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知識分子》所謂的妙
一連三天批判教改、文人、及媒改的知識分子，可能讓人誤以我很激進，其實我是很平和的，這下就讓他們有反批的機會。
讀者別上當了，館長這個傢伙老是正言若反，小心點為妙！不然讀下去便知。
妙啥？人家原書Intellectuals的譯名、本來就是大陸原簡體字版的《知識分子》、根本沒有「所謂的」，會加成《所謂的知識分子》（究竟，2003）、是台灣出版社常玩的聳動標題促銷法。
你不也一樣，書評正式的＜評ｘｘｘ＞你不要，老在標題上作怪。
我又沒賣文，再說標題本要起畫龍點睛之效。
那就對了，加上「所謂的」不正表示了作者的保守主義的立場，他根本對批判性「知識分子」的定義很不以為然，要來個「去神話」（污名化？）
拜推薦人卜大中之賜，他將作者分散在書中各處的觀點，整理成「本書作者用五項標準檢這些知識分子：道德、對周圍親友的態度、對自己理念實踐的行動力、表裡一致的誠實，以及知識分子對暴力的態度。結果，那些大哲沒一個及格。」(p.6)
會嗎？盧梭、雪萊、馬克思、托爾斯泰、羅素、沙特、喬姆斯基～等不只不及格，還美化暴力、依附而非批判權勢？怎和一般人對「獨立思考且具批判力」的「知識分子」認知不同？
所以卜氏才會說：「再讀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會不由得有如五雷轟頂。」卜氏還將中國古代大哲朱子、現代統派，打入沒道德、合理化中共殺害了七千萬中國人的史實。
看來賣文為生的卜氏非但不質疑作者，反給它添油加醋，問題是作者和卜氏又經得起上述標準的檢驗嗎？我想連東西方四大古聖人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和耶穌也不行吧。
卜氏就行！
是嗎？那標準這檔事是隨人加的，再加它個千百條，要能都合，非得變神──神經病的「神」。你想想有完美傾向者本易得躁鬱症了，要達絕對完美那絕對變神經病。所以吾人只能依「知識分子」自己的判準──批判性，來檢驗那些人是否能一貫地保持批判，有無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
什麼自己的判準，那作者所批評的五大罪狀，那些人都不用負責了？
假使能時時自批尤其在批他時能警覺到藉批他而可能會掌權的新勢力，那麼可能就會減少些罪責。太抽象？聽沒！
那我舉寫＜導讀＞的南方朔為例，假使他能如本館《台灣共犯體》對他的析判，十幾年前他能不要迷信只要推翻了國府便能生出自主的民間社會，結果來了個任南方朔再怎麼批評也如「狗吠火車」的「陳‧李政權」。如今他還在迷戀對社政經大公大義批判的「大論述」，而批評後現代知識分子的冷漠無能、耽溺於虛擬瑣碎的文化和文本的「小聰明」(p.13)。何必呢，人各有志，依自己性情去從事批評工作即可，又何必分大小，大可能不當，小也可能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所及。
另參本館：學者老矣 產官學之恥日 選擇性失聲 委員會打手 學官兩棲 名嘴生存之道 名嘴伶牙利齒 院士之怒 吃飯配電視 邪者叫獸名嘴 秀才遇到文氓 名嘴治國 斷章取義的媒體 媒媒相護 媒體殺人 產學勾結 偽君子之死 自作孽的偽君子 偽君子評論
另參本館：《台灣共犯體》第七章，三、知識分子與台灣共犯體
（一）自由派所界說的知識分子及其批判
１、知識分子的界說
葉啟政界說：「『知識份子』所指涉的『人』的性徵不是『人』所直接顯示的具體外在形象，而是由其人格特質，長期而持續地表現在許多不同場合的不同面相的行為中抽離出來的基本特徵」（八一九p12）。這種特質（指「批判精神」及「不滿現狀」）是「超越時空、普遍具備而且有效的」（p15）。
依此界說葉認為原型的知識分子是「從事文化象徵的建構、修飾、詮釋、與批判」的人文知識分子（p16），其特質是批判與不滿。相對的在科層組識下販賣知識為生的科技或組織知識分子，其特質是：「於組織之功利實用目的下推動效率與致用之理性的工具」（p19），由於不具批判與不滿故非原型的知識分子。
文崇一依此界說，認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雖然「對社會道德或社會風氣的批評，通常都非常徹底，真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境界。但對政治的批評，無論古今，都相當保留」。亦即現今「多的仍然是企圖向權力中心靠攏的知識分子」（八二０p38）。
自由派之謬不在其原型界說（一三一p223），而在於他們言行不一（了是保守主义所謂的行為與道德不一﹝一三七七﹞而是指來能用同一標準批評所有對象尤其有權者﹝一三七八﹞），他們的不滿及批評只用於敵對體，而未能反求諸己。比如他們以知識的客觀及價值中立來批評他人，但卻未反批客觀及價值中立之「價值性」。又比如他們批評知識分子不能為政經服務，可是一旦反對運動興起，又開始合理化，認為投入反對運動為其政經服務，只要不失知識的自主性，仍合原型（八二一），難怪不少反國府的學者會不斷地以兼職名義來合理化自己的「黨官學多棲」（到陳政權時甚至將任官時的資歷可転成當教授時的年資）。
所以他們（含中研究及台大在內的學者共129名）在78年縣市長選舉中，才會以民進黨的尤清在監立委任期中未與利益團體掛鉤、不搞特權、不包工程，而國民黨的李錫錕平日徒以博士頭銜自居，不教學不專業，當縣長後只能以黨意為民意等為由，大力支持尤清，並替尤清開出了包含交通、環保、住宅、文化教育等後來幾乎全跳票的建設計劃。這些學者並未盡到基本的學術良知，就個人所知所讀（八二二）李錫錕是滿專業的，他們只為了反國民黨而不顧自己的判準。結果尤清當選之後，從強迫老師參加民主講座、企圖組織國民兵、81年台北縣選委會成員全由尤清決定，及垃圾、住宅、交通，到引用林玉體、張國龍等，全皆背離承諾及判準，難怪尤清縣治的民調在各縣市中次於彰化縣長周清玉倒數第二名（尤在二任縣長下台後選立委又敗），但吾人不見自由派力批之。這為何？只能說在分析知識分子和革命關係時常見的，為了扳倒自己不悅的政權而不擇手段。
以上並非偶發，而是常例，這只要翻翻當時的自由時報如何以各種專欄籠絡自由派，而自由派又如何賤踏自己判準而為李登輝及大金牛林榮三說話或成共犯，便可知。以下析判以澄清觀念自居的自由派大本營「澄社」（八二五）在78、81年兩次選舉如何「客觀」地評鑑候選人。
