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素”與世界未來（一）
西方社會主義是學的蘇聯嗎？
撰文 秦暉
2008/03/11, 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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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社會主義”
過去毛澤東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蘇聯東歐劇變以後，又有人說“只有中國能救社會主義”。可是現在看來，這兩句話越來越顯得像個反諷。
過去在斯大林類型的國家，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兩個概念被認為很類似，或者說前者是後者的“初級階段”（一曰“第一階段”）。但是在民主國家，斯大林式的體制通常被稱為 “共產主義”（其主張者是“共產”黨），而“社會主義”則是“社會黨”主張的那一套，其核心理念就是所謂民主福利國家。因為斯大林式國家老講“社會主義”，為了區別，民主國家就流行了“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說法。但其實，正如“共產主義者”與“共產黨人”就是同一個詞（Communist）一樣，在西方“社會主義者”與“社會黨人”也就是一回事（Socialist）。加不加“民主”二字本來無關宏旨。19世紀的“社會主義”本來就是一種民主運動——而且應該說恰恰就是後來被斯大林式國家詆毀為所謂“資產階級民主”的公民民主運動，而絕不是後來斯大林式國家宣稱的“專政下的民主”、“民主專政”或“人民民主”——甚至在許多情況下“社會主義”還是一種憲政運動（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當時就自稱、也被稱為“憲章派”（注 1)，其推動的進程謂之“憲章運動”）和自由運動——尤其是結社自由。
應當指出，結“社”自由是“社會”之為“主義”的首要前提。西語中“社會”即society與“協會”、“學會”這類組織是同一個詞，表示自由而不是強制形成的“集體”。正如滕尼斯所言，自由個人聯合成“社會”本是近代才有的現象，此前只有各種人身依附性的“共同體”。由“共同體”而“社會”是人類群體組織近代化的關鍵，正如從傳統王朝到近代民族國家是政治近代化的關鍵一樣。傳統王朝－共同體的二元對立在近代被民族國家－社會的新二元對立取代後，便產生了 “國家”與“社會”的緊張。因此毫不奇怪，在19世紀的歐洲，“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statism）通常是兩個對立的概念，前者是“左”而後者是 “右”，前者意味著激進，而後者意味著保守，前者以普羅大眾而後者以權貴為社會背景。那時自由主義者或曰“自由派”往往被認為是兩者之間的中派（在社會主義運動未成聲勢前自由主義本身往往就是對抗保守勢力的“左派”），社會主義者在批評自由主義的同時一般都承認自由主義比“國家主義”進步。而“社會主義” 那時更接近於“無政府主義”，甚至與“個人主義”的距離也比與“國家主義”的距離小。因此結社自由最為社會主義者歡迎，而最為國家主義者反對。當然，後者反對結社權，卻往往主張“結社責”，即把結社當成責任（而非權利）強迫人們按統治者的意志組成農奴式共同體並且不能退出。而這，恰恰也是當時的社會主義者所反對的。如果說結社權是“自由主義”的需要，那麼毋寧說“社會主義”更需要這種權利才對。蘇聯式國家的人們既然連結“社”權都沒有，還談何“社會主義” 呢？
因此，儘管在歐洲“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若干歷史淵源，而且至少在第二國際時代，現今所謂共產主義者的政治先驅也以“社會民主主義者”為正式稱謂（直到 1918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多數派”改名“俄國共產黨多數派”，才終結了這段歷史）。由於這種曾經的淵源，反對社會主義的歐美右派常把“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相提並論，以借後者之惡名打擊前者。但其實兩者的區別，至少在宏觀的視野下，要比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區別大得多。20世紀的列寧－斯大林體制實際上是在俄國民粹主義傳統中、而不是在西歐社會主義傳統中成長起來的。至於流變為中國改革前那種體制（毛澤東自謂“馬克思加秦始皇”，而人謂實為“斯大林加秦始皇”）後，與西歐社會主義傳統就相去更遠、以至相反了。
就以“民主福利國家”這個西歐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而論，中國即便在改革20多年後也仍然沒有“民主”（指西方社會主義者、而非別的主義者理解的民主），以前就更少了。同時即便在改革前號稱最原教旨的毛澤東時代也沒有什麼“福利”，以後就更少了——至少佔中國人絕大多數的農民享有的福利，不要說比西方的“福利國家”，就是比西方所謂“自由放任”的國家也差得太遠。因此，即使在改革前，中國可以稱為“共產主義”國家，即斯大林模式的國家，但恐怕絕對算不上“社會主義”國家，即民主福利國家的。
所以本文指稱的“社會主義”，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它包括二次分配意義上的民主福利國家，但也不限於此，生產經營體制上的“公有”如果確實是建立在民主、自由的基礎上，例如當年歐文的新協和村、格伊恩斯的“進步公社”和現代以色列的基布茲、莫沙烏，歐洲的蒙德拉貢、羅奇代爾等等，當然也是社會主義，但“古拉格生產方式”則不是。
西方社會主義是學的蘇聯嗎？
不過，改革前的中國雖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卻也不是能夠毀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儘管1920－1930年代斯大林曾經把歐洲社會民主黨人視為頭號敵人，毛澤東也曾在蘇區“肅反”中大殺“社會民主黨”，雖是捕風捉影，卻也足顯仇恨，但是歐洲社會黨人仍然在共產黨人與右派的雙向打壓下發展壯大，並且在二戰後達到了民主福利國家的全盛期。尤其是1956年斯大林罪惡暴露、蘇式體制走下坡路後，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力反而上升。
20世紀8 0－9 0年代出現了“蘇東劇變”，全歐洲政治也出現“向右轉”。有人說那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完了。而“只有中國能救社會主義”之說遂風行一時。但其實，雖然蘇東劇變是對專制極權、對斯大林主義即前文語境中所謂的“共產主義”的沉重打擊，並且結束了這種“主義”與西方之間的冷戰，但是民主福利國家卻不是“蘇東波”所能摧毀的。
首先，社會民主主義的根基本在西方而不在東方。過去是有一種說法，認為福利國家是在斯大林式體制的挑戰下逼出來的，是資本主義“向（東方）社會主義學習” 的結果。社會主義在東方播種，而在西方結了果實。但老實說這話聽多了有一種阿Q的感覺。日本一位左派學者就自嘲曰，似乎東方人搞社會主義不是為自己謀福利，而是為西方人謀福利？
其實如前所述：中國絕大多數人（農民）在舊體制下享受的公益福利與社會保障不僅不如羅斯福，連被指責為“自由放任”的胡佛時代都不如。當年的蘇聯也是如此，羅斯福上臺時蘇聯正發生類似我們“三年人禍”那樣的體制性大饑荒，烏克蘭農民餓死十分之一，政府不僅不救濟，把人禁錮起來不許逃荒，還從餓殍口中奪糧用於出口！說羅斯福搞社會福利是學習蘇聯，未免太異想天開了吧。當年美國是有這種說法，那是右派為了攻擊羅斯福，把他說成赤化分子。嚴肅的學者怎能當真呢？蘇聯集體農莊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1966年才建立的，我國農民的社會保障到現在還無從談起（東部某些實際上已是地主和股東的、不種田的“農民”另當別論）。今天我們不僅從西方學習市場競爭，也正在學習如何搞社會保障。政策導向曾趨向於學美國，現在有人說美國的不行，應該學歐洲。但總不會是歐美學中國吧？西方的民權進步的確不僅應當歸功於自由主義，也應當歸功於“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但豈能歸功於斯大林主義？！如今我們不僅要向西方學習自由主義，也要向西方學習“社會主義”。但這種“社會主義”對於我們基本是新東西，而不是原來有過、現在“恢復”的東西。
