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範批民初耿濟之所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台有遠景版）「死硬歐化譯筆」（詳見後評），還是讀榮如德1998年的新譯《卡拉馬佐夫兄弟》（貓頭鷹，2000）的新譯吧！
黃只懂英文有何資格評論譯本，耿譯也未必一無可取，要不人民文學出版社不會在眾多新譯中再版耿譯本。
有關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的翻譯，還是劉華夏的＜導讀＞說的在理：
「不管譯者語言修養多麽高，他絕不可能將原本的各種涵義全部表達出來，一無所失。問題在於，語言不僅僅是若干可譯成任何外文的辭彙。語言是某一民族的精神、理念、傳統，乃至思想方式的表態……俄羅斯文學作品的譯者所碰到的難處特別嚴重……而杜斯妥也夫斯基或許屬於俄羅斯作家當中最為難譯的一位。
比如說，『卡拉馬佐夫』這個姓的音譯有其內在的意義：黑、黑臉粗人，及其諧音的奴才、臭氣沖天等之貶意，但譯者對此並沒加解釋。另外『牛欄市』的意譯法本應肯定，不過也需進一步說明其中所含『畜生』意與宗教大法官所講『聽話的一群』相關。如何處理小說中的人名與地名，僅僅是譯者所碰到的難題之中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卡拉馬佐夫兄弟》之思想內容極其豐富，小說充滿了來自聖經或歐洲古典文學的典故…而且很難或根本不可能在譯本中獲得一對一的表達。唯一的出路在於，凡是遇到如此情況，必須用註釋方式來說明。中國傳統學問非常重視註釋，可惜的是，目前在台灣出版外國文學名著，此法幾乎失傳。」
你也幫幫忙！讀小說又不是做學問，能了解以下故事情節就不錯了：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俄國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它是根據一樁真實的弑父案寫成的。書中主要人物為舊俄外省地主卡拉馬佐夫和他的兒子：德米特裏、伊凡、阿遼沙及私生子斯麥爾佳科夫。老卡拉馬佐夫在行將就木之年仍貪婪、好色，不僅霸佔妻子留給兒子們的遺產，而且還與長子德米特裏為一個女人爭風吃醋。德米特裏對父親恨之入骨，一再揚言要殺死他，並且有一天夜晚真地闖到父親的窗下，掏出了兇器……是夜老卡拉馬佐夫被殺死了，德米特裏因而被拘捕。可實際上，真正的弑父者並不是德米特裏，而是斯麥爾佳科夫。他是在伊凡“既然沒有上帝，則什麼都可以做”的“理論”鼓動下，為發洩自己在長期卑屈處境下鬱積起來的怨毒情緒，為取得金錢，冷酷地謀殺了自己的父親。事情的結局是悲慘的：德米特裏無辜被判刑，斯麥爾佳科夫畏罪自殺，伊凡因內咎自責而精神錯亂，阿遼沙撇家遠行。這一“偶合家庭”崩潰了，它成為分崩離析的沙皇專制社會的一個縮影。」
如果只是如此，那何必花千頁篇幅來描述呢？「杜思妥耶夫斯基是出色的心理描寫大師。他擅長用各種形式（包括虛幻怪誕的形式）揭示人的二重性，揭示人心靈深處善與惡之間的不斷鬥爭。小說中的魔鬼代表了伊凡心中最隱秘、“最卑劣最愚蠢的一個方面”，伊凡與魔鬼的對話是全書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德米特裏的夢，伊凡的夢，都充滿深刻的心理、哲學內容，富於象徵性。」
卡拉馬佐夫兄弟＞維基百科
《卡拉馬佐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英文名稱The Brothers Karamazov）是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通常也被認爲是他一生文學創作的巔峰之作。這部鴻篇巨制在經曆了《俄國導報》（"The Russian Messenger"）上兩年的連載後，于1880年完成。陀氏曾構想將其作爲他的一部更宏大的作品"The Life of a Great Sinner"[1]的第一部分，然而未能如願，他在《卡拉馬佐夫兄弟》完成後僅四個月就辭世了。
整部小說有兩個層次：從表面上看這是一起弑父案，而受害人的幾個兒子在某種程度上有串謀之嫌；但深層次上，這是一幕關于人精神的戲劇，講述了一個信仰、猜忌、理智與自由意志間的道德角鬥。這部小說寫作于俄羅斯的斯塔拉亞羅薩，而整個故事也發生于這座小鎮。
自從出版以來，這部作品曾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阿爾伯特?愛因斯坦[3]、教宗本篤十六世[4]以及Andrew R. MacAndrew[5]、Konstantin Mochulsky[6]等各色在不同領域的大家都評價其在文學史上有極高的成就。
背景
《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五章的手稿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8年開始寫作《卡拉馬佐夫兄弟》。小說的發端就能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深受的幾處影響的痕迹。例如他此時深受俄國哲學家和思想家Nikolai Fyodorovich Fyodorov的影響。Fyodorov推崇基督教中“凡人通過向耶穌對先輩的過錯進行彌補達到救贖與重生，從而達到天下大同” 的理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辛辣地將這場弑父案表現爲未被這種意識形態所必然遭致的結果。故事中的兄弟不但不爲舉止荒唐的父親贖罪以求得重生，反而串通一氣對父親的死推波助瀾，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爲這正是人類不統一的體現。
宗教與哲學雖深刻影響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以及他筆下人物的命運，然而一個更大的悲劇卻徹底改變了小說的命運。1878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年僅3歲的兒子阿遼沙 離開了人世，這也打斷了小說的進度。陀斯妥思耶夫斯基遭受了空前巨大的打擊，因爲他兒子正是死于是家族遺傳的癲癇病。他將對于兒子離世的悲傷寫在小說中，將阿遼沙這個與兒子同名的人物設置爲貫穿始末的英雄並賦予它所有爲自己敬仰與尋求的美德。這份心痛也被揉和進了小說中退伍上尉斯涅吉遼夫 與他的兒子伊柳沙 的故事中。
一段個人經曆也影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讓他選擇以一場弑父案作爲小說的主要情節。19世紀5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爲傳播反政府言論而被放逐至西伯利亞，成爲強制勞工。那段時期，他遇到了一個名叫Ilyinsky的年輕人，他被指控謀財弑父而被放逐至此。大約十年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得知是Ilyinsky乃是被誤判的，且在真正的殺人犯伏法之後才得以無罪釋放。這個事件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直接體現在了這部小說中，更成爲了推動情節發展的決定力量。不僅如此，老卡拉馬佐夫的大兒子德米特裏的許多體貌特征和性格特點也都與Ilyinsky很相似。
結構
誕生19世紀的《卡拉馬佐夫兄弟 》中卻充斥著現代元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部小說中運用了各色寫作技巧，很多文學評論家也因此稱這部小說在結構上有些散亂。那個全知全覺的講述者便充分印證了這一點。雖然小說中的思想與感受大多與作者有利害關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無所不用其極的這種寫作怪癖卻讓他自己也仿佛變成了小說中的人物。在陀氏的文本中，講述者與小說人物的語言嚴絲合縫，因此小說中也自然不存在話語的權威( 見巴赫汀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文學藝術的問題: 複調與不確定性 》中有更多關于陀氏與其人物的關系的研究)。這種寫作技巧提升了“真理”的主題，也讓敘述變得更加主觀。
語言風格也是陀氏這部小說中的一大特色。每個人都德行一致，有著自己的語言風格。例如律師菲久科維奇 習慣將“偷”說成“搶”，更有一次斷言老卡拉馬佐夫被謀殺案中的五個嫌疑人是“完全不負責任的人”，讀者因此便可感覺到這個律師總是想顯得自己很有學問卻反而總是措辭不當。文中還有幾處脫離故事情節之處，都是爲了讓讀者注意並了解那些在故事一開始並不那麽重要的人。例如第六卷《俄羅斯修士 》中，全篇幾乎都被用來介紹佐西馬神父，其中還包含了一段佐西馬神父的自白，而這個多年前遇到的人物似乎並沒有主線的故事中起到什麽作用。
翻譯
由于小說中大量文學技巧和獨特文學語言的使用，翻譯工作變得至關重要。在出版後的長久歲月中，《卡拉馬佐夫兄弟》業已被翻譯成多種文字。由英國女翻譯家康斯坦斯?加尼特夫人翻譯的英文文本或許擁有著最大的讀者群。然而一些文學評論家卻認爲譯者在對陀氏的文本翻譯時運用了太多的維多利亞式技巧。例如，在文本中，下層俄羅斯人說的英語竟帶有紐約東區的口音。因此讀者在確定閱讀某個特定文本時必須先做比較才能保證閱讀質量。于是在1990年，理查德?佩維爾和拉尼薩?沃羅孔斯基推出了另一個英譯本，他們希望這個文本能更加貼近原著的語言風格，而這一版本也受到了包括《紐約時報》和伊力諾依州立大學等學術機構與評論單位的好評。
主要人物
費堯多爾?巴弗洛維奇?卡拉馬佐夫Fyodor Pavlovich Karamazov
老卡拉馬佐夫 這個55歲的寄生蟲和小醜在兩次婚姻經曆後成爲了三個兒子的父親。不僅如此，傳言中他還有第四個兒子，不過這個私生子帕維爾?斯乜爾加科夫 竟然被他以廚子的身份留在家中。可是，老卡拉馬佐夫 對于幾個兒子都不敢興趣，正因爲如此，這個家庭中的所有成員之間都充滿隔閡。而老卡拉馬佐夫 遭到謀殺的故事和隨即發生在他的大兒子德米特裏 身上的一系列事件構成了整部小說的主要情節。
德米特裏?費堯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Dmitri Fyodorovich Karamazov
德米特裏 [ 米嘉,米劍卡,米特裏 ]是 老卡拉馬佐夫 的長子，也是 老卡拉馬佐夫 第一次婚姻的惟一一個孩子。他繼承了父親好色的特質，這對也使他與父親常常沖突。 德米特裏 喜歡享受整夜的聲色犬馬和任何能帶來刺激的娛樂，這使他很快耗盡資財，更誘發了他與老卡拉馬佐夫 更大的沖突。老卡拉馬佐夫 被謀殺後，他也因爲父子間緊張的關系自然而然卷入了警方的調查。但事實是，他的確在與父親爲同一個女人格露莘卡 的爭奪中差點想殺了他，可是被搶先了一步。
伊萬?費堯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Ivan Fyodorovich Karamazov
伊萬 是老卡拉馬佐夫 的次子。他是狂熱的理性主義者，總困惑于莫名感受到的苦楚。就像他和阿遼沙 在的《 反叛 》(第五卷，第四章)這一章中說的：“我並非不接受上帝的存在，只是我謝絕了他的拯救。”
