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已啥時代了，還在重新評估胡適。台灣的台獨們已利用完民初五四殘存在台的民主自由了，現已進入全面「去五四」的時代。
那只「五四」，所有與「中國」有關的、管它啥米「五四三」全都給它「閹去」。
是嗎？在大陸可寶了，每年到六四（口誤，應是五四，連蒙恬筆都寫六四了），都大肆慶祝。
和「二二八」一樣啦，別人吃熱食、他喊啥燒？根本與中共無關。
跟台獨就有關了？真有關，那不是証明了国府以「分裂國家叛亂罪」來定「二二八」和「美麗島」有理了？
書呆子，政争和歷史一樣，誰管你理不理、實不實的，誰有權誰說的算。
咱中國共產黨一向實話實說，「五四」不只是民主科學而且是一場愛國運動，這由運動起源於爭中國主權可為証；「二二八」更是與共產黨大有關係，當時的中台領導人謝雪紅不就是咱女同志，之後的「白色恐怖」也是對著咱共產黨而來。
想「聯結」台灣啊，阮台灣人不吃中國人「一表三千里」的人情，管它國民黨共產黨全都是外來政權。
等一下，本文到底是要重新評估胡適，還是藉題發揮？
說的也是，劉述先在其＜由西方與現代化的角度對於胡適的評估＞（收於《現代與多元》，東大，1996）說什麼：「胡適所崇信的啟蒙式的普同主義，相信科學、民主、理性、進步是普同於人類的价值，刻下正受到多元文化主義的衝擊，而變成了很不時髦乃至過時的東西。」(p.47)
這算那門子的評論，又不是賣時尚品，那有人用新舊來論好壞的，不然劉氏用以評論胡適的「後現代」刻下不也過時了，而民主自由在美國老大的宣伝下還是穩坐「普世价值」。
對！對！像我在《台灣共犯体》就不會用什麼「後現代」評「現代」，只要針對胡適的立論一一析判其不能成立就可以了。
是這樣的嗎？你一開始不是批評：「胡適可說是標準的學術買辦，出國只學得皮毛，並將之視為無上信仰，來批評傳統及時事。」
請問這又是那那門子的評論？
噯啊！你要看上下文嘛，當時文氓的筆戰實在下流，我遣詞用字豈能温儒恭儉讓。
還不是合理化。
不然君子永遠要被欺之以方了？
另參本館：壟斷二二八《學運世代》《五四運動史》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安門一九八九》
胡適＞維基百科
胡適 （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安徽績溪上庄村人，現代著名學者。父親是胡傳，字鐵花，官至臺灣臺東直隸州知州，後因乙未戰爭離台。母親馮順弟。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于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考試，同年夏天回國。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為學者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他曾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台北南港）院長等職。胡適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目錄
1 思想與學術
1.1 新文化運動
1.2 哲學研究
1.3 古典小說研究
1.4 禪宗研究
1.5 水經注研究
1.6 著名的話
1.7 晚年
1.8 影響
1.9 自由主義
2 正面評價
3 反面評價
4 年表
5 注釋
6 主要論著
7 家庭
8 相關條目
9 參考資料
思想與學術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驗主義(杜威式的實證主義)（pragmatism）哲學。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見到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新文化運動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等論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鐸語）。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
第一個用白話寫作獨幕劇《終身大事》，確立了現代話劇的新形式。劇情裡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說《一個問題》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個流派「問題小說」，「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有葉聖陶、羅家倫、楊振聲、冰心等。
哲學研究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
古典小說研究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紅學派—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所謂「甲戌本」）孤本的發現者和擁有者。並且接下來發現了一系列珍貴的版本比如《庚辰本》，為現代紅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禪宗研究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1]，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2]。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
水經注研究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推翻了「幾成定讞」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
著名的話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着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胡適文集 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pp. 519)
晚年
1948年12月，傅作義西去綏遠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戰是和？傅作義日夜思考，下不了決心。他認為胡適能夠替他出主意，把胡適接到懷仁堂密談，胡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而胡適自己並沒有堅持待變，幾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來接華北名流的專機飛到南京去了。傅作義對胡適很失望，命令守城門的崗哨不放胡適出城。胡適說自己是送陳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脫。
1949年1月，胡適前往上海。既覺國民政府之國民黨無法應付國政，又深感共產黨的國內和平協定苛刻和戰條件下，兩黨「和比戰難」。於是不得已於國共內戰末期，避禍赴美教學。之後，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誌等等。
1957年，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回到臺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時往返臺、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係，1958年他還將胡適文選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一說為廿年）賣與國內某家出版公司。