而西方的福利國家當然也可以說是“逼出來的”，但那是在他們的憲政民主體制下、被他們本國的民眾逼出來的。當然也可以說是被民主國家的勞工運動即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逼出來的。然而那與專制主義（即便是打“社會主義”旗號的專制主義）何干？19世紀歐洲迪斯累里、俾斯麥在英、德勞工運動壓力下開始搞近代福利制度時，世界上哪里去找斯大林式國家？美國的資本家即使在羅斯福時代也從來沒有想學蘇聯（相反，他們極力把“想學蘇聯”當作帽子朝政敵亂扣）。羅斯福的選票更不是來自“想讓他學蘇聯的資本家”，而是來自追求公正的自由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普羅大眾包括工會。而眾所周知，美國的工會比商會還反共，經常譴責老闆們為了與蘇聯做生意而不顧人權，說他們支持羅斯福搞新政是想學斯大林，比說他們想學俾斯麥還要荒謬多了。
“喜歡福利”的專制者與承擔福利責任的民主國
其實早在古希臘，亞里斯多德就講過民主制導致“窮人政治”的道理。古希臘羅馬的民主共和制度也曾造成過從債務豁免到“觀劇津貼”、從“麵包與馬戲”到兒童補助之類的“古代福利國家”制度，從來沒人說那是從波斯帝國這類專制國家學來的吧？今天香港的張五常、李嘉誠諸先生也成天擔心“民主化會導致福利社會”，但他們從不擔心共產黨治港會導致福利社會！老實說，要講向斯大林學習在西方典型的是希特勒，而不是羅斯福。
當然不可否認，歷史上不少專制國家（不僅是斯大林式國家，也包括從羅馬帝國到納粹即“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統治下的德國）也搞過社會福利。尤其是專制者如果有平等均富之類理想主義追求、而其經濟能力又足以支持福利計劃的話。在蘇聯式國家中，體制建立之初、即統治者還比較理想主義時經濟就比較發達的東德、捷克等若干東歐國家就是這樣，尤其是波蘭，個體農民從未被迫集體化，卻享受了退休、醫療等多項國家福利，可以說是劇變前就有點社會民主主義色彩。
但中蘇則不然，其建制之初經濟落後，體制主要起的是“原始積累”作用，並無多少福利功能。如蘇聯1920年代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新經濟學》就提出蘇維埃經濟要經歷“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和“社會主義積累”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中農民（即絕大多數國民）被類比為“殖民地”，體制的任務是比舊制度更厲害地“剝削”他們，以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後一階段才是改善福利。有學者統計，斯大林在強制推行集體化前一年內曾13次講集體農莊的好處，其中只有一次提到集體農莊是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的理想道路，其餘12次都是講集體農莊能給國家提供廉價“商品糧”。直到蘇聯工業化完成後的1966年，才開始給農民建立福利保障。而中國更是直到改革前仍處於“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狀態，改革後經濟發展，不那麼需要從農民身上抽取“原始積累”了，但統治者的理想主義也淡化殆盡，而既得利益膨脹起來，無暇顧及農民福利了。
即便早期有理想也有福利條件的東歐，也與民主福利國家有質的不同：
在瑞典那樣的民主國家，相當程度的福利是一種政府責任。因為那首先是被統治者所要求、而統治者不能不滿足的，至於統治者是否喜好福利，並不很重要。現代瑞典史上曾經有“右派”執政，他們並不喜歡福利國家，但他們也不得不搞許多福利。除非他們能說服選民取消福利立法，否則那些責任就無法卸除。與此相反，東德的福利也許不少，但那並非因為被統治者有權要求，而是因為統治者（由於信仰或其他原因而）“喜愛”搞福利。如果他不喜愛，就可以不搞。蘇聯歷史上很長時期，絕大多數人口（農民）不但沒什麼福利，甚至在1930年前後還因“人禍”餓死了幾百萬，如果在瑞典（乃至在並非福利國家的其他憲政國度，例如美國）統治者必然被追究責任，但在蘇聯這絲毫不影響斯大林的威權，因為給不給你福利乃至管不管你死活，這是他的權力，或曰他的喜好，而非他的責任。至於他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的“福利愛好”（或曰社會主義愛好）本身是否有理，是否可取，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同樣是搞“福利”，瑞典政府搞是盡責，斯大林搞則是弄權（哪怕是“善意弄權”）。並非只有憲政政府才搞福利，但承擔“福利責任”的確只有憲政下才可能。因此，如果把“社會主義”不是當作統治者的個人愛好，而是看作一種使政府承擔福利責任的制度安排，那的確只有民主國家才有可能是“社會主義”的——儘管並非所有民主國家都會選擇“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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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因素”與世界未來（二）
西方社會主義－民主福利國家既然本來就不是“學蘇聯”，蘇聯模式的崩潰即所謂蘇東劇變自然並不意味著民主福利國家的崩潰，更不至於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
那麼蘇東劇變對西方福利國家有衝擊嗎？當然是有的。主要是兩點：首先，西方右派把“左派”一鍋煮，借“共產主義”的垮臺進行反“社會主義”的造勢，致使後者聲譽一度受損。正如 1992年德國媒體上一篇評論“教皇通諭”的文章所言：現在能夠名正言順地批判“資本主義”的似乎就只有憤世嫉俗的教皇了。而“社會主義”一詞是如此聲名狼藉，以至於一些人連“民主社會主義”乃至“社會民主主義”的提法都回避不迭，改用起“民主左派”乃至“新工黨”這類含糊稱呼，此其一。更重要的是，劇變後歐洲一體化加速，東歐轉軌國家的廉價勞動力與以此為基礎的低成本產品進入西歐市場，同時吸引西歐資本流入，由此形成的競爭壓力使西歐的高福利制度困境加劇，此其二。
但是這兩個影響都不宜過於誇大。首先，劇變後的“向右一邊倒”只是議會民主制度下“政治鐘擺”的一次右擺，無論在劇變後的東歐還是在歐美發達國家，只要有議會民主，“鐘擺回盪” 遲早都是不可避免的。幾年後不僅多數東歐國家出現了“左派復興”，原先的發達國家也出現了“粉紅色歐洲”和民主黨的美國。
其次，更重要的是，劇變前的東歐各國與中、蘇相比，斯大林主義不是很純粹，也多少有些民主社會主義傳統。具體說來，即是“專制”不如中蘇，而“福利”則多有遠遠過之者。劇變之後在民主制度下，國家的專制權力很快消失，福利責任卻不是那麼好推卸的。甚至不但難以推卸，民主制下還有強化福利責任的壓力。這和專制下的福利是統治者的權力而非責任、高興了他可以賞賜你福利、不高興就不給、你也不能問責於他、甚至餓死多少人他也無需承擔責任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民主化後，即使是政府領導人個人理念上最主張“自由放任”的，如劇變後張口閉口要搞“標準資本主義”、“沒有限制詞的市場經濟的捷克總理克勞斯，在民主捷克的公眾意願制約下其實際作為也是高稅收、高福利、高保障，被稱為“歐洲最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這正如像瑞典那樣的民主傳統下即便社會民主黨下臺，“右派”政府仍然不能不“違心地”維持高福利制度一樣。同時民主東歐的工會、農會（當然不是官辦的）都很發達，“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成為東歐國家轉型期“困境”的突出形式。在這種情況下，東歐各國既不可能像中國那樣“招商引資”，對西歐資本形成當初一些人想像的那種巨大吸納力，也不可能依靠血汗工廠的“競爭優勢”向西歐無限制地大量輸出廉價商品。更何況，歐盟及歐洲經濟一體化體制本身就具有維護歐洲福利國家傳統的功能，東歐國家入盟談判都需邁過“福利門檻”與“勞工權利門檻”。這本身也減弱了東歐低成本市場經濟融入歐洲後對西歐福利制度的衝擊。
