治過程就是利益集團和政治精英之間討價還價和妥協的過程，沒有哪一個利益集團能夠持續地居于主導地位；通過利益集團的相互作用，公共政策的制訂過程會成爲一種積極的善政，利益集團爲民主政治提供了保護。 更早些時候，哈佛大學自由派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也宣揚利益集團平衡的理論，他認爲在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有組織的勞工已經成長壯大到足以抗衡公司的地步，這使美國政治達到了一個完美的平衡，聯邦政府扮演著勞資雙方爭論的仲裁人的角色。集團自由主義遂成爲民主黨的政策指南，1968-1972年民主黨內的政治改革因而強調“平等參與權”(Equal Participation)，意爲不同群體的人在民主黨政治中應享有“平等的代表權”(Equal Representation)。
20世紀90年代自由派在反思“偉大社會”以來的福利制度時，無奈地道出了當代美國自由主義與美國傳統文化中的個人主義的矛盾和緊張：“福利使我們最寶貴的一些價值觀——包括人身自由、責任、工作、家庭、社區和同情心——陷入了互相沖突。我們想幫助那些事業上沒有成功但正在奮鬥的人，我們又使那些正在努力奮鬥，以求勉強度日的人所作的努力變得不值錢了。我們想向那些低收入者提供財政支持，但是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卻又減輕了對他們的壓力，削弱了促使他們去工作的動力。我們想幫助那些無力自助的人，但是我們又擔心人們不操心去自助。我們認識到單親家庭是不穩定的，但是通過幫助這樣的家庭，我們似乎又在助長和支持單親家庭的形成。我們想把錢給予最貧困的人，但是我們這樣做了又常常使他們陷于孤立，蒙受恥辱。”
正是在這種反思中，克林頓總統在共和黨主導的國會通過的福利改革法——《1996年個人責任和工作機會和解法》上簽了字，這象征著在社會改革方面當代自由主義理念正式讓位于保守主義理念。這次改革是兩黨的一種妥協，改革的核心是將工作福利作爲美國福利的主要內容。它反映了保守主義政治理念：福利不是權利（entitlements），不是符合資格就有權得到或要求得到的“年薪”，更不是領取者理所當然地、天經地義地應該得到的，而只是一種臨時性的、人道主義的救濟。
越南戰爭的影響
越南戰爭是當代美國自由主義衰退的重要觸媒。二戰後，美國社會一度在內政外交方面形成了自由主義的共識，即使是共和黨政府（如艾森豪威爾政府）也基本上遵循了民主黨確立的基本路線：對內實行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對外實行“冷戰”遏制戰略，與蘇聯展開意識形態的全面競爭。然而，美國對越南戰爭的全面介入，使當代自由主義在外交政策上的幹涉主義達到了頂點。像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一樣，越南戰爭自上而下撕裂了美國，引發了認同危機；對越南戰爭在政治與道德上的爭論至今還在延續，它所帶來的創傷至今還沒有完全愈合。從美國國內一浪高過一浪的反越戰運動起，自由主義由頂峰逐漸走向衰退，保守主義的勢力日漸上升，逐漸形成兩者之間的勢均力敵，美國意識形態的光譜也由此呈現出一分爲二的圖景。那麽，越南戰爭對自由主義的消極影響如此之大的原因何在？
第一，越南戰爭不斷升級及美國士兵的重大傷亡引起了強烈的反戰運動/和平運動，而反戰運動/和平運動彙入了其他各種社會抗議運動，造成了美國價值的分裂和社會混亂。戰爭剛開始時，民衆對約翰遜的戰爭是持支持態度的，但隨著對美軍在越南戰場上的傷亡和對平民暴行的電視直播，美國人開始對戰爭的性質産生了懷疑。1965年11月，一個名叫諾爾曼•莫裏森（Norman Morrison）的人在五角大樓前自焚身亡，以抗議美國卷入越南戰爭。 1967年末，5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征兵和戰爭。此時民意測驗第一次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爲戰爭是一個錯誤。 1969年10月15日，全美各地同時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戰示威遊行：在紐約華爾街街頭，2萬人聆聽了約翰孫總統的前新聞秘書比爾•莫耶斯(Bill Moyes)的反戰演說；在哈佛大學所在地波士頓有10萬人傾聽了民主黨參議員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的反戰演說；在耶魯大學所在地紐黑文市的大草坪上3萬人要求美國停戰、撤軍；在華盛頓，在白宮眼皮底下五萬人在華盛頓紀念碑前舉行了反戰大集會。
1972年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主張美國從越南無條件撤軍的喬治•麥戈文被提名爲民主黨的候選人，與主張越南戰爭越南化、美國從越南“體面撤退”、尋求連任的共和黨在職總統候選人尼克松形成了鮮明對比。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在美國與北越達成《巴黎和平協定》後不斷減少對南越的經濟援助，至1973年國會完全停止了對越南戰爭的軍事撥款。在1975年美軍完全撤離南越後，北越軍隊在不到兩周內相繼攻占了南越和柬埔寨，美國苦心經營和撐持了近20年的東南亞據點至此宣告瓦解。70年代在美國與蘇聯在第三世界的爭奪中，出現了“蘇攻美守”的戰略態勢：蘇聯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亞、阿富汗和波斯灣不斷進取，美國礙于越南戰爭的失敗不得不收縮戰線，美其名曰實行“緩和”戰略。
第二，越南戰爭對民主黨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害。由于將美國帶入越南戰爭的是民主黨總統，而反戰最激烈的也是民主黨人，民主黨陷入了不可彌合的內訌和分裂中：在1968年大選年，在預選中反戰派代表人物尤金•麥卡錫（E. McCarthy）和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站出來挑戰在職總統約翰遜，而民意測驗顯示出約翰遜的支持率低于前兩人，約翰遜在衆叛親離之中不得不宣布不尋求連任。一心想成爲像羅斯福那樣偉大總統的約翰遜最後郁郁而終，他清楚並痛苦地知道，越南戰爭毀了他。在越戰升級後，他對其親近的顧問說：“偉大社會”完了！顯然他明白，原計劃用于“偉大社會”的資金將被越南戰爭奪走，即使美國再富裕也不可能在國內外兩個戰場（在國內“向貧困宣戰”和在國外向越共開戰）上同時作戰並取得勝利。在反戰的示威遊行中，人們喊出的口號是：“約翰遜，約翰遜，你今天又殺死了多少個孩子！”甚至于有人幹脆將越南戰爭稱爲“約翰遜的戰爭”。
此外，1968年約翰遜總統作出了越戰升級的決定，但更大的人力和資源的投入並沒有使美國贏得這場戰爭，反而使美國在戰爭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難以脫身。收拾越南戰爭這個爛攤子的責任最終被移交給了約翰遜的繼任者――共和黨總統尼克松。尼克松憑借其處理國際事務的嫻熟技巧，總算將50多萬美軍“體面地撤出”越南。美國對越南戰爭的“入”和“出”來自不同的政黨，這就留下了一筆政治遺産：在戰爭、安全和國防等議題上，民主黨從此輸給了共和黨。此後，無數次的民意測驗都表明，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更擅長解決和處理安全問題。
另一方面，反戰的自由派認爲，美國進行的越南戰爭是不合法的、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邪惡的；美國應當進行自我批評、反省自己的道德缺陷；“反共”的意識形態不過是“美國人用來替其未必高明過強奸的外交政策做辯解”。 尤其令“新左派”深感憤怒的是，美國支持並發誓加以保衛的南越政權並不比北越政權好多少。然而，自由派民主黨人對民主黨總統外交政策的攻擊激怒了黨內的一批反共的“冷戰鬥士”(cold-war warriors) ——這就是後來轉向共和黨的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他們對“新左派”攻擊美國強烈不滿，認爲無論從哪一方面講，美國的道德觀和價值觀都是無可爭議和不容置疑的。 進入90年代後，民主黨的勢力進一步受到削弱，時至今日共和黨已能與民主黨分庭抗禮，民主黨的選民優勢已是陳年往事。實際上，從1968到2004年，在美國的10次大選中，共和黨贏了7次，民主黨只贏了三次；在1969-2005年的36年間，共和黨總共執政24年，而民主黨僅執政12年。
越南戰爭造成了美國社會的分裂和凝聚力下降，這也是與自由主義的衰退是分不開的。麥克納馬拉在其回憶錄中反複提及越南戰爭給民主黨、給社會造成的分裂，並自省道：越南戰爭絕對是一個錯誤。參與結束越戰談判的基辛格在談到陷美國于越戰的“多米諾骨牌”理論的效應時指出，隨（越戰崩潰）而倒下的多米諾骨牌，嚴格意義上只有柬埔寨和老撾，但“最嚴重、創傷最深者乃是美國社會的凝聚力被斷送了。” 基于地緣政治而始終支持越南戰爭的尼克松，在回憶起越戰時說，給他留下深刻記憶的不是美國試圖阻止共産主義蔓延的努力，甚至不是美國的失敗，而是它所引發的文化革命，“這場革命侵蝕了美國生活中正義和體面等傳統支柱”。尼克松甚至說，“越戰是兩個戰線上的戰爭：一個是戰場，一個是我們的價值觀，”“戰爭造成的分裂局面強烈地震撼了國家的基礎”，戰爭是60年代美國社會動蕩的“催化劑”。
美國社會的分裂和凝聚力的下降表現爲：
（1）國家治理方面的分裂。自1969年以來的36年間，統一政府（即一個政黨同時控制總統職位和國會中的領導權）的時間只有10年（卡特時期的4年、克林頓時間的2年、小布什時期的4年），絕大多數時候美國都處于行政和國會掌握在不同政黨手中的狀態，即：當總統是共和黨人時，國會處于民主黨的控制之下；而當民主黨在白宮時，共和黨人卻占據了國會山的多數席位。這也反映了美國社會中同時存在兩種政治訴求：一方面希望共和黨人確保自由和安全，另一方面希望民主黨人來確保社會保障和實現公正和平等。一般美國選民的意識形態變得相當矛盾：既懷有保守主義想法，又具有自由主義的沖動。
（2）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之間的分裂。社會政策上，反映自由主義政策的“肯定性行動”、“文化多元主義”、“政治正確”、“雙語”或“多語教育”等仍得到高校、學術界和媒體主流的支持；而在經濟政策上，反映保守主義理念的減稅政策、平衡預算、小政府觀念，以及與此相應的政治上精簡機構等得到多數人的擁護，即便是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也不免慨歎，“大政府時代一去不複返了！”。
（3）意識形態的極化和地域之間的分裂：意識形態的極化表現爲原來美國兩大政黨都包容了相反的意識形態者，如民主黨內也有保守派；共和黨內也有不少自由派；而現在兩黨都“淨化了”意識形態，自由派幾乎都投向了民主黨，保守派幾乎都投向了共和黨。此外，美國選民中原來有相當一部分是中間選民，最多時候占三分之一，而現在，中間選民只占15%（2003年），這說明美國社會出現了意識形態的極化。地域的分裂則表現爲：東西海岸和大湖沿岸是民主黨的天下，而南部諸州和廣袤的中西部內陸地區則是共和黨的堡壘。
越南戰爭對于美國人來說是一個深刻的教訓，然而不同美國人吸取的教訓不同：自由派/民主黨人/理想主義者認爲“我們錯了”，我們低估了民族主義的力量，我們誇大了美國改造世界的能力，我們缺乏換位思考； 保守派/共和黨人/現實主義者認爲我們並沒有錯，我們雖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這是值得的，我們的失敗在于政治判斷、目標評估、軍事戰術、國內分裂和道德標准。
越南戰爭對美國的影響是深遠的，就其對美國社會和政治的影響來說，主要是原來占主導意識形態地位的當代自由主義勢力在衰退，保守主義勢力在上升。對于美國來說，後越南戰爭時期美國的問題是，在國內（即公共政策方面）主要是如何在兩種意識形態和兩個政黨的不同發展方向方面取得平衡；在國際上（即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如何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在美國對國際事務的道德承諾與實力之間取得平衡。
三、 自由主義的外交理論
自由主義在外交上比較傾向于理想主義或威爾遜主義，由此又衍生出自由主義的其他國際關系理論，如20世紀70年代基于相互依存論而建構的“新自由制度主義”、80年代的“民主和平論”、90年代的全球主義和新幹涉主義。不過萬變不離其宗，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是理想主義/威爾遜主義。
威爾遜主義
一般認爲，威爾遜主義就是威爾遜關于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嚴格講來，它不是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而是一些願望、信念和標准，以及根據它們重建國際秩序的計劃，它具體體現在1918年1月8日威爾遜對國會發表的“十四點計劃”的演說，該計劃主要強調了下列目標：公開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貿易自由、全面裁軍、公正處理殖民地爭議、民族自決、恢複比利時、撤出俄羅斯領土以及建立國際聯盟。此後，威爾遜又對“十四點計劃”進行了補充，提出了美國外交四項原則（美國無意攫取別國領土；美國外交主要手段是和平談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國不承認任何通過暴力獲得政權的外國政府；美國在國際關系中將恪守信用，遵守道義） 等，完善了他關于和平的最終設想。威爾遜主義顯然想用集體安全體系的“快刀”斬斷歐洲古老均勢體系這堆“亂麻”，他似乎要告訴歐洲人：“從今以後，國際秩序不應再建立在均勢的基礎之上，而應以民族自決爲基礎；各國的安全不應依靠軍事同盟，而應以集體安全爲保障；外交活動也不宜由專家秘密進行，而應‘公開地達成公開的協議。’”
根據威爾遜主義對國際體系的設想可以得出以下看法：（1）他的人性觀是基于自由主義的人性善；（2）他承認民族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並且認爲和平只能建立在經過考驗的政治自由的基礎之上；（3）在國際層面上，他認爲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一樣，可以用法律和制度來限制武力的使用；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應將宣戰權交給多邊組織，武力的使用必須得到多邊的同意或授權；（4）威爾遜認爲，類似“勿殺生”的倫理道德、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在國際政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決策者應將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他主張從以人爲本的角度突出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律令。
威爾遜主義的外交政策常常奉行下面這些原則：第一、作爲國內治理形式，民主制度比君主制度和專制制度更好；在世界政治中，民主國家能夠成爲美國更好的、更可靠的夥伴；第二、在國外支持民主不僅是美國的道義責任，而且也是一種實際需要；第三，防止戰爭。熱衷消除戰爭根源，支持和平運動、裁減軍備。
威爾遜主義的主要思想來源有：（1）19世紀主導歐洲和美國的古典自由主義哲學。古典自由主義有重商主義的傾向，它認爲資本主義國家有和平傾向，因爲戰爭不利于資本主義商業發展。 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在避免戰爭爆發、維護世界和平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利益的和諧性會引導大家尋求集體安全，“和平與正義、國際法律和國際組織，應當也可能是國際社會大家庭共同追求的一種目標和架構。”（2）美國的傳教士精神或稱之爲“天定命運觀”。這種觀點認爲，美國人是上帝的選民，注定負有拯救世界的責任，推而廣之即是向世界輸出美國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威爾遜認爲美國在集體安全體系中肩負領導義務。他在1919年7月10對參議院的講話中說：“唯一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拒絕別人賦予我們的道德責任，我們是拒絕還是接受世界對我們的信心。”（3）美國意識形態中的“美國例外論” ，美國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認爲美國是“山顛之城”、自由之鄉，是理想世界的縮影。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傳統中，傑斐遜主義與威爾遜主義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兩者都源于“美國例外論”。如果說傑斐遜主義是“潔身自好”、確保美國不被“世界化”（即美國不被沾染上其他國家的壞毛病）的話，那麽威爾遜主義則是“己所欲，施予人”，目的是使世界“美國化”，讓整個世界都仿效美國模式、變得像美國一樣美好。（4）18世紀啓蒙哲學。啓蒙哲學認爲，人類是平等的，在國際關系中，人道的目標本身就是國家利益的核心組成部分。
按照米德（Walt Russell Mead）的說法，20世紀前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威爾遜主義成分（理想主義成分）早已存在，當然那時它還沒有被命名爲威爾遜主義。 美國時常顯示出“民族性格中的威爾遜主義傾向：堅持認爲美國擁有改變世界其他地方行爲的權力和職責，美國能夠而且應當既關注其他國家處理國際事務的方式，也關注它們的國內政策”，這主要體現在美國傳教士在世界上的活動中，但這些活動往往爲外交史家所忽視。人們更多地關注于軍人（打仗）和商人（貿易）的活動。傳教士的活動屬于民間性質，雖然也得到官方的協助、支持和保護。而美國官方外交中正式支持世界上的民主並不很多（如支持法國大革命），主要是因爲美國國力有限。1823年門羅主義問世後，美國自動將其在政治上的活動半徑劃定在西半球，威爾遜主義的效力和威力也僅限于此。威爾遜主義對外交政策也遠不如漢密爾頓的現實主義的影響大。但進入20世紀後，美國的經濟實力已上升爲世界第一，美國又成功地介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討論戰後安排的凡爾賽會議爲美國總統威爾遜向全世界宣告美國的理想主義提供了一個絕好的舞臺。威爾遜主義的宣布是在合適的時間（勝利之後）、合適的地點（討論戰後安排的會議）、合適的人（幫助贏得勝利的總統）所說的合適的話語。此後，威爾遜主義逐漸成了理想主義的代名詞，它始終與美國的外交政策、國際政治的理論及實踐密切相聯。