1958年後，大陸發起大規模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胡適響應說，「我覺得世界上二、三百年來有一種公開的趨向，朝科學民主這個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學方法走，那時候我朋友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我表示過這樣的話，把這個抽象名詞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錯誤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會盲目崇拜......當時我朋友陳獨秀只認得兩個名詞，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
1959年金門構工部隊，於舊金城東炸山採石，意外發現「皇明監國魯王壙誌」八字及全文石碑後交由胡適博士研考。
1960年雷震與臺、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胡適為連署人之一。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多所鼓勵。1960年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中正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對此胡適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說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適參加台大校長錢思亮的宴會，剛抵達就感到身體不適，送至醫院脈搏跳至135次，痰中帶血。醫生診斷為冠狀動脈栓塞症加狹心症。此次住院2月，後回家自養，但身體已日漸衰弱。11月病情惡化，至台大醫院療養，隔年1月出院。
1962年2月24日，於臺北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的胡適，於會議中突發心臟病去世。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將胡適於臺北的公配居所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外，臺北南港當地仕紳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後來許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學人也安葬於此）
胡適墓誌銘由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其內容為
「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
影響
與陳獨秀同為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話文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一文，看出來的。。
三十年代，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幫助梁實秋完成了日後號稱是梁實秋對文壇的「三大功績」之一的「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毛澤東建立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黨校「湖南自修大學」就是因為胡適的提議和倡導。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毛澤東……」。
季羡林不是胡適的學生（他的老師是陳寅恪），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在他歸國初期期間，受到胡適提拔。
林語堂在其留學中，清政府取消對留學生資助，林語堂是靠着胡適的資助繼續在國外讀書的，等他回國從飛機場下來的時候，口袋裡只有1毛錢。
自由主義
五四運動時期，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
1929年的新月人權運動。
1930年代前期，在《獨立評論》上就民主與獨裁問題上展開的論爭。
1941年在美國發表英文演講《民主與極權的衝突》。
1948年9月發表《自由主義》。
1949年《我們必須堅持我們的方向》。
1959年在《自由中國》發表《容忍與自由》。
正面評價
胡適墓胡適雖然掀起新文化運動，卻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雖然一生恪守中國傳統文人道德，卻受西方文明洗禮，蔣介石的輓聯對此進行了高度概括：
「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
胡適以前在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中國大陸的教材過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但近幾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在意識形態上，近些年來對胡適的負面評價也已經很少。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甚麼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瞭解晚年的胡適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裏是找不到的。」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
「 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
反面評價
魯迅曾發表過《「好政府主義」》等文，實則抨擊胡適的盟友梁實秋，卻也含蓄地批評胡適「軟弱」革命立場。
《「好政府主義」》
梁實秋先生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讚成「不滿於現狀」了，但他以為「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 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
為什麼呢？因為有病就須下藥，「三民主義是一副藥，――梁先生說，――共產主義也是一副藥，國家主義也是一副藥，無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好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現在你「把所有的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這可是什麼心理呢？」
這種心理，實在是應該責難的。但在實際上，我卻還未曾見過這樣的雜感，譬如說，同一作者，而以為三民主義者是違背了英美的自由，共產主義者又收受了俄國的盧布，國家主義太狹，無政府主義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將他所見的雜感的罪狀誇大了。
其實是，指摘一種主義的理由的缺點，或因此而生的弊病，雖是並非某一主義者，原也無所不可的。有如被壓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張，便更成一個樣子。
不過我以為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卻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為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它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於服後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 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卻不是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名醫架子的「主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料，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才配搖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褒」是「稱讚」之意，用在這裏，不但「不通」，也證明了不識「褒」字，但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舊）的。
