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了，趙剛為何要譯這本要感性又欠文字魅力、要理性又無法條理說明1968年春天、法國為何會發生五月風暴之書《法國1968》（聯經，1998）？
實在不如《1968法國》（欠出版者、時、地，應是出自對岸作者）封面特註一本敬悼天安門死難學生之書，來得有左觀。
作者安琪樓‧夸特羅其（ Angelo Quattrocchi）。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詩人、與旅行家。法國1968年5月革命的目擊者與參與者。本書的第一部份<發生什麼事了？>就是夸特羅其在當時烽火滿地的巴黎街堡戰鬥中，章章寫就的。有評論者認為它是「這個事件的當年最佳報導」。垮特羅其現在仍是一個死不悔改的六○年代餘黨，與九○年代鋪天蓋地的大眾消費主義社會踞隅抵抗。著有《小孩愛看電視，該怎麼辦？》
作者：湯姆‧奈仁（Tom Nairn）。來自蘇格蘭的社會主義者，《新左評論》的長期供稿者。本書的第二部份<為什麼發生？>是奈仁在五月革命後的兩個月內寫就的。這個對五月革命的「第一手」的理論分析至今仍然有效，特別是他對於文化和媒體的敏感在很多方面預知了「後六八」的「文化轉向」。著有《不列顛的分裂》、《民族主義諸面》……等書。
譯者：趙剛，《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輯委員，持續關心台灣的社會運動/激進民主的潛力與危險。著有《小心國家族》（唐山，1994）與《告別嫉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台灣社會研究叢刊》，1998）
書旨：
1960年代發生了席捲歐美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的抗議風潮，人類歷史上最豐裕、最富足的一個年輕世代竟然對資本主義社會、科技官僚社會與父權社會的禮法、成規與價值感到不耐與不屑，並進而以行動要求實現激進參與民主與嘗試另類生活。在1968年3月由巴黎市郊的一所大學裡的大學生點燃的抗議活動，到五月間就遍及全法國，工人佔據治理工廠、學生佔據學校，原來不動如山的資本主義體制一夜之間為之癱瘓，而各種另類的想像、實踐、與新的社會組織方式都再此時此刻展開。本書即是對這個事件第一手描述（第一部份）以及分析（第二部份）。革命雖維持不長，但這個革命所帶來的希望與挫折都有非常深刻的歷史與文化意義；七○年代以降的「法國後現代思潮」恐怕都得從這個歷史脈絡下理解，例如傅科、李歐塔、布西亞……等人的思想，在一個根本的意義上都在和1968年對話。對法國後結構後現代思想有興趣的台灣讀者，都可從這本書中得到珍貴的啟發。但這本書的更重要的價值也許在於：對法國1968的理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在世局激烈變化中獨獨缺席的六○年代台灣，從而理解今日的台灣。
第一部份書摘：
學生的心靈被規訓臨檢，被考試巡邏。他們的感受被權威凍結。（p.8）
不到九點鐘整個拉丁區就被農民出身的鷹犬包圍的密不透風。他們身著戰神塑膠制服，手套裡的那雙手才剛從農事勞動中解放出來。（p.19）
他也當過學生，他自己也被警棍幹過。（p.24）
他們孔武有力又有武裝，他們是壓制的面具，然而他們也是人，可憐的人，面對鬥爭也會膽寒。（p.26）
被攻擊的時候，運動就淌血圖強，沒被攻擊的時候，就號召四方爭取廣大同情。（p.34）
