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by our good friend 劉書林 on December 19, 2000 at 11:44:08:
to Chinese Students in USA BBS
沈默的主流----從幾本反左著作看中國思想動向
北京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 劉書林教授
020419下載自：
http://www.cstudent.com/usabbs/messages/19107.shtml
《歷史的潮流》、《防「左」備忘錄》、《中國「左」禍》……這是一年來先後震動中國的三本「反左」著作。它們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思想理論界，而構成一種值得重視的社會政治現象。它們的出現表明，和官方習慣發動的「反自由化」運動相反，民間正在以「反左」為一種先鋒意識，無怪有的中共政工幹部驚歎:「反共傾向，正成為北京許多大學校園裏的時暈!」
耍理解這幾本反左書籍的問世，究竟意味著什麼，有必要回頭看看中國政治力量最近二十年來的消長。
標誌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林彪事件」(1971年)，是中國極左翼勢力盛極而衰的分水嶺，自那時以來，不僅中國極左翼勢力而且連共產主義社會結構本身，都處於不斷的解構過程中。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例子，十幾年來「鄧小平改革派」的走向，正是與「林彪反黨集團」的《571工程紀要》，不謀而合。 號稱「六四事件」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1989年)，雖然給中國的極左翼勢力注入一劑強心針，大有倡屍還魂，重復「反右」、「文革」等歷史過程的架勢，但他們畢竟無法「兩次走入同一條河流」。很快，人們發現，「清查運動」進展緩慢，受到各種方式的抵制，其中包括來自中央上層(如喬石、李瑞環等人)的抵制和緩衝。中國社會的思想和生活形態，實質上很難回到文革前的時代了。
199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史無前例地決定，以「人道主義」的理由釋放躲在美國大使館中整整一年的方勵之(這位頭號全國通緝犯的罪名是「涉嫌組織反革命暴亂」)，使注重實踐後果的中國百姓的內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既然方勵之都可以得到赦免，又有什麼理由繼續追究其他人呢？這樣一來，等於是在社會上為「六四事件」部分平反。
1992年2月，鄧小平為了挽救名存實亡的改革，發表了著名的「南下講話」，發起所謂「第二波改革」，中國社會受「大四事件」暫時抑制的反左傾向借此機會再度表面化，1992年6月，「六四事件」三周年之際，北京一批知識份子，在京召開「六四清查擴大化問題座談會」，該會主旨是企圖為「六四事件」的受害者洗刷罪名，從而使「八九年清查」變成象「五七年反右」那樣名義正確、內容錯誤的名副其實的政治迫害。
這次座談會的組織者之一，北京大學法律系講師袁紅冰，正是《歷史的潮流》主要設計者、約稿人兼任編委會負責入。因此，《歷史的潮流》與「六四清查擴大化問題座談會」 實際上具有相似的背景。
《歷史的潮流》 副題「學習鄧小平南巡重要講話輔導材料」(《歷史的潮流》編委會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4月，20萬字。)。共分三個「導論」，十四篇正文。其中，以袁紅冰撰寫的「導論文三」最富於攻擊性:「左傾思潮敗壞了共產主義理想的聲譽」、「左傾思潮是葬送社會主義事業的力量」、「左傾思潮是摧毀社會主義文化的力量」、「左傾思潮是腐敗的現實性根源」、「當前的左傾思潮是一種最墮落的思潮」、「當前的左傾思潮是動亂的最大隱患」……這些內文標題在在顯示作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政論方式;再考慮到作者袁紅冰本人正是「六四清查」的物件，就不難理解他和他的朋友們?什麼要用這種「文革式的語言」來表達他們對於改革的訴求。
在很多地方，《歷史的潮流》研發起的攻勢已經超出了政治領域，而抵達中國社會習慣上最高的批判級別，道德聲討。請看下面這段文字:
「當前左傾思潮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人格上的可恥墮落。那些委身于左傾思潮的人，相當一部分完全沒有對人民事業和民族命運的忠誠，而只有對個人權力的貪婪和理想的虛偽，只要能掌握一定的權力，"哪怕它洪水滔天";他們完全失去了高尚的情操，而只有實用主義的詭詐和機巧，甚至他們選擇了左傾思潮，也僅僅是出於"好風憑藉力，壘我上青雲"的實用主義考慮;他們有時也不得不哼幾聲改革的小調，但是實際上卻為改革設置種種障礙。·…‥當前左傾思潮的人裕體現者，是中國歷史上最卑劣的人格的集大成者。他們有棄權的宦官的變態的兇殘，他們有奸相(壞的宰相)的陰險狡詐，他們有使臣的無恥下賤，他們面善而心惡，他們口蜜而腹劍----他們的人格是對人的形象的侮辱。」(《導論·23----24頁》)