威爾遜主義的公式可以簡化爲：（1）道德律令——道德應當是一切外交政策的出發點；（2）多邊律令——多邊主義應當是實現外交政策目標的基本手段；（3）民主律令——在美國領導下實現世界的民主是實現永久和平的前提條件；（4）民族自決律令：任何民族都有權決定自己的政府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應當將威爾遜主義與威爾遜的外交政策區別對待，前者是一種外交思想或理論，後者是威爾遜總統時期美國的外交政策。
新自由制度主義
新自由制度主義産生的時代背景是：（一）在經濟領域，1971年布雷頓森林貨幣制度因嚴重的美元危機而解體，1973年因中東石油輸出國對西方國家實行“禁運”而引發了石油危機，發達國家的經濟均受這兩起事件的深刻影響，美國在石油危機發生後出現了嚴重的經濟“滯漲”。這不能不引發了國際關系學者的思考。此前，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爲“相互依存”和國際合作主要是存在于西方世界。石油危機使人們意識到，世界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遠遠超出了意識形態對抗的樊籬。（二）在政治領域，70年代正是尼克松－基辛格與蘇聯大搞“緩和”的時代，美蘇冷戰對抗強度有所下降，這使人們重又産生了通過談判來實現和平的威爾遜式的幻想：美越通過談判達成了《巴黎協定》；歐安會上簽訂了《赫爾辛基協定》；美蘇通過談判追求戰略平衡；美中通過談判解決了關系正常化的問題。
1977年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約瑟夫•奈(Josheph S. Nye, Jr.)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賴》(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一書問世，它是對國際經驗的總結和時代的反思，它標志著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成形。新自由制度主義是新時代的威爾遜主義，它對傳統現實主義提出了挑戰，認爲在一個經濟上越來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看待國際關系的視角也應該發生變化。
首先，國家雖然仍然是國際關系中的主要行爲體，但它已不是唯一的行爲體，它的地位和作用在下降，而其他非國家行爲體如跨國公司、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和影響在上升；
其二，作爲實力主要組成部分的軍事力量已不再是國際關系中的決定性因素，經濟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主導國際關系中的“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 指安全和戰略議題）要和傳統上的“低度政治”（Low Politics, 指經濟、環保、衛生、反毒品和走私等議題）平分秋色；
其三，相互依賴産生了國際合作的需求，而合作需要靠“彙聚一系列規則、制度和實踐的描述性工具” 的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régime）來進行。在當時的國際關系中，國際機制首先在經濟領域或解決功能性議題方面發揮效用，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海洋領域、國際原子能機構、國際海洋法等。新自由制度主義像威爾遜主義一樣樂觀地相信，全球秩序可以通過在國際組織或國際機制的約束下通過多邊合作的方式來實現；同時，新自由制度主義還包含著這樣一層意思：經濟的相互依存會導致政治的相互依存，經濟上的合作産生“共贏”；政治上通過建立互信機制來進行合作，同樣可以産生“共贏”。
新自由制度主義在80年代受到挫折，其原因是：（1）1979年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的《國際關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問世，提出了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作爲對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回應和反駁。（2）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支持南部非洲的安哥拉遊擊隊等標志著蘇聯新的擴張勢頭，也預示著“緩和”的終結。（3）保守的裏根在1980年大選後入主白宮，發誓要擊退蘇聯的侵略擴張，裏根的第一任期因而成爲美蘇爭霸最激烈的時期，戰略力量、軍事實力重又回到美國外交中的顯赫地位。以後，1987年倡導“改革”和“新思維”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與裏根在冰島的雷克雅未克舉行峰會，表明蘇聯在美國的強硬外交面前開始讓步。
冷戰結束後，時代的變化爲新自由制度主義帶來了新的活力。約瑟夫•奈1991年出版的《注定領導：論力量性質的變化》(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Power) 一書表面上是對“美國衰落論”的回擊，實際上是完善了其新自由制度主義。他提出的“軟權力”（Soft Power）概念淡化了軍事力量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更加強調美國在作爲“軟權力”組成部分的國際機制中的巨大影響。一句話，在後冷戰時代美國可以通過國際機制實現對世界的領導。
傾向于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克林頓在1992年大選後連續當了八年總統。在克林頓時期，安全問題盡管很重要，但它已同經貿問題和人權問題一起被相提並論。這樣，在美國的外交中，“低度政治”開始受到考慮，並與“高度政治”競爭關注。最重要的是，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世界性的跨國公司規模不斷擴大，名目繁多的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和國際間政府組織(IGO)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與此同時，各地區出現了一體化趨勢，最爲典型的當然是歐洲一體化，其程度不斷加深。歐元的誕生表明歐洲不僅實現了市場一體化，而且也實現了貨幣一體化，並且正朝著安全防務一體化的方向發展。民族國家在歐洲的重要性大爲下降。在此情況下新自由制度主義者提出的“全球主義”、“國際治理”和“全球共同體”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民主和平論”
1986年，美國學者邁克爾•多伊爾（Michael Doyle）在對自由主義與世界政治思考後提出了“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的主題，即認爲民主國家之間很少或不輕易打仗，原因在于制度的約束和文化規範的自律。 就理論而言，“民主和平論”顯然承繼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論”，並與威爾遜主義的“爲民主創造一個安全的世界”相關聯；就經驗來說，二戰以來民主國家之間沒有開戰的事實似乎使“民主和平論”不證自明，成爲國際政治中的“公理”。如果說，對于歐洲人來說，“民主和平論”只是自由主義和平觀的一種理念的繼續，那麽對美國人來說，“民主和平論”便是行動主義的指南，這在冷戰後更是如此。 “民主和平論”其實不是一種嚴密的理論體系，而更多的是政策學說，它的幸運就在于生逢其時。以民主和平論爲基礎，作爲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的總統，民主黨的克林頓宣稱要“擴大民主的和平區”，而共和黨的小布什也要擴大“自由的和平區”。“民主和平論”已成爲後冷戰時代美國進行海外軍事幹涉和在幹涉之後進行“國家重建”的出發點。
然而，“民主和平論”雖然設想很好，但常常會碰到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效用問題，“民主和平”在實際上僅限于成熟的民主國家之間，即那些兼備兩個條件（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國家之間；二是國內政治國際化的問題。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民主和平論”消泯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分界線，以爲兩者之間是直通車；國家間的利益沖突也可以像國內的利益沖突一樣通過制度、法律來解決。但國際政治的現實依然是無政府狀態。有人認爲，二戰以來民主國家之間無戰事應歸因于美國霸權的存在和對盟國實行了戰略上的節制（strategic restraints）。從以上兩個問題，可能會引出第三個，也即更重要的問題，即對外軍事幹預的嚴重問題，因爲一個想要承擔“擴大民主和平區”或“自由和平區”的國家政府，可能會爲了追求這一目標而拒絕任何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約束。
此外，民主的擴展是否真的足以爲世界提供和平呢？且不說在民主化過程中，國家內部會出現政治動蕩，在完成體制轉型後，一些國家可能會發生倒退、回潮，重又回到威權時代；即使是一個成功地鞏固了的民主體制，它是否肯定能對地區或世界和平作出貢獻也還是有疑問。問題就出在對于民主的定義上，如果只是程序民主或投票民主，那麽經過民主投票産生的領導人仍然可能是搖身一變的獨裁者，仍然用非民主的方式來進行統治。美國《新聞周刊》編輯法裏德•紮卡裏亞爲此提出，“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只會對世界的穩定産生危害。
全球主義
有人認爲，全球主義是理想主義和和平主義（信仰人性善、道德、法律、集體安全、永久和平）；全球主義是自由主義（信仰普世主義和進步主義，認爲一切社會與政治制度都是可以改造的）；全球主義是經濟自由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資本、貿易、市場的全球化）；全球主義是以人類爲本、以世界爲體，區別于國家主義（生態政治屬于此類）。 全球主義雖然古已有之，但真正的全球主義應當說是在後冷戰時代才開始出現，國際間的非政府組織的盛行使國際治理或全球治理被提上議事日程，全球社會的概念著眼于培養全球性的公民。
全球主義的理論有三個難解的問題：（1）世界政府的問題。在沒有高踞于民族國家政府權力之上更高一級世界政府，全球社會的共同利益是否能超越各個國家、民族、集團的利益？（2）認同問題。有多少人認同于全球社會的價值觀、倫理觀或者自認爲是世界公民，有多少國家的政府願意放棄國家主權？ 正是由于這兩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全球社會被現實主義者稱之爲“虛幻的”而不是現實的。 （3）全球治理問題。全球治理是否靠國際組織、區域組織、國際間非政府組織(INGO)、跨國公司就能把各方面的事情辦好？迄今爲止，“低度政治”的國際治理比較活躍，而涉及到“高度政治”的戰略、安全議題，國際治理就出現了缺位或無效，如聯合國沒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來防止的1995年盧旺達大屠殺；國際社會中的其他區域組織、非政府組織也沒有發揮實際效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更是暴露了全球治理的缺陷，在涉及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真正掌握軍事實力者才最有發言權。而即便是一體化程度很高的歐盟也無法用同一個聲音說話。
20世紀最後十年，新一波的全球主義複興完全是由于全球化的突飛猛進。在1997年之前，人們欣喜地看到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甚至充滿樂觀地擁護全球化，以爲經濟全球化將會帶來政治的全球化和世界秩序。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揭示了全球化帶來的另一面：資本全球化使民族國家的貨幣政策即使不是陷于無效，也是陷于失控。此外，全球化的弊端也逐漸顯現，它對于弱勢群體的傷害尤其明顯：當全世界資産階級團結起來時，全世界無産者卻在分裂；發展中國家爲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競相提供優惠條件，有時甚至提供“超國民”待遇；爲了讓資本家有利可圖，發展中國家競相壓低工人的工資，工人只有接受低工資才能有工作機會；而發達國家的工人由于最低工資法的“保障”，等待他們的是工廠外遷、失業在家；原來繁榮興旺的制造業城市現在則是一片衰敗：廢棄的工廠、破敗的社區、環境的惡化等等。2000年世界貿易組織在西雅圖開會時，國際上一些反全球化者沖進會場，以示抗議；（2003年）WTO在布拉格召開年會時，同樣引來了全世界反全球化的抗議者。即使是最支持全球化的美國，2001年在其經濟出現了短暫的衰退後，對全球化的熱情也在降溫。9.11恐怖襲擊更是證明了全球化中最壞的一面：當經濟一體化時，恐怖網絡也在一體化。至此，大多數人終于清醒地意識到：全球化帶來的並不都是好東西。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全球化都是有利有弊的。理想中的全球社會似乎類似于中國的“大同世界”；而現實中的全球社會實際上還沒有最終形成，目前還處于全球化過程之中。
“新干涉主義”
“新幹涉主義”指基于人權或人道的理由而對一個國家實行武力幹涉，因此又被稱爲“人道主義幹涉”，它不同于過去的幹涉主義，過去的幹涉主義也許是爲了一個國家戰略利益或安全的緣故而進行幹涉，並不特別強調人道的理由。顯然，“新幹涉主義”體現了威爾遜主義的道德律令，突出了道德因素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
然而，新幹涉主義存在的問題是：何時何地進行何種幹涉？由誰幹涉？怎樣幹涉？國際社會不可能對任何一次人道主義災難都進行幹涉，20世紀90年代世界上共發生了10次嚴重沖突，它們發生在：蘇丹、盧旺達、安哥拉、索馬裏、布隆迪、利比亞、伊拉克、塞拉利昂、波斯尼亞和俄羅斯的車臣地區，這些國家本應是人道主義幹涉的首選，但它們沒有受到美國的單獨幹涉；而科索沃和海地與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但克林頓政府卻對這兩個地方進行了幹涉，主要是因爲除了人道的考慮外，這兩個地方對美國來說同時還有戰略的利害關系。 這就是說，選擇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進行人道主義幹預是有條件的。作出幹預決定的領導人至少作過類似于經濟學的成本收益的估算，即幹預不應爲了拯救一些人的生命，而付出更多的生命代價。
誰來幹涉？一些人認爲，人道主義幹涉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最好交給聯合國來做。然而，聯合國本身沒有自己的軍隊，即使是聯合國的維和部隊也有賴于各國提供。此外，聯合國的預算是各主權分擔的，幹涉與否也需要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來決定，而且每一個大國均有否決權。從聯合國的決策機制和決策程序來看，要及時有效地實施人道主義幹涉絕非易事，除非是受到當事國的邀請，如在東蒂汶。在一些沖突地區，聯合國派出了維和部隊；但對另一些流血沖突，聯合國卻無能爲力。這時候一些強勢國家的“人權高于主權”論者就要求政府出兵進行幹涉。最典型的是西方國家對波黑沖突的幹預和對科索沃的轟炸。而對于某些國家的幹涉行爲又引起了其他國家的抗議，原因是它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不具有合法性。
如何幹涉？幹涉的目標是使交戰雙方停火，還是要建立一個多元化的民主政府，還是僅僅爲處于沖突下的平民提供起碼的人道主義援助？這些都是有待定義的。有時人道主義幹涉的效果可能適得其反。由于存在這些問題，人道主義幹涉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准：什麽情況下應當幹涉？由誰來幹涉？如何幹涉？這一切都需要依具體情況而定。
“新幹涉主義”産生于以下的背景：一是世界人權運動的發展。一方面是國際人權法的完善和擴展：《世界人權宣言》及《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SCE）》兩個文件都承認國家不能從法律上剝奪人權。另一方面是非政府人權國際組織對違犯人權的批評和監督：“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等組織在批評各國政府違犯人權行爲方面充當了先鋒。
二是人權理論的發展爲“新幹涉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有人甚至提出“人權高于主權”說，即一個國家的主權並不是無限的和無條件的，只有當它能夠對其公民提供人權的憲法保障，維護人權，它才有資格享有“主權”，否則它的“主權”就是有限的；當其政府系統地、有組織地“侵犯”人權時，它就不能享有國際關系中“不幹涉原則”的豁免。甚至連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都表示，“現在的‘國家’被廣泛理解爲服務于民衆、而不是管制民衆的工具，與此同時，隨著‘人權’被賦予的內含不斷更新和擴大，個人主權——我指的是被莊嚴地寫進《聯合國憲章》及相關國際公約中的每個人所享有的基本自由——也越來越受重視。當我們今天翻看《聯合國憲章》時，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意識到它的目的是要保護每一個人，但不包括那些破壞人權的人。” “人權高于主權”說顛覆了17世紀《威斯特法利亞和約》以來國際政治中流行的主權觀念。它在受到西方國家中多數人歡迎的同時，也遭到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強烈批評和抵制。
