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後冷戰的國際政治格局，已有許多文章加以介紹。本文試圖對此略做回顧，簡要說明沃爾茲、俞正梁、杭廷頓三位先生的見解，然後加以批評，並提出自身的觀點。
沃爾茲的現實主義觀點
筆者認為，從沃爾茲（Waltz）的「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文中，可以將沃爾茲對後冷戰格局的分析分成三個層次，首先是結構改變的因素，即「經濟力量」；其次是維持系統穩定的重要支撐力量，即「核武」；再次是結構現實主義觀點的評估，即「權力平衡」。
首先說經濟力量。
沃爾茲承認從兩極體系到多極體系的轉變，這種結構改變，是「起於系統成員，接著系統的層次與結構產生互動」。而雖然在結構改變之初，原有結構的主導「國家都會盡力扭轉其困局」，但新的結構本身的力量，會使此種努力逐漸難以貫徹。而促使系統改變的因素主要是經濟力。相對於其1979年的「國際政治理論」對安全問題的強調，沃爾茲在「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文中，認為「強權地位的獲得與維持，並非僅靠某種面向，而必須依靠下列方式的總和：人口與領土的大小、資源多寡、經濟力、軍事力、政治的穩定與競爭」、「強權地位缺乏經濟力便無法維持」、「沒有一個可觀的經濟力量，沒有一個國家有希望維持世界性的角色」，而「一個擁有超級強權的經濟的國家會成為超級強權，無論其是否願意」。
沃爾茲認為，冷戰後「隨著對軍事的憂慮降低，對經濟的憂慮上升。競爭仍然繼續，而衝突轉移到技術與經濟方面來。在經濟競爭中，衝突更容易發生，因為比較經濟比比較軍事更容易」。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對軍事安全的顧慮會擴展到對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憂慮上。這是因為每一國都注意該國相對於他國地位的變化」，且「由於在擁有核武的強權之間，軍事力量的使用變得困難；其中技術越進步的國家，就相對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因此「軍事威脅的減低，會使國家領導人更注意技術與經濟的成敗」。而由於競爭極為激烈，「可能出現的結果乃成為大國在亞洲、歐洲、美洲，形成自己的經濟區域基礎，再加上俄國作為一個經濟凋弊的軍事強權」。
其次是「核武」。
沃爾茲指出，「在一個自助的系統，一個人如何自助，是隨著環境改變而改變的」。但由於在自助系統中，「擁有最多份額但缺乏所有能力的強權，乃將國家依賴於他者，並使國家相對於擁有更多手段者，處於亦毀的地位」，且會產生「依賴造成的不愉快感覺」，因此逐漸底經濟強權都會希望擁有更強的軍事力量。而既然「沒有國家可以在不具抗衡強權的軍事力情況下被列為強權的行列」。那麼應該如何建立軍事力量呢？沃爾茲的答案是核武。因為「核子武力可以很容易產生出第二擊能力」，於是核武國家「在戰略層次上就不需要別國的幫忙」。同時「核子武器加大了國家使用經濟力量的彈性空間」。因此冷戰後的新興強權都會設法擁有核武。
原本多極世界的戰爭傾向，在強權都擁有核武的情況下，將能擁有「兩極的僵硬對稱與單純」。因為「傳統國家對於合作是非常膽怯的，對於獲得絕對收益也心有疑慮，唯恐他方獲得更大收益。但對擁有第二擊武力的國家來說，既然經濟利益的獲得不容易轉變為戰略利益，那麼相對或絕對利得的問題，就因而過時。核武國家不能經由核報復獲得重要利益，因此傳統性武力的重要性也隨之降低」。同時，「假如領導者瞭解核子武器的意涵，他們將會知道僅需合理的花費就可以有一個安全的環境，因為核子武器擴充了經濟力的範圍，在此範圍內，EC、德國、中國、日本可以有效率的競爭，西歐國家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組成一個單一的國家」。總之，「在核武時代，想要挑戰領導地位的國家，只有依靠政治或經濟的手段」。
其三是「權力平衡」。
沃爾茲一貫同意在系統中相似角色的成員會有相似的行為，因此在過去的兩極體系下，「美蘇之間各自發展出一套意識型態，可以輕易的驅使他們在國際責任上採取單邊行動：其中一國是干涉主義的自由主義，另一邊則是國際共產主義」。而到了後冷戰的多極體系，則權力平衡的鐵律會成為型塑國際政治的主要因素。因為「因為比較強的國家往往將他偏好的政策，強壓在其他國家身上」，「國家不可能溫和的使用具壓倒性的權力」，所以「權力平衡理論導致國家會往比較弱的一邊聚集」，「結論是其他國家可能會單獨或協力的平衡美國的權力」。
雖然有一些主張認為霸權才能導致穩定，但沃爾茲認為，「和平有時候是與霸權相關的，有時候則是在各強權間的平衡」，「關鍵在於其他國家對某國尋求壓倒性權力時，將試著尋求一種平衡」。無論霸權國家是否民主，僅因為只有他是超級的，就必須被平衡；因為民主國家亦如其他國家一般，也關心在競爭中的損益，從歐盟內部政治中即可看出這點。於是在多極世界，「美國這一最強的國家將不時發現其他國家正與之反向而行。德國往東歐與蘇聯靠攏，蘇聯則往日本與德國靠攏」。這種情形最終將要發生，「儘管蘇聯瓦解、華約解散，美國仍持續對北約凝聚影響力」。
