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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西方城市規劃理論史綱》

吳志強，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博士，同濟大學建築城規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城市規劃彙刊》2000，2

1 引言

　　城市規劃界始終缺乏一個自己的基本理論平臺，于是造成了這些現象： 一些青年學生難得讀到一本理論著作，如獲至寶，讀後推崇備至，在以後的數月中逢人便提這本書，這位作者，無論針對什麽事，在什麽時間、什麽地點，能引用其中一兩句便飄飄然，更有甚者今後就此排斥其它規劃思潮和理論。這對于這些青年的終生發展是有害的。也常見到一些青年學生的論文題目很大，大到開天辟地，似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略有些心得，便誇誇其談，其實尚沒有了解規劃理論史的框架和演進文脈。直至有一天發現某位學者百年前在該方面就有專著，做過深入的經驗分析，有著完整的理論體系，那時才感無地自容，笑己年輕狂躁。更多是在實踐中的規劃師，一方面長期在上級領導面前，他們是專家，必須爲領導決策拿出有理論依據的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方案，但書到用時方恨少，好不容易挖空心思找到幾個概念：“有機組合”、“滾動發展”等等，明天領導比他說得還流暢，再向他討新名詞時難免捉襟見肘，真是難爲。而矛盾的另一方面是他們往往又藐視規劃理論的研究和分析，視高校理論爲象牙塔中之物，不讀不知便認定與規劃的日常實踐的迫切需求相脫離，下意識地放走了“學院派”學術理論對他的日常工作可能帶來的強有力支持。這些問題都出在我們的規劃界缺乏完整的規劃理論演進史綱。雖然一個又一個規劃理論概念被單個地引入，但仍然不能讓人們看到現代規劃理論發展進程的全景，不能讓人們建立一個完整的動態的理論文脈框架。而我們的青年學者需要站在一個由衆多巨人們的思想構成的理論平臺上，去討論今天和今後的發展。

　　2 關于規劃理論的定義、討論及發展史劃分

　　2.1 對規劃理論下定義的困難
　　長期存在著一種概念上的混淆。由于城市規劃工作與經濟、社會和生態問題越來越相關，必須在更大的範疇內思考問題，所以經濟學理論、社會學理論、生態學理論和政治學理論都被引進了城市規劃，于是讀一些其它領域的書便成爲了新一代規劃師和規劃學者的追求，這本來很好。然而錯誤又出現了，不少人將這些規劃領域外的理論當作規劃理論本身。注意，規劃中的理論和規劃的理論是有區別的兩個概念。
　　由于規劃涉及的範圍日益超越原來的物質形態設計，必須運用和借鑒其它成熟學科的知識，如：經濟學，社會學、生態學和政治學的理論，這些理論稱之爲“規劃中的理論”。“規劃的理論”則是規劃自身及其過程規律的總結，給“規劃的理論”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必須考慮以下四個方面：（1）從規劃實踐看，城市規劃與傳統相關專業如：建築學、市政工程學、房地産等之間的學科界線尚未嚴格劃分。規劃工作不僅職業規劃師在做，非職業的規劃師也在做，因而造成一些人爲的混淆，誤把這些學科的理論當成規劃理論。本質上，規劃理論針對的是規劃這個過程及其目標和作用，而不是針對從事規劃工作的是什麽專業的專家； （2）從規劃的社會特征看，規劃屬于社會、經濟和空間發展中的政府職能範疇，因此規劃理論經常與其它社會科學的理論重疊交叉，此類理論往往很難劃定它只是純粹的規劃理論。（3）從規劃學科的內部結構看，演化到今天的規劃學科已經擁有許多方面的子學科，如：物質形態環境的規劃設計、城市空間模型規劃、區域發展戰略規劃、地理信息系統分析、城市社會系統規劃等等，每個子學科也已有各具特征的工作過程規律，要對規劃理論下一個統一的定義更顯困難；（4）從規劃工作的方法論看，規劃經常借用其它學科的工作方法，以此很難定義規劃特有的理論分析方法。
　　2.2 從規劃的核心到規劃理論的定義
　　雖然在規劃實踐中，一位優秀的規劃師看上去並不一定熟諳曆史上成名的各種規劃理論，但他一定是一位深知其行爲結果的人。從這一點上看，規劃是一項預設目標並制導過程的工作。因此可以清楚，只有深刻理解時間上的因果關系的人，更進一步說，只有深刻感知因果關系並能預設結果，控制原因的人才可能是一名優秀的規劃師，而這種深刻的感知可能就是一種准規劃理論。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表明，規劃的核心屬性是時間上的預測和控制，而建築學的核心屬性是空間創造。但是，如果把城市認定爲一個空間範疇，那麽規劃與城市的結合後，城市規劃，即對城市的規劃，那就是對空間發展目標的設定和達到這項空間目標過程中時間上的制導了。從規劃的核心實質出發，規劃的理論的本質是在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時間上的目標預設和過程制導的規律和知識的總和。規劃理論的核心由此可以理解爲：本位理論（能做什麽）：規劃在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在區域與城市發展中能發揮什麽作用。過程理論（怎樣做）：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規劃必須擁有什麽手段和機制才能達到預定的目標。
　　2.3 規劃理論的來源和曆史
　　大多數學者都認爲現代城市規劃理論的起源是多元和複雜的，例如Campbell將其歸結到以下幾個基本事件：（1）田園城市（Garden City, E.Howard）； （2）城市美化運動；（3）公共衛生改革。但也有學者認爲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柯布西埃的“當代城市”和賴特的“廣畝城市”三者才是現代城市規劃理論的起源。而現代城市規劃的思想根源，則應追溯到更早的歐文，聖西門。傅利葉、Godin和Cabet等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和社會平等等傳統的思潮。雖然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如：古代中國、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希臘，都有城市規劃，將人類的活動融入對自然環境的改造，並爲社會和政治統治秩序服務。但我們通常把爲市民大衆服務的現代城市規劃活動與傳統的爲君權的城市規劃區別開來。但也有對現代城市規劃更帶批判性的觀點，認爲現代城市規劃在實踐中，一方面在各社會利益集團間進行權衡，另一方面也繼承了古代城市規劃中爲政治統治者和社會強者利益服務的目標。
　　2.4 規劃理論發展曆史的階段劃分
　　Donald Kruekeberg將過去100多年城市規劃發展曆史劃分爲三階段： （1）1880～1910，沒有固定規劃師的非職業時期； （2）1910～1945，規劃活動的機構化、職業化時期； （3）1945～2000，標准化（Standardization）、多元化（Diversification）時期。Peter Hall將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曆史劃分爲七個階段：1） 1890～1901：病理學地觀察城市；2） 1901～1915：美學地觀察城市；3） 1916～1939：從功能觀察城市： 4） 1923～1936：幻想地觀察城市；5） 1937～1964：更新地觀察城市；6） 1975～1989：純理論地觀察城市；7） 1980～1989：企業眼光觀察城市；生態地觀察城市；再從病理學觀察城市。 Donald Krueckeberg采用是年代分段法，三個階段互不交叉。而Peter Hall采用的是思潮分段法，以規劃理論對待城市的觀察角度作爲依據，他所劃分的規劃理論時段之間在時間上有相互重疊和交叉，如：第6階段“純理論地看待城市”和第7階段“企業的眼光看待城市，生態地觀察城市，再從病理學觀察城市”都包括1980到該文發表時的1989年。
一般而言，對規劃理論發展階段的劃分可以有三種基本類型： （1）以時間的自然延續來劃分。如Donald Krueckeber只的劃分方法，將某一時段的規劃理論或規劃實踐作爲這一年代的特征； （2）以主流思潮爲主線，再劃定年代的上下界線，如Peter Hall的劃分方法； （3）以時代和思潮相結合的方法。
　　本文采用的是以時代和思潮相結合的方法。先按照主要理論思潮出現的先後劃出時代。因爲主流的思潮在曆史上的發展並非轉眼間更替的，所以一個時代可能同時存在多種探索和主要理論思潮，而一種思潮也可以跨越幾個時代。這種時代劃分方法的目的在于，在劃分時段以便討論研究的同時，強調思想的發展具有其淵源和後續，下圖表示時代劃分與思潮發展的關系。
由此本文將過去100多年的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劃分爲六個階段： （1）1890～1915核心思想詞：田園城市理論，城市藝術設計，市政工程設計； （2）1916～1945核心思想詞：城市發展空間理論，當代城市，廣畝城，基礎調查理論，鄰裏單元，新城理論，曆史中的城市，法西斯思想，城市社會生態理論； （3）1946～1960核心思想詞：戰後的重建，曆史城市的社會與人，都市形象設計，規劃的意識形態，綜合規劃及其批判； （4）1961～1980核心思想詞：城市規劃批判，公民參與，規劃與人民，社會公正，文化遺産保護，環境意識，規劃的標准理論，系統理論，數理分析，控制理論，理性主義； （5）1981～1990核心思想詞：理性批判，新馬克思主義，開發區理論，現代主義之後理論，都市社會空間前沿理論，積極城市設計理論，規劃職業精神，女權運動與規劃，生態規劃理論，可持續發展 （6） 1990～2000核心思想詞：全球城，全球化理論，信息城市理論，社區規劃，社會機制的城市設計理論 。