三是全球化和國際合作的迅猛發展。全球化的發展包括互聯網的發展、有線電視新聞的即時傳播縮小了空間的距離，使千裏之外發生的暴行能夠迅速進入尋常百姓的視野，引起人們的良心不安和道德關懷。
四是沖突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沖突或戰爭大多發生在一個國家的內部，原來爲東西方對峙所掩蓋的民族矛盾、種族矛盾或邊界糾紛從而顯露處來，成爲沖突的主要原因。對于這些沖突坐視不管還是進行幹涉成了國際社會爭論的一個焦點。
在科索沃戰爭後，有人將“新幹涉主義”同“克林頓主義”相提並論，認爲科索沃戰爭將爲美國今後進行海外幹涉提供一個先例。然而，9•11恐怖襲擊事件後，“克林頓主義”戛然而止，以國家戰略和安全利益爲主要目標的“布什主義”的幹涉取代了以人道爲目的的“克林頓主義”的幹涉。
從以上的評述可以看出，威爾遜主義的理論衍生物實際上是在新的時代中對威爾遜主義的理論細化和創新：“新自由制度主義”突出了多邊律令，“民主和平論”強調民主律令，“全球主義”和“新幹涉主義”著重道德律令，這些理論的主旨都沒有脫離威爾遜主義。
四、 自由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自由主義結合了美國政治文化中的“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和“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觀，從而孕育出理想主義或威爾遜主義的外交理論，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因受美國例外論和自由主義的特別影響而比其他國家更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國際聯盟、聯合國、民族自決和人權外交等這些美國的“發明創造”以及海外幹涉或戰爭主要是受自由主義的影響，它們都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秩序産生了重要影響。
國際聯盟
在威爾遜的不懈努力下，第一個體現威爾遜主義的組織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于1920年1月成立。威爾遜主義的計劃及其活動受到當時國際社會的普遍歡迎，他本人爲此而榮獲該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威爾遜的失敗和悲劇在于他沒有能說服美國人參加國際聯盟。有人評價威爾遜說，“他是一位贏得許多勝利但卻輸掉了最重要戰役的領導人，一位渴望解放人類但卻反而使自己變爲阻礙這些渴望實現的悲劇性的人物”。
這裏，威爾遜輸掉的最重要“戰役”就是指當時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沒有批准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竭力爭取來的《國際聯盟盟約》。威爾遜將這一文件看作是“和平的保證”，“世界反對侵略的保證”，“反對曾經幾乎將整個文明大廈摧毀的那種東西的保證”，因爲根據盟約而成立的多邊國際組織——國際聯盟可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與安全，反對及至阻止一切侵略戰爭的爆發。美國參議院之所以不同意批准《國際聯盟盟約》在于該盟約的第十條，該條款規定：聯盟成員國“有尊重並保持所有聯盟各會員國領土之完整及現有政治上之獨立，以防禦外來侵犯之義務，如遇此種侵犯或有任何威脅或危險之虞時，行政院應籌劃履行此項義務之辦法。”第十條的潛在含義是：所有國際盟國的成員國必須將主權的一部分讓渡給國際聯盟，由國際聯盟來決定是否在海外使用武力。威爾遜堅信，“直到大部分宣戰權交給像國際聯盟這樣的國際團體，防範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誤判、幻想、猜疑、將錯就錯的決策才有保障”，“第十條就像是整個盟約的支柱”。也正因爲如此，他在與參議院討價還價中“拒絕了一切旨在刪除、修改國際聯盟盟約的這一部分”的努力 ，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對于把美國的宣戰權交給一個美國難以控制的國際組織心懷疑懼，他們認爲，第十條的要求會大大削弱美國的主權，它同美國憲法向抵觸，因爲根據美國憲法，唯有國會才享有宣戰權。
在威爾遜總統與國會的較量中，他所堅持的第十條恰好體現了多邊律令，目的是實現集體安全，因爲他認爲，有了第十條，任何靠犧牲他國而單方面爲自己謀求好處的行爲都將受到嚴厲的制裁；而國會反對的理由也正是單邊律令，國會的立場是，作爲一個主權國家，美國（國會）有權決定在何時宣戰。應當說，對多邊律令持懷疑態度的不僅是國會議員們，而且還有普通的美國人，威爾遜在參議院遇到反對後，曾乘火車周遊各地，作巡回演說，試圖繞開參議院、直接訴諸選民。然而，第十條所體現的多邊主義實際上與美國的孤立主義傳統格格不入，美國自獨立戰爭後最擔心的就是被不道德的歐洲國家拖入戰爭，美國不想介入歐洲的事務，也不想束縛自己的手腳，在這一點上，“總統走的是一條道，而國會、選民，事實上還有世界走的是另一條道，最終只有他一個人還堅持著。”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宣告了國際聯盟的失敗和威爾遜主義的大幻滅，威爾遜所擔心的殺戮“臺風”像惡兆一樣成爲現實：無數生靈塗炭，世界文明危在旦夕。如果威爾遜還活著，他肯定會爲自己的理想進行如此辯護：“並非我的構想不好，而是你們沒有按照我說的做。”持久和平的兩個條件從一開始就沒有奠定好：第一個條件是欲使巴黎和會成爲“沒有勝利者的和平”，而事實卻是戰勝國對戰敗國進行了嚴厲的傳統意義上的懲罰，既割地又賠款；尤其令德國人感到屈辱的是，和約還將戰爭罪責全數推給戰敗國，《協會及參戰各國對德國和約》（即《凡爾賽條約》）第231條明確規定：“協約及參戰各國政府宣告德國及各盟國使協約及參戰各國政府及其國民因德國及其各盟國之侵略，以致釀成戰爭之後果，所受一切損失與損害，德國承認由德國及其各盟國負擔責任。” 爲此，《凡爾塞條約》播下了仇恨的種子，爲日後德國複仇找到了借口。第二條件是作爲戰勝國的一個主要成員，戰後世界上最有實力的大國美國沒有參加國際聯盟，這使國際聯盟自誕生之日起就像一個跛足巨人，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力量。
聯合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美國爲首的反法西斯聯盟決心汲取國際聯盟的教訓，在共同擊敗德國法西斯後爲實現普遍安全建立一個各主權國家平等的國際組織。在德國投降一個半月後，反法西斯聯盟的主要國家于1945年6月26日在舊金山制訂了《聯合國憲章》，憲章開宗明義“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曆慘不堪言之戰禍”，“運用國際機構”，“運用國際力量，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憲章規定了一些“應然”的原則，如“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國際爭端”，但隨即表明這並沒有授權“聯合國幹涉在本質上屬于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而且聯合國爭端解決機制要由安全理事會負責，而這樣一個需要集體決策裁定“任何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或侵略行爲是否存在”，以及決定“采取何種辦法以維持或恢複國際和平及安全”的機構，卻是要依靠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協調，因爲任何一個常任理事國都對決議或決定有否決權，也就是說安理會決策程序中實行“一票否決制”。聯合國的建立似乎圓了威爾遜的一個夢。當時美國的民主黨總統羅斯福秉承了威爾遜主義的信念，同時美國人民目睹了二戰的慘禍並反省了未加入國際聯盟的嚴重後果，以及在二戰中反法西斯聯盟一致對敵的共同性，因此無論是美國總統還是美國人民都非常支持促成這樣一個國際組織。
然而，從成立之日起，聯合國這個國際組織就面臨著分裂或瓦解。西方國家與蘇聯在對德作戰中的戰略及戰後安排上都有自己的考慮。在舊金山會議前的雅爾塔會議上，東西方就根據各自的實力劃分了勢力範圍，並用“雅爾塔協定”確定下來。因此威爾遜主義的大前提——人類擁有抽象的共同利益，在具體的民族國家利益面前不得不作出讓步。隨著1947年東、西方冷戰的開始，安理會中的大國協調幾乎成了一個夢想，在戰略上是零和遊戲的東、西方如何能夠進行真誠的合作呢？聯合國雖然爲大國沖突提供了“減震器”，但大國合作卻受到了很大限制和抑制。聯合國大會或安理會更多時候變成了“打嘴仗”的場所，兩大敵對陣營的成員國經常是相互之間唇槍舌劍。
冷戰結束後，安理會在維和方面作出了一些貢獻，在世界許多戰亂地方派出了維和部隊。然而有人已經意識到，誠如《聯合國憲章》所言，聯合國充其量只是“維持或恢複和平”（peace-keeping or peace-recovering）而不是也不能夠“締造和平”(peace-making)。在最好的時候，聯合國只是一個清談館，而不是一個有強制力量、有高于其它會員國的獨立的財政和預算、有自己軍隊的世界政府。它的運轉經費來源于各會員國（主要是強國）、它的維和部隊有賴于會員國志願提供它們國家的軍隊、它的行動要由集體作出。它的成立者故意使它軟弱，因爲誰也不願意放棄國家主權，誰也不願意讓聯合國來保證自己國家的安全。它的批評者說，聯合國成立以來，確實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但這不是聯合國的“功勞”，而是“霸權穩定”的功勞。
這些批評有點兒言過其實。不容否認的是，聯合國已經成爲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廣泛性和權威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今天其成員國已增加到188個。由于其建立寬泛、抽象的道義基礎之上，既有大國的支持，又有衆多國家的參與，有時它便成了正當性和合法性的化身。它的存在已爲各方所接受，它有其存在的理由：（1）美國需要它，因爲美國雖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但美國不能“包打天下”，正如克林頓在1999 年在聯大的講話中說：“我們不能做每一個地方的每一件事情。” （2）除美國外的其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需要它，因爲可以憑此地位來對美國在世界上的行爲加上一個“緊箍咒”，使美國的單邊主義失去其合法性；（3）廣大發展中國家需要它，因爲聯合國不僅爲一些處于糾紛中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伸張正義或自我辯護的平臺，而且也爲這些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了援助和幫助，因爲聯合國除了維護和平與安全的中心任務以外，還賦有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增進並激勵對于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其基本自由之尊重”的另外兩項重大任務。在經濟迅速全球化，南北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情況下，聯合國對發中國家或欠發展國家的減貧、減災和減債問題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總之，在過去60年的曆史上，聯合國曾經爲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推動國際協調與合作、促進全球繁榮與發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爲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進行了不懈的探索與努力。當然，聯合國的發展始終面臨著不少問題和挑戰，有關聯合國的改革呼聲不絕如縷。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更是將繳納會費與聯合國改革挂鈎，曾數次因對聯合國改革進度不滿而推遲繳納會費。目前，雖然主要成員國都意識到，聯合國的改革勢在必行，但由于聯合國改革涉及面很廣，既有行政領域的改革，如秘書處的改革，又有政治領域和結構性的改革，如安理會的改革、經社理事會的改革，還有《憲章》的修改、財政制度的改革等等，而要在180多個國家之間取得共識或者要拿出一個爲多數國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並非易事。迄今爲止，比較順利的改革是1997年以來的行政領域裏的改革，但在政治領域和結構性的改革方面，尤其是其核心部門――安理會的改革方面，依然困難重重，很難在各國之間形成共識。
民族自決
無論是在《國際聯盟盟約》還是在《聯合國憲章》中都載明支持民族自決，美國的外交政策中也反複重申支持民族自決，在許多亞非拉國家中，民族自決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成了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實現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國家的口號。威爾遜主義中的民族自決確實影響深遠，甚至威爾遜在1919年已爲自己的話點燃了千百萬人自決希望的後果而感到焦慮。 在目睹了後冷戰時期失敗國家內部的部族殺戮後，有人將它歸咎于威爾遜主義的民族自決，稱它是“威爾遜的夢想，我們的夢魘”。
“民族自決”口號的進步意義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大量第三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通過長期的艱苦鬥爭在民族自決的原則下爭取到了對西方宗主國的獨立，走上了自主的發展道路。它們的獨立及其在獨立後加入聯合國，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的全貌。
然而，特別是在後冷戰時期，有一些民族在“自決”的名義下進行分裂、擴張和征服。在一些新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中，夾雜著古老的冤仇、報複、戰爭、死亡。誰能想到，20世紀發生在國家內部的戰爭竟然遠遠多于發生在國家間的戰爭。 在後冷戰時代，發生在國家內部的沖突或戰爭顯然已危及到地區和平和國際安全，這促使一些人提出“不幹涉內政”和“國家擁有主權”的國際原則已不再適用。1994年盧旺達發生大屠殺，在100天的時間裏，近100萬人被殺害，而且是用原始的砍刀砍死的，許多西方人爲沒有進行幹涉而感到良心不安。1999年當南聯盟同塞爾維亞族同阿爾巴尼亞族發生沖突時，1999年當南聯盟塞族同阿族發生沖突時，以美國爲首的北約國家對其進行了“人道主義幹涉”。後冷戰時期民族自決的一個後果是充滿仇恨的民族主義和暴力沖突，它非但沒有給世界帶來和平，反而造成了動蕩和混亂，以致有人懷舊起來，鼓吹在那些失敗的、處于無政府狀態的、麻煩叢生的、危險不斷的、實行種族清洗或滅絕的國家中實行“自由帝國主義”或“新殖民主義”，通過外界的幹預，強制性地使之實現寬容、穩定和秩序。許多人感到，民族自決的原則也許在過去還行得通，但今天已經行不通了，否則它會將我們的地球分裂成無數互相爭吵的小國。
海外幹涉或戰爭
20世紀以來，美國是世界上海外幹涉或進行戰爭最多的國家。據統計，僅在二戰以後美國的海外幹涉就達到14次。雖然美國海外幹涉或戰爭的最終目的是爲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但是不容置疑的是，美國所進行的許多幹涉和戰爭都是打著道義的旗幟進行的，而且它們大都發生在民主黨政府時期，例如：威爾遜總統將美國帶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聲稱“這將是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美國有義務參戰；羅斯福帶領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參戰的直接動因是日本偷襲了珍珠港，但最根本的是要反對法西斯軸心國對世界的統治；杜魯門總統當政時，美國出兵朝鮮，試圖防止在冷戰中對美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朝鮮半島落入共産主義的勢力範圍；在約翰遜政府之下，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戰爭的目的是要“阻止共産主義的擴張”，防止東南亞地區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以及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在北約的框架下參與了科索沃戰爭，戰爭的理由是阻止前南斯拉夫聯盟領導人米洛舍維奇的種族清洗政策。
美國最近進行的戰爭中有三次是共和黨政府發動的：1991年的第一次海灣戰爭，理由是制止伊拉克入侵沙特阿拉伯，將伊拉克軍隊趕出伊拉克所兼並的科威特，維護中東的秩序與和平；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理由是打擊和消滅恐怖主義者；2003年的第二次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出兵的理由是消除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一理由事後被證明是子虛烏有），而美國真正的目的是把薩達姆趕下臺，實現伊拉克的政權改變，在中東地區建立同美國關系密切的民主基地。在共和黨政府所發動的戰爭中，安全的考慮是第一位的，但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道義的動因。特別是阿富汗戰爭和第二次海灣戰爭，美國在戰後投入巨大的資源幫助阿富汗和伊拉克進行制度重建，這表明，共和黨政府也接受了自由政府的傳播將創造一個不斷擴大的和平地帶的觀念。換言之，即使是在共和黨政府的現實主義指導下的戰爭中，理想主義“元素”也是存在的。小布什總統在伊拉克戰爭前曾說：我們把自由帶給遙遠的他們，這樣我們在國內才有安全。
