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
馬立誠 (作者單位:人民日報評論部) 2002年12月25日 16:00
最新一期《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中馬立誠的一篇文章《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於021227轉引自「新華論壇」：
http://forum.xinhuanet.com/detail.jsp?id=1582019&sno=1&catid=0
一
2002年1月，我啟程訪問日本。正是北京最寒冷的季節，不過，一件剛剛發生的事讓人心裏感到更加寒冷，這就是趙薇事件。
名演員趙薇出於商業目的，穿了一件類似日本軍旗圖案的時裝。我看過雜誌上轉發的趙薇穿這件衣服的照片，也許照片比較模糊，如果不是旁文注明“ 類似日本軍旗”，我還看不出衣服的玄妙。趙薇穿衣的結果是遭到全國聲討。聲討者不管趙薇是否知情，不管她穿這套服裝幹什麼，也不顧及她個人權利和聲譽，就在媒體和網上詛咒她“ 是漢奸賣國賊小日本的藝妓”、“ 應該強姦應該挖祖墳”等等。還有人把她的頭和別人的身子拼接在一起，製造出一幅趙薇的全裸圖片，在網上大肆傳播。事情甚至發展到有人在公眾場合把她推倒在地，向她身上潑糞水的地步。據《北京青年報》2002年4月3日報導，潑糞者吳某說：得知趙薇2001年12月28日要到長沙演出，我就買了一張票，帶著裝滿糞水的礦泉水瓶子，“ 我是從趙薇背後上臺的，上臺後一把把她推倒在地，然後潑糞。”
在全國性大批判大詛咒以及非法使用肖像、侵犯身體的壓力之下，趙薇不得不向全國道歉。趙薇穿什麼衣服，是她自己的權利。別人當然可以發表意見，甚至尖銳批評，促進當事人反思。但也僅此而已。像這樣狂熱的全國性詛咒謾駡侵犯肖像權並輔之以違法動作，就滑到了侮辱人格和名譽、侵犯公民權利的歧途，實在不能稱之為健康行為。更有甚者，據《北京青年報》2002年4月3日報導，這個姓吳的31歲的潑糞者至今仍在蒙昧中而不自知，他說：“ 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不妥。”
什麼時候國人才能擺脫這種非理性的衝動？甘地說：“人作為動物是殘暴的，而作為精神存在是非暴力的，他一旦在精神上覺醒就不能夠再使用暴力。”誠哉斯言。他又說：“ 非暴力行為的第一個原則是不參與任何羞辱人的事情。” [1]
令人痛心的是，吳某潑糞之後，大量媒體起來造勢，竟說吳某的行為表明他“位卑未敢忘憂國”，並發起籌資活動，為滿足吳某上大學的渴望籌款。近年來，一些打著“ 愛國”旗號的非理性盲動之所以屢屢得手，正是與部分媒體缺乏社會公義、不負責任的煽動密切相關。
法蘭克福學派曾分析法西斯主義產生的群體心理機制，其中一條就是在“ 愛國主義”幌子下實施輿論暴政，泯滅人類共同價值，任意侵犯和剝奪公民權利，煽動攻擊性，把敵意和虐待施加到物件身上，藉以發洩心中各種積鬱。上述行為有沒有這方面的特點？在最近的歷史中，1967年8月22日北京發生的一些人“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鬧劇，就是類似的“愛國”衝動。此類行為，名為“愛國”，實為禍國，是對國家和民族不負責任的群氓行徑。人們從中看到了什麼呢？文明和野蠻的界限消失了。
面對如此狂熱洶湧的民間潮流，我不禁想起一位朋友說過的話：“ 中日兩國官員頻頻舉杯以示友好，那都是假的。”此話不免偏激，但仍然值得深思。在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際，就相關問題進行反思，是題中應有之義。
二
1月15日下午3點，從首都機場起飛，天朗氣清。兩個多小時之後抵達日本上空，從機翼望下去，淡淡暮靄中，一長條山脈起伏的島嶼出現在大海裏，感覺日本真小。後來這個感覺又重溫了一次。