倘這醫生羞惱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藥料主義，就開出你的藥方來！」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現狀」之一，即使並不根據什麼主義，也會生出雜感來的。雜感之無窮無盡，正因為這樣的「現狀」太多的緣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扶植魯迅，但對胡適則並沒有過多的評價。不過，胡適的《我的母親》一文被選入大陸全日制語文教育初中課本。
年表
1891年12月17日生於上海大東門外。
1893年隨母去台灣其父胡傳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隨母離台回上海，後回祖籍安徽績溪上庄，進家塾讀書。其父胡傳病終于廈門。
1904年與江冬秀訂婚，從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學堂。
1905年進澄衷學堂。
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
1908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
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於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同年，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回安徽績溪與江冬秀結婚。
1919年接辦《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
1920年離開《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南京大學）暑期學校講學。
1922年創辦《努力周報》。在《努力周報》第二期（5月14日）與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
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
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遊歷英國、法國、美國、日本諸國。
1927年正式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與徐志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
1929年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標志著「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我們什麼時候纔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1930年1月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剷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1932年與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
1933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
1938年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1942年9月8日，辭去駐美大使一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學講學。
1945年出任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代表在三藩市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分，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1949年赴美國，發表《共產黨執政下絕沒有自由》，旅美時，與張愛玲相識，結下友誼；《自由中國》創刊，胡適任名義上的「發行人」。後其負責人雷震被捕，胡適一度受到株連。
1950年應聘為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1957年11月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
1962年2月24日於中央研究院開會時心臟病猝發病逝于臺北南港。
注釋
^ 《神會和尚遺集》：「恰好民國十五年我有機會到歐洲去，便帶了一些參考材料，準備去看倫敦巴黎兩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我在巴黎發現了三種神會的語錄，十一月中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此外還有一些極重要的禪宗史料。我假定的計劃居然有這樣大的靈驗，已超過我出國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 江燦騰：〈從胡適博士到印順導師──關於中國唐代禪宗史研究近七十年來的爭辯與發展〉
主要論著
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號）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號）
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
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評論》第31期）
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1919年）
著《嘗試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詩詩集）
著《胡適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實齊先生年譜》 （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姚名達訂補）
著《胡適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戴東原的哲學》（1927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白話文學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著《盧山遊記》（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發表《人權與約法》（1929年，于《新月》雜誌第2卷第2號）
發表《我們什麼時候纔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1929年，于《新月》雜誌第2卷第4號）
發表《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1929年，于《新月》雜誌第2卷第4號）
發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1929年，于《新月》雜誌第2卷第6、7號合刊）
著《人權論集》（1930年，上海，新月書店，與羅隆基、梁實秋合著）