民78年立委縣市長選舉前，澄社發表一分自認是以：一、過去問政施政成績。二、一般風評印象如知識、能力、操守、人品等。三、主觀判斷其當選行使職權能否公正及貫徹責任政治、是否與利益團體或地方派系掛鉤等為判準，而評鑑出的排名順序名單。由於澄社缺乏一客觀的衡量標準而又自誇是獨立客觀的，結果幾乎所有國民黨籍候選人均被澄社，以國民黨本身黨政不分、選舉不公為由而評為劣等（八二三）。但無論當時或後來，被評鑑的國民黨籍者有不少應是優等，反之民進黨籍者常是劣等。
到81年立委選舉，澄社換個花樣，以所謂客觀地反映弱勢團體及國會記者聯宜會的調查為由，公佈「立委評鑑」。但澄社並不反批自己，忽略了這些團體本來就有反國府反現狀立場的，怎可做為客觀的標準（八二四）。
澄社會如此之因除了一貫地反國府立場使然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外，這些人將客觀的知識（即普遍必然的真理）和主觀的價值（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正義、品格、操守）結合而一，而後做盡自以為很客觀的評鑑。所以楊國樞才會說出言行不一的：「澄社的基本取向是現代的自由主義，以促進與實現自由、公平、民主、多元、及均富的現代社會為宗旨……自創社以來，澄社同仁努力以獨立而客觀的立場批評時政，並針對社會上不公、不平、不義之事，加以分析與呼籲，進而提出積極的改革竟見……為了保持超然的論政立場，澄社同仁試著在朝野兩黨各走極端的紛擾中，發出獨立思考與批判的呼聲，以供社會大眾判斷兩黨說詞或作為是否得當的參考……澄社成立已滿兩年，總是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不斷改進表達意見的方式」（四０九p15）。（所以澄社之墮落不是要到陳政權時而是一開始就種下了墮因。）
２、知識分子的激進化
知識分子的激進化在二十世紀是普遍的現象。
Aron在《知識份子的鴉片》批評「知識分子往往不把當前的現實跟其他的現實比較，而寧可以一種理論上的理想來比較當前的現實……沒有任何一種人為設造的制度可以經得起這種試驗，而不遭受某些的損害」（八二六p266）。其中「道德的批評論」以事物的應然反對實然、反對資本主義的異化、反對主奴對立、反對奢靡貧窮並存，而不思考可能的結果及所要採用的行動方法。而「意識形態的批評論」則以未來的社會來批評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p267）。他認為吾人應以懷疑及批判的眼光來看待這些知識分子，但這並不表示不再渴望建立一個較公共的社會，以及期望減少人的暴行、緩和人悲苦的命運（p408）。
《政治的朝聖者》作者Hollander也認為西方自由派及左派知識分子以竭求正義、平等、無異化及全人的理想，對社會主義革命充滿幻想，並對一些追隨資本主義者如國府下的台灣等持雙重標準，其因是看不起後者的成就（八二七p51,61,65）。
Lipst認為美國自由派及左派激進化原因之一是，相對於歐洲重視知識分子及知識分子有自己特殊地位的傳統，美國知識分子在高度商品化的資本主義及大眾社會民主政治背景下，感到自己的權力、收入、聲望低於政經精英（一三一p228-230）。
相形之下，中國五四以來知識分子激進化的原因就更複雜，除了傳統自以為不是爭權奪利，而是替天行道、憂國憂民、學而優則仕等之外，更加入了近代自由主義的知識自主性、民主、自由、多元、現代人格，及左派的平等、正義、無異化、全人等理想。故自然隨著台灣反對運動的激進化，在民間學者激進的評論市場走向驅使下，不斷地激進（八二八p196-7）。只是這些人卻不知自己存在著理想背後的自利性的權力、名望及財富等之欲求（p207）。
台灣知識分子的激進化使得他們不斷以能否迎合自己評論而更換寄主，最明顯的例子是，當聯合報及中國論壇以一貫的社會公器、國家利益及言論自由為立場（八二九p8-10），而不賣自由派賬時，自由派便以聯合報「抹黑」79年319學運、與中共「通聲息」為由，展開一波波的拒絕投稿、退出中國論壇、退報運動等的打擊，而投向投其所好的媒體。自由派怎不反思自由時報等刊了多少道聽塗說的抹黑新聞，不但未見批判，反辯之以此乃新聞自由並可打破兩大報靠特權壟斷市場。由此可知自由派有行新白色恐怖、戴紅帽子之嫌，且不以同樣標準批判自立、自由等報不但靠國府、李政權的特權，更靠金權、台灣情結來壟斷市場，自立最後甚至被自由的林榮三大金牛大財團併購。自立不可避地會重蹈，不論在消息來源或新聞價值均偏向李政權的自由時報（一０四三）之覆轍。
在自由派共犯下壯大的自由時報，不但成為李政權的傳聲筒，在86年5月的多次人民反李示威遊行中，更擔負起「抹黑」及「打手」的重任，可自由派又如何？這一切均是知識分子的無知及愚昧所導致。
故吾人研究的面向不能像陳重生一樣，以是否支持或投入黨外民進黨、是否反國府，做為論斷《中國論壇》與自由派關係的判準（一０六二p412－424）。因為時空轉換，被陳氏當時認為改革、前進的李鴻禧等自由派，與民進黨台獨共犯後，下場如何？反倒是胡佛能一貫地以內閣制憲法做為評論朝野政黨的判準。至於李胡二者的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並無優劣之別，反倒是台灣意識成了李政權搞「民粹威權」共犯體的基底，使得台灣民主發展步入歧途。
以下析判三位因激進化而前後不一的台灣自由派元老。
楊國樞在《中國人的性格》（61年）階段，以實證論、行為科學為立論，判定中國人性格乃背離了現代人性格的權威性格。到民69年《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時則認為不能「淪為西方社會及行為科學的附庸」，而必須將西方各種的研究發現、理論及方法予以中國化，亦即以中國人的觀點及中國社會的特色為研究基點，而後共同為全世界唯一的社會科學做出貢獻，但非「妄圖建立中國的社會及行為科學」（八三０序）。到75年隨著本土意識高漲，楊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研究的台灣經驗〉開頭就批評陳紹馨的「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之意思乃「台灣主要是無法直接研究大陸的中國社會文化以前的『代用品』，透過台灣研究可以促進與光耀中國研究」（八三一p4）。楊並批評第一代來台學者有「還鄉意識」，以後幾代才能「不再奢望以大陸的社會文化做為自己從事學術研究的課題，而改為專注於台灣的社會文化問題的探討」（p7）。楊在民八八年更赤裸地以少見的自我學術批判（不知何時会做自我政治批判？）認為「经由國內外的英美心理學的訓練，我已被徹底洗腦变成了一位百分之一百的西化華人心理學者（一二五０p.2），但经由兩年（1974-1976）的內心矛盾、挫折、失落及幻滅……決定將推动及創造一种貨真价實的華人心理學作為自己終生的職志p.3……[但]當時我仍堅持科學心理學只有一个，而在科學心理學內不必談什麼本土心理學……﹝絰1988年在哈佛大學演講的經驗﹞我益發感到將美國本土心理學視為全人類的心理學，是非西方心理學者所犯的最大錯誤p.5。」
