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限度的統一方案的背景
2000/12/12，為回應waiting001211於麻州大道留言所作。
如果統獨雙方，都認識到了兩岸關係涉及的複雜的系統整合的問題，那麼，我們就可以對此進行一些思考。我的「統獨基本認識」其實是說，當台灣加入了許多國際組織之後，在這些國際組織的相關領域，就與兩岸之間原有的一些可能由於「統一」而進行的「整合」，成為多餘的考慮。在這個地方，我們應該先停下來，想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
筆者希望在申論之前，再復述一次主要論點：「在（中國）台灣與中國（大陸）都加入的國際組織的相關的領域，所謂的統一對兩岸關係造成的影響，不復存在」。
這裡也願意復述「統獨基本認識」中的結語：「隨著台灣進一步參與非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的慣例的確立，雙方的爭點也就愈單純，所謂的統一的制度轉換的代價也就愈小，統一的可接受度也就愈高；簡單的說，台灣加入的國際組織愈多，台灣距離統一也愈近」。這個假設對兩岸的所謂統一的影響，特別是某些獨立即現狀論者的憂慮的影響何在？
例如，在國際上，獨派朋友提出「兩岸的政治整合，首先要納入亞太區域整合的一環」，現實是，兩岸在經貿上都參與了國際與亞太的整合，但兩岸的政治整合與全球經貿整合，卻是相互影響的「兩個」事情。這是經貿整合與「硬政治」問題的區分。
例如，獨派認為統派必須提出「清楚可行的架構」。但政經統合中的主要部分，可能都已在諸如「世界貿易組織」之類的機構上解決，因此這個架構其實涉及的範圍僅是國家認同，以及戰略地位的認識。例如，獨派擔心中國提出的一中是「國家整合」問題，但什麼是國家整合？如果「國家整合」與政治經濟都無關，僅與名分有關，那麼這樣一種「國家整合」的「大字眼」，是否太有些「嚇人」了？
好比說，獨派會以統一代表「中央政府、憲法、軍隊、貨幣」都必須實現一致，來表示統一的驚人「體制轉化成本」。但現實卻可能是，雖然實現統一，但北京不管台灣用什麼名義定義自身的法律位階的基礎（例如中華民國憲法），不管台灣用什麼名義選擇最高領導人（例如中華民國總統），不管台灣是否仍然擁有軍隊（其實他一直強調允許台灣保留軍隊），不管台灣是否發行自己的貨幣（甚至香港、澳門都仍發行自己的貨幣）。這完全可能。
簡單說，北京完全可能藉由其「中央立法」，賦予台灣以自己所偏愛的名義訂立自身「基本法」的權力、以自己偏愛的名義（例如總統）選擇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向外國採購軍事裝備的權力、發行貨幣的權力。在此狀況下，維持現狀就是統一，而體現統一的，可能是台灣增加一些「全國人大代表」，或避免再在聯合國或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上，挑戰「中國」；或什麼都不做，就乾耗著，繼續台灣的悲情，也是一種可能。在這種場景下，也許雙方會增加互信，逐步實現進一步的統合；也許不會，只是台灣人繼續做生意，不理天下大事。
很多人可能會對上述場景立刻反應：則台灣要維持現狀，「豈不依賴於北京的善意」？我的回答是：「這不是善意，這是務實」。需要北京的務實，讓台灣能以完全的維持現狀，實現統一。也需要台灣的務實，不去挑戰此種無害的架構，以使東亞局勢得到進一步的穩定。為了這種務實，我們得回到歷史，回到現實，回到權力對比，回到對雙方動機的分析，去認識這個可能的未來為何會發生。
獨派與統派的最大差異，在於是否認識到「現狀」是來自1945年以後，特別是1949以後的狀態。現狀是「內戰」尚未結束，只是似乎太平無事。這並非因為北京同意了台灣的獨立主權，或台灣和北京已經達成了妥協，而是因為華盛頓和北京，在1979年建交的同時，雙方建立了一種默契，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基於這種大國之間的「認識」，北京停止了對台灣的實際的軍事行動，當時是以「停止金門、馬祖的砲擊」作為象徵。而此種默契如果要加以改變，其代價為何？其代價就是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之間的台海危機。在這樣的格局下，諸如「歐洲議會」的決議，對台灣究竟有多大幫助，真應引起我們的深思：台海危機時，歐洲又在哪裡呢？如果只是鼓勵了台灣人不切實際的期望，對於台灣的未來，是真正有利，或反而有害呢？
