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本大部頭的「西方的沒落」書，巴森的《從黎明到衰頹》（猫頭鷹，2005）近一千五百頁、定价也一千五百元，但出書一年就已賣了四刷，我深感困惑。
還不是拾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湯恩比的《歷史研究》等人的牙慧，乾脆也寫部《西方的興衰史》算了。
那可不！巴森＜開場白＞：「在此提出這些主題性的統合與延續，非循馬克思、史賓格勒、湯恩比等人的伝統，建議一種新的歷史哲學。馬、史、湯三氏認為，歷史在單一力量的推動之下，朝單一目標前進。我則寧為史家，亦即只扮演說故事人……人的欲望，才正是歷史的驅動力量。」(p.29)
那不是成了中國的歷史演義了？將歷史從後現代倒退到前現代的帝王英雄史！
差不多，只不過以文化人代替政治人。
巴森也未免太會比附了，將五百年西方文化史簡化成「人的解放」與「回歸自然」。說啥：「文化一旦精進，就變得過度複雜，遂生起渴望之心，想盡去這些繁複的安排設置，類此心態一再出現（有點史賓格勒的文明過熟味）。事實上，宗教改革的主要動機即出於此，隨後又在對『高貴野蠻人』的崇拜之中再現，而且早在盧騷之前即已存在……十八世紀脕期重回這種烏托邦式的期待……廿世紀的一九六０年代則在年輕人的革命中再度經歷……『衰頹』一詞並不暗示活在這等時光之中的人，失去了活力、才能或道德意識。反之，這個時段相當活耀，充滿了深刻關懷，但奇怪的是，同是也極其焦躁不安……無聊、倦怠，成為巨大的歷史力量。」(P.29)
巴森怎知何時是衰頹了？
「從公開坦承的抑鬱心情看出，從四處尋找新的信仰看出（這又有點湯恩比的宗教新生味）。形形色色的祟拜樣式，近來已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興起……對非宗教的心靈來說，舊日的理想也或已陳舊或無望……反核、反全球溫室效應、反墮胎；拯救生態；鼓吹生機食品、反對加工食品，對科技不再表示支持。回歸自然的本能衝動，激起了這一切負面心態……總而言之，對事事時時浮動著一種敵對心態，於是某些具有不以為然之意的字頭一再出現：『反』、『後』──反藝術、後現代主義……以為只要掃除了現狀，就得以自行生出新的生命。」(p.31)
相對於十二冊共一萬多頁的《劍橋新編世界近代史》（北京‧中國社科）之難得一「主見」，巴森的《從黎明到衰頹》可說是充斥「主見」，但因篇幅所限，無法逐一析判。
（德）斯賓格勒著《西方的沒落》(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內容簡介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1880-1936年）是德國著名的曆史學家和曆史哲學家。他出生于德國哈茨山巴的布蘭肯堡，曾就讀于哈雷大學、慕尼黑大學和柏林大學。青年時代除了研究曆史和藝術之外，他還對數學和博物學有濃厚的興趣，所有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種奇特的風格。1904年，斯賓格勒在哈雷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成爲了一名中學教師。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因健康原因未能被征召入伍。在這期間，他隱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貧民窟裏，在燭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沒落》一書。此書的出版給斯賓格勒帶來了巨大的聲譽，許多大學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邀請他執掌教席，可都被他拒絕。此後他一直過著一種近乎于隱居的生活，以曆史研究和政論寫作自適。1936年5月8日淩晨，斯賓格勒因心髒病突發逝世，他的妹妹們將其埋葬，但未舉行任何的吊唁形式。斯賓格勒一生寫下大量著作，其中重要的有：《普魯士人民和社會主義》、《悲觀主義》、《德國青年的政治義務》、《德國的重建》、《人和技術》等。《西方的沒落》是斯賓格勒最重要的著作，全書分爲兩卷，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此書，尤其是第二卷在世界範圍內受到了普遍歡迎，也引起了讀者和學術界的激烈爭論。它激烈的言辭、精辟的理論和獨特的方法，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一直是一般公衆或有關學者爭論的熱點。在《西方的沒落》中，斯賓格勒以生物生長過程的觀念進行曆史研究，把世界曆史分成八個完全發展的文化，細致考察其各個時期的不同現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産生、發展、衰亡及其毀滅的過程。斯賓格勒對文化的研究方法進行了革新，他對每一種文化的現象采取“觀相式”的直覺把握，以某些基本象征來揭示這種文化的全貌，他稱之爲“文化的形態學”。《西方的沒落》一書的主要目的不是複述已經過去的曆史事件，而是要掌握事實的真相，以便更好地應付將來。斯賓格勒說，大多數文化都經曆了一個生命的周期，西方文化也不例外。西方已經走過了文化的創造階段，正通過反省物質享受而邁向無可挽回的沒落。曆史學家不僅要重建過去，更重要的是預言，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們西方曆史尚未完結的各階段的思想方式、時間長短、節奏、意義和結果”。正因爲如此，《西方的沒落》也被很多人稱爲一部未來之書，而斯賓格勒也被稱爲“西方曆史的先知”。《西方的沒落》具有很大有魅力，這一方面來源于它思想的獨特和深刻，另一方面則來源于其行文的豐富多彩。斯賓格勒文筆栩栩如生，他善于取譬設喻，善于描繪曆史人物的性格，並以此襯托出某個時代的突出特征。其敘事、議論，都收放自如，緩急適度，而節奏適宜，具有很高的文學性。讀《西方的沒落》，即使不同意斯賓格勒的思想，也不得不折服于他的文體。
《西方的沒落》是一部深刻、豐富的書，它不僅包含著對曆史深刻的洞見，而且在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思想上也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貢獻，在現代西方産生了複雜、廣泛的影響。
作者簡介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德國著名曆史學家、曆史哲學家、曆史形態學的開創人。他生于德國哈茨山區的布蘭肯堡，曾就讀于哈雷大學、慕尼黑大學和柏林大學。1904年在哈雷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11年，斯賓格勒移居慕尼黑，開始構思和撰寫《兩方的沒落》一書。該書第一卷《形式與實際》于1818年問世，第二卷《世界曆史透視》出版于四年之後。這本書的出版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榮譽。此後他一直過著一種近乎隱居的生活，以曆史研究和政論寫作自適。斯賓格勒一生寫下大量著作，其中重要的有：《普魯士人民和社會主義》、《悲觀主義》、《德國青年的政治義務》、《德國的重建》、《人和技術》等。
目錄
導讀
第一章 起源與景觀
（甲）宇宙和小宇宙
第二章 起源與景觀
（乙）高級文化的類型
第三章 起源與景觀
（丙）文化之間的關系
第四章 城市與民族
（甲）城市的心靈
第五章 城市與民族
（乙）民族、種族、語言
第六章 城市與民族
（丙）原始人、文化民族、費拉
第七章 有關阿拉伯文化的各項問題
（甲）曆史上的假晶現象
第八章 有關阿拉伯文化的各項問題
（乙）枚齋的心靈
第九章 有關阿拉伯文化的各項問題
（丙）畢達哥拉斯、穆罕默德、克倫威爾
第十章 國家
（甲）等級問題——貴族和僧侶
第十一章 國家
（乙）國家與曆史
第十二章 國家
（丙）政治的哲學
第十三章 經濟生活的形式世界
（甲）貨幣
第十四章 經濟生活的形式世界
（乙）機器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6659.html?tp=0_11
西方真的衰落了嗎 2007-11-18環球時報
●西方的發展，不單純是GDP爲先，而是一種文明和社會秩序的穩步前進。正是用這樣的指標來衡量，我們可以說西方是興而未衰
●100多年來，“西方衰落論”從來沒有中斷過，裏邊的反思特點與憂患意識值得中國人借鑒
據報道，到2007年底，中國GDP的總量將超過德國，躍升至世界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這樣一來，全球經濟總量前三強將是美國、日本和中國，而1500年以來的傳統西方列強都已經全部退出三甲。這種客觀現實除了可以解讀爲中國在迅速崛起之外，對傳統的西方強國意味著什麽呢？由此，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不絕于耳的“西方衰落論”。這裏的西方指的是傳統的西歐強國，透視它們的發展，可以爲中國提供有益的借鑒。
“西方衰落論”並沒唱衰西方
“西方衰落論”不是今天因中國的崛起而産生的，早在上個世紀初就出現了，而且有各種各樣的版本。有人從維護歐羅巴文明角度說過西方的衰落，也有人從寄希望于其它文明和全球開放的角度講過西方的衰落。甚至可以這樣說，近一百多年，西歐國家是在“衰落之曲”的伴奏下發展過來的。
然而，西歐真的衰落了嗎？以其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而言，西歐的地位無疑是一直在下滑的。比如，有學者指出， 西歐的工業産量在世界工業總産量中的比重1860年是72%，到1931年降到42%，二戰前夕降到30%，1960年則降到25%，而今天的比重更是在20%之下。
這樣的下降是伴隨著歐洲之外的一些國家的崛起而出現的，這些新崛起的國家成了世界經濟的新的參與者，比如，美國、日本、印度和中國等等。但是，這並不能簡單地等同于西歐落後了，因爲，在這種下降的後面，是西歐經濟發展自身的協調性和全面性更強了。在協調性和全面性方面，西歐恐怕在許多方面至今仍領先于世界，它在近幾百年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精華，比如科技、制度和社會的規範，甚至社區文化，至今仍在全世界流行，並被認可爲先進的東西。正因如此，“西方”概念已經超越了地理空間，成了“先進”代名詞流行在非西方國家中，甚至是後者的目標。
說西方並沒有衰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不能將經濟總量作爲衡量興衰的唯一標准。每個國家是由多種系統組成的有機整體，衡量發展應當有綜合指標，不能單以GDP總量多少爲憑。比如中國，看總量排名世界第三，可換成人均就在百名開外了。一個國家的發展不能光看經濟總量，更要看發展的持續性、協調性和全面性。
衡量一個國家的發展，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固然是硬性指標，如果沒有就什麽也談不上。但是，經濟總量受國家大小的制約，經濟增長速度受發展時間長短的制約，不僅不可能無限制地增長和提高，而且都有臨界點。發展的持續性、協調性和全面性則是軟性的指標，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發展潛力是無限的。
從這些軟性指標看，西方國家是發展而非衰落。就總體而論，是因爲它們的發展是順暢多于坎坷，是因爲它們的發展協調強于失衡，是因爲它們的發展更全面而不是更片面。于是，它們發展初期的“羊吃人”、“黑白顛倒”不見了，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發生的頻率越來越小，振幅越來越低，原因與後果也越來越可控。在解決國家內部的矛盾與沖突方面，改良代替了革命；在處理相互關系方面，合作代替了紛爭。前者可以西歐普遍的福利社會爲例，後者可以成員不斷擴大、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的歐洲聯盟爲例。
總之，西方的發展，不單純是GDP爲先，而是一種文明和社會秩序的穩步前進。正是用這樣的指標來衡量，我們可以說西方是興而未衰。
興衰的標准還不是固定的
衡量興衰的標准不應固定不變，而應隨著發展而不斷變化。衡量指標的不固定性，就是不能用同一標准來評判、比較西方與非西方。
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重大差別之一就是所處發展階段不同。比如，西方搞市場經濟已幾百年，中國還不到30年。對西方來說，發展的硬指標快到臨界點了，它們就轉而追求軟性指標；對中國來說，追求的是發展的硬性指標，而軟性指標的要求剛剛開始。再以經濟發展速度爲例，發展時間長、成熟程度高的西方國家，增長的基數大，總量提升速度見緩，提升的空間小；而發展時間短、成熟程度差的中國，總量提升得快，空間也大。衡量標准的動態性，就是要看到隨著時代主題的轉換而變化。
在所謂戰爭與革命的時代，一些國家的興盛要以另一些國家的衰敗甚至消亡爲前提、爲目的，其載體往往是競爭、沖突和戰爭。爲了能在激烈競爭和生死較量中勝出，一個或若幹個指標（比如重工業，軍事工業）就至關重要了，可以用這一兩個指標來作爲興衰之標准。但是，在全球化和非傳統安全凸顯的今天，一些國家之興盛要以另一些國家之興盛甚至繁榮爲前提、爲條件，其載體應當是融合與合作。沒有這種融合與合作，興之難興，衰則極易。因此，美國、日本和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前三，並非以傳統西方國家之衰敗爲前提的，而同樣是以它們之興盛爲基礎的。反過來說，沒有西方國家持續的、協調的和全面的發展，也很難有美國、日本和中國今天的發展態勢。總之，透視世界經濟總量的排名，人們似乎應當讀出非西方與西方共同的“興”，這就是所謂的互利共贏。
那爲何近百年“西方衰落論”一直沒有斷過呢？這與西方人對世界認識不斷加深和對自身的憂慮相關。在中世紀，西方人認爲，基督教之外的文明不可避免地在繁榮和衰退間循環，只有信仰上帝的歐洲人能夠幸免陷入輪回的命運，因爲他們已經取得了最高真理。但隨著地理大發現和天文學知識擴展，西方人逐漸發現自己並非人類世界的全部，也並非是宇宙中心，而科學理性觀念的産生更讓歐洲人發現自己和其他民族甚至其他物種一樣，都可能面臨産生、發展、衰退和死亡的過程，都可能因爲發展動力的停滯和地理環境與生物學上的退化而衰落。
“西方衰落論”最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在以後的歲月中，西方人的生活越是世界化，對自己處境的擔憂就越強。于是，在不同時期都出現過不同版本的“西方衰落論”。盡管針對的現實問題和表達的願望不一樣，但總體說來，“西方衰落論”的共同特征是西方面對更大的世界時的一種自我反思，甚至還可以說是一種未雨綢繆的危機意識。
幾個世紀的曆史證明，縱然世界局勢千變萬化，縱然西方國家經曆過戰爭、經濟危機等重重考驗，“西方衰落論”卻並沒有讓西方衰落。相反，在“衰落之曲”的伴奏下，西方反而在發展，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中國要有“衰落意識”
“西方衰落論”不是一個光彩奪目的詞彙，甚至在曆史上還産生過負面作用。這種理論與種族主義和文化優越主義的共生關系，仍爲人所詬病。但是，今天，當中國崛起成爲現實的時候，“西方衰落論”裏邊的反思特點與憂患意識值得中國人借鑒。在對中華文明的前景充滿自信的時候，中國人是否也應用“衰落論”來警醒自己呢？
然而，最重要還是要全面地正視西方的發展。爲西方文明拉響警號的學者們所關注的並不是GDP數字，也不是多少高樓多少汽車。他們最關切的是包括宗教、文藝、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在內的西方文明是否還有創造力和發展潛力？西方人是否還對自己的文明有自信？西方人的道德與體質到底是下降還是提高？這些著眼點不正是我們今天所津津樂道的軟實力嗎？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也有許多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憂慮深遠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觀點同“西方衰落論”者相似，理論中都有許多偏激之處，但所憂慮的正是這些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持續、協調和全面發展前途的軟指標。在今天高速發展的中國，有點“衰落意識”又有什麽不好呢！▲（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本文發表于2007年11月16日《環球時報》11版 國際論壇 ）
http://column.huanqiu.com/konghanbing/2007-11/24751.html
陳毓鈞：西方已經衰落 臺灣應“脫美入亞”
中評社香港2008-7月31日電／臺灣聯合報今天發表北京清大中美關係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臺北市）陳毓鈞的文章指出，自從兩會重啟協商，兩岸和解勢頭看好，儘管華府說樂見兩岸和平對話，降低臺海緊張，然美臺之間卻出現一種詭異的氛圍。