兩種截然不同的“第三條道路”
然而中國就不同了。可以說1990年代後中國與東歐都脫離了原體制，但也沒有變成經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或者說兩者都在“專制社會主義（如果斯大林體制可以叫社會主義的話）”與“民主資本主義”之外走了某種“第三條道路”。但是與一些人往往把所謂第三條道路想像為同類“規定動作”的說法大相徑庭的是：這兩種“第三”不但差異極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完全相反：東歐拋棄了專制，但沒有或無法拋棄、有時還強化了福利，而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拋棄了福利，但並不拋棄專制。
如果閉關自守，中國還沒什麼“優勢”可言，但加入WTO、融入全球化之後，這種“優勢”對福利國家的衝擊就比“東歐劇變”大得多了！
早在1920年，當時新生的蘇俄理論權威布哈林就曾針對西方流傳的關於布爾什維克掌權後推行罷工自由會損害經濟效率的說法大加挖苦道：“在實行勞動軍事化和無產階級的超經濟強制的蘇俄，資產階級教授竟然散佈（罷工自由）這種謠言，難道不可笑嗎？”而1921年列寧在接見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團時就蘇俄當時實行的新經濟政策租讓制炫耀說，由於蘇俄禁止罷工和約束工會，西方資本家將會踴躍前來，我們會讓他們賺得更多，以後再搞另一次革命剝奪他們。當時這些西班牙工人聽得面面相覷，回去後即宣佈放棄加入第三國際的打算。但是，種種因素使列寧那時的炫耀未能實現，而現在這些說法在中國似乎成了現實：
沒有什麼比外貿數字更能說明中國的劇變：1956到1973年，我國先後與西方和蘇聯集團鬧翻，外貿萎縮至微不足道，18年間有16年小額順差，但這除了顯示閉關自守外並不意味著我們的經濟有什麼競爭力。1974年至1989年，由於尼克松訪華後國門逐漸開啟，接著是改革開放，外貿驟興。但那時產業結構落後限制了出口值，百廢俱興的建設造成投資品進口大增，加上當時改革帶來的普遍性生活改善導致進口消費品增長，因此出現我國外貿史上的大逆差時代：16年中有11年逆差，最高的 1985年一年逆差就達149億美元，遠遠超過建國至此前30多年的累計順差。但這個工業化投資拉動的“大逆差”形成的生產力，加上我國突出的低成本優勢，使1990年後中國走上出口導向型起飛之路，從此轉入大順差。而2001年的“入世”更使我國加速成為“世界工廠”，外貿總額5年呈3倍之增，從 2000年的4743億美元增加到20 05年的14221億美元。而順差更是出現爆炸式增長：2004年為320億美元，2005年1019億美元，2006年更達1775億美元，兩年竟有5 倍之長！而FDI則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短短10餘年間，中國製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滿世界，世界各地的資本潮水般湧進中國。“中國因素”對世界的影響正在迅速增長。
“中國奇蹟”之謎：“左右共贊”背後的共同困惑
今天國際經濟學界對中國認識千奇百怪，但犖犖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國崩潰論”。即認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只是浮誇造成的假相，實際則是內部危機與全球化壓力日益嚴重，難免崩潰。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認為中國經濟創造了增長與繁榮的奇蹟，但對此則按西方經濟學兩大陣營的傳統學理形成兩種相反的解釋：古典自由經濟學把“中國奇蹟”歸功於經濟自由化或市場化的成功，而左派經濟學或凱恩斯經濟學則歸功於“社會主義”或政府干預、管控的成功。
我認為這三大主流認識都有嚴重偏差：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在全球化中應對自如是事實，“虛假論”、“崩潰論”不對。但這種增長既不像偏左的論者那樣可以解釋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論者所言可以解釋為“市場成功”，更與所謂“市場政府雙重成功”的“北京共識”不相干。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制乃至取消許多弱勢者談判權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採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當然如果不對外開放，這種衝動也不會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對外開放後，中國不像其他轉軌國家受到“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 “拖累”，便出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而這種方式造成的危機，則靠外部資源（資本流入、商品輸出）的增益來緩解，同時通過全球化把危機向外部稀釋：在靠鐵腕壓住自己的內部矛盾而維持“穩定”的同時，“中國因素”卻使他國的內部矛盾增加：大量資本流出、商品流入和產業結構變化使發達國家百年來形成的勞資力量平衡趨於瓦解。民主國家（不僅歐美，連印度這種發展中民主國家亦然）的資本對本國的工會農會“惹不起躲得起”，他們在中國式的“專制市場經濟”國家找到了既無工會又無農會、沒有討厭的環保組織挑刺、只要搞定了官員就可以為所欲為、甚至連稅都可以優免掉的投資樂園。同時依靠“低人權優勢”，大量中國廉價商品湧入各國，排擠了當地的相應產業。如此一進一出使各國勞工談判實力面臨崩潰，工會衰落，福利萎縮，移民、就業和公共財政陷入困境。不僅福利國家無法應付這種局面，自由市場國家也因無法與“血汗工廠”競爭而難以為繼。
於是，最近張五常便聲稱今天中國經濟“比美國更自由”，是“全球最好的制度”，而世界的潮流將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其實誰都知道今天中國不僅工農沒有結社、談判的自由，資本在連《產權法》都難產的情況下又有何自由可言，但是“低人權優勢”的確使全球化中“中國的競爭”勢不可擋，它既迫使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還使得不發達國家在吸納資金、獲得資源等方面面臨更大困難。
吊詭的是，在此種趨勢尚屬初顯的今天，他們各方都力圖以“中國的成功”來證明各自的理論：中國經濟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賞，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則令右派欣賞，同時它又以窮國快速發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豔羨。於是本來對現代左派和右派、對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構成嚴重挑戰的中國，卻同時受到上述各方的稱讚。
然而他們還能稱讚多久？由於上述“中國優勢”不可複製（沒有中國式的鐵腕，任何國家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執政，實行自由市場政策還是凱恩斯式的乃至社會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這樣來搞原始積累），而“中國挑戰”又客觀存在而且不可迴避地日益嚴重，各方的對華關係長遠地看能樂觀嗎？
中資海外遭遇“ 工會陷阱”：中外規則“碰撞”的啟示
實際上，全球化中的中西（乃至中外）規則“碰撞”已經日益昭示了其中的實質：