總而言之，自由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影響的主要關鍵點是把理想主義的色彩注入到美國外交政策中，使美國的外交政策富有道義的色彩。無論是國際聯盟還是聯合國的構想都基于通過集體安全的機制實現人類持久和平的良好願望；無論是“人權外交”還是海外幹涉，用來動員民衆支持的說法都是使其他國家和地區免于暴政和戰亂的禍害，使人民享有自由的權利；而民族自決的主張也是爲了使各民族享有決定自己的國家形式的權利。從實際政策的效果看，自由主義的這些外交理想並沒有完全實現，而且在實踐過程中遇到了無數的困難、挑戰和挫折。由于任何一國的外交政策不可能不考慮國家利益，這就使得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義成份顯得虛假和造作，甚至會被誤解爲實現美國國家利益而設計的精美道具和漂亮包裝。然而，理想主義的外交政策可能會走形，可能會被利用，但是基于啓蒙哲學、相信人類曆史在不斷進步的理想主義的外交政策還是軟化了“硬實力”和冷冰冰的利益算計的現實主義政策。理想主義同現實主義一樣始終在影響著美國外交政策的方向，從而使得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外交政策既不是純粹現實主義的，也不是純粹理想主義的，只不過一般在民主黨執政時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義成分比共和黨執政時濃厚些，而在共和黨執政時現實主義成分比民主黨執政時要多一些。
第五章 保守主義與美國外交政策
美國的保守主義是對當代自由主義的反駁，是自由主義的對立面，它始于對“新政”的反對。“保守”的古典自由主義的教條，曆經20世紀40年代中期－50年代中期的保守主義思想運動、六七十年代的保守主義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至80年代發展壯大成爲一個與自由主義比肩而立的政治思潮，對美國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産生了重要影響。
要探討保守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我們首先需要對保守主義的定義、流派、演變和發展進行仔細梳理，對保守主義所鍾情的國際政治理論或外交思潮進行認真分析，對美國在不同時期的實力地位及其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作出正確判斷。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了解保守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是什麽，而且還要了解保守主義何以或者爲何能夠在某一時期或在某一外交議題上産生重要影響。
一、 美國的保守主義及其流派
正如政治學中的其他許多概念一樣，“保守主義”一詞也沒有一個確切的、統一的定義，且不說各國的保守主義的內涵不同， 就是美國本身的保守主義也常常令人困惑：同一流派的保守主義在不同時代的含義並不完全相同；同一時代的保守主義也有不同的分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博采衆家之說，粗略地對當代美國的保守主義進行這樣的並不完全的界定，即：當代美國的保守主義是二戰以後出現的、相對于當代美國的自由主義而存在的影響美國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意識形態，它的基本原則是：自由優先于平等，秩序、道德和價值至關重要，重視宗教信仰。與自由主義一樣，保守主義並非一成不變、鐵板一塊，在其演進和發展過程中，它擁有了不同流派，在不同的時間階段唱主角的派別不同；在不同議題上觀點也不盡相同。
從思想的源流看，美國的保守主義可以分爲老保守主義(paleo-conservatism)和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兩個流派。老保守主義“保守”的主要部分其實是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它反對的是“被修正了”的當代自由主義，因此從更高的一個層次來看，美國的保守主義其實與美國的自由主義“同祖同宗”。當我們探討美國的保守主義時，首先遇到的就是與古典自由主義有關的傳統保守主義。一般認爲，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美國流行的意識形態只有一種，這就是古典自由主義（有關論述見第二章）。二戰初期，學術界中出現了一些維護古典自由主義、批評“新政”、以“保守”來標榜自己的知識分子，如弗裏德裏克•哈耶克(F. A. Hayek)、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當時正值自由主義處于學術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因此這些人鼓吹回歸古典自由義顯然是逆潮流而動。這些保守派的思想要等30年後（裏根時代）才受到重用，要等40年後（在20世紀90年代）才能徹底“翻身”，成爲顯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些老保守派在90年代被人稱爲“新自由派”（Neoliberals），尤其是在經濟領域，所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就是他們過去長期以來一直在研究和宣揚的以古典自由主義爲立足點的理論學說。
老保守主義除了源自古典自由主義的一支以外，還有源自傳統自由主義包括自由意志論(libertarianism)和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的另一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羅伯特•理查德•韋弗(Robert Richard-Weaver)、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約翰•張伯倫(John Chamberlain)、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 Jr.)。傳統自由主義者強調自由意志的傳統，並提倡具有天主教乃至中世紀特色的基督教，而傳統主義則提倡“保守”過去的傳統、習俗、家庭觀念和道德觀念。
保守主義的另一個流派是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本是源于60年代末以紐約爲中心的東北部地區的一群主要由猶太自由派知識分子組成的思想運動，它的代表人物有政論家歐文•克裏斯托爾和諾曼•波多霍雷茲(Norman Podhoretz)、社會學家丹尼爾•帕特裏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內森•格雷澤爾(Nathan Glazer)和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政治學家珍妮•柯克帕特裏克(Jane Kirkpatrick)等。他們原參加過二戰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反蘇反共運動，這成了他們日後意識形態的根基和共識，他們認爲：無論是左的極權主義（如蘇聯）還是右的極權主義（如納粹德國）都對自由民主構成了威脅，要確保自由民主的美國長治久安，就必須反對一切形式的極權制。就當時的情形而言，這意味著在國外要反蘇反共；在國內要反對新左派的極端主張。
一開始，他們只是作爲自由主義的批評者而出現，在波多霍雷茲主編的《評論》(Commentary)季刊和克裏斯托爾主編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雜志上發表政策建議和評論。但隨著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和青年反文化運動的高漲，他們與正在變得激進的自由主義越來越格格不入，對民主黨的政策也失去了信心（如約翰遜的偉大社會和肯定性行動）。他們在民主黨在1968年和1972年大選中兩度失利後，終于加入共和黨陣營。在裏根上任後，新保守派獲得了極大的發展，這主要是因爲裏根對道德和價值觀的強調以及其反蘇反共的政治理念與新保守派不謀而合。這表明，新保守派經過20年的嬗變，最終找到了政治的歸宿（莫伊尼漢除外，莫伊尼漢自1976年開始就一直是紐約州的民主黨參議員，直到2000年退休）。
冷戰結束後，新保守派對共和黨的老布什總統和民主黨的克林頓總統均不甚滿意，原因是老布什沒有強調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重要性，而克林頓雖然強調民主價值觀念，但與新保守派的著眼點不同 。更重要的或許是克林頓對他們的冷遇，克林頓上臺後並未分配給他們一官半職。此外，在蘇聯的威脅消失之後，後冷戰時期的新保守派所要反對的與老一輩的新保守派不同，年輕的新保守派在國內政策，尤其是社會政策上與老保守派有更多的認同；而在對外政策上則與自由派有更多的認同。此外，老一輩的新保守派主要強調反共（國際上的）反左（國內的）；年輕的新保守派則強調在海外推進民主和在國內反右（針對的主要是中西部的新孤立主義者），強調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作用 。
老保守派與新保守派的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宗教。老保守派受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影響較大，老保守派基本上是由于宗教而變得保守的，如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布坎南出身在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的環境中，後來在耶穌會讀中學，他的父親是一名主教。他們對美國民族性的認識也是基于宗教觀念，認爲美國首先是基督教國家；而對新保守派來說，由于受列維•斯特勞斯的影響，他們認爲，美國是建立在《獨立宣言》中所闡明的自然權利的基礎上而不是與宗教的聯系上的。對于老保守派來說，世界的主要分別是自然主義與宗教之間的分別；而對于新保守派來說，世界的主要分別是在自由世界與專制統治的分別。
其二，曆史觀。老保守派持退步的曆史觀，總認爲前現代是黃金時代；而新保守派則持進步的曆史觀，認爲現代化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他們對科技發明和資本主義革新持歡迎態度而不是恐懼態度。
其三，地域。老保守派代表“聖經帶”(Bible belt) 的南方白人、中西部的農民和小鎮居民，他們有一股濃厚的鄉土氣息；而新保守派則代表受過高等教育的大都市中的中産階級。
其四，種族。新保守派大多數是猶太人，而老保守派則大多數是白人教徒。由于老保守派在美國對以色列政策上的反以觀點，新保守派認爲老保守派有反猶情結。
其五，對外政策。老保守派中有些人懷有孤立主義情愫，例如布坎南自稱是“新孤立主義者”，他贊同美國終止對外援助，將聯合國趕出美國，關閉世界銀行，增加關稅，減少或制止外來移民等。布坎南和其他老保守派的政策被新保守派稱之爲“全球孤立”政策。與此相反，新保守派始終堅持國際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爲，美國不能在一個動蕩的國際環境中獨善其身，因而美國應積極介入國際事務，以道義的力量來領導世界，即實現“仁慈的霸權”或“王道”
盡管新老保守派之間存在著一些矛盾，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仍然有一些共同點：第一，反對極權和專制，捍衛個人自由；第二，反對國家幹預私營企業，維護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第三、維護西方世界傳統的道德、宗教和價值觀念。新保守派的加盟和老保守派的擴張，使得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保守主義思潮比冷戰時期的保守主義思潮在社會中擁有更強大的力量，對美國政治和政策的影響也更大。
從議題上來看，保守主義思潮可以分爲五個組成部分（盡管各個部分的成員可能有很大的重合，其意識形態也可能前後不一致，甚至各個部分之間也可能會存在政治敵對），它們是，財政/經濟保守主義、社會/宗教保守主義、防務/外交保守主義、聯邦主義運動和自由意志主義 。代表這些主義的保守派分別是財政/經濟保守派、社會/文化（包括宗教）保守派、防務/外交保守派、聯邦派、自由意志派。
財政/經濟保守派所關注的問題是各級政府必須在財政上負責並且有效率。60年代中、後期，他們一直關注聯邦預算的平衡問題，此外，不少人還厭惡龐大的聯邦機構及不必要的規章制度。財政/經濟保守派中也並非意見一致，有人認爲首要的任務是削減預算，而其他人則認爲應通過減稅來促進經濟增長，這部分人主要是南方白人和小企業主。財政/經濟保守派的組織有“康科德聯盟”、“美國保守主義聯盟”等。
社會/文化（宗教）保守派關心道德、信仰、價值觀問題。他們將道德敗壞歸罪于自由主義的左傾因素和世俗的人文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通過傳媒大量傳播的大衆文化。他們主張由國家來加強宗教的力量，強制公立學校作祈禱，以此作爲解決問題的部分方法。與此同時，他們批評由國家管理的社會保障計劃鼓勵了非婚生子女的出生。道德的衰敗，家庭的解體，離婚率的上升，非婚生子女的增多使得社會/文化（宗教）保守主義的主張特別引人注目。冷戰後的新保守派甚至將強調的重點由價值觀轉向了道德、性格、文化的作用，宗教右翼更是重生命、重家庭、重道德、重美國。社會－文化（宗教）保守派主要是宗教右翼（基督教右翼、天主教教徒、猶太教原教旨主義者），這一派的主要組織有“研究和教育自由委員會基金（及國民授權電視）”，它由保守的天主教教徒保羅•韋裏奇創辦于1955年，是研究社會問題的全國最大的思想庫。韋裏奇同時還是傳統基金會的創辦人；“家庭研究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由加裏•鮑爾（Gary Bauer）創辦，主要遊說反對墮胎及反對同性戀者權利，它是在1988年與“關注家庭”(Focus on Family)合並後建立起來的；其他宗教右翼組織（如基督教之聲、生命權利、全國神福音派協會、基督教法律協會）。這一派的利益集團主要有“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和“關心美國婦女”（Care for American Women)、“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美國家庭聯合會”(American Family Federation)和“鷹論壇”(Eagle Forum)等。
外交－防務保守派。這一派的共同特點是：主張以實力爲後盾，保障美國的安全及和平（也即外交政策上的現實主義）。此外，在冷戰後國際主義－孤立主義、貿易自由－貿易保護主義、全球主義－美國主義（關注美國本土）的爭論中，在這一派中有持上述相互對立觀點的人，但前者占主流地位，後者居次要地位；前者主要對行政部門的政策起引導作用；而後者則常常通過國會在防務授權、外交撥款等具體領域中發揮影響；前者支持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作用，對于促進自由市場經濟、促進全球一體化感興趣（有人將這些思想稱之爲“保守的國際主義”）；後者只關注美國自己的利益及自身的安全，對國際事務不感興趣，想要使美國孤立于世界，對人道主義幹涉及在海外使用武力也持小心謹慎的態度，實行最低限度主義(minimalism)。但他們支持增加國防預算，發展國家導彈防禦體系和戰區導彈防禦體系，強調美國優先，美國第一，這些思想可稱之爲“保守的民族主義”(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外交/防務保守派的主要思想庫有、國際戰略研究中心、胡佛研究所和美國企業研究所，其主要利益集團有側重防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安全指數”及側重貿易的“美國商會”。
聯邦派強調分權（指縱向分權和橫向分權）。縱向分權是指聯邦與州和地方政府的權力分配適當；橫向分權就是在每一層次的政府機構中強調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各自獨立又相互制衡，其重點是維護州權。聯邦派（或稱共和派）認爲要盡可能使人民接近權力，《憲法》的原意就是人民主權。在美國曆史上，強調州權的既有民主共和黨的傑斐遜及20世紀上半葉的南方民主黨人，如1948年南方民主黨人成立州權黨，推出斯特羅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爲州權黨的總統候選人；又有共和黨的極右翼巴裏•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他是1964年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還有第三黨的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1968年他是第三黨的總統候選人。冷戰後這一派的影響有所增長，使得克林頓在1996年競選連任中都提出“授權于人民”也就是“還政于民”的主張；並在政策實施上，將過去由聯邦政府主要負責的社會福利及肯定性行動的保留部分移交給州和地方。在地域上，這一運動在南部和中西部各州較有影響。
自由意志派。這一派認爲，政府應盡量少幹預個人的生活，個人對自己的行爲負責。這一派強調個人自由的純潔性和神聖不可侵犯性。與新保守派不同的是，他們不認爲傳統道德和家庭是社會穩定的關鍵，而認爲個人是關鍵，強調個人的理性選擇，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反對基于種族、性別及其他群體認同的優惠或照顧。他們的一些主張如將毒品和色情合法化，使其他保守派深感不安。自由意志派也自稱自己是財政保守派、聯邦派和外交/防務保守派。自由意志派主要是槍支擁有者和基督教福音派，這兩部分人形成保守派所格羅夫•諾奎斯特所說的“別管我們”的聯盟，對他們來說，撫養孩子，信仰上帝，保護財産是自己的私事；政府則是頭號敵人。自由意志派的思想庫有卡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該研究所在經濟和社會問題上持保守觀點，外交上持國際主義觀點，防務上主張將美國駐歐洲和亞洲的軍隊撤回本土。