在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中，可以寬容政治上的不同見解，只要加上一旬「這個人的人品不錯」就行了;但是，從道德方面攻擊一個人卻足以致之於死地。例如在「文革」中，「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罪名，並不會引來殺身之禍;而「叛徒」、「工賊」、「內奸」的身份，卻能夠把「國家主席」變成最卑賤的罪犯。鄧小平能夠複出掌權的條件之一，是他除了「打輸了牌，罰鑽桌子」之外，沒有太多的人格醜聞。在過去的北宋時代，司馬光和王安百是政治上的敵人，但道德高尚，又彼此不做人身攻擊，所以受人稱道。但這種古風，在近代中國卻極其罕見了，人們總是企圖從道德上徹底擊潰政治上的對手，「一勞永逸，不留後患」，所以政治鬥爭成了生死較量。過去左派是這樣對待自由派的;現在，自由派就這樣以牙還牙，使得《歷史的潮流》已經超出一殷的政論，而成為決裂與宣戰的「檄文」。
看看《歷史的潮流》一書的作者們的階層背景，更有助於理解這本書表達的激烈觀點所來自的社會深度，
一，中央黨校(三人)
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人)
三，國務院經濟發展中心(一人)
四，中共中央統戰部(一人)
五，中國社會科學院(二人)
六，《求是》雜誌社(一人)
七，中國作家協會(一人，
八，《人民日報》社(一人)
九，中國科技人才交流中心(一人)
七，全國人人內務司法委員會(一人)
八，中國人民大學(一人)
很明顯，這些人並不是來自所謂「體制外反對派」 而是地地道道的統治階級成。是在體制內表達不同意見的。
由於作者們豐富的背景，該書涉及了政治、經濟、農村問題、意識形態爭端、中國改革的戰略戰術等多方面，其中有的論述是具體的、技術性的，如第三篇《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第四篇《抓住機會，發展自己》，用了許多資料來輔助自己的觀點;但他們的觀點同樣是鮮明的、反左的。無怪《歷史的潮流》已經出版，立即遭到中國人民大學黨委的查封，而且迄今為止沒有開禁。
在另外一方面，由於「六四事件」的陰影猶在，而且，又打著「學習鄧小平南巡重要講話」的幌子，使這本書在思想解放的意義上具有很大的先天限制。特別是基於作者自我保護意識的對於鄧小平近乎個人崇拜的頌揚，是與比書主旨的「改革思想」背道而馳的。
《防「左」備忘錄》(趙十林主編，書海出版社1992年10月，32萬宇)是在《歷史的潮流》已經被查禁的情況下寫作、出版的一本雜文集，共收入三十多產作家寫的四十五篇文章。得力於1992年上半年政治氣候的明顯右轉廠所以它的筆觸更鋒利，帶有更多的隨意性。據瞭解內情的人十說，為了迎合政治時機，這類出版物在中國大陸不得不搶時間出版，以至常常內容駁雜，寫作草率，但我們還是發現不少開明紳士終於打破三年來的顧慮，毅然參加這場口誅筆代的盛會，巴金、夏衍、于光遠、胡績偉、宮達非、王蒙、李澤厚、邵燕祥、孫長江、陳荒煤、何西來、劉心武、沙時新、張顯湯……其中文藝圈子裏的人十居多。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成員，在「六四清查」運動中受過不同程度的株連。
但是，和《歷史的潮流》比起來，除了文風的尖刻和俏皮之外，《防「左」備忘錄》沒有提供更多的新東西，它雖然擁有比「學習鄧小平講話輔導材料」更靈活的寫法，更個人化的思緒;但畢竟還是在解釋鄧小平的思想，儘管是鄧小平思想中的右翼。
例如孫長江《論「問一問姓資姓社？」----重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討論》，好象是在討論1991年「反和平演變」的主題，但實際上還是1978年理論務虛會議內容的延伸。在如何西來《文藝界的危險主要來自極左》，僅僅是在解釋「耍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鄧小平最高指示「同樣適用於文藝界」，然後順便?「六四事件」後遭到批判的「新時期文學作品」恢復名譽。而李澤厚的《「左」與吃飯》則乾脆以馬克思主義的忠實門徒自居，宣傳通俗的吃飯第一的唯物史觀。
在意義上比較尖銳的文章有于光遠《關於市場經濟的十點看法》，他質疑李鵬式的「社會主義的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提法「過於籠統」，而建議直接運用鄧小平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
