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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12 07:30:39| 人氣2,047| 回應10 | 上一篇 | 下一篇

《福澤諭吉自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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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日本文明開化之父《福澤諭吉自伝》(商周,2005),總聞到福澤氏的一股自吹味,而且是夾雜著他所厭惡者的臭氣,你比如他最厭惡的武士道之尊皇攘夷,並因而拒絕當官,不論是幕府或天皇的官,他的理由是双方都是保守封建不進行文明開化。

可他自己就充滿著流浪武士的流氓氣,還自辯自己並非好色好殺之徒。沒讀過他自伝,還會誤以為他多文明。

文學化的自伝,老頑童的告白而已,何必當真?

那可不!他可是很認真的,不然怎會以蘭學和西學來反漢學,最終並且走上主張侵略中國、脫亞入歐。

你要體諒福澤氏的苦心,譯者不是序言:「如果不了解此隱藏於日本人心靈深處的(想成為世界一流大國的)情結,我們就無法解釋高聲疾呼民主、獨立、平等的福澤諭吉,其晚年竟然會提出『脫亞入歐』論,並且在對外政策上支持明治政府採取強硬的手段。」(p.8)

依我在《台灣共犯體》的研究,日本的新興知識分子無論來自英美的自由主義、或法德的社會主義,最終都臣服於國家主義。以「明六社」為例、它雖強調自由主義、政教分離、民主政治、功利主義,但武士參政傅統、尤其強烈的富強動機,使得他們的主張在面對國家利益優先時,皆被打了折扣或投靠政府成為官僚派學者。即使自由主義的頭頭「福澤諭吉」其動機也在富國強國,所以他才會主張「脫亞」對外侵略,並視中日甲午之戰為「野文」之爭。另一激進民權運動領導者「中江兆民」,其民權目的也在求國權發展,故面對對外侵略時(他本人即致力於對中韓侵略),民權也就萎縮了。

  即便社會主義領袖「幸德秋水」,依井上清研究,幸德也曾站在帝國列強立場,主張日本加入瓜分中國的行列。井上清感慨地說:「日本人,不用說天皇制官僚和統治階級,就連最先進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也如此深入而廣泛地被帝國主義的思想和心情所束縛」。

這有啥好奇怪的,日本從大化革新以來不論「唐化」或「西化」都是以自己的「和魂」為根為體。

這麽說來,福澤諭吉與他所厭惡者只不過是意氣之爭了?

這也不盡然,以當時來看,彼此似乎鬥的你死我活,事後析判起來又不是那麽一回事。

難怪事過境遷,又有人會認為福澤諭吉所反對的幕府封建伝統也是有助於日本現代化的。

連明治維新的出國考察團也是仿自被推倒掉的幕府,福澤諭吉就二次參加過幕府的出國考察團。
 
 
福澤諭吉>維基百科
 
福澤諭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日本明治時期的著名思想家及教育家,東京學士會院的首任院長。他作為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被列為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他的肖像被印在日本銀行券D號1萬日元(最大面額,1984年-2004年)和E號1萬日元(2004年始用)的紙幣正面。
 
目錄
 
1 生平
2 思想
3 脫亞論
4 主要著作
5 中文譯
6 相關人物
7 相關條目
8 外部連結
9 參考文獻

生平
 
福澤諭吉在美國舊金山和一個美國女子合影,1860年福澤諭吉生於大坂堂島,是當時的豐前國中津藩藏屋敷的下等武士福澤百助的次子。由於他出生的當晚,作為儒學家的父親剛剛獲得《上諭條例》(記錄清朝乾隆帝時期的法令的著作),因此給他取名為「諭吉」。諭吉的父親既從事管理與大坂的商人的貸款業務,也是一位通曉儒學的學者。但是由於身份卑微,在等級制度森嚴的中津藩一直未能有所建樹,終生不得志而溘然逝世。因此,諭吉在日後說「門閥登記制度是父親的敵人」,他本人對封建制度也開始產生懷疑。
諭吉在1歲6個月的時候就失去了父親,回到中津(現在的大分縣)。他與他的兄弟或者當時的普通武士家子弟不同,並沒有忠孝仁義的觀念,也不敬神佛。他起初也非常厭倦讀書,到了14、5歲的時候,由於周邊環境的壓力,他才開始學習。不久,他的能力就逐漸積累,漸漸地開始閱讀各種漢文書籍。
安政元年(1854年),19歲的諭吉前往長崎,學習蘭學。作為他人生的轉機便是這時。由於佩里侵日,日本國內對火炮戰術的需求高漲。為了學習荷蘭的火炮技術,必須要有通曉荷蘭語的人才。於是諭吉的兄長便建議諭吉學習荷蘭語。諭吉此後開始拜訪長崎的火炮專家山本物次郎,在荷蘭語翻譯的指導下開始學習荷蘭語。
次年1855年,介紹諭吉認識山本的奧平一岐與諭吉不和,便通知諭吉返回中津。但是,從離開中津那時便不打算再回去的諭吉卻自行經過大坂前往江戶(現東京)。他到大坂後,便去投靠與父親同在中津藩藏屋敷工作的兄長。兄長勸阻他前往江戶,並說服諭吉前往大坂學習蘭學。於是諭吉便來到了緒方洪庵的適塾。這中間,因為患傷寒,曾暫時回到中津休養。
1856年,諭吉再次前往大坂求學。同年,由於兄長去世,他成為福澤家的戶主。但是,他仍然沒有放棄求學,變賣了父親的藏書和部分家產後,還清了債務,雖然除了母親以外的親戚都表示反對,但是諭吉還是毅然前往大坂。由於他無力支付學費,便從奧平一岐處借來便偷偷抄寫的建設工程學的教科書(C.M.H.Pel,Handleiding tot de Kennis der Versterkingskunst,Hertogenbosch 1852年),並以翻譯該書的名義作為緒方的食客而學習。1857年,諭吉成為適塾的塾長。他在塾中研讀抄寫荷蘭語的原著,並根據書中的理論進行化學實驗等。但是由於他害怕見到血,從來沒有做過放血或者解剖手術。雖然適塾主要是教授醫學,但是諭吉對荷蘭語的學習超過了對醫學的興趣。
1858年,諭吉為了担任在江戶的中津藩官邸內設立的蘭學塾的講師,便和吉川正雄(當時名為岡本周吉,後改名古川節藏)結伴前往江戶。當時住在築地鐵炮洲的奧平家的中屋敷,在那裡教授蘭學。這個小規模的蘭學塾後來成為了慶應義塾的前身,因此這一年便被定為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時間。
1859年,諭吉前往橫濱。當時,根據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橫濱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但是當地全用英語,學習了荷蘭語的諭吉連招牌的文字都看不懂。從此他痛感學習英語的必要,便開始通過字典等自學英語。
同年冬,為了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批准文本,日本使團要乘坐美國的軍艦Powhatan號赴美國,日本決定派遣咸臨丸作為護衛艦。諭吉作為咸臨丸的軍官木村攝津守的助手,在1860年(萬延元年)前往美國。當時咸臨丸的指揮官是勝海舟。之後,福澤也以在首次看到蒸汽船僅僅7年後就乘坐完全由日本人操縱的軍艦橫渡太平洋而感到自豪。
雖然諭吉已經在書上了解了很多美國的事物,但是還是受到了文化差異的震撼。例如他在書中寫道,在日本,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孫的近況,但是美國人幾乎沒有人了解喬治·華盛頓的後代們的生活。(事實上,華盛頓並沒有留下後裔) 諭吉還和同行的翻譯中濱萬次郎一起購買了韋伯辭典的盜版書帶回國內,成為日後研究的幫助。
回國後,他仍然在鐵炮洲教授課程。但是此時他決定放棄荷蘭語,專教英語,把蘭學塾改變成英學塾。同時也受雇於幕府,從事政府公文的翻譯。據說當時他對於不能理解的英文部分,還需要參考荷蘭語的譯本進行翻譯。回國的當年,福澤還將在美國購買的漢語和英文對譯本詞彙集《華英通語》加入日語譯文,作為《增訂華英通語》出版[1]。這是福澤諭吉最早出版的書籍。在書中,福澤將表示V的發音的假名「ウ」上面加上濁音符號變成「ヴ」,這成為後來日本通行的標註方法。
在同年冬天,日本派遣以竹內下野守為正使的使節團出使歐洲各國,福澤諭吉也隨之同行。當時也用幕府發給的津貼費買了許多英文書籍帶回日本。他在歐洲對於土地買賣等制度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差異,並對於許多在書本上無法看到的事物進行調查。例如歐洲人習以為常但日本人前所未聞的醫院、銀行、郵政法、徵兵令、選舉、議會等。
通過這幾次參加海外使團的經歷,福澤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學的重要。回國後,他寫作了《西洋事情》等書,開始了對西學的啟蒙活動。當時,他曾作為官員提倡幕府機構的改革,但在1868年(慶應4年)後,便將蘭學塾改名為「慶應義塾」,專心從事教育活動。
在明治維新後,福澤繼續大力提倡普及西學。並針對日益高漲的國會設立運動,提出創立英國流的不成文憲法的論調。他在1881年(明治14年)的政變後與政府要人絕交,在1882年創辦日報《時事新報》,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場,引導社會輿論。1898年因為腦出血而病倒,之後雖然一度康復,但在1901年(明治34年)複發,溘然長逝。在葬禮上,遺屬遵從福澤的遺志,婉拒了各方的獻花,但是唯獨默然收下了福澤的盟友大隈重信送來的喪禮。
由於福澤生前居住在慶應義塾的校區內,因此現在在他去世時所在的慶應義塾大學三田校區內設有石碑。戒名是「大觀院獨立自尊居士」[2],墓地在麻布山善福寺。每年2月3日(福澤諭吉的忌日)被稱為雪池忌,校長會帶領眾多師生前往掃墓。
福澤由於是1萬日元的正面人物而在日本家喻戶曉。有時候人們也將1萬日元直接叫做「福澤諭吉」或者「諭吉」。也因此,有人在數1萬元紙幣的張數時,會以1人、2人的人數來計數。
福澤也是將會計學的基礎「複式記賬法」介紹給日本的第一人。「借方」、「貸方」的用語也是福澤首先翻譯的。
首先將近代保險制度介紹給日本的也是福澤諭吉。他在《西洋旅案內》(中譯:西洋旅遊介紹)中介紹了人壽保險、火災保險和損害保險等三種保險制度。