前些日，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表示，兩岸關係緩和不小，兩岸非常不可能發生衝突，故美將凍結對臺軍售。美國務院雖表示會依照“臺灣關係法”出售必要防禦性武器給臺灣，但並沒有指基廷的談話有誤。近日，“立法院長”王金平訪問華府，他感覺兩岸融冰後，美臺軍售立場丕變，以前是美來求臺灣買，現在是臺灣求美國賣。兩相對照，說明美國內部對臺軍售問題出現爭議，已不是傳言而是存在的現實。
這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曾在國務院和情報單位任職的沙特，最近在一場研討會上主張，如果臺灣和大陸走得太近，美國將直接和北京談判處理臺灣問題，因而將會“犧牲”臺灣。雖然，這是沙特個人意見，不過它多少反映了美國兩岸事務界一些人士的情緒，特別是來自保守右派的圈圈。
文章續道，美國會不會“犧牲”臺灣？我們不敢說一定會，但也不敢說沒有可能性。這個問題必須擺在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角度，以及根據實證主義的經驗法則來看。就過去而言，美國確實“犧牲”了臺灣三次。
一、一九五○年元月，美國準備和中共新政權談判建交，因而對已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執行“塵埃落定”政策，並打算讓蔣介石到馬尼拉組流亡政府，後因韓戰而改變一切。二、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大會表決中國代表權前夕，基辛格在北京和周思來談判尼克松訪華一事，致使“中華民國”以四票之差被迫退出聯合國。三、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卡特政府和鄧小平秘密談判建交，臺北完全被蒙在鼓裡，中美發表建交前十二小時，華府才告知臺北。
在中美臺三邊關係中，基辛格早已說過，美國的國家利益是在華府決定，而不是北京或臺北。不過，處於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的全球化時代中，華府愈來愈要著重考量北京的利益，這也就是布什所說若不去參加奧運開幕式，就會冒犯中國人民的道理。
文章認為，在後冷戰的全球化時代裡，臺灣的戰略利益已大幅下降，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中華民國”畢竟不是毫無作為的，它仍有一定的實力可以對自己的未來有抉擇，最重要者當是和平、繁榮、穩定以及可持續的成長和發展。
冷戰即將結束之際，以發表“歷史終結”而名噪一時的福山，近日承認歷史尚未終結，西方自由民主也未贏得勝利。又說未來世界將是多元多極格局，而不是單極的美國為主格局。目前，西方已經衰落，而非西方世界正在崛起。臺灣從來不是西方的一員，卻是亞洲的一部分。面向未來，臺灣必須改變過去事事以美國為首的思維，走“脫美入亞”之路，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利益。
http://www.china999.org/china999_big5/www/league_memo.php?id=12954
美國前副財長阿爾特曼：西方國家衰落 中國模式崛起 2008-12-28
2008年發生的金融海嘯是過去75年來，對美國以及歐洲國家沖擊最大的一次金融災難。從中期看，華盛頓和歐洲國家的政府將不再具有領導世界的信譽以及資源。雖然這些不利因素最終將被克服，但在眼下，世界中心已經從美國快速的轉移出來。
劇烈的衰退目前正在美國、歐洲以及日本發生，這次衰退比1981、1982年的那次衰退要可怕得多。目前的經濟危機深刻地打擊著這些國家的消費者以及生產者們，他們的消費和生產活動都在劇烈的收縮。除此之外，政府往常運用的政策工具──貨幣以及財政刺激──這次也不像往常那樣有效。
衰退讓美國的自由市場模式的資本主義陷入陰雲，金融體系被看作已經崩潰，政府管理框架也不能夠抑制濫用職權以及腐敗。為了尋求穩定，美國政府以及其他歐洲國家政府已經將其金融機構國有化，這樣做的後果是現在資本主義的信條已遭到嚴重破壞。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已經進入一個歷史時期，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政府變得越來越大，私人企業的空間則越來越小。與此同時，美國的世界影響力以及美國民主模式的吸引力已經越來越小。雖然美國很幸運，這次危機與奧巴馬的總統大選融合在一起。但是歷史的力量會使世界幵始遠離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
事實上，一些經濟實力不斷增長的國家正在獲得新的影響力。在未來的一年中，沒有國家可以從經濟危機中受益，但是少數國家，如中國，可以變得更為強大。中國正在經歷房地產行業的衰退，它的資本市場還很羸弱，經濟總體增長速度也會下降。但是這個國家與經濟危機相對隔絕。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已經接近兩萬億元，以流動性衡量，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的金融體系並未遭到金融危機的嚴重侵襲，這個國家的增長現在都是以國內經濟活動驅動，這種增長模式將得到繼續穩固。
在美國與歐洲掙紮著複蘇的時候，相對隔絕的環境使得中國擁有機會穩固它的戰略優勢。中國可以在金融上幫助其他國家同時進行關鍵性的投資，比如，投資其他國家的自然資源。與此同時，危機還將拉近中國和美國的關系。由于貿易關系導致的緊張關系已經減弱，這將使得美國國會對于貿易的保護主義態度有所緩和。隨著華盛頓對伊拉克戰爭的注意力越來越少，奧巴馬政府很有可能比他的前任更能看清中美關系的雙邊關系。奧巴馬政府很可能讓中國進入G8成員國組織並增加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股份。反過來說，中國則可以擴大在IMF中的資產額。
還在底部
一般人都把這場經濟危機歸咎于房價以及美國的次貸市場的崩盤。這是不正確的。這次危機的較為深刻的原因是低利率與過度泛濫的流動性。低利率反映了美國政府在“911”之後過分寬容的利率政策。2001年下半年，美聯儲將聯邦利率降到了1%並在之後三年都維持在這一水平。流動性則反映了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所謂的“世界儲蓄過剩”：極大的金融過剩，這在如中國、新加坡、波斯灣等國家中表現得更為明顯。事實上，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大多數新興國家還因為需要引進大量資本，一直維持貿易赤字。但是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改變了這一現狀。從那以後，資本在整個地區快速積累，並持續以投資的形式向西方國家流入。
流動性自然是要追逐高收益的。金融的一項基本原則是借出方的信譽越高，收益越低，相反也是這樣。因此大量的資本流入次級貸款部門以及美國、歐洲國家中較為“劣質”的貸款者。次級債以及其他的証券抵押品在美國的年規模從此前的平均1000億美元增長到2005、2006年的6000億美元。歷史上各種各樣的金融泡沫崩潰的教訓全都被金融玩家置之腦後。
抵押貸款的洪水使得居住以及商業房地產部門價格史無前例的激增。2000年之前的三十年中，美國房屋價格每年平均升值1.4%，而從2000至2006年，這一數字變成了7.6%。從2005年中期到2006年中期，隨著投機的增加，美國房屋市場升值了11%。
但是這種上漲趨勢最終發生了逆轉，並且伴隨著某種報複性。美國房屋價格在過去兩年急劇下跌，並且至今也沒有走出底部的征兆。期貨市場是一種標志，從頂峰一路下來，房地產股票的價格已經下跌近30%～35%。這對于價值13萬億的資產池來說，這種下跌是驚人的。
房屋價格的下跌侵蝕了從2003-2006年被創造出來的價值數萬億的抵押貸款。除此之外，不計其數的次級抵押貸款變得昂貴，而這些貸款在被設計之初是非常便宜的。不計其數的購買者不能支付他們的貸款，不良拖欠行為變得愈發頻繁。到了2007年中期，這些貸款的損失幵始浮現並增長至危險的水平。隨著房地產價格和其他資產價格的下跌，這些貸款的價值幵始惡化，規模較大的金融機構也幵始報告損失。它們幵始對于這些貸款以及類似資產的評級降低。這種自我加強的惡性循環使得全世界的市場幵始下跌。木子新聞 1540404-10 (muzi.com)
損失在家庭的範圍內更為直觀。美國從2007年的7月30日起的一年半之內損失了凈資產的1/4，這種趨勢仍在持續。美國最大的標志性資產是他們的家庭資產。美國所有的家庭資產在2006年從頂峰期的13萬億美元下跌到了2008年中期的8.8萬億美元。美國第二大的家庭資產──退休金從 2006年的10.3萬億美元下跌到了2006年的8萬億美元。在同一時期，儲蓄與投資資產（除去退休金資產）損失了1.2萬億美元。這些加在一起，總共的損失達到8.3萬億。
這次突如其來的金融海嘯已經深入至幾乎所有美國家庭。由于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家庭財產損失以及大量的政府緊急的財政救助在報紙頭條頻頻出現，美國居民擔心他們的儲蓄賬戶的安全性。這是為什麽美國在今年9月兩天之內從貨幣市場基金中收回了1500億美元（一般情況下，每周平均流入僅為50億）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麽美聯儲成立了規模為5400萬億的機構去幫助這些基金滿足接下來的贖回的原因。
病急亂投醫
越來越多的信號表明，這場金融海嘯將引發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發生在美國和歐洲的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美國的GDP在2008年第三季度已經有所下降，分析人士預測，第四季度美國經濟將繼續下調，下調幅度接近4%。去年《華爾街日報》對52個經濟學家的調查顯示，大多數經濟學家預測美國經濟將至少連續收縮三個季度，這在美國是50年內所未見的。至少從中期來看，美國和歐洲在世界中的地位將隨著經濟的收縮一並下降。
美國以及世界的股票市場已經在經濟衰退之前有所反應。截至2008年11月上旬，美國S&P標准普爾指數已經從2007年高點下降 45%。這種下調比1981-1982年的下調更為劇烈，而80年代的那次下調是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對于這次股價跳水最符合邏輯的解釋是，市場預計到2009年公司利潤將劇烈下降。
公司利潤下降是因為美國的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已經大幅下降。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擔心銀行以及存款的安全，美國的消費者通過減少消費以及盡量少負債，快速的增加著他們的儲蓄。這樣做的結果是，去年9月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消費者信心指數降到歷史新低。那個月，消費者花費也創造1980年以來的月度最低──10月這一數據下降更甚。美國卡特彼勒公司CEO以及其他商業領袖表示，這種情況是他們以前從來沒見到過的，基于此，他們未來將縮減資本投入。
正如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所不久前所評論的那樣，由于金融海嘯的連鎖反應，這次經濟衰退的時間將大大延長。隨著金融資產價格的下降，利潤將會降低，這使得其他資產的銷售的利潤會降低。這意味著家庭和金融機構更大的損失，反過來，這種損失又將影響消費和借貸。
最終的結果將是更為衰弱的經濟，這種經濟的標志是更少的消費、更低的收入以及更多的失業。
另外，這次衰退將因為政府運用政策工具刺激經濟而被延長，因為這些工具的運用很可能都是無效的。重振經濟的最基本的方式是放松貨幣政策，正如美聯儲一直在做的那樣。但是美國和歐洲的利率已經非常低，中央銀行已經注入信貸市場史無前例的大量的貨幣。這意味著未來進一步放松貨幣的空間將變小。
美國、歐洲以及日本還將使用另外一項工具刺激經濟──財政政策，但是僅將適度使用。目前美國政府正在商榷3000億美元的消費刺激政策以及退稅政策。與美國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相比，美國國會的這一計劃顯然是微不足道的。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另外一輪刺激計劃效果將相當有限：去年2月份美國政府批准的 168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僅有一半刺激了GDP的增長。
歐洲經濟的衰退也已經十分嚴重。歐洲消費者同美國消費者一樣，消費得越來越少了。歐洲國家的金融機構和這些國家的GDP一樣，遭受了比美國更為嚴重的損失。英國政府最近報告稱，秋天起國家經濟幵始收縮，歐元區國家已經正式陷入衰退。
國際金融體系已經遭受重創。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全球金融機構的貸款損失最終將達到1.5萬億。截至去年11月，這些損失為7500萬億。這些損失使得銀行內部大部分資產化為烏有，並使得貸款停止流出。從2007年末幵始，由于擔心借貸者的信譽，銀行變得惜貸。這從三個月期美國國債以及三個月期 LIBOR借款的盛行可以略窺一二。2008年9月，隨著雷曼兄弟的倒閉，銀行間貸款基准利率一個月翻了四倍。
信貸的松動使得世界金融體系接近崩潰邊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管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在10月曾用系統崩潰來形容目前的狀況。美聯儲、歐洲中央銀行以及其他中央銀行經濟相繼向信貸市場共注入了2.5萬億的流動性。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政府對貨幣幹預力度最大的一次救市。
通往複蘇之路
西方國家的經濟回歸正常軌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考慮到持續的損失，西方的金融機構必須大幅降低他們的杠桿以保証資產平衡表的健康。換句話說，三到四年之內，他們將不得不從世界體系內減少貸款。
經典的市場滑出軌道的模式是，市場人士迅速從狂喜滑向絕望。現在，金融市場的心理變得極端保守。他們徹底地修整他們的風險控制系統以及貸款與流動性比重。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更為嚴格的貸款標准將變得極為普遍。
未來，貸款將被嚴格地監管。現在廣為承認的是，這場危機反映了人類現代史上最嚴重的管制失靈──從銀行監管、証券交易監管到信息披露的監管失靈。這種指責，不用說指控，現在才剛剛幵始。大家一致認為，廣泛的監管改革十分必要。毫無疑問，奧巴馬以及美國新國會將運用法律執行這種改革。歐洲的政治家們也將采取類似的步驟，資金流動性標准很可能將被收緊。
然而，遵照歷史經驗，金融改革或將走得很遠。在安然、世通事件之後出臺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就是這種過度反應的最好見証。如果這種事情還會發生，對于美國和歐洲銀行系統的更為嚴格的限制將延緩他們重歸活力十足的金融市場。
美國政府將被巨大的財政赤字所限制。為了抵制金融危機的影響，政府花費將大幅增加。現在看來，2008年美國財政赤字將接近1萬億，比2007 年的4500億多一倍有余。這將是迄今為止美國政府最大的名義赤字，規模接近美國GDP的7.5%。這樣的規模衹在過去世界戰爭的時候出現過。
對于美國和歐洲來說，未來將面臨很多困難。第一，隨著國內居民要求政府將資源集中到國內經濟的複蘇上，衰退將促使各國政府將注意力集中到國內事務。正如在選舉中宣稱的那樣，奧巴馬的第一任務是適應這種轉變。如果這一問題沒有在2008年解決的話，奧巴馬的第一項重大行動將在經濟刺激立法上產生。同樣可能的是，他也將采取行動緩解金融危機，強調美國汽車業所面臨的困境，幵始著手進行醫療和能源方面的改革。
歐洲的領導人也將視線轉移至國內，他們也將施行刺激項目並試圖彌補金融損失。去年秋天，法國總統薩科齊和意大利首相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已經為了保護國內公司此發表了激烈的演講。
第二，史無前例的財政赤字和金融系統中遇到的困難也將阻止西方更多地幹預國際事務。如果奧巴馬將面臨1萬億的赤字，美國政府就不會增加在國外的消費支出。事實上，這些國家或許進入了一個上世紀30年代大危機以來所未曾有過的一個新時代。如果類似1994年的墨西哥經濟危機再次發生，美國很可能不會再進行幹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成為美國的替代者進行幹預。
在私人領域，西方的資本市場長達數年不能回歸正常。面對不確定的未來，隨著損失的增加以及去杠桿化過程的到來，大型金融機構將縮水。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市場將更加厭惡風險和杠桿。
歷史上，美國資本市場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流動性都要強，也更為深廣。長年以來，美國的地位都無人能比，直到過去10-15年間，歐洲市場也幵始發展自己的金融機構。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依賴他們的資本，這強化了美國的世界影響力。然而，在未來幾年，美國將不能提供與以前相比的資金。