分析了這些因素後，沃爾茲清楚的分析主要強權的權力分配；他認為，「在不遠的未來，也許10至20年間，會興起三個主要的政治單位，並晉升到強權一級：德國或西歐國家、日本，與中國。短期而言，蘇聯已經掉落出強權一級」。
就德國而言，沃爾茲指出，「雖然統一的德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小於日本，但德國在全球的經濟展示卻高於日本，甚至與美國相當」。「更甚者，德國且擁有一個在東歐、烏克蘭、俄國成為最佳領導角色的地位」。在「德國開始朝向一個強權的過程中，也或者可以刺激西歐的整合」。而「假如『歐盟』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單獨的政治體，世界仍然會變成4個至5個的強權，歐洲將會被稱為是德國或美國的歐洲」。
就日本來說，主要是由於其經濟力量。「對經濟能力以及技術手段的自信，引領一個國家尋求更大的政治角色」。然而，沃爾茲也指出，「在低出生率、沒有移民與老化的人口的情況下，除非婦女能有效的投入工作，生產力才能夠增長，但目前日本的科技所能提供的已經到了極限」。因此日本將難以繼續無限制擴張其經濟實力，乃至於超越美國。同時雖然日本有領導東亞板塊的企圖，但還必須解決與中國的關係。
至於中國，「由於美國武力的減少，加上冷戰後人民趨於萎靡，以及內政問題叢叢，當還有其他安全議題有待處理，就很難期望美國會去用心去平衡擁有十二億人口、在經濟與軍事力量上快速崛起的中國的權力。除非日本起而制衡中國，否則中國將主宰這個區域，並對更遠的地方產生影響」。
總之，「德國、日本與俄羅斯必須要重新學習到他們舊有的強權角色，美國則要學習他從來沒有扮演過的角色：換句話說，也就是與其他強權共存與互動」。
俞正梁的歷史終結下的大國戰略
筆者認為，俞正梁的「大國戰略研究」一書，可以說是「大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他在序章中首先提出「美、俄、中、日、歐」是決定國際形勢的五大力量，雖然這裡未對五大力量的判斷標準加以深究，但影響五大力量的潛在因素則很清楚，即「世界生產力的發展」。他認為，「國際政治結構必須適應世界生產力所引發的經濟國際化進程；後者對前者的質的規定性是整體性、有序性、協調性和合作性」。從其後文中可以認識到，所謂「整體、有序、協調、合作」，是世界經濟的互賴依存，造成的最低限度的世界性和平。
歸納俞正梁的分析，可以認為後冷戰國際政治結構的趨勢性特點主要包括：
一、 雖然實踐共同利益的過程還有問題，但確實有一個日益擴大的共同的國家利益作為國際政治的基礎，這些共同利益包括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全球經濟的增長，以及環境等問題的解決。
二、 大國之間力圖建立長期穩定的戰略合作機制，創立了多樣化合作關係，而大國之間的合作具有非結盟、非敵對性的特徵，且具有穩定性、機制化特色。
三、 認為冷戰以後世界多極化趨勢加速發展，導致大國之間力量的均衡化，因而相互制約的趨勢得到加強。
四、 五大力量之間有眾多的雙邊、三邊、四邊關係，但通常並不針對其他大國力量，與權力平衡觀點的同盟、反同盟現象頗有不同。
俞正梁指出，「多極格局是符合世界生產力以及經濟生活國際化的根本要求的」。但大國之間，「正在尋找並已找到了越來越多的國家利益的共性，對於世界整體性發展所面臨的許多全球性問題，也越來越具有共識。多極格局結束了國際政治、軍事大分裂，全球層次的政治穩定與和平局面得到了保證。這是國際大流通的基本政治保障」。而這種穩定關係的基礎是全世界的市場化。
從俞正梁的說法看來，其思路包含有某種歷史終結論的成分，即排斥因意識型態導致大國之間的大規模對抗的可能；就國際政治學的主要學派分類來說，是接近「全球主義」，而非現實主義。因此俞正梁的「大國戰略研究」若要貫徹其序章的論點，應使本書成為一本以全球主義的思路為出發點的，考慮全球主義下各主要國家的應對之道的報告，而非僅研究大國的權力政治。但落實到各國的外交政策，則俞正梁是從歷史、從國家的體制、從各國內部的利益考量出發，缺乏一貫的論點。
就此來說，若欲釐清俞正梁書中的觀點，可以分梳如下。首先，是「資本主義勝利」、「意識型態終結」，造成的全球性自由貿易的「開放市場」的穩定。其次，既然「開放市場」成為各國共識，因此由於經濟因素造成的大規模衝突不至於發生。其三，各國考慮到相對權力的零和競賽，以及自身的其他利益，仍會有各種合縱連橫關係，雖然這裡缺乏一致的脈絡。
總之，俞正梁的觀點，就其核心意義來說，是「歷史終結」。其指向是國家間合作、是國際整合，而紛爭是浮在此種大脈絡下的表層現象。
文明衝突
如果說沃爾茲是權力平衡的倡議者，俞正梁不自覺底陷入歷史終結論，那麼杭廷頓就另闢蹊徑，提出文明衝突論。此一論點，就杭廷頓(Huntington)自己的說法，參酌其「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要旨大概如下：