思想
 
福澤諭吉的胸像。位於慶應義塾大學三田校區圖書館舊館前福澤諭吉主要的思想特徵是反對封建社會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擊封建時代的專制壓抑。福澤在其著作《勸學篇》第一篇開篇第一句即使「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見其對于封建專制的抨擊和對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勸學篇》後續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會契約論,提出要使國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對均衡。這種均衡說體現了福澤獨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並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學說。此外,福澤在其著作《勸學篇》中強調「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而要達到個人的自由獨立,就必須要具備數學、地理、物理、歷史等等現代科學知識。福澤的代表性語言就是「獨立自尊」,這也成為了他死後的戒名。福澤毫無疑問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最高級別的精神導師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勸學篇》17篇,《福翁自傳》,《脫亞論》。尤其是《勸學篇》,在當時的日本幾乎人手一本。

脫亞論

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在《時事新報》發表了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積極地提倡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基於優勝劣汰的思想,他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採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中日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文明與野蠻)之戰」;認為朝鮮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 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明並非沒有取捨。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象之下,始終貫徹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後,也有人批評福澤是一位肯定侵略行為的種族歧視主義者。但是,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春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於《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干明。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批評了支那(中國)和朝鮮的政府,但是並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至於將清朝的士兵稱為「豬玀」等種族歧視的說法,其實是石河將自己的觀點偽造成福澤的說法寫入全集的。但是,對於這種觀點,仍有不少人表示質疑。但根據《脫亞論》,事實上當時福澤認為日本,中國之間如同近鄰。而日本已經將舊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國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澤認為應該想方法令中國也改建為石房,不然代表中國的茅草房著火一樣會影響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應該不惜強占還是草房的中國,朝鮮。幫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實上,福澤甚至還資助過當時朝鮮的政變。但無論福澤如何認為,作為日本當時的精神導師的福澤在推動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問題上亦難辭其咎。他對亞洲的觀點,尤其在當時精神導師的地位而導致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日本民眾的心理,而這種普遍存在的觀點,成為日後日本軍隊在亞洲國家實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因此,二戰後,台灣人民視他為「最可憎恨的民族敵人」,朝鮮人民把他看作是「破壞朝鮮近代化的民族敵人」,在一些學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亞洲路線的基本設計者,堪稱「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而福澤「脫亞入歐」的理論至今仍在影響着日本的發展,可以說是「現今日本政治右傾化思潮的總根源」。

主要著作

《西洋事情》
《勸學篇》
《日々のをしへ》
《文明論概略》
《通俗民權論》
《通俗國權論》
《民情一新》
《時事小言》
《福翁自傳》
《福翁百話》
《痩我慢之說》
《丁丑公論》
 
中文譯

《勸學篇》 群力譯,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年月:1958年,印刷年月:1996年
《文明論概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北京編譯社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1995年3月北京第6次印刷
《福澤諭吉與文明論概略/人之初名著導讀叢書》 鮑成學 劉在平 編著,2001年,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福澤諭吉自傳》 馬斌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
《福翁百話:福澤諭吉隨筆集》 唐雲譯;張新華譯;蔡院森譯;侯俠譯,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3年
《福澤諭吉教育論著選/外國教育名著叢書》 王桂主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外部連結

勸學篇 初編~十七編(日文)
脫亞論全文(日文)
福澤諭吉:脫亞論 及分析(中文)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和脫亞論(中文)
讓福澤諭吉自己談自己吧!(中文)
福澤諭吉的童年(繁體中文)
福澤諭吉介紹(繁體中文)
 
參考文獻

^ 『華英通語』(日文)
^ 「獨立自尊」代表身心完全獨立,自尊自愛,不侮辱作為人的品位。
《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 [日]丸山真男著,區建英譯,學林出版社,1992年,ISBN 7805107534
《讓福澤諭吉自己談自己吧!》 [日]井田進也著,中華讀書報,2005年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6%8F%E6%B3%BD%E8%B0%95%E5%90%89&variant=zh-hant
 
 
陳毓鈞:西方已經衰落 台灣應“脫美入亞”
  中評社香港2008-7月31日電/臺灣聯合報今天發表北京清大中美關係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台北市)陳毓鈞的文章指出,自從兩會重啟協商,兩岸和解勢頭看好,儘管華府說樂見兩岸和平對話,降低台海緊張,然美台之間卻出現一種詭異的氛圍。
  前些日,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表示,兩岸關係緩和不小,兩岸非常不可能發生衝突,故美將凍結對台軍售。美國務院雖表示會依照“台灣關係法”出售必要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但並沒有指基廷的談話有誤。近日,“立法院長”王金平訪問華府,他感覺兩岸融冰後,美台軍售立場丕變,以前是美來求臺灣買,現在是臺灣求美國賣。兩相對照,說明美國內部對台軍售問題出現爭議,已不是傳言而是存在的現實。
  這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曾在國務院和情報單位任職的沙特,最近在一場研討會上主張,如果台灣和大陸走得太近,美國將直接和北京談判處理台灣問題,因而將會“犧牲”台灣。雖然,這是沙特個人意見,不過它多少反映了美國兩岸事務界一些人士的情緒,特別是來自保守右派的圈圈。
  文章續道,美國會不會“犧牲”台灣?我們不敢說一定會,但也不敢說沒有可能性。這個問題必須擺在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角度,以及根據實證主義的經驗法則來看。就過去而言,美國確實“犧牲”了台灣三次。
  一、一九五○年元月,美國準備和中共新政權談判建交,因而對已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執行“塵埃落定”政策,並打算讓蔣介石到馬尼拉組流亡政府,後因韓戰而改變一切。二、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大會表決中國代表權前夕,基辛格在北京和周思來談判尼克松訪華一事,致使“中華民國”以四票之差被迫退出聯合國。三、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卡特政府和鄧小平秘密談判建交,台北完全被蒙在鼓裡,中美發表建交前十二小時,華府才告知台北。
  在中美台三邊關係中,基辛格早已說過,美國的國家利益是在華府決定,而不是北京或台北。不過,處於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的全球化時代中,華府愈來愈要著重考量北京的利益,這也就是布什所說若不去參加奧運開幕式,就會冒犯中國人民的道理。
  文章認為,在後冷戰的全球化時代裡,台灣的戰略利益已大幅下降,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中華民國”畢竟不是毫無作為的,它仍有一定的實力可以對自己的未來有抉擇,最重要者當是和平、繁榮、穩定以及可持續的成長和發展。
  冷戰即將結束之際,以發表“歷史終結”而名噪一時的福山,近日承認歷史尚未終結,西方自由民主也未贏得勝利。又說未來世界將是多元多極格局,而不是單極的美國為主格局。目前,西方已經衰落,而非西方世界正在崛起。台灣從來不是西方的一員,卻是亞洲的一部分。面向未來,台灣必須改變過去事事以美國為首的思維,走“脫美入亞”之路,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利益。 
http://www.china999.org/china999_big5/www/league_memo.php?id=12954
 
 
蘭學>維基百科
 
蘭學(日文:蘭学,假名:らんがく)指的是在江戶時代時,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字面意思為荷蘭學術(Dutch learning),引申可解釋為西洋學術(簡稱洋學,Western learning)。蘭學是一種透過與出島的荷人交流而由日本人發展而成的學問.蘭學讓日本人在江戶幕府鎖國政策時期(1641-1853)得以了解西方的科技與醫學等等。
籍著蘭學,日本得以學習歐洲在當時在科學革命所達致的成果,奠下日本早期的科學根基。這也有助於解釋日本自1854年開國後,能夠迅速並能成功地推行現代化的原因。
 
目錄
 
1 歷史
1.1 開端(1640年─1720年)
1.2 西洋知識的開放(1720年─1839年)
1.3 擴張與政治化(1839年─)
2 蘭學內容
2.1 醫學
2.2 物理學
2.3 電子學
3 蘭學學校
4 參見  

歷史

長崎出島的荷蘭商人是自1640年來唯一獲日本政府容許在日經商的歐洲人,但他們的行動經常受到了嚴格的監視與限制。最初他們只准許一年赴日一次,並參見江戶的大將軍。這種經商後來成為把西方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知識傳入日本的途徑。日本人從荷人購買和翻譯了許多有關科學的書籍,穫得了西方珍奇和工業製品(如時鐘),以及西洋新發明的展示(如展示電動製品以及在19世紀初的熱氣球升空)。17-18世紀,荷蘭可說是當時歐洲經濟富裕和科技先進的國家之一,這些特定因素使荷蘭在西洋學術傳入日本的過程中佔獨特位置。
當時,數千部有關蘭學的刊物得以出版,並在日本人之間傳閱,而日本人當時的識字率約為70-80%。此外,日本在當時已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如江戶共有一百萬名居民及許多大城市(如大阪和京都),為蘭學的興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這些大城市中,更有一些商舖專門向大眾售賣西洋珍奇。

開端(1640年─1720年)

第一期蘭學的發展受到較大的限制。自1640年,日本政府打擊基督教,並禁止傳播西方書籍。一小群傳統從事日荷翻譯的人在長崎從事翻譯工作和傳播新事物。
此外,荷人被要求在每年一次抵江戶時,向大將軍報告世界新近發生的大事及獻上西方珍奇。最後,荷人在長崎的商行除了負責正式的絲綢及鹿皮貿易外,也准許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私人貿易」。於是,一個售賣西方珍奇事物的市場發展起來,集中在長崎一帶。另外,由於荷人在出島有常駐醫生,一些日本政府高官往往在當地缺乏醫生時向荷籍醫生求診。其中,較為重要的醫生為Caspar Schamberger,他向日本引進了一些醫書,藥物及治療方法。

西洋知識的開放(1720年─1839年)

雖然從1640年起外國書籍禁止傳入日本,但及至1720年,該禁令在大將軍德川吉宗下開始放寛。當時不但准許引入外國書籍,並把它們翻譯成日文。其中,1787年森島中良出版的《紅毛雜話》,記載了許多來自荷蘭的知識(包括一些新事物,如顯微鏡、氣球等)、討論了西洋的醫院和一些疾病的知識、列出繪畫及銅板印刷的技巧、描述了製造發電器及大型輪船,及有關新近地理知識。
1804-1829年間,幕府和寺子屋在全國各地也開辦學校更進一步傳播西洋新知識,荷蘭特使和科學家獲准更容易地進入日本社區。譬如,德籍醫生菲利普·弗朗茲·凡·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隨荷蘭外交團赴日與日本學者展開多次交流。他邀請了日本科學家向他們展示西洋科學,並向他們學習有關日本的知識與習俗。1824年,西博爾德獲大將軍聘請開辦醫科學校並收生五十人。他們幫助西博爾德有關植物學及自然科學的研究。他的學校名為「鳴滝塾」,後來變成了約五十名蘭學生聚會的地方。

擴張與政治化(1839年─)