經驗告訴工人：情況也許會更糟。工人知道他們一個個加入工會是為了錢，再多拿一點點，但要拿一定得搶，這是待在工會的首要原因，直到有一天其他社會階級態度趨於和緩投票給左派政黨那然後我們就成立一個左派政府它會蓋更多房子給工人住做更多小汽車給工人開然後工人就會覺得好受些其他階級也會覺得好受些然後所有事情都會接著往好方向發展因為這個政黨會為全民做最好的決定，那所以呢，你能做的就是跟緊你的工會，支持你的政黨，如果好事不在這十年發生，也總會在下個十年發生。到那個時候我們就要接管生產而且只會經營的更好，至於現在嘛，你還必需耐心地等，加入工會，通知罷工你就來，好讓他們知道你還在那兒。（p.34-5）
然而歷史的教訓是：恰恰就在這樣的時刻，反叛會話為革命。（p.36）
然而孩子們並不打算離開，他們在火焰中戰鬥，在噴濺的鮮血中戰鬥，在泥漿中戰鬥，還有在條子不可告人的作為中戰鬥。每一個人都看得出公社已經失去了它每一吋的領土，然而卻正在贏得這場戰爭。（p.46）
恐怖不是兩個字。恐怖是敵人張開大網把四處逃竄的人一一兜起來。恐怖是登上陌生的樓梯敲打關著的門而門卻怎麼也不開。恐怖是你雖藏身暗處卻聽得魔音逐步挨近。（p.47）
青年學生為未來而戰，反對現在，並喚醒一個光榮傳統。（p.51）
兩面旗子。紅色的拿來鎮懾布爾喬亞。黑色用來嚇唬布爾喬亞學徒—布爾喬亞的鏡像自我—那種口袋裡擺了一張黨證，心坎裡安了一枚士官長星徽的所謂共產黨人。（p.56）
讓想像奪權（Power to the imagination）（p.56）
沒有什麼東西叫做革命思想，只有革命行動。（p.73）
貧窮、無助、認命—貧者恆貧，富者恆富—幾百年歷史所積壓的塵土終將有機會能抖個乾淨，但對很多人來說，家裡還有人嗷嗷待哺，而被遣送回國的恐懼也一點也假不了。（p.81）
工會把功勞記在自己帳上，政黨則準備把迄今的一切成果交還給幾乎已不存在的國家機器，要求分一杯羹。（p.85）
可憐的馬克斯先生，雖然文學口味不甚高明，但的確發現了一些即使到現在也不算過時的根本真理，就曾以雷霆之音說過：布爾喬亞階級終將消失。左拉筆下的布爾喬亞，那些被群眾的痴狂所撕扯的小店主，那傲慢無知的工廠主，那主管眾善男信女的牧師，現在像煙霧般幾乎都消失了。 他們留下的是一堆電腦、收支平衡表、公司報表、曾靠這些玩意兒光明正大地統治那些一頭霧水的眾社會階級。（p.86）
戰鬥持續到最後一個街堡失守後還沒結束，但是值得打這場戰嗎？在拉丁區的小小地面上進行這樣的對幹值得嗎？催淚瓦斯和塑膠子彈不是現在只有在拉丁區裡頭還有用武之地嗎？不是只有拉丁區的警察局才看的著毆打、羞辱、和哭喊嗎？當全國到處的黑蟲子都動彈不得甚至現身不得的時候，打這場仗不是反而送給警察一個造假的勝利者形象嗎？這，值得嗎？ 值得，因為每一場失敗也都可說是一場勝利，在褒忠的「集中營」裡，每一聲被毆虐的哭嚎都是求助之哭，足以繞人三日良知。不值得，因為這樣一來反而為禿鷹和恐龍提供了虛構的獎盃，使人民如墜五里雲霧之中，以為當局的鐵腕仍然恐武，現實並未動搖。（p.91）
勞資議價是一個辛苦的買賣，但總也只是個買賣而已。（p.101）
工人叫做麵包的，學生裡的大天使叫做夢想。這兩者的辯證將產生一個新字，一個新世界。（p.111）
《法國1968》無法條理說明1968年五月風暴嗎？那我精貼「五月風暴」短文，和唱反調之文（《法國1968》于治中序＜五月的弔詭＞，「弔詭」二字道出解釋「五月風暴」之眾聲喧嘩。）