自幼，伊萬 就表現得不溫不火，似乎隔離于世上的所有人。他雖然嘴上不說，但對老卡拉馬佐夫 恨之入骨。這份仇恨最後卻演變成對于老卡拉馬佐夫 死的愧疚，讓伊萬 最終精神崩潰。小說中一些相當難忘或出彩的片段中都有伊萬 的身影，包括《反叛 》(第五卷，第四章)這一章、緊接著的由他創作的詩劇《宗教大法官 》，以及他關于魔鬼的噩夢 (第十一卷，第九章)。
他也常被認爲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最黑暗的一個。
阿列克塞?費堯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Alexei Fyodorovich Karamazov
阿列克塞 [ 阿遼沙、阿遼什卡 ]是老卡拉馬佐夫 最小的兒子。小說的開篇，講述人即宣稱他爲故事中的英雄（而陀氏在序中也這樣宣稱）。在故事一開始，阿遼沙 是當地修道院的見習教士。因此他的信仰從一開始便和哥哥伊萬 的無神論勢不兩立。他被佐西馬神父 送回塵世，隨後就卷入了卡拉馬佐夫家族肮髒不堪的迷局中。他還在旁支的故事中幫助了一群小學童，他們的命運給了整部悲劇性的小說意思希望。阿遼沙 在小說中一般充當他的兄弟與其他人間的故事的傳話人或是目擊者。
[編輯] 帕維爾?費堯多羅維奇?斯乜爾加科夫
Pavel Fyodorovich 'Smerdyakov'
斯乜爾加科夫 的母親“發出臭氣的Lizaveta”是街頭上的聾女，他的名字也取自“發臭氣人的兒子”的諧音。街坊都傳他是老卡拉馬佐夫 的私生子，而故事他開始他便在老卡拉馬佐夫 家當仆人和廚子。他沈默寡言、悶悶不樂，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是個癲癇患者。還是個孩子時，他喜歡收集流浪貓，卻只是爲了把他們吊死並埋了。斯乜爾加科夫 總是形單影只，卻對伊萬 有這特殊的欽佩並和他一樣接受無神論，他甚至還向 伊萬 承認是自己而不是德米特裏殺了老卡拉馬佐夫 並且聲稱是受了伊萬 的指使。他的名字在俄語中還有“蠢蛋”、“無恥之徒”的意思。
阿格拉菲娜?亞曆山德羅芙娜?斯維特洛娃Agrafena Alexandrovna Svetlova
阿格拉菲娜?斯維特洛娃 [ 格露莘卡，格露莎 ]是當地有名的蕩婦，對于異性有著難以解釋的吸引力。年輕時，她曾被波蘭軍官抛棄，如今正被一個殘暴的吝嗇鬼包養。與此同時，老卡拉馬佐夫 和德米特裏 都爲她傾倒，這對父子的情敵關系更直接使德裏特米 牽扯入老卡拉馬佐夫 被害的事件當中。可這對父子如此爲情所困，卻換來格露莘卡 的玩弄與嘲笑，甚至被包養她的吝嗇鬼好好傷害了一把。不過隨著故事的發展，她卻變得幾近寬宏大量。
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維爾霍夫策娃Katerina Ivanovna Verkhovtseva
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 [ 卡嘉，卡箋卡 ] 是德米特裏 的未婚妻，雖然他和格露莘卡 有如此公開的奸情。她之所以會被許配給德裏特米 就是因爲他爲自己父親的債務埋了單。與此同時伊萬 也愛著她，而她似乎也一貫以傲慢示之。不僅面對伊萬 ，卡箋卡 的“高尚”、“慷慨”和“寬容”也在故事的開始時時體現，甚至讓人將這些品質與她完全畫上等號；她卻在後來墮落的過程中不斷地冷冰冰地提醒著所有人的罪。在審判的結尾，一切都證明了卡箋卡 並不比小說中的任何一個人物多余。即使是在結尾她向米劍卡 懺悔並答應幫助他出逃時，面對進入醫院病房的格露莘卡，卡箋卡 顯然還是無法放下自己的身段。
佐西馬長老Zosima, the elder
佐西馬神父 是阿遼沙 在小鎮修道院時的老師，也是修道院中的長老。因爲他能預知未來、替人治病，所以在鎮中也是個名人，同時也爲他在衆僧侶中帶來了崇拜與嫉妒。小說中，佐西馬長老 曾經駁斥過伊萬的無神論，但更多時候他充當的是一個解釋和發展阿遼沙人格 的角色。伊萬 關于其無道德論的辯護至多也是豪無根據，不過卻反應了他的人格與家教。佐西馬長老 的教育決定了阿遼沙 日後在伊柳沙 故事一線中對待學童的方式。
[編輯] 伊柳沙
Ilyusha
伊柳沙 是當地的學童，同時也是小說副情節的主要人物。他的父親，窮困潦倒的退伍上尉斯涅吉遼夫 被老卡拉馬佐夫 差遣去恐嚇背有債務的德米特裏 ，反遭後者的侮辱，整個家庭也因此蒙羞。我們因此可以相信正是伊柳沙 後來的病魔纏身直至死亡(他的葬禮正是小說的結尾)更好地詮釋了小說的主題——即使一個微小的舉動都會影響別人的命運，或者說我們“都對別人負有責任”。
摘要
第一卷:一戶人家的曆史
本卷大致介紹了卡拉馬佐夫家族的概況以及與小說情節相關的故事，如老卡拉馬佐夫 的兩次婚姻及對三個孩子的毫不盡教養之責。另外，卡拉馬佐夫三兄弟的各自性格與他們回到老家的前因後果也予以充分交代。本卷的結尾，佐西馬長老 神秘地讓阿遼沙 還俗。
第二卷:不該舉行的聚會
本卷故事的開始，卡拉馬佐夫一家聚于小鎮的修道院，佐西馬長老 決心做中間人，調解德米特裏 和老卡拉馬佐夫 因爲德米特裏 的財産而産生的糾紛。諷刺的是，伊萬 這個無神論者提議了在這個很神聖的地方當著長老的面談論如此的問題。當然，德米特裏 還是一如既往地晚來，而後的聚會反而讓父子關系更加惡化了。本卷還有一個細節：佐西馬長老 安慰了以爲承受著喪子之痛的婦女，這也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感情的滲透。
第三卷:酒色之徒
本卷介紹了更多了德米特裏 、老卡拉馬佐夫 與格露莘卡 間三角關系的細節，並在刻畫德米特裏 躲在老卡拉馬佐夫 寓所外等待格露莘卡 時偶遇阿遼沙 的對話中探討了德米特裏 的人格特點。就在那天夜裏，德米特裏 傳入老卡拉馬佐夫 寓所並威脅要在近期殺了他。這一卷還介紹了斯乜爾加科夫 的身世，包括他的母親“發臭的Lizaveta”的故事。結尾時，格露莘卡 吃醋于卡特琳娜 被許配給德米特裏 時被阿遼沙 撞見，這讓這個驕傲的女人大驚失色。
第四卷:咄咄怪事
本卷分出了一個後面會詳述的情節：一日，阿遼沙 目睹一群學童打一個病怏怏的名叫伊柳沙 的學童並試圖阻止，卻反被伊柳沙 咬了一下手指。阿遼沙 後才得知，伊柳沙 的父親（原上尉斯涅吉遼夫 ）受到了德米特裏 脫出酒吧的侮辱，更目睹了這個家庭的艱難。而斯涅吉遼夫 卻必須把僅有的錢當作賠禮送給德米特裏 ，阿遼沙 當即提供了幫助。斯涅吉遼夫 一開始欣然接受，隨後卻氣憤地把錢扔回阿遼沙 ，故作驕傲回到了房間。
第五卷:正與反
本卷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爲是小說的高潮。在與阿遼沙 在咖啡館的見面中，伊萬 充滿激情地贊美滲透于俄羅斯社會中的理性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潮，並爲之辯護。在《反叛 》一章中，伊萬 宣稱他不接受神造的世界，因爲那是建立在爲無辜的孩子蒙羞的基礎上的。在小說或許最有名的章節《宗教大法官 》中，伊萬 通過他臆想的詩歌向阿遼沙 講述了一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中的領袖與他遭遇再次複活的耶穌的故事。在這裏，耶穌被世界的領袖排斥，那個領袖說道：“你爲什麽這時來妨礙我們？……我們和他而不是和你一同活著……從他那裏我們得到了你不屑的東西，那是他給你的最後一份禮物，播撒你的光輝于寰宇之間。我們活在羅馬的光環、凱撒的光環中，我們是世界的至尊……我們應當勝利更應成爲凱撒，人類也該開始籌備這屬于整個世界的幸福”。
第六卷:俄羅斯修士
本卷介紹了臨終的佐西馬長老 的身世。佐西馬長老 逝世前講述了自己年輕時的叛逆以及後來在一次打鬥中幡然醒悟，決定篤信基督成爲修士的故事。他還宣揚了基督教的思想，認爲人必須承認自己是有罪的，並寬恕一切；他還解釋道，沒有罪是孤立存在的，我們都應爲他人的罪負責。佐西馬長老 的哲學觀點與伊萬 挑戰基督教權威的觀點完全對立。
第七卷:阿遼沙
本卷開始佐西馬長老 就辭世了。人們都期望他的屍體能和所有神聖的人的屍體一般永不腐爛，但是佐西馬長老 的屍體不但腐爛了，並且第一天開始就臭味難耐。這讓一些人對自己對于佐西馬長老 的崇敬産生了懷疑。阿遼沙 也因此感到崩潰，他的教友拉基津 利用阿遼沙 的脆弱安排了他與格露莘卡 的見面。本卷的結尾，阿遼沙 還俗了，觸摸到世俗那一刻的痙攣地大叫如同是一次新生。
第八卷:米嘉
本卷主要將了德米特裏 因爲瘋狂拜金而同格露莘卡 私奔。此時，德米特裏 欠了他的未婚妻卡特琳娜 的錢，要是在去找格露莘卡 前不還的話就會被認爲是小偷。于是這筆錢逼得他假裝去鄰鎮做生意，卻吃驚地得知格露莘卡 將要嫁給他有錢的父親老卡拉馬佐夫 。當他生意失敗後，他陪著格露莘卡 去了她的恩人那裏卻發現她金蟬脫殼，早早脫身了。氣憤中，他只身拿著黃銅制的杵去了老卡拉馬佐夫 ，從窗口監視他。從口袋中拿出杵後，他一念之差砸向了仆人格裏果利 的頭。之後的德米特裏 渾身是血、神經恍惚地站在大街上，手上拿著幾千盧布。不久，他發現格露莘卡 被老情人帶著去了一家不遠的旅店。自此，德米特裏 裝了一整手推車的食物，拂曉時分，當著格露莘卡 的面肆意放縱，好像他將自殺一般。那個所謂名正言順的老情人，不過就是一個粗鄙的波蘭人，聚會上也出老千。行迹敗露後，他匆匆溜走，格露莘卡 立刻湊上德米特裏 說她愛他。聚會繼續進行，德米特裏 與格露莘卡 的調情也漸入佳境，就在此時警方突然進入並且以他涉嫌老卡拉馬佐夫 的死將他逮捕。
第九卷:預審
本卷介紹了老卡拉馬佐夫 被謀殺的細節，並具體描寫了對于德米特裏 的審訊（雖然他本人堅決否認）。這起血案被認定是謀財害命。而身無分文的德米特裏 卻在他的父親遇害不久被人在大街上看見在街上拿著3000盧布，與此同時，老卡拉馬佐夫 留給格露莘卡 的3000盧布也看見了。德米特裏 解釋說這筆錢是來自于卡特琳娜 ，讓他交給她的姊妹。他那天晚上用了一半的錢縱酒亂性後，另一半錢則被他裝在布袋子裏准備出于尊嚴還給卡特琳娜 。這番話沒法讓律師相信，因爲所有的證據都對他不利。當時，屋子裏除了他只有斯乜爾加科夫 ——他前一天剛癲癇發作，不可能殺人。德米特裏 “理”所應當被控殺害自己的父親，被帶入監獄等待審判。
第十卷:大男孩和小男孩
本卷複述了第四卷中提到的學童和伊柳沙 的故事，開端介紹了一個名叫郭立亞?克拉索特金 的男孩。郭立亞 是一個頗有才氣的男孩子，他宣稱自己“信奉”無神論、社會主義且篤信歐洲的思想。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他必須要追隨著伊萬 的足迹，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過他的所作所爲，特別是他和阿遼沙 的對話，取笑這個本質上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說什麽的“歐化分子”。郭立亞 對生活和他的母親給他帶來的無窮無盡的痛苦厭煩透頂了。他惡作劇地在火車通過前臥軌卻活了下來，成爲了一個奇迹。因此，所有人——特別是伊柳沙 ——都景仰他。阿遼沙 的病情從第四卷之後不斷惡化，已不可能痊愈了，而郭立亞 和伊柳沙 在“虐狗事件”後鬧翻了，因爲伊柳沙 在斯乜爾加科夫 的強迫下喂給了狗一塊藏有別針的面包。幸好阿遼沙 出面調解，學童們和伊柳沙 和解了；而郭立亞 不久後也陪伴在伊柳沙 的床頭。這也是郭立亞 第一次見到了阿遼沙 ，從此他重新審視了自己的虛無主義信仰。
第十一卷:伊萬
