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今天還是別談政治，延續前天對知識分子的批判，今天也讓他們有機會反批。
你是文人相輕還是士士相護，整天談論知識分子，又不是十幾年前啟蒙時代，台灣現在已不需知識分子了，因為知識分子的信用已破產，而且大學生都已過剩，知識分子有啥唏奇的？
這就對了！大學生滿街跑，但就沒幾個具有能獨立思考批判性的能力，而且台灣現今政局會如此爛，與當時的啟蒙只是啟盲有關，因為那些人太迷信當時的黨外及民進黨，等執政後又認知失調，不想不敢不願再批判執政者。
是嗎？那咱就來評評葛羅斯和李維在其合著的《高級迷信》（新新聞，2001）反批，批評科學霸權為迷信「科學主義」神話的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文藝理論、文化批評理論、批評理論等，為更高級、迷信瞹昧語言魅力的「高級迷信」。
等一下，你在玩繞「迷信」口令的文字遊戲嗎？
是有點，作者批評那些「高級迷信」者不用精確的語言、詳實的數据資料和嚴謹的理論來反駁他人或主張的立論，可他倆也不遑多讓，玩弄起語言也是充滿魅力，什麼恨妬科學／男人、迷信自己代表真理／道德／全知聖人、漿糊腦袋、～的。
那到底誰才是迷信？
都有吧，「迷信」本來就是自認「正信」者用以貶抑與其「異信」者的用語。
又在玩繞「迷信」口令的文字遊戲了，何必呢，如果要反駁自然科學不是如科學主義者宣稱的那麼「歸納、實証、客觀」(p.88,146)，那就用本館《緣現論》有關科學哲學的論証就可了，何必彼此在玩文字遊戲。
你還不是在抄襲各派科學哲學的學說而已？
非也！我只做嚴謹的論証析判工作。不像作者在提及邏輯實証論、波柏、孔恩時，只當作「高級迷信」的替罪祖師爺(p.93,147)，而根本不分析或反駁被提及者的論証過程。作者對科學哲學的經典就已如此，更遑論對傅柯。
依我來看，傅柯有關「性及規訓的知識權力學」的論著，已達到人文「科學」的要求了，因為他引述了足夠多的歷史資料來支持其立論。
可惜的是，絕大多數庸俗的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文藝理論、文化批評理論、批評理論，根本唾棄了扎實的基本功，而一昧地玩弄文字遊戲，難怪會被作者抓到把柄。
你自己還不是在耍弄文痞文氓的文字遊戲？
那不同，我是先嚴後散，所有看似文字遊戲的文章都可在本站相關欄目找到立論基礎。
也就是說你的狂禪是有甚深禪定和大疑大悟為基本功的了？小心！別走火入魔了。
他啊！悶騷了幾十年，早就瘋了，不然怎會多人在自吵？
眾聲喧嘩懂嗎？
另參本館：《科學社會學》《科學的結構》《科學的社會功能》《知識、科學與相對主義》
陳瑞麟導讀──《高級迷信》以及如何讀它
一切都該從索卡事件(Sokal Affair)談起。阿倫．索卡(Alan Sokal)是美國一位抱持左派政治觀點的物理學教授，1996年在著名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上發表了一篇〈逾越邊界：邁向量子重力的一個轉形詮釋學〉(“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1。這是一篇驚人的「鴻文」，大量引證科學的社會建構論、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等等學派論科學的相關文獻，並以他們的觀點「正經八百地」「詮釋」量子重力理論。索卡在本文中的目標是指出：最近量子重力的發展，「綜合且替代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海森堡的量子力學….這個概念革命，已深化了一個未來的後現代和解放科學(postmodern and liberatory science)的內容之涵意。」2 數天後，索卡在另一本期刊《佛蘭卡語》(Lingua Franca)3上也發表了一篇〈一位物理學家在文化研究上的實驗〉(“A Phys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說明在《社會文本》上的那篇文章，只是一堆無意義的胡謅！結果當然震撼了美國學術界（包括科學界與人文社會學界）。於是，索卡這篇文章又被稱作「索卡的惡作劇」(Sokal’s Hoax)。「索卡的惡作劇」引爆了原本埋藏在科學界與（後現代）人文社會學界的火藥堆，炸出一場「科學戰爭」(Science Wars)4，戰火擴及大西洋兩岸，並延燒至今5。
索卡事件與「科學戰爭」不僅喧騰國際，在台灣學術界（至少「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界與關心科學研究的科學界之間）也很知名。除了學者為文正式評論「科學戰爭」外6，在「科學研究網路討論群」(Science Studies Mailing-list)的郵件討論中，也曾引發過一場爭論7。然而，追根溯源，這場大風波的始作甬者，就是這本《高級迷信》了。原來，索卡的惡作劇就是因為他讀了《高級迷信》之後，滿腹疑惑，因而想「實驗」看看：那些論及科學的人文學者，真的像《高級迷信》所指控的那樣嗎？
《高級迷信》是數學家李維特(Norman Levitt)和生物學家葛羅斯(Paul R. Gross)的合著，一本對準人文社會學者的「科學論述」之「批判大全」。於1994年發行初版。1998年出了第二版，兩位作者們增寫了一篇「1998年版序」，回溯初版所引發的反應，同時大肆暴露這幾年間交戰兩方的許多「高級內幕」8。除了令他們洋洋得意的「索卡事件」外，還有當然，口吻免不了再度確認自己當初的「高瞻遠矚」。