實際上，這正是緊接著召開的中共「十四大」的會議主題，因此，于光遠文章的尖銳也是在政治上「得風氣之先」。「六四事件」後被剝奪人大常委職務的胡績偉《言論出版自由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則利用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極力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歷史，並結合卡爾·馬克恩在流亡期間的有關自由的言論，證明共產黨執政後壟斷言論出版的做法，屬於違反先烈遺願，而且自相矛盾。這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以左之矛攻左之盾。
凡此種種，都說明中國的凡左力量，己經完成重新集結，正在運用一切合法牲來說明自己的觀點。只是在目前條件下，他們選擇了「最低綱領」，即利用鄧小平「經濟反左」的綱領來打擊極左勢力，達到「政治反左」的目標。這種狀態顯然與鄧小平「經濟反左，政治反右」的兩點論處於緊張關係中。
和上面兩本反左論集不同，《中國「左」禍》 (文章，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2月，42萬字)是一部以反左為宗旨的中共黨史著作，儘管在它的《參考文獻書目》的末端，赫然列有僅僅四個月前出版的《防「左」備忘錄》的人名，但它畢竟是在「大量的歷史檔案、回憶錄、事件材料和公開出版物」的基礎上，由數位年輕的中共黨史專家合作寫成。「文革」是這個反左集體的筆名，他們得到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紀委黨風教育辦公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有關專家的大力支持。
《中國「左」禍》原來書名是「中國左禍七十年」，直指中國共產黨七十年歷史(1921～1991)是「左禍七十年」;經出版審查，刪去「七十年」字樣。有趣的是，此書對中共1927年以前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早期歷史和現在過於敏感的「大四事件」，只字不提，傾向性明顯。此書一經上市，就引起強烈反響，因為它披露大量入們不知道的殘酷內幕，甚至使得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痛心疾首，「後悔自己曾為這樣殺人不眨眼的極左集團出生入死。」過於人量的事實顯示，中國的「左禍」並不是偶然的疏忽造成，而是共產主義運動的過激性與中國社會的衝突所造成的必然。
一，中共黨史的「左禍」，是政策而不是疏忽導致的。
第一章《「左」禍發端》記載: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後，斯人林派遣不滿三十歲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來到中國，指導中共「實行中國革命政策的轉變」。此人七月間到達武漢，八月七日召開著名的「八七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宣佈大革命的失敗是由於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並撤銷總書記陳獨秀的一切職務，從此，「左」成了中共萬變不離其宗的政策。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兩湖省委的信》，明確規定:「在城市中當戰爭激烈以及某一部分軍隊潰敗是應，-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頭日;"在漢口長沙如工人群?的行動可領導其打外國人。」 「在鄉村中人力發展遊擊戰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目前的主要口號應當是，工農兵大暴動起來，消滅新軍閥戰爭，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殺盡土豪劣紳人地主，殺盡改組委員會工賊……」
根據中共中央的上述決定，中共湘南特委奉行「使小資產階級變為無產，然後再強迫他們革命」的方針，公開提出「焦土戰略」和「燒殺政策」，僅僅為了讓國民黨軍進入湘南後無房可住，中國工農紅軍就一舉燒毀了湘粵大道(潮南通往廣東的公路)兩側三十公里的民房，並計劃縱火焚燒著名的郴州縣城。據當時擔任中共郴州縣良田區委書記的李克如回憶，群眾集會高呼「燒房子就是不行!」群眾極力反對紅軍宣傳的燒毀人民的住房以打擊「敵人」的荒謬邏輯，結果中共竟然調集武裝力量「參與平亂」，並把這次事件扣上了「反革命叛亂」的大帽子。這可以說是六十二年後「北京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一次小規模預演。
中共制定的江蘇省「暴動須知」明確規定，「必須挨家挨戶以暴動口號號召群眾起來參加，不來者以反革命紀律制裁!」湖北漢川地區的中共領袖，為了迫使農民「參加革命」竟然把村莊整片整片地燒毀。回想張正隆中校所寫紀實報吉《雪白血紅》 中共在二十一年後(1948年)的長春圍城戰中，為壓迫國民黨軍投降，竟然活活餓死了數十萬無辜平民，顯然，這是一頂長期的「革命政策」所致。
二，中共黨史的「左禍」，是制度性的而非人事性的。