那是1月24日我結束對沖繩的訪問返回日本本土。下午3點，飛機從沖繩縣那霸市機場起飛，向北飛行一個多小時，飛機從日本最南端鹿兒島進入日本本土。向下一望，是浮在大海中一長條暗紫色的山巒。再往前飛，山腳與大海之間一片狹仄的平地上許多積木似的建築，那就是大阪了。
以中國為參照系來看，日本的確狹小；而與歐洲一些國家相比，日本就是大國了。日本面積37萬多平方公里，比我國黑龍江省還小8萬平方公里。日本1.2億人口，密度大大超過我國，負擔極為沉重。日本國土60%為山地，能源極度貧乏，地震颱風火山海嘯災害頻仍。在世界上，比日本條件好得多的地方陷入貧窮，我們見得太多了。日本非但沒有淪於貧困，還能取得國內生產總值5萬億美元的成就，高踞世界第二，實事求是地說，是亞洲的驕傲。
但是，隨著10年來日本經濟持續衰退和中國經濟迅猛崛起，就綜合國力和發展趨勢而言，中國將要超過日本，已是國際上普遍的預期。
2002年2月17日出版的美國《新聞週刊》，封面是一個日本少女在流淚。旁邊說明文字是：“ 現在是北京，而不是東京，塑造亞洲的未來。”這期刊物發表特稿《日本紅日，冉冉西沉》。文章說日本現在失業率是戰後最高，過去日本人譏笑菲律賓、印尼、泰國出口女傭，現在失業的日本技術人員排隊到中國找工作。日本的1000家大公司當中，有420家將生產基地搬到中國。日本銀行壞賬達1350億美元，相當於臺灣、香港所有外匯儲備。
光看這幾行文字，感覺日本已經垮了。其實不然，日本的實力眾所周知。2000年日本人均GDP為35567美元，居世界之首；日本擁有世界一流製造技術，科研投入也是世界第一；日本對外收支順差世界第一，外匯儲備3616億美元，亦為世界第一。
日本《21世紀》月刊2002年3月號發表文章說，中國經濟規模在2020年就可以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這話比較接近實際。
同行的翻譯松井美穗小姐某天穿一件白色細長橫格羊絨毛衣，非常漂亮。日本服裝製作精美是有名的，我問她哪里買的，準備按圖索驥買一件，回答令我吃一驚。她說：“ 在北京燕莎商城買的，燕莎二層羊絨毛衣種類很多。”在東京銀座最有名的三越百貨商場，許多羊絨毛衣和服裝都來自中國進口。東京人開玩笑說，這裏也像美國一樣，到處都是中國造。也許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小小寫照。今年中日兩國年貿易額已接近1000億美元，來自中國的產品正大面積覆蓋日本。
松井美穗說，經濟衰退對日本人生活有影響。現在大家花錢都有計劃，下館子、買時裝縮手縮腳，超市地下一層的半成品食品大受歡迎。
又一位朋友告訴我，以前日本有一個神話，房產總會上升，買房子就會保值升值。現在不行了。房產價格跌了下來，對日本人的信心打擊很大。
由於長期經濟衰退，不少日本人對中國的崛起懷著莫名的恐懼。
1月16日下午，細雨如絲，我到東京神保町書店一條街遊覽，最有興趣的是內山書店。這個書店在中國讀書界頗有名氣。上個世紀30年代，上海內山書店與魯迅的交往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話。最近，中國再版了內山完造先生寫于上世紀30年代的著作《中國人的生活》。東京內山書店還保持這一傳統，專門銷售關於中國的書。有從大陸、香港、臺灣進口的中國古代及近現代名著如《詩經》、《紅樓夢》、《魯迅選集》、《燕山夜話》等，有時下一些中國作者寫的書，也有日本人及他國作者撰寫的關於中國的書。我和淩志軍合著的《交鋒》由日本中央公論新社翻譯出版之後也在這裏銷售，每本定價3600日元還要加稅，著實不菲。內山書店不大，營業面積約20多平方米，書架排得密密麻麻，間距僅容一人站立。