寫作《高級迷信》的兩位科學家，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地批判人文學者的「科學論述」呢？自命左派的索卡，為什麼又要玩一場掀起「科學戰爭」的惡作劇遊戲呢？「科學戰爭」發生後，為什麼大批科學家紛紛投身加入這場戰火中呢？他們所批判的「科學論述」又是哪一種「科學論述」呢？我們可以說，最令科學家憤怒的是所謂的「科學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science)和各種「基（激）進科學研究」 (radical science studies)。
什麼是「科學研究」？
「科學研究」乃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間新興的一門顯學，其源頭可以上溯到六十年代。簡單地說，「科學研究」指研究「科學活動」（科學知識、科學實驗、科學家、科學政策等等）所可能涉及一切，特別著重在科學和社會政治經濟的關係。科學史家兼科哲學家孔恩(T. Kuhn)、費耶阿班(P. Feyerabend)和傅柯(M. Foucault)等人是「科學研究」的先驅或開創者；「科學研究」則是他們的觀點、方法、題材所發展和擴大的一個新興學門。當然，對科學活動的研究──特別是科學史──早在十九世紀已萌芽。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學術上也正式誕生了「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然而，正是因為孔恩等人帶來觀點和方法上的衝擊，將種種對科學不同面向的研究推向一個新階段。
從研究進路來看，我們可以說「科學研究」意指從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人類學、科技政策等面向而對科學進行一種跨學科、整合性的研究；在這樣的研究當中，各傳統學科之間的界限並不截然區分。這種研究方式，在孔恩等人的作品中，已經頗為完備了。在當前學界中，認同自身的研究為「科學研究」者，多半抱持種種不同版本的「（社會）建構論」立場9。這是因為「科學研究」既然標榜「整合性研究」，則科學活動的「社會」環境，必然是重要環節之一。所以，「科學研究」也可較狹義地定義為「站在（社會）建構論立場上，而從事科學活動的整合研究。」當然，也有一些人主張較廣義的「科學研究」定義，認為只要是以「科學活動」為研究主題者，不管觀點、立場、方法如何，就可以算是「科學研究」。
至於「基進科學研究」則是「科學研究」中進一步強調「徹底、基進的」立場（反實在論、反西方中心、傾相對主義的），把科學看成是擁有巨大權力的支配體制，而和傳統上對科學的啟蒙、進步、理性、中立、西方中心的觀點互相對立。在現實狀況中，有不少「科學研究」的認同者多半也是抱持「基進」立場，雖然兩者並不能劃上等號。顯然，科學研究的這種基進立場，惹惱了依舊沐浴在啟蒙光輝中的科學家，而導致《高級迷信》的誕生。
為什麼會有《高級迷信》？
七十年代時，英國愛丁堡大學的一群科學社會學家（主要人物是巴尼斯(Barry Barnes)和布魯爾(David Bloor)），提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之「強方案」(Strong Programme in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10，主張科學知識的形構，將受利益、權力、意識型態等種種社會因素不可避免的影響。兩三年後，法國學者拉圖和英國學者伍爾加(Steven Woolgar)推出了他們的田野調查著作《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1979)，正式打起「社會建構論」的旗號11。《實驗室生活》是「科學人類學」的開山之作，也是「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的里程碑。1984和1985年，兩部社會建構論的扛鼎之作皮克林的(A. Pinkering)《建構夸克》(Constructing Quark)與謝平(S. Sapin)和謝佛(S. Schaffer)的《利維坦和空氣幫浦》(Leviathan and Air Pump)出版了，分別以二十世紀高能物理的發展與十七世紀的空氣幫浦之爭為歷史案例，來顯示究竟「科學事實」如何地被科學家的社會行為所建造起來。
「建構」(construction)這個詞，原本用在建築上，以許多鋼骨搭起建築物的結構，即是「建構」12。建築師把建築物的結構設計成什麼樣子，工人就應根據籃圖而把建築物「建構」成什麼樣子。以此類比，科學知識，現在不是單純自然實在與客觀經驗的反映；而是人為磋商妥協（建構）的信念系統，經過約定（正如建築工人協力共建）後被科學社群所確立13。因此它無可避免地受到科學家或社會的價值偏好（正如建築師對某些形狀或建材的特別偏好）所沾染，甚至意識型態、性別歧視、偏見這些負面價值──傳統上，它們都是科學理性的敵人──其實也悄悄地隱藏在科學活動、甚至科學知識產品之中。
社會建構論於是形成一個顯赫的觀點學派，並且掀起了人文學者研究科學的熱潮。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環境主義（當然，這些派別有它們各自的傳統）紛紛在自己的理論資源和立場上，援引社會建構論的立場來形構自然科學觀，並從「基進」的出發點來提出自己的「科學研究」，而形成了多樣的「基進科學研究」──但它們和大部分從業科學家眼中的科學觀大異其趣──而且廣泛流傳在各國大學之間。很快地，從九十年代起，社會建構論和種種基進科學研究開始成為科學家敵視的對象，他們無法瞭解人文社會學家為什麼會提出這類這種荒謬的觀點14？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人文社會學者又沒有學過科學，怎麼有資格對科學說三道四，甚至還想「染指」科學理論的本性之說明15？