第三，西方世界的經濟信譽已經被危機侵蝕。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幾十年來美國的影響力和軟實力反映了盎格魯撒克遜式資本主義的力量。但是現在，這種曾經讓社會主義制度黯然失色並促使管制放松的模式變得備受質疑。美國的金融模式正在被視為失敗。
另外，美國以及歐元區其他國家的政府正在大力度地幹預資本市場。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說，美國政府在超過20個金融機構中持有股份，並將最終投資上千家企業。除此之外，它還將暫時擔保銀行系統中的關鍵貸款。法國、德國以及英國政府比美國政府更甚。美國國家幹預的方式略有不同。比如，德國政府已經支持了所有私有部門的存款。以本國GDP規模計算，英國政府的銀行幹預的規模已經超過了本國GDP的規模，這比美國政府幹預得程度更深。
所有這些幹預都將組織世界經濟放松管制的進程。正如法國總統薩科齊所說的那樣，“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模式已經結束。”或者像中國副總理王岐山所說的那樣，“資本主義國家老師們現在出了一些問題。”20年前柏林牆倒塌預示的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格局現在已經結束。
中國的收獲
這次危機同樣帶來了其他國家的快速的崛起，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前，美國在世界GDP中的份額已經下降了7年。未來的25-30 年，中國的GDP在某些方面超過美國的可能性看起來越來越大。隨著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它們的影響力和競爭力越來越強。發展中國家崛起帶來的影響是，世界格局將走向多極。木子新聞 1540404-39 (muzi.com)
中國在這次世界金融危機中遭受的損失就比較小，雖然它在經受一些危機帶來的苦痛。中國的出口市場正在急劇地萎縮，城市房地產市場價格在不斷下跌。 2008年第三季度，中國的經濟增長縮減至9%──這是個令世界其他國家嫉妒，但是中國五年來最低的經濟增長速度。這些因素可以解釋為什麽中國領導人正在實施一項4萬億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相當于其GDP的15%以抵禦經濟危機。不過，雖然有上述不利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然預測，中國2009年的經濟增長將達到8.5%。木子新聞 1540404-40 (muzi.com)
從金融的角度看，中國很少受到西方金融危機的影響。它的整個金融體系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還相對較小，它也幾乎沒有購買美國以及歐洲銀行體系中的有毒資產。中國經常賬戶仍是盈余，它的政府貸款比例也很小。中國家庭儲蓄的資產占他們所有收入的40%。中國去年的外貿順差為2萬億美元。
上述各項指標均以為中國雖然也在危機中遭受損失，但是與西方國家相比，它的經濟和金融力量在增強。因此，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是在增加的。中國政府也將並能夠進行推進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改革。中國東南亞國家聯盟正在商議簽署一項協議，組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這意味著中國將在亞洲地區獨立的進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為了深化其資本模式，中國可能增加它在發展中國家的外交影響力。在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它或許將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渡過危機。中國還可能通過主權財富基金進行戰略性投資。考慮到中國對于自然資源的興趣，它們也可能增加在自然資源中的投入。它相對發展不健全的金融服務機構將可能是另外一個可以發掘的地方。
印度也可能在此次危機中幸存，並相對不受影響。正如中國一樣，金融機構在印度經濟中也僅扮演相對次要的角色。從國外投資方面看，印度的經濟還相對封閉，對外部資金的依賴性也較小。觀察人士預測，印度的經濟增長將持續，可能每年的增長速度在6.5%-7%。但是印度沒有中國這麽大規模的財富。
除去中國與印度之外，世界其他國家都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過去一直向發展中國家輸出信貸的西方銀行，現在已經停止輸出。隨著國外資本的出去，發展中國家的現金、銀行系統以及股票市場都劇烈地衰退。擁有大量經常賬戶赤字的東歐國家在這次危機中遭受的痛苦最大。匈牙利、拉脫維亞、烏克蘭就是典型的例子。現在匈牙利和烏克蘭已經幵始向IMF求助。
在俄羅斯，原油以及其他商品價格的跳水已經使得當地股價嚴重縮水。梅德韋傑夫內閣已經花費了大量的，接近2000億美元的資金注入本國貨幣體系、銀行系統以及國有企業。由于擁有5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俄羅斯在全力救市之後，仍然維持較為強健的金融系統。（作者為前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本文來自《外交》雜志2009年一月二月刊王誠誠翻譯）
探詢西方世界興起之謎 2005/5/22 《全球財經觀察》
韋森：近代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再思考
——從斯密、黑格爾、馬克思、桑巴特、韋伯、熊彼特到諾思、肯尼迪和華勒斯坦[i]
● 韋森
【摘要】 本文對近代一些思想家對西方世界興起的複雜社會原因的探索做了多學科的綜合文獻回顧。文章發現，依據亞當?斯密的分工和市場擴展理論，黑格爾與馬克思等古典學者認爲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主要原因來源于分工和自由競爭所帶來的勞動生産率的提高，桑巴特、韋伯和熊彼特則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經濟增長歸結爲企業家的追求企業無限擴張的資本主義精神，經濟史學家諾思認爲近代西方世界的興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産權制度和現代經濟組織；政治學家保爾?肯尼迪則把這一曆史現象歸結爲歐洲近代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曆史機緣，而華勒斯坦等曆史學家則從非決定論的理論視角討論勒近代歐洲興起的天時地利。綜觀綜觀西方學術諸家對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解說，可以發現，盡管在這個複雜的問題上存在諸多異見，但保護産權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撐法律制度工作的現代民族國家和憲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基本原因之一這一點，卻是諸家的理論共識。
近代曆史上的“歐洲奇迹”，或者說西方世界在近代的興起，早已是一個世人皆知的曆史史實了。然而，對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原因，迄今爲止學界仍然爭議很大，因而衆說紛紜。綜觀西方學術諸家對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解說，可以發現，在這個問題上，在諸多異見中常有相通之處，在類似見解中又有各種各樣的差異。在這篇文章，筆者希望能通過打破學科之間的藩籬，爲這個複雜的社會曆史現象提供一個綜合的理論圖景，並期望從人類近現代思想史上諸家對近代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理論反思中，解讀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性法則，從對確當把握中國現今的發展模式、體制格局以及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道路，有一定的助益。
1,西方古典學者對近代西方世界興起的理論反思：分工、市場深化與經濟增長
在最近的兩篇文章中，筆者（韋森，2006a, 2006b）依照對經濟增長的斯密動力機制（the Smithian Dynamics）的理論解釋——並從哈耶克的自發－擴展秩序理論的視角來理解斯密動力——，指出近代西方世界的經濟起飛，只不過是市場自發擴展秩序不斷沖破歐洲各地的各種各樣的布羅代爾鍾罩，在一個國家疆域內以至在整個西方世界不斷擴展開來的一個外在表現和曆史結果。由于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理論和著作是在英國的工業革命發生和大英帝國的崛起之前形成和出版的，以至于我們似乎可以不甚恰當地把斯密的市場經濟擴展秩序理論的出現，比喻爲西方世界興起之黎明前的報曉晨雞。
也許有人會認爲這樣說低估了斯密市場經濟秩序理論在人類曆史發展中的曆史的、理論的和現實的意義。恰恰相反，筆者的最近的一些研究實際上是旨在說明，人類社會絕大多數國家的近現代的經濟增長，尤其是西歐諸國在近代的興起，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斯密社會經濟理論的一個現實展示。從近代思想史發展脈絡來看，亞當?斯密的經濟社會理論不僅影響了英國和歐洲各國的經濟學家和政府政策的決策者，也影響了包括像康德和黑格爾這樣的思辨哲學家。譬如，受斯密、薩伊（John. B. Say）、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的影響，黑格爾就曾在《法哲學原理》中對勞動分工與機械化的關系做了一些的思辨哲學論述。黑格爾（Hegel, 1991，§198）指出，“勞動的普遍和客觀方面在于其抽象化過程，抽象化引致手段和需要的細致化，從而也引致生産的專業化，並産生了勞動分工。通過勞動分工，個人的工作變得簡單了，以至于他自己的技能在抽象勞動中提高了，他的産量也增加了。同時，技能和手段的抽象化，使得人類爲滿足他們需要的互相依賴和互惠往來成爲一種完全的必然性。加之，生産的抽象化使得勞動越來越機械化，以至于使人本身能夠站在旁邊，讓一臺機器來代替他工作。”基于他對當時西歐諸國的市場擴展、分工深化、技術進步、稅收和國家財富的不斷增加、海外市場不斷拓展以及不斷尋找新的殖民地這種社會內部諸因素關聯動態的現實觀察，黑格爾（Hegel, 1991，§247）非常明確地指出：“通過冒險而追求利潤，産業也同時提高了自身而超越其上。它不再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也不受限于貪圖享受和滿足欲望的市民生活圈子之中，起而代之的是流動性、危險和破壞等因素。此外，通過這種強大的溝通媒介，産業本身也帶來了與遙遠國家的交易，以及制定契約的法律關系；同時，貿易又是最強大的文化溝通手段（Bilungsmittel）和渠道，商業通過它獲得了世界的意義。”這樣一來，黑格爾就把企業家對利潤的追求、市場交易、市民生活、商業貿易這些經濟活動，以及西方諸國的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之間動態的相互作用過程，詮釋成了他那“絕對精神”在曆史發展中的“世界的意義”。當時的歐洲爲什麽會處于這樣一種動態發展的情形？黑格爾（Hegel, 1991，§243）發現，其原因是，“當市民社會的活動不再受限時，它內部就蘊生了自身的人口和産業的擴張。一方面，通過人們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人們之間的合作關系（Zusanmmenhang）的普遍化，以及伴隨著滿足人們需要的手段被發明出來以及滿足其方式的普遍化，財富的積累增長了，——因爲這種雙重的普遍性可以産生最大的利潤；另一方面，特殊勞動的細分（Vereinzelung）和限制也加強了，與之相伴，束縛于這種勞動的階級的依賴性和需求也愈益增長。”這裏，黑格爾顯然從其思辨哲學的視角，對18世紀之後西方世界內部經濟動態發展的內在機制，做了一些他自己的解釋，並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理論猜測。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作爲一個思辨哲學家，黑格爾不但對近代西方興起的動態情形做了上述描述，而且對人們利己心的發揮與其外在的制度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做了一定分析。譬如，黑格爾（Hegel, 1991，§183）在《法哲學原理》中曾指出：“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約的現實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互相依賴的制度。個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權利的定在（Dasein），都同衆人的生活、福利和權利交織在一起，它們只能建立在這種制度的基礎之上，同時也只有在這種聯系中才是現實的和可靠的。這種制度首先可以被看成是外在的國家，即必需的和理智的國家。”
從曆史上來看，黑格爾所處的時代比斯密要稍晚一些，而處在西方諸國工業革命剛剛萌發的初期。從這一點來看，如果說黑格爾這裏還不是特意地解釋西方世界興起的曆史原因的話，那麽，處于近代科技和工業革命勃興以及西方諸國經濟起飛大潮中的馬克思則在許多地方有意識地這樣做了。可能也正是因爲馬克思生活在在工業和科技革命大潮中，致使他在許多地方討論了技術革命尤其是大工業生産方式在西方世界興起以及西方諸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結果，後人常常誤把馬克思的經濟社會動態發展理論的核心簡單地歸結爲“生産力（技術水平及其能力）決定生産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理論程式，甚至常常錯誤地把馬克思的社會曆史觀歸結爲技術決定論。現在看來，這其實是對馬克思經濟社會理論的一種莫大的誤解。[ii]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馬克思到底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早在1847年，生活在西方工業革命和經濟起飛年代的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1972，第1卷，頁256）就觀察到了這樣一個現象：“資産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時間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産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産力潛伏在社會勞動裏呢？”那麽，資産階級運用什麽樣的法術符咒在短短的時間裏呼呼出了如此巨大的經濟增長以及大工業和科技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裏並沒有給予回答。但是，在此之前，馬克思（同上，頁66）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提出過分工和自由競爭是大工業機械化生産和科技革命的主要動力源泉的思想，並在“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中明確提出了“自由貿易擴大了生産力”的斷語。馬克思的這些判斷，與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見解，以及與當代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派甚至哈耶克的市場自發擴展秩序理論，在精神上應該說均是同歸殊塗的。那麽，進一步的問題是，是什麽力量推動市場分工、自由競爭，以及機器的采用從而導致近代大工業生産的産生？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我們還沒有發現現成的答案。直到1867年，馬克思才在《資本論》第1卷中好像有意無意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譬如，馬克思（1975，頁175－177）說：“作爲資本的貨幣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爲只是在這個不斷更新的運動中才有價值增殖。因此，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限度的”。“作爲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是謀求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在另一些地方，馬克思（1975，頁260，）又指出：“……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就是增殖自身”。在這一市場經濟擴展的內在動機的支配和推動下，市場的分工和協作就出現了：“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並執行生産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産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爲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協調的職能就成爲資本的職能”（馬克思，1975，第1卷，頁367－368）。另外更爲值得注意的是，在《資本論》第1卷第12章分工和工場手工業中，馬克思（1975，第1卷，頁394）非常明確第指出：“在工場內部的分工中預先的、有計劃起作用的規則，在社會內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後作爲一種內在的、無聲的自然必然性在起作用，這種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場價格的晴雨表中覺察出來，並克服著商品生産者的無規則的任意行動”。現在看來，馬克思這裏的見解，與他之前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市場運行原理，以及與後來哈耶克在“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對市場價格機制的理論解釋，在精神上是相通和一致的。