　　3 百年規劃理論的演進綱要

　　對于每個時代，本文按照各階段的主要思潮和研究角度選擇了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規劃理論重要文獻，形成百年西方規劃理論的基本綱目並進行歸納簡介。

　　3.1 1890—1910年

　　“田園城市（Garden City）”肯定是這個時代最有影響力的詞彙。恩格斯1845年的名著《The Condition Of working Class ln England》在今天的城市社會學中仍然被視爲開創性的經典文獻。雖然這部曆史文獻的題目和這樣的第一手的調查研究上並沒有冠以什麽宏篇巨著的頭銜，但這部文獻不管是內容還是研究方法都影響了幾代城市學者，其科學的光輝常存至今。恩格斯對當時曼徹斯特工人的生活狀況的觸目驚心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是導致當時社會主義的社會思潮迅猛發展的一個直接原因，這些思潮後來成爲“田園城市”等一系列城市社會改革方案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對于城市規劃來說，這部文獻直接導致了規劃應該去做什麽的基本核心理論問題。田園城市是以綠地爲空間手段解決城市社會衛生狀況的方案。實際上，可以在1870年F.Olmsted提出的“綠肺”概念中已經發現其雛形。如果說恩格斯的文獻造就了花園城市等現代城市則劃方案的社會意識基礎的話，那麽“綠肺”概念可以視爲“田園城市”方案的空間手段的根源。E.Howard的“田園城市”方案不但是這個時期的城市社會改革的標志性方案，而且還由于其方案的社會價值觀念和大量經濟方案的內容，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而被普遍地認爲是現代城市規劃的開端。霍華德1902年以《Garden City of Tomorrow》爲書名，重新發表了他的1898年末造成重大影響的《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田園城市的名字和思想迅速傳遍了大西洋的兩岸。一年後，他馬上雇傭了Unwin和Parker兩人來完成3萬人的Letchworth的規劃設計，Letchworth是現代城市規劃思想直接造成的城市規劃實踐的第一個案例。
　　在1909年，Unwin和表兄弟Barry Parker就第一個田園城市Letchworth的建設實踐合著了題爲《Townp1anning 1n Practice》的專著，對“田園城市”建設的實踐過程作了全面的總結。這本書無形中影響了早期現代城市規劃對自身過程的認同。Unwin是影響了整個20世紀上半葉的規劃師。針對工業革命後大城市過份擁擠造成的城市衛生問題，防災問題和社會問題提出采用綠地爲解決手段的還有Patrick Geddes，而Geddes在1904年發表的著作《City Development， A Study of Parks，Gardens and Culture Institutes》，更進一步地提到了從文化角度來觀察研究和從曆史來審視城市發展。這在當時比霍華德及其同伴Unwin的工作都更帶有學術性。Geddes在1915年發表的《Cities in Evo1ution：An lntroduction to the Planning Movement and the Study of Civics》更進一步把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推上一個臺階。
　　與對歐洲城市下層階級生活狀況調查分析相對的，必須要提到對北美城市中非洲移民生活狀況的調查研究。其中，最有影響的有William.E.B.Dubois在1899年發表的專著《The phi1ade1phia Negro》。這部著作被視爲恩格斯的《英國的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姐妹篇。Dubois除了擔任大學教授外，還寫作小說，熱心參與政治。他對現代城市學中種族研究、城市社會學和城市發展研究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爲一位獨立的、批判性的思想家，Dubois始終在情感上同情處于社會下層的非洲移民，他在1961年以93歲高齡參加了共産黨，並入了加納國籍。
　　Camillo Sitte是這個時期“藝術地看待城市”的城市規劃理論的代表人物，他在1889年發表的《藝術原則下的城市規劃建設》一書，當年就出版了第二版，他在書中“純藝術”地分析新舊城市的差別。他對于規劃的貢獻無疑在于，在城市規劃在集中討論城市所二維擴展的時代，使當時的學術界意識到了城市建設的三維性，這本書既受到一些人的擁護，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強烈批評。
　　1906年在曼海姆召開了德國建築師與工程師協會大會，會議通過的《城市設計原則》充分反映了這個時代對待城市規劃應該做什麽，怎麽做的規劃理論核心問題的兩種相當對立的思想：技術地還是藝術地看待城市規劃。

　　3.2 1916～1945年

　　這個30年中，對城市社會空間規律的研究爲城市規劃理論開始提供理性的依據。Ernst W.Burgess于1925年發表了題爲《The Growth of the City：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的論文，Burgess在這篇論文中分析了社會空間發展與城市物質空間發展之間的關系，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圓模式，由此許多學者把他的研究稱爲“社會生態學”的創始。今天許多學者把城市同心圓模式誤解爲是地理學的空間分布模式。實質上，Burgess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城市發展動態的特征。同期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擔任教授的還有著名城市社會學家Louis Wirth和Robert Park。這些教授們把芝加哥的大街作爲“活動實驗室”，爲現代城市學的建立作出重要的貢獻，後來被稱爲芝加哥學派。Robert Park的《The City》一書是介紹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社會學的最好的專集。Burgess開創的研究在城市學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後有許多學者堅持了下去，並産生了城市發展不同空間的模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Home Hoyt的扇形模型和Channcy Harris中，與Edward ullman共同提出的多核模型。
　　這個時代的最有影響力的規劃理論來自兩位作者：柯布西埃和賴特。柯布西埃在1925年發表了他的名著《urbanisme（城市規劃設計）》。他將工業化的思想大膽地帶入了城市規劃，1922年，他曾發表了一個稱爲“300萬人日的當代城市”的規劃方案，城市的路網是方格對稱地構成，幾何形體的天際線，標准的行列式空間的城市。在一位提出了空間集中的規劃理論的時候，另一位卻相反地提出反集中的空間分散的規劃理論。賴特在1935年發表于《Architectural Record》上的論文《Broadacre City： A New Community Plan》充分地反映了他倡尋的美國化的規劃思想，強調城市中的人的個性，反對集體主義。賴特在1920，30年代成爲一名社會革命者，但他並未參加社會主義的左翼陣營。相反的，他呼籲城市回到過去的時代。而他的社會思想的物質載體就是廣畝城市了。他相信電話和小汽車的力量，認爲大都市將死亡，美國人將走向鄉村，家庭和家庭之間要有足夠的距離以減少接觸來保持家庭內部的穩定。在對比柯布西埃和賴特的兩個極端的規劃理論時，我們也可以發現他們的共性，即：都有大量的綠化空間在他們“理想的城市”中，都已經開始思考當時所出現的新技術：電話和汽車。
　　此外，比利時的曆史學家Henri Pirenne在1925年發表的專著《Medieval Cities》，芒福德在1937年發表的《What is a City》。這兩本著作從曆史的角度挖掘城市的本質，對以後的城市研究和規劃理論的發展産生了影響。而芒福德在幾十年寫作的巨著系列中，1961年發表的巨著《The City in History》在城市規劃界的影響極爲廣泛。芒福德始終認爲城市中人與自然的關系，人的精神價值是最重要的，而城市的物質形態和經濟活動是次要的。芒福德的思想對規劃理論的發展産主了不可磨滅的影響。Jane Jacobs的“Street Ballet”、Allan Jacobs的“規劃需要暢想”等概念，都源于芒福德書中的思想。
　　二戰期間，城市建設受到絕對集權的法西斯主義和戰時軍事管制的影響，城市規劃思想也受到波及，德國産生了所謂“新秩序規劃”：“應該使那些由“領袖手諭”確定的規劃能成爲納粹長久的標志物”，“作爲德國重新崛起的這個偉大時代的對外見證”，這類規劃毫無對普通市民的考慮。而在北美1938年發表的《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一文中，芝加哥學派成員的Louis Wirth在規劃理論立下了一塊裏程碑。Louis Wirth的主要貢獻在于使城市社會學中的都市生活意義成爲規劃理論的最高意義和邏輯的基礎。