赴日之前就聽說日本出版了不少談論中國威脅的書。走進內山書店，果然在書架上看到宮崎正弘著的《人民幣VS日元──中國經濟的威脅》，國分良成著的《中國全球化搖動世界》，中嶺雄著的《中國是威脅嗎──日中友好是幻想》，天兒慧著的《中國是威脅嗎？》以及《中國的威壓和日本的卑屈》、《中國加入WTO對周邊國家的衝擊》等著作。後兩本我忘了作者名字。略略翻翻書裏的章節目錄，覺得有些誇張。不禁想起有人說日本民族的特點之一就是過於敏感，這既是促進創新的動力之一，有時也造成不必要的緊張。
《朝日新聞》的同行對我說：“10年來，日本經濟蕭條，相反中國一直在高速發展。過去日本與中國打交道有優越感，現在不是那樣了。中國發展太快，日本人不存在優越感了。”
還有一位日本友人告訴我：“與13億人口的國家做鄰居，壓力大極了。好像自己家有一個兒子而鄰居家有13個兒子，有點害怕。”
近代以來，日本始終走在中國前面，只有美國始終領先於日本。因此日本人對美國一直很佩服，而看不起中國。但現在，第一次出現了中國將要超過日本的前景，日本在心理上很難接受，這一點並不奇怪。
三
但在國內卻有相反輿論。回到北京之後的2月13日，我在某網站讀到一篇署名高興興的文章，說日本已具備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能力，首先要打擊中國。
該文說日本能夠在一個月內生產出各種核武器，一年內可生產2萬枚中程導彈，40萬到60萬輛先進坦克及20萬架飛機。日本生產的FSX戰機性能超過美國F 15和F 16三倍。日本的偵察衛星具全天候偵察能力，能在夜間拍攝跟蹤小於1米的目標。經過動員，日軍可達500萬人，10天之內橫掃東亞和南亞。
這種評估不免過於誇張。世界上不少國家研究日本軍事力量，沒有得出過這樣的結論。作者描述細節如此確切，不知根據是什麼，但從文章中可以感到作者對日本的恐懼。
事情並不像高興興說的這樣簡單。近年來我國出版的許多日本研究著作都肯定了日本基本上已經建立起民主和法治的體制，政府決策受到多方監督與掣肘。某些人想像中“軍部”為所欲為的情況已不復存在。我在日本曾拜訪日本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山口富男。他說：日共的任務之一就是揭露執政黨。他告訴我，近來日共影響擴大，國會中已有40多名日共議員，日共已在全國105個行政區執政。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日本政治今天雖然存在腐敗等種種問題，但各種力量互相制約則是現實。眾所周知，自民黨內部存在著觀點對立的派系，鬥爭激烈；自民黨外部的制約力量，除了共產黨之外還有社民黨（前社會黨），以及力量大得多的民主黨（大約有160位國會議員）等各黨派。民主黨政調會長、日本眾議院安全保障委員會主席岡田克也對我說：“ 民主黨的目標就是要把執政的自民黨拉下來。”
在這種政治體制下，“10天之內橫掃東亞及東南亞”云云，只是想像而已。更何況，當前國際情勢與二戰時期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個強大的中國是任何人都不敢對它輕舉妄動的。華東理工大學戰爭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倪樂雄在《南方週末》報2002年3月28日發表文章說，從明治維新到二戰，日本選擇軍國主義道路，結果血本無歸。二戰之後日本放棄武力方式，以協作求生存，結果繁榮昌盛，不用進行領土擴張也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對此，日本主流社會是深有體會的。同時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口控制已經變為現實。人口無限增長與生存空間有限這一困擾日本千年的矛盾已不復存在。