本卷介紹了伊萬 對于周圍人的破壞性的影響以及他自己是如何陷入瘋狂的。本卷中伊萬 與斯乜爾加科夫 見了三次面，而最後一次是這一卷中的高潮。斯乜爾加科夫 戲劇性地向伊萬 懺悔，聲稱是他在假裝癲癇，然後殺了老卡拉馬佐夫 並偷了他的錢。斯乜爾加科夫 對伊萬 對此表示驚異與無視感到不相信，他聲稱伊萬 是他的幫凶：是他告訴自己什麽離開，更重要的是他灌輸給了他世界並非神造、“什麽事都是被允許的”的思想。本卷結束于伊萬 關于魔鬼的幻覺，那個魔鬼拜訪了他並嘲笑他的信仰。而阿遼沙 發現伊萬 咆哮時就告訴他斯乜爾加科夫 已經在他們最後一次見面後自殺了。
第十二卷:錯案
本卷詳細描述了對于德米特裏 的審判。法庭被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了諷刺性地描寫，所有人被塑造得躁動而不懷好意，女性則毫無理性可言地被德米特裏 的三角戀所吸引。伊萬 的瘋狂讓法庭以威脅秩序爲由拖了出去，此前他還是將他和斯乜爾加科夫 的最後一次見面和斯乜爾加科夫 的懺悔向法庭做了陳述。審判的轉折點出現于卡特琳娜 詛咒意味的證詞上。她激動于伊萬 的瘋狂，認爲這是由于她假裝出的對德米特裏 的愛，還向法庭展示了一封德米特裏 醉酒時寫的信，德米特裏 在裏面聲稱他要殺了老卡拉馬佐夫 。本卷結束于檢方與被告律師在如火如荼的秘密辯論決定德米特裏 有罪。
尾聲
故事開始于德米特裏 含糊不清的逃跑計劃，因爲要是不逃他將忍受20年的西伯利亞苦難勞工生涯。卡特琳娜 到醫院與德米特裏 相見，德米特裏 本該被帶走卻生了場病，如今大病初愈。他們承諾相愛一生，但其實各自都心有所屬了。小說在伊柳沙 的葬禮中結束。伊柳沙 的學童朋友聽了阿遼沙 的“石邊演講”，他保證會永遠記著郭立亞 、伊柳沙 和所有的學童，即使他們可能會分開永不得相見。阿遼沙 懇求孩子們互相敬愛，要將伊柳沙 的記憶永遠銘記，更要記得他們此刻石邊的相聚與相敬相愛。學童們在淚水中向阿遼沙 保證他們會永遠記著這裏的每個人，拉著手回到斯涅吉遼夫 的家中赴宴，高呼道”卡拉馬佐夫萬歲！”
主題分析
《卡拉馬佐夫兄弟 》通過了一系列人物的舉動探討了上帝的“存在”，真理的本質 和 寬恕的重要性。謀殺的情節可被視爲是小說核心——一人（德米特裏 ）是否應爲另一個人（老卡拉馬佐夫 ）的死亡負責這一主題——的文學表現，這一情節不斷與佐西馬長老的格言“ 任何人都應爲任何罪負責 ”照應。小說中的幾兄弟分別在弑父案中扮演了各自串謀的角色：德米特裏 擁有弑父的動機卻沒有得手，伊萬 的無道德論使他認爲弑父是合理的，斯乜爾加科夫 最終將弑父付諸實施，而阿列克塞 這一小說中最仁慈的主人公在明知兄長有弑父渴望的情況下卻沒有制止。德米特裏的判決和審判現場旁觀者的愉快的舉止和伊萬在《宗教大法官 》中關于“人本質上的弱小和對于是非的計較 ”相互對比。
然而，整部小說可被視作一次“拙劣”的探討。如果說整個審判是在糾結于上帝是否存在，那麽孩子氣的檢舉人和被告律師間的爭論顯然就是毫無意義的了； 阿遼沙 最後的“石邊發言”也並不試圖回答這個問題，雖然伊柳沙的死反映了伊萬關于不存在上帝的觀點。相反，他只是告訴孩子要相互愛護並且不要忘了伊柳沙或是任何人。由此，我們可以認爲作者是以不可知論者的觀點闡釋小說的神學主題。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辭，一部小說中究竟表現著怎樣的哲學命題就見仁見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深諳此道，在小說中廣泛著探討著“何爲真理？”，就比如老卡拉馬佐夫究竟是怎麽死的。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並不沒有明白無誤告訴我們到底是誰殺了老卡拉馬佐夫。小說中的大多數人物都在最後確信凶手是斯乜爾加科夫，連斯乜爾加科夫自己也承認了。但要說其他人毫無嫌疑或者一切蓋棺定論了還爲時尚早(比如說斯乜爾加科夫那說不清來處的3000盧布就沒有解釋清楚）。或許是誰殺了老卡拉馬佐夫已經不重要了，幸福與美好還要繼續，這一切都該被寬恕。
小說的影響
《卡拉馬佐夫兄弟 》對後世的部分文學與哲學巨匠有著深刻的影響。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稱其爲“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喜歡她的理由是其中的俄狄浦斯情結。1928年，弗洛伊德發表了一篇名爲《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弑父 》的論文並在其中探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精神及其對于這部小說的作用。在論文中他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病並非自然發生，而是對于父親死亡含有愧疚的生理表現。在他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他小說中的那些兒子）由于潛在的占有母親的欲望而期盼父親的死亡。值得關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病也正是在他的父親死去那一年（他18歲時)首次發作，弗洛伊德再理論中引此爲證。《卡拉馬佐夫兄弟 》中弑父與罪的主題，特別是伊萬闡釋的道德負罪，可以被認爲是對于弗洛伊德理論的有利作證。
弗蘭茲?卡夫卡是另一個自認爲其作品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拉馬佐夫兄弟 》影響的作家。卡夫卡自稱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血緣關系”，或許是因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主義的主題。兩個作家或許還有一個相似處，就是他們和父親的關系不怎麽樣。《卡拉馬佐夫兄弟 》中父子間緊張的關系深深吸引了卡夫卡，使他在很多部作品中都闡釋了父子間的關系。這些作品中又以《 審判 》闡釋得最爲明顯。
詹姆斯?喬伊斯注意到：“列夫?托爾斯泰很尊敬他卻認爲它沒多少藝術頭腦。同時，他也說‘他很尊敬這個作家’，這是真實的評價，因爲即使小說中的人物多麽揮霍無度，多麽瘋狂，但他們的內心卻是如此堅定……《 卡拉馬佐夫兄弟 》……他是在對我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創造了如此難忘的細節……或許你知道那叫做癲狂，可是你卻無法完全理解，因爲那是天才的傑作……我願叫他們亢奮……或許和瘋狂已經沒有區別了。事實上所有偉人都有這樣的性情，這正是他們偉大的源泉；那些“守規矩”，什麽都能循規蹈矩的人必定是碌碌無爲的。”
續作
其實現存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是部未完成的作品，但在1881年2月9日杜斯妥也夫斯基準備寫作《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二部時，他的筆筒掉到地上，滾到櫃子底下，他在搬櫃子過程中用力過大，結果導致血管破裂，當天去世。根據杜斯妥也夫斯基留下的筆記，第二部的內容大要是：阿萊沙在與麗莎婚後，又受到其他女人的引誘，丟下了麗莎，過著荒淫的生活。之後又逃到修道院，在寂寞中度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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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百度百科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俄文：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英文：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1821～1881）是19世紀群星燦爛的俄國文壇上一顆耀眼的明星，與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齊名，是俄國文學的卓越代表，他所走過的是一條極爲艱辛、複雜的生活與創作道路，是俄國文學史上最複雜、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即如有人所說“托爾斯泰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廣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深度”。
18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俄羅斯的一個醫生家庭。他的童年是在父親的莊園裏度過的，因而接觸到了農奴的實際生活。1834年他進入莫斯科契爾馬克寄宿中學，畢業後入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在該校工程部制圖局工作。一年後，他自動離職，專門從事文學創作。1846年，他寫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窮人》。小說一出版，即轟動文壇，受到讀者的普遍贊揚。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稱之爲“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嘗試”。之後，他又先後寫出了《雙重人格》、《女房東》、《白晝》和《脆弱的心》等幾個中篇小說，以及其代表作《罪與罰》。
早年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莫斯科一個並不富裕的家庭，在七個孩子中排名老二。他的父親是一名退休軍醫和徹徹底底的酒鬼，工作于莫斯科的Mariinsky窮人醫院。父親工作的醫院地處莫斯科的荒郊野嶺，犯人公墓、精神病院和孤兒院便是僅有地標式建築。這些景象給年紀尚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窮困者的憐憫深深刺痛著他的心靈。雖然父母不允許，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喜歡去醫院花園走走，看看那些曬太陽的病人，聽他們講故事。
坊間流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對待孩子很粗暴，比如他要求自己的孩子在他上班回來打盹時輪流替他驅趕蒼蠅，而且必須保持絕對安靜。然而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傳記的作家Joseph Frank卻認爲《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父親的原型並非作者本人的父親。父子間的信件包括他們自己的言論都指向父子間的關系十分不錯。