　　3.3 1945～1960年

　　T. Sharp在戰爭剛結束的1946年發表的《Exert Phoenix：A Planning for Rebuilding》宣告規劃戰後新階段的開始。而paul Goodman和Percival Goodman兄弟倆《Communitas：Means of Livelihood and Ways of Life》”一書則揭開了戰後規劃理論的活躍期，Goodman兄弟的著作在60年代曾是美國的暢銷書，書中既發表了對規劃設計的細微感覺，同時又表達了對城市社會問題的批判。此書出版後，馬上成爲規劃界尤其是青年規劃師的必讀書。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對20世紀上半葉的規劃理論包括“田園城市”、“廣畝城市”、“當代城市”，也包括了前蘇聯的區域規劃進行精辟的評論；第二部分則對未來的規劃從三個層面回答了該書的核心問題： l）如何在規劃中對待新技術； 2）如何使用城市多余資源： 3）如何尋求規劃目的與規劃手段之間的正確關系。 而L.Keeble的《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則相對全面地闡述了當時的普遍接受的規劃思想，成爲戰後物質性城市規劃的標准版本。這個時期還要提到的是H.Kitto的《The Greeks》和V.Gordon Childe的《Man Makes Himself》，這兩部文獻都從曆史的角度尋找和提出了城市規劃中作爲城市實質的社會構成的原則。
　　戰後時期的西方社會沈浸在一種和平恢複和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氣氛之下。從總體上看，主導的社會意識是樂觀的，絕大多數的規劃師們正忙于工程，象Keeble這樣的規劃師則在制定操作色彩很濃的系統規劃。在規劃物質環境方面，規劃師一方面忙于工程實踐，另一方面亟需形態設計的理論指導，和一套操作性很強的分析方法。大家關心的是如何設計得更漂亮、更美觀，更能讓業主滿足，更能讓業主信服。于是F.Gibberd的《Town Design》和Kevin Lynch的《The image of City》分別在1952年和1960年應運而生，並立刻成爲市場上的暢銷書和規劃師、設計師的工作手冊。但即使是在這樣忙得不亦樂乎的年代，還是有人在思考規劃的理論問題，其中有1948年R.Glass的《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a Plan》， 1959年R.Glass的新著《The Evolution of Planning：Some Sociological Considerations》和1960年Donald Foley的《British Town Planning： One ideology or Three》影響較大。這個時期中， Charles Lindblom在1959年發表的《The Science of “MuddingThrough”》一文的影響很大。針對戰後各國編制的幾乎是清一色的越來越繁瑣的城市綜合規劃，Lindblom尖銳地指出，這類城市總體規劃要求大多的數據和過高綜合分析水平，這些都遠遠超出了一名規劃師的領悟能力，實際上，一名規劃師在實踐中真的太累了、太綜合了，而這些忙于細部處理的綜合性總體規劃卻往往都放棄了最重要的城市發展戰略。Lindblom呼籲必須沖破綜合性總體規劃的繁文縟節，重新定義規劃自己的能力作用，去達到真正能達到的規劃目的。

　　3.4 1961～1980年

　　Jane Jacobs于1961年發表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是這一時期開始的標志。Jane Jacobs曾被規劃師們稱爲“Original Little Old Lady in Tennis Shoes”。而有的學者則毫不誇張的形容她這一本對美國當時的規劃界是一次大地震。這些都歸結于Jane Jacobs的書中對規劃界一直奉行的最高原則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她把城市中大面積綠地與犯罪率的提高聯系到一起，把現代主義和柯布西埃推崇的現代城市的大尺度指責爲對城市傳統文化的多樣性的破壞。她批判大規模的城市更新是國家投入大量的資金讓政客和房地産商獲利，讓建築師得意，而平民百姓都是舊城改造的犧牲品。在市中心的貧民窟被一片片地推平時，大量的城市無産者卻被驅趕到了近郊區，在那裏造起了一片片新的住宅區實際上是一片片的新的貧民窟。
　　無論Jane Jacobs的觀點正確與否，這是現代城市規劃幾十年來第一次被赤裸裸的暴露在社會公衆面前，包括現代城市規劃的一條條理念及其工作方法，也包括規劃師的靈魂與錢袋，Jane Jacobs這位嫁給了建築的新聞記者，作爲一個“外行”，對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起到了一個裏程碑式的作用。規劃師在過去一直以自身的一套原則在工作，一直自詡是爲人民服務的，現在他們聽到了外行們怎麽看待他們的工作了。更重要的是，從專業理論的發展角度，規劃師們過去集中討論的是如何做好規劃，而Jane Jacobs讓規劃師開始注意到是在爲誰做規劃。整個1960,1970年代的城市規劃理論界對規劃的社會學問題的關系超越了過去任何一個時期。其中影響較大的有1965年Paul Davidoff發表的《Advocacy and p1uralism in Planning》及其在此之前的1962年與工Reiner合著的《A Choice Theory of Planning》。Paul Davidoff在這兩篇論文在當時的規劃理論界取得了最高的榮譽。他對規劃決策過程和文化模式的理論探討以及對規劃中通過過程機制保證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尤其是弱勢團體的利益的探索都在規劃理論的發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筆。此外還有F.Robinovitz l967年的《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Planning》，Herbert.J.Gans l968年的《People and plans》、1969年的《Community Design Behavior： The Culture of Planning》，1969年A Skeffington的《People and P1anning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R.E.Pahl的《Whose City And Further Essays on Urban Society》，N.Dennis的《Peop1e and Planning：The Sociology of Housing in Sunderland》》和1972年0.Bell和T.Thywitt合編的一本《Human Identity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而J.Rawls在1972年比David Harvey早一年發表了《Theory of Justice》在規劃界第一次把規劃公正的理論問題提到了論壇上。但是半年後的David Harvey的《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則把這個時代的規劃社會學理論推向高潮。
　　1970年代後期， Manuel Castells于1977年發表了《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正面打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旗號。1978年，他又發表了專著《City，Class and Power》反映出60年代培養的一代馬克思主義青年在規劃理論界開始占據了城市理論的制高點。這是因爲這些熱血青年開始走向大學教授的崗位；規劃理論界開始擺脫Jane Jacobs對城市表象景觀的市民式的謾罵，進入了針對這些表象之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本質的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批判。但對城市社會學的批判不能全面概括這20年城市規劃理論的全貌，尤其是指導規劃操作的理論。1960年到1970年的西方城市規劃實踐操作中的指導理論可以用三個關鍵詞來概括：系統、理性和控制論。
　　標准理論開始在這個時期發生了激烈的變化，這是對上述規劃的社會理論研究的直接反映。二戰剛剛結束時Lewis Keeb1e曾經在1952年出版過《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一書，經過十幾年的實踐，Keeble又在1969年出了新版。這是一本經典的規劃設計教科書，在實踐中則是操作手冊。它是當時物質規劃狀況下的標准理論。但是同年的1969年，Brian McLoughlin也出版了一本代表了新時代的經典著作《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A System Approach》這本書中提到的規劃的標准理論已經完全超出了物質形態的設計，強調的則是理性的分析，結構的控制和系統的戰略。
　　可以看出，1960到1970年代的規劃理論中，“理性”是針對了規劃過程的過程規劃理論核心，而“系統”針對的是規劃中處理對象時的實質規劃理論核心。