楊的批評不但簡單化且扭曲化，比如凌純聲以民族誌及史學為基礎研究台灣早住民與大陸百越族的關係，由張光直的研究（四五一p17-22）可知是有洞見的，而非如黃應貴所言：「雖可滿足國人的自尊心，卻呈現太多文化傳播的缺失」（八三二p402）。更何況一代學者看不出有何表層的還鄉意識影響到其學術研究，相反的更積極地推動早住民的田野研究（p404）。另外被看成「代用品」的陳紹馨，依黃的分析，陳研究台灣的「終極關懷」是為了了解台灣社會由部落、俗民、到現代的過程。陳認為唯有透過與中國傳統、世界文化、及其他海外華人社會等的對比研究，而後才能真正了解台灣社會的發展（p407-410）。陳做為一台灣土生土長的學者有此見識，可知第一代的研究者可能反較不受本土化、中國化或世界化等之時潮所限。
類似的，葉啟政在66年認為精英的精緻文化由於原創性藝術性高，要有長期的培養才能產生興趣懂得欣賞，故與大眾流行文化脫節，不被大眾接受，當時他主張加強精緻文化提升大眾文化（八三三）。但到78年的「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研討會」，葉在激進化風潮中以左派觀點，批評台灣中產階級「是建立在生產過程的宰制性或剝削性上，而是被意識形態所壟斷和矇蔽」，是種「異化、腐化」（八三四p109）。將精緻文化透過「精緻的、現代化的、文明的」外表，導致「外化、物化、客化」（p110-1,117-120）。葉從早先理性的不滿及批判，激進到後現代的「商業和雅緻也只不過是一種嘲諷」，故沒必要蔑視及嘲笑中產階級的物化（p120）。但又仍忍不住以現代性的嚴肅心態批評中產階級已遭資本主義宰制，並稱台灣資本政經聯合支配體所創造出的精緻生治品質乃中產階級的鴉片，藉以麻醉其反叛意識（p121-2）。
另外瞿海源本著澄社三權分立內閣制的立場（八三五p26-36），在79年批評國是會議總結報告中所說的總統民選已為大多數民意所歸，瞿認為就民調的結構而言是有問題的，不能做為憲改的依據，所以應採「虛位總統」（p617-9）。但81年第二階段修憲時卻說總統直選已是民意大勢所趨（見當時的中國時報）。由此可知澄社並無固定的憲政體制，當要扳倒國府時便主張內閣制，要支持李登輝及民進黨時便倡和總統制。
由於上述的激進化，所以墨子刻才會以陳其南為例，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基於西方的理性主義夾雜著中國傳統的客觀主義，樂觀地認為「政治目標是大公無私的國家，認識論是一種強調人有能力超越所有偏見的這種『客觀主義』，而世界歷史觀是強調人類的一部分（即西方）已經進入了一個以『理性』為基礎的理想階段」（八三六p148）。墨認為這背離了西方英美傳統的「經濟性、思想性、政治性」的多元主義（八三七上p69）。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完美、樂觀、平等、正義、無私、不爭權奪利等背離現實的烏托邦（八三七下p68-72），是異於西方英美式做為民主化及現代化基礎的上述三種多元主義的市場性格，因它充滿了政客、市儈及庸俗的大眾文化。難怪他們會對國府台灣的各種社政經文化的多元化持負面評價，且蔑視官方及工商百姓的理論，而自認是「站在天下為公代表人民的群體意識」（八三七下p77）。墨在反駁陳對他的「保守派代表」批評後（八三六p133），認為知識分子的批評預設是尚待批判的（八三七上p58）。其实猤只預設而是陳根本就是个言行不一的知識分子，不然他怎会如此不具批判地當官。
自由派知識分子如此「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地附和民進黨對抗國府；打擊非主流支持李政權，從85年開始自食惡果了。到86年順著民間反李風潮，繼所謂「保守派」學者江炳倫、胡佛等反國、民兩黨的「總統擴權、有權無責」修憲之後，包括李鴻禧在內的自由派學者紛紛跟進，卻被李鴻禧長久來支持的民進黨、黨主席許信良反批為「保守、反改革、無恥」。至此，「保守、自由、改革、反改革」全皆異化了，而始作俑者便是知識分子的無知與愚味。而李只能徒嘆「無力感」「後悔」「很痛苦」「不知如何教學生」，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知識分子可能會以此乃改革的代價來自我合理化，其實未必，因為知識分子如果能堅持理性的話，在改革過程中便會也應清楚明確地支持那些改革（如民主、自由、人權），反對那些混雜過關的（如李登輝情結、台灣情結、政治權謀、黨內不民主……等），但知識分子卻被政客的理想和謀略所蒙蔽，以致要後來要付出代價。更不幸的是，不論改革或革命，知識分子後來的反對幾幾乎無效，反被戴上反改革反革命的帽子。這一切在本書始撰之初及其他文章上，便已呼籲過，奈何歷史一再重演，徒呼奈何！所以不只百姓，連知識分子都無法從歷史教訓中得到理性的啟蒙與成長。所以到陳政權時才会有許知多讖分子附和當局的丑態出現。
最後再以極少數能反台灣主流「民主轉型論述」而提出「民粹威權主義」反思的王振寰和錢永祥之論為例來析判，王錢認為國府的中國意識和威權統治，經1970－80年代黨外的台灣意識和民主政治的衝撞，至90年代在李政權和民進黨的合作下，發展成民粹統治而非民主政治。王錢之論據是認為西方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之形成過程，均兼具著精英操控人民，並打造一國族，此時民粹威權便與民主政治混為一體，但王錢又認為吾人無法判斷到底是誰造成了這些（一０六一）。王錢此論其實是精英尤其知識分子的自我推卸責任，不然不論從歷史經驗或理論批判，均可預知會如此發展。
（二）知識分子所謂的民間社會及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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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百度百科