一方面外資入華後引起對比。中國不少人指出：就重視勞工權益而言，國內如今是歐美資企業最好，東亞（日韓）資就較差，港臺企業更差，而國內企業，包括私企與非壟斷部門的國企在內最差。以地區論，儘管珠三角等開放地區的“血汗工廠”已經令人觸目驚心，由於當地相對開放，人們也議論最多，但事實上勞工權益最差的恐怕還是內地企業：內地的“奪命礦山”有甚於深圳的“斷指工廠”，而深圳的“工棚現象”其實比國外的sl u m已經更不人道而且引起了諸多議論，然而內地很多單位不但不允許農民工自建陋房（我國頗有人以此自豪，謂之“中國沒有貧民窟”，但他們卻緘口不言：那麼農民工住哪兒？），而且連“工棚”都不提供，而是任其露宿街頭！許多歐美外資本來就是規避本國勞工權利而跑到“低人權”的中國，但民主福利國家的長期“社會主義傳統”仍然使其初入時諸多“不習慣”，不習慣于如此對待勞工，不習慣於如此巴結官府，甚至有勞工維權、外資企方已答應條件、而官府卻以破壞“招商引資”大計而出面彈壓的。但久而久之，這些歐美外資有的也入鄉隨俗，學會了鎮壓勞工，學會了“搞定”官府。以至於回到本國已經無法適應，只能“紮根”中國，而我們的傳媒則宣傳為“不但留住了‘資’，而且留住了心”！
另一方面，我國的企業一旦赴外投資，首先感到的第一個障礙便是那裏強大的工會農會。歐美就不要說了，拉美被我們的輿論說成是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典型，似乎是資本最神氣、工人最受欺負的地方了。然而我們的“中資”一進去，立即發現恰恰相反：那裏的工人把資本“欺負”得夠嗆！拉美最大中資企業“首鋼秘鐵”違法（當地的勞工法）鎮壓工潮、開除罷工工會成員，造就了“秘魯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在工人支持下他先當選議員，後成為秘魯勞工部長，他的女兒則民主當選“首鋼秘鐵”所在市的市長。而“首鋼秘鐵”則被勞工運動“折騰”得七葷八素，不但經濟上損失慘重，而且政治上聲名狼藉。國內傳媒因此一片驚呼：“海外投資須防工會陷阱！”我們的國企老爺可算知道了什麼叫“咱們工人有力量”。
拉美工人不好惹，咱們 “中資”又看上了非洲，那裏不但窮，工資低，而且政治比拉美落後，很多地方還是獨裁統治，也不像拉美那樣中了“西方社會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的“毒”，不會成天鼓搗勞工權利。並且我們不管“人權”，跟當地的獨裁者特別處得來，不但不干涉他們的“內政”，而且對這種“內政”如魚得水——我們的“中資”在國內 “搞定”官員的那套本事在這種“內政”中最能大行其道，令“西資”望塵莫及，於是“中資”大舉挺進非洲，而且在競爭中屢屢擊敗西方公司。
但是很快“中資”就發現非洲畢竟不是中土，雖然那裏的勞工不像歐美乃至拉美那麼厲害，畢竟那些前殖民地也沾染了些西方“劣習”：首先是傳媒“自由度”仍比國內為大，民主雖然受槍桿子左右而不成氣候，畢竟還有反對派和一定程度的競爭，雙方要拉勞工的票，工會雖很難持政治異議，在勞工權益上也還有所作為。而近年來西方傳入的環保和原住民權益NGO更麻煩，中資在那裏圈地，甚至到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去采採挖挖，被搞定了的官員也就袖手旁觀而已，靠他們來彈壓刁民，像在國內的定州、汕尾那樣，則嘎嘎乎難哉！
後來不少中資發現竅門：非洲人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淡漠，相對較富的沿海國家有不少跨境勞工來自更窮的內陸國家，他們是非法移民，不受勞工法保護也沒有工會。於是大量僱傭他們便成為非洲中資經營的訣竅之一。然而不久又發現：非洲人國家意識雖淡，部族意識卻強，跨境勞工多是在本部族區打工，在當地雖無國家與現代工會保護，還是有部族、親緣關係可依，一旦發生勞資糾紛，他們往往有當地本部族人的聲援。
最後，中資發現普天之下還是中國勞工最順從。國內的農民工本來就習慣於“低人權”，到非洲更舉目無親，語言不通，沒有任何社會聯繫可依，往工棚裏一關，還怕你不就範？於是非洲的許多中資企業最終都轉向在當地獲取資源、銷售產品，卻千方百計從國內大量輸入勞工，為此不惜採取非法手段。如南非某中資企業從國內輸入“保安”150多人，佔全部僱員的80％以上，實際都是一線工人，以規避當地一般工人必須僱當地人的法律。這種做法已引起當地輿論的強烈惡評。中資既傾銷廉價商品擠垮了當地產業，本身又只掠取資源而無助於當地人就業，就算是獨裁者青睞、官員行“方便”，其奈民心不齒何？不過，正是由於中國不像東歐，不但“低人權”，而且經濟塊頭特大。你可以不讓中資進去，卻擋不住你自己的資本投奔中國，而外資一旦爭相入華，非洲要“招商引資”，捨中資還能引誰？
弗林特興衰：只有中國能救資本主義？
於是在市場日益全球化、而人權卻不能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因素”在全球範圍內對“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和勞工權利構成的挑戰也日益嚴重。筆者2004年在美國時曾到過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那裏曾是GM（通用汽車公司）早期總部所在地，後來是汽車工人聚居中心，其市政歷來為強大的工會勢力所控制，實行典型的高稅收高福利和全方位社會保障制度，是美國著名的“社會主義城市”。當年這裏曾經非常繁榮，人均產值比附近的世界車都底特律還高得多。為工人服務的城市公共設施也非常完備。“從搖籃到墳墓”的生活公益，直到工會療養院與度假村，從技工學校、通用汽車學院、社區大學直到GM資助的公立密歇根弗林特大學等一整套教育體系，還有全美第一流的斯隆博物館、朗維天文館、市立美術館，可謂美輪美奐、應有盡有。
可是如今隨著資本撤出，汽車產業衰敗，稅源枯竭，市政破產，人口外遷，這座“社會主義城市”已經幾乎完全垮掉，居民大半退休，設施嚴重老化，晚上那裏不少街區甚至連路燈都不亮。 GM總部的研究人員告訴我，GM在美國已經連續10餘年完全沒有招收新的藍領職工。由於工會不允許解僱工人，但公司可以以不降待遇為條件在所屬各廠間調配工人，於是公司便借退休自然減員，減一批關一個廠，並把工人調充餘下各廠維持生產，再減一批又關一個廠……如今一些廠藍領職工平均年齡已達50多歲。過不了幾年，公司在美的全部汽車廠都將關閉。而盛極一時的美國汽車工會及其“社會主義城市”也將徹底沒落。
那麼G M的資本轉到哪裏？當然不止中國，但最主要是中國。GM全公司如今已經連續多年巨額虧損，瀕臨破產。當年這個全球第一大公司，現在度日維艱，不僅美國本土各廠巨虧，在全球各地、包括在印度的G M生產基地也多數虧損，只有在中國是大量盈利！因此GM在中國的產量比重目前還不算高，但盈利比重已經是100％乃至無窮大（分母已為負數）！所以只要可能，GM仍打算把生產線繼續向中國轉移。這位研究人員感慨地說，這世界上如果不是有中國這麼個無工會無福利制度的地方可去，我們就只有改行不做汽車了。
這不成了“只有中國能救資本主義”了嗎？然而還不止於此。我們知道其實GM全部轉移中國只是這位先生的一廂情願。中國本土汽車業也在大發展，不可能有太多地盤讓給GM。但是中國本土汽車業與GM不同的是它只能在無工會無福利權利的情況下發展。最近上汽收購韓國雙龍汽車後遭遇“工會陷阱”的事，說明GM在工會如此大的壓力下能撐到今天實在不易，上汽豈能如此，也何須如此？東歐的經歷表明共產黨無法戰勝資本主義，而西方的經歷則表明資本主義在民主條件下也無法戰勝社會主義——或者說 “資本”在民主條件下無法戰勝“勞動”，然而，近年來中國的經歷卻似乎在表明：專制加資本主義可以征服勞工！因此，無論是GM轉移到中國來逃避工會壓力繼續發展其汽車產業，還是此路不通而GM只好破產、或者改業移資到沒有工會與福利壓力的新行業，而把汽車生產讓給中國的“無工會企業”，讓美國人都來買中國產廉價汽車，從“國家”角度看或有不同，從“主義”角度看其實一樣：兩者都意味著一個真正“勞工神聖”的行業在垮臺、一個相對平等程度最高的福利體制在消亡。
梯次發展，還是制度盛衰？全球化中的社會主義危機
而且不僅是汽車業，在美國以至歐洲，凡是百年來勞工運動的社會主義成果積累最多、工會影響與福利權利最強大的製造業，如鋼鐵、造船、紡織等等都已經或正在發生類似的過程。當然，過去人們早已注意到這一趨勢。但是大多只把它看成產業角度上的升級轉移和“全球化”時代的梯次發展：工資成本高的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低工資的發展中國家轉移。這種現象當然存在，並且也不是壞事，或者說應該是好事。