90年代以來美國保守主義的特點表現爲：對宗教的信仰和愛國熱忱，以及對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自信，對傳統家庭觀念的維護以及對“美國例外論”的強化；在國內，積極推行保守主義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在國際上反共的目標在9•11之後讓位于反恐的目標
二、美國的保守主義運動
當代美國的保守主義運動不僅包括思想運動，而且還包括社會運動和政治實踐。根據保守主義在美國的起源及發展脈絡，可將其分爲以下三個階段：20世紀40年代中至50年代中的保守主義思想運動；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的保守主義社會運動；1964年以來美國的保守主義政治運動。
（一） 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的美國保守主義思想運動
當代美國的保守主義起源于20世紀40年中期至50年代中期的保守主義思想運動 。這一時期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從經濟、政治、哲學和文化的角度發表了大量著作，爲後來的保守主義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經濟保守主義及其政策主張就來源于弗裏德裏克•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的《通向奴役之路》（A Road to Serfdom,1944）和《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路德維格•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1944）和《官僚政治》(Bureaucracy)（1944）和後人稱之爲“芝加哥經濟學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的思想。哈耶克的觀點是：“計劃經濟導致專制”，“對經濟活動的管制”必然造成“對自由的壓制”，計劃經濟對私有權的否定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極權主義和對個人的奴役，因而他主張以個人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之路”來取代“通向奴役制之路”。米塞斯也反對一切形式的國家幹預，他認爲國家對企業的控制會導致經濟民族主義和戰爭，這與市場經濟的自由放任是不相容的。有意思的是，哈耶克和米爾頓•弗裏德曼都聲稱他們不是保守主義者。誠然，這些保守派經濟學家並不“保守”，他們只不過是要回到亞當•斯密的“自由”，以市場機制而非中央國家機構來調節經濟。
社會/文化保守主義來源于拉塞爾•柯克和小威廉•巴克利。前者著有《保守主義思想：從伯克到桑塔亞那》(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並于1957年創辦了《現代保守評論》(Modern Age: Conservative Review)季刊；後者著有《耶魯的上帝和人》(God and Man in Yale)，並于1955年創辦了時至今日仍有影響的保守主義刊物《國民評論》(National Review)。
傳統主義強調美國的保守傳統，如憲法、價值觀、宗教信仰和道德，他們的思想主要來源于被稱爲西方現代保守主義鼻祖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著有《法國大革命反思錄》(Reflections on French Revolution)；法國的政治思想家亞曆克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有《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著有《論公民的不服從》(On the Citizen’s Disobedience)等。有些傳統主義者還提倡具有天主教或具有中世紀特色的基督教，他們之中不少人就是天主教教徒（如柯克和小巴克利）。
一些因素促發了這場保守主義的思想運動：
1．40年代中期一批從法西斯極權統治下逃亡英美的中歐知識分子，包括“現代奧地利學派”（Modern Austrian School）的代表人物，爲這場美國保守主義的思想運動提供了契機。這批人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經濟學家哈耶克、米塞斯外，還有哲學家列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1953年出版了《自然權利與曆史》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政治學家埃裏克•馮•屈內爾特•勒丁（Erik von Kuehnelt Leddihn （1952年出版了《自由或平等——我們時代的挑戰》(Liberty or Equality: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和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1952年出版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這些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先後到達了美國的芝加哥大學。一時間芝加哥大學成了保守主義思想運動的基地－。
2．杜魯門的“公平施政”計劃，特別是1946年由民主黨國會通過並被總統簽署的充分“就業法” 引起了保守派的疑懼和反對，因爲此法宣稱國家的責任是使用一切手段來促進最大限度的就業、生産和購買力，這就意味著聯邦政府將大大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幹預，對于亞當•斯密的信徒來說，這是羅斯福“新政”的擴大和發展。對此，保守派在政治上作出了“防守反擊”：1947年，以來自俄亥俄州的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Taft)參議員爲首的共和黨抓住暫時獲得第80屆國會的領導權的機會，聯合南方保守的民主黨參議員，通過了塔夫脫—哈特萊法，即勞資關系法，並推翻了杜魯門的否決，從而事實上部分抵銷了1946年就業法的作用。
3．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二戰後，法西斯極權統治雖然被推翻，但斯大林的極權統治又因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而得到擴大和加強，蘇聯將其勢力擴展到被解放的東歐地區，並開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進行共産主義擴張。1946年，英國保守黨領袖丘吉爾首相在美國的富爾頓城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1947年杜魯門主義出籠標志著冷戰的開始，美國開始在國際上推行以反蘇反共爲核心的基于意識形態的外交政策。
這場保守主義思想運動的特點是：（1）無組織無指導。雖說是一場“運動”，但它其實只是一些學者文人的個人思想活動，除個別例外，這些思想家互不相識，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他們對彼此的著作甚至都不熟悉。（2）各說一套，相互矛盾，除了名稱外，他們連在保守主義的定義上都不能取得一致，他們所倡導的觀念甚至相互排斥，如源于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派強調自由，而源于伯克的傳統學派則以秩序爲重。
40年代末保守主義的影響甚微，自由主義儼然一統天下，成爲美國政治思潮的主流，自由主義的概念成爲大衆哲學，以至于連美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都要慨歎：美國思想界太單調了，如果沒有比較，怎麽能得知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思想呢？ 保守主義者當時處于話語的邊緣地位，他們被認爲是知識分子中的另類，被媒體稱之爲“新保守派”(New Conservatives)或(Neo-Conservative)。保守主義在社會上沒有信徒，在政治上受到輕視。30年後，這場運動的代表人之一拉塞爾•柯克坦承：無論是民主黨總統還是共和黨總統都沒有拿他們當回事。他們的影響僅僅局限于思想界，他們的思想猶如在自由主義的池塘裏扔下一個石子，在思想界只能産生陣陣漣漪。
既然如此，爲何這樣一種保守派學者著書立說的現象還會被冠之以“保守主義的思想運動”呢？原因是他們的著作問世的時間恰好集中在這一特定的階段。此外，他們的思想裏也還包含了一些共同的信仰：（1）反對極權主義、國家主義或集體主義，主張個人主義；（2）反對相對主義、懷疑主義和實證主義，主張道德絕對主義；（3）反對理性主義和抽象主義，主張經驗主義和傳統主義。這些共同點的基礎又是基于他們對人性的認識（人非至善，需要信仰和法治加以約束）、對曆史的認識（人類曆史並無必然規律，而是一些偶然事件的累積）及對世界的認識（在自由與極權之間沒有妥協的余地）。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保守主義的思想運動從時間上看與一些政治現象相吻合：（1）在這一時期，共和黨罕見地兩次掌握了國會的領導權：1947-1949年的第80屆國會和1953-1955年的第83屆國會；（2）共和黨人自1932年以來首次贏得了大選勝利：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3）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興亡。然而，這種時間上的巧合仍然不能表明保守主義思想運動與實際政治發生了聯系：首先，如前所述，當時的政治領袖對保守主義不感興趣，保守主義還不是共和黨內的占主流的思想，共和黨的領導權還控制在東部權勢集團手中，也就是共和黨的溫和派手中。其次，保守主義者也不把艾森豪威爾當成保守派，因此共和黨在選舉中的勝利與其說是保守主義的勝利，還不如說是艾森豪威爾個人的勝利。再次，保守主義思想家不認爲他們要對麥卡錫主義負責，相反他們認爲麥卡錫主義使保守主義蒙受了不白之冤，致使不少人對保守主義的真正含義産生了誤解。因而那種認爲“50年代保守主義在思想界占上風，在政治上取得了勢力”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在當時的內外政策上，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共識大于分歧，艾森豪威爾政府推行的政策大體上還是前任的“新政”政策和冷戰政策；而麥卡錫主義不過是當時兩黨反共運動中湧現出來的一個歇斯底裏的高潮，而非保守主義的高潮。
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美國的這場保守主義思想運動雖然站在自由主義的對立面，但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它都不是自由主義的對手。不過，它爲未來的保守主義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埋下了種子。
（二）1960年以來美國的保守主義社會運動
保守主義的社會運動指保守主義思想家從象牙塔走入社會，通過指導和建立政治組織和宗教組織、利益集團/政治行動委員會、基金會、思想庫等來擴大保守主義思想在社會和政治上的影響。這場社會運動內容比較廣泛，涉及經濟/財政保守主義運動、社會/文化保守主義運動、聯邦主義運動、自由意志運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文化保守主義運動，主要有“新右派”（New Right）和“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運動。“宗教右翼”雖然與“新右派”關系密切，但由于它的領袖主要是各教派的布道者，既包括福音派，也包括新教原教旨主義，既包括天主教正統派，又包括猶太教正統派，因而它比“新右派”具有更多的神學色彩。 此外，“新右派”與“宗教右翼”所處的時代不同，“新右派”主要活躍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 而“基督教右翼”則在八、九十年代和當前的21世紀更爲活躍。
正如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老右派”是三十年代的“老左派”的對立面一樣，七、八十年代的“新右派”是六十年代的“新左派”的對立面。“老右派”與“老左派”的對立主要是由于經濟問題而産生的；而“新右派”與“新左派”的分歧則是由一系列的社會文化問題而引起的。“新右派”本來在六十年代就已開始醞釀，但它在七、八十年代才興起，它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晚于“新左派”。自1962年在校園中成立的“爭取民主社會學生”（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簡稱SDS）組織開始，“新左派”在六十年代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如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反文化運動、性解放運動，他們對社會的批評及這些運動的發展，促使民主黨控制的國會通過了一系列改變曆史的法律，如“民權法案”、“戰爭權力決議”等；他們支持的總統候選人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喬治•麥戈文分別在1968、1972年兩次大選中獲得民主黨的提名，然而，他們的影響在70年代後日漸式微。
相比之下，在像小威廉•巴克利這樣的保守主義思想家指導下的、于1960年在校園中成立“爲自由的美國青年”（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簡稱YAF）的右派學生組織，直到80年代才解體。這一組織的學生大多出身于共和黨人家庭，他們對共和黨感染上自由主義頗不以爲然，認爲共和黨內的自由主義缺少“保守”古典自由主義所尊奉的自由、傳統和秩序；而華盛頓的集權制正是民主黨式的自由主義發展過頭的結果，政府職能的擴大雖然給予了一部分人自由，但同時奪走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如在南方實行新的強制性的種族融合、肯定性行動等。這一組織爲七、八十年代新右派保守主義運動培養了不少骨幹力量，如新右派的核心領袖、曾任YAF首任執行主任的理查德•維格裏(Richard Virgurie)成爲保守主義政治運動的直郵籌款(Direct Mailing)專家；YAF的老戰士霍華德•菲利普(Howard Phillip)建立了“保守主義核心會議”(Conservative Caucus)組織；保守主義活動家保羅•M•韋裏奇(Paul M. Weyrich)發動了“基督教右翼”的保守主義運動。
“新右派”和“基督教右翼”(Christian Right)通過四類組織來擴大其對政治的影響：
（1）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簡稱PACs)。政治行動委員會是指對競選公職的候選人進行捐款的利益集團的政治組織，它的活動主要是籌款和捐款，目的是幫助保守派人士進入政治領導層，從而使之同情保守派的主張，如1974年韋裏奇領導成立的旨在幫助保守派人士當選國會議員的“爭取自由國會生存委員會”；1975年菲利普斯領導建立的保守派核心會議，它主要在基層活動，在全國每個國會議員選區均設分會，約有30萬會員；以及1974年特裏•多蘭組建的全國保守派政治行動委員會等。這些組織已成爲美國最大的保守派政治行動委員會。
（2）單議題的利益集團。這些單議題的利益集團有愛德華•麥卡提爾(Edward McAteer)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牧師1979年建立的“宗教圓桌會議”(Religious Roundatbles)、羅伯特•比林斯（Robert Billlings）建立的“全國基督教行動聯盟”(National Christian Action Coalition)、傑裏•福爾韋爾(Jerry Fulwell)1979年建立的“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其中道德多數派聲勢最大，有40萬名成員、６萬名牧師，在全國各州設有分部，年度預算超過600萬美元；以及帕特•羅伯遜（Pat Roberson）領導的“基督教右翼”。
（3）思想庫和出版物。1973年，保羅•韋裏奇創辦了新右派的思想庫——傳統基金會，80年代前，傳統基金會很少有超越共和黨保守派的活動，因而不太引人注目。80年代後，隨著裏根當政，傳統基金會的活動範圍逐漸擴大，目前它以內政、外交、經濟和社會問題爲研究對象，經常舉辦研討會，提出政策建議。特別是90年代以來，傳統基金會對政策的影響尤爲明顯。1994年，共和黨的新議員一改常例，不去哈佛大學聽取有關立法方面的報告，而是去傳統基金會，這反映出新右派對共和黨的影響。此外，1995年以來，傳統基金會的媒體曝光率始終位于第二位或第三位，僅次于布魯金斯協會，比其他老資格的或大名鼎鼎的外交關系委員會或美國企業研究所表現還突出。 小布什上臺以來，傳統基金會的影響進一步加強，布什內閣的許多提名都是由傳統基金會人才庫推薦的。新右派的出版物主要有理查德•維格裏1975年創辦的月刊《保守文摘》（Conservative Digest），它現在已成爲“新右派”的機關刊物。此外，“新右派”的許多組織都有自己的出版物，如傳統基金會的《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季刊和《今日傳統》月刊。