沿著工場分工和社會分工發展的思路，馬克思達致了他對近代市場經濟興起的動力機制的如下理解：“資本家作爲人格化的資本，……他狂熱地追求著價值的增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爲生産而生産，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産力，去創造生産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爲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爲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的基礎”（馬克思，1975，第1卷，頁649）。 )
到這裏，我們就大致可以把握馬克思本人對近代西方世界興起的內在動力機制的理解了：資本主義企業家對利潤的無限制、無饜足的追求，推動著企業家去不斷地進行企業內部和市場的分工，並不斷發現新的生産方法，發明和使用新地技術和機器，並不斷拓展國內市場和進行國際貿易。正如馬克思（1975，第1卷，頁682）本人所言：“一旦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基礎奠定下來，在積累過程中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時刻，那時社會勞動生産率的發展成爲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杠杆”（著重號爲引者所加）。從這裏可以看出，馬克思本人不但洞悉出資本主義企業家對利潤貪無饜足的追求是現代西方市場經濟動態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杠杆，而且從某種程度上把西方世界的興起歸結爲制度因素。可能正是辨識出了這一點，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的日文版的“緒言”中曾指出：“馬克思之所以有別于同時代或前代的經濟學家，正是因爲他認爲經濟發展的特定過程是經濟制度本身所産生的這一看法。……正是因爲這一點，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家才又都回到他這裏來，盡管他們可能發現他有許多可待批評商榷之處”（轉引自Schumpeter，1952，中譯本，頁2）。)
2．從桑巴特、韋伯到熊彼特：企業家精神與西方世界的興起
受馬克思的影響，作爲一名著名的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的著名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桑巴特（Wemer Sombart，1863～1941）曾對近代西方興起的原因做了許多探討[iii]，並且，在對許多曆史問題的看法上桑巴特有其獨到——如果說不是怪癖的——見解。譬如，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桑巴特（Sombart, 1967，參中譯本，頁150）曾明確指出：“不管從哪方面說，有一點是公認的：奢侈促進了當時將要形成的經濟形式，即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其後的論述中，桑巴特（Sombart, 1967，參中譯本，頁154－155）又進一步強調說：“奢侈從許多方面推動過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如，貴族的財産主要以債務的形式轉移到資産階級手中，在這一過程中，奢侈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在這種聯系中，我們惟一感興趣的是奢侈創造市場的功能。”接著，桑巴特從奢侈與貿易（包括批發業和零售業），貿易與農業，奢侈與工業等方面的史實做了闡述和分析，並在最後得出結論說：“于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愛的一個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資本主義” 桑巴特（Sombart, 1967，參中譯本，頁215）。除了這一類較爲獨到的見解外，桑巴特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在于他較早從企業家精神來探討現代市場經濟的擴展或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譬如，在《現代資本主義》第1卷第20章第1節，在桑巴特（Sombart, 1922, 參中譯本，頁212－215）提出了“企業家精神”這個概念後，指出這是“一種勇武的精神”，“一種不安靜和不疲倦的精神”。這種精神“打破了那些建立在安逸自足的、自保均衡的、靜止的、封建手工業的滿足需要的經濟的限制，並將人們驅入營利經濟的漩渦中”。桑巴特還指出，如果說“企業家精神”在于“征服與營利”，那麽，“市民精神”則在于“秩序與保存”，而後者的現實表現則在于“勤勉、節制、節約、節儉和守約”。根據以上兩點，桑巴特（Sombart, 1922, 參中譯本，頁215）說：“我們把那種由企業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所組成的一個統一的整體心態稱作爲資本主義精神。”桑巴特還認爲，這種精神創造出了近代資本主義，因而可以認爲“資本主義是由歐洲精神的深處生發出來的”。之後，韋伯（在（Weber, 1958, p.68）《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見解：“在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所有近代文化中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建立在天職（the calling）理念基礎之上的理性行爲，而這種理性行爲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産生出來的，——這是本書所力圖申明的觀點”。盡管桑巴特與韋伯一樣強調企業家的資本主義精神在西方世界近代興起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對這種精神的宗教起源上與韋伯有著重大的理論分歧。正如我們在下面馬上將要討論的那樣，韋伯強調新教倫理——尤其是加爾文主義和英國清教教義——在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形成中原生作用，但桑巴特（Sombart, 1930，第19章）卻認爲清教教義一直是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觀的對立物。桑巴特甚至“考證”道，“清教教義的鼓吹者們完全反對所有發財致富的行爲”；“清教教義極度譴責自由競爭”；“清教教義幾乎不鼓勵人們從事有長遠打算的具有冒險性的事業”；“在加爾文教控制的地區，教會是明確敵視資本主義的……”。在否定了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聯系之後，桑巴特試圖把近代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與猶太教教義聯系起來。桑巴特認爲，資本主義精神主要有下列因素培養而成：猶太教的理性主義觀點及條文主義，以及猶太教宗教領袖的商業精神，等等。桑巴特還認爲，沒有現代民族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永遠也不可能建立起來，但是遠在16世紀之前，在歐洲就蘊成了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其中，猶太教的教義和信仰最早在這種精神形成中發揮了作用。
我們再來討論馬科斯?韋伯（Max Weber）的觀點。與馬克思相比，同樣是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企業家的功能和作用來察看近代工業革命和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但韋伯主要不是從資本家無限追求利潤和企業擴張的增殖沖動來看待問題，而是從正面強調企業家精神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促動作用。上一節我們已經指出，韋伯與桑巴特的看法也有很大差異，並且在許多方面尖銳對立。譬如，盡管韋伯與桑巴特一樣強調資本主義精神在西方近代興起中的作用，同樣是從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但韋伯是從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尤其是新教倫理——來省察其資本主義精神動力源的。至于哪種觀點更高明，或者說更接近曆史事實，我們今天已經很難判斷。但是通過介紹桑巴特的觀點後，我們至少對韋伯的一些著名觀點不會再盲信了。從桑巴特與韋伯的一些尖銳的觀點對立中，我們至少可以確知一點，資本主義精神——或言企業家精神——確實在近現代西方世界興起中起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這種作用到底是從斯密眼中所見的那種人類喜歡交易和交換的稟好轉化生成而來，還是從如桑巴特和韋伯所見的那種宗教教義精神中衍生出來，那倒另當別論。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部名著中，韋伯（Weber, 1958，p. 70）曾指出，“如果你問他們（指那些充滿資本主義精神的企業家——引者注）自己永無止境的活動的意義何在，他們爲什麽不能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永不感到饜足，並從而對任何純粹世俗的人生觀如此無動于衷，他們可能回答（如果他們知道答案的話）道：‘爲了要供養我的孩子和後代子孫。’但是這樣的動機並非他們所獨有，對于傳統人士來說也是如此。更精確地說，或者更簡單說來，做生意和不停地工作已成爲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了。實際上，這是唯一可能的動機。但同時從個人的幸福觀來看，這種生活是非理性的：人爲了他的生意而存在，而不是爲了人的存在而經營生意（著重號爲引者所加）”。從這一點出發，韋伯（Weber, 1958, p. 68）發現，西方世界的興起，並不是如後來的弗蘭克（Frank, 1998）在《重新定位：亞洲時代的全球經濟》一書中所認爲的那樣是由于“源源不斷用于工業投資的新貨幣引起的”，“而是由于這種新的精神，即資本主義精神已經開始發生作用了”。由此，韋伯（Weber, 1958, pp.68-69）深刻地指出：“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並不是用在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數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韋伯還具體舉例說，不管在世界的什麽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並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所需要的資本和貨幣，來用作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換句話說，不是有了充足的貨幣和資本，才會生發出資本主義活動，而是一旦創造財富的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具備了，他們會創造貨幣和資本。[iv]
那麽，什麽是這種作爲近現代市場經濟擴展的永動機的“資本主義精神”？根據桑巴特（Sombart, 1922）在《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對“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解，[v] 韋伯（Weber, 1958, p. 17）認爲，“資本主義確實等同于通過持續的、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來追逐利潤，並不斷産生新的利潤”。在對導致西方世界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的資本主義精神有了這樣的理解後，韋伯提出，盡管由私人企業家經營，利用資本來營利，和不斷購買生産資料來身産和出售産品這種“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capitalistic enterprises）在傳統社會中就存在，但是，只有當這種在資本主義精神的不斷重複發揮和對世界日益增強的征服中，才導致了近代西方世界的興起。韋伯（Weber, 1958, p.64）還認爲，盡管企業的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與企業家精神並非互相依存，但二者確實一般處于“某種互相適應的關系”。韋伯接著指出，“這一點已經爲曆史史實所證明：一方面上述心態在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中找到了它最爲合適的表達；另一方面企業又從資本主義精神那裏汲取了最適合的動力”。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韋伯（Weber, 1958, p.47）一再指出，在西方國家，人們稍加注意，就會發現，工商業界的領導人、資本占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大都是新教徒。由此，韋伯得出結論說，新教徒的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導致資本積累：“人屈從于自己的財産，就像一個順從的管家，或像一部獲利的機器，這種天職觀念在他的心目中占據一個很重的地位。假如這種禁欲主義的生活態度經得住考驗，那麽財産越多，爲了上帝得榮耀而保住這筆財産並竭盡全力而增加之的這種責任感就越重。這種生活的根源，如同資本主義精神的許多方面一樣，……是在禁欲主義的新教倫理中找到了其堅實基礎的。這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性已是顯而易見的了”（韋伯（Weber, 1958, p.170）。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韋伯一再強調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基督新教倫理——即禁欲主義的節儉和爲上帝積累財富得天職責任感——的內在關系，但韋伯決非是一個宗教文化決定論者。相反，他（Weber, 1958, p.91）曾明確指出，“我們根本不打算堅持這樣一種愚蠢的教條主義觀點，即資本主義精神……的産生僅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影響的結果，或認爲資本主義作爲一種經濟體制（economic system）是宗教改革的創造物。衆所周知，資本主義商業組織的某些重要形式在宗教改革前就業已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這種觀點的有力駁斥。相反，我們只是希望弄清宗教力量是否影響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質的形成，以及其在全世界量的傳播。”