發表《我們走那條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著《胡適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胡適文選》（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1930年，吳淞，中國公學）
校編《神會和尚遺集》（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編《中國文學史選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譯《短篇小說》（193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務印書館；後刪省為《胡適文存·四集》，台北，遠東，1953年）
著《南遊雜憶》（1935年，良友圖書公司）
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設理論集，良友圖書公司）
著《藏暉室札記》（1939年，上海，亞東圖書館；1947年由商務重排出版，改稱《胡適留學日記》）
著《胡適的時論》（1948年，六藝書局）
著《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紀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國社；即《胡適時論》的增改本）
著《齊白石年譜》（194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與黎錦熙、鄧廣銘合著）
編《台灣紀錄兩種》 （1951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與羅爾綱合校編）
發表《容忍與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國》第20卷第10期）
著《丁文江的傳記》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編《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1961年，台北，自印本）
家庭
父親：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朝貢生，官至淞滬厘卡總巡、台東直隸州知州，著有《台灣紀事兩種》，1895年8月22日病歿于廈門。
母親：馮順弟。
妻子：江冬秀。此夫人是父母包辦婚姻，在當時自由戀愛風氣興起後，胡適並未像其他青年一樣毀掉婚約，而是繼續維持，對此，胡在後來的日記中寫道：「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
長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國。
女兒：胡素斐，早殤。
次子：胡思杜（1921-1957），在中國大陸，1954年曾被共產黨逼迫斷絕父子關係，但仍被鬥爭，終究難逃一死，後於1957年反右中自殺身亡。
相關條目
胡適新文化運動
白話文
問題與主義論戰
新月人權運動
胡適公園
[編輯] 參考資料
胡適相冊
胡適研究
新意文化網—胡適專刊
胡適紀念館
國學網—國學大師—胡適
國學網—胡適生平年表
胡適演講集
胡適研究文庫目錄
胡適在現代中國
國學網—胡適 陳平原
胡適的報刊活動與新聞思想
書香處處—胡適傳略
好人胡適－彭紅
胡先驌與胡適，兩個反對的朋友
朱學勤：想起了魯迅、胡適與錢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9%81%A9
五四運動＞維基百科
五四運動中，國立北京大學的遊行隊伍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的5月4日，是一場發生於中國北京、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以及包括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愛國運動。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後舉行的巴黎和會中，列強肆意踐踏中國主權，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就此，當時中國的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在列強面前顯得軟弱，使國人異常不滿，從而上街遊行表達不滿。
目錄
1 背景
1.1 新思想的傳播與社團的發展
1.2 北京大學為首的高等教育發展
1.3 民初以來的反日以及國恥情緒
1.4 一次大戰期間工商階層的發展
2 近因
3 過程
3.1 大事記
3.2 後期
4 學生代表
5 運動主要領導人、支持者
6 五四精神
7 五四時期的相關團體
8 紀念活動
9 影響
9.1 思想文化
9.2 中國政治
9.3 社會經濟
9.4 教育方面
9.5 文學藝術
9.6 政治方面
10 意義
11 評價
12 五四延伸
13 相關閱讀
14 參考資料
15 參見
背景
新思想的傳播與社團的發展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族，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着《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自由、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
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人權、自由等大旗，從思想、政治、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智力來源。
社團組織在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等，為五四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北京大學為首的高等教育發展
中國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同時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民初以來的反日以及國恥情緒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天激戰，於11月7日全部佔領德國租借地膠州灣。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並發佈，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於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的不滿，被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而發揮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2、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後被北京學生痛毆。在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借口。
一次大戰期間工商階層的發展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產業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形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主要力量。