1837年他媽媽死于肺結核，他和他弟弟被送入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1839年在莫斯科當醫生的父親去世，死因不明。有人說是因爲他醉後對農奴發脾氣，農奴被激怒將他制服，灌入伏特加直至他溺死。也有人認爲是自然死亡，而臨近的地主爲了把土地輕易拿到手而編了這個故事。或許這個專治的父親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大的影響，以至于他把父親的形象搬到了《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馬佐夫這個“邪惡而感情脆弱的小醜”父親身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癲癇病，9歲首次發病，之後間或發作伴其一生。《白癡》中，梅什金公爵也患有癲癇，不得不認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爲之。
在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學習他于之不屑的數學。與此同時，他還涉獵了莎士比亞、帕斯卡爾、維克多?雨果、的文學作品。在數學上涉獵頗廣的他考試成績優秀，于1841接受委任。那年，他已完成了兩部浪漫主義劇作，深受德國浪漫主義詩人席勒的劇作《瑪麗?斯圖亞特》、《鮑裏斯?戈東諾夫》影響，但均失散。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自稱“做夢人”的青年人，卻對席勒的這兩部作品頗有取笑之意。
創作起點
18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結識了涅克拉索夫，在他的鼓勵下，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出他的處女作《窮人》。據說涅克拉索夫看完之後萬分激動，直奔別林斯基住宅，別林斯基看過後流淚擁抱陀思妥耶夫斯基，稱其爲“俄羅斯文學的天才”。1846年1月《窮人》發表。但是不久之後由于文學上的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涅克拉索夫、別林斯基決裂。
184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命成爲中尉，並在一年後從軍事工程學校畢業。1843年，他將巴爾紮克的小說《歐耶妮?葛郎臺》譯成俄文，可惜並沒有人因此而關注他。于是在1844年他退伍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了自己的寫作生涯，並在一年後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書信體短篇小說《窮人》。《窮人》連載于期刊en:The Contemporary (Sovremennik)上，廣獲好評。雜志主編涅克拉索夫在讀完小說後興奮地沖進俄羅斯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的辦公室，大叫：“又一個果戈裏出現了！”。別林斯基和他的追隨者看後都有一樣的感覺。《窮人》的單行本在一年後正式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24歲時成爲了文學界的名人。
思想轉折
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空想社會主義感興趣，參加了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組的革命活動。同年果戈理發表《與友人書信選》別林斯基撰寫《給果戈理的一封信》對其觀點給予駁斥。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歡別林斯基這篇文章，並尋找到手抄本在小組上朗讀。1849年4月23日他因牽涉反對沙皇的革命活動而被捕，並于11月16日執行死刑。在行刑之前的一刻才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亞。在西伯利亞他的思想發生了巨變，同時癲癇症發作的也愈發頻繁。1854年他被釋放，但是要求必須在西伯利亞服役。1858年他升爲少尉，從此可以有自己的時間來思考與寫作。從假處決事件到西伯利亞服刑這十年時間是他人生主要的轉折，他開始反省自己，篤信宗教。也正是在在西伯利亞，他遇到了今後的妻子－瑪麗亞?伊薩耶夫。
後期創作
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聖彼得堡，次年發表了第一部長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這部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他前後期的過渡作品，既有前期的對社會苦難人民的描寫，又帶有後期的宗教與哲學探討 。這段時間他文學上有所進展，但生活卻連遭打擊。1864 年他的妻子和兄長相繼逝世，他還需要照顧兄長的家人，這使得他瀕臨破産。他希望通過賭博來還清債務，卻欠下更多債，整個人陷入消沈之中。
爲了躲避債主，他被迫到歐洲避債。 出版商答應給他預付款，但是要求他要在半年內寫一部長篇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正在寫《罪與罰》，沒有時間再寫一部，但是出于生計只得同意。1866年他的代表作《罪與罰》出版，可視作近代世界推理小說鼻祖；事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許多世界文學傑作都是先發表于報章文藝副刊，受到俄國人普遍歡迎欲罷不能，再予出版社出版；受歡迎程度達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口述說話方式，同時說不同三篇小說故事給三位秘書寫，堪稱文學特技。而另一部長篇離交稿一個月，還沒有寫。在朋友介紹下，他認識了速記學校的高材生安娜 ，兩人高效率的工作，一個月內完成了《賭徒》，于1867年出版。同年兩人結婚 ，在安娜的鼓勵與幫助下，他的生活才開始安定下來 。1868年他完成了《白癡》 。1872年完成了《群魔》。1873年開始他創辦“作家日記”期刊，很受歡迎。1880年他發表了 《卡拉馬佐夫兄弟》這部他後期最重要的作品。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備寫作《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二部。2月9日他的筆筒掉到地上，滾到櫃子底下，他在搬櫃子過程中用力過大，結果導致血管破裂，當天去世，彌留前妻子爲他朗誦聖經。葬于聖彼得堡。
文學成就
1866年發表的《罪與罰》，爲作者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而1880年發表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或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更是作者哲學思考的總結，被稱爲人類有文明曆史以來最爲偉大的小說。有作家點評：“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執著于研討人與上帝的關系，經常擺蕩于天堂與地獄之間，穿梭于神性與魔性的兩極，直到他年屆六十，終于寫下《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在人類精神領域中，豎立了一座高峰。”
陀思妥耶夫斯基並非開創心理敘事的鼻祖，但他絕對是發展心理和意識描寫的一代宗師，其于身後影響巨大，西方的衆多作家都將其奉爲圭臬，以至于在他們的作品中都可或多或少地發現陀氏的影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描寫的專家，醉心于病態的心理描寫，不僅寫行爲的結果，而且著重描述行爲發生的心理活動過程，特別是那些自覺不自覺的反常行爲、近乎昏迷與瘋狂的反常狀態。而人物的思想行爲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點。他對人類肉體與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寫是其他作家難以企及的。他的小說戲劇性強，情節發展快，接踵而來的災難性事件往往伴隨歸檔心理鬥爭和痛苦的精神危機，以此揭露闕關系的紛繁複雜、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劇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惡矛盾性格組合、深層心理活動描寫都對後世作家産生深刻影響。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影響，遠遠走出俄國以外。現實主義派的作家從他的創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營養，現代派作家則把他的作品奉爲經典，而稱他本人爲他們的先驅和導師。
後世評價
西方文學評論界對他的評價之高，令人咋舌。
他的藝術才華，連對他批判最爲尖銳的革命作家，也是無法否認的。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奠基人高爾基就說過他是“最偉大的天才”，“就藝術表現力而言，他的才華恐怕只有莎士比亞堪與媲美”。
村上春樹則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無限愛心刻畫出被上帝抛棄的人，在創造上帝的人被上帝所抛棄這種絕對淒慘的自相矛盾之中，他發現了人本身的尊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處女作《窮人》開首所引作家奧陀耶夫斯基公爵的一段反諷的話實際已經預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全部作品的兩個重要特征：第一是不肯寫“令人賞心悅目”的東西，“卻愛把地底下一切埋藏著的東西翻將出來”；第二是引發和刺激讀者思考：“讀了這些東西，就不由自主地要思考”。最簡單的辦法當然是“禁止他們寫作，幹脆完全地禁止他們寫作”，但即便人們暫時不被允許思考或缺乏材料思考，這些問題依然存在。于是人們終究要思考，或者就在行動中爆發。
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小說中的主人公還不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形象，他們的思想還不具有深刻的時代和永恒的內容，他們的思想還是片斷的，或者是內容不清楚的，他們還不是哲學家，他們的思想也都還是在獨自行進，而沒有與其他作爲人物的思想展開對話和交鋒。在此，思想還是單數而不是複數，甚至經常是片斷的、零碎的。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指出他們身上一些和後來思想者形象類似的特征：例如弱于行動，不易合群，似乎總是在他人的視線之下局促不安，緊張而富于變化，不斷轉折，提出一種想法之後又加以反詰，不敢自信，自相沖突，這種沖突有時甚至達到了瀕臨人格分裂的瘋狂地步等等。亦即，在他們身上，已經開始顯示出一種思想的曖昧性和問題性。