　　3.5 1981～1990年

　　如果說1960，1970年代的城市規劃理論在社會學方面是批判性的，那麽它所帶來的後果就是規劃過程理論的理性內核和規劃目的理論的系統內核。這時規劃在這三個前提下已經被看作一個理性決策過程，這似乎已經將規劃的理論地位推到了最高峰了。但這種理性系統的規劃理論並沒有長時期地獨占城市規劃理論的論壇。 1977年A.J.Scott和S.T.Roweis首先發難，他們在《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雜志上發表了《Urban Planning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A Reappraisal》一文，針對大量計算機輔助的數理模型支持的理性分析，指出理性系統規劃的理論和方法內容虛無，與其將當時的規劃理性稱爲抽象的分析概念，還不如直接將之稱爲一種社會曆史現象。緊接著的1979年，M.Camhis的《P1anning Theory and Philosophy》和M.J.Thomas的《The Procedural Planning Theory of A.Faludi》都對理性系統的規劃理論和方法提出了責難。 而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更是從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的商業機制遠比規劃官僚運作高效得多的角度，質責規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權威到底有什麽？新馬克思主義要求給予規劃更多的控制的權力。J.Friedmann對理性主義的規劃理論的剖析成爲當時理性主義規劃理論和方法批判的經典著作。他早在1969年就開始發表此類文章。其他重要的文章還有：1980年H.S.Perloff的《Planning the Post-industrial City》、M. Carley《Rational Technique in the l980`s》、R Dunleavy的《Urban Political Analysis: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1981年I.Bracken的《Urban Planning Methods：Research and Policy Analysis》、1982年C.Pairs編著的《Critical 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1985年M.Breheny及A.Hooper的《Rationality in Planning：Critical Essays on the Role of Rationality in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對這一時期的批判性觀點做了系統的總結。
　　80年代後期，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展示給人們一個多元的傾向，學者逐步擺脫了1960.1970年代期間以批判和總結理性主義爲重點，規劃理論的探索和討論出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熱點： 關于城市及其空間發展理論，其中影響較大的有1985年M.Gottdiener的《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D.Gregory與J.Urry合編的《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1986年Neil Smith的《Gentrification the Frontier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 Space 》。1987年Robert Fishman的《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an》、1989年William H.Wilson的《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等。重新出現的關于城市物質形態設計的研究文獻。例如，1985年J.Brothie等編著的《The Future of Urban Form：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和Walter L.Greese的《The Crowning of the American Landscape》。而1987年，Allan Jacobs與Donald Appleyard的《Towards an Urban Design Manifesto》影響很大，這本書不是單純地采取了Mike Davis對城市環境的批判態度，而是以積極的態度確定城市設計的新目標：良好的都市生活、創造和保持城市肌理、再現城市的生命力。關于城市本身的意識形態和職業精神。其中最爲著名的有David Harvey的《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這本著作從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剖析了規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地位、規劃本身應有的意識形態。而1988年william H.Lucy發表的《APA`s Ethical Principle Include Simplistic Planning Theories》則揭示了規劃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時常出現的職業精神的缺乏，而過分簡單化的理論，以一蓋全的工作方法都在此文中進行了討論。對婦女在規劃中的地位，作用和特征的討論。這方面的文獻都是大量集中在1992年上下發表的。John Friedmann發表了《Feminist and Planning Theories： The Epistemological Connections》，他認爲至少有兩點是女權主義對規劃理論的重要貢獻，一是性別問題相對于社會夫系中的個人職業精神（Ethics）更講社會的聯系和競爭的公平，二是女權主義的方法論中強調差異性和共識性，挑戰了傳統規劃中的客觀決定論，使規劃實踐中的權力更加平等。
　　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規劃理論研究，這部分中有較大影響的文獻有1987年A.Faludi發表的《A Decision-Centred View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1988年R.Erhman的《Planning：Clearer Strategies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s》、 1 992年M.Breheny編著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rban Form》， 1993年A.Blowers編著的《Planning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其中，同年Matt Ridley和Bobbi S.Low則將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問題與資本主義本質的社會意識聯系起來，顯示了其思想的力度《Can Selfishness Save the Environment》。這樣的環境學與社會學的切入遠比一般茫茫地談環境的可持續性的理論框架高明得多，也深刻得多，除此之外，這一方面近期有影響的文獻還有1995年H.Barton等著的《Sustainable Settlements :A Guide for Planners, Designers and Developers》。同年，H.Liggeii和D.C.Pezzy合編的《Experts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1996年S.Buckingham和B.Evans的《環境規劃與可持續性：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同年的M.Jenks等合寫的《The Compact City：A Sustainable Urban Form？》。
　　3.6 1991～
　　進入1990年代後，規劃理論的探討出現了全新的局面。1980年代討論的現代主義之後迅速隱去，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對城市發展新趨勢的研討。大城市全球化方面最早的有影響的課題是J.Friedmann組織的世界大都市比較。早期發表的文獻還有S.S.Fainstainl990年的《The Changing World Economy and Urban Restructuring》和同年Anthony KinR發表的專著《Global Cities》。1991年Saskia Sassen也隨後寫了一本幾乎同名的書《The Global City》。比較兩本書的內容，明顯感覺到A.King的分析深刻一個層面，治學態度也更加嚴謹，推論演繹過程都相當規範，而Saskia Sassen的文風則比較浮華，大部分的論點，包括書中絕大多數的論據也來自J.Friedmann早在1986年發表的成果。S.Sassen的最大問題還在于把十分嚴肅的問題過分的簡單化了（Simplicistic），帶上了炒作的痕迹，但她卻使全球城這個名詞大衆化了。
　　1994年，作者在德國發表了《論千年紀轉折點上的大都市全球化》，是關于大都市全球化研究方面的最早德文專著，在分析了當時新馬克思主義和其它西方研究中的集中在單個城市而未置于全球化的全球城市網絡的問題後，針對當時全球化研究中單核單軌等理論問題，提出了以兩元論爲基礎的大都市全球化理論。1990年代後半期關于大都市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出現了快速的增長。這研究世界的問題一是與規劃理論的結合，二是與政策和城市形象的結合，略顯單薄。與全球化直接相關的研究是城市的信息化和網絡化研究，國際範圍中有影響的文獻有Manual Castells于1989年發表的《The informational City》和1994年他與Peter Hall合著的《Technopoles of the World》
　　這兩年的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除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屋建瓴的研究外，規劃理論也沒有放棄對規劃本身核心問題的研究，其中值得推薦的文獻有S.J.Mandelbaum等1996年編寫的《Exploration in Planning Theory》，1997年N. Hadmdi和Goethert《Action Planning for Cities：A Guide to Community Practice》，同年Patsy Healey等編的《Making Strategic Spatial Plans：Innovation in Europe》， 1998年，Patsy Healey又出版了一本《Collaborative Planning：Shaping Places in Fragmented Societies》。而C.Greed和M.Roberts合著的《Introducing Urban Design：Intervention and Responses》則把古老傳統的城市設計引入了一個新境地。
http://www.cd520.net/news/236/2006-4-8_9513073341.html

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 (群學 2010)

　　內容簡介
　　大衛．哈維無疑是他那一代人裡，最具影響力、最廣受徵引的地理學家。他的聲望遠遠超越了地理學，延伸到社會學、都市規劃、建築、人類學、文學研究和政治科學。這本書首度將過去三十年來的原創性文章彙整在一起，關注地理知識和政治權力之間的張力，以及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
　　大衛．哈維對於科學及地理學倫理中立宣稱的堅定質疑，像是一條線索貫穿了全書。他嘗試解釋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並將空間理論奠基於社會正義中。在這個過程裡，他處理了地理學史上遭受忽視或誤解的人物，將他們安置在知識史的脈絡之中。本書出現的人物有康德、凡邱念、洪堡德和拉提摩爾，伴隨了馬克思、黑格爾、海德格、達爾文、馬爾薩斯、傅柯和許多其他人，顯示了地理思想的深遠根源和意蘊。同時，哈維針對當前社會、環境與政治趨勢的生動觀察，顯示了這種思想對於認識世界的現況和可能未來，有多麼重要。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紐約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研究院人類學講座教授。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地理系教授，以及牛津大學霍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講座地理學教授。他於1980年獲美國地理學家學會頒贈卓越貢獻獎；1989年獲瑞典人類學暨地理學社頒贈安德斯瑞特祖斯（Anders Retzius）獎章；1995年同時獲頒皇家地理學會的派特榮（Patron）獎章，以及法國的法崔盧德（Vautrin Lud）獎。
　　目錄
1. 重新發明地理學：與《新左評論》編輯對談
第一篇 地理知識?政治權力
2. 哪一種地理學對應哪一種公共政策？
3. 人口、資源與科學的意識形態
4. 對抗馬克思主義的迷思——芝加哥風格
5. 歐文．拉提摩爾：追憶錄
6. 地理學的歷史與現況：歷史唯物論宣言
7. 資本主義：片斷化的工廠
8. 聯邦丘觀點
9. 戰鬥性的地方主義與全球雄心：雷蒙．威廉斯著作中的地方、空間與環境之概念政治
10. 城市與正義：城市裡的社會運動
11. 製圖學認同：全球化下的地理知識
第二篇 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
12. 資本主義積累的地理：馬克思理論重構
13. 馬克思的國家理論
14. 空間修補：黑格爾、邱念與馬克思
15. 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
16. 從管理主義到企業主義：晚期資本主義都市治理的轉變
17. 階級力量的地理
18. 地租的藝術：全球化與文化的商品化