基于他對西方世界興起初期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這種相互關系及其二者對經濟發展影響的這種清醒認識，韋伯還探討了資本主義精神與種種經濟制度之間的相互關系。他（Weber, 1958, p.72）指出：“我們的個人主義的政治的、法律的和經濟的制度（institutions），具有爲我們的經濟秩序所獨有的組織形式和一般結構。……在我們的制度下，資本主義精神是可以純粹被理解爲一種適應性的結果。資本主義體制迫切需要人們投身于賺錢的事業。這種對物質財富的態度則完全適應這一體制，並且與爲生存而進行經濟鬥爭中的條件密切相關。”
沿著這一探究問題的思路，韋伯就把西方近現代市場經濟秩序的興起，與西方近代法律制度的形成和演化過程聯系起來了。韋伯（Weber, 1958, p. 25）發現，“近代理性資本主義不僅需要生産的技術手段，而且需要可靠的法律制度以及依照正式規則辦事的行政機構。沒有後一條件，冒險性的和投機性的貿易資本主義以及各種各樣的由政治決定的資本主義可能存在，但決不可能有由個人創辦的、具有固定資本以及穩定核算的理性企業”。接著，韋伯還指出，在近代曆史上，這樣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只有在西歐社會中才處于一種相對來說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狀態。問題到這裏並沒有結束。從發生學上來來追問，爲什麽只有在近代西歐諸社會中才産生了這樣的有利于企業發展的法律制度和行政體制？或者說這種獨特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精神從何而來？沿著這條追問思路，韋伯（Weber, 1958, p.25）認識到，盡管資本主義企業家對自個利益的追求反過來有助于一個受過理性的法律訓練的律界階層在司法和行政中占據支配地位，並爲之鋪平了道路，但是，資本主義利益本身絕非獨自促成了這一點，甚至也沒在其中其主導作用：“因爲這些利益自身並沒有創造出那種法律”。不然的話，韋伯（Weber, 1958, p.25）接著問道：“爲什麽資本主義利益沒有在印度、在中國也做出同樣的事情呢？爲什麽印度和中國的科學、藝術、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沒有導致它們走向西方所獨有的這條理性化道路呢？”那麽，到底是什麽因素促成並導致了近代西方社會産生出這種獨特的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制度呢？韋伯在這部著作中好像對此懸而未答。[vi]
在桑巴特和韋伯之後，經濟學家熊彼特也特別強調企業家在西方近現代市場經濟興起中的作用，但與前兩人不同是，熊彼特較多從經濟學的分析視角觀察和論述問題。照熊彼特（Schumpeter, 1976，p. 82－83）看來，“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與方法，它不僅從來不是、而且永遠不可能是靜止不變的”。借用生物學上的一個術語，熊彼特把近代市場經濟的“不斷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地破壞舊的和不斷創造新的結構”這種過程，稱作爲“産業突變”。熊彼特還指出，“這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性事實，應該特別予以注意”。正是從這一視角出發，熊彼特認爲，“創新”（innovation）、“新的組合”、“經濟發展”，這些都是近現代市場經濟秩序的本質特征。根據英國古典經濟學家薩伊（John B. Say）的“企業家的職能是把生産要素帶到一起將之並組合起來”的見解（見Schumpeter, 1934，p. 76），熊彼特在許多地方一再指出，所謂“資本”，就是企業家爲了實現“新組合”且以“把各項生産要素轉向新用途”、“把生産引向新方向”的一種“杠杆”和“控制手段”，因而資本的主要社會功能在于爲企業家進行“創新”而提供必要的條件和手段（Schumpeter, 1934，p. 116）。
那麽，什麽是“創新”呢？照熊彼特看來，“創新”不是一個技術概念，而是一個經濟概念。它是指在經濟中引入某種新的東西，與技術發明（invention）不是一回事。一種發明，只有當它被應用于經濟活動時，才成爲“創新”。熊彼特（Schumpeter, 1934，p. 66）還具體解釋道，“創新”是指“企業家對生産要素所做的新的組合”，它具體包括以下5種情況：（1）引入一種新的産品，或改進某種産品的質量；（2）采用一種新的生産方法；（3）開辟一個新的市場；（4）獲得一種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應來源；（5）實行一種新的企業組織形式，例如建立一種壟斷地位，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不僅從“創新”理論視角來解釋商業周期的變動，而且用這個概念來解釋市場經濟增長的動力、過程和目的。照熊彼特看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是通過經濟周期來實現的，即從舊的均衡到新的均衡，並經曆經濟高漲到經濟收縮各個階段。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總量雖然有起有落，但長期趨勢卻是不斷擴張的，産品的結構也是不斷變化而趨于多樣化的。由此熊彼特認爲，從舊的均衡到新的均衡，也就是經濟增長的實際過程，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創新者”，即有遠見、有組織才能和敢于冒風險的企業家。熊彼特（Schumpeter, 1934, p.61. f.1）還具體解釋道，他的整個經濟發展理論要說明的，“根本不是具體的變遷因素，而是這些因素起作用的方法，即變遷機制”；“‘企業家’只不過是這一變遷機制的承擔者”。
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這部名著第12章中，熊彼特（Schumpeter, 1976，參中譯本，頁210）還對這個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他提出，近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是企業家精神，因而企業家的功能是：“通過利用一種新的發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種未經試驗的技術可能性，來生産新商品，或用新方法生産老商品；通過新開辟原料供應新來源或産品的新銷路；以及通過改組工業結構等手段來改良或徹底改變生産模式。”熊彼特舉例到，近代早期的鐵路建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電力生産、蒸氣機、鋼鐵冶煉和汽車，以及在殖民地進行風險投資，這都是企業家創新的典型的例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熊彼特的理論體系中，他一方面特別注重生産技術的革新和生産方法的變革在近現代西方世界經濟發展中的至高無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特別注重曆史分析法，極力倡導“變動”、“發展”和“動態”的觀點。與斯密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的理論解釋相契，熊彼特認爲“創新”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內在因素”，因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只不過是來自市場經濟體系“內部自身創造性”的一種動態變化，並進而強調了社會經濟制度的“內在因素”與“增長動態機制”的作用。
3．西方世界興起的制度因素與天時地理：從諾思、肯尼迪到華勒斯坦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從斯密、馬克思到桑巴特、韋伯和熊彼特，均從市場參與者的精神稟賦上論述了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但他們都或多或少或從某個方面強調在近代西方世界興起中的制度因素，尤其是韋伯，他明確地把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最終歸結爲西方國家近代以來所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制度。那麽，這種促成並保障近代西方國家中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興起的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行政體制究竟是如何産生的？毫無疑問，它與羅馬法、基督教傳統以及西方國家的獨特的理性主義文化精神有關，但從發生學上來看，任何一個其中的因素都不可能單獨構成決定性的生成因素。韋伯看到了這一點，並在許多著作中一再申明這一看法。現在看來，直到今天，這些問題都沒有産生令人完全信服的解答。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 Douglass North）試圖運用當代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思路，並結合和科斯（Ronald Coase）交易費用經濟學的理論視角，來理論地和曆史地回答這個問題，但現在看來，其回答卻仍然不盡令人滿意。並且，這裏不能不說，從筆者目前所掌握的有關歐洲近現代法制史和憲政史文獻來判斷，諾思對近代西方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律制度的産生原因的解說，可能是誤入了歧途——如果說他的解答不是誤人子弟的話。
現在看來，諾思本人對制度與國家因素在近代西方世界興起中的作用的看法，數十年前韋伯所提出的上述見解有頗多相似之處，但是，很顯然，諾思比韋伯更爲清晰明確地強調西方世界近代興起中的制度因素，並且也更注重與制度因素直接關聯著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譬如，在《西方世界的興起》這一小冊子中，諾思和托馬斯（North & Thomas, 1973, 參中譯本，頁5）一開篇就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的中心論點一目了然，那就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之所在。”在該書第8章，諾思和托馬斯（North & Thomas, 1973, 參中譯本，頁117）又重複指出：“我們在第一章已證實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基本要求。如果存在著這樣一種組織，那麽，只要它符合經濟增長的要求，一個社會便會發展。”在這本小冊子的結束語中，諾思和托馬斯（North & Thomas, 1973, 參中譯本，頁194）還批評馬克思未能認識到經濟增長並不是必不可免的，並批評亞當?斯密沒有告訴人們“怎樣保證有效率的政府會發明並維持一組保證經濟增長的産權（制度）”。他們還聲稱，真正開始研究經濟組織的，是他們自己。
如果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近代西方興起的關鍵因素，那麽，又是什麽因素促成了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方諸社會的形成和出現呢？在後來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諾思專門探討了這個問題。譬如，在第2章經濟結構導論中，諾思（North, 1981, p. 17）指出：“知識和技術的存量決定了人類福祉的上限，但他們本身並不能決定在這些限度內人類如何獲得成功。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結構決定著一個經濟的實績以及知識和技術存量的增長速率。”那麽，又是什麽因素確保有效的經濟組織的運作呢？諾思認爲，那就是明確的的私有財産制度。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諾思用了大量篇幅闡述了這一觀點，並從荷蘭和英國經濟在歐洲近代史上率先起飛的例子，來說明他的見解。就荷蘭的例子而言，諾思（North, 1981, p. 154）解釋道，在近代歐洲曆史上，荷蘭經濟之所以率先起飛，其原因在于“荷蘭人在地理上處于中心位置，再加上有一個通過授予和保護私有財産和反對限制性措施等方式來鼓勵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政府”。至于英國，諾思則認爲，英國經濟能成功地擺脫17世紀的危機，可以直接地歸因于逐漸形成的私有財産制度（同上）。
如果說再一個經濟中有效率的經濟組織與私有財産制度安排有關，那麽，又是什麽決定了私有財産制度的生成？換句話說，導致近代西方世界興起的私有財産制度出現的因素是什麽？這顯然又是更深一層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諾思（North, 1981, p.17）的明確解答是，“理解制度結構的兩個主要基石是國家理論和産權理論”；“因爲是國家界定産權結構，因而國家理論是根本性的。最終是國家要對造成經濟增長、停滯和衰退的産權結構的效率負責”。從這一認識出發，諾思（North, 1981, p.20）得出了如下結論：國家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爲經濟衰退的根源；這一悖論使國家成爲經濟史研究的核心。因而諾思主張，在任何關于長期變遷的分析中，國家模型都應占據重要的地位。
諾思的國家理論的基本思想又是怎樣的呢？按照諾思（North，1981，p. 21）的解釋，理解國家關鍵在于它“爲實行對資源的控制而可能采用暴力”。因此，諾思認爲，離開産權，人們很難對國家作出有效的分析。出于他的來自新古典主義“理性經濟人”的分析精神，諾思認爲，具有一個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統治者的國家模型，具有三個基本特征：其一是統治者在與選民的交換過程中，國家爲取得收入而向選民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其二是國家統治者爲達到國家收入最大化而爲每一個社會集團設計産權制度；最後是由于國家組織者總是面臨其他國家和現存社會中可能成爲未來統治者的個人的潛在競爭，因此，統治者壟斷權力的程度是各個不同選民集團替代度的函數” （參North，1981，pp. 23-24）。說到底，在諾思的心目中，是國家統治者基于其個人利益的計算，爲市場的參與者設計産權規則和建構財産制度。譬如，在20世紀80年代後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尤其是在《經濟史上結構與變遷》一書中，諾思一再指出，國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務是人們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博弈規則。這些社會博弈規則（包括産權形式）則完全取決于國家的統治者對其收入最大化追求。這裏我們暫且不去深究國家作爲一種社會政治組織形式的建制其本質和存在理由是什麽（這已經部分超出了社會制度的經濟分析的研究範圍），單從諾思認爲國家存在以及其職能是其內部統治者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來發明、設計、界定和實施産權和其它社會博弈規則這一點來看，這一見解本身就意味著經濟運行的種種規則、約束和規範不是來自在現實交易或交往中的當事人的活動過程或者說經濟博弈過程，即不是人們重複社會博弈創生並演化出社會博弈規則，而是第三者（即國家）的根據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計算和獨斷意志或意願來決定和建立這些博弈規則。