然而，GM在同樣低工資（可能還低於中國）但工會強大的印度賺不到錢、而在中國就能大賺的事實，中資汽車業到了國外就陷入“工會陷阱”的事實，乃至連印度的塔塔財團也想把其在本國的汽車生產向工資（與印度相比）稍高但無工會的中國轉移的事實——所有這一切都在在說明：這種全球性變革不僅僅是高工資地區的產業向低工資地區的轉移，甚至可能主要不是這種性質的轉移，而是“高人權”地區的產業在向“低人權”地區轉移。它不僅是經濟水平上的梯次發展，而且是、或許更重要的是體制上的此盛彼衰，甚至是“劣幣驅逐良幣”——它並非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說的那樣意味著自由民主的勝利和“歷史的終結”，但卻很可能意味著兩百年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理想、一百年民主福利制度、上千年人類平等願望的失敗。由於前者，自由主義者朋友們不能太樂觀；由於後者，社會主義者（而非斯大林主義者）朋友們更不能樂觀。
應該說，現代經濟史上的 “梯次發展”已有較長歷史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1980年代後的信息產業革命都曾推動發達國家傳統製造業向外轉移，並相應造成傳統藍領工人在發達國家人口比重下降和與此相聯繫的一系列社會變化。那時“中國因素”還沒什麼影響。今天中國融入全球化，其龐大的經濟容量非當年“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地區”可比，對梯次發展自然是一大推動。
然而，過去的梯次發展與今天不同之處在於：首先那時傳統製造業的移出雖然可能削弱了發達國家的傳統工會，然而它卻把這種“工業社會主義文明”傳入了產業的移入國，在拉美、東亞、印度都造成工會農會興起、勞工權益、社會民主與公益福利大發展的局面。雖然發達國家198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福利國家困境”的苗頭，但從全球看仍然是社會民主主義擴張時期。而今天就不一樣了：製造業移出地區“福利困境”固然更嚴重，移入製造業的中國儘管至少在一些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密集程度已不下於當年的拉美和東亞，更遠遠超過了印度，可是卻完全沒有接受“工業社會主義文明”，那裏仍然禁止（自治）工會農會，盛行血汗工廠，靠“低人權優勢”進行原始積累。這才真正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全球性低潮。
與此相關的是：傳統藍領階層人口比重和社會重要性下降通常被視為當代工會衰落的原因。據說是因為替代製造業的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不同於大工廠，其經營方式不適合形成社團。但這種說法不能解釋何以發達國家工會衰落的同時農民的組織和集體談判能力卻空前得高。與過去馬克思主義關於產業工人最有組織性、農民則是原子化的“一口袋馬鈴薯”的說法相反，今天發達國家農民的集體博弈能力常常強於工人，乃至只佔人口百分之幾的農民往往在代議政治中能影響多數票。難道他們的經營方式與大工廠的差別不是更大嗎？進而言之，今天服務業與高科技產業和傳統製造業的區別何在？據說就是“知本”的重要、“小即美”和“在家上班”等等。當年的工匠其實不也具有類似特點嗎？過去手工業時代的工匠尚且有同業公會組織，為什麼今天的“後現代工匠”就只能靠大工廠才能聯合，否則就只能原子化？顯然，僅僅以產業結構改變不足以說明工會－民主福利體制的困境。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當今這種類型的全球化進程中，“低人權優勢”導致的“劣幣驅逐良幣” 效應——這種“優勢”的壓力使人們不得不向“低人權”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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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因素”與世界未來（三）
“反全球化”能救社會主義嗎？
撰文 秦暉
2008/03/11, 週二
“左右齊貶”印度與東歐：“中國優勢”的樣板效應
而中國，如果說它在全球經濟水平上的梯次發展中地位重要，那麼它在上述那種體制盛衰中扮演的角色則更為突出。這只要看看一些中國人自己的“經驗總結”就可以明白。
事實上，如今關於“中國優勢”的議論已經悄悄在發生改變。以中國人最津津樂道的中印比較而言，毛澤東時代中國與印度排除不可比因素外其實並無明顯優勢（不少方面甚至中國是劣勢），可是那時中國人都一口咬定中國因“社會主義”而有優勢，印度的劣勢則是因為搞了“資本主義”。到了改革後中國的經濟起飛真正把印度甩在了後面、而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在鄧小平之後10年也開始搞市場化改革了，主流的中國人就說印度的劣勢是由於搞了“蘇式計劃經濟”，而我們的優勢是比印度更早開始了改革。果然，這些年來拉吉夫改革使印度經濟明顯提速，但仍然次於中國，而且市場化改革本身在民主印度也遇到中國所沒有的“阻力”，即“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於是近期更多的中國人開始強調印度的劣勢是由於勞工權益、福利保障、工會農會等因素太強大。即印度（相對於中國而言）的 “失敗”既不是因為“資本主義”，也不是因為“蘇式體制”，而就是因為“民主社會主義”！
同樣的變化也發生在中國－東歐比較上：過去東歐處在轉型期陣痛時，一些國人說這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惡果，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東歐的市場化民主化是正道，陣痛過後發展會更快，中國則回避民主化，市場化也很不夠，將來會吃苦頭。10多年過去，東歐渡過陣痛而進入了穩定發展，懷念舊體制的人越來越少，尤其是加入了歐盟的那些東歐國家，正以比西歐更快的增長速度追趕“老歐洲”。同時多數東歐國家屬於社會民主黨執政的“粉紅色歐洲”，在廢除專制後也保留了舊體制中的一些福利因素並在歐盟民主福利國家傳統的影響下有所發展。相比之下，倒是中國本來舊體制下的低福利狀態在“官府卸責不限權”的改革中更加惡化，同時市場化和“掌勺者私佔大飯鍋” 卻在“只做不說”的“智慧”下不斷加深。因此像張五常那樣認為今日中國比東歐更資本主義（當然並非更民主）的人越來越多。而東歐從陣痛中恢復後發展雖然加快（在歐洲算是最快），但增長速度仍然不如中國。於是過去那種關於“中國社、東歐資”的兩種論調（事實判斷類似，而價值判斷相反）都在消退，而像張五常那樣，認為中國的“共產黨專政加資本主義”戰勝了東歐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聲音，則響亮起來。實際上，先于張五常，我國的內部調研中早就有這種聲音。已故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資深研究員、長駐波蘭的郭增麟先生10年前就曾尖銳批評波蘭民主化之後頒佈的《勞工法》，認為該法只強調勞工權益保障而不講勞資兩利，妨礙了波蘭經濟的發展，云云。
然而，當今中國的政治背景下，那種對東歐、印度的傳統斯大林主義式的指責並未消失，反而在近兩年的輿論控制中重新突出。本來從鄧小平時代批判斯大林在中國就已不是禁忌（只要不批判列寧），但近兩年卻開始壓制“批斯”，包括著名的《歷史研究》在內的一些刊物都因刊登“批斯”文章而受到處理。於是斯大林主義式的“東歐、印度批判”又突然高調起來，它指責東歐、印度搞民主自由、“資本主義”等等。於是我們又看到了中國景觀的另一面：與“中國經濟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賞，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則令右派欣賞”相應，東歐和印度則因給老百姓自由而受到“左派”的批判，同時又因給老百姓福利和維護工農權益而受到“右派”批評。而兩種批評顯得振振有詞的共同基礎，就是中國當前這種既無自由又無福利的體制在“低人權優勢”下實現的經濟高增長。