蘭學運動的發展逐漸涉及日本對外開放的政治問題。大部分籣學生鼓吹更進一步吸收西洋新知識和開放對外貿易,從而提開國力及推行現代化。在此時,蘭學變得更成熟,並大力宣揚西洋各方面的先進知識。
1839年,蘭學生受到政府的打壓,釀成「蠻社之獄」事件,這是由於蘭學生們反對幕府在1825年所頌布的「異國船掃蕩令」,向埋岸的外國船〔荷蘭除外〕進行炮擊。而該事件的起因是由於1837年的莫里森號事件(日文:モリソン号事件),當時一艘非武裝的美國商船因埋岸而遭到炮擊。其後該令在1842年撤銷。
在幕末時代(1853年─1867年),日本開國,蘭學步向式微。當時政府派遣許多學生放洋留學,並僱用大量外籍講師赴日向日本人教授新知識和擔任顧問,促使日本成為迅速現代化的國家。
一些人認為蘭學使日本不至於完全與18-19世紀西洋科技進步脫節,令日本得以建立初步的科學基礎。這種開放態度說明了自1854年日本開國後得以迅速現代化的原因。

蘭學內容

自1720年起,醫學典籍紛紛從荷蘭傳入,並翻譯成日文。在當時的醫學界,傳統中醫學者與蘭學生之間發生激烈爭議,引發一連串實驗和解剖。西洋醫術的精確性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並有許多新醫書出版。譬如,1759年的《藏志》(藏,即臟,內臟)及1774年的〈解體新書〉,成為當中的參考典籍,後者更是由一些日本學者出版,包括杉田玄白。該書大概根據1734年荷文版的《Ontleedkundige Tafelen》寫成,而荷文版亦由1732年德人Johann Adam Kulmus的《Anatomische Tabellen》翻譯而來。
1804年,華岡青洲實行在世界上首次應用在乳癌手術(割除乳房)的全身麻醉。這項手術結合了中藥和西洋手術的技術,比西洋學者Crawford Long,Horace Wells和William T.G. Morton發現並應用乙醚(1846年)和哥羅芳(1847年)作為全身麻醉早了四十年。
1838年,緒方洪庵醫生成立了一所蘭學學校,名為「適塾」。有名的畢業生有福澤諭吉和大鳥圭介,他們後來成為推動日本現代化的關鍵人物。緒方在1849年著有《病學通論》,這是在日本首次出版探討病理學的典籍。

物理學

一些早期蘭學家已開始涉獵西方在17世紀發展的物理學理論,譬如志築家第八代的長崎荷語翻譯家志築忠雄,在完成首次系統性地分析荷語文法後,在1798年翻譯了拉丁文版的物理學典籍《Introductio ad Veram Physicam》而成為曆象新書。該書由英人John Keil寫成,內容關於牛頓力學。志築更創造了一些新的科學詞彙,有些更沿用至現代日本,例如「重力」、「引力」、「遠心力」(中文即離心力)及「集點」(即質心)等。另一位蘭學家帆足萬里,從一本日荷字典學成荷語後,在1810年出版了一本物理學手冊,名為《窮理通》,主要集合十三本荷文書籍寫成。

電子學

約自1770年起,電子實驗在日本普及起來。1745年,萊頓瓶在歐洲發明了以後,平賀源內在1770年從荷蘭人首次得到類似的靜電產生裝置。1776年,他更將它改良。該裝置中靜電的產生是由於當中的玻璃管與鍍金棒摩擦而來的,並製造出許多電力的效果。這些發電裝置被複製並獲日本人採用,並稱之為「エレキテル」(即摩擦起電器,荷文原為elektriciteit)。就像歐洲,該裝置是用作好奇玩意,如在某物體上方產生閃光,或認為該裝置在醫療上有幫助。在《紅毛雜話》中,「エレキテル」被描寫成能從人體中抽走閃光,用作治病的裝置。在一些售賣西方珍奇玩意的商店,這款裝置獲大眾青睞。這一類型裝置後來被其他學者改良,如佐久間象山。
日本首部電力學著作《阿蘭陀始制エレキテル究理原》由橋本宗吉寫成,並於1811年出版。書中記載了許多電力學的知識,如發電裝置、人體的導電性,及1750年富蘭克林有關閃電的實驗。

蘭學學校

江戶:大槻玄澤的芝蘭堂
大坂:緒方洪庵的適塾
長崎:菲利普·弗朗茲·凡·西博爾德的鳴滝塾
佐倉:佐藤泰然的順天堂
 
參見

杉田玄白
緒方洪庵
蘭學文庫
國學 (日本)
漢學
中國學
南蠻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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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長: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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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反中
2007年中國醫院行業分析及投資諮詢報告(共四卷)
內容簡介: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人們越來越重視自身的健康,醫療服務消費早已突破了“有病求醫”的觀念,醫療消費動機表現出多層次、多樣化的特點,美容、 整形、康復服務正在悄然走俏,健康諮詢、家庭保健等方面的潛在需求不斷增長,以及保健品市場的一再升溫、特需服務的產生等現象為醫院開拓出了更多的市場。
   2005年末,全國衛生機構總數29.9萬個,比上年增加1457個。全國註冊醫療機構(不含村衛生室)29.0萬個,其中:非營利性醫療機構13.2萬 個,營利性醫療機構15.6萬個。醫療機構中:醫院18703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1.7萬個,農村鄉鎮衛生院4.1萬個。
   2006年全國衛生機構總數達30萬個,其中醫院1.9萬個,醫療機構床位總數達343萬張。相關醫療衛生從業人員也比2005年增加6萬人,達到549 萬人的新高,這既意味著每千人口中衛生技術人員有3.52人。2006年全國醫療機構診療人次達23.5億人次,比2005年總量增加0.5億人次。病床 使用率為72.3%,提高2.0個百分點。而相對于診療醫師,綜合醫院醫生人均日擔負診療人次為5.4人次,醫生人均日擔負住院床日為1.7床日。
   我國私營、中外合資合作、股份制等醫院數量約占全國醫院總數的10%,為1500多家,數量偏少,難以滿足大眾多層次、多樣化的醫療保健需求。國家將進一 步採取有效的鼓勵政策,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在宏觀層面上形成政府舉辦的公立醫院、民營醫院、私立醫院、股份制醫院等多種所有制醫院並 存,公平有序競爭的醫療服務格局。
   我國醫院建設也以很快的速度發展。隨著我國醫療改革的深入,與醫療市場的對外開放。我國將掀起醫院投資的熱潮。中國醫療市場作為世界最大的潛在醫療市場,給民營醫院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市場空間。
   本報告共有十八章,首先介紹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接著對我國醫院行業的發展進行了分析,然後對公立醫院、民營醫院、專科醫院、外資醫院、女子醫院、 整形美容醫療進行了細緻的透析,隨後對醫院的經營與管理、醫療體制的改革做了概述,並對重要企業進行了描述,還對醫院的市場行銷、醫院資訊化和醫療器械及 醫療廣告進行了專門分析,最後對醫院的競爭格局及醫院的投資進行了分析,還對醫院的發展前景做了科學的預測。您若想對醫院有個系統的瞭解或者想投資醫院, 本報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報告目錄
第一章 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及概述
……………
http://www.ocn.com.cn/reports/2006069yiyuan.htm

台資醫院登陸 瞄準白領客層【經濟日報╱黃依歆07.12.14

台資醫院搶進大陸市場,敏盛醫院、秀傳醫療體系、聯新國際醫療集團都以台商及當地白領為目標客群。
聯新國際醫療集團搶在2002年開設第一家台商醫院上海辰新醫院後,今年每月門診人次為4,000人。
聯新集團客服企劃部主任盧昭文表示,門診量已較去年成長一倍。上海並未開放外資醫院加入醫療保險,辰新醫院導向完全自費市場,目前已有五成大陸台商認識辰新醫院,在辰新客戶中,七成是台商,二成為外籍人士,辰新醫院的「骨科康復科」由於有澳籍醫師進駐,帶動歐美客源。
盧昭文觀察,台商單獨就醫已有改變趨勢,愈來愈多台商帶著家屬前來就診。
秀傳醫療體系2005年在寧波成立雷射眼科中心,秀傳國際事務部主任陳柏同說,專科醫院最單純,成本較低,投資約台幣2,000萬元,綜合醫院至少需投資15億元。在大陸看專科門診較台灣昂貴,專科醫院容易探測市場,且與保險脫鉤,專攻M型頂層客戶。秀傳寧波眼科診所已達損益平衡,但也無太大賺頭。
桃園敏盛醫院的投資模式較為特殊,不以設立實體據點為模式。2006年7月以醫療控股公司與旺旺集團結合,提供長沙旺旺醫院管理、技術與人力。敏盛醫院執行長楊弘仁說,敏盛醫控公司以與集團策略結盟方式,引進國際資金,朝美國大型連鎖醫院方式推進。
敏盛與旺旺長沙、香港港安醫院以人員互派交流方式觀摩適應,為期二周到一個月

器官移植 台灣人列中國公民【聯合報06-08-16華英惠/北京報導】

中國衛生部對台灣人到大陸進行器官移植,也搞「統戰」。衛生部於2007年7月3日發布「有關境外人員申請人體器官移植問題通知」,把台灣及港澳民眾列為「中國公民」。

「通知」特別強調:大陸人體器官移植,優先滿足中國公民(包括香港、澳門、台灣永久性居民)需要;在移植前,醫療機構須向所在省級衛生行政部門報告。

對外國人規定就嚴格些,不得為以旅遊名義到大陸的外國民眾實施器官移植。

境外移植器官 台灣禁醫師媒介【聯合晚報/記者李樹人/台北報導】

衛生署統計發現,2005年國人至大陸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數高達450人,其中以換腎人數最多,接近300人。因此衛生署於2006年8月16日公布了器官移植規範,醫事人員不得涉及境外器官移植仲介,醫師不能再介紹病患至大陸就醫。

截至2006年7月31日為止,國內約有6,900名正等待器官移植的器官衰竭病患,心臟為174人,肝臟為622人,肺臟為49人,亟需換腎的病患最多,高達6,178人。

全台有將近7,000人等待器官移植,但事實上,每年可以幸運接受移植的人卻僅有570人,兩者比率懸殊。為了生存,部分經濟能力許可的病患只好設法透過各種管道至大陸及其他國家進行器官移植。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之弟、鴻準精密董事長郭台成,因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遠赴大陸北京接受骨髓移植,就引起國內醫界、政商界矚目關切。