中共不僅對敵人殘暴，對自己的同志更是無情。歷數中共歷次血腥的黨內鬥爭，三十年代江西蘇區的「AB團事件」、「清除託派」、「肅反」，四十年代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五十年代的「反右」、「反右傾」，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的「林彪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打倒四人幫」，八十年代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平息反革命動亂暴亂」·…‥每次都腥風血雨，大批人成?殉葬品。這真應不毛澤東那旬「過七八年再來一次」的預言"毛澤東思想，是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總結，實際上，中共黨內的自相殘殺，已經成了一頂牢不可破的制度，不言而喻的習慣法。
拿「AB團事件」來說，「AB團」原來是一個反共的右翼組織，但早在1928年就不復存在了。1929年底，有國民黨軍的戰俘受不住共產黨的嚴刑拷打，胡亂招供，結果根據這些毫無根據的口供，「僅在紅一方面軍的二萬多成員中，就肅(殺)掉四千多人，加上地方黨政各級幹部，將近一萬人被害。」捕風捉影的懷疑，為所欲為的處決，使許多濫殺無辜者也在動難逃。當時的江西蘇區中央省委給中共中央的秘密報古說:「所有AB團的破獲完全是根據犯人的口供去破獲的。並沒有耐心去考察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證，審查犯人，全靠刑審。」具體的工作方法是「軟硬兼施辦法:軟要誠懇，硬耍莊嚴。所謂誠懇者，就是用言語騙出犯人口供，所謂硬的辦法，通常是捆著雙手吊起，人身懸空，用牛尾、竹條子鞭打，仍然堅持不招供，則用香火和洋油燒身。」僅在一個勝利縣就動用了一百二十多種刑罰，「不招供，不停刑。」對付莫須有的「AB團」如此，對付其他名目的「內奸」也是如此。三十年代初期，中共湘鄂西根據地曾先後進行過四次大規模的「內部肅反運動」。「據賀龍回億，僅僅第一次肅反就殺了一萬多人。 ·…據幸存的老戰士回憶，敵軍己經逼近洪湖來不及殺掉的，都用麻包裝起來，繫上大石頭為大洪湖活活淹死了。嚇得當地農民不敢出湖打漁，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都變了顏色。」閩西蘇區「肅清社會民主黨」運動，殺得黨員人數從八千降到三千;總人口一百萬左右的蘇區，共有六千三百五十二人被處決。其中杭武縣一次集體處決二十多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十六歲。
這樣的殘酷行為並沒有隨著三十年代的逝去而消失，「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時，一位負責人指示，要求在歷史老案中罪行比較嚴重的(指1942年整風運動中被懷疑而一直關押的的嫌疑犯)，處死一批。」這批人的數量是巨大的，軍委三局通訊學校的二百多人中，有一百七十多名「特務」綏遠師範全校總人數73%是「特務」·西北公學玉百多大只有二十個人倖免，96光是「特務」最小的「女特務」年僅十四歲。
三，中共黨史的「左禍」，人人有份。
「左禍」既然是由於政策和制度所致，那麼，參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每個人尤是每個高級幹部，就不可避免地成為左禍的始作桶者和執行者。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在文革中被殘酷迫害致死的元帥賀龍，就曾在1947年逃離延安時擅自下令處決持不同政見者王實味，而且是極其殘忍地砍下了王實味的腦袋。連毛澤東本人郡對此不滿，因?中共領袖毛澤東本人將對類似的屠殺負有道義責任。
在文革中被殘酷迫害致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2年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誣陷並迫害中共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參加「反黨集團」，他說:「利用我們的暫時困難向黨進攻是反動的。他們希望我們犯錯誤，對我們的困難幸災樂禍。彭、高、習是無原則的陰謀反黨集團，沒有什?綱領，有時也提出綱領……《劉志丹》八十萬言書也是綱領……如果讓彭、高、習的陰謀實現了，也要復辟，實際上回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性質與蔣介百一樣。」(參見第十一章《哀哉，物極不反》)由於習伸勳案的牽連，有一萬多人受害。看看劉少奇給他的若同志扣上如此危言聳聽、致人死命的大帽子，再想想僅僅四年以後，毛釋東和林彪、周恩來如何聯手幹掉劉少奇的一幕，就不難理解「左禍」實際上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共同財富!回顧「左禍」橫行的六七十年，凡是在政治道德方面乾淨一點的共產黨入，早已作為「入民的敵人」、「階級異己份子」被無情地清除掉了。