以習近平為核心黨中央謀劃京津冀協同發展三週年紀實2017.02.26 新華社

　　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到北京市考察工作。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召開座談會，在講話中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大國家戰略。
　　3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高瞻遠矚頂層設計，穩紮穩打全面實施，京津冀這方熱土日新月異，正在書寫中國區域發展的當代傳奇，築造著引領時代新發展的歷史性工程。
　　著眼全局發展的戰略舉措——大思路、大佈局：走出一條內涵集約發展的新路子，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形成新的增長極
…….
　　京津冀，涵蓋北京、天津兩大直轄市和河北省11個地級市，人口超過1億，GDP佔全國的十分之一以上。三地本應依靠政治、經濟、文化等一系列資源共享，可以實現一加二大於三的效果，然而現實並非如此：
　　一面是發達的中心，一面是落後的腹地。京津兩地過於肥胖，大城市病突出，周邊中小城市過於瘦弱，特別是河北發展與兩地呈現“斷崖式”差距，河北人均GDP是京津兩市的40%左右，人均收入是兩地的一半，教育投入隻及北京的三分之一。
　　一面是問題交織，一面是難以獨善其身。資源環境承載超限，三地水資源短缺，地下水超採問題突出，三省市年均超採量佔全國的三分之一。霧霾頻發，大氣污染成為全國最突出的區域。
　　這既是全國諸多城市群存在症候的一個縮影，也是區域不均衡發展的一個縮影。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正是新形勢下引領新發展、打造新增長極的迫切需要。
　　大戰略需要理清大邏輯。
……
　　2015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規劃綱要，確定了“功能互補、區域聯動、軸向集聚、節點支撐”的佈局思路，明確了以“一核、雙城、三軸、四區、多節點”為骨架，設定了區域功能整體定位和三地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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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來，一次次考察，一個個會議，一系列重要講話、指示，習近平總書記時刻掛念著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實施情況，在不同時段和關鍵節點給予重要指導。
　　春華秋實，三年有成。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體系基本形成。作為全國首個跨省市的五年規劃，京津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三五”規劃於2016年發布實施。京津冀空間規劃編制完成，並相繼出台京津冀交通、生態、產業等12個專項規劃和一系列政策意見，形成目標一致、層次明確、互相銜接的協同發展規劃體系，將推動三地實現“一張圖”規劃、“一盤棋”建設、“一體化”發展。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推進，重點領域率先突破取得重要進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設，交通一體化格局加快構建，生態環境保護深入推進，產業升級轉移穩步推進，三地產業互動和經濟要素進入快速融合通道，協同發展實現良好開局。
　　協同，既是區域發展的必由路徑，更是響噹噹的生產力——
　　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2016年京津冀交出了一份可觀的成績單：北京經濟增速達到6.7%，服務業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到80.3%；天津經濟增速達9%，繼續位居全國前列；河北省經濟增速6.8%，產業實現“健身增效”。
　　通州區潞城鎮，佔地約6平方公里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建設工地日夜忙碌。
　　站在建設指揮部樓頂眺望，一批辦公大樓主體結構已經封頂。2017年年底前，北京市級各大機關及部分市屬行政部門率先啟動搬遷。
　　前不久，北京面向國內外50家高水平頂尖團隊發出意向邀請，目前副中心總體城市設計和6個重點地區詳細城市設計已通過專家評審，副中心建設正在加快推進，安排的350項重大工程項目中已有106個項目開工。
　　3年來，各個方面針對大城市病對症下藥，牢牢牽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這個“牛鼻子”，北京“瘦身健體”逐漸顯現成效。
　　把好產業入口關，疏解引導政策加緊出台實施——
　　有捨才有得。北京市2014年出台全國首個新增產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又在次年進行了修訂，受到禁限的行業佔全部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比例提高至55%，城六區受到禁限的行業提升至79%，不予辦理的工商登記業務累計達1.64萬件。

疏解示範項目穩妥有序推進——
　　昔日攤位達到1.3萬個、日人流量高峰達到7萬人次的北京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已煥然展新顏，完成疏解和產業升級面積24.3萬平方米，疏解人口1.5萬人。
　　3年來，北京推動一批區域性批發市場、一般性製造業企業、學校、醫院等有序疏解，加快讓“孔雀”振翅而飛。累計調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場370餘家，從業人員21.8萬人；累計退出一般性製造業企業1341家，今年還將疏解退出500家；北京城市學院、北京建築大學、北京工商大學新校區加快建設，天壇醫院丰台院區、同仁醫院亦莊院區二期進展順利……
　　人口調控成效初顯——
　　人口多、車輛堵，首都常被譽為“首堵”。目前，北京市機動車已超過560萬輛，首尾相連可繞地球大半個赤道。治理大城市病，要學大禹治水之法，“光堵不疏不行”。
　　北京市常住人口已達2172.9萬人，按照規劃要求，到2020年力爭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其中城六區爭取到2020年下降15個百分點。3年來，北京堅持制定年度人口調控目標，推動全市常住人口連續兩年保持增量和增速雙下降，2016年上半年城六區常住人口實現了由增到減的拐點。
　　交通是協同發展的“先行官”。
　　如今，“軌道上的京津冀”已經從一個時髦詞彙逐漸呈現出現實模樣。2016年11月，京津冀地區城際鐵路網規劃獲得批复，以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大通道為主軸，到2030年基本形成“四縱四橫一環”城際鐵路網。
　　天津至保定縮短至1小時，北京至天津濱海新區縮短至1小時……京津冀1小時交通圈和半小時通勤圈初步形成，異地上班正成為現實。一批高速公路“斷頭路”、國省幹道“瓶頸路段”正在打通或擴容。河北356條公交線路已與京津實現互聯互通。新機場飛行區、航站樓及配套設施項目加快建設，截至2016年底完成投資230多億元……
　　生態環境保護，是推進協同發展的重要基礎，更是廣受矚目的民生工程。
　　3年來，以電代煤、以氣代煤等工作加緊推進。目前，北京、天津、保定、廊坊主城區實現散煤“清零”，京津冀區域PM2.5（注：PM2.5為PM右下角加2.5）平均濃度2016年比2013年下降約33% ，但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依然任重道遠。

“清水”和“綠化”兩項工作也齊頭並進。
　　三地推進水環境污染綜合整治，由於多年網箱養魚造成嚴重水體污染的河北潘家口水庫、大黑汀水庫，目前已經全面啟動集中清理工作。京津風沙源治理和太行山綠化、“三北”防護林、沿海防護林等重點生態工程持續推進，三地完成造林1753.8萬畝。
　　產業一體化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實體內容和關鍵支撐。
　　與長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區尚沒有形成相互銜接的產業發展鏈條。北京一些科技企業定制電腦面板等，苦於周邊地區缺少類似產業配套，不得不捨近求遠，將訂單發到深圳等地。
　　3年來，三地聯合推動產業升級實現“1+1+1>3”的效果，努力打造立足區域、服務全國、輻射全球的優勢產業集聚區。一批重大產業項目加快實施——
　　在滄州，北京現代汽車滄州第四工廠2016年10月竣工投產，整車設計年產能30萬輛，發動機設計年產能20萬台；
　　在曹妃甸，總投資439億元的首鋼京唐公司二期項目已於2015年開工建設，這將使首鋼成為國內年生產能力最大的單體鋼廠；
　　在天津，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管委會於去年底揭牌，已新增註冊企業3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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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來，河北引進京津資金11041億元，佔全省同期引進省外資金的一半以上；天津引進京冀項目4856個、資金5226.74億元，分別佔全市引進外省份項目和資金的35.6%和44%。僅2016年，北京企業在津冀兩地的投資認繳額分別增長26%和100%……
　　以創新驅動為理念，搭建協同發展新平台——
　　中關村是創新的代名詞。如今，這一創新的火種已在幽燕大地呈現燎原之勢。
　　目前，中關村企業累計在津冀設立分公司2709家，設立子公司3032家，創新資源輻射外溢不斷提速。目前三省市已建設眾創空間200餘家、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15家，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創新的協議。

以重構新機制為抓手，推動市場要素優化配置——
　　2015年6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京津冀協同發展產業轉移對接企業稅收收入分享辦法》，從頂層設計上掃除了因地區間稅收利益博弈帶來的障礙。
　　在中關村海淀園秦皇島分園，兩地利益採用“442”分配方式，入駐企業產生的稅收由海淀、秦皇島兩地政府各得40%，另外20%共同設立產業發展基金，進一步培育新興產業。
　　打破舊藩籬，迎來新天地。
　　在各地各部門的努力下，國家食藥監總局於2016年7月批復同意京冀協同發展醫藥產業轉移的監管措施，在滄州的“北京滄州生物醫藥產業園”可以由北京市食藥監局異地監管和審批，在全國開了先河。目前，這家產業園已經吸引60多家北京等地的醫藥企業落戶，總投資超過200億元。
　　打造試點示範，複製推廣創新經驗——
　　過去，由於通關流程的相對封閉和獨立，企業經常需要在屬地和口岸之間奔波。2014年7月1日，京津冀海關區域通關一體化率先在北京海關、天津海關啟動，隨後，石家莊海關加入，區域通關一體化模式逐步拓展至京津冀、長江經濟帶、廣東地區。
　　興（隆口）延（慶）高速作為全國首個公開招標的PPP項目開工建設；北京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推出136項措施；引灤入津橫向生態補償、區域碳排放權交易、亞太經合組織綠色供應鍊等試點深入開展……
　　隨著一批先行先試的改革示範項目和舉措不斷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京津冀三地變化猶如春潮湧動。
　　3年來，“通武廊”三地密切合作，甘當改革創新協同的“試驗田”。三地簽署了人才合作框架協議，推出了人才綠卡、鼓勵企事業單位間科研人員雙向兼職等10多項先行先試政策；還將設立“通武廊”協同發展辦公室，在交通、生態、產業協作、跨界監測等方面統籌發展。
　　教育資源不斷打通，濱海新區設立了“北京班”；醫療機構合作機制不斷完善，津冀43家核心醫院牽頭組建了包含476家合作醫院在內的43個區域醫療聯合體，三地醫療機構臨床檢驗結果互認試點工作全面啟動；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政策措施加快落實……