關于知識分子的定義，國外的主流看法是，知識分子是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以知識爲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爲職業，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群體，是國外通稱“中産階級”的主體。目前，國內學術界一般認爲，知識分子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創造、積累、傳播、管理及應用科學文化知識爲職業的腦力勞動者，分布在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文化藝術、醫療衛生等領域，是國內通稱“中等收入階層”的主體。知識分子作爲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和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將長期存在，最終將隨著生産力的高度發展以及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差別的消失而消失。
1)知識分子是中國社會中四大勞動者之一：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即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專業技術勞動者。如：教師、醫生、工程師和科學家都是典型的知識分子。
2)知識分子是古代讀書人，或古代“士”的現代延續。古代讀書人的抱負是要以天下爲己任，爲國（帝）分憂，爲民請願，並且皇帝也確實會禮遇和尊重他們。從這個角度，現代中國社會已無知識分子。
3)現代社會仍然有喜歡以知識分子自居的人，或以知識分子爲敬語的習慣，一般指學曆較高、讀書較多的人。
4)知識分子的別名是臭老九，反映在元、文革及以後時期知識分子政治和經濟地位的低下。
5)黨外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是指在同時代社會勞動者中具有較高程度文化專業知識，並以創造、積累、傳播文化專業知識爲專門職業的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是一個曆史範疇，它是社會分工和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的不普及而在特定曆史階段形成的一個社會腦力勞動者階層。
知識分子條目補充
知識分子是一個曆史的文化的範疇。作用一個社會階層，它是在人類發展的一定曆史階段和一定的文化條件下産生的。在不同曆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和界說頗爲不同。在我國特定的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語境中，知識分子又是中國共産黨的特殊政策的對象，其中的黨外人士還是統一戰線工作的對象，除了一般理論上的界說外，還有特定的操作性界定。
理清“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可以從三個不同層面入手：第一，“知識分子”這個詞指稱的對象是什麽？第二，典型的知識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征？第三，在現實生活中，知識分子實際上包括那些人？
一、“知識分子”這個詞指稱的對象是什麽?
不少中國學者認爲“知識分子”這個詞是西文的譯語。臺灣大學社會系的葉啓政教授對此有比較詳盡的討論。按照葉啓政的看法，“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來自西方。歐洲有關知識分子的概念有兩個，就現行較常用的英文來說，一個是intelligentsia, 另一個是intellectual。這兩個詞分屬東歐和西歐，含有不同的曆史意義。intelligentsia來自俄國，1860年由作家波波裏金（Boborykin）提出，專指19世紀30到40年代把德國哲學引進俄國的一小圈人物。當時的沙皇俄國相當落後，留學生帶回西歐社會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滿當時俄國的狀況，或者滿懷烏托邦的理想高談闊論並模仿西歐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或者著手實際的社會改革，他們當中後來産生出不同的思想群體，如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新康德主義等。另有學者認爲，intelligentsia這個詞源于波蘭，1844年即由李貝爾特（Karol Libelt）使用。當時的波蘭有一個文化上同質性很高的社會階層，他們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會地位、價值體系都獨具特色。這個階層是擁有土地的城市貴族，與正在興起的中産階級有別，爲了維持其獨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設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體系。在此體系中，學生學習各方面的知識，突出培養強烈的領導意識與社會責任。由此環境培養出來的人非常重視自己的學曆並以此爲榮。後來這種貴族式的精神爲波蘭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繼承，他們勇于批判社會，以國家大事爲己任。當波蘭被列強分割時，這批人成爲救國和反抗統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從intelligentsia這個詞的曆史含義來看，知識分子是一群受過相當教育、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們在社會中形成一個獨特的階層。這個階層及其傳統特性在十月革命後已經逐步瓦解消失。蘇聯時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先後發生無産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把知識分子定義爲從事腦力勞動的專業人才，不再指具有強烈社會意識及批判態度的特殊階層。西歐“知識分子”一詞的來源與東歐不同。