科學家們承認：科學歷史上，當然有一些科學家將他們自己的價值偏好放入科學理論中；但大部分科學家都相信：科學事實畢竟是客觀的，它是至高無上的仲裁者！任何非社會中立和價值中立的科學理論，都要在客觀事實的光照下現形。面對這種回應，基進科學研究或者主張，連科學事實本身，都是被實驗工具和社會過程建構出來的（科學家社群磋商約定要接受哪些經驗或現象的記錄為「事實」）；或者主張，「事實」只是一套主觀詮釋後的語言遊戲、是權力的傀儡（那個科學團體背後的政治靠山權力大，他們認定的「事實」就變成大家的「事實」）。根本不存在由實在所決定的客觀事實。而且，四百年來，西方近代科學（又稱「培根科學」(Baconian Science)──我們回憶培根說過：「知識即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現在變成充滿負面涵意的「知識即是權力」）乃是造成今天性別歧視與侵凌自然的資本主義父權體制之共犯。這種科學必須被根本的轉形或移除，而尋求更好、更客觀的新科學（譬如後現代科學或女性主義科學）。
這些「基進科學研究」讓一些科學家們感到奇怪與荒謬，他們完全無法認同。科學知識如果不是實在的反映、不是真理的代言，那麼他們畢生對客觀知識的追求，又有何意義？更重要的是，科學家從自己的工作經驗中，他們認為自己知道正在從事與追求的知識是什麼、有何根本性質，「基進科學研究」的觀點與成果就只是假的。就方法上來看，他們也認為「基進科學研究」充滿著修辭與取巧，缺少腳踏實地的嚴格研究。就態度來看，他們認為「基進科學研究」根本談不上「研究」──只是一面倒地「批判」（譴責）四百年來的現代科學。它們在大學校園中散佈科學的謠言，使學生不再尊敬科學、使人文學家不再效法科學；它們混淆公共視聽，破壞科學形象，動搖公民與當權者對科學的支持。這一切都將妨礙到科學事業的持續成長、國家科學政策的擬訂、科學教育的實施。不能讓這「基進科學批判」的風潮繼續擴散了！科學家紛紛跳出來為科學辯護，甚至反擊「基進科學批判」。《高級迷信》就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誕生了，進而吹響了科學戰爭的號角。
「學院左派」的「高級迷信」
《高級迷信》一書批判了各種「基進科學研究」，包括社會建構論、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科學批判、基進環境論、多元文化科學等等討論了科學的人文社會理論或立場，作者將它們合稱為「學院左派」(academic left)16。
《高級迷信》的兩位作者，以一個小故事來總結他們對「學院左派」的整體觀點（第二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在南太平洋的許多小島建造了簡易臨時的機場，以方便運輸軍機起降並裝卸貨物。有一些物資透過以物易物的方式流到當地土著民族的手中，一些則在大戰結束後，被當成禮物而送給住民們。原住民並不懂得科技，也不曉發生什麼事，只知道擁有物資的好處。但鐵鳥不再降落，因此他們用泥巴和樹枝建造了他們自己的「飛機」，並希望透過巫術儀式，將這「泥巴飛機」轉換成真實的飛機。
顯然，「學院左派」就像這些南太平洋小島的原住民族，他們所提出的「科學觀點」或者他們所描繪的「科學模型」，就像那些土著民族用泥巴和樹枝所「建構」的飛機模型，不僅外觀只有一點形似，內部邏輯更是完全不同。而且他們想利用「修辭」、「隱喻」等等手段讓他們的科學觀點成真，就像土著民族的巫術儀式一般。《高級迷信》一書的標題，正是公然地嘲弄「學院左派」對科學的觀點，只不過是一種出現在大學校園中的「高級的迷信」。
究竟所謂「學院左派」的種種理論是不是真的是「高級的迷信」？作者們卯足了全力來證明。在第一章，他們像軍事教官般地指認出敵人──「學院左派」，並提出他們的對付敵人的整個構想。第二章「自然科學及其天敵」一方面緬想科學啟蒙的光榮歷史；一方面進一步勾勒這「敵人的面目」，追溯他們的歷史源流。第三章「文化建構論的文化建構」開始步向大批判的漫長旅程。首先將矛頭指向罪魁禍首──社會建構論（文化建構論），包括赫赫有名的拉圖與具經典地位的《利維坦和空氣幫浦》。可怪的是，他們卻沒有審視拉圖的開山之作《實驗室生活》與其它著作17。本章的意圖很明顯，誠如標題所言，作者們企圖揭開文化建構論本身也是「文化建構的」──是西方文化本身的某種特定意識之產物18。從第四章起，作者開始帶領我們進入後現代的「密教」殿堂。後現代的兩位祭酒德希達(J. Derrida)和傅柯(M. Foucault)首當其衝地遭受猛烈砲火，同樣地，我們也未看到作者細密檢視兩位著作量驚人的法國思想家之大著，而將焦點集中在「人格」上19。本章後半段是相當有價值的「後現代文化理論」和「混沌理論」(theory of chaos)的恩怨情仇之討論。
接著是熱門卻麻煩的性別議題。第五章「揭示性別的水晶球」，暗喻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和算命占卜的吉普賽女郎之「水晶球」沒有很大的差別20。本章批判女性主義在數學和生物學上的「科學研究」作品；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的幾位標竿人物哈定(S. Harding)、哈蘿維(D. Haraway)、凱勒(E. Keller)、蘭吉諾(H. Longino)等人的思想底細都受到無情的「揭示」。第六章「伊甸之門」有一個優美的開場，悠緩地吟唱著樂琴(Ursula Le Guin)的小說《返家》所描繪的故事。這是一個想像的伊甸園，作者們所批判的基進環境論，正是試圖帶領人類重返伊甸之門。本章其實傳達一個訊息：當前的環境危機之警報，實在太過杞人憂天。人類對環境所該採取的態度是：信任科學家！第七章「控訴的學派」則針對「學院左派」對愛滋病研究、動物權爭議和非洲中心科學的不良影響，進行全面的解剖和消毒。