為避免醫事人員違背醫學倫理,非法仲介境外器官移植,衛生署醫學倫理委員會日前通過了最新器官移植規範,今天正式公布,明訂四條規定,如果醫師涉及其中行為,將移送懲戒。

這四條規範包括,不得直接聯絡境外器官移植機構,並仲介病人至該境外機構接受器官移植;也不得親自帶病人赴境外進行器官移植並收取酬勞。

其中最重要的條款如下,不論有無收取費用,醫事人員不得介紹病人至「當地法令未禁止器官買賣或仲介、器官來源未公開透明、且國際輿論明確公開抨擊違反人權或違悖醫學倫理情事的國家或地區」接受器官移植。條文中雖未指明哪些國家地區,但一般認為,衛生署所指就是中國大陸。

該條款明顯指出,以後國內醫師不得再介紹病人至中國大陸進行器官移植,依據醫事法,情節輕者將被警告,嚴重者可能面臨醫師執照被廢止的情況。

除此之外,衛生署也將與健保局密切合作,一旦發現境外接受器官移植手術回國接受後續治療者,例如突然服用抗排斥藥物,特約醫療機構就必須說明,而健保局也會加強審查給付內容。

無心插柳──近代日本醫學對台灣醫學的影響

‧歷史月刊 2007/12/19在傳教士醫療期的30年,把台灣從原始瘴癘、巫術漢醫的環境一下子提升到現代醫學的起始。其間,一般民眾瞭解醫療真的可以用藥丸手術解除人的病痛,而傳教士醫療給人的印象,更是在人間傳愛。【文/江漢聲(作者為輔仁大學醫學院院長)】