基于他的新古典主義的産權理論和國家理論，諾思得出了他心目中的西方世界興起的動態發展機制的曆史圖景：較充分界定的産權改善了17、18世紀西方市場經濟發展初始階段上的要素和産品市場，其結果是，“市場規模擴大導致了更高的專業化分工，從而增加了交易費用”。繼之而來的是“組織的變遷旨在降低這些交易費用，結果是市場規模擴大以及發明的産權得到更好的界定，從而在創新收益率的提高同時，創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諾思認爲，正是這一系列相互促進、相互關聯的組織形式和制度安排的變化，爲西歐的科技革命——第二次經濟革命——鋪平了道路（North，1981，p. 159）。如果大視角地閱讀歐洲近代經濟、法律與社會史，我們會發現，在近代歐洲曆史上，確實存在著市場秩序的自發成長和擴展于法律和憲政民主制度之間的一個互動發展的相互作用機制過程。這與諾思這裏的見解，頗爲相似。但是，與諾思的曆史觀頗爲不同，我們的觀察是，歐洲的法律制度和其它市場運行的制度規則，決非是——或者更確切地說，在很大程度上並非是——歐洲的各國的統治者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中爲市場運行而設計出來。恰恰相反，與市場運行有關的法律制度恰恰是市場發展的一種自發生成的曆史産物，——或更精確地說，是工商業界人士和城市民衆爲保護自己利益而進行法律制定（主要是商法、海事法、城市法）並與各國君主王權爭鬥所爭得來的一種結果。換句話說，歐洲近代的法律制度是近代憲政民主政治生成的一個曆史伴隨物。
同樣從國家在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來分析問題，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和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則反過來從曆史上歐洲各國政治的多元性、民族和王朝的國力競爭和軍事沖突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來探尋和解釋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曆史原因。
在《大國興衰：1500到2000年的經濟變化與軍事沖突》一書中，肯尼迪（Kennedy, 1987, pp.16-20）談到歐洲近代史上的奇迹時首先指出，近代以來，“在定居于歐亞大陸西部的分散的、相對來說缺乏經驗的民族中，發生了一場不可阻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是什麽長期的因素促成了這一“歐洲奇迹”？肯尼迪首先發現，在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在政治上總是處于一種四分五裂、各國互相競爭和軍事沖突不斷的狀態。而近代歐洲政治上的這種多樣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狀況造成的。歐洲的地形支離破碎，加上衆多的山脈和大森林，氣候從南到北也差異很大，這就使得要在歐洲的建立統一的政治控制體制變得非常困難。這種多樣化的地形促進了分散政權的發展和繼續存在。地方王國、邊境貴族領地、高低氏族和低地城鎮聯盟就構成了近代歐洲曆史上的政治地圖。歐洲多條內陸河流和三面環海，又爲近代歐洲各地的分散貿易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各地王權勢力的相對薄弱有，恰恰爲近代歐洲各地——尤其是波羅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還還周邊地區——的分散貿易提供了契機，歐洲的近代市場貿易秩序，事實上就是在這種各國王室政治競爭和軍事沖突的縫隙中發展起來。肯尼迪（Kennedy, 1987, p.19）認爲，這種分散的、很大程度上不受監管的貿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場發展所形成的政治和社會後果，意義深遠。首先，沒有任何王室和封建領主的政治權威和宗教勢力有辦法和能力完全壓制住這種市場貿易的擴展：“……基本事實是，在歐洲既不存在一個可以有效地阻止這種或那種工商業發展的單一政權（uniform authority）；也不存在一個中央政府因其側重點不同而造成某一工業的興起或衰落；那種類似于嚴重阻礙印度莫臥爾帝國的征稅人對商人和企業家進行系統和全面掠奪的情形也沒有發生，……像明代中國和幕府時代的日本那樣的對海外貿易所頒發的禁令也難能有什麽效果”（Kennedy, 1987, p.20）。[vii]
根據上述曆史事實，肯尼迪（Kennedy, 1987, p.20）接著發現，在這樣一種曆史格局中，“大部分歐洲政權逐漸地、不平衡地與市場形成了一種共生關系（a symbiotic relationship），從而爲市場經濟提供了一種國內秩序以及非任意專斷的法律制度（對外國人也是如此），並從稅收中獲取了由貿易所帶來的利潤增長的一部分”。在此情況下，肯尼迪認爲，整個歐洲近代的發展，恰好引證了亞當?斯密的一句名言：“除了和平、輕稅賦和寬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個最原始的國家發展爲最大限度的繁榮，就不再需要別的什麽了（著重號爲引者所加）。”肯尼迪的這一見解，恰恰與筆者（韋森，2006a, 2006b）在最近的兩篇長文中所討論的經濟增長的斯密動力的發揮機制和哈耶克以及狄索托所猜測到的其制度條件相一致，並且也史學界對歐洲市場經濟秩序的擴展史研究所證實。 (
http://www.tecn.cn )
如果說上述諸家在探索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原因時或多或少地從曆史決定論視角審視問題，那麽也有一些曆史學家基于某種潛意識的非決定思路來考察近代西方社會興起的一些偶然因素，把歐洲市場經濟的生成和興起，視作爲“相當偶然的”、“機緣的”，甚至是“一組巨大的意外”。譬如，同樣意識到羅馬帝國的崩潰爲近代西方世界的興起提供了一些曆史條件或言契機，意大利曆史學家波利加尼（Luciano Pellicani）和當代美國著名曆史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in Brook, 1999，參中譯本，頁51－55）就提出，在羅馬帝國崩潰後，中世紀的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權之間的爭鬥，使得整個中世紀的歐洲國家（政府）從來都不強大，從而意外地使“資産階級的市鎮”獲得了“漁翁之利”：羅馬帝國崩潰了，歐洲的一些族國和邦國——如意大利的城市邦國——把握住了這個機會，于是，“資本主義便産生了”。除了羅馬帝國所帶來的歐洲松散的政治實體和各國王權對社會的控制力量實際並不大這一曆史史實外，另一位學者霍爾（Hall, 1985, p. 134）還補充到：“毋庸置否，許多支蠻族在羅馬帝國的末期進入了歐洲，這就與中國和伊斯蘭地區曆史上的面臨單一外患又很大不同，這一事實是利于多元體制在歐洲出現的初始條件。”
這裏應該指出，盡管在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多元的政治格局和各封建王國和領主之間的競爭和沖突爲工商企業家的崛起提供了縫隙和機遇，但這決非意味著在近代歐洲諸社會中就自動生成了市場秩序自發成長和擴展土壤和條件。事實上，在歐洲中世紀的早期，歐洲各地均普遍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約束著“斯密動力”發揮的各種各樣的“布羅代爾鍾罩”。正如波利加尼所見，“無論我們檢視什麽地方，都可以找到資本主義的蹤影。但我們同時也發現，那些經濟生活多多少少地都禁錮在（Cooped in）僵死的政治、宗教和社會結構裏，這種結構給卡塔萊科特克斯博弈（the game of catallactics [viii] ——商業交換的科學）留下了很小的空間”（轉引自Wallerstein, 見Brook, 1999, p. 43）。換句話說，盡管在文明社會的任何時期和地方都會存在著市場擴展的內在成長動力，但在人類曆史的絕大多數時間裏和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地區，總是存在著有效約束住自發經濟秩序不斷成長和擴展的種種限制，而歐洲中世紀之後諸社會的動態變遷，卻爲成功地打破這些種種限制性的禁錮提供了天時地利。在近代歐洲曆史中種種約束著市場經濟秩序自發擴展的“布羅代爾鍾罩”被打破的實際曆史過程過程到底是怎樣的？歐洲近代曆史上打破這種種對市場擴展秩序限制型約束曆史過程的經驗對我們今天反思晚清帝制中國衰落的曆史原因的參考意義是什麽？在經曆了20余年觸發市場秩序生成並不斷成長和擴展的中國經濟社會改革的今天，歐洲曆史上這一動態演變過程的曆史經驗的現實意義又在哪裏？這才是我們今天重新追問這個問題的意義之所在。
4，簡短的結論
通過對對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的探究和論述的種種觀點文獻的上述簡略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對于這個極其複雜的理論和曆史問題，諸家的見解之間既存有巨大的理論差異，也有許多“所見略同”之處。對這些諸家所見略同之處，我們可以大致歸納出以下三點：
第一，在筆者最近的兩篇文章（韋森，2006a, 2006b）中，我們已經指出，按照亞當?斯密的見解，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機制源自于分工和專業化所伴生的市場擴展和深化，而推動人們進行不斷企業內部與市場和社會分工的最終動力，則來自人們對自利的追求以及人類所稟有的喜好交易的性向，而作爲一種自發生成和自我擴展秩序的市場體制——或言哈耶克眼中的那種“Catallaxy”——，既是這一“斯密動力機制”發揮的條件，又是其外在表現和現實結果。斯密的這些偉大理論發現，被後來的許多思想家以各種形式近似地表達出來，且各學派之間諸家的見解差異不大。譬如，在馬克思那裏，這被解釋爲資本家對“不斷的積累的資本”無限制的追求；在熊彼特那裏，這種經濟增長的動力源被歸結爲“企業家”的追求視野成功和爭取出類拔萃的那種非物質追求的“創新精神”；在凱恩斯（Maynard John Keynes）那裏，這則被理解爲熊彼特式“企業家”擴張企業的那種“動物精神”。這種對企業擴張和對資本積累無限制的追求，在馬科斯?韋伯的話語中，則成了“人爲了他的生意而存在，而不是爲了人的存在而經營生意”這句名言。正是在這種源自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以及喜好交易性向而演變出來的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的創新沖動，使得近現代的市場經濟秩序好像是一個美國曆史學家蘭德斯（Landes, 1969）眼中的那種“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一樣。這種企業家追求利潤和企業不斷成長的結果，就使得現代市場體系變成了馬克思和華勒斯坦（Wallerstein, 見Brook, 1999, 中譯本，頁18）所見的那種其“核心活動是一種永不停滯的成長和不斷的資本積累”。
第二，依照韋伯和華勒斯坦等西方學者的見解，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或精確地用哈耶克的語言說，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在人類文明社會的許多地方（如果說不是全部的話）和曆史時期都存在過，但這種以市場交換形式存在的擴展秩序要占據整個社會，從而使其內在蘊涵的斯密動力順暢的發揮出來，確實在近代歐洲曆史上有其獨特的天時和地利條件，這種天時地利的主要爲，（1）羅馬帝國崩潰後形成的歐洲各地松散的多元化政治格局；（2）歐洲各王國和封建領主之間的相互競爭和軍事沖突；（3）在歐洲中世紀傳統政治體制下王室和政府對社會的實際控制力量相對薄弱；（4）羅馬教廷神權與歐洲各王國君主神權之間的相互制約，加上（5）基督新教改革所帶來的西方人的世俗觀念的巨大轉型，以及韋伯所見的那種新教倫理的形成。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就出現了近代諸國工商業界生意人士沖破限制著市場擴展秩序成長的種種布羅代爾鍾罩的一個巨大的和不可多得的曆史機緣。結果，近代歐洲近代曆史的“科技革命”和“經濟起飛”就在這一曆史機緣中發生了。
第三，盡管近代西方興起的動力機制來自源人們的自利追求和喜好交易的性向，以及在歐洲近代市場經濟秩序生成過程中轉化爲某種企業家精神以及創新和無限擴展資本的那種沖動，但這種精神的發揮和張揚卻需要外在的制度環境。這種企業家精神以及其創新和無限擴展資本的沖動與外部制度環境的互相沖突、相互作用和相互調適，便構成了近代歐洲經濟奇迹的社會動態變遷過程。那麽，這種保障或言能夠容納市場秩序自發生成和不斷擴展的法律制度是怎樣在近代歐洲多元化政治實體之間的相互競爭以及羅馬教廷神權與各國君主王權相互制衡的獨特曆史機遇中産生的？從曆史上來看，這主要有賴于西方近代民主國家和憲政民主制度的生成。回顧並反思西方憲政民主運動與西方近現代法律制度的生成以及與西方諸國近代的經濟起飛的內在關系，已經屬于另外文章的理論任務了。 （2006年10月29日謹識于複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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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of the Caus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Modern Time:From Adam Smith, Hegel, Marx, Sombart, Weber, Schumpeter to
North, Kennedy and Wallerstein
By Weisen Li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multi-disciplines on the causes of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modern time. While these classical scholars like Hegel and Marx believe that the main caus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re relies upon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ity which come from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free-market competition, Sombart, Weber and Schumpeter attribute the historical phenomenon to the capitalist spirit of those entrepreneurs to unlimitedly grow their business. The institutionalist economist Douglass North deems that 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the rise of western world are du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the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 political scientist of Paul Kennedy thinks that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ome from political competition of the nation-states of the western Europe, and the historian Wallerstein believes that the collapse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Vatican and the secular monarchs in pre-modern Europe have create some ra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estern Europe in the modern time. An overview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issue shows the fact that despite of many conjectures on the caus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modern time, there are some consensu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well-functioned legal systems and their underlining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re major contributors of the historical phenomenon.