“低人權優勢” 的長遠後果：對人與對己
然而我國這種“低人權優勢”的發展模式雖然現在很風光，但隱患也不容忽視。在對國外的民主福利國家形成挑戰的同時，這種模式也在中國國內形成“尺蠖效應”：
“左”則自由受損而福利未必增加，“右”則福利喪失而自由未必增進。“左”時政府擴權卻不可問責，“右”時政府卸責卻不願限權。“左”起來侵犯平民私產而公共財富卻未必受保障，“右”起來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卻未必受保護。一邊“新國有化”一邊又“權貴私有化”。“左”時“公權”侵奪個人領域卻無心公共服務，“右”時放棄公共產品卻不保護個人權利。政策趨“左”則壓縮個人自由卻並不開放公共參與，趨 “右”則抑制民主參與卻同時限制自由競爭。“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場。正如孫立平所言，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這樣就使社會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進程中日益發展和積累，而不能像憲政民主體制中那樣，以左派爭福利、右派爭自由的“天平效應”來維護社會平衡。
因此，中國的快速發展並沒像有些人設想的那樣“把餅做大”就能緩解“分餅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內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續深化的現象。我們曾把合法性建立在經濟增長上，說東歐垮了而我們沒垮，就是因為我們經濟搞得好。但是現在，經濟高增長和社會不穩定同時發展的現象使人對此說日益懷疑。正因為此，胡溫政府大力提倡“和諧”，比過去更強調公平和公共服務責任，這一趨勢應當肯定。然而“尺蠖效應”機制不改變，只怕權易擴而責難問，現有體制下回復“大政府”只會形成擴權—卸責的又一輪循環。而走出“尺蠖效應”，就需要進行權責對應的憲政改革。
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人口，中國經濟這麼大的量，將來作為全球商品供應者和資本吸納者的作用日益凸顯，一旦出問題可能比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對全球的衝擊更大。因此中國平穩順利地轉型不僅是國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國因“尺蠖效應”而發生社會爆炸，或因現行原始積累方式與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的雙重衝突而導致國際秩序崩潰，則不僅是國人之禍，也是世界之禍。
在全球化形勢下，世界關切中國是必然的。如今發達國家壓中國把人民幣升值，這實際上就是中國現行原始積累方式與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體制衝突的初步體現。但人民幣升值實際上不能解決問題。事實上，中國製造業工資水平如今不低於印度，但競爭力仍高於印度，顯然靠的並非單純經濟性的低工資低匯率優勢。“低人權優勢”作用更大。正是這種只要搞定官員就可以任意圈佔農地、役使勞工、耗用資源的“優勢”，使中國成為舉世罕見的“投資樂園”，連印度的塔塔財團也想躲開工資雖低但工會農會很厲害的本國，而向中國轉移資本。何況其他？
顯然，中國的“優勢”既不在於其市場更“自由”，也不在於其國家更“福利”，而就在於其更鐵腕。筆者反對專制的態度眾所周知，但從來不以“專制妨礙經濟增長”為理由。事實上，專制“刺激”經濟增長，在非市場條件下有斯大林和納粹德國的例子，在市場條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東歐“二度農奴化”使商品性農業大發展的例子，而美國經濟史家福格爾的研究也表明，內戰前美國南方奴隸制經濟的“效率”不亞於、很可能還“優於”北方自由經濟。但是專制仍然應當反對，這不僅由於其不人道，也由於這種 “效率”的畸形。中國今天靠“低人權優勢”在全球吸納資本、輸出商品而形成驚人的高額“雙順差”，不僅讓別國頭疼，一般中國人又能得益多少？超廉價的勞力、土地、資源付出，形不成有效進口需求，只換來巨額的“綠紙”（賬面美元）。中國人埋怨美國開動印鈔機卷走了咱們的血汗，美國人埋怨中國廉價貨砸了他們的飯碗，而一旦美元狂貶，美國完了，我們的血汗也白搭。
所以，改變這種狀況，不僅是別人希望的，更是我們中國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國升值人民幣改變不了它。只有改善人權，尤其是維護工農權益，才能改變這種狀況。在市場經濟全球化之際如果沒有人權的全球化，“全球化”確實可能帶來弊病乃至災難。而消除了“低人權優勢”後，中國不可能維持如今的原始積累方式，靠官商勾結壓制工農吸引投資輸出廉價商品來擴大“雙順差”的“競爭力”將大打折扣。對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體制的衝擊也將減少。
那時中國經濟還能如此高速地增長嗎？這的確是個問題。但這種畸形的高增長真就那麼值得不惜代價地維持嗎？到了不可持續、難以為繼時內外危機爆發不更危險嗎？印度與民主轉軌國家的成就都表明，沒有了“低人權優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仍然會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優勢（只是不會被人為壓低得那麼離譜），加上體制改善與中國人勤奮而富於創造性的特點，中國經濟度過轉型期危機而保持合理增長速度是完全可以預期的。當然可能沒有現在“快速”，但增長效益的內部與外部分配都會比如今合理，內外關係會比現在和諧，而給中國與世界人民帶來的福利增進更會遠勝於如今。
“反全球化”能救社會主義嗎？
顯然，這樣一種“低人權優勢”下民主福利體制的困境，在當年鐵幕高懸、“全球化”未成氣候之時是沒有的。像弗林特那樣的“社會主義城市”，像GM那樣“公司與工會勢均力敵合作共贏”的福利體制，在沒有日韓廉價車進口衝擊前可以靠高於成本的車價來保持盈利，出現進口衝擊後如果資本不能外流，或像GM在印度那樣，外流後不能帶來以“低人權”為條件的超額回報，勞資關係還可維持現狀，並在發揮研發優勢的同時等待日韓民主福利升級後低成本衝擊力的減弱。但是“低人權優勢”對資本的無窮吸納力和廉價產品的無窮競爭力便使現狀無法維持。因此歐美左派與勞工運動對“全球化”持強烈抵制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這種抵制不但難有成效，即便有，它對挽救歐美的社會主義或許有意義，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就完全談不上了。如前所述，中國在舊體制下就是低福利的，甚至是 “負福利”的——“福利”附加於特權，有特權者收入高福利更高，無特權者收入低福利全無，其“二次分配”不但不像民主國家那樣會降低一次分配的不平等，反而是明顯加劇這種不平等。改革前如果說中國的市民與農民兩個身份等級內部各自的貨幣收入差異確實不大，然而城鄉身份等級間的差異就相當驚人，而城市內部如果考慮“二次分配”，即等級森嚴的各種非貨幣“待遇”如醫療、住房、用車、公費家僕、教育特權等，那差異更是驚人。毛澤東當年就把當時的衛生體制稱為“城市老爺衛生部”。而最近前衛生部副部長關於中國的公費醫療開支80％用在領導幹部身上的著名言論更表明這種現象的一以貫之。
中國舊時的所謂補貼究竟意味著什麼，更是“西方社會主義”者難於理解的。一次筆者在法國見到歐盟WTO農業談判代表保羅•張萬亭先生，他很不滿於中國“屈服於美國壓力”在“入世”談判中同意較低的農業補貼率，因為這影響了堅持補貼農民的歐盟福利國家的談判地位。這位先生想當然地認為：既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必然熱衷於補貼弱勢的農民，如果竟不然，肯定是受到壓力。筆者告訴他，早在毛澤東時代中美並無關係時，中國就從無農業補貼之說，相反那時以工業化為理由從農民那裏強制 “抽取”原始積累一直是基本國策，亦即對農民的補貼率低於零，是“負補貼”。如果能實現零補貼那對農民已是皇恩浩蕩。這是體制的性質使然，與“美國壓力” 何干？倒是在加入WTO後的今天，我國開始補貼農民了，但也還遠未達到美國主張的“低”補貼率。之所以在談判中為高補貼率和美國討價還價，是為了以“發展中國家”資格進入WTO，以便爭取有利地位，與實際補貼農民多少根本就不相干。