近因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此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學生群情激憤，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禮行徑，並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在這種情況下，和會代表提交了關於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歸還中國在山東的德租界和膠濟鐵路主權，以及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等合法條件。但結果，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在4月30日終於簽訂《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政府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五四運動！
過程
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高師、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後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天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他們打出「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貨幣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遊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並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給予鎮壓，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1]
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北京軍閥政府頒佈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並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後，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
6月，由於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壓。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紮着大批軍警，戒備森嚴。4日，逮捕學生800餘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
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大事記
3月6日，梁啟超致電北京政府總統外交委員會（總統府智囊機構）委員長汪大燮、事務長林長民，報告他從和會上獲知的段琪瑞與日本借款和山東問題。
4月24日，梁啟超致電國民外交協會，發佈歸還青島通電。
4月29-30日，巴黎和會代表參加會議，凡爾賽和約關於山東問題條款【第156、157、158條】，德國在山東權益讓與日本。
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徵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並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陸報》"北京通訊"："政府接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謂關於索還膠州租借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
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外交委員會事務長、國民外交協會理事林長民在《晨報》、《國民公報》撰文："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5月3日下午，以林長民為首的北京國民外交協會召開會議，決定阻止政府簽約。國民外交協會協會理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將外交失敗轉報學生。當晚北大學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學生大會，並約請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大會決定於４日（星期天）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
5月4日上午10時，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商定遊行路線。下午1時，北京學生3000餘人從彙集天安門，現場懸掛北大學生"還我青島"血書。隊伍向使館區進發，受到巡捕阻攔，學生代表求會見四國公使，僅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英法意使館均拒絕接受。隨後發生學生大規模遊行。
5月5日，北京各大專學校總罷課。清華學生宣佈"從今日起與各校一致行動"。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斡旋，被捕學生返校，學生復課。
5月7日，上海60多個團體舉行國民大會。
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學校全部罷課。
5月11日，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 北京各大專學校教職聯合會成立。
5月13日，北京各大專校長遞交辭呈。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學生再次總罷課，之後開展演講、抵制日貨、發行愛國日刊等活動，組織"護魯義勇隊"。
6月1日，政府查禁聯合會。
6月3日，北京學生因政府為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辯護，舉行大規模街頭演講，當日170多名學生被捕。
6月4日，北京學生出動比日多一倍的人數上街演講，當日700多名學生被捕。
6月5日，全國各大城市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被監禁的學生獲釋。
6月6－8日，罷工規模擴大。
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銷曹、章、陸職務。
6月11日，徐世昌總統咨參眾兩院請求辭職，未被接受。
6月12日，商人開市。錢能訓內閣全體請辭。
6月13日，准錢能訓辭職，特任龔心湛兼代內閣總理。
6月17日，北京政府致電專使在和約上簽字。
6月22日，國務院通電全國，徐世昌總統打消辭意。
6月23日，徐世昌會見山東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電令中國全權代表陸徵祥從緩簽字。
6月27日，京津學生，留日留美學生請願。
6月28日，原定簽約之日，中國代表團駐地被留學生包圍，代表團發表聲明，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後期
1921年召開華盛頓會議期間。1922年2月4日，中國和日本還在華盛頓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條約規定，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附約中規定了對日本人和外國僑民的許多特殊權利，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學生代表