確實，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爲思想者出現，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形成爲一種獨特的“思想小說”類型，並不是一開始就定型的，而是經曆了一個孕育和生長的過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基本上還是屬于傳統的、注重人物性格、故事情節的小說類型，深受果戈理風格的影響，並承繼了他對小人物的憐憫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的基調只是憐憫，默默的、孤獨的憐憫，後期作品才加上了渴望，與時代、永恒對話的渴望。早期小說中的人物感覺豐富、感情細膩、意識流動、心理變化多端，但並沒有表現出很高的思想力，甚至並沒有表現出很高的才智，他們大都是相當普通、地位低下而又對自尊極其敏感，心腸善良而又有時表現怪誕的小人物。他們有時也表達了一些思想，如《窮人》中的男主人公傑武什金也表述過自己一些關于社會正義、公民德性的思考，但這些思想總的說來是散漫的、不連貫的、轉瞬即逝的，主人公主要是在傾訴自己的感情，敘說自己的經曆和感受，這裏表現的主要是一種傾訴的風格，是向對方傾訴，而不是與對方爭論和對話，也不是把思想的過程或思考的結果告訴對方，不是發表哲理的議論，而主要是談自己的情緒和感受。確實，一個他人、一個對方總是存在的，這或者是一個可傾訴自己感情的對象，或者是一種異己的、嘲弄的眼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似乎總在他人的眼光下感到不自在，總是要不斷爲自己辯解，不斷說明、交代、暴露自己而又試圖掩蓋。這些心理活動已經具有一些後來思想者的特點，但尚未上升到思考根本問題的層次。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1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被欺淩的與被侮辱的》標志著一種作者對自身的超越，標志著西伯利亞苦役之後的恢複期已經結束，他開始邁向新的更高臺階。他早期的處女作《窮人》出手不凡，使他一開始就可以躋身于當時（四十年代）俄國最好的作家之列；而這本書以及大致與之同時發表的《死屋手記》，則已開始使他進入世界最好的作家之列，《地下室手記》更穩固地奠定了他的這一新的世界文學的地位。也正是大致在這一時期，他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大師一起使俄國文學具有了一種世界性，使俄國文學的高峰同時也成爲世界文學的高峰。
在《死屋手記》中，包含著大量作者在苦役生活中凝結成的深刻思想，由于它們是直接來自最底層應當說彌足珍貴。《死屋手記》的記述者“我”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故事的講述者，而且是一個思想者，但仍主要是一個獨白者，是一個敘說自己通過痛苦所認定或肯定的思想的人，而尚非一個對話者，尚非一個敘說自己所感到的思想矛盾和困惑的人。
真正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要典型的思想者的誕生是在《地下室手記》中，只是在地下室人身上，後來思想者的一些主要特點才充分淋漓地表現出來：例如思想的轉折性，不斷跳躍，不斷地意識到他人在場（哪怕在這裏他人是采取“潛在的在場”的方式）；不斷把問題推到極端，言辭激烈、充滿挑釁性而有時又迅速、全盤地撤退……而其中心的意旨是強調人的極其陰深的複雜性，人的有限性和非理性，強調人的個性，向歐幾米德的的理性挑戰，向廉價的、蟻穴的幸福挑戰。這是一種“地下室的思想”，是一種“晚上的思想”。其中第一章“地下室”約數十頁完全是表達地下室人那相當混亂、陰郁，但仍有一條主線和一種隱秘的期望的思想。第二章“雨夾雪”則在回顧自己過去與人的交往，一次聚會對一個妓女的始救終棄、始善終惡的故事中繼續闡述“我”的感覺與思想。
但是，將地下室人的思想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完全等同是不合適的，而且，這個思想者雖然已經強烈地顯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的思想者類型的形式特征，也還沒有說出這一類型所欲說出的思想的全部甚至主要部分。地下室人的思想主要還是攻擊性的、否定性和破壞性的，它攻擊工具理性、攻擊功利主義，對人在理性方面的有限性的強調要超過對人的道德的有限性的強調，但正面的東西還沒有在絕望的背景中顯示出來。上帝的問題也還沒有直接出現。由它可以引向有神論，也可以引向無神論。這是夜的最深處，還看不見一點光亮，要看到光亮，還須再擡一點頭。然而，無論如何，一種新型的思想者確實可以說就此誕生了，以後我們在卡夫卡、加繆、薩特等一些二十世紀的作家的作品中將不會對這種思考者類型（如局外人，惡心者、空心人、K等）感到陌生，但在十九世紀中葉，這種思想者的類型卻是極其新穎的。考夫曼在其所編的《存在主義》一書中將這部作品列爲首篇確實顯示出他的洞見。
我們可以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表述過思想的人物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明顯令人憎厭的人物，例如《被欺淩的與被侮辱的》的瓦爾科夫斯基公爵；《罪與罰》中極其庸俗和虛僞的盧辛，《群魔》中一個“革命小組”的頭兒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馬佐夫，不擇手段向上爬的拉基金等。然而，這些人物的思想的特征與其說是承擔思想，不如說是拒絕思想；與其說是表現出思想的豐富和活躍，不如說是表現出思想的貧乏和死亡。他們或者是拾人牙慧，引用流行思潮來爲自己的利己行爲辯護（如盧辛）；或者是幹脆拒絕對自己行爲的任何反省，表現出一種極端的無恥（如瓦爾科夫斯基公爵），或者輕視思想理論，主要是作爲一個活動家出現（如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可悲的盲目的，由于他們本身全然不透出反省的意向，他們也就不能吸引亮光而完全處在黑暗之中。有時他們也有瞬間的懷疑的閃亮，例如老卡拉馬佐夫，但很快就被熄滅了。他們的思想往往可以用非常簡單的形式概括，即一種露骨的或時髦的極端利己主義、享樂主義或者機會主義，這些思想明顯是作者所反對的思想，表達這些思想的人只是形式上被包括在“思想性人物”之中，只是說出了一種見解，但他們並不是爲了思想本身而思考，更不必說是爲了追求真理而思考，他們所發表的見解有直接的爲自己的行爲和利益辯護的含義，因此，當後面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的一般特點時，他們是有理由被排除在外的。
另一類與之相對的思想性人物則可說是正面的、美好的人物，例如梅詩金公爵、阿遼沙、佐西馬長老。他們所表述的思想看來是作者所贊成的思想。梅詩金的許多思想是用故事的形式表述的，阿遼沙的話語不多，佐西馬長老的臨終遺言中包含著一些深刻的、我們目前可能尚不易把握的思想內容，這些內容雖然也反映出一種心靈鬥爭的曆程，但它們還是作爲定論出現的。現在的問題是：這些人物是否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要思想者類型，他們所表述的思想是否戰勝或淩駕了其他思想而占據了一種支配地位？不能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此願，他說他在《白癡》中是想描繪一個“絕對美好的人物”，然而，正如他所承認的，“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難的了，特別是現在。”許多評論者指出在梅詩金公爵身上分有耶穌基督的某些特征：如完全真誠而又十分軟弱，充滿憐憫等等，然而，在現代社會中這是怎樣引起嘲笑的一個人物形象啊！但是，也許在現時代，他就是這樣的，只能是這樣的。無論如何，在小說結尾時，他的思想不僅沒有發生任何效力，他自己也重歸“白癡”狀態這一點極其意味深長，但這裏有些東西還是我們目前所不能把握、不易明白的。總之，就事實而言，這一思想並沒有占據支配地位，它本身還極其柔弱。同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卡拉馬佐夫兄弟》時也曾想以阿遼沙爲主人公，他在給當時重臣波別爾諾斯采夫的信中說自己寫作“贊成與反對”一卷的主旨，是要通過後一卷“俄羅斯教士”佐西馬長老的話來反駁這一卷中伊凡否認上帝的創造的瀆神思想，但這一反駁是否成功，甚至是否足夠有力呢？許多評論者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別爾嘉耶夫說：那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積極理論的佐西馬與阿遼沙並不是他筆下最佳的人物，伊凡的形象要強得太多，說服力要高得太多。毛姆也明確地說反駁沒有成功。“贊成與反對”那一卷是寫得那樣強勁有力，而駁斥的一卷卻顯得枯燥無味，甚至有些答非所問，對伊凡提出的指控尚未回應。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拉思科裏涅珂夫的新生可以做另一篇新小說的素材，又打算接著寫《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續篇，寫阿遼沙走向人間，乃至成爲一個革命者，最後又重新回到修道院的經曆。但這些計劃並沒有實現。這一類人物及其思想相對來說還顯得單薄。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活二十年，恐怕他也還是不能完成這一計劃。一個人不可能預先完成時代所提出來的任務，甚至這永遠不是時代所能提出的任務。
最後一類思想性人物就是那些處在複雜的矛盾和沖突中的人物，我們也許可以把他們稱之爲“問題人物”。他們在思想性人物中所占數量最多，而且，他們不僅在作者的意願上，也在事實上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後期長篇的主角，有時甚至是違反作者的意願而成爲主角，例如拉思科裏涅珂夫是《罪與罰》的主角，多爾戈魯基是《少年》的主角，斯塔夫羅金等新一代虛無主義者漸漸取代斯捷潘等自由主義的老一代成爲《群魔》的主角，伊凡漸漸超過阿遼沙而成爲《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實際主角。那新的一代在《白癡》中也咄咄逼人。他們所表述的思想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贊成的，又有他反對的思想。在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兩個角色是拉思科裏涅珂夫與伊凡。我們可以援引別爾嘉耶夫的一個比喻，把前一種正面人物稱作“荷光者”，“荷光者”如梅詩金，阿遼沙趨向其他的人們；而把後一種被別人趨向的 “問題人物”稱作“聚光者”，