如果要問,現今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醫療在基本面有什麼不同?除了社會經濟的影響之外,最主要的是發展過程不同。中國大陸是典型中國醫學(漢醫)的脈承,受現代醫學的洗禮不深;而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還又回到「打倒西醫」的情況。台灣醫學根據杜聰明先生在1959年發表的〈台灣醫學教育發展史〉分成五期:
1. 原始醫學期:1544年以前
2. 瘧疾流行期:1544年至1865年
3. 傳教士醫療期:1865年至1895年
4. 日據時期:1895年至1945年
5. 中華民國醫藥期:1945年起
在傳教士醫療期的30年,把台灣從原始瘴癘、巫術漢醫的環境一下子提升到現代醫學的起始。其間,一般民眾瞭解醫療真的可以用藥丸手術解除人的病痛,而傳教士醫療給人的印象,更是在人間傳愛。
在之後的50年,經過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對台灣人民而言,原來是殘暴高壓的政治迫害,但另一方面來說,也帶進台灣日本明治維新後所得到的西方醫療和科學精神,使台灣在二十世紀開始醫療能快速地現代化,台灣人也透過習醫的機會,培養出現代思維的醫師,中國大陸就沒這麼的機會。所以到今天來看,大陸醫生的氣質和大陸的醫療一樣,技術再先進,未經過醫學文明的洗禮,仍然缺乏現代醫學觀,也是他們目前正努力在脫胎換骨的一個原因。所以,台灣能在短短的一個世紀,從瘴癘之地到現代醫療文明,日本醫學的影響功不可沒;這和中國大陸可做很好的對照。而二十世紀東方的強國日本,在醫學史上又如何從漢醫的附庸到全面西化,轉而領先中國,甚至影響到被它殖民的台灣社會,是值得我們去探索的。
傳統的日本醫學──漢醫的附庸
事實上,日本醫學一直要到十六世紀才脫離中國醫學的影響,就如日本傳統的文化,總有中國的影子,從秦始皇派徐福上海求仙藥,所帶二百童男童女中,就有醫人的技匠,從漢代乃至三國的吳人,都有藥石傳入中國、醫書帶至日本的記載。但實際大幅交流的是在中國的唐朝,日本在七世紀中葉的大化革新後就開始吸收隋唐的文化,就如日本目前保留唐裝等許多唐代文化一樣,日本丹波康賴所著《醫心方》30卷,主要是根據隋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並引用隋唐醫書204部,其中有上人鑑真由中國帶去日本或在日本鑑定的許多醫藥;康賴的曾孫丹波雅忠著《醫畧抄》是急救處置的書,他們甚至保留許多後來中國失傳的資料。
日本自第50代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開始,到第81代候鳥羽天皇建久八年源賴朝開創鐮倉幕府為止,稱之為平安時代(794~1197年),也是停止再遣使唐朝,要脫離唐朝文化,創立獨特日本風格的「國風文化」。而五、六世紀就傳入日本的佛教在這四百年間更為盛行,和隋唐文化、日本固有歷史文化揉合。就醫療而言,佛教在醫療的特色是以祈禱來療病,這段時間,陰陽五行也併存於日本。公元八世紀起,開始正式置大學,教習中國本草,醍醐天皇時太醫博士編撰日本最初本草學《本草和名》共一千多種;用漢藥來補充和名。宋明兩代,或是遣使來中國,或是將中國的醫方加入日本原有的醫方,日本醫界以中國醫術馬首是瞻,可說是中國漢醫的附庸。
到了十六世紀,也就是德川幕府時代,葡萄牙人最早登上了日本人的土地。天主教會中的耶穌傳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在1541年從里斯本到葡屬印度;再到麻六甲,遇到一位日本人安治郎,就在1549年和他一齊到日本鹿兒島開始傳教;後來受佛教徒的迫害,轉到平戶、山口傳教,並在山口建立第一座基督教堂,日本人稱之為「南蠻寺」。隨後就有各派西方傳教士前來,他們以慈善事業來收攬人心,創建癩病院(即痲瘋病院)收容當時醫生最不願診治的癩病患者,也設立貧民病院、孤兒院、養老院;並且向上流社會展示了西方的醫療,稱之為「南蠻流的治療」,治癒許多患者,也打入了上流社會,甚至日本有些大名(諸侯)都信奉天主教,相傳到了1596年,日本到處都有教堂,信眾也近百萬。
當政的豐臣秀吉原本也支持獎勵,然而1587年他以政治的理由開始第一道禁教令,更因1595年發生了聖菲力浦事件,知道教士們是想藉傳教來開拓殖民地,就全面禁止基督教,將傳教士一概逐出、毀掉教堂。1633、1634、1635、1639年五次頒佈「鎖國令」,連對外貿易也中止了。1636年德川家康封閉平安港,只准許與耶穌會無關、信仰新教並從中挑撥日葡關係的荷蘭人在長崎從事貿易,連洋書都不得輸入,一直到一百年後德川家治才開始翻譯荷蘭醫書。和「鎖國政策」一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是雍正乾隆禁教,就是東方強國排斥西方殖民文化的「侵略」。可是後來一般民眾卻普遍認知西方的進步,而「強國」又逐漸式微、不堪西方軍隊船堅砲利的一擊,在十九世紀中之後,中日兩國都有覺醒和改進,中國稱之為「自強運動」,日本則是這徹底改造的「明治維新運動」。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醫學
明治維新開始於1868年,是1853年美國培里率領的四艘船艦乘黑來到日本江戶港要求通商的所謂「黑船來航」之後15年。日本被迫放棄鎖國政策後開始痛定思痛;從政治上的廢籓置縣到憲法制訂,內政上除了繁榮各業外,也建立警察制度以嚴厲統治,並在1871年底起陸續出使歐美,一批批送出各個領域的留學生。「明治維新」對日本的改造是全面性的,不只是政府努力的擴充軍備,而且民眾也有相當程度的覺醒,尤其是各領域的知識分子,能徹底改變過去的想法,挑戰教科書;在政府支持下放洋深造,而且是認真學習,學習到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精髓,回國後影響日本本土的學風,所以很快就形成改革的風氣。就醫學而言,1875年日本就開始用日文來教授醫學,四、五年後就有畢業生,其中優秀者赴德國留學,我們知道十九世紀中之後,西洋醫學研究的重心以「病原」為主,也就是先從發現病原來治療和遏止傳染病。這時候,已經有幾位相當傑出的日本人參與這些研究,並達到國際頂尖的程度,以他們的崛起歷程,就可以說明「明治維新」一開始的立即效應。
北里柴三郎出生在幕府末期的1853年,在明治維新時長大進入九州的熊本醫學院,當時,九州有很多荷蘭醫師,他追隨了荷蘭醫師學中世紀的荷蘭醫學,其中他對解剖學的東西有興趣而已,其他令他失望;而巴斯德的「凡病皆有病原說」吸引了他,使他想去當時執醫學牛耳的德國學習病理細菌學,於是他轉到當時最容易出國深造的東京大學醫學院。而在東京大學他的前輩老師,細菌學教授緒方正規也正是明治維新後第一批去德國,追隨大師柯霍做研究的留學生,回到日本也發表了「腳氣病病原菌說」(後來被北里柴三郎指出錯誤,北里因而和日本醫學界交惡),於是北里就在他推薦之下也來到德國,更成了柯霍的得意門生。
北里在陸福萊爾研究室工作了八年,和他一起工作的都是赫赫有名的教授像貝林、埃爾利希,都是後來的諾貝爾得獎者。北里在這環境下,以他不懈努力的精神,立刻就有很大的發現,他很聰明地想到破傷風可能不喜歡空氣,於是第一個在小鼠身上培養出破傷風菌,使柯霍讚賞不已。然後他再以破傷風毒素致死劑量做稀釋,使小鼠獲得對破傷風的免疫。這種免疫療法被他的同事貝林拿去運用於白喉,因而製作白喉血清,使貝林成為第一屆諾貝爾醫學獎得主;這使得學界譁然,北里不但啟發了貝林,也是貝林白喉血清的合作者,第一屆諾貝爾醫學獎不能給日本人,也許是歐洲人的面子問題吧!這時北里已回到日本,包括柯霍在內的許多歐洲科學家都希望他再回歐洲,然而北里堅持留在日本,雖然日本學界因為他曾攻擊緒方老師而排斥他,然而他卻在1894年,由福澤諭吉的資助下,創設和柯霍的柏林大學傳染病研究所一樣環境的日本第一家傳染病研究所。
說起福澤諭吉,其實是明治維新思想界的泰斗,1885年在他自己主辦的《時事新報》發表「脫亞論」,首次表明日本必須脫離亞洲傳統的包袱,全面歐美化,在不同階層的日本人中得到呼應,於是「脫亞入歐」的方針在日本積極展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移植運動。對醫學影響最深的應該是教育,明治十九年(1886年)「學校令」頒佈後,教育的重點在使國家成為軍國主義化,本來明治十年只有東京大學,分設法、理、醫、文四學院,明治十九年合併工部大學改稱帝國大學,而明治三十年又成立京都帝國大學;這兩所大學是亞洲最具歷史、也是目前能在世界大學占一席之地的大學。而福澤諭吉本人也投入私人高等學校的教育,他在1858年創慶應義塾,後來成了日本最早的私立慶應大學,使日本能有公私立大學的併行發展;協助北里創設傳染病研究所,就是在這種全面歐化、私人興學的理念下促成的。
北里柴三郎不但學術成就高,同時也影響了日後的日本醫學,他的研究所馬上成為日本優秀年輕人的志向,研究的水準凌駕排斥他的帝大醫學院。像志賀潔發現了志賀菌(Shigella,1897年)是每個學醫的人都朗朗上口的,北島多一確立了藥草的血清療法、秦佐八郎開發了磺胺藥物606,這些研究所馳名世界之後,1906年日本政府也投資擴建成了兩萬坪的國立傳染病研究所,與德國柯霍研究所、法國巴斯德研究所鼎足成為世界三大研究所。而北里繼續和福澤合作;在福澤的慶應義塾大學成立了醫學院,北里擔任慶應大學第一位醫學院院長八年,使慶應大學醫學院成為在日本可和東京帝大醫學院相提並論的私立醫學院,這就是一位明治維新時代日本醫學生從挑戰傳統、出國學習、回來改造日本醫學的實例。其中,日本政府的配合、資本家的眼光,都是使日本醫學能在本土生根、蓬勃發展的主因。
北里柴三郎之後,在病原的研究上,二十世紀初日本又出了野口英世這麼個國際頂尖級的人物,他在1898年也進入北里柴三郎的傳染病研究所做助手,然後留學歐美,從1904年起在美國洛克斐勒醫學研究所研究,他的貢獻包括發展出蛇毒的血清療法(1909年),並且在神經性梅毒病人的腦中發現了螺旋體,而且最先以兔子睪丸的組織培養出梅毒螺旋菌,對以後梅毒的藥物試驗功不可沒。
野口英世最後醉心於黃熱病的研究,穿梭於中南美的厄瓜多爾、非洲的阿克拉,1928年以51歲的英年在非洲死於自己研究的黃熱病。野口雖然也沒有得諾貝爾獎,然而他研究的精神和毅力,以及身先士卒進入蠻荒,都代表日本人在當時醫學研究上已經和歐美並駕齊驅,也可以看出明治維新後短短幾十年,日本在醫學上不但超越停留在傳統漢醫的中國,而且從根本的思想觀念、制度作法、工作精神上全盤現代化,研究的表現和成就只是現代化結果的其中之一而已;其他還要包括醫療水準、公共衛生。這些,在甲午戰爭、打敗中國之後,日本人統治台灣,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印證了他們如何深入瞭解現代醫學、運用現代醫學來造福人群。
日治時代的台灣醫學
1895年5月(明治二十八年)日本人開始占領台灣,並和台灣抗日分子作戰,共派出軍隊7萬6千餘人,傷亡不過千餘人;病死就近5千人,回日本就醫兩萬多人,留在台灣病院5千多人。因病死亡是戰死者的40倍,日本人見識到台灣惡劣衛生環境和自古瘴癘等「天然屏障」,一度想放棄台灣轉賣法國,後來以南進政策決心保留,並積極部署統治模式。除了高壓統治之外,現代化的醫療防疫成了未來的決策,於是在入台北城後一個月,就在台北大稻埕千秋街設立大日本台灣病院(後改名台北醫院),為今天台大醫院的前身,並派醫生、藥師、護士來台開始診療。隔年4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和海軍大臣一起來台勘查台灣衛生狀況,並由台灣總督府所聘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為衛生顧問,開始整頓台灣的衛生環境,包括人口普查、建立衛生行政體系,並從醫學教育、醫學研究紮根,確實改善公共衛生、健全防疫措施、做好傳染病防治,對台灣固有的熱帶病、毒蛇咬傷、鴉片煙害等做重點的根除。
1897年台北醫院院長山口秀高(1866~1916)創設台灣人醫師養成所,並在病院附近租借民房,開始講習,是日本在台醫學教育的肇基。1899年正成立台灣總督府醫學院,在台北公園劃一校地,1902年招生授課,是為台大醫學院的開始。其後的堀內次雄(1873~1955),更為台灣醫學教育貢獻了半個世紀。1896年來台的堀內,曾在1906年留德學習熱帶病細菌學,在1920年代任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校長。他推薦了台灣人杜聰明於1915年去日本京都帝大習醫,杜聰明先生在1922年12月拿到醫學博士學位,號次是明治維新以來第995號醫學博士,卻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授與外國人的醫學博士,也是開台台灣人的第一號博士。
之後,台灣人不僅在台灣可以受到現代醫學教育,有能力者,更可以渡洋到日本攻讀醫學博士,這也是日本人在台灣醫學教育和醫學研究紮根的做法。杜聰明博士承襲的是二十世紀初日本醫學研究的精神,回到台灣之後,不但就台灣重點問題的熱帶病、鴉片、蛇毒以及中藥開發,帶動了研究;他也承繼了日本人成為台大醫學院的院長,並南下創立了高雄醫學院,可說是台灣人貢獻於台灣醫學教育的第一號人物,也正是日本醫學薪火相傳於台灣的接棒人。直到今天,以台大醫學院為主的體系包括高雄醫學院、臺北醫學院等等,可說是德日醫學的一脈相傳,成為早先台灣醫療系統的主流;而台灣光復之後,美國醫學系統才逐漸加深對台灣醫學的影響力,也混雜形成如今台灣醫學的一個特色。
從醫學研究出發,日本人1904年就在台灣醫學會以發現台灣16種瘧蚊做瘧疾專題討論,堀內次雄最先驗出副傷寒B菌,總督府衛生課最後將傷寒菌分成十二型,對鼠疫、赤痢、寄生蟲也都有相當的研究。防疫措施也同時進行,1896年堀內在安平的類似鼠疫患者血中發現鼠疫菌,日本當局大為緊張,從東京帝大派遣多位教授來台研究鼠疫,其中包括北里柴三郎的老師緒方正規。他確認老鼠身上的跳蚤是媒介,就建議大規模滅鼠,利用保甲制度令居民捕鼠並予獎勵;疑傳染病亡者需葬一丈深,發生鼠疫之家貼黃紙條,大流行時甚至全村燒毀;船舶有疑似傳染者舉黃旗、停港外,調查顯示來源是廈門,更嚴格港口檢疫,到1917年,鼠疫自台灣絕跡。至於瘧疾,1896年首聘英國技師為顧問,做公共衛生的設計,1913年公布瘧疾防止規則,全面撲滅蚊蟲,流行區居民全面採血,帶原者服藥,填埋池沼、設排水溝等等,可是未全面撲滅瘧疾,這工作要到光復後,才由台灣公共衛生專家接手,在1965年克竟全功。
當日本初占領台灣時,台灣和當時中國一樣,民眾深受鴉片上癮之害。日本統治台灣,一方面要改善民眾健康,一方面日人又要販賣鴉片圖利,可說是相當矛盾,於是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提出「鴉片政策」,也因此制訂「公醫」制度。所謂「公醫」就是政府醫生,在指定地方開業,負責傳染病的防治和所有公共衛生相關事務,包括診斷鴉片癮者,給予「吸食許可」,如此一來,吸食者不減反增,到1900年有17萬人左右。此後,台灣人民開始自覺,民間有戒煙團體,也在抗日活動中積極向國際組織控告日人販賣鴉片;杜聰明博士1921年向總督府提出〈鴉片癮者矯正治療醫院設置建議書〉,儘管日人仍賣鴉片,保持歲收,但日本政府還是同意成立「台北更生院」為戒煙所,並在1929年宣布施行新鴉片令,禁絕鴉片,當年特准吸食者尚有兩萬五千人。1930年杜聰明任台北更生院院長,可收容150人;而各官營醫院戒煙科共可收容425人,戒煙方法採用藥物,由更生院特別研製,此後吸食人口逐年下降。杜聰明還將鴉片中毒者統計和戒煙實驗成績由日本外務省提到國際聯盟報告,得到國際上的重視,在台灣光復前,已剩下相當少的鴉片吸食上癮者,可說是成績斐然。
在完善的衛生和防疫政策施行下,台灣的生活環境完全改觀了,而健全的醫學教育制度下每年培育台灣本土的醫生使民間醫療水準逐步提升,到日本統治結束時一共培養了1888名台灣醫師,其中212人繼續深造得到醫學博士。醫療水準的提升,最快反映到該地區人口的成長,日本在明治維新後50年,人口從3500萬增加成5600萬,而台灣人口從1895年的250萬人到1945年的600萬人,增加超過兩倍以上。而醫師人力維持在每二千人口有一位醫師,人口死亡率從1906年的千分之33.4降到1945年的千分之1.58,可充分印證日本用他們現代醫學的觀念和技術,成功改造了台灣。
從中日醫學的比較看台灣醫學的將來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基本上是為自己的利益,高壓殘暴對待台灣人民也是事實,日本人宣稱只用警察和醫生就可以達成他們的目的,五十年間真的做到了。可見現代醫學可以在一塊土地上長治久安,讓這塊土地上的人忘記異族侵略者不公平的對待。日本統治者不值得台灣人懷念,然而他們無心插柳的醫學建設卻為今天台灣醫療打下美好的基礎;反觀同時間的中國,不僅變法革新不成功,在綿延的戰亂中醫學一直停留在搖擺不定的政策裡,不良的衛生環境、落後的醫療使廣大的群眾更加受苦受難。從這觀點來看,台灣人民是幸運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在光復時不能接受來自中國的落後,事實上二二八事件前後又發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疫情,表示不同社會水準的混雜下會改變原本的衛生環境。
明治維新被視為中弱日強的明顯分界點,醫學和其他的科學發展也是,就醫學而言為什麼日本要較中國更容易接受西方醫學、放棄做為漢醫的附庸呢?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國固守傳統的包袱,很難接受放棄根本、做全然的改造。西方在文藝復興後才丟掉「體液論」、讓醫學和哲學分家,中國的陰陽五行卻一直依附在固有文化中,和儒道一樣為正統,改革只能去考慮「中醫為體、西醫為用」,直到今天海峽兩岸都還有很多人不認同「醫學只有一種」。事實上醫學、醫學哲學、另類療法都有存在的空間,都可以做不同的運用,只是不能混為一談而已。其次,科學的改革首重精神,日本的醫學改革完全融入西方醫學求真、求實的精神,從基礎的研究做起,鍥而不捨甚至犧牲性命;在醫學教育、防疫和醫療上建立嚴謹的制度,才能立竿見影。這和日本的民族性也有關,日本和德國都有民族優越感,個人榮譽重於生命利益,雖然深具侵略性,但不利己、不投機的本質很容易全國團結一致、接受新事物、有效率來改造社會,這也是要邁向強國必有的精神。
今天,日本依然是醫學強國,雖然二十世紀初可能因種族歧視,北里、野口都無法得諾貝爾獎,1987年利根川進才以免疫的多樣性機轉為東方人得到第一座諾貝爾生理醫學獎。但是日本人頂尖的研究、高檔的論文量在醫學領域中是亞洲唯一能和歐美抗衡的。台灣,在醫學上能有更美好的未來?以我個人的看法,有些地方還是要從歷史的借鏡中來深思。首先,現代醫學的發展是要做長遠的投資,不管是大眾的醫療或基礎的研究,砸多少錢做多少事。醫療是社會福利事業,台灣醫療預算所占的國民生產毛額比例根本無法提升更好的品質,醫學研究更差得遠,而且政策短視,學界以量產論文做指標、業界以近利商品來投機,這無法生根的投資就如以往清朝添購的洋槍大砲一樣,到頭來,我們的醫學還是歐美日本的殖民市場。其次,醫學的傳承在於教育,現代醫學文明已進步到多元、人性的醫療,醫學教育在現實的環境下則更為艱苦。台灣考試掛帥的教育制度,專業職業混淆不清的高等教育,再加上公私立學校資源分配不平均,不當的政治介入,沒有人體認醫學生學費偏低的事實;能否培養一致品質的醫學醫療人才實在堪憂。最後要提的是改革進步來自於大眾一心,醫學和醫療是服務人類健康的科學和良心事業,整個社會如何看待它、如何珍惜它就會有不同層次的醫學與醫療,如果對當今的醫學醫療不滿意,那麼就必須拋棄本位主義,同心協力來改善,這須要全民的教育和共識,然而這種精神的改造,在台灣是相當困難的。
結語
二十世紀日本醫學的興起凸顯了中國醫學在守舊中落伍,也同時帶領台灣醫學進入現代化,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現代的醫學醫療可以快速改變人們的生活環境,雖然被征服者用來做為統治的手段,但也實在造福這塊土地上的居民。今天身受其利的我們,要如何去體認其中的訣竅、進而做為台灣醫學和醫療更上層樓、提升發展的借鏡,可能要有更高的智慧了。
2007-12-27 08:29:31
阿楨
日本的孤島心態 2013-05-04 中國時報 俞力工/世新大學副教授