羅家倫（1896-1969），《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起草人、五四遊行總指揮。浙江紹興人，字志希。倡導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五四後留學海外，後來擔任過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清華大學首任校長。逝世於台北。
段錫朋（1897-1948），北京大學學生會會長、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長、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江西永新人，字書貽。逝世於上海。
張國燾（1897-1979），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江西萍鄉人。五四後來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屆代表大會成員。後來因與毛澤東等人產生路線分歧，從共產黨佔領區出逃。最後死於加拿大。
傅斯年（1896-1950），山東聊城人，字孟真。五四遊行總指揮。五四後遊學柏林、倫敦等地。歸國後致力於學術研究，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曾任台灣大學校長。逝世於台北。
許德珩（1890-1990），江西省九江市人。創立九三學社，任主席。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病逝於北京。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後來曾兩度擔任共產黨最高領導人。
張太雷（1898-1928），江蘇常州人，北洋大學學生，天津學生聯合會評議部部長。後來領導了共產黨的廣州起義。但在起義中被暗殺。
於方舟 (1900-1928)，於方舟，原名蘭渚，又名芳洲，生於河北省寧河縣（現為天津寧河縣）。五四運動天津領導者之一，1928年去世。
馬駿（1895-1928），天津學生聯合會副主席。
孫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學學生會會長，學生代表
周恩來（1898-1976），天津覺悟社領導人。後來成為共產黨重要領導人。
鄭振鐸（1898-1958），作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
聞一多（1899-1946），詩人，學者。湖北省蘄水縣（今浠水縣）人。
陳潭秋（1896-1943），湖北黃岡人，原名澄，字雲先。中共創始人之一。
何葆仁，復旦大學學生，上海學生聯合會主席。
[編輯] 運動主要領導人、支持者
梁啟超（1873-1929），中國近代民主維新人士。
陳獨秀（1879-1942），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義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學時任校長。
魯迅（1881-1936），中國近現代思想家、革命家、文豪，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者。
五四精神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麼，有不同看法。一種看法：科學，民主。另一種看法：愛國，自救。
五四運動，其主力是學生和青年，他們的愛國精神、為真理和正義而戰的精神、不畏強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時代的青年和學生學習。
五四時期的相關團體
少年中國學會：一些不滿現狀、主張社會改造的青年組成。根據馬志尼在西方創造「少年意大利」創建。1918年6月30日發起，7月1日正式成立。發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釗、陳愚生、曾琦、雷寶菁、張夢九。王光祈是學會初期的主要負責人。學會存在達六年之久，先後入學會的有120多人。總會設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設有分會，國內許多省份都有它的會員。在國外，旅居法國的會員最多。刊物:《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和《星期日》。1925年五卅運動興起後，學會分裂，無形解散，停止活動。
新民學會：共產黨早期組織，1918年4月14日成立時，1920年底70餘人。發起人毛澤東、蔡和森,包括李維漢、向警予、蔡暢、謝覺哉等。起初，「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1920年5月，毛澤東在上海半淞園主持在滬會員會議，討論確定學會的態度是「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７月，旅居法國的會員在蒙塔爾集會，議定學會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中國共產黨正式建立後，新民學會便逐漸停止了活動。
國民社：1918年5月，中國留學生因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罷學歸國後，在上海成立了學生救國團。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國民社，1919年1月創刊《國民》雜誌。國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釗等的支持，團結了許多具有愛國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會員近200名。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稱是,即「文藝復興」之意)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口號，與當時的《新青年》雜誌相呼應。它是北大學生組織的一個社團，主要發起人是傅斯年、羅家倫。該社1918年1月19日開始成立，19年元旦創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學會。成立時會員21人，1919年底發展到37人。「五四」後不久，傅、羅先後出國留學，新潮社即停止活動。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北大學生組織的一個社會團，主要發起人是鄧中夏、廖書倉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結束活動，會同曾發展到六七十人。
覺悟社：為打破天津男女學生的組織分開局面，1919年9月16日創建。當時社員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來、鄧穎超、郭隆真、馬駿、劉清揚、諶志篤等。這個組織比較嚴密，對外廢除姓名，發展新社員必須有三名以上社員介紹，由全體社員討論決定,他們用抓鬮辦法決定每人的代號，周恩來就是「伍豪」；鄧穎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該社創刊《覺悟》，其中周恩來撰寫《覺悟的宣言》等。後來周恩來、郭隆真等因領導學生運動被捕，覺悟社轉地下。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北京大學學生高崇煥、鄧中夏等十九人發起。
民治主義同志會： 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學九個學生發起的。這九個人是王汝(後改名崑崙)、傅汝霖、鍾汝中(後改名天心)、陳兆彬(後改名君樸)、鄒德高(明初)、陳銘德、譚克敏、袁世斌、姜紹謨等。
孫文主義大同盟： 1927年1月26日廣州成立，後改名孫文主義學會，因黃埔軍校組織反共的孫文主義學會，又改為中山主義大同盟。 這個同盟是由八個青年發起的，即郭春濤、鄧飛黃、李誠之、於振瀛、李世軍、延國符、廖維藩、王炳鈞，後來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黃少谷(湖南人)等二百餘人，後大部成員入汪精衛的改組派，並服務馮玉祥。