第八章「為什麼人們想像一件徒勞的事？」標題語出《聖經》讚美詩第二首，意義很鮮明：為什麼學院左派會想出這些徒勞無益的觀點和理論？這是全書語調最沈穩凝練的一章，也是最具原創性的總結──試圖剖析種種多樣的「學院左派」之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和哲學心理基礎。誠如本章明言：「在一個意義上，我們試著和文化建構論主客易位….我們反問：是什麼樣的社會和意識型態根源塑造了他們那些反科學理論？」作者們將答案遠韶十九世紀的西方浪漫主義傳統，近溯六十年代的「反叛文化」；在哲學和心理基礎上，則以「總體論」(totalism)和人類的總體論思考之衝動來作答。最後一章「要緊嗎？」基本上是指導者的口吻，一方面「勸誘」學院左派能皈然醒悟，另方面要求科學家們必須起身「反抗」。依筆者個人之見，本章充分暴露作者們的潛藏心態，實在是全書最大敗筆。
風格與翻譯
《高級迷信》是一本驚人的著作。它所跨入的領域驚人的寬廣，除了他們的主要標靶──多樣的基進科學研究──必然得涉及外，相關的科學史、美國左派歷史、數學、物理、生物、環境生態科學、愛滋病研究、動物權、人類學等等，都屬於本書內容的一部分。它所涉及的文獻驚人的多樣繁複；還有它所批判（或者直言不諱地說，責罵）的學者數量之多，也幾乎是空前的。毋庸置疑，我們的確可以在本書中學到不少科學家認為「正確」的科學知識，然而，最驚人或最諷刺的是，我們更可以學到修辭與批判（責罵）的技巧。兩位作者極力搜羅了字典的所有冷僻字、絞盡腦汁地變化出各種句型，大量引證佳句名言，大量地運用隱喻、典故甚至俚語，以及盡力地表現出作者們的驚人博學。一切都交織成令人目眩神迷的華麗風格！
這種寫作風格的展現，實在令人驚訝！因為《高級迷信》的作者指控「基進科學研究」的一個主要罪名，就是他們只知玩弄修辭和賣弄隱喻。然而，《高級迷信》的整個修辭與隱喻之使用，比起他們所批判的對象不遑多讓，甚至猶有過之！這究竟透露出什麼樣的心態？或許作者們認為他們是在「事實」和「懂科學」的基礎上來作這場淋漓盡致的修辭遊戲。然而，一個更隱晦的心態很可能是：我們科學家就是比人文社會學家高一等！你們會的（文筆、修辭）我們都會，我們會的（數學計算、生物實驗）你們不會！事實上，這種心態有時並不那麼隱晦，雖然作者隨後會立刻用謙遜的語調「修飾」一下。在第九章這結論章中，作者們「身為科學家高人一等」之意識已經昭然若揭了。他們假「想像」之名，宣稱如果麻省理工學院的人文學家全面退出教學行列，那麼，該學院的科學家如果「有足夠時間下，可以補起人文課程，由科學家自己來教授。」筆者在讀到此處時，倒也想「狂想」一下：麻省理工的人文學家倒不妨試著「實驗」一下，倒不必說全面退出，而是商請科學同事代課一陣子，看看他們是否能真補起人文課程──反正科學家們總是十分重視「實驗」，正如索卡對「文化研究」的實驗。
或許是寫作風格，或許是潛藏心態，都使得《高級迷信》一書中──在筆者看來──含有為數不少的言行矛盾。作者們信誓旦旦地指控「基進科學研究」對現代科學的批判，都是出於憎恨與嫉妒──憎恨科學的學術與政治優勢，嫉妒科學作為可靠知識的地位。正是這種憎恨與嫉妒，讓他們的整個立論冰消瓦解。然而，我們不難在字裏行間嗅出作者對「基進科學研究」心態，也夾雜著濃濃的憎恨。譬如，在第一章中，作者們明言寫這本書的「主要希望是去改變朋友的信念，或者至少勸誘他們反省。」卻在1998年版的序文中忘形地展露幸災樂禍的筆調21。為了勸誘學院左派反省，作者們使出渾身解數，或批判質疑、或譏笑嘲諷、或循循善誘、甚或出語恐嚇（如第九章的「學術界的一個分裂？」一節）。大批「直言不諱」的貶詞出籠，其密度之高猶如越戰的鎗林彈雨，當然，在作者們看來，這是一種坦誠的學術美德。另一方面，在作者們高人一等的意識下，似乎也隱藏著某種對人文學者的嫉妒：在大學教書的科學家無法如人文學家般地展現出課堂魅力，人文學家奪去了「聰明」的校園聲譽（第九章「學術認可與公平」一節）。作者們原本的標靶只是「美國學術社群的一個集團」，到最後似乎砲火全面指向「人文社會學家」，這似乎也犯了他們自己對「學院左派」的警告：「發展了一個致命的策略：製造敵人比製造盟友更快。」
除了上述之外，還有很多很多地方，即使毫無「科學研究」基礎的人，也能在本書的字裏行間讀出濃濃的情緒（這是筆者一位學生讀過初稿後的反應）。終歸一句：情緒，太情緒！
本文是本書的導讀，而不是批判文章（但我們總是該作一些適度的提醒）。所以，筆者也不想帶給讀者太多個人之見，以免左右了讀者先入為主的印象。身為譯者之一，筆者感到責任不僅在準確詳實地轉達出原著的內容、立場和論點，還要盡可能地反映出原著風格──尤其是這樣一本風格濃冽的書籍。筆者自信已努力做到這點。原著強烈的「批判火力」、猶如傾盆大雨的形容詞、或急躁或舒緩的行文、甚至部分冗長囉唆的語調，我們譯者都盡力將之忠實暴露。從很多方面來看，閱讀本書可能會給人一種刺激暢快之感，但是筆者要不厭其煩地提醒讀者，在吸收本書的「知識」時，也該同時注意其潛藏的心態與情緒。
該如何讀《高級迷信》？
此時此刻，在台灣出版《高級迷信》一書的中譯本，或許正逢其時。《高級迷信》所批判的「基進科學研究」，雖然台灣的學術界的引入和接觸還不算很熱烈，但已經慢慢在發酵了22。後現代理論就更為熱門一些（雖然不見得屬於「科學研究」）。整體說來，本書的批判對象「基進科學研究」的重要著作（特別是「社會建構論」的一些經典），在台灣的翻譯幾乎沒有，但是一些先驅者如孔恩、費耶阿班、傅柯等人，市面上則有不少譯書面世了23。同時，國內科學研究界與國際科學研究界的往來也更為頻繁緊密24。在這種氣候下，一本猛烈抨擊「基進科學研究」的著作，被譯成中文上市，無疑可以激發更廣泛、更全面的討論。同時，筆者也希望，它能促成更多「科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