 日本首相安倍最近在國會談及前首相村山富市對朝鮮的殖民統治正式道歉時說:「關於侵略的定義,不管是學術界還是國際上都尚無定論。其定義會因各國所處的立場而有所不同。」
 日本自十九世紀參與列強的「國際空間爭奪戰」以來,與其他強權之間的孰是孰非的確可有不同定義與立場。然而對那場悲劇中的受侵略國,即韓國與中國而言,就只可能存在一種定義與立場,反之,便是十足的荒誕不經。
 安倍頻頻表示要修正過去若干領導人對戰爭罪責所表示的歉意,如此態度,不啻說明日本戰敗後儘管個別領導人曾對受害國表示歉意,但由於其歷屆政府並沒有採取像德國一樣的反法西斯教育,因此其賠禮行動至多可理解為毫無誠意的外交辭令,也因此隨時可讓右派政客修飾或推翻。

 日本始終把自己扮演為戰爭的受害者,從不對加害於人的行徑做深刻檢討,因此便一貫把外國加諸的司法追究當作「戰勝者的審判」。
 日本自明治時代起,為表示對陣亡將士的尊敬與關懷特設招魂社,後改名靖國神社。一九七八年把甲級戰犯納入招魂對象。積極參拜者認為日本具有對亡靈一視同仁、一概緬懷的文化特點,因此才不避諱將所有陣亡將士納入靖國神社。問題在該場遲至一九七八年才把甲級戰犯納入其中,無異自承:這種「文化」並非沒有顧慮與爭議。
 日本並非世上唯一的孤島,而是處於一系列受害國的環抱中,因此便不得無視他國的文化與感情。
 一言以蔽之,日本儘管早已成為國際貿易大國,但政治上還沒擺脫「孤島的自閉心態」,他像個背道而馳、「駕鬼車」的騎士,始終堅信自己無辜,而所有迎面來者都是「開錯道」的罪人。
2013-05-04 10:31:41
版主回應
憲法紀念日 逾半日本民眾反對修憲 潑安倍冷水 鉅亨網 2013-05-03

5月3日是日本憲法紀念日,然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卻趕在這一天到來之際不斷「秀強硬」,為修憲擴軍「鋪路」。不過,最新的日本民調顯示,半數多日本民眾反對修憲,給安倍政權潑了冷水。有分析稱,安倍的修憲計劃已變得本末倒置。
  香港文匯網援引《據環球時報》報導,在中東訪問的安倍1日表示,將爭取在夏季的參議院選舉中贏得修改憲法所需的「2/3議席,自民黨也將在競選綱領中提出修改憲法第96條以放寬修憲提案條件,展示了要把修憲問題作為參院選舉焦點的姿態。安倍強調,不必就修憲問題向中韓兩國做出解釋。日本媒體分析說,日本憲法第9條規定日本放棄戰爭權。安倍欲分兩步實現修改憲法第9條:先修改容易獲得日本維新會等部分在野黨贊成的憲法第96條,以放寬修憲提案條件,進而按照自民黨提出的修憲草案修改憲法第9條等。
  共同社公佈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46.3%的受訪者反對將修憲提案條件從眾參兩院2/3以上贊成放寬至過半數,高於抱支持態度的42.7%。而《朝日新聞》同一天公佈的民意調查顯示,對於自民黨「修改憲法第96條」的主張,「反對」意見達54%,超過了「贊成」意見的38%。而關於規定「放棄戰爭」的憲法第9條,有52%的受訪者認為「不應改變」,超過認為「應該改變」的39%。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公明黨3日將公佈憲法紀念日宣傳草案,明確對先行修改第96條表示反對。5月1日,東京約4.2萬人參加了在代代木公園舉行的日本全國工會總聯合會的集會,反對修憲。
  日本中央大學名譽教授伊籐成彥表示,一旦改變第9條規定,日本極有可能再度走上侵略亞洲國家的老路。
  安倍否認歷史的言行不僅遭到中朝韓等鄰國的強烈批判,歐美主流媒體也紛紛批判安倍的歷史認識。

外媒:安倍喊天皇萬歲引公憤 2013-5-2 香港《南華早報》

中央電視臺說,天皇萬歲是二戰時期日軍官兵經常喊的口號,而戰後政府高官這樣做極不尋常。央視援引日本國內對安倍這一行為的批評,指責安倍為自己的民族主義意圖劫持天皇。
【韓國《朝鮮日報》網站5月2日報道】 題:安倍高喊日皇萬歲惹怒衝繩民眾
《東京新聞》1日報道說,安倍高喊“天皇萬歲”激起了衝繩居民對戰爭的噩夢般回憶。衝繩居民憤怒的原因在于,天皇陛下萬歲”的嘁聲讓人想起了衝繩人在二戰時期集體自殺的噩夢。據悉,當年美軍登陸衝繩時,1000多名當地居民高喊著天皇陛下萬歲集體自殺。經歷過集體自殺事件的衝繩居民表示:“實際上是日軍強逼衝繩人集體自殺。日本極右派則主張:自殺是自發行為,是展示了日本人崇高精神的值得自豪的壯舉。衝繩是二戰中日本領土上唯一發生地面戰爭的地區,民間死傷者超過10萬人。

安倍走險路 在美破功 【聯合報/李明/政大外交系教授2013.05.04

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四月廿九日於華府,與美國國防部長海格會晤。海格表示「美國承認釣魚台正由日本管轄,釣魚台屬於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範圍」,希望「爭議必須透過和平方式,由當事者透過協商解決」,但他也表示「美國對於釣魚台列嶼主權的最終歸屬不持特定立場。」
小野寺當然知曉海格言談的含意,等於正告日本,美國並不承認日本對釣魚台現狀的改變,也不支持日本擁有釣魚台主權的說法。或許美國認知到中共領導人已多次論及「釣魚島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為避免挑動中共的敏感神經,且不願捲入中日為釣魚台的爭鬥,再者是壓制日本繼續挑釁或採取冒進政策。

網友議 安倍講話蒲亭當眾玩筆2013-05-03 中央社

香港媒體今天披露,中國大陸網路論壇熱烈討論,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日前在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共同會見記者時,當眾玩筆的情境。

救經濟學安倍? 江揆反對、馬也保留【聯合晚報2013.05.01

有無可能仿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安倍經濟學」去操作匯率,以提振經濟,行政院江宜樺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不同意操縱匯率幫助出口,大多數閣員也都不贊成,他請教過一些經濟學者,也都表示安倍經濟學應再觀察一段時間。他說:「我們有自己的問題,自己的解方,不能照抄人家」。 他也認為,不宜輕易動不動就發消費券。「把通膨搞到3%以上 一定被罵死」
馬英九說,台灣經濟復甦很慢,但相對之下,日本比較需要那樣的措施,因為日本經濟長期零利率、零成長,有時通貨還緊縮,有時看到通貨膨脹還會高興。可是日本最近為了關閉核能電廠,進口大量天然氣,貿易已出現過去少見的逆差,各國也正在觀察日本要怎麼處理因應。他說,每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台灣也不能學韓國,馬英九強調:「這點問我們的央行總裁彭准南最清楚!」

詳參【圖博館】:保釣再起? 日本拘謹魅力 別再韓國行台灣不行了
2013-05-04 10:34:22
阿楨
日和平癡呆政客的驚世史觀【聯合報╱陳永峰/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2013.05.24

日本政治人物的常識,確實不是世界的常識。日本維新會共同黨魁、大阪市長橋下徹近來有關慰安婦以及駐日美軍問題的發言,讓日本政治人物的歷史觀,再度令世人咋舌。
不久前首相安倍晉三的發言,也如出一轍,如「謝罪不等於承認歷史責任」、「為侵略與殖民地統治道歉的村山談話必須改寫」、「侵略的定義未明,學界還在討論」等。
只是一九六九年出生的橋下徹,直接卯上了美國難以退轉的宗教價值以及性別人權,除了暴露其個人國際感覺的遲鈍外,更說明了日本新一代政治人物,長期處於和平狀態下隨之而來的「和平癡呆」,以及日本社會看似文明,但是明顯乖離於普世價值之外的前現代性。
當然,橋下和安倍都是說給日本人聽的,他們的話也只有日人聽得懂。只是代價太大,身為A級戰犯直系後代的東鄉和彥(京都產業大學世界問題研究所長),早已提出警告。去年以來,東鄉更在各類媒體數度呼籲,日本政府應該正視慰安婦等歷史問題,否則難保不成為「美日」關係的火種。
歷史學家阿部謹也曾指出,日本人只能活在自己的生活圈(日本人謂之「世間」)當中,所以日本歷史對於日本人而言並非「自己」的歷史。也就是說,日本人看自己的歷史,猶如他者的歷史,所以永遠只能站在歷史之外遙望歷史,像看戲一般地看著歷史事件在歷史舞台上流轉,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戲劇裡的一部分。
日人對於歷史的距離感與疏外感,確實很難讓日人進入歷史之內,面對歷史事實。村上春樹的新書《無色多崎造的巡禮之年》,暗示同時也批判了此一日本人的特殊性格。村上直言:「記憶可以隱藏,但是歷史無法改變」。
我們可以認為,橋下徹和安倍晉三的發言,都是為了七月的參議院選舉;但是沒辦法進入歷史,當然就沒辦法走出歷史。日本人的無原則與無思想,結合了日本人的合理主義與實用主義,這讓日本的現代化得以完美達成。
但是就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聯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聯德一樣,老是把「力」及「利」的考量,放在一切之上的話,日本民族性的失敗,必將再來。
故京大教授高坂正堯曾說:「日本政黨政治為勝選,不管是外交或國家基本原則,盡皆可以輕鬆地作為政爭的工具。」他要說的當然是,日本的「無原則」與「無思想」,即是日本歷史反覆失敗的原因。
2013-05-24 11:59:47
版主回應
《神劍闖江湖》如詩如畫的雨中試刀 文:普蘭可