說到這裡，念法律的人可以說頗為無力。因為推到「暴力」，則政治就能顛覆「法律」，就能顛覆我們對自己的體制、財富的存續的信心。失去判決的執行力，就失去對法律的信心；失去防衛自身的力量，就失去主權。法律上的主權，政客口中的主權，只是鏡花水月；現實是，沒有足夠的實力，就談不上主權。國際政治中的均勢，就是各形成均勢的大國都擁有主權，依靠此種均勢生存的小國，也擁不挑戰大國前提下的主權。而若情勢是各大國都承認某塊領土（例如台灣）是其中某一大國（例如中國）的一部份，則這塊土地的主權何在，就頗費思量了。
將近三十年前，失去美國的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被北京所取代。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台北當時已經在尋求雙重代表權，但大勢已去，難以扭轉。而現狀卻是，沒有美國的曖昧的承諾，連中華民國的主權，或維持現狀的可能，都無從談起。但現狀並非無法維持。北京與美國的諒解，仍然起著維繫現狀的作用。某些台北的政治人物希望能改變這種諒解，但改變卻可能是以美中衝突為代價。如果北京進一步參與國際社會，表現其合作的意向，美國為台灣而犧牲良好的國際環境的可能，就更小了。
我們至此再回頭談兩岸架構，問題就不是一些較傾向獨立的朋友那麼輕鬆了。如何在上述環境下維護台灣與中華民國的獨立自主，絕非單純的「維持現狀」的問題，而是在美中諒解、一個中國的主權暗示下，爭取利益最大化的問題。而我所能「發現」的既實現台灣利益最大化，又是可實現的「架構」，就是我所形容的，北京單方立法賦予台灣完全自治權利的方案。這樣安定下來的法律秩序，當然是「國中有國」。而台灣用以自保的，仍然是美中諒解，仍然是自身的武力，仍然是各方都能接受的現實；只是多了一項，即安定的法秩序。這裡要說到許信良了。其實按照其思路，則核心前提，也是各方都對「財富」的尊重。如果大家都不想破壞所有人都得利的財富的安定狀態，則動武的可能就變得極小。
最後又回到了「硬政治」問題。為何還是有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此一問題問的其實是，為何台灣有可能挑戰國際秩序，從過去的一個中國主張改變，而非設法消弭兩岸之間的歧見？為何不能「維持現狀」，而總想改變現狀？更細節的說，則為何扭曲雙方在1992年至少都主張統一的共識，硬要說沒有共識？答案或許又回到歷史記憶。或者又是企圖扭曲與改變歷史記憶的菁英在施法作怪。但其背景還是「恐懼」，是中國大陸的落後狀態帶來的被「共產」的恐懼。但從樂觀的角度說，隨著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發展，此種恐懼，正在逐漸失去其物質的基礎了；於是「維持現狀的統一方案」，或如吳玉山所言的扈從政策，就會被多數人接受。
當然，我們也可以質疑北京為何總不能忘掉一百多年的被壓迫歷史，而一定要實現統一，以象徵中國的強盛？如果北京能拋開此種過時的壓抑感，則台灣獨立豈不可能？其實我想這裡也有一個樂觀的傾向，因為現實是中國大陸正在快速的發展；而當北京認識到其自身的力量，不需要以台灣為陪襯，那麼在此同時他也就會逐漸發現，他自身的外交與經濟力量，就足以拘束台灣的行動空間；而且北京會逐漸發現，甩開此一黏手的陳年舊帳，比從台灣獲取利益，更為重要。因此北京將比過去更能接納任何真正可實踐的統一方案，哪怕只是實現名義上的統一。
逐漸的，雙方會有一個交集；但實力對比會決定交集所在。今日的維持現狀方案，未必是明日的維持現狀方案。無論是哪一種方案，可預見的未來，由於對北京信心不足，台灣都還是得依靠自身的武力，來維持實質的獨立自主，這或是台灣的宿命。但是我們還是得好好想想，這最後的探戈，要如何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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