如果說當年那個與全球化無涉的封閉中國並非民主福利國家，那麼中國走向“專制市場經濟”後，“反全球化”與挽救社會主義就更不沾邊了。眾所周知，市場經濟中勞資雙方的談判地位在邏輯上取決於勞資兩個要素的供給狀況：勞動過剩、資本稀缺則勞方地位削弱，資本過剩、勞動稀缺則勞方實力增強。當然這僅考慮市場邏輯，事實上在民主國家由於勞工人數眾多，“多數政治”即勞工運動會使“勞動過剩”時勞方地位也不至於太削弱，而資本過剩時勞方地位卻會進一步增強。對於發達國家百年來窮人福利的巨大進步，西方歷來有兩種解釋：左派認為是人民鬥爭的結果；而自由派認為是市場經濟下資本過剩導致的自然趨勢。筆者認為這兩種解釋其實並不矛盾：發達國家的民主福利體制即社會主義勢力在現代曾有高度發展，這既是勞工民主運動的成果，同時也與資本主義長期發展後資本積累過多、削弱了資本的談判地位有關。然而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增加了發達國家的資本出路，面對工會，資本學會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權”國家。資本外流後加劇了本國勞動的相對過剩，勞工討價還價的實力大減，工會雄風不再，福利體制陷入危機，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對於資本流入的中國來說，其效果則完全相反。中國給外資“超國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結壓制勞工，甚至外商願意讓步而官員仍要鎮壓，那是不民主的結果，是“低人權”的問題，與資本流入與否無關。今天中國固然有官府與外資官商勾結壓制勞工之弊，但與內資的官商勾結（如引起關注的“官煤勾結”）壓制勞工之弊難道不是更嚴重嗎？關鍵的問題在於：發達民主國家支撐福利制度的兩大因素在中國都“缺位”：本來專制體制下勞工的談判能力就被人為壓制，如果在市場邏輯中資本相對過剩，勞工的處境還好些——外資的進入就有這種功能，更何況不少入華歐美企業本身相對尊重勞工權利的“社會主義習慣”也發生著影響。如果對外資關閉國門，或者人家對我們的商品關閉國門，那我國的資本將更稀缺，勞動相對地就更過剩，勞工就更無法討價還價了。所以中國的“左派”也跟著西方左派一起 “反全球化”實在是不明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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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因素”與世界未來（四）
中國可以有怎樣的前途？
撰文 秦暉
2008/03/11, 週二
在中國，民主福利國家是有待建立的問題，在西方則是建立了卻面臨危機、難乎為繼的問題。全球化無疑加深了福利國家的危機。但並不是一切“全球化”都有同樣影響。一般地講，經濟意義上的全球化，邏輯上必然意味著勞動密集型產業從高工資國家向低工資國家轉移，這對任何體制下的資本輸出國，無論是福利國家還是自由市場國家都會帶來產業結構轉型的衝擊（當然也是機遇），並非只有福利國家才會碰到這種問題。如前所述，東歐、印度的全球化就沒有對福利國家體制造成特別的衝擊。只有資本從“高人權”國家向“低人權”國家的轉移（以及性質類似的、由“低人權優勢”生產的商品對高人權地區的大量輸出），才是對民主福利體制的特殊打擊。正是這樣的“全球化”救了中國共產黨（不是說不搞全球化他就會垮臺，像朝鮮、古巴那樣在封閉狀態下維持存在完全可能，但其國際影響力就完全談不上了），共產黨又救了“資本主義”（指無視勞工權益的純“資本”主義）。
問題恰恰在於：如今的全球化並不是全方位的，第一它只是市場的全球化，而人權（如勞工權益）並未全球化。第二即便在市場層次上，也只是部分要素、主要是商品和資本流通的全球化，而信息傳播的全球化就很不足，勞動與土地的全球市場更談不上。而沒有全要素的市場，部分要素的流通就會存在扭曲。例如資本如今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投資機會以謀求最大回報，而勞工則不可能擺脫國界的約束在全球打工並尋求高回報，這意味著全球化給資本與勞動提供的機會極不平等，即使僅從市場經濟角度看，這樣的全球化也有極大缺陷。10多年前我曾討論過這一點。後來一些左派朋友更提出：西方不對我們開放移民，我們就不對他們開放投資。其實不要說開放移民近乎廢除國界，如今根本做不到，就是真做到了，在如今條件下那些不僅低工資而且低人權地區的移民大量湧入，馬上會衝垮流入地的社會主義即福利制度（倒是資本家看到這麼多廉價苦力湧入，肯定偷著樂），這與“左派”的願望恰恰相反——其實他們也就是以此抵制商品與資本的全球化，並非真想推進勞動全球化。
事實上，即便遷徙自由如美國國內，一些高福利城市（無論是藍領“社會主義城市”如弗林特，還是白領“社會主義城市”如聖莫尼卡）也有某種形式的遷入限制。我國過去那些還有點福利的城市與幾乎無福利的鄉村間那種森嚴的身份壁壘，更是眾所周知。而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國界實現了人員、勞務自由流動的地方，例如加入了申根協定的歐盟各國，則首先都各自實現了大致一致的人權標準，包括勞工權益標準。儘管這些國家仍有窮富之別，工資標準並不一致，但申根協定並未導致各國福利制度的崩潰。這一點頗耐人尋味。
人權標準相當，並不等於工資標準一致，前者意味著人們有討價還價的同等權利（包括集體談判，也包括被治者與治者關於委託—代理、稅收—福利、權力—責任等方面的約定權），而後者意味著規定同樣的價碼。市場經濟與後者相衝突——既是市場價格就不可能統一劃死，但與前者相容——市場就是討價還價之場嘛。
人權標準相當也不等於廢除國界和移民自由。沒有加入申根協定的英國與申根國家之間人權標準幾乎一致，但國界還是很嚴格。當然兩者也有聯繫：人權標準相當，是淡化國界、實現移民自由的必要條件，但絕不是充分條件。人權標準不同就不可能有申根協定，但人權標準相當的國家基於種種現實利益的考慮，未必就會締結與加入這種協定。可以說前者較易，而後者很難，連前者都不做，是沒有資格奢談後者的。
總之，只有片面的“市場全球化”（其實是商品、資本全球化）而沒有人權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的確嚴重地打擊了社會主義。而重樹鐵幕、連這種片面全球化也取消（且不說這可不可能）雖然也許有助於緩解發達國家社會主義的危機，卻完全無助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只會惡化中國勞動者的處境。而消除國界、實現人員與勞務的全球化，不要說完全不現實，即便可能，如果沒有人權基礎也會首先搞垮社會主義。
而在市場全球化的同時推進人權的全球化，接受國際公認的現代人權標準，包括公民權與勞工權利標準，則是使全球化有利於、至少無害於社會主義的唯一可能：
這種“雙重全球化”第一與市場全球化相容，不需要徒勞無益地抵制全球化；放棄了“低人權優勢”的中國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低成本優勢，仍能在全球化格局下保持至少不亞於印度的競爭力。
第二它在維持經濟全球化的產業結構調整與梯次發展效應的同時，能促進制度的改進，至少能夠避免“劣幣驅逐良幣”、在競爭壓力下大家都不得不向“低人權”制度看齊的弊端。第三它不僅對西方社會主義的衝擊最小，而且有助於在中國建立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像如今那樣：在西方搞垮福利制度，在中國遍佈“血汗工廠”。
第四它並不要求淡化國界，不會嚴重衝擊現存民族國家體制，因而比較現實可行；但同時它又為將來條件成熟時克服民族國家體制的弊病、實現歐盟式的超國家治理提供了必要條件，直至為走向全球民主與“英特納雄耐爾”提供發展餘地。
我作為自由主義者如何看民主社會主義
作為自由主義者，筆者如今在國內追求“共同底線”，很多人問我，那將來呢？底線實現之後你會有什麼立場？你說中國現在沒有“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問題，那將來呢？把許多“深層的”理論問題往後拖，是不是有偷懶之嫌？把現在就熱衷於談這些話題說成是“偽問題”，是否太自以為是了？