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產生的協作精神正在佔據世界主導地位，防止武力衝突根本出路也在於建立和健全協作體系。從歷史來看，要讓一個戰敗國永遠不能恢復到正常國家狀態是不可能的。面對日本未來成為一個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趨勢，我們應該有一個心理準備。“要把日本恢復正常國家軍事狀態的軍事訴求，同重新恢復軍國主義發展道路區別對待。”這才是與時俱進的新思維。
更為離譜的是，高興興的文章竟說日本國民都是好戰分子。“日本民眾是鑄就日本右翼勢力的肥沃土壤”，普遍渴求“ 軍事強國”。實際情況是什麼呢？我在日本拜訪各界人士，提到戰爭，大家都很厭惡。東京銀座和新宿燈火如海，應有盡有，比紐約曼哈頓還要繁華，一對對青年男女衣著光鮮，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適的現代化生活中，他們怎能企盼戰火？我在日本農村看到農民開著豐田小轎車，沿著柏油馬路開到田邊，停車之後打開後備廂，穿好膠靴下田，過一會兒回來把膠靴放到後備廂開車回家。鄉村中放眼儘是現代化建築，購物中心、俱樂部、咖啡館應有盡有，一家一棟別墅式建築，可以停車，日子過得比東京市民還舒服，有什麼理由到戰場送死？高興興根據自造的奇怪邏輯，批判中國政府所說的“日本人民也是二戰受害者”的觀點，嘲諷中國政府的話是“自欺欺人之談”，還聳人聽聞地說：“日本普通民眾利用觀光旅遊來中國搜集情報。”邏輯發展至此，作者露出戰爭歇斯底里。他提出中國現在就應該做好“ 打擊敵對國民眾”的準備。這些意見顯系不負責任的煽動。
2002年2月9日，江澤民在會見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時說：“我認為中日雙方惟一正確的選擇就是堅持中日友好，友好可以促進繁榮，對兩國和兩國人民都有利。”
這是明智而且高瞻遠矚的見解。
目前中國最需要什麼？中國的最大利益在什麼地方？這是不能不加以辯明的大問題。24年來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但面臨的問題也是堆積如山，而且非常棘手。如缺乏法治、腐敗日甚、金融壞賬、貧富差距、農村困境、市場分割、環境惡化等等。更為根本而又無法回避的大問題，則是全國各界殷殷企盼的政治改革與民主建設。
就目前中國實力和內外環境來看，上世紀早期那種“ 亡國亡種”的危險已不復存在，中國面臨的挑戰更多來自國內。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中國領導人煥發極大的智慧，付出極大的精力。
因此，中國的戰略仍然應該是韜光養晦，穩定發展，重點在於突破國內的瓶頸。中國外交的重要目標，是在未來三五十年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近些年來實施睦鄰友好的周邊外交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即使將來中國更加強大，也面臨著怎樣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課題，只能更加巧妙地把握國際平衡，決不能率性胡來。
站得高一點來看，中日關係在未來歷史上存在多種選擇的可能。一是日本加深與美國結盟，提防和對付中國；二是不即不離，互相猜疑，暗施冷箭；三是中日合作，共同促進兩國及東亞、東南亞的繁榮。第二種狀態其實是一種過渡，不是滑到第一條路，就是進到第三條路。究竟何者對中國更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江澤民提出中日友好是“惟一正確的選擇”，可謂切中歷史機樞。