Intellectual來自法國，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弗斯（Dreyfus）案件。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訴！》爲題給總統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重審德雷弗斯被誣案。第二天，這封公開信在《曙光》報上刊出，主編克雷孟梭用“知識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幾個字來形容它。此後，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們就理解爲主張或同情爲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聞記者們，他們對時政和時局多所指陳訾議，是政治上激進色彩很濃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專指一群在科學或學術上傑出的作家、教授及藝術家，他們批判政治，成爲當時社會意識的中心。這種傳統淵源于法國大革命後一批受過教育的人。他們反抗當時社會既有的標准及措施，談論、鼓吹實證哲學，具有相當濃厚的革命氣息。這些人大都不在學術界，而是長年逗留在咖啡館中高談闊論，帶有波西米亞聖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爲己任。就此傳統來看，intellectual沒有社會階層的含義，而注重個人心態及其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這兩個詞的曆史含義有所不同，因而在現代英語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識分子”，而intelligentsia則專指“知識階層”。
在中國古代，與近代西方“知識分子”涵義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占據著中心位置，位居士、農、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的說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功能。中國曆史上，自秦漢以降，在比較安定的時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維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較黑暗或混亂的時期，“士”也往往負起政治批評或社會批評的任務。通過漢代的鄉舉裏選和隋唐以降的科舉制度，“士”可以通過考試進入官僚集團，即所謂“學而優則仕”，整個官僚系統大體上是由“士”來操縱的。通過宗族、學校、鄉約、會館等社會組織，“士”成爲民間社會的領導階層。因此，在一般社會心理中，“士”是“讀書明理”的人；他們所受的道德和知識訓練（以儒家經典爲主）使他們成爲唯一有資格治理國家和領導社會的人選。
余英時指出，中國知識分子來自一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頭。從孔子開始，知識分子就以“道”自任，而這個“道”是中國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學派——儒、墨、道——盡管各道其所道，但他們在代表“道”說話這一點上卻並無例外。西方近代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脫離中古宗教的“俗世”（Secular）人物。他們盡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們批評社會則不必根據宗教信仰或神學理論。相反地，他們的憑藉往往只是個人的“理性”或“知識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這是上帝所啓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會僧侶與神學家——和世俗政治權威並立的精神權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識分子不肯自承源于這個宗教傳統，因爲他們已不複遵守“凱撒之事歸之凱撒，上帝之事歸之上帝”的原則，他們要管的正是凱撒的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直接承三代的傳統而起。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禮樂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諸侯，故孔子斥之爲“天下無道”。統治階級既不能承擔“道”，“道”的擔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禮意”的“士”的身上。在這個意義上，孔子可以說是中國史上最先出現的第一位知識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貴族社會中的一個固定階層，孔子以後，士的處境開始變化。孔子首先便對“士”重新加以界說。他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裏仁”）又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同上“憲問”）這種新的“士”就是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這個傳統到了孔子手中卻並沒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轉入了“人道”的領域。孔子以後，百家競起，雖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爲最後歸宿。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性格受到他們所承繼的文化傳統的規定：就要管凱撒的事這一點來說，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但是就代表“道”而言，則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侶和神學家。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鴉片戰爭後，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伴隨著廢科舉、興新學而出現的，是在中國從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過程中，從封建士大夫中脫胎而來的。他們或傳播新思想、新知識，或從事近代學術研究，或創辦近代企業，或致力于現代化建設。嚴複，梁啓超，張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