綜觀以美國紐約、美國芝加哥、法國巴黎、英國倫敦、日本東京、中國上海為中心的世界六大城市群，京津冀要躍居為新的世界級城市群，還需要在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疏解等重點領域上不斷突破發展。
　　從京津冀經濟體量上看，目前三地GDP超過1萬億美元，要達到世界級城市群，經濟總量未來要對標2萬億美元，這可能還需要較長時間的奮鬥。
　　據測算，多年來北京中關村的科技成果4%在本地轉化，百分之八九十在珠三角、長三角轉化，原因在於京津冀大地上創新後續發展的產業和環境尚沒有及時跟上。
　　打破“一畝三分地”思維定式，抱團式發展方能迎來新生機——
　　近期目標——2017年，有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顯進展，一批重大項目得以實施；
　　中期目標——2020年，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問題得到緩解，區域一體化交通網絡基本形成，生態環境質量得到有效改善，產業聯動發展取得重大進展；
　　遠期目標——2030年，首都核心功能更加優化，京津冀區域一體化格局基本形成，區域經濟結構更加合理，生態環境質量總體良好，公共服務水平趨於均衡……
　　屆時，一個新崛起的世界級城市群可期可觀，也將帶動華北地區成為一個有強大競爭力的區域中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力支撐帶。
　　使命，是對未來的美好嚮往，更是對歷史的鄭重承諾。
　　如同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方法要明確，放眼長遠、從長計議，穩紮穩打、步步為營，鍥而不捨、久久為功。
　　肩負著新的歷史使命，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偉大的國家戰略，必將書寫出璀璨奪目的新篇章！
　　回應
在習總書記的領導和教育下，黨的路會走得更好的！因為習總書記一直要抓好黨風廉政建設是關鍵
關心百姓、體恤民情，老百姓就會擁護愛戴你！
我來說兩句全國老百姓著到了希望，有發展方向，擁護習主席英明決策
http://news.sina.com.cn/china/xlxw/2017-02-26/doc-ifyavvsk3641470.shtml

明清時期如何疏解北京人口？ 2016-11-10

疏解城市人口，古已有之。為調控北京的城市人口規模，明清時期就曾採取過多項措施疏解人口，取得了一定成效，其疏解之策對於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據《北京志•人口志》記載：明初北京城市人口經過自發離散和明太祖強制遷徙，原元大都地區居民大量流失，只有9.6萬。此後人口恢復和增長主要得益於軍衛人口和塞外軍民等新移民的大量遷入。到洪武八年（1375年）為14.3萬。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自南京遷都北京後，依南京之例，將北京城按方位劃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城。
　　隨著移民政策的不斷推進，北京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到嘉靖後期至萬曆初期，北京城市居民計約13.4萬戶，以每戶5口人計，則明代中後期北京城總人口約68萬人。如果加上駐京的軍人及家眷以及居於皇城內外直接服務於宮廷的人員，萬曆六年（1578年）京城人口已達17.9萬戶、85萬人。按照內外城62平方千米麵積計算，城市人口密度大大增加，達13710人/平方千米。
　　清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襲了明代的城市管理制度，包括內城、外城和城屬（京營四郊）三個地域單元，但順治初定都北京即於內城「分八列旗，拱衛皇居」，並遷移內城漢人之官民商賈於外城，推行兵民分城居住。由於大量旗人內遷和北京內城被圈占，以及北京城市的發展，主要是內城八旗戶口的迅速增殖，清初北京內外城人口約11.7萬戶，55.6萬人，其中內城八旗人口計約8萬戶，40萬人。隨著政權的穩定，北京人口不斷增加。據《北京志•人口志》記載：乾隆末年（1795年），北京內外城人口約15.74萬戶，74萬人。至光緒八年（1882年）北京城市人口21.8萬戶，108萬人，人口密度達17419人/平方千米，形成了「戶口日繁，待食者眾，無餘財給之，京師亦無餘地處之」的局面。
　　明弘治年間開始外遷駐軍兵力，減輕京城人口供養壓力
明代永樂至宣德年間，大量衛所軍士遷居京師，導致北京城市人口劇增。為疏解城市軍事人口，加強外圍防禦，弘治年間開始外遷京城及京畿衛所軍士，實行邊戍屯居。在長城沿線設置九個軍事重鎮（亦稱「九邊」），後又在北京西北增設了昌平鎮和真保鎮，統領大批衛、所的官兵保衛邊防。他們大多亦兵亦農，戰時打仗，平時從事種植和畜牧業生產。京郊及周邊地區以「營」「堡」「衛」等而稱的地名，相當一部分與當年的衛所軍士遷離京師、戍邊屯居有關。

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開始外遷八旗兵丁及家眷。一是逐步放鬆對京師旗下官兵嚴格集中聚居的管理，按鑲黃、正黃、正白、正紅、鑲白、鑲紅、正藍和鑲藍等旗分別建房於城郊，遷移部分內城兵丁攜眷分駐。至乾隆中期，清政府於四郊建造營房累計達4.8萬多間，派駐京師八旗子弟人口總計約8萬餘，連同家眷共約9萬餘人。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於香山設立健銳營，常規編制2000多人，另有家眷等。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設藍靛廠火器營，有各種營房、官房1700多間。
　　二是外遷閒散旗人移駐京畿或東北屯種。雍正二年（1724年），以京畿新城、固安官地341頃制為井田，令無業旗人屯種。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再次疏解閒散旗人，原定計劃三千戶，分為六旗，每年派遣一旗，每旗500戶，仍是按旗攤派，而且規定要「擇其族眾，有眷屬者揀派」，眷屬一律不准留京。從《清實錄》記載看，從北京遷往拉林（今黑龍江省五常市）、阿勒楚喀（今哈爾濱市阿城區）的京旗閒散人共有3000多戶，以每戶5口計，共1.5萬人。
　　三是將部分漢軍旗人「出旗為民」，占籍州縣。康熙後期，即已准許部分漢軍旗下壯丁「出旗為民」，但數量較少。至乾隆初期，不僅漢軍旗下壯丁，而且連同漢軍八旗兵丁自身在內，均成為出旗為民、占籍州縣的對象。清末，京師八旗人口的貧困化，迫使清政府進一步放鬆對京師旗人的禁錮，規定「八旗准出外貿易及在外寄籍」，且「准與該地方民人互相嫁娶」。對京師旗人「弛寬其禁，俾得各習四民之業，以資其生」的政策，不僅改變了京師旗人「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依賴國家糧餉生計的狀況，而且也達到了疏散內城旗人，減輕清政府財政與經濟壓力的目的。
　　總體上看，這項措施為緩解明清時期京師人口壓力，發揮了積極作用，產生了良好效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措施的制定和實施，應是北京古代城市發展史上的創舉。
　　明朝開始勸返外籍流民，整治關廂，嚴控占籍京城
明代朱棣稱帝初期，為鞏固自己的政權，曾實行移民政策，大量屯兵、屯民、屯商於北京，充實京城及京畿人口。但隨著人口膨脹，那些外來移民又成了疏解對象。一是實行較為優惠的政策，鼓勵移民返鄉。如根據每戶的人口數量及路程的遠近，給予一定的盤纏（路費）和安置費等，所以不少人願意返鄉。短短几年就有不少人返回故鄉，其中以來自山西的移民居多。