[Key Words]: Smithian Dynamics, Braudel Bell Jar, division of labor, deepening market, entrepreneurial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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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文是2006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李約瑟問題與晚清帝國衰落的制度經濟學反思”（KRH3046006）的部分研究成果。
[ii] 譬如，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諾思和托馬斯（North & Thomas, 1973, 參中譯本，頁37）就明確指出：“目前最廣泛接受的一種解釋仍沿襲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爲技術變革是打破平衡、派生出其它的力量。當代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都堅持這一觀點，加入他們行列的還有在其它方面自認爲是徹底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流行的觀點是把周期性的經濟增長歸因于新發明和新制度的積累性作用，這些新發明和新制度使更多的畜力、水力和風力得到利用，使投入組合更加有效。”在《經濟史的結構語變遷》中，諾思（North, 1981, p.147）則更明確地指出：“馬克思對技術的重視使馬克思主義者誤入了歧途，因爲産業革命的技術不是出現在結構變遷之前，而是在其之後。”
[iii] 許多學者均注意到桑巴特在思想上曾在多方面受馬克思的影響。在其晚年，桑巴特自己曾以明白無誤的詞句告訴讀者，自己的代表作《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所有一切好的東西都應當歸功于馬克思的精神”（Sombart, 1922, p.XIX）。但是，盡管桑巴特受過馬克思思想的多方面的影響，但他在許多問題上——特別是在作爲一種經濟體制的資本主義的性質及起源——與馬克思有很大不同。
[iv] 在另一個地方，韋伯（Weber, 1983, pp. 126-127）曾明確指出，正如桑巴特所指出的那樣，不能把貴金屬的流入視作爲近代資本主義産生的最初原因。韋伯承認，在某種既定條件下，貴金屬供應的增加可以引起價格革命，正如1530年以後歐洲所發生的那樣。但反過來看，印度的例子則證明，單憑貴金屬的流入，並不能産生資本主義。因爲，從曆史上看，在羅馬統治時期，巨額的貴金屬曾流入印度，以交換其土特産品。但這種貴金屬的流入只在很小的範圍內促進了印度的商品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發展，而大量的貴金屬則被藏在王公的錢窖中，而沒有轉化爲流通的貨幣。韋伯還發現，即使近代以來歐洲自身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譬如，美洲的金銀礦發現以後，大量的貴金屬首先流入的國家是西班牙，但在歐洲近代曆史上，資本主義的發展同貴金屬的流入是不相稱的。結果是，貴金屬流過了西班牙，卻很少觸動它的傳統的經濟生活方式，倒使其他國家入荷蘭和英國富庶起來。根據這些史實，韋伯（Weber, 1983, p.127）得出結論說，“可見，人口增長和貴金屬輸入均不是産生歐洲的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因”。
[v] 韋伯的思想曾受桑巴特的影響，直接可以從在韋伯的許多著述中都大量引用和提到桑巴特的著作這一點上看出來。並且，在《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Weber, 1958, p. 198）還曾明確指出：“盡管下列研究在其最重要的觀點上追溯到了很早的著作，但通常來說，我不必指出他們在其發展中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桑巴特那些闡釋直截了當的重要著作，可能尤其是這一篇，——盡管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即使那些一再明確地不贊同桑巴特的見解的人，以及那些反對他大部分觀點的人，只應在全面研究他的的著作之後在采取這樣的態度。”這裏應該指出，盡管與韋伯與桑巴特一樣特別強調“企業家精神”或企業家的“資本主義精神”，但在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中這種“資本主義”的來源及本質是什麽，兩人卻有很大分歧。他們的理論分歧甚至達到了在他們共同主編的《社會學與社會政治學文獻》雜志上經常互相指責的地步。譬如，韋伯曾指責桑巴特的《資本主義精華》充滿著“不實之辭”，而且將其描述爲“一本關于該論題最糟糕的書”。在提及桑巴特關于資本主義的論述中其他那些記述性的引文時，韋伯曾說桑巴特不時“嚴重歪曲了”他的原意，挑起了“針對他（韋伯本人）的辯論”、“堅持不能自圓其說的論點”（參西格曼爲桑巴特的《奢侈與資本主義》寫的“英譯本導言”，中譯本，頁235）。而桑巴特反過來則多次反駁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觀點。對此下面我們還要具體討論。
[vi] 在另一個地方，韋伯（Weber, 1983, p.150）指出，與中國的舊制相比，“差別恰恰出在近代資本主義能夠發展起來的合理國家（rational state）上。這種合理國家的基礎是專業官員（expert officialdom）和理性的法律。……近代西方國家中的理性法律，是訓練有素的官員做決策的基礎”。韋伯還指出，雖然近代歐洲國家中的法律的內容不是源于羅馬法，但是從羅馬法中衍生出來的。由此韋伯（Weber, 1958, p.151）認爲，“羅馬法的複興已經被認爲是農民階級衰落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盡管如此，韋伯還是強調說，“羅馬法並非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譬如，韋伯舉例道，資本主義的故鄉英國就並沒有接受羅馬法。
[vii] 羅森堡和小伯澤爾（Rosenberg and Birdzell Jr., 1986， 參中譯本，頁155）也觀察到同樣一個事實。在《西方致富之路》一書中，他們指出：“……似乎可以肯定，西方資本主義之所以能發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歐洲分裂成衆多的國家和公國。歐洲不是只有一個‘帝國公司’，而是有許多的‘君主公司’、‘諸侯公司’和‘城市國家公司’。新出現的民族國家的政治領導人之間開展競爭，每個國家都基于保持從商人階級那裏獲得收入和信貸，也都意識到允許鄰國增加和擴充軍事力量的財政能力的危險性。因此，這種競爭是克服鄉村軍事貴族對新商人階級所固有的厭惡感的重要因素。”
[viii] 這是哈耶克晚年所經常使用的替代“經濟”一個詞，意爲“研究作爲自發秩序的經濟系統的科學”。根據 Archbiship Whately 的思想，哈耶克在他晚年的許多著作中一再把這種“作爲結果的自發秩序”稱之爲他根據古希臘語 Katalassein 所造的的一個新詞“Catallaxy”（參 Hayek, 1967, p.167; 1979, pp. 107-132; 1988, 111-112）。譬如，在《法、立法與自由》第二卷，哈耶克（Hayek，1976, p. 109）說：“從而經由人們在市場中依據財産法、侵權法和契約[法]而行事所産生的特定的自發秩序就是 Catallaxy ”。研究“Catallaxy”如何運作的科學就是“catallactics”。
本文應約將發表于《河北學刊》2007年第1、2期。作者授權天益發布。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649
再談西方的興起 by陳志武 2006年9月4日《證券市場周刊》
到16世紀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從美洲大舉運回金銀的時候，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金融技術發展得如何？爲什麽掠奪了許多金銀財寶的西班牙從17世紀初之後就開始沒落，而17世紀初才開始介入美洲大陸的英國卻越來越強盛？
上月本欄《西方的興起真如〈白銀資本〉所言嗎？》（網絡版名《西方的興起，不靠掠奪靠制度》）一文刊出之後，引發一些反響。沒想到的是有這麽多人自然認定西方的興起靠的是掠奪，認爲是掠奪給他們帶來了第一桶金，然後才有金融市場的發達，才有科學技術進步，才有他們的現代化，才有他們的文化進步，等等。總之，是掠奪在先，發展在後。這樣的結論下起來當然簡單直接，爽快過癮，也符合我們以往和今天教科書的邏輯。只不過這種結論經不起仔細推敲，如果西方的興起或崛起靠的是掠奪，爲什麽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奪之後沒有留下任何東西？最早征服美洲大陸並從拉美掠奪了大量金銀的西班牙後來沒有成爲西方、更沒有成爲世界長久強盛的國家呢？以當今的中東國家爲例，爲什麽它們藏在地下的“意外”石油財富沒讓它們成爲世界實力之強呢？其實，道理可能很簡單，掠奪來的意外財富除了揮霍之外，不會有人珍惜，不會給人帶來積極改進的壓力，反而使人、使社會變懶。
關于西方興起的原因，當然是一個大題目，幾千字無法講清。如果西方的興起真如《白銀資本》所說是由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的白銀所致，那麽16世紀之前的西方應該還沒什麽發展。還是以筆者上兩次（請參見本刊7月8日和8月5日文章《論資本》和《西方的興起真如〈白銀資本〉所言嗎？》）談到的金融發展題目爲核心，這就是說，將未來收入流、將死財富證券化成錢等等這樣的證券金融技術的發展應該是16世紀之後的事。當然，在邏輯上，這種推斷難以站住腳，因爲如果在16世紀之前西方還沒有勝過世界的發展，爲什麽他們有能力從16世紀開始征服這麽多其他國家呢？
我這裏沒有任何意圖爲任何國家過去對他國的侵略辯護。只是覺得在中國今天探討長久持續發展道路之時，有必要對過去大國興衰的起因有盡可能客觀的認知。下面我們從兩方面探討本文的主題，首先看證券金融技術到16世紀末的發展狀況及它們對西歐國家的影響，然後我們再談英國跟西班牙的差別，爲什麽掠奪了許多金銀財寶的西班牙從17世紀初之後就開始沒落，而17世紀初才開始介入美洲大陸的英國卻越來越強盛？
金融技術推動了西歐文藝複興
以前我們談到，美國有著讓任何資産、任何未來收入流提前變現的證券化、資本化體系。它的這種金融與制度體系當然不是過去一、兩個世紀才發明創造出來的。金融技術革命早于工業革命，但受到178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的進一步推動。將未來收入提前變現的證券化技術最早出現在1262年的威尼斯，後在西歐國家逐漸發展。
在金融品種方面，12世紀之前的西歐跟當時的中國一樣，以某種有價物或收入流爲抵押的私人借貸是主要的金融交易，這種債據往往沒有流動性。跟中國不一樣的是，從那時開始，意大利的城邦國家由于戰爭開支的不斷上升，它們必須拿未來的政府稅收做抵押向民間借債，當時的這種政府公債往往是強行分攤到個人，是他們必須購買的短期“愛國債”。這種公債的期限一般很短。
可是，到13世紀中期，威尼斯、佛羅倫薩和熱那亞這三個城邦國已發行太多短期政府公債，靠簡單的到期再借、一次接一次地把短期債務續接下去的做法已經難以奏效，它們必須推出長期債，把利息和本金的支付壓力平攤到未來許多年，逐年支付。換言之，此時的城邦國政府必須找到把未來許多年的稅收提前變現的辦法，必須做長期融資。按照Geoffrey Poitras 于2000年出版的《The Early History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78-1776》一書的介紹，1262年，威尼斯政府是第一個把衆多短期債合到一起，由一只意大利文稱爲“Mons”的長期債券基金持有，然後再把該基金的份額按股份證券的形式分售給投資者，這種股份的意大利文名稱“Prestiti”，它可以在公衆市場上隨便轉手交易。這算是現代資産證券化、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及公衆基金的前身。當時的意大利人當然沒想到這一創新的意義所在。威尼斯和佛羅倫薩發行的Prestiti從1309年至1502年的年度價格序列，是世界至今能找到的最早證券價格時間序列。
起初，威尼斯的Prestiti只有威尼斯人可以買賣。到14世紀中期，外國人也可買賣這些債權基金股份，並很快成爲特別受西歐人歡迎的投資品種。
由城邦政府以未來稅收做質押向大衆發行公債這項證券技術，在13、14世紀從威尼斯、佛羅倫薩和熱那亞往西歐其他國家傳開。出于公共設施建設和戰爭的融資需要，法國的賽力散、荷蘭的弗裏敦城邦政府于13世紀末發行人壽年金債券，法國國王也偏好通過出售年金債爲戰爭融資。到16世紀中葉，意大利、法國、荷蘭、德國已發展出有相當規模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債市場。以法國爲例，到1576年，其國債總額達1億法郎，到1595年爲3億法郎。在當時，這種債券市場規模已是非常大。英國的公債市場起步最晚，那是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的事。
隨著債券市場在16世紀的進一步發展，期貨和期權交易于1550年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證券交易所、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出現，進一步推動證券市場在西歐發展。
因此，到16世紀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從美洲大舉運回金銀的時候，意大利、法國、荷蘭、德國、比利時等西方國家將未來收入、將資産證券化的能力已非常強，他們已有能力把未來的收入變成那時的錢，有很強的“生錢”的能力。按照上兩次本欄的話說，他們已經比世界其他國家更有“錢”了。
公衆證券市場那麽早在西歐發展，而不是在中國或其他國家出現，其根本原因是當時西歐城邦國家要不斷爲戰爭融資。由于到13世紀這些城邦國家的王權已受到公民一定的約束，不能隨意向老百姓加稅，所以公債差不多是他們唯一可行的資金來源。相比之下，像當時中國這樣的專制王朝就沒有受到這種約束，也就不必采用國債融資，結果，證券市場那時就不會出現在中國。