從聲調來看，《高級迷信》像是一本檢查官的起訴報告，身為讀者的我們，在此必須扮演法官、陪審員或者法庭旁聽者的角色。如果我們想對這場起訴，進行一個公正的裁決，我們就必須聆聽「原告」與「被告」兩造的說詞。要做到這點，勢必對兩方理論與立場都進行某種程度的閱讀才成。當然，《高級迷信》所「控告」的人數頗眾，每個人多少都有自己的整套思想，要全盤掌握得花費不少時間和工夫。讀者大概都將在未曾全面熟悉所有「被告」的思想之下來閱讀本書，而國內目前為止也還沒有「基進科學研究」甚至「科學研究」較詳盡的介紹書籍。所以，本書反而有了特別的功用。然而，我們應記住，在下任何判斷之前，恰當地瞭解這場「官司」的緣由與「原告」的真正辯詞是非常重要的。這篇導讀的內容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筆者認為有以下四種讀法：
1. 作為「科學研究」的入門：讀者或許會詑異，本書不是強烈地批判（基進）「科學研究」？在這樣的角度下，能獲得「科學研究」的可靠觀念嗎？的確是不能的。所以我們必須在一種特別的態度下來實踐這種讀法，因為台灣目前還沒有全面介紹「科學研究」的書籍。在這種情況下，本書反而可以扮演「科學研究」的入門書。何況以本書強烈的批判立場，公平的讀者應該會被挑起一窺究竟的心理，進而大量地鑽研本書所批判的對象。如此本書即可善盡入門之責。這種讀法最好能配合以下第二種讀法。
2. 作為豐富的文獻來源：不管本書立場如何，我們總是必須讚嘆且感激本書提供了如此豐富的文獻，囊括了對立兩造，毫不偏廢。尤其1998年版補充註釋更補上了「科學戰爭」中被生產出來的大量交鋒，十分具有價值。如果想對科學或者「科學戰爭」發表什麼見解，不管立場在哪邊，要說服不同立場的人，重視對手的文獻與理論全盤，總是必要的。提供豐富的文獻資源，應是本書中譯帶給台灣學術界的最大好處之一。
3. 作為「練功對手」：如果你已有堅定的立場，站在「基進科學研究」一方，那麼本書無疑可以作為「練功」的對手：如何捍衛「基進科學研究」的立場，而反抗本書的猛烈批判？
4. 作為「彈藥庫」：本讀法和第三種讀法對立。換言之，你同樣有堅定立場，卻站在兩位作者這邊，相信「基進科學研究」只是「高級迷信」。那麼，本書無疑為你供應了龐大的彈藥庫，讓你擁有充足的軍火來對抗論敵。
當然，筆者推薦第一和第二種讀法。
譯者誌謝
當傅大為教授在網路上披露新新聞出版社取得本書翻譯權，並想尋求譯者時，我即自告奮勇表明參與翻譯此書的意願。由於事先已略讀過本書部分章節，對這本造成北美西歐主流學界一場「科學戰爭」(the Science War)的喧然大波之始作甬者，產生相當興趣。又因為本書的英文遣詞造句與內容深度，對一般讀者來說，可能有一些障礙。所以，我認為值得花時間將本書譯成中文。
在傅大為教授的推薦下，新新聞出版社同意我接下此工作。但是教學忙碌，新新聞出版社又有出版時限，所以我再找了就讀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的薛清江先生一起參與翻譯。因而我也負起了審訂的責任。在著手投入之後，發現本書的翻譯困難度遠超出當初想像。加以我第一年教學，授課負擔與學術研究壓力極大，整個翻譯審訂過程十分辛苦。幾經波折與延誤，總算還是將它翻譯完成。呈現在讀者眼前的譯文，是一年來利用課餘時間加上寒暑假的投入之成果。
由於本書牽涉範圍極廣，作者又極盡修辭之能事，大量運用冷僻字、片語、外來語、專業術語，盡情玩弄不同句型，使得本書翻譯難度遠超過一般學術書籍。對這些困難，我們已努力一一克服，並將盡量將失誤降到最低程度。然而限於學力時間，或許失誤仍在所難免，我們祈請讀者不吝指正。
大量專業術語和專有名詞，我們盡量查詢出處，並加上譯註。除了向學有專精的朋友徵詢外，也透過網際網路尋找相關資料（列印下來的文件達上百頁）。然而，可能仍有漏失未查之處，對此我們感到抱歉，並請欲一窺究竟的朋友，可以自行在網際網路上搜查以資彌補缺失。
本書能譯出，首先要感謝傅大為教授的推薦與持續關注，並在百忙中抽空審訂了第五章的譯稿。在專業術語的翻譯上，很多學有專精朋友提供了協助或譯註，他們是：方克濤(Christopher Fraser)、林敏聰、林炳炎、郭中一、郭文華、潘戌衍、蔡麗玲，以及國內「科學研究網路討論群」( science-study mailing list )上的一些朋友。此外，東吳大學哲學系的一些同學（鄭凱元、呂政倚、林凱珮、楊雅婷、賈若平）也讀過我的中譯初稿，並提供文句上的修飾意見。在此一併表達我的感激。 陳瑞麟
這本書的翻譯，對自己來說，可說得上是一項挑戰與磨鍊。一方面，本書內容除了文法結構十分複雜外，在遣詞用字上，也有不少的冷僻字和典故，因此在理解與翻譯上，必須小心注意；另一方面，該書討論到主題相當多，相對地也需要的更多的背景知識。譯者對這些領域中雖然不至於完全陌生，但要更精確地掌握這些內容，相關知識的閱讀便成為翻譯工作中不可缺的一部份。所以這本書的翻譯，除了是個人實際的翻譯結果，也是個人對這本書所討論的相關領域進一步的學習。
如果沒有家人和師友的支持，我所負責的部份是難以完成的。在長達一年的翻譯過程，淑晴一直是背後支持的動力；東海大學的苑舉正老師，在相關知識上提供許多建議；哈佛大學東亞所的博士生康道儒(Skonicki Douglas)先生，在英文句型和用法的掌握上，不厭其煩地為我講解；最後，若是沒有審訂者的校正和不斷的提供意見，這些譯文是無法以現在的樣子呈現在讀者面前。 薛清江
譯者簡介
陳瑞麟，東吳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涉獵科學哲學、科學與技術研究、語言哲學諸學門。多篇相關論文散見各學術期刊，並譯有《感覺與所感覺的事物》（桂冠，J. L. Austin 原著）、《傅柯》（桂冠，J. G. Merquior 原著）等書。