與四、五十年代的保守主義思想運動相比，“新右派”和“宗教右翼”的社會運動是右傾的平民主義運動，它的影響巨大而深遠，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其組織不斷發展壯大，同時美國社會中自稱是保守派的比例穩步增長，到1993年幾乎與自稱是溫和派的比例持平（40%）。 宗教右翼在南部、中西部有很大的影響，這些地方因而被稱爲“聖經帶”。“宗教右翼”現在已擁有170萬成員，自1992年起，它已成爲共和黨內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一些州，如在阿拉斯加州和明尼蘇達州，“宗教右翼”的分支機構福音基督教和生命權運動事實上已控制了州的共和黨組織。
（2）80年代後，“新右派”和“新宗教右翼”對美國公共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例如“新右派”利用草根組織直接將政策主張付諸實踐：菲利斯•施拉芙萊(Phyllis Schlafly)領導的擁有５萬名會員的“鷹論壇”(Eagle Forum)通過在州議會作證、舉行集會、組織請願、遊說等方式成功地使“1972年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 Amendment，簡稱ERA)于1983年失效 ；在反對墮胎的“新右派”和“宗教右翼”的衆多組織 的壓力下，自1976年開始，共和黨的政綱連續四次寫入支持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以恢複保護未出生孩子的權利” 。1981-1982年，“新右派”還在31個州提出了118項議案，其中“人類生命權利修正案”規定：除挽救母親生命外，禁止以任何理由墮胎；禁止使用子宮內避孕器，因爲生命始于受孕。90年代中期，宗教右翼希望共和黨控制的保守的第104屆國會能通過禁止墮胎的法案，但這一願望並未完全實現， 于是他們在1995年通過了《與美國家庭的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n Families)以表示對共和黨議員的不滿。
（3）對全體美國人政治觀念或公衆哲學産生了深刻影響。根據芝加哥輿論研究中心的一般社會調查的研究，自1974年後，人們在一系列議題上的立場越來越趨于保守。 1996年即使是民主黨的克林頓總統也聲稱“大政府時代一去不複返了”。 這表明，保守主義思潮不僅成爲共和黨內的主流思潮，而且也對民主黨的政策觀念産生了影響。9•11後美國的保守主義思潮在愛國主義的推動下更加膨脹。
冷戰結束以來，保守派加強了“搶占”思想庫和大學的努力，試圖推動美國的保守主義社會運動繼續發展，並在社會政治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全國富有同情心的慈善機構委員會”的調查發現，自1992至1994年，美國12個主要的保守基金會向研究所、大學、思想庫、媒體和利益集團提供了2.1億美元的資助，其中贊同“自由市場”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得到的資助最多，爲890萬美元，其次是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爲690萬美元，卡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390萬美元，赫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330萬美元，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210萬美元。韋裏奇的自由大會基金（Free Congress Foundation）得到500萬美元，威廉•克裏斯托爾(William Kristol)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和《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雜志得到190萬美元，《新標准》得到170萬美元，波多霍羅茲的《評論》得到100萬美元，另外320萬美元給了小威廉•巴克利和本•瓦騰伯格（Ben Wattenberg）的電視節目。在著名大學中，作爲保守思想的堡壘芝加哥大學獲得的資金最多，達1000多萬美元，其次是哈佛大學，960多萬美元，喬治•梅森大學800多萬美元，耶魯大學590多萬美元。 這些思想庫和大學對十年來美國的社會政策（如福利改革、肯定性行動、社會保障、教育改革）、經濟政策（如平衡預算、減稅等）、外交/防務政策（如北約東擴、日美安全條約的重新修訂、NMD的提出）等産生過重大影響。保守派清楚地知道，思想産生影響，因此他們在思想方面的投資更加不惜成本。
（三） 1964年以來美國的保守主義政治運動
“保守主義的政治運動”指保守主義者影響政治的努力，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使更多的保守主義者擔任公職；二是使美國的內外政策最大限度地反映保守主義的觀念，從而實現保守主義者的理想。這兩方面都與共和黨有密切聯系。
作爲一種意識形態，保守主義的興起主要是由于“新政”自由主義在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上的破産。保守主義思潮本來是自發地存在于共和黨之外的，它與共和黨的聯系是“雙向選擇”的結果，它包括兩方面的動向：一是共和黨的保守主義化，二是保守主義的共和黨化。共和黨候選人在議題上的立場與保守派的精英、組織和選民的立場比較接近，因而保守派選擇了共和黨作爲政治靠山。保守派希望借助于共和黨實現自己保守主義的目標，而共和黨則希望借助保守派來贏得選舉政治的勝利。
從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保守主義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影響不大。它第一次冒頭是在60年代中期，1964年共和黨選出極右翼的巴裏•戈德華特作爲總統候選人與民主黨的在職總統林登•約翰遜競選，結果約翰遜大獲全勝。直到80年代裏根當政，保守主義才獲得出頭之日，裏根的當選就是借助了保守主義的力量。1992年大選，以新民主黨人面目出現的克林頓擊敗了布什，入主白宮；國會兩院也處在民主黨人的控制之下，自由主義由此暫時東山再起。1994的中期選舉猶如一次“大地震”，共和黨人以一部“與美利堅的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擊敗了民主黨人，從國會中的少數黨一躍而成爲多數黨，把自二戰後重建時期以來一直屬于民主黨牢固陣營的的南方搶奪過來，占據了闊別40多年的國會山的領導地位，從而開始了新一輪意義上的真正的“保守主義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1994年的中期選舉意義重大，它象征著自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形成的新政聯盟的瓦解，新的政治力量重新組合。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大政府時代已經過時了。1996年的大選結果不過是這一趨勢的繼續和發展。克林頓之所以獲得連任，其原因不在于他提出了自由主義的綱領，而恰恰在于他“偷”了共和黨的主張，包括平衡預算、減稅、自由貿易、精簡政府機構、實行福利制度改革等等。他充分認識到潮流已經變了，大政府主義的時鍾停擺，因而及時地調整了政策。正如他的首席競選專家迪克•莫裏斯（Dick Morris）所說，克林頓獲得連任的戰略就是從根本上變爲一名共和黨人。他的主張與此前的自由派有明顯的不同，因而有人說他與民主黨的關系是別扭的“擁抱”。他的勝利是他個人及其政策的勝利，無助于民主黨內的自由派重新獲得權力。
1996年共和黨在國會繼續保持了優勢，在參議院的席位比上一屆增加了兩席，兩黨的議席之比是55：45，在衆議院的優勢則比上一屆有所削弱。1996年換屆選舉後，共和黨州長與民主黨州長的數目仍保持上一屆的比例，即33：17，但共和黨州議席比民主黨多幾千席。隨著聯邦權力的減弱，州和地方政府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比從前要起更大的作用，特別是在涉及公民自身利益的醫療保障及社會福利等方面。
半個多世紀以來，保守主義的演進循著這一軌迹發展：從思想運動走向社會運動，又從社會運動步入政治運動，它在美國政治中從邊緣走到中心，直至發展到與自由主義比肩而立。作爲美國的兩大意識形態，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是既對立又統一的兩極 。
在不同階段，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影響不同：以20世紀70年代中期爲界，此前，自由主義在美國社會政治中獨領風騷；此後，保守主義逐漸與自由主義思潮分庭抗禮。從社會情緒和政治氣氛來說，近十五年來美國社會偏于保守，保守主義思潮的聲勢遠比自由主義思潮壯大：傾向于保守主義的思想觀點被全國主流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基督教箴言報》、《今日美國報》《華爾街日報》等）引證的百分比遠遠高出傾向于自由主義的思想和觀點 ；1995年以來這一趨勢更加明顯，八年間保守主義或右傾的思想庫被引證的平均百分比占全部思想庫的50%以上，而自由主義或左傾的思想庫被引證的百分比平均不到15%。最近五年的政局發展也證明了保守主義思潮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會主導美國政壇，政治鍾擺還可能會繼續向右擺：2000年大選後，近70年來共和黨同時控制著了白宮和國會兩院；2002年，國會共和黨一反常規地在中期選舉中獲得勝利、從而鞏固了在國會的多數地位；2004共和黨在各個層級的選舉（總統選舉、國會選舉、州長選舉和州議會的選舉）中贏得了多數，似乎預示著共和黨時代的到來。
三、 保守主義鍾情的外交理論
在美國的外交思想方面，一般而言，保守主義傾向于現實主義。具體而言，老保守主義鍾情于孤立主義、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而新保守主義則更傾向于“新帝國論”等。
國際關系理論中現實主義的發源地雖然是在美國，但它卻不是對美國外交史的總結和提煉，而是歐洲國際關系史的典型的産物，它所提倡的“權力政治”(realpolitik)或“地緣政治”（geopolitics）與美國所處西半球的國際政治經驗格格不入，在威爾遜以前，美國曆屆總統都恪守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奠定的孤立主義傳統，不介入歐洲國家之間的政治紛爭，因此也就沒有“均勢”的概念。現實主義基于對人性惡的悲觀認識，認爲由民族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處于無政府狀態，作爲主要行爲體的民族國家所關心的是國家利益，其核心是國家的生存或國家的安全；國家利益的界定則依據實力而定，即所謂的“權力界定利益”；一般的道德原則不能抽象地適用國家行爲，而應經過具體的時間地點的過濾；也不應將某一特定國家的道德作爲普世准則來統治全世界。 現實主義又分爲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或傳統現實主義（Traditional Realism）、結構現實主義(Constructive Realism)或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和進攻性現實主義(Aggressive Realism)。從時間上看，古典現實主義與保守主義運動幾乎同時出現：古典現實主義大師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經典名著《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the Nations)發表于1948年。現實主義總的來說是對于此前流行的理想主義的反動，二戰的爆發標志著理想主義的破産，理想主義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被批評爲不切實際的、烏托邦的；而保守主義運動的興起首先是對自由主義的國內政策——“新政”的反動，由于“新政”派同時也是理想主義者，因此從一開始保守主義者與現實主義者反對的是同一些人，他們之間的聯系也就因此而建立起來。現實主義一經確立便成爲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主導思想，長達四十年。
新現實主義是對現實主義的修正和超越，以肯尼斯•華爾茲1979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爲標志，現實主義理論完成了科學化和體系化。華爾茲揚棄了古典現實主義中人性等難以用科學界定的概念和無法證僞的假設，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自助體系、權力分配、國家利己特征和生存需求等設定爲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概念，並把國際關系研究集中在體系結構這個層面上, 因此新現實主義又被稱爲結構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國際體系結構，指的是國際體系中權力的分配狀態，國家權力主要由軍事力量界定，而國家利益也主要是物質利益。不無巧合的是，新現實主義的問世正值保守主義在國內張揚的前夕。
進攻性現實主義是相對于結構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而言，其理論代表人物是約翰•米爾夏默（John Mearsheimer），他的《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2001）在繼承和融合了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最大化和新現實主義的體系結構的基礎上，將現實主義推向極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性質決定了安全困境的無解，每一個國家爲了安全和生存的需要總是追求權力最大化，實現霸權可以消除對安全的憂慮。國際政治就是大國政治，而大國之間總是存在安全競爭（不是激烈的戰爭），大國的最終目標是追求霸權。由于權力是國際政治中的稀有資源，因此大國爭霸戰爭將不可避免。爲什麽會這樣呢？因爲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在國家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不存在對任何一個國家發號施令的世界政府。所有國家都具有某種進攻性的軍事能力，當然這種能力在各國之間相差很大，因此霸權之爭是大國才能玩兒的遊戲，小國就只能靠邊站了。各國永遠無法知道和確定他國的意圖。米爾夏默問道：每個國家都說自己是愛好和平的，但其他國家會相信嗎？國家基本上是理性的行爲者，是戰略算計者，它們總的來說善于確定自我生存的明智戰略。
米爾夏默特別強調，對于一個以生存爲主要目標的國家來說，外部世界是一個不可捉摸的、危險和醜陋的世界，當今國際政治與近現代的國際政治沒有本質的區別，國家仍然是國際體系的主要行爲體，國際體系仍然處于無政府狀態，在國家主權之上沒有一個更高的權威，各個國家必須靠自助來保障自己的生存，當它們遇到危險時，它們不能撥打“911”，呼叫國際警察來解救它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無法無天”的體系中，國家之間互相懼怕、互相猜忌，唯一感到安全的辦法就是使自己的相對力量最大化，尤其是軍事力量。大國爲了使自己更加安全而一心謀求地區霸權。而一國的軍事力量取決于它的人口和財富總量。從這兩個指標來看，米爾夏默認爲在世界力量的分布中，未來將是美國和中國最強大，因爲美國有源源不斷的移民人口（尤其是高技術人口和其他精英人才）和不斷增長的財富。而中國的人口居世界第一，中國的經濟一直高速增長。相比之下，其他發達國家人口連年下降，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不如中國。從理論上推測，未來20-50年內中美之間爲爭奪亞洲霸權而發生對抗是很自然的，因爲國際政治的權力資源非常稀缺。雖然從主觀意願上看，這是一個悲劇，但在客觀現實上卻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進攻性現實主義”之得名在于米爾斯海默認爲：在無政府狀態下，一個國家的最佳生存之道就是“損人利己”，最好的防禦辦法就是有效地進攻。
無論是古典現實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都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著相當大的共識：（1）民族國家是國際體系的主要行爲體；（2）國際體系本質上是無政府狀態的；（3）國家的首要目標是生存或安全；（4）國家利益基本上是由國家的實力（尤其是軍事力量）決定的；（5）國家的行爲是自私的、自助的、也是理性的。但對于爲什麽會是這樣、如何實現國家的目標的解釋就各不相同了：古典現實主義將國家擬人化，認爲國家的權力欲類似于人的權力欲，國際關系不過是人際關系的放大和投射。新現實主義認爲國家行爲的選擇不是源于個人或國家，而是源于體系結構的性質，國際體系中權力的分布是兩極還是多極或單極，決定了一個國家是采取結盟制衡的策略還是采取跟著強者走、搭便車的策略，權力並非多多益善，能夠保障安全就足夠了。而進攻性現實主義則主張，只有絕對的權力才能保障絕對的安全。當一個大國獲得霸權時，在其霸權輻射之內沒有一個國家敢于冒犯它的安全。古典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對于穩定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前者傾向于“均勢穩定”，認爲當權力均衡時國際體系最穩定，通常表現爲“多極穩定”；後者則認爲兩極體系最穩定；而進攻性現實主義無疑主張單極穩定。國際政治理論常常是現實的反映：古典現實主義盛行之時，正是美國在與蘇聯對峙中處于守勢之際；而在新現實主義出現後，美國開始反攻；在進攻性現實主義問世之時，世界上只剩下美國這一唯一的霸權。
老保守主義者信奉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思潮。孤立主義是美國外交政策最古老的傳統之一，也是二戰之前大多數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導思想之一。從開國元勳華盛頓總統的告別演說，到傑裴遜主義的不使美國民主卷入歐洲紛爭的政策選擇，約翰•昆西•亞當斯“不要到國外尋找並消滅怪獸”的警告，“美國不幹涉歐洲事務，歐洲也別來幹涉美洲事務”的門羅主義，再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國會通過的《中立法案》，孤立主義達到了頂峰。