“聚光者”是別人想去探測的人物，他們像一個謎，他們身上有濃重的陰影，但又有一束強光在他們身上打過，他們不像那些完全處在黑暗中的人們。劇情趨向于他們，他們占據了舞臺的中心，並繼續吸引著光芒投向他們，如果說這兩種人真正構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類型，那麽，這後一種思想者則更爲突出，我們完全可以說他們構成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筆下思想者形象的主要類型。
我們也許可以再仔細看一看出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如此獨特的一個思想者的家族，尤其是作爲提問者的主要思想者類型，這些思想者有些什麽樣的基本特點呢？
如前所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西伯利亞時期”的作品中，已經有了一些思想反省型的人物的雛形，但這些人物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明確地區別于其他小說而構成另一種獨特的類型，也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世界經典的意義。富于意義的變化是發生在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是在妻子瀕死的病床前寫出了《地下室手記》，然後又失去了與之手足之情深厚並有共同事業的長兄米哈伊爾和朋友格裏戈裏耶夫。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最不幸的一年。但也正是這一年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前後期的一個根本轉折點。托馬斯•曼說《地下室手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轉折點，是他自身的一個突破。”
在《地下室手記》之後的長篇小說──《罪與罰》、《白癡》、《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主人公，甚至還包括一些次要人物就都是屬于思想者類型的人物了。這些思想者的一個最明顯的特點看來首先是他們的非功利性，他們不計算利害，不考慮得失，願爲自己的思想付出代價，願爲之受苦，乃至犧牲自己的生命。誠然，《罪與罰》的主人公拉思科裏涅珂夫殺死女高利貸者的一個直接動因是金錢的壓力，是想發財而且馬上發財，而《少年》的主人公多爾戈魯基的思想也是一種發財的思想，而且是要發大財，即要成爲一個像羅特希爾德那樣的巨富。但那是怎樣的一種發財的思想啊！拉思科裏涅珂夫在拿到殺人劫來的錢財後幾乎立即就丟棄了，而且把自己的錢送給瑪爾美拉陀夫一家；多爾戈魯基在陳述了他的發財思想之後，在他後來的全部行動中不再見對如何實現他的發財夢有任何的實際舉措。而在他的陳述中，他也聲明他的要成爲羅特希爾德決非是爲了物質享受，說如果那樣的話，“思想”的全部魅力，它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將會消失，伊凡•卡拉馬佐夫也是“不需要百萬家私而需要解決思想問題的那種人”。他們實際上是把那思想本身看得遠比它們要給自己帶來的效果、好處更爲重要得多。拉思科裏涅珂夫後來承認他實際上只是想“試一試”他的理論，他可能仍然是一個自我主義者，但卻不是一個功利主義的自我主義者，他仍是爲了自己，但不是爲了自己的物質利益，而是爲了自己的思想、想弄清楚、想驗證自己的思想，他說：
“……我幹那件事時，索尼亞，我想的並不是錢。我與其說是想錢，還不如說是想別的東西……現在我全曉得了……了解我吧！或許我決不會再犯謀殺罪了。我想弄清楚別的事情，正是別的事情在引誘我。那時我想迅速地弄清楚，究竟我像別人一樣是虱子呢，還是人。究竟我能不能越過障礙，究竟我敢不敢彎腰拾起來，究竟我是不是個發抖的畜生，究竟我有沒有權利……”
“……聽著：我那時往那個老太婆家去，我只是去試一試……你可以相信這句話！”
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中的主人公，那些第一等的思想者幾乎全是如此，全是爲了思想本身而並非是爲了思想所帶來的利益而思考，這裏且不談那些正面的人物如梅詩金、阿遼沙、佐西馬長老，那些矛盾的，乃至否定的形象如《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也是一樣，甚至他們與其說是要爲自己牟利，不如說是戕害自己。歐洲的評論者更容易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類人物與歐洲作家筆下的人物的根本區別，茨威格曾經寫道：在歐洲每年要出五萬部的書，都是教人怎樣發財，怎樣成功，怎樣得到快樂，怎樣贏得朋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卻全不類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基本品質是他們的反資産階級，不追求小市民的幸福。我們也許可以進一步指出，這些思想者不僅不是世俗的成功者，甚至差不多都是失敗者。他們是罪人、囚犯、自殺者、發瘋者、病人、白癡……甚至連幾被視作聖人的佐西馬長老的屍體也沒有出現奇迹，乃至比常人更快地腐爛發臭。
巴赫金也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作爲思想者的人物的“絕對無私”，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人物，作爲思想的人，是絕對非利己的，因爲思想確實支配了深藏在他們身上的個性的核心。這種無私，不是他們作爲描繪對象的個性特點，也不是對他們行爲的外在評價；這種無私表現出他們真正生活于思想的領域，“思想性”和“無私”在此幾乎成了同義語。在這個意義上，殺死並搶掠放高利貸的老太婆的拉思科裏涅珂夫是絕對無私的；妓女索尼婭是絕對無私的；殺父的同謀者伊凡是絕對無私的。還有《少年》的思想，即要成爲羅特希裏德的思想，也是絕對無私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經常被置身于一種極具悲劇性的情節之中，浮沈于一個凶險的世界中，處在一種邊緣處中接受考驗。伊萬諾夫因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稱之爲“悲劇小說”，格羅斯曼強調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與驚險小說的聯系，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體裁與古代狂歡式的梅尼普體的淵源關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往往都導向一個大災難，導向一個悲慘的結局，導向凶殺或者自殺。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就決不從容，決不詩情畫意，而是常常被逼著尖銳、坦率地發表意見，因爲他們是在瀕臨罪惡、瘋狂或死亡的邊緣說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總是充滿危機，隱含殺氣，氣氛凶險，隨時有可能發生最不可預測、最殘忍的罪行。其思想者在這種罪孽、悲劇的氣氛中也就有了一種深深的痛苦、緊張和不安。他們深深地爲自己或他人犯下或可能犯下的罪孽感到痛苦，拉思科裏涅珂夫爲自己殺人感到痛苦，伊凡則爲一種“思想的弑父罪”感到痛苦，梅詩金爲他看到的所有罪行感到痛苦，佐西馬預感到可能發生的罪行而突然向米卡跪下。這裏尤其深重的是一種道德的痛苦，是因人的罪惡感到的絕望和悲傷。這種極度緊張不安的特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說的主人公身上已見端倪，而在他後期小說的思想者身上更有充分淋漓的表現。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還有一種生長性，或者說未完成性，甚至于是：一種永遠的未完成性。有時好像達到了一個終點，但這終點很快又變爲新的起點。這一特點甚至具體表現在思想的主人公的年齡上，他們只是年青人，或者都有點孩子氣，連老一代的自由主義者斯捷潘也是孩子氣十足。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者隊伍裏，還有特別的一個亞類：這就是一些“少年思想者”。例如《白癡》中的伊波利特、郭立亞，《少年》的主角多爾戈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柯裏亞、麗莎。這些少年往往敏感而自尊，穎悟而早熟，內心世界豐富多變，不可遏止地追求真理而又經常動搖不定，他們也不計功利，不計犧牲，極想行善但又常常做出蠢事來。他們也可以說是一些“問題少年”，當然主要是思想上而不是行爲上的“問題少年”。他們也都極其珍視自己的思想和感受，雖然這些思想有的只是聽來的流行意見。這類“少年思想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在其他作家筆下很少見到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還常常把思想的邏輯推到極端，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基裏洛夫，他純粹是爲了一種思想，爲了一個問題而自殺的，他的自殺經過了長久的、甚至十分冷靜的思考，他覺得不能夠同時存有兩種不相容的思想，爲了思想邏輯的徹底性，他必須自殺，這裏容不得半點的妥協、怯懦、溫情和留戀。
這些思想者的另一個明顯特征是他們的反省性，是他們與活動家形成的鮮明對照。他們不是那種一往無前的人，不是那種看准了就直奔目標、一無反顧的人，活動家的思考常常只是要將這種思考迅速變爲結論，又用這種結論作爲采取行動的理由或者事後解釋自己行動的借口。他們要把思想作爲行動的武器或成功的利器，作爲制勝的法寶，實際上，他們更喜歡理論、主義而不是思想。而思想者總要不斷停下來思考：疑惑、猶豫、惶惑、懺悔、自責、反省……他們常常不僅爲思想痛苦，爲思想而病，甚至死于思想。他們的思想變成理論，可能會成爲別人手裏殺人的利器，如波費利指出拉思科裏涅珂夫的理論能殺人，而斯麥爾佳科夫則徑直運用了伊凡•卡拉馬佐夫的理論來殺人，而他們自己卻殺不了人，他們或者下不了手，或相當偶然地殺了人立刻陷入極度痛苦之中而不得不自首，這些思想的主人常常只會因這些思想傷害或殺死自己。