薛清江，雲林縣人，台大哲研所碩士班畢業，現就讀於東海大學哲研所博士班四年級。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科學哲學。
1 該期的《社會文本》之專題，即稱作「科學戰爭」(Science Wars)，原本打算用來反駁《高級迷信》。
3 這也是一本著名期刊，以開放的態度，讓支持與反對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等等不同派別的文章都可以發表的期刊。Lingua Franca 的字面意義是「混合語言」或「通用語言」之意，代表了該刊的立場。
4 依筆者看來，「科學戰爭」可以分成廣狹兩義。狹義的科學戰爭可以指索卡事件（涵蓋了《社會文本》的「科學戰爭」專號），「交戰」雙方的文獻都可以在網站
www.physics.nyu.edu/faculty/sokal 與其連結的網站中找到。廣義的科學戰爭，可以指九十年代起，從業科學家因應人文社會學家對科學的研究與批評，起身來為自己的工作辯護或反批人文社會學家的科學研究。兩方均出版大量論文與書籍，戰火延燒至今，方興末艾，索卡事件也是這場大規模「戰爭」的一個最著名的「戰役」。
5 捲入這場科學戰役的兩方，在1996年各自出版了論文集；基進科學研究一方由「科學戰爭」另一位當事人《社會文本》(Social Text)期刊主編 Andere Ross 教授將「科學戰爭專題」加上一些論文而輯成一本論文集，書名也叫《科學戰爭》(Science Wars)；科學家一方也由《高級迷信》的兩位作者再合編一本論文集，《逃開科學與理性》(The Flight from Science and Reason)。索卡本人則和另一位法國科學家 J. Bricmont合著，在1998年出版了批判法國思想家的書《詐騙的知識分子》(Impostures Intellectuelles)（英譯本書名作 Fashionable Nonsense: Postmodern Intellectuals’ Abuse of Science）。N. Koertage(1998)，《蓋在沙地上的房子》(A House built on sand: Exposing Postmodernist Myths About Science)；Norman Levitt(1999)，《著魔的普羅米修士：科學和當代文化的矛盾》(Prometheus Bedeviled: Scienc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看來，科學家一方的火力（和火氣）似乎較旺盛。不過，當代科學研究界（囊括不少《高級迷信》認定的「敵人」在內）也在1999年出了一本《科學研究讀本》(Science Studies Reader, ed. By Mario Biagioli, Routledge)，有不少1996年後的論文。
6 台灣的相關討論最早出現在網路的bbs站（女性主義站科學版）上。學術界的正式評論，見《當代》「科學霸權：挑戰與反擊專輯」（1998，2月號，第126期）中的三篇文章：林崇熙，〈從革命到被革命──科學家何以不願科學研究來研究科學〉；傅大為，〈「兩種文化」的迷惑與終結──從Science Studies觀點看「索可事件」與「科學戰爭」〉；王秀雲，〈從科學革命到科學戰爭〉。這三篇文章都嘗試分析「科學戰爭」和「索卡事件」之所以會發生的政治、社會、學術背景，可以說是對此事件的一次「科學研究式」的研究。又李國偉(1999)〈都是索卡惹起的──科學與文化研究的一次交鋒〉，收於《一條劃不清的界線》（台北：新新聞出版社，1999）。李文的立場則比較站在索卡這邊，同樣質疑「文化研究」對科學發言的正當性。
7 「科學研究網路討論群」是台灣科學研究界的一個 mailing-list 討論群，已有近三年的歷史。除了包括國內大部分科學史、科學社會學、醫療社會學等等「人文學者」外，也有不少物理學、生物學的科學學者，加上一群作「科學研究」的研究生。討論信件並不公開，算是個內部討論群。但是，環繞著《高級迷信》也曾引發過一場小爭辯。可以料想，網上科學家的態度還是稍傾《高級迷信》的一邊；而作「科學研究」的人文學者，則對《高級迷信》有反感。相信在《高級迷信》的中譯本出版後，兩方都可以重新來進行一場更淋漓致盡的對話。
8 除了令他們洋洋得意的「索卡事件」外，還有被批判的大人物拉圖(Bruno Latour)和另一位美國科學史家懷斯(M. Norton Wise)被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拒絕的內幕（《當代》「科學霸權：挑戰與反擊專輯」同期，還有拉圖的兩篇翻譯文章，一篇即拉圖聲援懷斯的論文）；以及《社會文本》諸君因懷恨在心，不肯讓《高級迷信》再版時附上索卡「可愛的諧擬」一文。(事實上，索卡的「諧擬文」版權屬於杜克大學出版社，而該出版社並未拒絕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的轉載要求，只是要求權利金，但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衡量後放棄了。至於是否真有如作者們所言般的內幕，我們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最後，理性、啟蒙的信仰者，都受到《高級迷信》的召喚而被動員起來打一場捍衛理性與啟蒙的聖戰了。
9 我們注意到像拉圖和他的盟友，雖然抱持「建構論」的立場，卻宣稱他們的觀點並不是「社會建構論」的。