五月風暴指1968年春天法國發生的學生運動。巴黎農泰爾文學院（現為巴黎第十大學）學生於3月22日佔領了學校。騷動很快波及巴黎大學。5月3日警察進駐巴黎大學，驅趕集會學生，封閉學校。5月6日，6000多名學生示威，與警察發生衝突，結果600多人受傷，422人被捕。外省城市也發生騷動。戴高樂總統表示決不容許街頭暴亂。5月10日深夜，學生與向街壘衝鋒的警察又發生大規模衝突，360余人受傷，500多人被捕，100多輛汽車被焚毀。騷動很快波及外省城市。5月11日龐畢度出訪回國，力主用軟的手法平息運動，宣佈赦免令，釋放被捕學生，重新開放巴黎大學。但為時已晚，未能平息事態。各工會組織5月13日舉行總罷工。六七十萬人上街遊行，政治口號是：「十年太長了！」、「戴高樂辭職！」矛頭直指現制度的象徵戴高樂。5月20日以後罷工人數日增，整個法國陷於癱瘓。接著，政治人物上場。5月28日左翼聯盟領袖密特朗宣佈，如戴高樂下臺，將由前總理孟戴斯·弗朗斯任臨時政府總理，他自己將參加總統競選。法共和總工會決定5月29日遊行。在這緊張關頭，戴高樂突然去向不明。原來他為防備法共組織的遊行隊伍包圍愛麗舍宮，決心當天遠離總統府。5月29日中午他先秘密前往聯邦德國的巴登-巴登法軍駐地，找法國駐德武裝力量總司令馬絮將軍。得知軍隊始終效忠於他。5月30日戴高樂在巴黎向全國發表講話，決意留在自己職位上，解散議會但不撤換總理，並在當晚組織近百萬人的反示威。6月大選中，支持戴高樂的多數派獲得大勝，得議會3/4的議席，占絕對優勢。戴高樂雖然重新控制了局勢，度過了危機，但五月風暴所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並未隨之消失。一年後戴高樂由於公民投票失敗而引退，但其根源則在於五月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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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法國 1968 年的法國＞明報 07-09-08
法國學生上街反對政府取消年輕人的就業保障，與各地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新興社會運動連成一線。但媒體將這次運動與1968年的法國學運相提並論，卻引起「六八年一代」大力反彈，紛紛通過媒體攻擊這次學生運動乃大學生安於現狀、抗拒改變的表現，與他們當年開山闢地創造新世界的革命氣魄不能同日而語。
落後於時代的前輩對後輩看不順眼，認為新一代不如自己的一代，乃十分普遍的現象。六八一代向今天的法國學生潑冷水，本來只屬不值一提的新聞花絮。但這一盤冷水再次喚起了60年代神話，而這一神話竟成了大家量度現時方興未艾的反全球化運動的標準(99年西雅圖的反世貿抗爭，曾同樣在美國媒體引起一輪有關60年代學運的討論)。這不單對今天致力爭取正義與和平者不公，更阻礙我們從60年代學運歸納出對反全球化運動有用的教訓。重新檢視六八經驗，愈來愈刻不容緩。
當年只是「 貴族叛亂」
六八一代，經常將學運浪漫化成單由理想主義驅動的純潔革命。對於革命為何失敗，為何學運退潮後歐美社會即全面走向保守、物競天擇的市場(或叢林)定律取代平等公義成為新的社會共識等尷尬問題，他們通常都避而不談。
剛辭世的法國社會學巨匠PierreBourdieu曾著有《學術人》(HomoAcademicus，英文版由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書，從法國戰後高等教育的發展出發，探究68年法國學運的社會起源、局限與失敗原因，乃少數能客觀地審視六八學運的嚴肅著作之一。
Bourdieu發現，在1968年走到抗爭最前線的，大部分都是社會科學的學生與年輕教授。他歸納了大量證據，指出當年學生的不滿，歸根究柢源自戰後法國高等教育過度膨脹帶來的教育危機。社會科學學生與教師，正是該場危機的最大受害者。（楨：cf中國六四民運、後評，另《學術人》已前評）