有鑒於此，高興興先生鼓動中日開戰，決不是中華民族的福音。
還要看到，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亦流布四方。亞洲不少國家緊張地注視著中國的舉動，並準備了不同的應對方案。世界經濟論壇負責亞洲事務的董事裏希特在中國《財經》雜誌2002年第21期撰文說：“ 中國的崛起在很多方面都給東南亞國家蒙上了一層陰影”。這些國家擔心中國會像黑洞一樣吸走外國投資；中國產品將會席捲東南亞，使各國產業出現“空心化“。《參考消息》2002年11月3日報導說，針對日本一些人欲修改憲法的動向，新加坡國防與戰略研究所某研究員指出：“ 東南亞不像中國那樣抵觸日本的軍事力量，倒是對中國抱有懷疑。為了牽制中國，希望能對日本表示鼓勵，從地區安全出發，日本修改憲法是必要的。”印尼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表示：“ 我認為日本即使修改憲法，也不會成為軍事大國。”泰國政府人士則強調說：“ 歡迎日本自衛隊積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大力推動中日友好，不贊成朝鮮發展核武，擱置南海爭議，積極促進10＋3（中、日、韓與東盟10國）溝通交流，致力於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10＋1），啟動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使東盟國家也能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好處，這些舉措緩解了亞洲國家的緊張情緒，使“ 中國威脅論”不攻自破。2002年11月初，朱熔基訪問柬埔寨時全部豁免了柬埔寨欠中國3億美元的債務，並準備部分或全部放棄對越南、緬甸等亞洲6國的債權，更受到東南亞國家好評。中國與東盟10年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計畫啟動之後，日本和印度不甘落後急起直追，相繼與東盟談判建立自由貿易區。在此基礎上，朱熔基在2002年11月4日中日韓領導人會晤中，提出了適時啟動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區的研究，受到日本、韓國有識之士的歡迎。一段時間以來,很多人呼喚"亞洲新時代",即在尊重各國文化特性的基礎上,推動亞洲經濟一體化。首先是東亞和東南亞逐步實現經濟一體化,然後再向前邁進。朱熔基的提議,揭開了"亞洲新時代"的序幕,堪稱大手筆。我們這個泱泱大國,應有如此風度、襟懷與前瞻性眼光。
其實,在歷史上,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次數比亞洲國家更多,彼此宿怨也比亞洲更深。從1814年到二戰巴黎淪陷,光法國首都就六次領略了德國鐵蹄的滋味。近的如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從歐洲掀起,並以歐洲為主要戰場的。今天,歐洲人在化敵為友實現一體化方面的探索已經遠遠走在亞洲前面,不但啟用了歐元,而且正在制定歐盟國家統一憲法。這是人類創造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是人類邁向大同的最大膽的嘗試。法國學者多甘在民意調查的基礎上,生動地描述了西歐各國由傳統的民族主義向一體化過渡的心態。他說:很多西歐人具有很節制的民族自尊,並不絕對信任自己的軍隊,但卻信任鄰國,並且對一體化越來越持積極態度。[2]寫過《大同書》的康有為地下有知,也該含笑了。我們亞洲人的小農觀念要保持到什麼時候?