  《神劍闖江湖》漫畫的篇幅很長,大體上分為「東京篇」、「京都篇」(以反派志志雄真實為中心,又稱志志雄篇),以及「人誅篇」。
  日本連載少年漫畫的通病,新人新作品開始連載時,往往沒有長期規劃,而是單元劇的型態,算是「試水溫」吧,《神劍闖江湖》的「東京篇」就是單元劇性質的。漫畫到了「東京篇」末尾,才有比較有規劃的劇情出現,的《神劍闖江湖》電影主要取用的正是這個部分......
  電影中的外印是把一堆角色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包括蒼紫(使用小太刀二刀流,電影裡只剩一刀流)、蒼紫的部下般若(全臉毀容以便易容,平時戴面具,電影變成只毀一半根本沒有意義),外印的武器(他本來是傀儡師,會拿鋼絲當武器),最離譜的是還讓他用手槍,這就算了,手槍還可以打個沒完沒了,當年的左輪手槍一次只能打六發啊,那到底是什麼離譜的手槍......
  而電影中的戌亥番神也其實和「人誅篇」中可悲又完全可略的戌亥番神沒太大關係,除了都用拳擊以外,其實電影中的角色還比較像是原本御庭番眾中的式尉,甚至跟左之助對打的段落也類似,真不知為何要硬把「人誅篇」的角色代換進來,還讓他既信天主教又吃素,加了這麼多奇怪特色,卻在片中幾乎成了免洗角色。
  漫畫在「京都篇」一開始,齋藤一先偽裝成反派出場,其實是為了測試劍心的實力,之後成為劍心打倒志志雄一黨的夥伴,電影版把他的出場提前了。
  話說這個前新選組隊長齋籐一是歷史上實際出現過的人物,維新後也真的在當警察,原本其貌不揚,但是在漫畫中,被美化250%以上,成為最帥氣的角色之一,於是電影版竟然由江口洋介飾演,有這位硬底子演員的加持,電影中齋藤一的表現相當亮眼。
  但是另一個歷史人物,卻被漫畫家和月伸宏整個大亂改,延伸到電影中也一樣,那就是剛說到的反派武田觀柳,其實名字來自於史實中的新選組戰略幹部武田觀柳齋,他原本是甲州流軍學的專家,在新選組中地位崇高,為人十分跋扈,但後來新選組改採西式訓練,他的地位一落千丈,結果心生叛變,因而遭到齋藤一等人暗殺。
  所以武田觀柳齋根本就沒活到維新以後,而且只知舊學問,當然也不可能成為大商人了。武田觀柳這個角色大概只取了武田觀柳齋的跋扈個性。
  講了老半天,都還沒說到主角劍心,和月伸宏創造這個角色的靈感是幕末的四大千人斬,分別是:河上彥齋、岡田以藏、田中新兵衛、浦啟輔。
  四大千人斬的第四人有許多不同版本,但請注意一定都是倒幕方的。至於為開創新時代而斬人這點,那根本是子虛烏有的事,電影中有拍出幕末時倒幕派在牆上掛上大大的「尊攘」,那是啥?正是倒幕派的思想中心「尊王攘夷」,所謂攘夷就是反對一切外國事物的義和團行動,完全是守舊思想,和開創新時代一點關係都沒有。
  後來歷史開了大玩笑,攘夷派的長州、薩摩因為攘夷分別在四國戰爭與薩英戰爭中被老外K個滿頭包,結果他們就把攘夷拋諸腦後,開始全盤西化,於是到片頭的鳥羽伏見之戰時,倒幕軍的現代化程度還比較高而獲勝。
  以往常會為了強調幕府是「守舊」,所以讓佐幕軍都拿著冷兵器作戰,其實幕府是率先主張開國的......這次電影還了佐幕軍一個公道,幕軍方面也一樣有火槍,只是數量比較少。
……………
  在幕末被這樣莫名其妙暗殺掉的可憐人很多,譬如後來成為首相的伊藤博文,當年也是個小殺手,當時知名的國學者塙忠宝(塙次郎)奉命研究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禮儀,結果就被當時是憤青的伊藤博文選為目標暗殺掉了,簡直不分青紅皂白,這件事連伊藤博文後來自己也覺得太離譜,大概很是自責,所以對塙次郎的兒子特別提拔,算是贖罪。
  甚至到維新後,這些「志士」們還繼續製造麻煩,維新後,攘夷志士趁英國公使到港,殺進隊伍,想殺死大使,造成英國衛隊多人死傷,攘夷志士也全部喪生,他們自認為是為大義犧牲,但是對維新政府來說他們只是無理取鬧的恐怖份子。
  也因此,這些倒幕派浪人原本歷史評價不佳,比較受到尊崇的反而是雖然打敗仗,但是在幕末一直擔任維護秩序角色的新選組,直到《神劍闖江湖》漫畫出世,幾乎完全架空歷史,把維新志士給浪漫化,才鹹魚翻身。
  回到電影,全片最值得讚賞的就是在場景上的用心,不論是一開始的雪中戰爭場面,或是最後的山林石階決戰場景,都設計的極有詩意,而運鏡也善用場景設計,營造出相當生動的鏡頭語言,如刃衛在橋上,居高臨下看著小薰的一幕,無聲之間就把雙方的強弱之別以及壓迫感帶出,劍心和齋藤一的雨中試刀,也是如詩如畫。
  但本片仍有日片一貫的缺點,大概是日劇拍習慣了,運鏡常常都太近,結果明明搭了很不錯的背景,卻經常是失焦的,混戰鏡頭也有部分拉得太近,場景和動作明明設計的很辛苦,畫面卻只見衣服飛來飛去什麼都看不清楚,相當可惜。
http://eweekly.atmovies.com.tw/Data/375/33756501/
2013-08-03 09:56:16
阿楨
日本新年號“令和”仍無法抹去中國痕跡 2019-04-01 環球網

  2019-04-01,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正式公佈日本新年號為“令和”,出自日本詩歌集《萬葉集》,成為日本歷史上首個源於日本古籍的年號。然而,《萬葉集》與中國古典文化之間卻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萬葉集》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和歌集,收錄詩歌4500餘首,其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詩經》。儘管被看作是日本古籍,《萬葉集》仍然無法抹去源于中國古典文化的影響。公開資料顯示,《萬葉集》借鑒了中國詩歌的題材、形式以及表現方法,收編了部分漢詩。值得一提的是,《萬葉集》成書時,日本尚未擁有自己的文字,全部詩歌採用漢字為注音符號記錄而成。
  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日籍教授、原日本讀賣新聞編輯委員加藤隆則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萬葉集》第五卷《梅花之歌》的原文部分,還是按照古代中文的寫法記錄下來。而且,《萬葉集》收錄了118首關於梅花的詩歌,看得出是受到了中國審美的影響。不過“和”代表“和風”,因此加藤隆則認為“令和”帶有中日融合的含義。
  日本現任明仁天皇將在4月30日“生前退位”,皇太子德仁將於5月1日即位新天皇,當日零時開始正式啟用新年號“令和”。自此,始於1989年1月的“平成”時代,僅剩1個月便將退出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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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年號未出自中國典籍 中方:我們對此不做評論
安倍回應“首次未用中國典籍”,日本網友卻在搜“令和”是啥
  回應
寫了倆漢字,然後硬說是來自日本古籍。呵呵。萬葉集那句根本是抄襲中國人的。
萬葉集 于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
歸田賦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作者,漢朝,張衡
諫蕃官仗內射生疏 時惟令月,景淑風和--作者,唐朝,薛元超
兩個人創作的時間都早于萬葉,而且當時日本仰慕唐朝文化非常嚴重,而且,以日本的緯度來講,初春是正月,驚蜇以前,日本還在下雪,哪來的氣淑風和,反倒是仲春,二月過了驚蜇,地氣動了,才會開始有氣淑風和的現象發生。