而且，這些思想者有時不僅似乎失去了行動或者說堅持行動的能力，糟糕的是他們似乎還是有意地無所事事。當然，這裏的一個現成理由是他們要騰出時間來進行思考，思想本身成了頭等重要的事情，成了他們唯一值得嘗試的事業，而不管其成敗利害。他們中有些人我們根本不知其生活來源，有些坦然接受別人的施惠，有些無疑是在窮困中，卻仍然在餓著肚子思考。他們似乎只是靠思想活著，生計及其發達問題對他們不是重要的，發財成爲他們思想的內容甚至理想似乎只是時代的一個印迹，提供給他們思考的材料，如若換一個時代，換一些問題，他們也仍然會緊張地思考，會通過這些問題直溯根本。他們似乎生來就是思想者，少年多爾戈魯基如此說到思想對于他的意義，他如何珍重自己的思想，即便那思想有時把他拖入惡行，並且肯定會拖入孤獨：
在“我的思想”裏包含著一些我還沒有解決的問題；但是除了我以外，我不願讓任何人去解決它們。最近兩年來我甚至不再看書，怕看到不利于我的“思想”的、會使我感到震驚的篇幅。……
思想差不多總是要在隱蔽與孤獨狀態中成長，盡管它們又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訴說和對話，但它們必須先在孤獨中孕育。在思想者看來，思想有一種至高無上的意義。同樣是這位抱有發財夢的少年說：“首先是最崇高的思想，其次才是金錢，光有金錢而沒有最崇高的思想的社會是會崩潰的。”思想常常帶來苦惱，也帶來匱乏，那不是給個人帶來物質利益，使人在塵世成功的思想，但思想在他們眼裏仍然至爲重要，它高于快樂，高于溫飽。但偉大的思想卻使人苦惱了。
“有思想的人活得很苦惱，而沒有思想的人卻活得始終很愉快。”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些思想者似乎在人類中構成了一個特殊的家族。他們一是區別于不去想這些事的普通人，一是區別于一心想成功的活動家。他們都暗暗懷著某種偉大的孤獨的痛苦，不會有很多人理解他們，而他們自身內部也有激烈的爭論，他們甚至不斷地在和自己爭論，毫不計較功利和效果。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思想不會在社會上産生效果，包括産生負面的後果。
這些思想不僅不能給思想者帶來好處，甚至可說是極其傷人的，常常還是致人死命的。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總是看見死亡，總是看見謀殺和自殺，思想真是要命的東西。《罪與罰》、《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在情節上都是圍繞著幾個謀殺的刑事案件展開，《白癡》的最後結局也是死亡，也是一個謀殺案件。拉思科裏涅珂夫、伊凡•卡拉馬佐夫幾位主人公都是在生命與永恒、道德與上帝的問題上苦鬥，令人感覺就像是一種垂死的掙紮。他們在難以破曉的黑暗中孕育的思想或者誘使他們自己去殺人（拉思科裏涅珂夫），或者誘使他人去殺人（伊凡），然而，他們在傷人的時候也傷到了自己。拉思科裏涅珂夫與米卡接受了不僅刑事的懲罰，更受到自己心靈的懲罰；梅詩金重新回到“白癡”狀態；沙托夫被殺；斯塔夫羅金自殺；伊凡•卡拉馬佐夫精神失常。我們還可以列出一串自殺者的名單：《群魔》中的基裏洛夫、《少年》中的克拉夫特；甚至連《罪與罰》中的司維特裏喀羅夫，《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斯麥爾佳科夫也自殺了，他們的自殺並不止是畏懼刑事的懲罰；《白癡》中的伊波利特、《一個荒唐人的夢》中的“荒唐人”也試圖自殺。
這樣一種只求真理、不計功利，不計成敗、不惜性命的氣質似乎更多地爲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人所具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後期的成熟作品中，重要的思想幾乎都是被“說”出來的，也就是說，很少是作爲心理的描寫，由作者敘述一個人在想什麽而表達出來的，更罕見有例如托爾斯泰作品中那樣大段作者插入的獨白和哲理性議論。在那種心理的、思想的陳述後面，實際上總是隱藏著一個君臨作品中所有人物的作者，是作者在主導思想的進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不多見的第三人稱如《罪與罰》中所描寫的的拉思科裏涅珂夫的心理過程，地下室人與《少年》主人公的思想陳述，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也都是在和他人的潛在爭辯和對話中展開，只不過這種爭辯對象在那裏不表現爲具體的人物。無論如何，那些最精彩、最深沈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在大段淋漓的對話或集體討論中展現的，例如《罪與罰》中拉思科裏涅珂夫與波費利的三次談話，拉思科裏涅珂夫與索尼亞的多次談話；《白癡》中梅詩金公爵與葉班欽將軍夫人及三位女兒的初次談話；葉甫蓋尼•巴甫洛維奇、列別傑夫、普季岑、加尼亞、郭立亞等在列別傑夫家裏的談話；伊波利特欲自殺前在衆人面前宣讀他的聲明及其議論的場景；梅詩金在葉班欽將軍家的一次聚會上的談話；《群魔》中基裏洛夫分別與斯塔夫羅金、與彼得•韋爾霍爾斯基的兩次談話；沙托夫與斯塔夫羅金的談話；斯塔夫羅金與吉洪的談話（當時刪去未發表）；希加廖夫等人在維爾金斯基家一次聚會上的發言；彼得•韋爾霍文斯基與斯塔夫羅金的一次路上交談；《少年》主人公與其同學的談話、與其父親的多次談話；《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佐西馬長老、佩西神父、米烏索夫、伊凡•卡拉馬佐夫等在修道院裏的一次聚談；伊凡•卡拉馬佐夫與阿遼沙的多次談話，米卡與阿遼沙的談話；佐西馬長老臨終前對教士們的長篇遺言；麗莎、柯裏亞分別與阿遼沙的談話；伊凡與斯麥爾佳科夫、與魔鬼的談話，審判米卡的法庭上的辯論等等。而且，有時是“話中有話”，如在所有談話中最重要的一次談話，就是在伊凡•卡拉馬佐夫與阿遼沙的談話中又包括了長長一段宗教大法官對默默無語的上帝的說話。59 正如茨威格所說，陀斯妥耶夫斯基借以深入主人公心靈深處的那個秘密工具便是話語。歌德是借助目光來描述一切的，歌德是雙眼看世界，而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用雙耳聽乾坤。陀斯妥耶夫斯基必得先聽見自己的人物說話，或讓他們開口說話才好思考，好讓我們如見其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對兩位俄國小說家的精辟分析中也把這一特點表述得相當明確：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我們由于目睹而耳有所聞”，而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們由于耳聞而目睹。”
而且，這許多重要的思想不僅是被“說”出來的，而且還常常是被“轉述”出來的。這裏所說的“轉述”還不僅是指當時實有其人的某些人的思想被作品中的人物轉述，例如車爾尼雪夫斯基合理利己主義的思想被《罪與罰》中的盧辛轉述，別林斯基的某些思想被《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柯裏亞轉述。還包括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被另外的人物轉述，例如《罪與罰》主人公拉思科裏涅珂夫“越界”思想的最主要部分分別被大學生、被波費利、被司維特裏喀羅夫轉述；《白癡》主人公梅詩金很重要的一個“美拯救世界”的思想是由伊波利特轉述，而伊波利特又是聽郭立亞向他轉述的；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視爲《群魔》第一主人公的斯塔夫羅金自己幾乎沒有表達過什麽思想，而他的矛盾思想又可以說分別包含在曾經深受其影響的沙托夫、基裏洛夫與彼得•韋爾霍文斯基的思想之中；而斯塔夫羅金自己也轉述過彼得•韋爾霍文斯基的想法；希加廖夫的思想分別由跛腿教師，彼得•韋爾霍文斯基轉述；《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極重要的宗教大法官的思想是出自伊凡•卡拉馬佐夫寫的一個傳奇；而伊凡的思想分別被米烏索夫、拉基金、佐西馬長老、斯麥爾佳科夫、甚至魔鬼轉述過，拉基金的話也曾由米卡轉述，而且，這些轉述還經常發生在該思想的主人本人就在場的情況下，如上述拉思科裏涅珂夫、希加廖夫、伊凡在場的某些場合，卻是由其他人而不是他們自己來表述其思想。並且愈是重要的思想愈是反複出現、愈是被多人在不同的場合轉述，最著者如拉思科裏涅珂夫和伊凡的思想，作者這樣做似乎是在考查這些思想在不同的境況中，對不同的人所産生的效果，考查它們將遇到的來自各個不同方向的挑戰。
談話和轉述自然只是手段，問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爲什麽熱衷于讓人們自己說話和轉述？爲什麽他不僅用人物轉述各種現實的時代思潮，而且在各個人物的思想之間也經常采取轉述的方式？爲什麽他不僅使自己與書中的人物保持距離，甚至也讓各個人物之間保持距離？這些問題可以把我們引到爲什麽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直接表述自己的思想的問題，即爲何既然他那裏隱藏有那麽多深刻的哲學思想，卻不以哲學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思想？更貼切的提法也許應該是：至少，爲什麽他不像比方某些存在主義作家加謬、薩特那樣除了寫小說之外，也寫一些直接闡述自己思想的哲學著作？德國哲學家勞特就曾提出過類似的問題，說既然哲學如此強烈地占據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靈，爲什麽他沒有直接搞哲學？爲什麽他要走一條通過小說表現的迂回道路？這個問題乍看起來是有點可笑的，一個人一生做了這件事就不能做那件事，走了這條路就不能走那條路，探討一個人爲什麽不走另一條路不像探討他爲什麽走了這條路那樣有意義。
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罕見的藝術家中的思想者，對思想一直有一種極其執著和感人的追求。他在早年尚未開始踏入文學創作生涯時，給兄長的信中就說他想破解人這個謎，因爲他想成爲一個人，說他不知道他的“憂傷的思想何時才能平息”。在他的《窮人》取得成功之後，他放棄已經快寫完的《被剃掉的連鬢胡子》，是因爲 “現在我心中更爲新穎、生動和鮮明的思想要求我把它們遣之筆端。”他說他希望一個明確的、總體的、具有真理性的思想，但降而求其次，那怕一個足夠深刻的思想也行。1865年，他在給屠格涅夫的一封信中抱怨我們的時代，特別是文學，沒有一個總的見解，總的信念。 1870年，他又在給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中說當時的文學界“沒有一個真正理解的，堅定的思想，那怕只有一個，甚至是錯誤的也好！”他爲自己的小說《白癡》辯護，因爲：“我維護的不是長篇小說，而是我的思想。”他的作品中所涉及的思想都是頭等的，有著最深刻和最廣泛的哲學以及神學思想的含義，他提出的問題是真正的問題，他在1870年5月28日給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他說過他“很愛哲學”，他晚年與哲學家、神學家索洛維約夫也相交甚深，他甚至在流放歸來之後曾經想過寫一部哲學著作，但卻還是沒有寫。