最富於戲劇性的要算是1959年的蘆山會議一幕: 「劉少奇列舉了彭德懷的四大錯誤:一是參加過"高饒反黨聯盟"，二是組織了"軍事俱樂部"，三是裏通外國;四是在蘆山急於發難。」「周恩來批評彭德懷等人"在蘆出的表現是欠妥的、不慎重的。"」「朱德在會議上作檢討，因為鬥爭彭德懷"不力"。這一檢討後來被發到縣團級黨組織。 (參見第十章《蘆山會議與「彭黃張周反黨集團」》)
綜合起來，《中國「左」禍》一書用大量的事實說明了:中國的共?主義運動由於有了上述「政策」、「制度」、「人人有份」等三方面的保證，所以必定導致「文革」和「大四」這樣的邏輯結論。也就是說，有了這樣的前因，發生文革與六四事件是毫不奇怪的;相反，不發生文革和大四事件這樣的悲劇才會是奇怪的。
《中國「左」禍》還揭露，毛澤東1957年宣佈打擊了四十萬右派，第二年的中共文件則說有四十五萬右派，這還不包括隨後遭到打擊的「黨內右派」。據1980年5月統計，摘帽右派達到五十四萬人，還有一萬多人等待甄別，最後，只有九十六入不予平反。而這九十六個「最終的右派」之有必要存在，是為了證明鄧小平的結論:「反右鬥爭是正確的，僅僅是擴大化了。」因為反右運動恰恰是由當年的中共總書記鄧小平一手領導的。
1959年，中共在整肅彭德懷以後發動的「反右傾」運動中，又整肅了大批黨員、幹部、知識分子，甚至連工人、農民郡不能倖免。據1962年進行的甄別平反最終定案時的統計，在反右傾運動中僅僅是受到重點批判並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黨員幹部，就達三百六十萬人，占當時全體中共黨員人數的14%強。而在解放軍內，另有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二人遭受清洗。反右傾運動的惡果是顯而易見的:一，1960年10月和11月，重慶九所大學的師生因為營養不良而患有浮腫病的人數，超過總人數的10％。二，太原十四所大學的師生因為營養不良而患有浮腫病的人數，超過總人數的13.5%。三，山東財政大學和山東財政廳的人員因為營養不良而患有浮腫病的人數，分別達到總人數的l5%和35%!四，據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僅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的幾個月中，正陽縣就餓死人萬多人;新蔡縣餓死十萬人;最早組織人民公社的樣板喳丫山人民公社遭災最重，死亡人數四千，等於總人口的10%，其中有的大隊竟高達30%。正因為《中國「左」禍》如此系統地、立場鮮明地揭開共產主義中國的超級苦難和血腥，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共產黨的查禁，據香港《爭鳴》雜誌1993年第5期報道，該書作者正在受到有關當局的關注，並被追究寫作和出版過程，這本描寫中國左禍的書籍本身，很可能成為新的中國左禍----政治清算的又一輪受害者。
在今天的中國，反左思潮興起不是偶然的。它不僅是對「大四事件」的反彈;而且是自「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失敗和名譽掃地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所生的衰落現象。文革，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邏輯結果;反左，就是對這結果的歷史清算。即使在「六四事件」後最嚴峻的鎮壓時期，對文革的清算也並沒有終止，如一值與「六四事件」毫無瓜葛的年輕作者，在1991年初寫作的博士論文《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 (杜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17萬字)，還是不頗嚴厲的「反自由化」 (即新的反石)運動的壓力，從「左傾理論(即正統的共產主義理論)和極左思潮」的淵源上，對文革起源的「畸變的社會心態」、「暴力行為」、「社會根源」等共產主義政權基礎，作了系統的分析和批判，指出「極左思潮的衰亡」是「歷史命運」"此書的出現並不孤立，不是個人的仗義執言，所以得到他的教育系統的許可和支援，而且是作為「四十年國是反思叢書」(即全面的共產主義運動史的批判)的一部分出現的，由此可以推想， 「六四清查」的半途而廢，不僅是「國際壓力」的其時性所致，也有共產主義思想本身在中國衰亡的歷時性背景。實際上，中國社會對共產主義的反感所構成的「反左」)，從1957年的「右派」、1966年至1976年的「無政府主義者」(先是反對劉少奇、鄧小平;後是反對毛澤東、林彪、四大幫) 1979年理論務虛會的「體制內反對派」和西單民主牆「體制外反對派」，到1985年至1989年的學潮，最後爆發?1989年的全民抗議，是一脈相承、前仆後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