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1日，中國殲擊機與美國電子偵察機在海南省東南方一百公里處發生擦撞，造成中方一人死亡，美方24名機組成員被留置十餘日；雖然在美國向中國表示「非常抱歉」之後，美國機組成員已經返國，但此一事件仍遠未平息。各大報章圍繞著中美兩大強權的爭執，圍繞著國際法的得失，已有很多的分析；然而，關於中國在此事件中的決策程序，多數分析仍以一未經深入分析的假設為基礎。這些分析或認為中國的決策當局受到了軍方的很大壓力，因此不得不拖延交還人機的時點；或擴大引伸此一事件對中國國內政局的作用，指此一事件有利於胡錦濤的接班地位，或相反的認為這一事件將有利於江澤民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後，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以垂簾聽政。雖然少數分析文章強調中共會以經濟穩定為重，避免與美國的衝突，造成經濟上的麻煩的；但文章中仍多是以派系鬥爭的立場出發，認為這是仍佔有多數的改革派的勝利。
那種認為此一事件的決策過程中，所謂的「改革派」是「好不容易」才在最終得到勝利的看法，往往強調了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壓力。從2003年奧運申辦失利，銀河號事件，1995與1996年台海危機，到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種種事件不斷發生，使整個1990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中美敵對的情緒，都不愁加溫的燃料。持此種說法的人，多數心存一個不言明的前提，即對中國政府（中共政權）的自主性、合法性的懷疑。他們認為，由於中國政府缺乏合法性，因此就會傾向於動員民族主義，來增加其合法性；由於缺乏合法性，因此對於這一類民族主義情緒，也比較難以有效的遏阻；由於缺乏合法性，因此對於軍隊的壓力，也比較難以阻擋。
持有這種看法的人，在1990年代受到很大的支持，但其預測又不斷被證明為誤。他們受到支持的原因，是由於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以及之後的蘇聯、東歐共黨政權的覆滅，使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中共的「合法性」。他們被證明有誤的預測，包括了蘇東波將帶來中共政權的瓦解。1993到1996年的通貨膨脹將帶來中共經濟的瓦解，1995到1996的台海危機將帶來中美的長遠衝突，1997年香港回歸後將一片混亂， 1997到1999年的金融風暴將帶來中共政權的崩潰等等。可以再次強調，這些預測的不言明的前提，都是中共政權合法性薄弱、制度性權力的效能不斷降低，因此無力應付內外產生的危機。
與此種認知相反，另一種說法則認為整個1990年代是中共執政最為順利的時代，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經濟上的成功，制度性權威的逐步鞏固，使得中共政權在一步步興利除弊的過程中，累積了龐大的正當性資源，並為民族自豪感添加了新的時代色彩。因此雖然內有接班問題、民族主義壓力，外有美國的挑釁，但中共領導層卻仍然能非常穩健的推進其國家目標。在這樣的假設中，中共領導層對軍機擦撞事件的作為，就不是囿於民族主義或國內激進派的壓力，而是出於對中美外交鬥爭的需要，出於對中美經濟關係的穩定性以及中國國力的正確評估。中共領導人顯然正確的認識到，只要正確應對，軍機擦撞事件將不至於造成中美關係的全面倒退；因此中共領導人能藉此機會與美國進行外交鬥爭，爭取在世界輿論的勝利，爭取其在中美外交關係中的主動，爭取「得分」的機會。
在這樣的假設中，或許中國認知到由於美國保守派主政，因此中美關係必然將有衝突，因此不再步步退讓，反而想趁此機會拉大戰略縱深，以讓中國在中美兩國的磨合過程中贏得更多的揮灑空間。或許中國由於經濟實力與政治合法性的上升與鞏固，而加深了其「大國」身份的自我認知，因此利用這次事件拋出一個重大的訊息，即東亞的「權力平衡」必須因應中國的崛起而轉變，遊戲規則必須被中美兩強磋商，而不再是由美國說了算。這樣的「大國自我認知」的假設，可以追溯到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中的中國作為，當時中國被動的扮演了新興大國的角色，而這次則是掌握機會主動說話。總之，無論是出於擴大中美磨合中的戰略縱深，或出於身為新興大國的自我認知，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都是國家領導人基於國家利益的客觀判斷，而非基於非理性的、壓力團體的牽制作用。
我們回頭看，這兩種假設哪一種更接近事實？我們會注意到，中國國家主席按照既定行程訪問拉丁美洲，中國在恰當的時間交還了美國機組成員。在此過程的每一天，中國都藉由與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強國的外交鬥爭，增加了其在國際政治中的份量。另一方面，在此過程的每一天，都累積了美國保守派對中國的不滿；一些議員提出了取消中國PNTR的建議，一些智庫認為美國大企業應對中國投資「戒急用忍」。然而，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些耳語、建議似乎沒有進一步發展的跡象。美國確實不滿，但美國不能長期將不滿集中於中國；中東與巴爾幹半島的武裝衝突，在美國機組成員返國後，立刻取代了中美軍機擦撞事件，成為頭條新聞。中國究竟不像前蘇聯，與美國存有尖銳的意識型態對立；中國的人權終究仍好於許許多多第三世界國家，使美國的人權牌效果有限；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額終究高達一千億美元之巨；中美之間終究有密切的人員往來。種種關係，都由不得美國保守派「破釜沈舟」底搞壞兩國的關係。因此，中國敢於「有理、有利、有節」的進行外交鬥爭。於是中國的領導層又一次證明了其自主性、合法性，證明了其效能。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認為中國在此次事件中迫於「內部壓力」而回應的觀點，在論理上較為薄弱。相反的，認為中國的回應方式是出於對中美關係、中國國力的「正確評估」的觀點，似乎更顯正確。由於正確的評估了中國的國力、正確的評估了中美關係所包含的複雜利益網路、正確的評估了鬥爭可能帶來的風險與利益，於是江澤民安心出國旅行，於是美國機組成員在適當的時間返國。雖然如此，無庸諱言底，由於中國的民主化仍需數十年的努力才能徹底實現，因此中國的「合法性」仍將繼續被質疑；由於中國的政治繼承方式仍未形成一個穩定的模式，因此在遇到一些危機時，各種涉及政治繼承的「穿鑿附會」的揣測推論，仍將繼續流行。但是我們在觀察中國的諸般現象時，毋寧應該先釐清一個前提假設：究竟中國正在逐步解決內部問題，國力蒸蒸日上，政權合法性逐步獲得鞏固，或中國內部問題層出不窮，社會分歧日增，政權正一步步走向崩潰？緊緊抓住這一最根本的區分，在分析中國內部情勢、乃至於分析中國的外交作為時，就不至於無所適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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