二是整治關廂，遣散遊民。《明史•食貨志》載：「在地曰坊，近城曰廂。」即城門外大街及其附近地區為「關廂」，也就是泛指城門外兩三里之內的居民聚集地。這些地區也是大量商販和無業游民聚集地。從隆慶年間開始，朝廷令順天府會同五城兵馬指揮司整治關廂內外，並令所轄大興、宛平二縣配合，將整治重點鎖定於永定門、德勝門、西直門、朝陽門關廂，因這四個城門處於京城的東南西北方向，城門內外聚集的人員最多。特別是德外關廂，區域最大，居住人口最多。順天府制定了相應整治政策：沒有「京籍」者，須搬至離京百里之地;房子可以拆走，如願意空手出門，可以領到一些補償款;有「納戶執照」者（即工商執照），「營業者不得超過五人，超者裁之」。經過幾年的整治，到萬曆初期，各關廂內外居民大為減少。
　　清代前期，京畿圈地，土地兼并及自然災害等，有大量破產農民等不斷湧入北京謀取生計，致使京城人口迅速增加。清代首先對長期居住在北京的外來人口實行嚴格控制，按流寓人口編定保甲。租住民房的客民，必須有切實可靠的保人，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以房管人。「官府按月點卯，酌量分定日期，俾得逐一查照循環號簿，詳細詰問，毋許容留來歷不明之人。」其次就是遣散流民回原籍。雍正初年提出「就食京師流民，清查口數，資送回籍」，此後又規定：「閒散遊蕩，立宜擯逐。惟候補、候造之人，讀書之人，貿易生理之人，方可聽其在北京居住。」直省人民不得入居京師，便滯留、占籍於宛、大二縣，造成「順天大、宛兩縣，土著甚少，各省人民來京，居住稍久，遂爾占籍」的現象。這一方面限制了外城城市人口的機械增長，另一方面卻加速了大、宛二縣人口的機械增長。
　　不過，乾隆中期之後，清政府限制直省人口占籍京師的政策明顯改變。乾隆初年，乾隆帝即認識到，「流民資送勢亦有所難行，不如聽其自為覓食謀生」。這是清政府對資送流民問題認識上的重要變化。至咸豐年間，據《清文宗聖訓》載：「流民中謀生者，多系故土並無田廬依倚之人，而必抑令復還，即還其故鄉，仍一無業之人耳。」據此推斷，自乾隆中期開始，即逐步放鬆了對流民的驅逐，也就造成了流民在京謀取職業、占籍北京外城的機會。當時，除京畿移民之外，來自山東、山西以至南京等地的謀生者頗多。

清代限制致仕官員胥吏寄籍京城，鼓勵返鄉養老
清代還有一項針對特定官員胥吏群體的疏解措施。康熙中期規定，凡京官革職、休致、解任，嚴催起程。後來雖對解任、休致、丁憂官有所其自便的寬容政策，但事實上囿於成例，即使留居京師，亦多占籍大、宛二縣。故至乾隆中，「大、宛等縣，多士雲集，土著寄居，不免攙雜」。至於各部院衙門書吏，五年役滿考職後，即嚴催回籍;若潛匿京城或私自來京均要問罪，遂成為一項制度。
　　清朝退休制度規定，年滿60歲的官員即可退休。退休官員一般均回原籍養老，僅有少數高級官員可留住京城，但不少人不願離京返鄉。如，廣西臨桂（今桂林）人陳宏謀奉調進京歷任吏部尚書、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最後官至東閣大學士，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因病且年事已高辭官，但想留在京城久居。乾隆皇帝親自勸其返鄉，並設酒席為其餞行，同時令其回鄉所經過之處地方官員要在20里內料理護行。陳宏謀深感皇恩浩蕩，10日後帶著家眷及傭人30餘口返鄉。乾隆帝此舉使不少退職、辭職官員打消了留京久居的念頭，紛紛離京返鄉。這些出自政治原因的政策，同樣減緩了京師城市人口的機械增長。
　　明清時期北京城市人口的疏解之策，有效緩解了城市承載壓力，發揮了積極作用，對於今天我們疏解北京人口，尤其是城區人口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一是要明確人口疏解的重點群體。在中國古代傳統社會，尊崇「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觀念，商業人口相對較少。作為皇城帝都，明清時期拱衛京城的駐軍兵力占京城人口的比例逐漸加重，這成為供養壓力的重要因素。如今的北京，與首都定位不相匹配的功能繁多，相應的人口承載壓力過大、過重，因此要突出去除非首都功能，以產業疏解帶動重點人群疏解。二是要堅持人口疏解的有效路徑。對於人口疏解中行之有效的路徑方法要敢于堅持，不能朝令夕改，不能畏於權貴、因人而異。如對於大批京官革職、退休、卸任，應形成鼓勵返鄉養老、減少久居或寄籍北京的機制，還應當上行下效，形成自覺的習慣和風氣。三是統籌人口疏解的區域協同。古有京城（順天府）與京畿等地區的協同配合，今有建立行政副中心和京津冀協同發展，要搞好區域聯動，方能真正有效疏解非首都功能，實現北京人口適度承載，建成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

京津冀人口新動向：北京天津對外來人口吸引力下降2017.03.16世紀經濟報導

　　2016年，北京常住外來人口807.5萬，比2015年的822.6萬下降了15.1萬。這是繼上海2015年、2016年外來人口分別持續下降14.77萬、1.45萬後，全國又一個超大城市出現外來常住人口負增長。
　　如果梳理最新發布的京津冀三地的統計公報，會發現一些變化已悄然發生。
　　北京市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北京常住人口2172.9萬，比上年末增加2.4萬人。但是外來常住人口為807.5萬，比上一年下降了15.1萬。
　　這是近17年以來，北京外來常住人口的首次下降。
　　同期天津的吸引力也在下降。2016年天津常住人口1562.12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5.17萬人。外來常住人口為507.54萬人，增加7.19萬人，但是新增數量大幅低於2015年24.17萬人。
　　那麼，京津兩地的人口，回流到河北了嗎？
　　常住人口變化的河北省，2016年末常住總人口7470.05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5.13萬人，其新增數量高於2015年的41.17萬人，但低於2014年的51.14萬人。
　　為何北京、天津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下降？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建民認為，北京和天津這兩個超大城市出現常住人口增長減緩，甚至出現外來常住人口數量減少，這是一個大的趨勢。
　　“因為大量的產業在從北京向外轉移。產業搬走，按道理人也會跟著走。比如北京撤掉動物園批發市場，會導致批發業者'人隨業走'。”他表示。
　　另外，他指出北京居住成本較高，對於有條件買房或租房居住的人影響不大。但是居住負擔能力有限的外來人口就會“待不住”。
　　一位大學生告訴記者，在北京最大的成本是房租。“普通的商品房住宅，一間屋子在主城區就需要每月2000-3000元。如果每月到手7000元，租房、吃飯、坐車等費用一扣除，所剩無幾。”
　　而天津的情況，與北京有一定相似之處。最新消息顯示，春節後天津租房市場成交量價走高，月租金環比上漲約8%-10%。而選擇在市中心甚至周邊一些的地方租一室一廳，很多地方房租也超過2000元。
　　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牛鳳瑞認為，客觀來說，高房價是調節人口空間分佈的重要槓桿。“如果能在北京買得起房，就能在北京住下去。如果不行，也會選擇自我流動，這屬於市場配置資源。”

在北京大量產業已經轉移到了河北的背景下，為什麼河北常住人口未見大幅增加？
　　牛鳳瑞認為，北京產業向外疏解，本來是能促進人口疏解的。“但是很多企業搬到河北後，管理人員過去了，實際一般工作員工可能在當地招募，原先企業的從業人員不一定會跟過去。這些員工可以在北京的其他地方就業，因為在北京的發展空間和前途要比在河北高得多。”
　　一些河北戶籍青年也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目前河北距離北京最近，但自己選擇在北京工作。“儘管北京房價很高，但離開北京難以有發展的空間。”
　　此外，在北京房價高企的情況下，目前北京周邊地區已經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比如河北的燕郊、大廠、香河、涿州和固安。很多人是在北京上班，在河北居住。按道理來說，這應該被統計成河北常住人口，使得河北常住人口數據大增。
　　河北大學人口所副所長王金營認為，存在一種可能，即一些非河北省的人口在北京、天津工作，但是居住在河北。“這部分人口北京沒有統計到，河北也沒有統計到。 ”
　　他認為，產業轉移會對地方的經濟、就業帶來一些影響，但對人口的疏解不會有那麼明顯的效果。“要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單純地靠人口疏解的手段是不行的，還是要靠周邊的發展，比如產業佈局、公共服務跟上等等。”
　　回應
好。北京人歡迎外地人減少

青年科研學者逃離北京王家騏院士：房太貴他們的壓力我懂

就在兩會接近尾聲之際，一篇名為《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員的自白：我為什麼選擇離開》的文章，點擊量破了10萬。（全文附後）
文章作者從北大本碩博畢業後進入中科院北京某所工作，最後卻因為買房、子女入學等現實問題，含淚告別中科院的老領導，轉戰南京某高校。
　　據微信中國科學報2017.3.14報導，“逃離北京”，並非科研界獨有的話題。和許許多多怀揣著夢想的“北漂人”一樣，那些蝸居在北京的年輕科學家，一邊承受著科研的壓力，一邊遭遇著生活的挑戰。這一問題，正是今年兩會上，科技圈的代表委員們所關心的。