孤立主義的邏輯是這樣的：建立于純粹革命原則和思想觀念之上的美國民主制是極其寶貴的，在它的成長初期也是及其極其脆弱的。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應是維護美國的價值觀和民主制，爲此，美國要嚴格界定自己的國家利益，不與舊大陸的歐洲糾纏在一起，以最小的成本和代價來保護這些利益。孤立主義者認爲，“對霍布斯式的國際政治世界進行過度幹預，會腐化和破壞美國人民已經建立的洛克式的民主秩序”。 美國民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美國歡迎世界變得像美國一樣，但抵制任何使美國變得更像世界的想法。美國可以率先垂範，以榜樣的力量示人，而不是到處幹涉，依靠強力輸出民主；美國外交需要做的首先就是盡力避免使美國卷入海外沖突或戰爭，而且必須符合憲政規範，防止外交權力過度集中于總統，要捍衛國會在外交事務中的權力和尊嚴，如宣戰權和締約權。 二戰爆發後，孤立主義在美國幾乎絕迹，在冷戰期間它也同樣受到冷落。越戰期間掀起反戰運動和主張美國全面撤退的主要是自由主義者。冷戰結束後，孤立主義有回潮之勢，被稱爲“新孤立主義”。老保守主義者重新拾起傑斐遜主義的傳統，主張在外無強敵、安全無憂的情況下保持最低限度主義的外交，反對美國過多地卷入世界事務。9•11之後，孤立主義再度失勢。
新老保守主義者都信奉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民族主義在各國都存在，其一般的含義是效忠自己的國家、熱愛自己的國家，爲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美國的民族主義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美國例外”、“美國第一”的優越感，原因在于：（1）美國的民族主義是基于美國民主價值觀，而不是基于種族或民族。美國民族主義的獨特性在于它與自由民主價值觀緊密相聯，“美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平民的民族主義，體現著一系列含義很廣的核心價值觀念：與集團權利相對立的內在的個人，人人機會平等，反對中央集權，法治以及一種革命的遺産。” （2）美國的民族主義還源于美國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及由此而獲得的信心，無論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美國很少經曆過失敗，美國的曆史基本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曆史。美國的民族主義非常強烈，根據9•11恐怖主義襲擊以前芝加哥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90%的美國人說他們“寧可是美國公民，而非其他國家公民”，而“世界價值觀”的調查也證明了同樣的結果：70%以上的美國人對當美國人“感到非常自豪”。 美國人一般都有民族主義情結，但新老保守主義者的民族主義更加偏激，他們不允許對美國民主價值觀有任何質疑或批評，他們始終把美國的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置于首位，強調美國優先、美國第一。若照此觀念制訂政策，就表現爲美國不尊重其他國家政府的道德權威和其他人民的民族利益；美國把自己的民族主義說成是愛國主義，把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說成是排外主義。
新老保守主義者都喜歡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在通常的意義上，單邊主義是參與國際事務時的一種外交手段，爲確保自己的利益，不被聯盟限制，以保持外交靈活性及行動自由。美國的單邊主義主要源于“例外論”——美國人是上帝揀選的子民，美國是“希望之地”、“自由之鄉”，美國與衆不同，具有更高的道德和思想境界。在老保守主義者看來，美國可以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因爲美國有實力，有能力，有才智；在新保守主義者看來，即使是世界上的事美國也可以自行解決，不必要遷就其他國家，美國是“仁慈的霸權”（Benign Hegemony），其行動是利己利人的，因而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在美國爲他人行善時用不著通過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來尋求合法性，而且單邊主義可以使美國的行動保持高效，避免多邊主義的官僚主義。
老保守主義者青睞貿易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財政/經濟保守派認爲自由貿易損害了美國的工業生産力，增加了美國的貿易赤字，降低了美國的實力。因此美國需要提高進口關稅，平衡進出口貿易，減少赤字。貿易保護主義其實是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在經濟議題上的變種，它的深層根源是一樣的：美國可以獨立存在，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對于美國有百害而無一利，只會削弱美國。
新保守主義者信奉“新帝國論”（“New Empire”Argument）。“新帝國論”顧名思義就是關于新帝國的學說，它把美國稱爲“新帝國”或“新羅馬帝國”，使之區別于“舊帝國”——曆史上出現的那些帝國。“新帝國”之“新”在于它宣稱它不像“老帝國”那樣靠武力征服來奪取並占有領土，對被征服地區的人民實行殖民統治。它在海外的武力行動不僅是爲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且還是爲別國人民“謀幸福”。它不只是像“老帝國”一樣爲國際秩序提供公共産品（如安全及和平），而且還促進自由、民主、人權和繁榮。也就是說，“新帝國主義”與上述老“帝國主義”的區別在于：“新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無涉，“新帝國主義”的治理方式也不是殖民統治，而是自由民主；新帝國的國家是共和國，而不是君主國，因而新帝國內不存在老帝國的君主或皇帝，只存在民選總統。
需要特別留意的是，這裏所說的“新帝國論”是指在美國流行的、主要是新保守派宣傳的“新帝國論”，而不是英國人羅伯特•庫珀(Robert Cooper)提出的“自由主義的新帝國論”(New Liberal Imperialism)。美國的“新帝國論”主張美國要利用當前無與倫比的實力優勢，使用強權脅迫、幹涉甚至侵略其他弱小國家，用美國的價值觀來改造這些國家，以便建立一種全新的、美國統治下的、有利于自由和平的世界秩序，使21世紀成爲又一個“美國世紀”。其手段主要是單邊主義的、先發制人的、美國主導的。其目標是實現美國“單極霸權的穩定”。 而庫珀的“新帝國論”則是：“我們”之所以仍然需要新帝國主義，是由于由失敗國家組成的前現代世界對于國際秩序構成一種新的挑戰，解決這些地區混亂的最符合邏輯的辦法、同時也是過去最經常使用的辦法是重新殖民化，所以現在需要一種新型帝國主義，一種符合人權和全球價值觀的帝國主義，一種依靠自願原則，旨在帶來秩序和組織的新帝國主義。
不少人對庫珀的“新帝國論”存在誤讀，將它與美國的“新帝國論”混爲一談。事實上，兩者存在一些顯而易見的差異：第一，庫珀的“新帝國主義”不是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庫珀的“新帝國主義”是自願合作的“經濟帝國主義”或者“毗鄰帝國主義”或“自衛的帝國主義”（他在文章中用法不一），其目標是通過歐盟的擴大，建立一個“合作帝國”。“合作帝國主義可能成爲最適合有著實質性改變的後現代國家的地方政治架構，在這個架構中，每一個成員都參與政務管理，沒有一個單一的支配性的國家，且其施政原則不是種族的，而是法律的”。顯然“合作帝國”中沒有美國。事實上，在庫珀看來，美國還處于現代國家向後現代國家的過渡中，“美國政府或國會接受相互依存的需要或者願望尚不明確，或者說是否需要和願意接受與後現代的歐洲同等程度的開放、相互監督和幹預帶來的後果尚不明確”。庫珀的這些言論暗示了歐洲國家的社會身份比美國高，所處的曆史進程比美國超前，歐洲國家已處于後民族國家階段，而美國還處在民族國家階段。庫珀當然不喜歡美國的“單極霸權”(Unipolar Hegemony)，更不喜歡美國這個“新帝國”。第二，美國的“新帝國論”雖然像庫珀的“新帝國主義”一樣承認前現代國家（美國稱之爲“失敗國家”）對世界秩序構成的新挑戰，但美國的“新帝國論”並沒有提出重新殖民化的主張。第三，美國的“新帝國論”是一場革命，旨在推翻現狀，重新塑造一種建立在美國的價值觀基礎上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而庫珀的“新帝國論”並不想“修改”現有的國際法，反而還要完善和加強全球法制，以法治方式進行全球治理，最終形成一種類似國內社會的國際法律秩序(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當然美國的“新帝國論”與庫珀的“新帝國論”也存在著共同之處，即兩者都主張在“我們”與“前現代國家”或“傳統現代國家”（美國稱之爲“轉型國家”）的關系中遵照叢林法則（而不是“我們內部的法律原則”），即使用暴力、先發制人和欺騙手段來取得勝利。
保守主義者信奉的這些國際關系或外交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對美國外交政策産生了重要影響。
四、 保守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保守主義主要強調實力尤其是軍事力量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強調維護美國的主權、安全和國家利益。衆所周知，保守主義是共和黨的主流意識形態，而自由主義是民主黨的主流意識形態，這樣，當共和黨在朝時，保守主義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就占主導地位，如尼克松時期、裏根時期和小布什時期；當民主黨當政時，保守主義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保守派精英的批評、對宏觀戰略的引導作用及保守派民衆的政治態度對某項具體外交政策産生影響，如克林頓時期。
尼克松時代
尼克松上臺之時，美國正處于“內亂外困”：60年代各種各樣的運動極大地分裂了美國，社會凝聚力急劇下降；國際上由于美國深陷越南戰爭，傷亡不斷，而又欲罷不能，失敗主義使美國人對于國家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産生了懷疑。而就其實力而言，美國在戰略上對蘇聯不存在優勢，在經濟上受到歐洲和日本盟國的追趕。相對于冷戰初期而言，美國在各方面的優勢已受到很大削弱。一向以反共著稱的保守派尼克松，憑借其在漫長的從政經曆（尤其作爲艾森豪威爾長達8年的副總統）中獲得的對國際事務的廣泛了解和敏銳嗅覺，意識到他需要對美國外交作出重大調整，才能保住美國世界頭等大國的地位。在與其觀點一致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的幫助下，尼克松提出要以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和道德來指導美國外交政策，“均勢”、“緩和”、尼克松主義是這一時期美國外交的主題詞。尼克松-基辛格認爲，世界秩序是由幾個大國之間的實力平衡而決定的，曆史上長久的和平大抵是由均勢來保障的。尼克松相信五極平衡，認爲“如果我們有強大、健康的美國、歐洲、蘇聯、中國和日本，各自制衡，不要互相抵制，甚至能夠均衡，我相信世界將更美好、更安全”。 爲了解決越南問題、使美國軍隊“體面地撤出”，尼克松在入主白宮後的第一年就提出了後來被稱爲“尼克松主義”的主張，其主要內容是三項原則：第一，美國將信守條約義務；第二，在盟國或對我們安全至關重要的國家受到核威脅時，美國將提供保護；第三，如果這些國家受到其他類型的侵略，美國將提供經濟或軍事援助，但防禦或抗擊侵略的主要人力由這些國家自己負責。“尼克松主義”被普遍認爲代表了美國戰略上收縮，表明美國今後將從地緣政治和權力政治出發審慎決定是否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沖突進行幹涉。尼克松政府一改20年來美國外交中肯尼迪的那種美國將付出“任何代價，承擔任何重負，克服任何艱難，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 的過度幹涉主義及60年代反戰運動中那種全面撤退的孤立主義。
尼克松-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外交主要是“緩和”（détente）戰略，表現在：
（1）在東西方關系中，尼克松摒棄長期以來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和沃爾特W•羅斯托(Walt W. Rostow)的“遏制”戰略中的一個主要觀點：即只有蘇聯改變其意識形態或國內制度，美蘇才能真正實現緩和。雖然在內心裏，尼克松也是一個美國例外論者，相信美國比其他國家道德高尚，對于世界負有特殊的責任，甚至私下裏推崇威爾遜總統， 雖然他對于共産主義絕無半點同情之心，但他承認蘇聯進行意識形態擴張是爲了追求它自己的國家利益，正如美國捍衛西方世界的自由是出于國家利益一樣。爲此，他從現實主義出發，承認蘇聯的實力地位，與蘇聯就限制戰略武器進行談判，並在1972年達成了《反彈道導彈條約》（該條約在2002年被小布什廢止），目的是通過談判，實現戰略穩定，暫時緩和美蘇之間的緊張關系，爲解決越南問題提供喘息之機。
（2）在大西洋關系中，尼克松力圖彌合美歐之間在戰略核武器方面的分歧，保持盟國內部的團結，既強調美國在北約的領導作用，又注意加強與盟國之間的協商，在美蘇談判中盡量與盟國通氣，避免盟國對美國的安全保證産生疑慮，承諾不單方面撤出駐歐美軍。
（3）爲了對付蘇聯的戰略威脅，尼克松政府試圖捕捉時機，利用中蘇分歧和矛盾，尤其是在中蘇邊界沖突之後，探尋打開中國大門，與共和黨中國發展關系，這同正在尋求同美國和解以共同對付蘇聯的威脅的中國不謀而合。由于尼克松一向反共，因此他有足夠的政治資本，不必擔心會被國內的保守派攻擊爲與共産黨專制國家妥協。事實上，發展對華關系是尼克松外交中的最引人注目之處，時至今日還爲外交史學家津津樂道。從國家利益來考慮，發展對華關系也改善了美國的戰略地位，中國由此成爲美國在反對蘇聯擴張中的准盟國。
（4）在長達十年的越南戰爭中，美國一直在尋求“勝利”或“退路”，但此前由于建立在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僵硬的思維方式，美國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在談判桌上都一直找不到戰爭出路。在美國同中國的關系得到改善，從而改善了其戰略地位後，美國最終撤出了越南。
（5）美國通過“穿梭外交”，成爲影響阿以和平進程的最重要的角色。阿以雙方逐漸認識到，沒有美國，阿以和談既無從談起，也肯定無果而終，因爲只有美國有能力對阿以雙方施加壓力和影響。
顯然，在尼克松-基辛格的外交中，保守主義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古典現實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上。如上所述，尼克松和基辛格持保守主義觀點，但這並不是說所有保守主義者都贊同或支持他們的外交政策。相反，國內不少保守主義者批評他，爲了搞“緩和”對蘇聯讓步太大，爲了改善對華關系，背棄了“臺灣”這一老“盟友”。而尼克松則一再聲明他的緩和是以實力爲基礎，以原則爲指導，以談判爲手段，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爲目標的。
里根主義
裏根當政時期，1979年國際上發生了兩件對美國外交政策産生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一是在伊朗爆發了宗教領袖霍梅尼領導的革命，推翻了世俗的親美巴列維王朝。伊朗新政權不久將美國駐伊使館人員扣爲人質；二是蘇聯侵略了原來作爲美蘇爭奪的緩沖地帶的阿富汗，在戰略上擺出了一幅攻勢。在美國與蘇聯搞“緩和”時，蘇聯卻在設法獲得其戰略優勢。更令美國不安的是卡特政府沒有及時解決“人質危機”，這極大地打擊了美國人的自信心，並加重了美國對自身安全的擔憂。
裏根主義的核心是反共，即美國支持世界上的一切反共力量，使他們的國家脫離蘇聯的勢力範圍，尤其是要擊退七十年代蘇聯在第三世界的侵略擴張。裏根重新燃起美蘇之間的意識形態的較量，他把蘇聯稱爲“非法帝國”、“邪惡帝國”，把美國同蘇聯的較量看作是善與惡之爭，從不懷疑最後的勝利將屬于以美國爲首的自由陣營。裏根在安全政策上的做法是，增加國防預算，研制“星球大戰”計劃，同蘇聯展開軍備競賽。在1980-1986年間，美國的國防預算的平均年增長率爲12.2%。在外交政策上，裏根政府以實力爲後盾，以進攻的姿態爭取戰略優勢，奉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只要是反蘇反共的一概支持，不論是波蘭的團結工會，還是薩爾瓦多的獨裁政權，也不論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阿富汗，還是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可以看出，這是典型的保守主義的安全觀，因爲無論新保守主義還是老保守主義都強調要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來保障安全。新保守主義者對裏根外交政策的影響非常大， 一些新保守主義者甚至在裏根政府中出任職務，如珍妮•柯克帕特裏克被任命爲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埃裏奧特•艾布拉姆斯擔任了負責國際組織的助理國務卿、理查德•珀爾被任命爲負責國際安全政策的助理國部長。