日本新年號“令和” 含著對中國老師怎樣的藐視2019-04-01 環球網

  從西元645年,大中兄皇子仿照唐朝制度,設立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年號“大化”以來,1374年時間,247個年號,出處全部來自於中國典籍。
  即使是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最想跟中國劃清界限的那些年,這個傳統也沒有變。
2019-04-02 08:03:43
阿楨
“明治”取自《易經⋅說卦傳》“聖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
  “大正”取自《易經》第十九卦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取自《書經•堯典》“百姓昭明、萬邦協和”。
  “平成”取自《古文尚書⋅大禹謨》“內平則外成也,地平則天成也”。
  也就是說,這是1300多年來,日本年號首次成功“脫中”。
  早在這次新年號的產生過程中,日本媒體就不斷放出消息,首相安倍指示周圍的人,年號出處最好來自於日本古典書籍。
  根據日本1979年頒佈的《元號法》,如果天皇退位,年號也必須改變。按照日本政府規定的年號選定程式,日本首相需要欽點數名精通中國史、中國古典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等領域的學者,讓他們提出兩到五個新年號作為候選方案。
  此次選出來的字要遵循6個條件:使用常用漢字,每個字最多12-15個筆劃,第一個字的拼音不能使“MTSH”,儘量避開民間預想的年號名稱,不要用經常作為人名的漢字,不要使用與大企業相同的名字
  備選方案出來後,經過參眾兩院的商量,最後由內閣會議決定“勝出”方案。
  正朔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年號有著特殊意義。它既是天子執政的時間單位,也是天子權威的標誌。每一次更換年號都是國家大事。年號的取捨、含義,毫無疑問包含著複雜的政治寓意和政治考量。
  作為當今世界上唯一還保留著中國古代紀年法的國家,日本顯然全盤接受,深度領會了年號和年號背後的那些東西。
  比如日本第一個年號“大化”,出自中國的《易經》:“大化流衍,生生不息,陰陽相動,萬物資生。”
  取這個年號,顯然有從頭開始,萬象更新的意思。跟大中兄皇子發動政變搞改革、向唐朝學習的意願很切合。
 再比如,後醍醐天皇在1334年改年號為“建武”,它原是東漢光武帝的年號。當時日本朝政由鐮倉幕府把持,天皇被壓制得很慘,他從儒家的“忠君愛國”思想出發,希望恢復天皇權威,推翻幕府這個“奸臣王莽”,像漢光武帝一樣,實現“中興”。
………
  那麼,日本為什麼要選現在這個時候,再次表現出它的獨立性呢?
  脫中
  實際上,在年號上擺脫中國的影響的想法,早在討論“平成”的時候就已經萌生。
2019-04-02 08:06:37
阿楨
在“平成”年號決定前,世界上還有“日本第一”的討論,內閣大臣在國會演說的時候,還會用“日本領導世界的新理念”之類的說法。再依賴中國典籍,在他們看來已經不合時宜。
  儘管日本泡沫經濟應聲破裂,但這個想法延續了下來。冷戰結束後,日本進一步開始強調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將自己的國家定位為,既不是個東洋國家,也不是個西洋國家,既不處在美國的指揮下,也不是處在中國的威懾下,而是個有自主決定權的全球性國家。
  就安倍本人來說,他是成長於戰後一代日本人的首相,對這代人來說,戰爭的責任不想再背負,戰後體制是一種束縛,不管國民還剩多少心氣,安倍認為他的使命就是讓日本重回大國地位。“令和”這個新年號,也包含了讓日本也“走進新時代”的意思。
  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個源頭。我們也都清楚,鴉片戰爭之後,日本目睹清政府的軟弱,轉向學習西歐,早已不把中國文化當做憧憬和依託的對象。
  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國內掀起華夷之辨,核心觀點就是認為,東亞文明的正統已轉向了日本,日本已經是中華。
  我們經常說,日本是個擅長學習的民族,卻忽視了它學習消化之後,反過來藐視老師的一面。
  在吸收了國外文化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轉化成自己的東西,產生所謂國風文化,再強調這個轉化過了的國體、國學、國粹。
  吸收一陣、沉澱一下、鄙視一段,時不時還要反過來搶個地主,這個過程在日本歷史上反復上演,幾乎成了日本文化心態中某種規律性的東西。
  經過這麼多年,在社會層面,對日本文化的一個源頭是中國文化這一點上,日本民眾有時候處在無意識的無知當中。
  很多人既不知道哪個年號是從中國古籍中來的,也不瞭解歷史上中日文化的淵源。對中國當下的發展,既不關心,也不瞭解,亦沒有親近感。中國文化已經變成了日本的文化,而中國是個與自己沒什麼關係的存在。
  這給我們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外部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精英和媒體層面的偏見,以及社會民眾層面的漠然無知,是中國走出去的一個障礙。
  第二,對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的淵源關係,有些人以往會陷入兩種極端:
  一種是認為日本文化都是從中國文化剽竊所得,日本文化就是盜版得不太好的中國文化。
  另一種是認為,中國文化的根已經在日本,要到日本去尋根。
  對我們來說,這兩個問題比日本年號重要。
  回應
有能耐別用漢字啊
2019-04-02 08:14:07
阿楨
日本調查:半數在日外國人曾受日本人歧視 2019-04-17 聯合報

由大學生等組成的「反種族主義信息中心(ARIC)」16日公佈一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半數的外籍留學生與勞動者中曾受到歧視,其中尤以打工場所受到客人與同事歧視的情況最為嚴重,包括「討厭外國人收銀」、「不許說日語以外的語言」等。
共同社報導,這份調查是今年2至3月在東京都新宿區JR高田馬場站與新大久保站周邊實施,這兩站都是外國人居住密集的地區,總共340人接受調查,包括285名留學生。結果顯示,100人表示曾受到職場歧視、另有67人表示曾在職場以外其他場合受到歧視,合計占受訪者的49.1%。
職場歧視的部分,有43人答覆曾受到客人歧視,在藥妝店打工的一名尼泊爾男性表示,曾被說討厭外國人收銀;在酒吧工作的中國大陸籍女性也表示,曾因為算錯賬,被誣指拿錢。另有31人表示受到上司或同事的歧視。一名在便利商店工作的中國大陸籍員工,用中文向中國大陸客人指路時被斥責上班時間不許說中文。共有20人表示,曾被禁止使用母語。
職場以外受到的歧視多為被拒入住公寓、謝絕入店等。但調查也顯示,無人因此前往行政部門進行諮詢。
ARIC代表梁英聖16日在一橋大學舉行記者會,他表示,許多人受到了歧視,但基本上都是忍氣吞聲的狀態。他們呼籲學校應位外籍留學生採取行動、或設立向行政部門反映的渠道,並主張政府應該對歧視現狀展開調查。
共同社指出,日本4月新設在留資格,開始擴大接納藍領外籍勞動者,這份調查也暴露出,諮詢窗口不夠完善、普及,存在許多待解課題。
  回應
那是因為你們不是高貴的白人,在日本的酒吧/街頭,只要是長著白人面孔,都可以很輕松很隨意的帶走日本女孩,白種男人在東京根本為所欲為.
2019-04-18 08:06:35
阿楨
賽前揚言打敗國乒,日本對國乒八戰全敗

2019-04-28,第55屆布達佩斯世乒賽落幕,國乒勇奪5冠圓滿收官。賽前揚言擊敗中國隊口號的日本軍團,也在5個單項比賽中8次遭遇國乒。結果如何呢?8戰全敗……
4月13日,即將出征世乒賽的日本乒乓球隊舉行媒體見面會。由於之前在日本舉辦的乒乓亞洲杯上,日乒四名主力慘遭國乒血洗,當時,他們的士氣稍顯低迷。就連向來張揚的華裔小將張本智和都沒了往日的鋒芒,“戰勝中國需要超常發揮……”
不過,沒有參加亞洲杯的伊藤美誠卻頗為令人矚目,豪言要打敗國乒:
“我現在狀態越來越好,本次比賽目標是三枚獎牌,金的。”
伊藤美誠本次參加了女單、女雙、混雙三個項目,兩度遭遇國乒。然後,她被打哭了……
日本女隊主帥馬場美香則在賽後反省,即便沒有這個插曲,日本也未必就能贏。“2比0領先的情況下,中國改變戰術,使用快慢速度的切換得到了很多分,但我們卻沒能對此作出良好應對。”
  回應
 日本人的劣根就在於此,出點成績就沾沾自喜,老子天下第一。誰都瞧不上,誰都敢惹一下、結果碰到真格一下子就被打回原形了,要麼自卑哭哭啼啼,要麼死不承認是自己的問題。戰國時代起就是如此,二戰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此前一次次賭國運賭贏了,就讓日本人找不到北了,全民腦袋高熱到48度,再加上下克上的優良傳統,就敢侵華,就敢招惹美國。
 本來日本想從中國掠奪資源以戰養戰,最後發現是賠本買賣,敵後遊擊隊大幅增加了日本人的統治成本,前線國軍撐著不投降,全中國人民做出巨大犧牲抗日。沒有美蘇最後的出擊,中國一樣可以耗死日本。最直接的例證就是,日本不得已惹怒美國,攻佔東南亞和菲律賓。如果不攻佔,立馬就維持不住戰爭機器,都不用等到1945年日本國內就會亂。
 你看當年要買下整個美國的勁頭就知道日本的戰略眼光之低下,去收購好萊塢帝國大廈等等美國標誌性的事物,簡直就是得意忘形的典範。那個時候的川普就一直說要收拾日本。當然,美國馬上就收拾了日本,現在川普其實老看不上日本了,就說普京都看不上日本。
2019-04-30 08:36:04
阿楨
潘妮妮:日本文化也講情與義,但在中國人看來總覺得哪裡畫風不對?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 2019-05-06 觀視頻

“義理”這個詞,確實在日本的大眾語言中還是長期存在的,一直在使用。比如我們可能熟知的公公婆婆、岳父岳母,是“義理的父母”;可能對於年輕的觀眾來說,更熟悉的是經常出現在動畫裡的“義理巧克力”。情人節時看到喜歡的女孩送你巧克力,特別高興是吧?結果對方跟你講,“這個是義理巧克力”。也就是說,“這不是我的本命巧克力,本命巧克力是送給隔壁那帥哥的,你這個是義理巧克力。
中國人講“忠孝不能兩全”,非常的糾結。但是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它與義理、人情之間是不一樣的。中國“忠孝不能兩全”中的孝是私人感情,而忠是對公共的、對國家的更大範疇的感情,要從兩者中捨棄一個;但是義理和人情,人情是對自己、對家人的一些私人感情,而義理本身也是對私人的一種感情,是對主人、恩人的感情,是個人對個人的,顯然這與忠孝不太一樣。
日本現代的改革維新其實是不徹底的,於是義理的生命隨之延續。可能讓我們聯想到的一個很典型的問題,就是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
日本學者丸山真男說,德國法西斯的邪惡,在於這幫人有明確的邪惡的意志——我想幹什麼事,所以我才這麼幹;而日本人發動戰爭這麼嚴重、邪惡的事情,其實他們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幹嘛,都是一種隨波逐流,你問他們責任是什麼,每個人都說“我的責任是忠於天皇”。所以這是一個“無責任的體系”,同時也會變成一個推卸責任的體系。
我們今天看到很多日本企業出事,大家都出來集體謝罪,全給你鞠躬,然而核心責任,找不到人承擔。這裡面也會看到傳統封建時代“義理”的影響。因為封建等級制的影響,接受義理的人並沒有很認真地思考“為什麼我要接受這個義理”,他僅僅覺得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恩情,所以我是必須去接受的。
  回應
日本人對人禮貌客氣,服務員對顧客微笑,都是出於“義理”,而不是本心。對日本人來說,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義理”的影響,所以日本人很累很壓抑。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如果你跟一個日本人是私人的朋友,你會覺得他(她)人很好。但是他(她)對日本政府做出的任何無理的政策和舉動都不會反對。同樣,當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本多數平民本身沒有什麼仇恨,也沒在戰爭中得到什麼實利,但多數平民還是支援戰爭,這也是出於“義理”。
2019-05-08 08:34:32
美國黑金
感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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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5 09:30:12
是 (若未登入"個人新聞台帳號"則看不到回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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