10 「強方案」是一種科學知識的社會學之研究策略，即對科學知識形構的說明必須是：(1)因果的；(2)必須對真和假、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敗保持不偏不倚；(3)在說明的因果上必須是對稱的（譬如，用同類型的原因來說明真和假的信念）；(4)自反的（即原則上，其說明的模式本身，將必須能應用到社會學本身）(Bloor 1976,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1991, p. 7)。
11 社會建構論中，屬於愛丁堡大學的學者是Barry Barnes, David Bloor, Steven Shapin, Simon Schaffer；此外還有貝斯大學(Bath University)的Harry M. Collins, Trevor Linch，法國的 Bruno Latour, M. Callon；德國的 Karin Knorr-Cetina。加上美國的許多學者，都被歸為社會建構論。參看Andrew Pinkering (1992)，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簡介與Stephen Cole(1992)，Making Sc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的討論。後來，Latour 否認自己的立場是社會建構論，並於《實驗室生活》再版時，拿掉了「社會」一詞，進而批判愛丁堡的強方案。2000年四月時，清大歷史所「科技史組」與《科技、醫療與社會》期刊社合辦一場小型研討會「拉圖工作坊」，討論拉圖1999年新書《潘朵拉的希望》(Pandora’s Hope)。對拉圖與強方案之間的爭執，筆者也作了一篇討論，參看陳瑞麟(2000)，〈社會建構中的「實在」〉（發表於政大哲學系第四屆「人文社會科學哲學基礎研討會」，收於該會議論文合集中，於六月九日舉行）。
12 科學家也抓到了這個詞的隱喻涵意了，因此他們編了《蓋在沙地上的房子》(A House built on Sand)來諷刺建構論的根基浮誇。
13 林崇熙(1998)，〈常態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當代》第132期）以台灣的科學活動為實例，作了不錯的說明。他可算是明顯接受社會建構論立場的台灣學者。
14 《高級迷信》的兩位作者認為，所謂社會建構論，應該更精確地說成是「強形式的社會建構論」(strong form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如此則區分出強、弱的社會建構論，譬如，早期的科學社會學家如墨頓(R. Merton)、曼海姆(Karl Mannheim)、以及大部分的科學史家與科學哲學家，都同意社會因素當然會影響科學家的活動與判斷，科學也是社會文化（西方文化）的產物。科學家接受，在這個意義上，科學的確是社會建構的(pp.43-44)。但是科學知識本身，畢竟建立在經驗証據上；科學的發展也是合理的、進步的；科學史家應該穿透科學歷史實況的雜亂，而對之進行合理重建。抱持上述主張的，就對比於強建構論而稱作「弱建構論」。至於強形式的社會建構論，甚至主張「經驗証據」（所謂的科學事實），也是由社會建構而成的；而且科學歷史是怎麼樣，科學就是怎麼樣；歷史是雜亂非理性的，科學就是雜亂非理性的。顯然，強形式的社會建構論是來自「強方案」一詞，來自D. Bloor(1976),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1991)。
15 事實上，有不少著名的「科學研究者」甚至「基進科學研究者」（包括《高級》迷信所批判的許多學者）都學過科學，甚至擁有科學博士的學位，如D. Bloor、A. Pickering、N. Wise、D. Haraway、Fausto-Sterling、E. Keller 等人。
16 當然，我們必須注意，「學院左派」並不等於「基進科學研究」。因為許多所謂的「學院左派」雖然對「科學」提出不少評論，卻沒有真正進行過「科學研究」。
17 就在同一章中，以及1998年補充註釋中，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們極力地控訴謝平和謝佛的《利維坦和空氣幫浦》居然嚴重忽視霍布士的數學能力問題，因而結論謝平和謝佛兩人是在規避事實。
18 其實，這並不新鮮。社會建構論的強方案早已承認。如布魯爾提出的「自反」原則。見註9。
19 我們又想起他們對「學院左派」（尤其是女性主義和基進環境論）的「道德主義」之指控。
20 標題原文是 Auspicating Gender ，auspicate 是個冷僻字，一般小型字典甚至查不到此字。它的意思是「以祈求好運的儀式來開場」，因而譯者將之譯為「揭示性別的水晶球」。
21 譬如，揭露了許多「高級內幕」，大出學院左派人士的洋相。見註8。
22 雖然一些晚近科學研究的重量級著作均尚未譯成中文，不過在女性主義科哲方面，已有一些成果。凱勒的 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女性遺傳學家麥克林托克傳記），已被譯成中文，書名作《玉米田裏的先知》（唐嘉慧譯，天下文化出版社，1995年）（不過，有人認為本書的翻譯上有一些失誤，見傅大為〈玉米田裏的失誤──略談「性別與科學」的譯介〉，《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1996，37期）。其它如哈定的文章，〈女性主義、科學與反啟蒙批判〉（江賢珍譯，《島嶼邊緣》第二期，1992年）和〈男性是否可以成為女性主義思維的主體〉（鮑家慶譯，《當代》第一四一期，1999，本期為哈定來台訪問專輯）。此外，哈蘿維在國內學界也頗有大名。