很顯然，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有思想、有哲學，而且是很深刻的思想，是第一流的哲學，但是，爲什麽這些思想不以哲學的形式出現呢？最簡單、當然也基本正確的回答當然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最擅長的並不在哲學，甚至不僅他個人，他所屬的民族相對于有些民族（如日耳曼民族）來說也不是最擅長于此。但他有他所擅長的表達思想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一個藝術家，他的最大才能也就在這裏。當然，這樣說可能還不夠，還沒有說出原因的全部，也許還有一些原因，比方說，正是他所持有的或在他心中經曆的思想的性質，即這種思想的問題性和對話性，使他沒有用哲學的方式去直接陳述思想。簡言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正是作爲一種問題的思想存在的，其思想的獨特和深刻所在正在于其問題性，在于其作爲問題的未完成性和開放性，以及問題本身的深刻和根本性，這種作爲問題的思想的確很難被整理成系統的理想，甚至它本身就拒斥被體系化，它甚至很難被概念准確地表達，它必須與人物形象和情境緊密聯系在一起才能夠和盤托出，才能夠保持其生動性和緊張性。
還有一個問題是：在既定的、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在其中各個人物所表達的思想中，究竟那一些是屬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或者更確切地說，那些思想是他所贊成或部分贊成的，那些是他所反對或部分反對的。在這方面，我們一直聽到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把其中許多人物，或者至少主要人物的思想都歸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體系，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第二種說法則認爲陀思妥耶夫斯基讓其小說中各種附著于人物的思想保持了自己的主體性和獨立性，其作品中的思想是多元的、複調的、對話的。
我們還注意到：幾乎所有人物的思想都是在“他人在場”的情況下進行，都呈暴露狀態，處在一種急急忙忙要向他人證明什麽、交代什麽、反駁什麽的過程中，他們的思想因而具有一種緊張不安的特征，使思想處在一種不斷轉折的過程之中。這使思想者苦惱，但也正是這一點給思想帶來了一種活力。這不是死的、定形的理論，不是作爲旗幟來吸引門徒的教義，而是作爲問題來吸引對話者和辯論者的活的思想。思想者總是意識到周圍有不同意他的思想的人，至少是有不了解他的思想的人存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僅具雛形的思想者那裏，思想者還是相當膽怯的、防守的，而從地下室人那裏，卻開始有了一種凶狠的、進攻的特征。但是，在地下室人那裏，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種不斷的騰挪、躲閃、跳躍和回轉。思想者總還是有一點害怕，不止是怕具體的東西，例如波爾宗柯夫怕自己前途的不測，于是不斷的攢錢，而且更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怕，一種具有本體意義的怕，一種甚至對自己也感到害怕的真心實意的怕，一種感覺到自己生存的根基正在崩潰的怕。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當充分地意識到了現代價值體系將趨于分崩離析的狀況，預感到了人類也許正在進入一個到處酥化脫節的時代，預感到了一個諸“神”鬥爭的時代，一個生活著各種異質的信仰、興趣和生活態度的人們的時代。盡管他自己是多麽渴望有一個“總的見解”、一個總的信仰，但他還是給予了各種見解和信仰以一種獨立存在的余地。他似乎預感到這一切都是必須承受的。這一時代的思想常常不能不是一種“地下室”的思想，一種“晚上”的思想，盡管不那麽溫和、光明，充滿希望，卻“比較坦白和直率！”
處在這一過程中的思想不能不表現爲各種問題。簡言之，這類“成問題的思想”是直接來源于“成問題的時代”。
總之，我們可以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之中所表現的思想是一種作爲問題的思想，這也爲作者本人及許多評論家所承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的草稿中寫到：“在這部小說中，要重新發掘所有的問題。”而這句話也同樣適用于在這之後他所有的長篇巨制。茨威格在其《三大師》的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中談到俄國文學家時說：“在我們心中已化作冰冷概念的所有問題卻還在他們的血液中燃燒。……在俄國，人們懷著一種未被濫用的好奇心再次向無限提出生命的所有問題，這是俄國人對歐洲做出的難以言述的貢獻。當我們被教養弄得遲鈍懶惰時，他們卻依然神采飛揚。陀斯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每個人都將所有的問題重新審視一遍，用自己流血的手挪開善惡分界石，將心中的混亂改造成爲世界。”紀德也寫道：“他所顯示的思想常常只停留在提出問題上，他不尋求解決和陳述──因爲這些問題極其複雜，且又互相糾結，互相交錯。”毛姆認爲：“《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偉大意義就在于它所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不是作爲定論的思想，不是作爲理論的思想，而是作爲問題的思想。
無論如何，這些問題對于生活在現時代的人們來說，既是極其重要、生死攸關的，又是複雜糾纏、懸而未決的。因爲它們是涉及到人的生命根基的問題，是有關道德、宗教與人性基本事實的問題，是有關現代性與永恒之關聯的問題。
幸運命運
陀思妥耶夫斯基20多歲時寫了一部中篇小說《窮人》，學工程專業的他怯生生地把稿子投給《祖國紀事》。編輯格利羅維奇和涅克拉索夫傍晚時分開始看這篇稿子，他們看了十多頁後，打算再看十多頁，然後又打算再看十多頁，一個人讀累了，另一個人接著讀，就這樣一直到晨光微露。他們再也無法抑制住激動的心情，顧不得休息，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所，撲過去緊緊把他抱住，流出淚來。涅克拉索夫性格孤僻內向，此刻也無法掩飾自己的感情。他們告訴這個年輕人，這部作品是那麽出色，讓他不要放棄文學創作。之後，涅克拉索夫和格利羅維奇又把《窮人》拿給著名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看，並叫喊著：“新的果戈理出現了。”別林斯基開始不以爲然：“你以爲果戈理會像蘑菇一樣長得那麽快呀!”但他讀完以後也激動得語無倫次，瞪著陌生的年輕人說：“你寫的是什麽，你了解自己嗎?”平靜下來以後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你會成爲一個偉大的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出了反應：“我一定要無愧于這種贊揚，多麽好的人!多麽好的人!這是些了不起的人，我要勤奮，努力成爲像他們那樣高尚而有才華的人!”後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出了大量優秀的小說，成爲俄國19世紀經典作家，被西方現代派奉爲鼻祖。
重要作品
長篇小說《窮人》（1846）
中篇小說《雙重人格》（1846）
中篇小說《女房東》（1847）
中篇小說《白夜》（1848）
中篇小說《脆弱的心》（1848）
長篇小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1861）
長篇紀實小說《死屋手記》（1861～1862）
中篇小說《地下室手記》（1865）
長篇小說《罪與罰》（1866）
長篇小說《賭徒》（1866）
長篇小說《白癡》（1868）
長篇小說《群魔》（又譯《鬼》，1871～1872）
長篇小說《少年》（1875）
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1880）
世界影響
陀思妥耶夫斯基影響了二十世紀很多作家，包括福克納、加繆、卡夫卡，日本知名大導演黑澤明等，但是也有人對他不屑一顧，比如納博科夫、亨利?詹姆斯和D?H?勞倫斯。他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並稱爲俄羅斯文學“三巨頭”，南京師範大學教授汪介之認爲：“屠格涅夫以詩意的眼光看待生活，以詩意的筆調展現美好。托爾斯泰具有思想家的靈性，能洞悉社會的全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人性的發掘，逼視著人性的陰暗面。他沈郁的風格，與他的經曆和精神狀態密切相關。”
高爾基說過：“就表現力來說，他的才能只有莎士比亞可以同他媲美。”但他的頹廢又讓托爾斯泰歎息“不能奉爲後世楷模”。哈洛蔔倫（Harold Bloom）寫《西方正典》，在俄國文學中只選了托爾斯泰，因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總有一股邪氣，他本人又是每賭必輸的賭徒。魯迅稱他是“人類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到後來，他竟作爲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2]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人性的發掘，以近乎殘酷的方式，不斷拷問著自己的靈魂。于是在最後一部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題詞：“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落在地裏如若不死，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會結出許多籽粒來。”此部未完成的傑作，綻放出東正教神學教導慈愛光輝及透過成吉思汗的草原一統形象，傳達世界主義的宏偉理念，尤爲傑出不凡。
關于他的傳記和研究作品很多，包括：
《三大師》——斯蒂芬?茨威格
《彼得堡的大師》——J?M?庫徹所著的傳記小說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弑父》——弗洛伊德
《陀思妥耶夫斯基傳》——格羅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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