一、 世界各文明正在進行非西化的現代化，文明差異無法消除；
二、 文明之間的「平衡」正在轉變，西方在衰弱，亞洲在政經軍方面都在上升，而伊斯蘭文明的人口爆炸會導致擴張；
三、 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同一文明之間的合作遠比非同一文明之間的合作成功；
四、 伊斯蘭與中國對西方構成挑戰，而伊斯蘭與非伊斯蘭之間的文明界線上會發生戰爭；
五、 西方在此挑戰下必須團結在美國周圍才能倖存，而若欲避免文明衝突，則有賴世界領導人接受不同文明間的共存與合作。
杭廷頓認為，現實主義的「主權國家」觀點忽視了同一「文明」的「國家利益」的特別聯繫；而「歷史終結說」將挑戰的來源模糊化，未能彰顯俄國、中國、伊斯蘭社會等的挑戰。而其文明衝突論，敵我關係較為明確，論點亦有說服力，若能在歐洲發酵，就能不戰而屈人之兵，能使冷戰後唯一具有挑戰美國經濟的實力的歐洲束手就擒，因此非常符合美國的利益。
權力平衡、歷史終結，或文明衝突
沃爾茲曾經在其「國際政治理論」書中，譏評季辛吉等學者將遙遠的未來當作當下的現實。他現在應該也會嘲弄杭廷頓的「文明」觀點，譏笑「司馬昭之心」吧！然而，華勒斯坦也在「歷史社會主義」書中提出未來可能形成的「先進國家的全球統治」的可能性。如果跳開「不可公約」的遁詞，判斷倒底何者更貼近國際政治的現實，那麼「現實」本身應該被投以更大的關注呢？那麼應該去檢驗各學說的假設是否符合現實吧。
從過去數年的發展來說，「權力平衡」的趨勢並不明顯，美日同盟與北約仍然具有主導性；美中、美俄衝突的可能性提高，也使高枕無憂的歷史終結似乎缺乏說服力；而印度核武試驗後，美國的態度軟化之快，顯示某種「民主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因此單從目前的國際政治格局來說，文明衝突，如果跳開中國與伊斯蘭的合作不談，似乎煞有介事。但俞正梁會反駁道：「美國不是提出了對台三不政策嗎？美國不是將要給予中國PNTR嗎？」，彷彿美中之間關係也算正常；另一方面，俄國總統普金也稱與西方改善關係是其最重要任務之一；由此來看，大國之間的合作的趨勢仍然非常強烈。換個角度看，歐洲聯盟的貨幣至少也已經邁向統一，從經濟的角度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挑戰美國的經濟霸權；同時法德、法義西的軍事統合都有進展，一個可以與美國分庭抗禮的歐洲確實正在出現；因此權力平衡也似乎有一定道理。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在知識經濟方興未艾之際，如果忽視了以人口為主要標誌的經濟基礎的大小，就會對國力的判斷失真。如果忽視了一個政治穩定的國家一旦採行開放的經濟政策所能達到的成就，就會對中國的經濟有過於悲觀的想像。然而，無論怎麼說，中國的經濟與軍事，中國的外交，都與西方差距甚遠。由此看來，決定後冷戰走向的，將是西方主要國家領導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
就西方主要領導人對未來世界的型塑來說，參照本文，可以有三個選擇，
一、 如果他們要團結成杭廷頓筆下的「西方」，甚至推行美歐共同貨幣，也許將形成華勒斯坦所稱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對後進國家的宰制。
二、 如果歐洲以法國為主的領導人認為鬆散的合作關係就足以保證西方利益，又避免開發中世界的反撲性、破壞性行為，從而保證了世界的穩步發展，那麼「歷史終結」的樂觀想像也有實踐的可能。
三、 美歐之間的關係有無可能降到美國與歐洲與其他文明，例如中國、印度一般的關係，從而實現「權力平衡」？從美歐利益一致的程度遠高於其他文明來說，這種可能只存在於邊際的利益衝突上，因此可能性似乎不大，反而當大規模衝突發生，是文明衝突的可能性更大些；但若其他文明，例如中國，進一步向西方文明靠攏，則權力平衡權力平衡的可能也會提高。
筆者認為，根據上述分析，權力平衡的觀點最遠離現實，而在西方宰制或多邊合作之間，何者更有可能成為後冷戰的圖像，則將在國際與國內的各種因素影響下，被西方國家領導人所決定。
參考書目
俞正梁，大國戰略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Waltz, Kenneth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2, pp. 44-79.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Y, Touchston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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