毫無疑問,如果高興興一類的聲音放大起來,其後果只能是親者痛,仇者快,使中國陷入孤立的境地。
四
高興興的文章不是個別現象。
有些網站一年發表上萬條評論;凡涉及日本均是痛駡"東洋鬼子"、"倭寇"、"小日本",沒有一條講日本現在有什麼好的地方。這裏固然有歷史的原因,但未免情緒化,而且缺乏向前看的態度。其實,戰勝國對於戰敗國採取寬大為懷的態度,能夠創造更為和解的環境,也比采取苛刻的態度對自己更安全。
2002年夏天,南北媒體圍繞著名演員姜文在東京參觀靖國神社一事大肆炒作,製造風波。一些媒體痛駡姜文是"賣國賊"、"漢奸",擺出了與姜文"不共戴天"的架勢。有的媒體還引用著名畫家陳逸飛等人的話指斥姜文墮落,迫使一些名人出面澄清。《北京青年報》7月1日刊出整版文章,題為《情緒化的愛國主義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上對此進行報導。陳逸飛回憶了就此事與記者接觸的經過之後說:姜文參觀靖國神社是藝術家深入生活,與參拜靖國神社是兩回事。導演賈樟柯說:我當時說如果姜文去靖國神社參加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集會,就不應該了,如果是導演工作需要的個人行為,那無可非議,結果文章發表出來,我的意思完全走了樣。導演陸川說,一家媒體的報導中關於他的表態完全失實。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姜文去靖國神社,是出於創作目的,完全可以理解。參觀和參拜,是兩個不同概念,不能混淆。結果報導出來就不是這樣,"我感到這樣置人於死地太過分了,把姜文塑造成一個漢奸和賣國賊,這樣的努力能否成功,我感到懷疑,這樣人為製造新聞的方式讓人感到悚然。"作家阿城說:"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要求我們瞭解更多國際通行的常識。去沒去過靖國神社並不重要,因為它在日本是一個公共場所,關鍵要看一個人以什麼樣的身份去。有些政治人物出於某種目的去那裏做出政治姿態,說一些話,那才是參拜,這是一個常識。如果有這種常識,就不會鬧出‘姜文去過靖國神社'的笑話。"
還是2002年夏,深圳有一家酒吧在門口掛出"日本人不得人內"的招牌,拒絕日本人前來消費。該酒吧經理說,這是為了抗議日本修改教科書等行為。
中國古話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說:"以德報怨"。國人過去受過"華人與狗不得人內"的欺淩,心裏是什麼滋味?難道我們今天強大了,就要用同樣手段對付別人?再說,我們歷來不提倡把政治與經濟混為一談。修改教科書是日本極少數人所為,怎能讓普通日本消費者代為受過?
類似現象,都是民族主義的崛起在對外關係中的反映。
北京大學教授謝冕在2002年10月11日《湘聲報》發表文章說:"911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有的大學是一片歡呼聲:炸得好!我覺得,這種人格非常不健全,價值判斷失衡了,為最醜阻的東西叫好。"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吳思敬在同一期《湘聲報》上說:"現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有很多人把狹隘民族主義混同於愛國主義。"還有一些學者指出,由於長期教育走偏,造成一些人急功近利胸懷狹窄,缺乏博大而悲憫的心靈。雜文家鄢烈山說,那些煽動情緒化的"愛國者",其實是愛國賊,實為一語中的。
上世紀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義,有兩個突出的負面因素。
一是自大。宣傳改革開放的成就鼓舞國民士氣是必要的,但如果過了頭,就變成升虛火、發高燒。我們在歷史上常常犯這個毛病。近年來一位著名學者的話到處被引用:"到了今天,這個文明(指西方文明)已呈強弩之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21世紀將是東方的世紀。"更有許多人乾脆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些話,有如《中國可以說不》一書預言美國將在2010年崩潰,而"世界一切進步,無一不得惠于中國的功德。"這些說法本身就反映了愚昧和落後一一未經充分論證就武斷地做出結論。這種無知妄說還被某些人打扮為"愛國主義",足見思想的混亂。
二是排外。最近出版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專門寫了"光榮孤立論"一節。該書作者認為西方是高度一致的,中國無法利用其間的矛盾,因此應該建立獨立自主的封閉經濟體系,自己與自己(不同地區)做貿易。該書甚至編造說美國政府的目標是從人種上滅絕中國人,為此正在研製基因武器,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打壓之下,中國逃脫不了亡國滅種的命運。《碰撞》一書指責全球化是美國的惡毒陰謀,美國企圖通過全球化達到奴役各國的目的。該書作者認為,中國國內布些人提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不過是少數人挾持多數人的意識形態而己。作者還說,中國國有企業之所以出現困境,並非由於體制和經營方面存在問題,而是引進外資造成的惡果。《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一書作者提出,全球化是美國發動的"軟戰爭"。"軟戰爭"的結果足以摧毀中國,使中國陷入癱瘓狀態,落入西方控制之中。
這些小農思想家的片面不實之詞,頗贏得了一些喝采。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強盛的中國已非昔日可比,殊不料,義和團卻再度還魂,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鎖國鬧劇,令人痛心。對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回憶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時說,在談判中,對中國代表最大的壓力不是來自外國談判對手,而是來自國內罵他們是漢奸、賣國賊的輿論。
民族主義狂熱,與某些媒介不負責任煽風點火有很大關係。一些媒介為了商業利益,迎合情緒化的低俗市場要求,墮落到良知與是非的底線之下,不辨寂麥,一哄而起,熱炒"猛料",吸引眼球,導致虛火高燒,惡化了輿論環境。一些媒介在趙薇及姜文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鮮明例證。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曾指出現代媒介的功能退化,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消費主義取代了批判意識"。教訓啟發我們,現代法治國家必須有一個良好的媒介環境,使傳媒與國家、社會和公眾形成良性互動,努力維繫民主與法治。
毫無疑問,民族主義賂升,也給中日關係蒙上了陰影。趙薇、姜文等事件的發生,難道不是警示麼?