今天我們在使用“知識分子”這個詞時，它的涵義早已遠遠超出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過一定程度的專門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專業技術工作並具有相應職稱的腦力勞動者。
二、典型的知識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征
根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知識分子是社會曆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恩格斯指出：“當人的勞動生産率還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時候，生産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國家和法律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衆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就是說，知識分子是社會分工即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離的産物。由此而論，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就是“腦力勞動者”。
當代社會學大師帕森斯（T.Parsons）從結構功能主義出發，揭示了知識分子産生的文化根源。按帕森斯的看法，知識分子的産生有賴于兩個條件：一是文字的出現，一是“哲學的突破”。所謂哲學的突破是指人對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宇宙世界有了一個概念化的掌握，即意識到人之自我與世界的關系。人不只是一個生物性的存在，他除了生物性的需求之外，還有心理性的需求，即對于生命意義的追求，對終極價值的追求，同宇宙世界接觸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他有一種了解“爲什麽”的需求。爲了滿足這種需求，出現了文化事務專家即某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思索解答這些問題。這就是知識分子的起源幾乎都是教士、先知、哲學家的原因。因此，知識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們所從事的是有關價值、觀念、符號等文化性的活動，爲社會建立一個文化性的意義系統。在社會發展的早期，文字是極少數人能夠掌握的象征符號，因此具有“神聖的”性質。在一個文字被社會大衆崇拜的社會裏，知識分子才能成爲一個階層，一個身份集團。從這個角度看，知識分子應當是“文化事務專家”，而不僅僅是一般的“腦力勞動者”，或者說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中關心並從事創造、闡發、傳播文化價值的那一部分人。
知識分子的功能既然在解釋外在世界，自然總是傾向懷疑與批判，他的想法和看法與社會現狀總有距離。沒有一個現實社會是圓滿的，因此知識分子總是對社會現狀不滿足，總是批判他身處其中的社會，總是企圖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會。這也許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識分子的形象。由于這個形象，他們被浪漫地認同爲社會的良心。馬克思和恩格斯可算是典型代表，他們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發展以至最終滅亡的客觀規律，號召無産階級充當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敲響舊制度的喪鍾。馬克思和恩格斯被尊奉爲“無産階級革命導師”，但是他們並非來自無産階級，其真正的社會成分是知識分子。就此而言，知識分子又是社會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衆的代言人。
由于知識分子總是批判他身處的社會，因此，他與政治權威總是具有先天性的緊張關系。一方面知識分子要與政治權威保持距離，以保持他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另一方面政治權威也不喜歡知識分子，害怕自己的權威受到懷疑和批判。就這點說，知識分子又具有同政治權威疏離的傾向。
因爲知識分子僅僅掌握知識而不占有生産資料，所以在社會生産關系體系中並不占有獨立的地位，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在某些社會的特定曆史時期，甚至也不同任何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充分整合。毛澤東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知識分子比作毛，認爲他們附在帝國主義者、封建階級、官僚資産階級、民族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五張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張皮，社會主義革命革掉了後兩張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結果只能附在無産階級身上。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則認爲，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自由飄遊、無所依附（free-floating）。從這裏看，知識分子本身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和階層，也不與其他社會階級或階層充分整合，而是一個社會中相對自由飄遊的集團。