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在當年仍未在法國的大學體系中站穩腳跟，並沒有今天它們被廣泛承認的主流學科地位。這些學科中的學生與教師既無醫學和法學的經濟與政治資本(它們的畢業生待遇優厚，教員更是教育體系中的當權派)，也無純人文與科學學科超然脫俗地追尋純知識的學術光環，因此可說是處於學術科層的最底層。
因戰後嬰兒潮的關係，法國高等教育在50與60年代不斷擴充學額與教席。學額激增導致學位貶值。新增的教席，亦大多以合約工的形式出現，待遇低人一等。由於這些新學額與新教席，大都集中在各新興社會科學學科，大學畢業生與年輕教授無產階級化的趨勢，也在這些學科最突出。
沒有締造新世界的理想
新增的社科學位，吸納了大量家庭背景良好但成績麻麻的學生。這些富家子弟，本來希望像自己的父母一樣，通過獲得大學學位甚至博士學位，在學術殿堂拿取如貴族地位般稀有的文化資本，在法國的階級社會中更上一層樓。但大學提供的文化資本大跌價，卻令這群富家子弟面對階級向下流動的危機。他們清楚知道，他們畢業後很可能只會成為一名白領勞工，而非他們父母在畢業時成為的文化精英。就算他們拿到博士學位成為教授，也只能當一個受歧視的學術勞工，而不是他們當學生時仰慕的獨立知識分子。
因六八學運而聲名大噪的學運領袖DanielCohn-Bendit(也就是最近攻擊法國新學運最不遺餘力的那位)，便是出身自富裕律師家庭、考不進索邦而入讀當年立校不夠4年的Nanterre大學的社會學學生。他在1967年開始動員學生佔領校園時，反對的正是大學宿舍男女隔絕分開管理不符人道、學校區缺乏咖啡廳令學生生活枯燥等由大學擴張過速衍生的問題。
後來校方召警察進校鎮壓，學生與校方的衝突便演化成學生與國家的衝突。隨着衝突升級，索邦等其他大學累積了大量怨氣的學生與年輕教授也乘機加入戰場，並開始借用冷戰和越戰背景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政治語言表達不滿。學生與教師反對自身無產階級化的自保運動，也就忽然成為要求徹底推翻現存秩序、建立新世界的學生革命。但我們仍可從運動中強調人性與創意、反對異化等口號，看出學生們捍衛其文化精英身份的反無產階級立場。
運動升級成革命後，學生即開始爭取與勞工階層結盟。但造反學生對低下層有關工資工時等「麵包與牛油」的議題置若罔聞，卻教他們注定難以獲得廣泛社會支持。狡猾的戴高樂看出了這點，遂在學運如日方中之際頒布提高最低工資、縮短最高工時等法令收買人心。剛發動總罷工不久的全國總工會即立刻倒向政府一方，就連法國共產黨最終也選擇站在學生的對立面。這場有名無實的革命，也就如它急速冒起般迅速瓦解。
今天法國學運比68年更進取更成熟
Bourdieu毫不客氣地總結，1968年的法國學運，其實只是資產階級子弟不滿大學教育貨不對辦的一場「貴族叛亂」(aristocraticrevolt)。Bourdieu的分析，相信也能延伸到美國、德國等地的學生運動中去。60年代的精英學運沒有達成締造新世界的理想，反而將對學生的精英主義蚩之以鼻的社會中下層推向保守陣營。學運失敗後，歐美左派一直一闕不振，龜縮到學術激進主義的小天地中。右翼的民粹主義運動，卻天天在茁壯成長。
今天的法國學運，沒有壯麗的革命語言，卻踏實地將學生與廣大勞工階層的物質處境接連，成功建立起堅固的工人學生聯盟，並得到大多數民意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法國學運，的確比68年的更進取，更成熟。現在已屆退休年齡的學運過來人，應該停止對新一代指指點點，放手讓年輕人塑造屬於他們自己的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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