五
再看日本。
日本內閣總理府的下屬機構有一項連續多年的民意調查,主題是"對中國的親近感"。從1978年至今,每年隨機向2000多個不同年齡的日本人進行問卷調查。20多年的調查結果,以1980年最好,在調查對象中,對中國有親近感的占78.6%。1989年一下子下跌到51.6%,此後到2000年下滑到48.8%。
為何如此?回答是日本國民對一些中國人的行為印象不好。比如偷渡者非常多。舉一個例子,今年10月25日,南京市檢察院起訴了一起偷渡案。以福建莆田人陳文樹為首的團夥,在兩年多時間裏動用9艘遠洋輪,在國內10個沿海城市的19個港口與日本之間對開,瘋狂組織偷渡730人。目前僅東京一地,就有10萬中國人是偷渡者。偷渡者在日本組織黑社會,偷盜、搶劫、兇殺,製造和使用偽鈔,大規模組織中國婦女賣淫。在東京新宿,中國黑社會與日本黑社會搶奪地盤甚至占了上風。香港《太陽報》2002年3月7日說:"華人在日犯案數量飆升"。日本電視報導說,2001年每天有25個中國人因犯罪被日本警方拘捕。除此之外如地鐵逃票、垃圾不分類、任意侵佔公共用地、隨手丟棄東西、吐痰等等,也令日本普通民眾反感。一些日本人告誡說:"中國人來了,趕快搬走!"我在大阪訪問時,市政府官員對我說,不知為什麼,每個月都有100個的中國姑娘嫁給第二次或第三次結婚的日本人,不久之後又破裂,在大阪留下來不回去了。
這些問題,香港媒介及相關國家媒介都有報導,我們也不必諱疾忌醫。敢於正視自身的弱點,才是有自信心的民族。
當然,日本某些民族主義者利用經濟衰退引起的不滿,煽動日本民族主義情緒,企圖開倒車的言行也應引起兩國人民的警惕。
這方面的代表之一是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我路過繁華的新宿,看到高高聳立在那裏的東京市政府辦公大廈,就不由得想起他的言論。石原在日本《文藝春秋》雜誌3月號上的文章《戰勝中國重建日本的道路》,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在文章開頭引用英國作家威爾茲在1933年出版的《未來世界》為自己打氣。威爾茲在這本書中預言,到21世紀中期,世界將以日本為中心實現統一。石原說:"英國作家無疑是把100年後的世界託付給了日本。"這未免過分狂妄。石原對日本現實境況十分不滿,他認為日本有可能變成美國第51個州,或是被中國吞掉。因此,他在文章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日本如何同以亞洲為舞臺進行角逐的兩個霸權國家美國和中國對峙呢?"他開出的藥方是,只有同"前門虎"美國對峙並遏制住"後門狼"中國,日本經濟才有可能復蘇。他說,為了同中國對抗,除了建立日元圈之外,日本應該把先進技術同亞洲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結合。當然,這裏的"其他國家"不包括中國。這樣,日本就能在通信、金融、運輸等方面發揮中樞機能,成為"亞洲網路的指揮塔"。當然,石原的狂想並不是日本的主流,但希望日本國民對此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石原的主張,只能給日本造成危害。
我在東京與一些日本知識份子座談時,有一位先生說:"中華思想是妨礙日中友好的因素。"我問他所說的中華思想是什麼意思。他說:"就是把'自己看作中央王國,而把別的國家看作是夷狄。"我回答說,過去,古老的中國曾經有這種看法,但現在不是這樣。幾十年來,中國一直主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這位先生還說,中國強大了,就騎在日本頭上,對日本指手畫腳。我說,兩國間有一些磨擦,這是正常的,可以通過平等協商解決。日本不是和其他國家也有很多磨擦嗎?中國人並沒有想騎在日本頭上的願望,這是一些日本人的過敏和誤解。