大體說來，在現代西方語境中，知識分子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懂得使用象征符號來解釋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識爲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爲職業，形成一個與社會中其他階級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現存體制的、“自由飄遊”的、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第三，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對時政采取批判態度，對現狀往往不滿。對于第三個特征，以色列的康菲諾（Michael Confino）綜合各家的意見，歸結爲以下的五點：①對于公共利益的一切問題——包括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問題——都抱有深切的關懷；②這個階層常自覺有一種罪惡感，因此認爲國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種問題的解決，都是他們的個人責任；③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會問題看作道德問題；④無論在思想上或生活上，這個階層的人都覺得他們有義務對一切問題找出最後的邏輯的解答；⑤他們深信社會現狀不合理，應當加以改變。
康菲諾綜合出來的五點，大體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相符，特別在責任感和關心世事方面。從曾參的“仁以爲己任”到範仲淹的“以天下爲己任”，都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對道德、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具有深刻的責任感。談到關心世事，更有到明末東林黨顧憲成的一副對聯的下句爲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直至新中國成立後，這種“關心”的傳統精神仍然躍動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之中。鄧拓在《燕山夜話》中便寫過一篇“事事關心”的雜文。他在一首名爲“歌唱太湖”的詩中更寫道：“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延綿不絕的明證。
代表“社會的良心”的知識分子無論在西方社會或中國社會都是存在的。但是從曆史的角度來觀察，這個傳統在西方是一個現代的現象。一般地說，其形成不早于十七、十八世紀。西歐啓蒙運動中的“思想家”（philosopher）大概可代表西方知識分子的原型；俄國的intellegentsia的遠源也只能上溯到18世紀。與西方相對照，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可算是源遠流長，至少要從春秋戰國時代算起，足足有2000多年的曆史，而且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中斷過。
中國自古以來一直存在一群爲數不多、基本上是處理文字的人，即通常所說的“讀書人”或“士”，他們在儒學的熏陶下具有一套傳統。根據錢穆的意見，早期的“士”由習禮而至批評當時貴族的一切非禮，孔子是典型的代表。諸子百家可說是第一次最明顯地表現出“士”在思想上對社會對貴族的不滿。科舉制度建立以後，中國的“士”在制度化的晉升渠道引誘與君權至上的政治體制高壓下，顯得十分軟弱無力。在這種情況下，“士”的特性在于以人文精神爲指導，以內發式的個人道德成就爲基礎，講求個人修養，以成就普遍的道德倫理規範，進而推演到政治設施，而不以成就知識爲主題。因此，中國古代的“士”在精神追求上始終忘不了政治，即使是老子和莊子，著書講學也對政治抱有很大的興趣。
大致上講，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近代知識分子有二點基本差異：第一，中國的“士”不象西方知識分子那樣追求知識，而是以儒家思想爲核心，注重倫理道德，追求以內化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王者師”，以儒學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識分子資本主義的産物，他們以“市民社會”爲其生存環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在民間立足，從事自由職業，獨立謀生，在這種環境中相對自由漂遊，與現存占支配地位的體制及統治階級沒有多少內在的必然聯系；中國古代的“士”則制度性地依附于、服務于現存體制，他們既是現存體制的産物又造就並維護了現存體制，並且只有作爲統治階級的一員或者後備軍才有存在的價值，“學而優則仕”正是這種依附性的典型表征。盡管中國的“士”也講求“弘毅”，講求“以天下爲己任”，但只是當處于順境時，才表現出儒家的積極進取精神，一旦處于逆境，則轉向老莊，退隱田園，即所謂“儒道互補”。
三、在現實生活中，知識分子實際上指的是哪些人