在保守派的思想庫中，胡佛研究所對裏根的影響最大。成立于1919年的胡佛研究所在此前影響較小，但在裏根時代卻顯赫一時，原因是：（1）它出版的《80年代的美國》一書全面反映了保守派對美國國內外議題的看法。在美國對亞洲政策上，它提出了“平衡戰略”的建議，認爲美國不應從亞洲撤軍，也不要與日本、中國組成反蘇統一戰線，而應當在亞洲各種力量之間維持均勢，這一建議後來成爲裏根政府亞洲政策的主軸。（2）裏根政府中的高級官員有15人來自胡佛研究所，包括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chultz)、國安安全委員會顧問理查德•V•艾倫(Richard V. Allen)、司法部長埃德溫•米斯（Edwin Meese）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享利•羅恩(Henry S. Rowen)、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米爾頓•弗裏德曼等。應當說，裏根的外交政策既受現實主義影響，又受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的影響。
裏根是冷戰時期第一位將進攻性的道德討伐和進攻性的地緣戰略結合在一起的總統。不過在其第二任期，隨著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並開始進行一系列國內政治和經濟改革，以1985年美蘇首腦日內瓦會議爲開端，美蘇之間進入了新的緩和階段。
與尼克松相比，裏根得到了保守派更多的支持，這除了其所處的形勢或客觀環境外，也與其個人風格分不開：裏根是一位具有強烈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的人，又善于與媒體和國會打交道。其通俗易懂的語言、強硬的政策、明星式的政治表演深得保守派的欣賞和支持。
克林頓時期：共和黨在野時保守主義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共和黨在野時，保守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衡量：一是保守派精英人士對政府外交戰略的引導作用；二是保守派民衆的政治態度對某項具體外交政策的影響。
保守派精英人士一方面通過外交理論來引導美國的外交戰略，如傳統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一方面通過言論來影響戰略的制訂。保守派中擁有大量的國際政治戰略家，他們中有的是重要刊物的編輯，如《國家利益》的主編歐文•克裏斯托爾、《旗幟周刊》的主編威廉•克裏斯托爾、《外交》雜志前主編法裏德•紮卡利亞；有些是思想庫的主要成員，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羅伯特•卡根、“新美國世紀計劃”的托馬斯•唐納利；有些則是學界名人，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羅伯特•塔克爾、哈佛大學的薩繆爾•亨廷頓，他們在理論界和新聞傳媒方面都有相當的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決策者和公衆對國際問題的認知以及對國際形勢的判斷。
人們有一種印象，保守派贊同新孤立主義，對此保守派的精英矢口否認，如保守派雜志《國民評論》聲稱，這是傳媒誤導的結果，是一種錯覺。毋庸置疑，保守派中的確有一些人贊同新孤立主義，但傳媒往往作了誇大。 邁克爾•P•奴南對保守派的164位專家學者（他們中有老保守派、新保守派、中間派和自由意志派，前二者占72.5%）的一份調查也顯示出，大多數保守主義者贊成美國繼續充當“世界領袖”。 如前所述，保守派內部國際主義派與孤立主義派的鬥爭主要是在新保守派與極端的老保守派之間進行的。
保守派對克林頓政府代表的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的態度是：（1）批評克林頓的外交－防務政策缺乏一致性，讓人捉摸不透，如他在維和行動或對外幹預方面，從積極（1993年在索馬裏和海地）到消極（對盧旺達內種族大屠殺袖手旁觀）再到積極（如1998年的科索沃戰爭）；在對華政策上從1993年將人權與貿易挂鈎到1994年的脫鈎政策，再到1997年發展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系；在發展導彈防禦系統問題上，從不支持到大力支持，做了180度的大轉變。（2）批評克林頓在對國家利益的認識上沒有分清什麽是生死攸關的利益，什麽是重要的利益，什麽是次要的利益 ，以致美國不必要地卷入與己無關的海外沖突，分散了美國的力量。（3）不支持克林頓主義，即科索沃戰爭後所確立的“新幹涉主義”，強調國家應在力量、代價及效果方面尋求平衡。（4）對多邊主義不滿。如上所述，保守派的多數意見認爲美國應自行其事，不應受多邊義務的束縛。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是老保守派和自由意志派，他們認爲，實行多邊主義的結果會損害美國的主權及削弱美國的民族認同。
相比之下，保守派的民衆對外交政策的態度與保守派的精英有很大的差別，他們多有內傾化或孤立主義的情緒。 這些民衆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外交政策，如在民意測驗中的表態、利益集團或非政府組織的遊說，以及對國會議員的影響，但總的說來，主要是通過對立法的影響。盡管多數議員未必是新孤立主義者，但由于選民的關注點主要是國內問題，因而這些議員在立法議題上的選擇是，國內議題優先于國際議題，如在第104屆國會中，預算鷹派戰勝了防務鷹派，即要求平衡預算的主張戰勝了要求增加國防預算的聲音。此外，外交問題的邊緣化也使一些議員對出國旅行不感興趣，如衆議院多數黨領袖理查德•阿梅已有13年沒有出過國門，他的一些同事甚至根本沒有護照。
冷戰結束以來的十年中，在民衆和議員中新孤立主義有所擡頭，具體表現爲：第一，國會對多邊機構十分輕視，一些共和黨議員甚至提出美國應退出聯合國的建議。與此相應的是，國會遲遲不批准美國拖欠聯合國的款項，直到“9•11事件”後國會才同意交納美國所拖欠的款項。此外，國會對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進出口銀行中所承擔的經費份額也非常不滿。第二，對政府外事部門的撥款連年下降，一些原來獨立的外事部門也在國會的要求下進行了縮編，如美國新聞署、美國軍控和裁軍署、國際開發署等被並入國務院。第三，對外援助被大大削減，冷戰後美國對外援助在國內生産總值中所占的份額在發達國家中排名靠後。第四，強烈反對美國軍隊在其它國家司令官的指揮下執行多國部隊的維和任務。第五，反對幹涉政策，除非事關美國生死攸關的利益，對此得克薩斯州參議員凱•貝利•哈奇遜說“一個超級大國在與地區沖突保持一定距離時是可信的和有效的，但當美國訓練有素的軍隊成爲全球的保姆時，它就非但不可信而且無效了。” 按照她的設想，美國只要爲自己及其盟國提供導彈防禦保護就行了，其他諸如維和這樣的事情應交給盟國去做。
總之，在民主黨總統當政時，保守主義仍可以通過保守的輿論和國會立法來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
布什主義
喬治•W•布什總統身處這樣一種國際國內的背景下：在國際上，後冷戰時期，美國成爲唯一的超級大國，在軍事上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它的國防費用是排位在它之後的十四個國家防務開支的總和），在經濟上經過十年的繁榮增長，它與其他國家的優勢進一步擴大（2003年它的GDP相當于排位在其之後的六個國家的總和），在絕大多數的關鍵技術領域裏享有很大的優勢。直到2001年的9•11事件發生前，美國表面上沒有戰略對手，本土安全無憂。在國內，保守主義運動在經曆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影響，美國社會更加趨于保守。喬治•W•布什的上臺主要歸功于保守派的支持，他不僅因獲得保守派選民的支持而在預選中戰勝了競爭對手麥凱因，從而獲得共和黨的總統提名，而且在正式選舉後的選舉訴訟戰中因保守派法官的支持而以微弱多數獲得有利的裁決，從而以微弱多數的選舉人票獲勝。
保守派對布什政府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全方位的。首先，布什政府第一任任期中充斥著保守派人士，除了國務卿鮑威爾、環保局局長托德•惠特曼是共和黨內的溫和派，交通部長諾曼•豐田是民主黨人以外，其他閣僚，如副總統迪克•切尼、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康多利薩•賴斯、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等，都是保守派。其次，布什接受了保守派中各派的觀點，例如，他接受了經濟/財政保守派觀點，上臺後最優先考慮的國內政策是減稅；接受了外交/防務派觀點，把安全問題看作外交事務中最重要的問題，而且在安全問題上，支持保守派的導彈防防禦計劃；還接受了社會－文化保守派的觀點，把“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當作自己政治哲學，而其基礎是強調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小布什上臺後在白宮建立了一個“以信仰爲基礎的創議”（Faith-Based Innitiative，縮寫爲FBI）辦公室，這深受“宗教右翼”的歡迎。再次，在思想庫中，傳統基金會和企業研究所對布什政府有很大的影響，前者向布什內閣輸送了勞工部長趙小蘭(Elaine Chao)和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吉姆•霍爾姆斯（Jim Holmes），後者向布什政府輸送了包括前財政部長保羅•奧尼爾(Paul O’Neil)、前首席經濟顧問拉裏•林賽(Larry Lindsay)、鷹派人物、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和前負責軍控事和國際安全的副國務卿的約翰•伯頓(John Bolton)等七人。
如同裏根時期一樣，新保守派與老保守派都對布什的外交政策有影響，它們影響力的消長可以9•11事件爲界。在此之前，老保守派對布什外交的影響比較大，表現爲溫和的國際主義（或最低限度的國際主義）的影響。9•11事件後，新保守派的影響比較大，表現爲“新帝國論”的影響。對于人們容易將影響布什外交政策的新保守派與老保守派混爲一談的一個合理解釋是，9•11後，新、老保守派在外交－防務政策達成了相當多的共識：首先，在美國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上，新、老保守派都認爲，美國可以憑借其超強的軍事力量來實現美國的安全和利益，而不用太顧及盟國和其他地區大國的反應，在外交－防務政策中要隨時把美國的利益置于優先考慮，說白了就是美國優先，世界要傾聽美國的聲音。其次，在實現目標的手段選擇上，新、老保守派都將單邊主義置于多邊主義之上，都認爲美國要保留行動的絕對自由，應享有絕對的主權，其行動不應受多邊條約或國際組織的束縛。美國應首先采取我行我素的做法，其次才是雙邊聯盟，多邊合作對于它來說則是迫不得已的下策。第三，新的安全形勢需要新的安全戰略，兩派都認爲“先發制人”或“預防性攻擊”是對付非傳統的、非對稱的威脅的可靠辦法，在這一點上，新、老保守派急于擺脫他們所謂的“冷戰思維”模式，即建立在相互確保摧毀基礎上的威懾－遏制戰略的冷戰思維。在這種共識下，美國的外交政策傾向于用“拳頭說話”而不是用“舌頭”說話。第四，新老保守派都強調安全利益，注重提升美國的實力，特別注重保持美國在軍事方面的優勢。當然，共識多並不等于沒有分歧，而且無論是在新保守派還是老保守派內部都絕非沒有分歧。
冷戰時期反共反蘇的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在冷戰後轉向反共反華，9•11後轉變爲反恐反伊。它素有“進攻性的”現實主義的特點，強調主動出擊，防患于未然，並主張“新威爾遜主義”或強硬的威爾遜主義，追求在不損害美國利益的情況下，改變獨裁性質的政權，適時推進和擴大美國的價值，建立親美的民主政權。
小布什上臺後，新保守派在思想理論和實際決策兩個層面對布什的外交/防務政策産生了影響， 其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新保守派“催生”了布什主義。2001年，小布什總統上臺沒有多久，“布什主義”的提法已不絕于耳，這種冠以總統名字的“主義”或外交政策學說在如此短的時間就“出爐”，在美國曆史上尚不多見。布什2001年３月４日在羅納德•裏根號軍艦上的講話中鼓吹“擴大自由”。美國安全政策中心負責人弗蘭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很快于3月13日給它貼上了“布什主義”（Bush Doctrine）的標簽。《華盛頓郵報》發表的題爲《布什主義初露端倪》的文章分析說，布什主義類似于裏根主義，都突出美國的價值觀，換言之，就是在外交政策中“以意識形態劃界”。6月14日，克勞塞默在分析“布什主義”時說，布什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單邊主義。到9月20日，當小布什在國會參衆兩院發表演講，提出“要麽和我們站在一起，要麽與恐怖分子同流合污”時，布什主義提出了一個二元模式，現在二元論不再是“自由”對“專制”，而是“我們”對“恐怖主義分子”。它不僅是對9•11事件的一個直接反應，也是新保守派一直堅持的“自由對專制”的二元論邏輯的延伸。
2002年1月20日，布什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令世界所有其他國家驚愕的“邪惡軸心”（Axis of the Evil）論，正好契合了新保守派的自由與極權勢不兩立的思維模式。“軸心”暗示著那三個國家（伊拉克、伊朗和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類似于20世紀四十年代的法西斯軸心國（德國、日本和意大利）。“邪惡”則不僅讓人聯想冷戰時期被稱爲“邪惡帝國”的蘇聯，也包含了老保守派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信念：光明一定會戰勝邪惡。此外，新保守派的加裏•施密特（Gary Schmitt）和湯姆•唐納利(Tom Donnally)等也爲布什在2002年的國情咨文中提到要用“先發制人”或“預防性的”戰爭行動來對付全球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大聲叫好，尤其是爲了改變“邪惡軸心”國伊拉克政權的行動。布什說：“反恐戰爭的第二個方面超越恐怖。這是一場反對尋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危險的專制政權的戰爭。如果必要的話，它將是一場先發制人的、單邊的戰爭。” 這使得新保守派認爲，在蘇聯解體10年後，美國終于明白了新保守派一直鼓吹的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並有了承擔這種作用的戰略，小布什做了他父親和克林頓總統所沒有做的，但早就應當做的事。他們認爲，布什主義既不是克林頓總統的多邊主義（呼籲聯合國、相信軍備控制、對和平進程抱有希望），也不是老布什總統搞的傳統現實主義，而是通過肯定或實施美國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原則（即自由）來贏得持久和平和安全的“進攻性的”現實主義。威廉•克裏斯托爾在評論布什2002年的國情咨文時說：“布什表明他理解我們的任務不僅僅是根除恐怖主義，然後重新回到從前的狀況；我們的任務也不僅是管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敵對專制國家的威脅，我們的任務是要采取斷然措施來解除這些對我們的自由和文明的威脅。”
2002年6月1日，小布什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講話中明確提出，將用先發制人的軍事戰略取代過去的遏制戰略。同時，小布什在講話中特別提到世界的主要威脅是激進主義與技術的結合。至此，布什主義最終成形。 比較起來，布什主義與裏根主義更相像：兩者都強調意識形態的對抗（新教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兩者都強調善惡之爭，非此即彼；兩者都強調以實力爲基礎的強硬；兩都強調以進攻來實現安全；兩位總統都相信直覺、本能；兩位總統都對複雜的世界事務不勝了了；兩位總統都受到保守派的影響和大力支持。所不同的是，裏根面對的是以國家爲主體的敵人，而布什面對的則是非傳統的敵人；裏根時期的美國實力遠不如今天的美國這樣強大，但布什的跨大西洋關系遠不如裏根時期那樣友好。
（2）大造“倒薩”的聲勢，鼓吹伊拉克戰爭。1991年，所有的新保守派都支持老布什的海灣戰爭，而在9•11，所有的新保守派一致支持並鼓吹“倒薩”，即推翻薩達姆政權。還在阿富汗戰爭打響後不久，新保守派的重要人物就紛紛在美國主要報刊和電臺上撰寫文章或發表政見，營造聲勢，鼓吹“倒薩”。早在2001年10月，理查德•珀爾就認爲反恐戰爭的核心問題是伊拉克，是“倒薩”，如果反恐戰爭結束時薩達姆還在臺上，那麽就不能說“反恐”戰爭取得了勝利，因爲薩達姆對西方價值觀念進行挑戰的總象征。2001年11月19日，副國務卿約翰•博爾頓公開譴責伊拉克等四個國家在繼續發展生物化學武器，第二天他又對記者發表談話，指責伊拉克與本•拉丹的“基地”組織有直接關聯，並敦促政府對伊拉克發動軍事打擊，因爲“對付薩達姆的唯一手段就是摧毀他的政權”。克勞塞默在2002年年初分析說，美國的反恐戰爭將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報複和伸張正義的阿富汗戰爭，第二階段是在東南亞地區幫助搜捕恐怖分子的小規模行動；第三階段就是對伊拉克的戰爭，目的是解除伊拉克可能儲存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搞掉薩達姆，改變伊拉克的政權性質。布什政府在2002年9月20日終于請求國會授予采取他認爲合適的行動來解除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國會兩院經過辯論後同意了他的請求，小布什終于拿到了對伊拉克的開戰權。新保守派中的大部分人士普遍認爲，1991的海灣戰爭沒有搞掉薩達姆是重大的失誤，無異于放虎歸山，結果遺患無窮，這次反恐一定要吸取前車之鑒。推翻薩達姆政權可以達到三個目的：防患于未然，不讓恐怖分子用生化武器來危害美國的安全；殺雞儆猴，讓那些不負責任的極權國家或政教合一的國家從伊拉克身上吸取教訓；以先發制人的方式來保障美國的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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