除了上述刺耳的聲音之外,我在日本一路感受下來,覺得促進兩國友好的呼聲還是大局。就我個人接觸所及,不論是自民党代理幹事長町村信孝、社會民主黨副主席東門美津子、民主黨政調會長岡田克也、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山口富男,還是早稻田大學、立教大學以及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的一些學者,對中日友好都有正面的認識。他們都希望向前推進中日關係,加強雙方合作與瞭解。比如町村信孝先生說,兩國國民互相有些意見,今後要多做工作,特別是對年輕人要加以引導。東門美津子表示社民黨一直對中國有親近感。岡田克也先生推動他的故鄉三重縣與中國河南省結成友好互助關係,並給了河南羅山縣一個希望小學500元捐款。山口富男對江澤民2001年“七一"講話中關於吸收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家入黨的內容表示了支援。這表明,江澤民關於"中日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堅持中日友好"的論斷,是兩國有識之士的共識。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六大強調創新。我認為,在對日關係方面也應如此。拋棄舊觀念,啟動新思維,實為當前切要。
首先要有戰勝國和大國的氣度,對日本不必過於苛刻,戰爭畢竟已經過去了近60年。香港《亞洲週刊》11月4日發表文章《大樂觀的中國需大改革》。文章說:"將來歷史學家會把2002年定為攸關中國轉變的關鍵年。這一年裏發生的大事,顯示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社會裏的溫和國家。"這種轉變是成熟的標誌,說明我們在國際關係方面已經吸取上世紀60年代冒進的教訓。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等人已先後來到中國的蘆溝橋和瀋陽等地哀悼,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表示反省。日本道歉問題已經解決,不必拘泥刻板形式。另外,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連續向中國提供26679億9百萬日元低息貸款,幫助中國建設了北京地鐵二期、首都機場擴建、北京汙水處理廠、武漢天河機場、五強溪水利發電、重慶長江第二大橋、秦皇島碼頭、稀陽至廣州鐵路擴建、朔黃鐵路、南昆鐵路等150個基礎設施項目,貸款年利率僅為0.79%-3.5%,償還期為30年或40年。這也表達了日本方面的誠意。長期以來,我們對此介紹不夠,現在應有正確的評價。
另外,對於日本要成為政治和軍事大國的訴求,比如,日本向海外派出軍隊參加維和行動,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
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場是經濟體系和市場。亞洲的樞紐是中國與日本,兩國國民都應反思自己的民族主義,克服狹隘觀念,爭取向一體化邁進。就中國而言,促進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早日實施,推動中日韓三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是應盡的責任。這也是亞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馬立誠
(作者單位:人民日報評論部)
注釋:
[1]《大學人文讀本•人與世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3-4頁。
[2]《國外社會科學前沿•1997》,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52-153頁。
《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