你們的壓力我們懂
當下北京的生活壓力，科學家們都深有體會。“北京的房子太貴了，這個是客觀事實。”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家騏開玩笑，即使用他一輩子的身家，在北京也買不起一間稍微寬敞一點的房子。
　　同樣過過苦日子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袁亞湘，也在為年輕的科學家們著急：“ 他們的壓力我們懂。中國科學院在北京有全國最好的科研資源和國際交流環境，也是全國優秀科研人員集中的地方。但是，北京本身的生活壓力大，確實是大家都能感覺到的。”
　　對於“逃離北京”的這位科研人員，王家騏認為應該理性地看待，沒必要過分解讀。這是那個科研人員在對事業、家庭等各方面做出權衡後的一個選擇。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檀棟同樣認為，這個“逃離北京”的故事，代表著一種人才的正常流動。“每位科研人員都可以根據個人的情況權衡一下。有些人可能更適合在另一個地方待。”他說。
　　每個時代都有長征路
用現在的標準評判，那時候王家騏的工作、生活條件可以說是苦得不得了。他1963年本科畢業，1966年研究生畢業，一直到1979年才評上助理研究員。那時候，王家騏已經39歲了，在這16年間，他有兩個孩子，全家人擠在一個15平方米的筒子房，做飯是在走廊，衛生間是公用的。1986年當所長，工資也只有200多塊錢。
　　不過王家騏說，回想起來，那時候並沒有覺得艱苦。“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長征路，每個人也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要有走長征路的精神。”
　　在王家騏看來，年輕人不一定非要留在北京工作。“現在中科院在全國各地都有水平很高的研究所，對青年人才來說也是不錯的選擇。”王家騏說，“即使他選擇到中科院外工作，也是一樣在為國家科技事業做貢獻，應該更加寬容地看待這個問題。”
　　怎麼讓你留下來
在王家騏看來，留人的方式無非有兩種，一種是事業留人，即使目前條件暫時差一點，但是在這裡能夠做出更大的貢獻，就可以考慮留下；一種是待遇留人，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很快，各方面機會也很多，完全可以選擇對自己壓力小一點的道路，“總之，要給人才選擇的自由。”

姚檀棟建議，在此情況下，國家應當加大對青年科技人員的經費支持，根據科研信譽和成果，發掘優秀科研人員，並將其作為“種子選手”加以培養和支持。
　　2012年至今，中國科學院持續開展“3H”工程，解決科研人員住房（House）、家庭（Home）、健康（Health）難題，落實後勤支撐體系規劃、解決科研人員後顧之憂、構建創新生態系統。
　　針對這一工程，王家騏說，這是中科院以人為本的一種體現，但是也要看到，在資源如此緊張的情況下，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其實，北京的條件已經比東北、西北地區優越很多了，全中國就一個中關村小學，人人都想上是不可能的。”王家騏說，“對子女的家庭教育也至關重要，並不是說進不了中關村小學，你的孩子就沒有前途了。這一點，看看我們中科院出了多少窮苦地方來的優秀科學家就知道了。”
　　回應
　中國科學院為什麼一定要都設在北京,中央科技資源為什麼一定要都集中在首都？德國的馬普所、Fraunhof所遍及德國各處，沒見人家的科研力量就”分散“了，反而科研人員去哪里工作都不必擔心生活條件比”首都“差。尊敬的院士：出路是將科研院所、高校向高鐵沿線的宜居小城遷移，如果一時做不到整體遷移，先從分支機構辦起，找有長遠眼光的地方政府合作。
　這個建議太搞笑了，以前多少研究院所，大學往外地搬，最後的結果就是這些研究院大學的水平都下降了。可以參考中國科技大學的發展，還有華北電力學院，現在都策劃著搬回北京. 可以參考日本…，現在都搬回東京.
　中國這麼大，世界也這麼大，但能是北大的本碩博，工作在科學院的，確實是少之又少，沒必要在北京生活，也沒必要硬呆在中國生活，再不甘心的話，可以舉家遷出地球！
　家邊就守著好學校而上不了學，這才是平民百姓的悲哀，是社會的悲哀。
　一般來說，研究所的院士、高級研究員都到了一定年紀，薪水福利待遇不低，科研經費分大頭，房子有了孩子大了，生活壓力相對來說不大，但是對本文作者這樣的年輕人來說鴨梨山大，他扛不住了一走了之.
　你從研究所的角度看未來，有道理。但我就一研究員，孩子十多歲正讀高中，妻子在北京有份工作，你讓我把這些都扔下，去個二、三線城市？我瘋了嗎？
　讓我想起了乾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北上廣深，國企單位應該恢復福利房，留住國有人才.
　是啊，如果像以前那樣，北京的好學校都讓你們這些精英的孩子擠滿了，還有我們這些平民百姓的孩子的活路嗎？

歡迎到小城市去，那裡房子便宜，掙得也少，去嗎？
　所以呢？不是北京人，孩子就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權利？
　不明白為什麼總是受害者之間打架，就沒有人想想怎麼去推翻這種不合理的製度。
　因為很多受害者也是這種制度的得利者，但不是處處得利，想改變的也是自己不得利的方面，但是眾口難調，所以才會打架。
　適者生存，劣者淘汰。生存之道也。　
　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
　沒啥毛病，你是個北漂，的確為國家奉獻精神可嘉，好歹能拿到1W多月薪。
你不看有多少北京土著，也是為國家奉獻，到手只有3~5K？本科畢業了，跟著父母的腳步，走上了工作崗位。以下都是我的大學同學：有去造飛機發動機零件的廠子裡（國企），3~4K。有去搞工廠信息化的（央企），3~4K。有去搞電商最後一公里的（國企），4~5K。有去北京地鐵的（事業單位？），工人崗2~3K，管理崗5K。在北京家長有房子，我們跟家長住一起，說難聽的我們的工資交完單位旁邊的房租還能剩幾個錢？夠不夠獨立生活的？本質上我們都是在啃老！結婚的話怎麼結怎麼住？拿什麼錢交房租或月供？這群大學同學沒一個傻的，搞金融沒問題的呀，賺的不比這個少？不就是想跟著父母的腳步繼續建設國家麼？肯定有人會說，你沒本事，你從北京出去呀。我們從小到大在北京長大，我們的父母從小到大在北京長大，甚至我們的爺爺奶奶們也是在北京從小到大長大。我們去哪？這是我們的家！
　父母都是北大的本碩博，工作在科學院，孩子就應該享受特殊待遇，你這是舊思維作怪，特權思想作怪。你還真把自己當根蔥啊？
　你忘記說了，這些“北京土著”，都是在北京有一套、甚至兩套房的，在找個“北京土著”聯姻，可謂門當戶對，然後就2~4套以上的房子了，有了這個作支持，哪怕干什麼都會順心如意，無所怨言。
　請不要那這些人和北漂來比！土著的房子天上掉下來的？
　過去的附屬學校，其實也是國家出錢，附屬學校的編制和經費，都在國家下撥給科學院的預算內，怎麼就成了”科學院“私人的一樣了？學區製後社會分配本來就理所應當。既然是社會分配的公立學校，憑什麼按學生資質錄取？真是嚮往”精英“教育又不夠豪，就嫌棄平民也來爭資源了。

別bb了你說的是到手的吧，不包括一系列福利，那在私企那些還用活?加班都沒加班費的，假期福利又少。
　這是到手的，我們沒拿過所謂加班補助，就算週六日上班、晚上乾到11點。沒有過補助。如果加上所有福利每月加600~1000吧。年終獎3倍月薪。出差補助沒算進去，算的話每天100伙食補助，對應的飯費不報銷，沒有別的補助。除了極少數國企工資高，反而大多數私企比國企工資高！你不信看看國企央企裡面碼農的平均工資吧。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家騏開玩笑，即使用他一輩子的身家，在北京也買不起一間稍微寬敞一點的房子。院士享受副部級待遇的精英人士傾其一生積蓄在北京也買不起一間稍微寬敞一點的房子,同理沒有政策等福利部級幹部如國家住建部部長北京市市長,傾其一生積蓄在北京同樣也買不起一間稍微寬敞一點的房子.泡沫繼續吹吧，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傾其一生積蓄都買不起北京大一點的房子，房價泡沫還能吹多大呢？而住房恰恰是人類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之一，在國內，有多少人連這最基本的需求都實現不了呢？
　沒毛病。你只是擠不上公交車的失敗者。我恰好在知乎看到這篇文了……
　知乎說什麼。我都不信，當然如果說自己是騙子，我信！我想起了知乎用戶；海賊王路飛。果然互聯網什麼都不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