有一種說法是，16、17世紀從美洲掠奪過來的白銀給西方國家提供了大量通貨，這種通貨使西方的跨國貿易能更順當地進行，我們等會再回到這個問題。但，我們首先需要看看在美洲白銀到來之前西歐國家的商業信票發展情況，特別是跨國貿易是靠什麽結算的，這種發展的曆史意義也非常大，因爲證券解決的是不同時間之間的價值交換問題，而商業信用票據解決的是不同空間地點之間的價值交換問題，是兩類不同的金融技術。
隨著中世紀後期西歐商業的快速發展，跨地區貿易規模上升極快。到11世紀左右，中國宋朝發明了紙幣，但歐洲還沒有。由于西歐城邦國家極多，金屬貨幣繁多，如果每筆交易都用硬幣支付，而且要求當面點清，這對于規模越來越大的跨地區貿易會是一個大的挑戰，硬幣結賬不僅會太重，並且運輸也太危險。從12世紀開始，西歐的城邦定期在法國裏昂和香檳、意大利佛羅倫薩、瑞士日內瓦、荷蘭阿姆斯特丹等商業中心舉辦交易會，這些交易會不僅每次交易量大，而且也進一步促進跨地區貿易的提升，這些商業發展當然推動了商業銀行業務的增長。
商業銀行信用票據就是在那時問世的2，也是現代銀行的起源，這些金融技術歸功于佛羅倫薩的意大利銀行家。他們的商業彙票跟19世紀初出現的中國山西票號的作用是一樣的，只不過在時間上早700年。其運作方式大致是這樣，如果在裏昂的張三向威尼斯的李四買進一萬件衣服，而威尼斯的王五要向裏昂的宋六買5000千張油畫，在沒有銀行的情況下，這兩筆交易不僅難做（到底先付錢還是先發貨的問題，雙方可能都難以相信對方），而且即使雙方願意做，張三要把硬幣從裏昂運到威尼斯，而王五又要把硬幣從威尼斯運到裏昂。相比之下，如果由美第奇銀行（Medici Bank）爲他們提供信用證或彙票，張三和王五可能誰都不用運了，並且法國和意大利各自可以有自己的貨幣。實際的情況可以比這複雜得多，只要美第奇銀行在西歐各商業中心設有分行，這些商業交易可以是多邊、多國之間的。
從13世紀到16世紀，意大利銀行和猶太人錢鋪基本壟斷了西歐商業銀行業務。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整個中世紀，基督教禁止有息借貸，但這一點並沒妨礙意大利人，特別是沒妨礙意大利的倫巴第人（Lombard）去從事放貸和商業銀行業務，以至于從那時開始歐洲人把“倫巴第人”和“商業銀行”用成同義詞，連英文中的“銀行”Bank 一詞都來自意大利文的“banco”（意思是“板凳”，因爲銀行業者最初是坐在板凳上提供經營錢幣業務的）。當然，在猶太教中沒有禁止有息放貸，所以猶太人也是歐洲中世紀主要的銀行家群體。
因此，在16世紀西班牙從美洲掠奪金銀之前，西歐商業銀行的發達程度已非常高，也足以解決跨國貿易的貨幣支付問題。當然，有更多的白銀能幫助他們與其他洲做貿易，但是，這些白銀對西歐外貿的進一步發展不是決定性的。
一個佛羅倫薩家族的故事就能幫助我們理解西歐商業銀行到16世紀的發達程度。美第奇家族從13世紀開始在羅馬、佛羅倫薩辦銀行，當時歐洲商業是這麽發達，以至于到1420年美第奇已是意大利、甚至歐洲最富的家族。這個家族的財力這麽強，在14世紀之後，它的子孫不僅多次成爲佛羅倫薩的首腦（gonfaliere），還出過三個羅馬天主教教皇。美第奇家族對意大利文藝複興、對歐洲走出中世紀、對現代科學有著根本性的貢獻。考細摩?美第奇在15世紀投入大量財力收藏、翻譯、出版被遺忘兩千年的古希臘著作，建立歐洲最大的圖書館，幫助歐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紀。出資培養了許多大畫家與雕塑家，包括米開朗基羅、弗拉?安其裏柯、布魯勒斯基、丹勒特羅、烏切羅、建築家阿爾貝蒂等，這些大師都是文藝複興的象征。科學史上的伽利略（1564-1642）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教師，在美第奇家族的資助下做出了關于地球與太陽的關系及其他天文和物理學的發現。
如果沒有美洲的白銀，西方國家在17世紀後會怎樣？這種曆史假設當然無法做。但是，如果說西方的興起或崛起靠的是從美洲掠奪過來的白銀，或者說現代金融證券技術也是發生在西方掠奪白銀之後，那顯然忽視了歐洲文藝複興時期（1330 — 1530年）在商業、金融、文化、科技及相關制度方面的發展，也沒有領會到古羅馬留在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那些發展給了西歐以超前的制度資本和實力。在幾何、數學、天文、物理、希臘哲學等研究和教育方面，巴黎大學早在1200年、牛津大學在1214年、劍橋大學在1231年、皮薩大學在1338年成立，這些發展是在美洲大發現之前，但爲西方後來的科技發明培養了必要的人力資本。
一個國家的貨幣化能力或者說“錢”的多少是其制度資本的具體表現，它的“錢”能否成爲“國際貨幣”也決定于其制度資本。沒有哪個國家天生就掌握“國際貨幣”的發行權，而是哪個國家有著世人公認最可靠的制度，它的“錢”就值錢。
西班牙與英國：西方國家中不同的故事
說到“西方”，我們（包括筆者）通常把意大利、法國、西班牙、英國等所有國家都包含其中，好像它們都一樣且同爲一體似的，所以如果是西班牙掠奪了美洲金銀，那就是“所有西方國家都掠奪了金銀，並且都得到同樣一份好處”。這顯然很荒唐。
事實上，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並沒參與掠奪中美洲的金銀，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做。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得到這些財富以後怎樣呢？我們不妨看看。
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一輩子致力于航海探險，從1418年開始每年帶領船隊出海。到1480年，葡萄牙已成功地與印度、中國做過數次海運貿易。爲了與葡萄牙競爭，西班牙王室于1484年之後開始出資支持哥倫布從大西洋往西航行能更快到達中國的設想。當然，西班牙同意出資有一個前提：所有這些都是以王室的名義，任何利益也由王室所有。換言之，這種海洋貿易只能是“國營”。1492年8月3日，哥倫布帶著三只船從西班牙由大西洋向西航行。海上顛簸兩個多月後，于10月12日到達中美洲的巴哈馬島。後來人們發現哥倫布找到的不是中國，而是一個新大陸。哥倫布回到西班牙後，王室驚喜萬分。這是西班牙帝國邁開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接下來的數年裏，西班牙占領了衆多的中、南美洲土地，並很快從殖民地運回大量金銀財寶，供王室揮霍。同時，大西洋貿易的權利由王室和權貴階層壟斷，其他社會階層的人沒有機會參與海外發財，限制了不同社會階層間的流動性。
但，無論如何，這些金銀使西班牙從16世紀中到1640年成爲世界之最強，于1580年征服葡萄牙。在1640年之前，西班牙帝國的版圖包含了墨西哥等中南美洲多數領地、葡萄牙、德國、荷蘭、意大利南部、西西裏、以及包括菲律賓在內的部分亞洲國家。但是，就像蒙古統治的元朝一樣，好景不長，1640年葡萄牙首先獨立，西班牙帝國開始衰敗，一直到最後一個獨裁者——佛朗哥將軍在1975年去世之後，才結束長達三個多世紀的專制和連續不斷的戰爭。西班牙是最後一個走出專制的西歐國家。
1215年即通過了《自由大憲章》的英國的經曆則不同，它是由民間自發參與大西洋貿易，而不是王室出資靠“國營”。到十六世紀中葉，英國的冒險家看到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海洋貿易成功，也開始蠢蠢欲動。但在當時，民間冒險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所需要的資本從哪裏來？既然從民間融資，而每次航行又需要大量資金，那麽有什麽辦法可吸引衆多投資者參股呢？一種辦法是把貿易公司的股份分細，讓衆多人可認購。第二個問題是：這種航海貿易的風險太大。根據當時的技術和西葡兩國的經驗，航行一趟中國、印度需兩年以上的時間，等回到歐洲時不僅一些船只沈沒，而且有時會有一半以上的船員沿途死去（因爲病毒、海浪等）。那麽，如果由衆多個人共同參股集資，股東們的責任必須是有限的，也就是，每位股東的責任最多是損失掉所投入的股金，不承擔更多的風險（亦即，即使有船員在途中死去，股東的責任也是有限的）。這種高風險海洋貿易爲現代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的出現創造了環境，這種融資模式是英國海洋貿易的主要企業組織形式。當時沒想到，“股份有限責任公司”這一制度創新居然爲隨後幾百年的股市發展埋下了種子。通過細化後的股份交易，不僅幫助探險創業者融到大量資本，而且以一種高效率的方式把海洋貿易風險分攤到衆多投資者身上，達到“人均風險小，總體風險大”的經濟效果。
第一個在英國批准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是1555年的“莫斯科公司”（The Muscovy Company），其目的是組建船隊，探索從大西洋往北穿過俄羅斯、然後走向中國與印度的航線。但，到1630年莫斯科公司便消失。
1584年成立的“弗吉尼亞公司”（The Virginia Company）從七百多名股東手中融到大量資金，其招股書（可能是世界史上第一份招股書）聲稱，公司的目的是開發北美洲，展開橫跨歐洲、亞洲、非洲與北美洲間的貿易。該公司後來確實于1607年到達今天美國的“弗吉尼亞”州，成功地占領了今天美國的弗吉尼亞州等殖民地，在美國的建設中唱主角。
其他諸如“麻省公司”（The Massachusetts Company）、“非洲公司”等也都在那個期間相應成立，雖然這些早期英國公司在商業上基本都不成功，但它們都創造後來的世界曆史。這也說明，作爲大西洋、印度洋貿易“學徒工”的英國在整個16世紀只是處在嘗試階段。
真正成功的是1599年成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該公司的創始股東有80人，他們選舉産生了15人的董事會。1601年2月，東印度公司第一次由五只船組成的貿易船隊駛向印度。該公司後來成爲英國跨國貿易、經濟擴張的主力軍，一直運營到1873年才關閉。
這種“以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從民間融資，然後由民間經營外貿”的模式不僅保證商人有其獨立經營海洋貿易的空間，也爲英國後來的工業革命做好了公司組織形式上的准備（工業規模化創新與生産也是風險大，需要的資本也多），而且還帶來了另一種意外的效果：既然大西洋貿易給這些股份公司帶來利潤，而這些公司的利益又由衆多股東共享，于是，海洋貿易以及由此引發的相關服務與制造業務創造了一批非貴族出身的有産階層。這些新的富有商人自然對他們靠冒險掙來的財富很看重，不希望王室通過隨意征稅或其他方式來剝奪、侵占他們的私有財産。
由于英國自1215年後就有了一個初步的代議政治制度架構，雖然這些新的富有商人們多數並無貴族背景，但他們可依賴代議制下的議會對國家立法與管治産生影響。新商人階層對議會的影響逐漸轉變爲他們與王室間的利益和權力上的沖突。1629年，當時的查理一世國王一氣之下解散議會，由他在無議會的約束下統治英國。隨即，他開始大舉征稅，導致民間不滿。他的專制好景不長，1642年發生英國大革命。接下來的國王——查理二世又開始複辟，試圖恢複王室的各種專制特權，包括授予各類貿易壟斷權。但他的複辟隨後引發了1688年的光榮革命。革命之後又恢複議會制，並由新的議會從荷蘭請來客籍國王——威廉三世（其妻爲英國公主）。這實際上在英國建成了虛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權。
兩次革命的結果是英國王權被大大削弱，但議會的權力大大增加，爲一系列保護私有産權、保證公民平等貿易及經商機會等的立法創造了條件。兩次革命之後，王室的財政與國家的財政開始分離，政黨不能從事營利事業（不與民爭利），人人都有權從事跨國貿易，確保致富機會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以創業，可從海洋貿易致富，好處不被國家獨享，貿易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英國當時的政治勢力格局，新興的富有商人成爲十七世紀進一步制度變革的主力軍。
國家持久繁榮靠制度，不靠掠奪
在王權受到制約的民主法治制度下，1688年後的英國債券市場、股票市場、銀行業、保險業都迅速發展，使之在18世紀很快趕上並超過法國，成爲世界最強的帝國。那時，英國的人口才1000萬，只是當時清朝中國3億人口的零頭，但這並沒阻止它主宰世界長達兩個世紀。
我們看到，等英國人開始進入西歐海外擴張隊伍並于1607年抵達北美時，他們能得到的是西班牙人不想要、氣候相對惡劣、沒有金銀儲藏的北美地帶。他們沒有像西班牙人那樣掠奪美洲金銀，但他們反倒持久繁榮，社會穩定。
一些同仁說，雖然是西班牙而不是英國在直接掠奪白銀，但西班牙的白銀最終還是流入西歐市場，有一些進入英國，那麽英國也是因美洲白銀起家的。——這種邏輯當然不能成立，只要英國是通過公平貿易讓西班牙把白銀支付過去的，那麽英國還是靠國際貿易崛起的。否則，由此推下去，我們中國今天的崛起也是起因于西班牙從美洲掠奪來的白銀了。
英國的“民營”跟西班牙的“國營”海外擴張方式所帶來的結果差別還表現在其它方面。比如說，當年西班牙的殖民地國家（比如拉美和菲律賓）今天多數還貧困落後，社會到現在還不穩定，而英國過去的殖民地從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到新加坡和香港，到南非，它們都在世界富國或地區之列，原來印度落後，但印度也因其制度加英語優勢正在快速增長。英國和西班牙的經曆差別說明了什麽呢？—— 當初的美洲白銀如果真是資本，那只能是“負資本”。
注釋：
1 參見Geoffrey Poitras，2000年，《The Early History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78-1776》和Charles Kindleberger, 1993年，《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另參本館：
《美利堅帝國的衰落》 《美國的霸權泡沫》 《美國時代的終結》 《流氓國家》 《權力與恐怖》 《霸權還是生存》 《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 《真替美國操心》 《布希的戰爭》 《美國的危機與轉機》 《美國實力的衰落》 《新美帝國主義》
＜美該為股災道歉？＞ 美國價值1 美國價值2 歐盟向俄求援？ 姓資姓社 五鬼搬運去了 經濟巫師 靈媒代專家 淫媒慰專家 景氣冷黑幫熱 美國詐騙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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