根據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典型的的知識分子可包含哲學家、科學家、作家、藝術家、音樂家等等。在這裏，知識分子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腦力勞動者，而是指腦力勞動者中關心人類文化價值、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的那部分人，大體上相當于“思想家”。如果一個傑出的科學家竭其一生，不辭辛勞的發明了原子彈，爲人類文化添加了重要的內容，但是他卻沒有在發明過程中，探究原子彈可能帶來的後果，那麽，這樣的科學家是創造者，但不屬于典型的知識分子。由于社會分工，人們的社會功能日益細化，使得人與社會的關系趨向以單純的職業關系爲核心，科技的發展帶來了職業的專業化。我們有的是學有專長的專家，他們可以爲社會大衆帶來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豐盛的物質生活，但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可能是淺薄的，對生命的了解可能是單純的；他們關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幹發揮在專業上，往往忽視了他們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內容。因此，一個科學家或學者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關注事關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大問題（如戰爭、貧窮、可持續發展等）；一個小說家或電影導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寫作、導演的東西不純爲感官娛樂而或明或暗地觸及到較爲廣泛深入的社會問題。與此相關，知識分子有一個被認爲是基本界說的特殊涵義，即知識分子是一個關心他個人身處的社會及時代的批判者與代言人。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典型的知識分子畢竟只是極少數，通常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並不是指這種理想化的知識分子形象。在現代漢語中，通常把知識分子解釋爲“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 照羅森塔爾和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知識分子”條目，知識分子是“由腦力勞動者所構成的社會階層。”“工程師、技師及其他技術人員的代表、醫生、律師、藝術工作者、教師、科學工作者和大部分職員都屬于這一社會階層。”在具體操作中，我國長期以來是把具有中專以上學曆並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劃定爲知識分子。在有關知識分子的實際工作中，各部門使用的概念不一樣，組織部稱“科技幹部”，人事部稱“人才”。各部門對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據自己的工作範圍確定，例如統戰部就把自己知識分子工作的對象界定爲有代表性、有影響的黨外知識分子。
有一點需要明確，並非凡是受過一定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腦力勞動人都是知識分子。例如，在我國，國家公務員就不屬于知識分子的範疇。國家公務員即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由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幹部知識化、專業化，這支隊伍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現在已經具有大專以上的學曆，其中碩士、博士也不在少數。如果僅從他們的教育背景和掌握的專業知識水平來看，無疑同知識分子沒有什麽差別，而且許多人原來就是知識分子。但是，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有一個重要特征，即從事專業技術工作，就是說，知識分子的工作是以創造、闡發、傳播或者運用知識爲核心內容的。國家公務員雖然在工作中也要運用各種專業知識，但他們主要是管理社會，同知識分子在工作的內容和性質上有根本的區別。另一方面，我國的知識分子主要是作爲政策對象而被界定的特殊社會階層。就此而論，國家公務員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他們本身自然不能成爲政策的對象。目前，我國在幹部組織人事管理中，已經將公務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分類管理。因此，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凡是黨政機關納入公務員序列或參照公務員來管理的幹部，無論其具有多高的學曆，也無論其在工作中涉及多少專業知識，都不在知識分子範圍之內。
在文革時期，知識分子被看做一種底下的標志，國家大搞“知識分子下鄉”運動，他們，也叫“知青”。
知識分子的品格特征：正直、務實、寬容、謙遜、聰慧、睿智;富于同情心，知恩圖報;富于責任感，忠于事業;富于愛心，會接受別人的愛，也會愛別人;充滿感情色彩，能以性情之心去對待周圍的一切;不乏理性色彩，能以達觀的心態待人處世;有自知之明，能以謙和的態度看待自己的成績。知識分子的迂腐與頑固有時候也是一種嚴重的錯誤，同時知識分子往往循規蹈矩，沒有膽略，不具侵略性，甚至過于民主，不願意影響別人也固執地不被人影響，自己沒有紀律性也不想用紀律約束別人。這些鮮明的特征是知識分子沒有成功的原因，如果能克服這些弱點，也許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會更大。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命題是一個政治命題。實際上，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是從不同的角度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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