實踐社： 發起人李壽雍、許孝炎、鄧文(火軍)等。除鄧文於1926年同李大釗先生一同遇難外，其成員大部分均傾向於支持國民政府。
興中學會： 發起人童冠賢、王次甫、王禮錫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後來王次甫加入新政學系，童冠賢則在蔣戰敗時，「人棄我取」地當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長。學會經費由商震供給。
誠學會： 是四川學生鄒附初、陳銘德、鄭獻徵等所組織，是企圖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組織。大部分是民治主義同志會會員，與四川軍閥劉湘等有聯繫。
國民會議促成會：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
紀念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念五四活動
紀念五四 五四紀念館共青團中央
紀念五四運動五週年專題 人民網南方網
紀念五四運動六週年
海外各界紀念五四
洛杉磯七團體紀念五四運動系列演講
紀念五四大事
2005年 兩岸四地大學生匯聚澳門 紀念「五四」運動
參見五四紀念館
影響
五四運動從形式上是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但從整個社會背景社會發展來說，它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此，除了波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教育，亦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重要的作用，同時它對當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響。
思想文化
五四運動進一步促進了反封建思想的發展，與尊重中華文化的復古思潮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由於在1919年10月，總統舉行秋定祭孔，同時組織了四存學會，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學」為宗旨，1921年更修訂了《褒揚條例實施細則》，進一步強化封建禮教。梁啟超和梁漱溟則高唱中國文化優越論，反對學習西方的文化，反對中國革命派，同時抵制馬克思主義。可是，在五四運動中，一些五四動的人士反對中華文化道德思想文化，又推行了新文化運動，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貞節牌坊」等口號。
不過之後中國的語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淵源很大程度來自於五四時期的西化理論
中國政治
中國代表沒有在巴黎和平會議上簽字，這並不代表中國的利益和權益能夠保留下來，相反，刺激了日本吞併中國，排擠其他列強的速度。由於北京政府的失敗，各地軍閥利用北京政府的無力，相互攻伐，加劇了中國的內亂。
1921年到1922年召開了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提出「十項原則」，山東問題得到解決，日本把青島交還給中華民國政府但是膠濟鐵路仍由日本控制，山東實際仍由日本控制，中國權益沒有恢復
社會經濟
學生和群眾的抵制日貨，一定條件下刺激了民族產業的發展，但是隨着一戰的結束，中國的社會經濟依然無法擺脫遭受欺凌的厄運。
教育方面
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和「自動主義」「自律輔導主義」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動下，教育界引起巨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廢除學監製，在「開放女禁」呼聲下，1919年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開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婦女權利在五四影響下發生變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頒佈了《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戊學制)，小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以美國為藍本，教育得到革新。
文學藝術
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文學新時代。五四以後，中國出現了大小40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對中國文學發展影響深遠。這個時期，出現了大批文學巨匠，如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郭沫若、郁達夫等。
政治方面
五四運動使蘇俄在中國播下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種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國民黨的改組便充份顯示出當時布爾什維克革命是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認為當時對暴力革命的絕對化，對中國的長遠發展是一種破壞而非建設作用。
五四運動以後，工人罷工和政治鬥爭依然不斷，1920年五一，北京學生聯合會散發《五一歷史》傳單，使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理論傳入工人階層，為共產黨誕生創造了群眾基礎。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
意義
中國共產黨黨史一般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的愛國運動」（注意這裡的「封建」一詞是泛化的封建觀），並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幹部上作了準備。
評價
五四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故中國大陸一直存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尤其在黨活動中被視為重要紀念，各級黨組織、共青團組織、學校、機關都對其形式非常重視，每年都有大型的紀念活動出現。
五四延伸
五四青年節 1949年政務院正式宣佈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
五四精神 繼承五四運動及其思想的內在精神
五四事件 五四運動別稱，特指五四當天的遊行示威活動
五四紀念
五四主義 五四泛化精神
五四派 以五四為指導思想的青年派別
五四文學
五四藝術
五四美術
五四音樂
五四廣場
五四中學
五四街
五四路
五四紀念館 有網上紀念館和實地紀念館，北京，天津，上海均有設立
五四青年獎 共青團中央和全國青聯1997年1月23日設立
相關閱讀
胡適：再談"五四"運動
李敖談五四
羅章龍：五四運動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林毓生：五四以後科學主義在中國的興起
謝選駿：反傳統主義的七十年
朱學勤：五四以來的兩個精神「病灶」
回憶五四
李大釗——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五四先驅--陳獨秀
近年五四運動研究綜述
五四運動紅色領袖正年輕（附圖）
復旦學生在五四運動中
五四運動八十週年感言
我參見了五四運動－梁實秋
人民日報：紀念五四運動八十週年
陳獨秀與五四運動
五四詩歌
參考資料
^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華民國八年己未．第437頁
五四運動前後大事記
參見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