23 不過，除了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以及傅柯《臨床醫學的誕生》和《古典時代瘋狂史》為國內譯者所譯之外，其餘費耶阿班的《反對方法》、《自由社會中的科學》和傅柯的數本著作翻譯，多是中國大陸譯者所譯，部分出了繁體字版，部分則只有簡字版。
24 哈定曾於1999年五月來台訪問演講，《當代》1999年六月第一四期的話題則是哈定演講主題（《男性是否可以成為女性主義思維的主體》）的相關介紹。此外，2000年四月，拉圖也應國策研究院之邀來台參與「新世紀世界文化體系的變遷與挑戰」國際研討會，並以〈進步或纏繞？人類文明長程演化的兩個模型〉(“Process or Entanglement? Two Models for the long term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為題發表演說。
索卡爾事件＞百度百科
1996年5月18日，美國《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一條新聞：紐約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向著名的文化研究雜志《社會文本》遞交了一篇文章，標題是“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識性的科學錯誤，目的是檢驗《社會文本》編輯們在學術上的誠實性。結果是5位主編都沒有發現這些錯誤，也沒有能識別索卡爾在編輯們所信奉的後現代主義與當代科學之間有意捏造的“聯系”，經主編們一致通過後文章被發表，引起了知識界的一場轟動。這就是著名的“索卡爾事件”。
這一事件的産生有著深刻的文化背景。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後現代主義向科學領域中的滲透，在知識界出現了對科學技術的價值持懷疑傾向的相對主義思潮。不僅如此，使索卡爾這樣的在政治上持左派觀點的科學家更爲不安的是，這種相對主義思潮是以政治上的左派面目出現的。以文藝複興以來，左翼思潮一直是和科學結盟的，他們共同反對蒙昧主義，崇尚理性。索卡爾說過，他寫這篇文章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把左派從相對主義思潮中解放出來。
索卡爾是受到美國生物學家格羅斯與數學家萊維特的《高級迷信》（1994）一書的激勵決定寫這篇“詐文”的。這本書對以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和科學研究名義而出現的科學元勘（Science srudies）思潮進行了猛烈抨擊。這本書獲得了其支持者（其中有很多科學家）的一致喝彩，認爲它勇敢地揭露了後現代知識分子的“皇帝的新裝”。在讀了這本書之後，索卡爾爲後現代反科學思潮的泛濫而感到震驚和不安，于是決定撰寫這篇文章。他計劃要在文章中充滿科學元勘和文化研究中的最荒唐的錯誤，如它求助于權威而不是論證的邏輯、證據，胡亂套用科學理論，肆意攻擊科學方法等等。也就是要讓它“壞”到極點，變成一篇純粹是胡說或錯誤的文章；另一方面，又要讓文章“好”得不能讓雜志的編輯們察覺出作者的真正意圖。爲此索卡爾做了充分的准備。爲了收集後現代主義與當代科學的“聯系”，他收集了幾乎所有的重要文章。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一篇幾近“完美”地表明後現代哲學的進步已經被後現代科學，特別是量子物理學的後現代發展所“證實”的文章就這樣完成了。完稿後，索卡爾向他的朋友透露，他准備把文章投給《社會文本》，這份創刊于1979年的雜志在文化研究者中享有很高的聲譽，被《紐約時報》稱之爲“一種善于在文化論戰領域中創造一種趨勢的雜志”。索卡爾的朋友告誡他：他可能會被這一著名雜志精明的編輯們識破，所以最好另投一家不太出名的雜志。但索卡爾還是堅持己見。
在收到索卡爾的稿件後，安德魯?羅斯代表編輯部向索卡爾表示感謝，稱這是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並准備把此文收集到“科學大戰”專刊中。在編輯們看來，此文難得之處在于它出自一個物理學家之手。索卡爾回信表示感激，並稱自己感到十分鼓舞。與此同時，索卡爾已經開始著手准備對自己的文章進行曝光的工作。在他的“詐文”發表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他的另一篇文章便在《大衆語言》雜志上發表，題目是：《曝光：一個物理學家的文化研究實驗》。
在隨後的時間裏，“索卡爾事件”被西方各大媒體在頭版廣泛報道。人們稱之爲“詐文”、“玩笑”、“一場惡作劇”、“一場騙局”。學術界的大多數人站在了索卡爾一邊，認爲這也是他們自己反對學術界中蒙昧和虛僞的鬥爭。
事件一俟發生，就立即觸發了一場席卷全球的科學與人文的大論戰。論戰的一方是由科學家、持實證主義立場的哲學家組成的科學衛士；另一方則是後現代思想家結成的聯盟。世界衆多著名的媒體參與其中。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本文集收錄了論戰中的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在翻譯過程中，得到了作者們的大力支持和幫助。索卡爾、羅斯等人不但把能代表他們主要觀點的文章推薦給譯者，而且還無償地轉讓了版權。
http://baike.baidu.com/view/953502.html?tp=0_00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