對此我的第一個回答是：我當然思考過、實際上也曾經談過那些“底線之後”的、乃至“終極性的”問題。但首先應當承認我很笨，許多“終極性的問題”我並沒有想明白。在這些問題上我沒有現在的一些左派和右派那麼自信，而寧願承認我是個傻瓜。
（有人說，有些人說自己比別人笨實際上是巧妙地表示自己比別人高明，顯示自己有居高臨下批評別人的資格）
你要這麼懷疑，那我索性再說一些更笨的話吧：我的確覺得在“終極意義上”討論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當然，我這裏說的是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例如瑞典搞的那一套，不是從斯大林到希特勒那些專制的“社會主義”)孰是孰非是講不清楚的。從高調上講，這是因為自由與平等這兩個高尚的理想都是不可彼此取代的。但是理想太過深奧，不談也罷。而更重要的是從低調上講，也就是從“傻瓜”而不是聖賢的角度講，由於人性的局限，人難免自私，因此自由主義可以成立；同時人難免怯懦，因此社會主義可以成立。
其實“自由”這個褒義的說法從另一面說就是“由自”，就是承認人有自利的一面，有人貶義地稱為自私。據說自由主義以“性惡論”為預設，我對此曾有辨析：自由主義者並不認為人必定自私，更不認為人應當自私，許多自由主義者本人的利他和自我犧牲精神並不亞於其他“主義者”，他們提倡志願者、慈善和義工精神也不遺餘力。但是他們對人性的局限有深刻理解，明白慈善可遇不可求，利他精神可以自律而不能律人，人皆利他是不能指望的，強使人利他不僅做不到，而且是不該做的。因此制度安排必須 “先小人後君子”，以人有可能自私作為預設，政治上強調製衡，尚賢但不迷信人賢，則非賢者亦不能害人；經濟上肯定交換，慕義但不強求人義，則不義者亦無敢搶劫。這正是為了保護君子不受小人之害，真君子不受偽君子之害，乃至盡可能地使君子變得更多更真。事實上，自由主義的生命力不在於現實社會中有多少“不自由毋寧死”的崇高者，而在於上述的人性局限顛撲不破。愛自由之心人皆有之，但把自由當成最高價值為之可以犧牲一切的人，在哪個民族中也不會多。如果人們都 “不自由毋寧死”，古今中外的一切專制都不會存在，事實當然並非如此。但是，恰恰因為古今中外人性的局限都明擺著，連毛澤東都說人一輩子不做壞事是“最難最難的啊”，因此那種“先小人後君子”的自由主義制度設計從來就有吸引力。
那麼為何自由制度又從來難產（即使在所謂崇尚自由的西方，自由制度也不是容易建立的）呢？那恰恰是那些掌權的小人害怕受到制約而極力禁止這樣的制度安排，這些小人不僅自稱君子，還宣稱只要他權力無限就可以把天下人改造成君子。有時人們會輕信這種自詡，但更多情況下這種自詡其實並沒有什麼人信，僅僅由於人們害怕他的淫威，由於人們並非“不自由毋寧死”，非自由的制度才經常存在。但那些自詡從來無法實現而且不斷帶來災難。所以只要有機會，人們還是會尋求到“自由之路”的。
同樣，廣義的社會主義之不滅，我想也並非因為人可以變得多麼高尚，而是因為人無法脫離渺小。社會主義的生命力不在於現實社會中有多少“不平等毋寧死”的崇高者，而仍在於人性局限顛撲不破。人們也許未必酷愛平等，但害怕風險尋求庇護之心人皆有之。我常說“不公正的偽競爭”會導致“反競爭的偽公正”。但今天我要補充：即使絕對公正的競爭，人們也有個承受力問題。並非所有人都有“木秀于林”的壯志，即便是強者也有疲倦時，自由主義者如果指責他們怯懦，這與社會主義者指責他們自私不一樣是強人所難嗎？社會主義者做不到人人為公，自由主義者難道能夠做到人人自強？捷克、波蘭這樣的民主私有化進程應當說比我們那種“掌勺者私佔大飯鍋”要公平得多，但那裏照樣出現了不滿，出現了“左派復興”和“休克療法”的大夫們下臺，更出現了民主制下限權容易卸責難，福利制度不是那麼好廢除的。反而恰恰是專制制度下統治者可以弄權而卸責，既不給自由又不給福利。如今有些左派以東歐部分人民的所謂懷舊現象抨擊自由市場改革，說可見社會主義理想不死。而有些右派又罵它是保守勢力作怪。其實東歐這種“左派復興”基本上沒有多少理想色彩，也不說明他們的轉軌錯了，而就是一般民眾怕風險求庇護的體現。這與人性自利一樣沒什麼可大驚小怪。但在制度安排上，兩者都是必須顧及的。
所以我想，西方民主制下永遠有左右兩派，往好了說是分別追求平等和自由，往壞了說是分別體現了怯懦與自私。往好了說人總是有理想的，往壞了說人性總有局限。我不認為哪個就是完全真理哪個就絕對錯誤。我的自由主義就是“自由優先於主義”，就是爭取左右兩方以“天平效應”的方式、而不是以“尺蠖效應”的方式互動。
中國可以有怎樣的前途？世界呢？
至於自由了以後我持什麼“主義”，有了“天平”之後我傾向天平的哪一邊。我當然不回避回答這個問題。但對我來說它與其說是個理論問題，不如說是個歷史問題。各位可能知道我曾經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叫《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說到自由競爭觀念在美國遠比在歐洲受歡迎，而社會主義在歐洲影響很大，在美國就難成氣候。這是因為美國由於歷史原因在起點上就形成了一種公平競爭的制度空間，在這樣的制度空間下人們天然的就會認為自由競爭是好的。而歐洲的起點是封建平臺，有很強的機會壟斷色彩。所以歐洲人相對而言不那麼相信自由競爭，而比較希望有一個公平的分配制度。你很難說到底美國人比歐洲人哪個更高明，而且所謂美國人也不是土著印第安人，他們不也是近幾代的歐洲移民嗎？那麼在中國也是如此，現在我說共同底線，有人問我將來你會支持自由放任還是支持福利國家？我說這就要看中國走過的歷史了。如果中國私有化採取捷克模式，就是民主制下公正透明地每人分了一份然後公平競爭，那我願意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多一點自由競爭而少一點限制。但如果中國的道路是少數權貴把公共財產搶光偷淨了，然後說你們“從頭再來”吧，我們要開始自由競爭了。你說人們能同意嗎？
所以我以為，沒有必要預設“自由以後的‘主義’”立場。我想中國如果像這樣下去，先權貴私有化再民主化，則民主化過程中將可能出現如下情況：面對分配嚴重不公平來源又嚴重不清白的產權結構，社會產生強烈的清算要求。那時“古典自由主義”何以自處？把這種要求鎮壓下去，那還有什麼民主自由。不鎮壓，而既要維護現有產權配置又反對二次分配調節，那你在民主政治中肯定競爭不過民粹主義者，就等著被邊緣化甚至被遺忘吧。我想像諾齊克那樣的“古典”派，在這種情況下不用說一定會主張“矯正的正義”，哪怕是哈耶克這樣從不談矯正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恐怕也只能選擇“反對推倒重來，但應當以二次分配調節做事後彌補”的辦法。而現在把反對福利國家的話說得那麼絕，與社會民主的界限劃的那麼清，那時將何以自處？如果想避免這種尷尬局面而為將來的“自由放任”多保留一點可行餘地，現在不就應當比“新左派”們更堅決地反對權貴私有化，為產權的形成多保留一點公信力嗎？
如果現在不反對權貴私有化，而把社會公平的旗號放給那些為專制國家擴權的人（我不相信他們真正關心什麼公平），而把主要精力用來抨擊社會民主主義，似乎現存體制的罪過就在於福利太多、過分照顧窮人……那麼在我看來，這樣“純粹”的“古典”立場也許恰恰會斷送“自由主義”的未來。歷史上這樣的教訓夠多的了！
所以我的態度是：現在反對“權力捉弄財產”（既反對侵犯私產也反對侵吞公產），將來在那種情況下我或許會選擇“反對推倒重來，但應當以二次分配調節做事後彌補”。當然前提是憲政民主，我不會支持以二次分配為理由給專制國家擴權。但我支持民主福利國家，這並非因為理論上社會民主主義比古典自由主義高明多少，而是因為在那種情況下，很可能不搞“二次分配”就真的難免“推倒重來”，即使基於“純粹古典”的自由主義立場我也必須那樣選擇。
這就是我這個自由主義者不但擔心社會主義的前途，而且自認為比一些“左派”朋友更關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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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憲章派”（Charitism）所謂的憲章（Charter）本義為“特許狀”，與憲政或憲法（Constitution）有區別。但歷史最悠久的英國憲政就是由著名的“大憲章”（Grand Charter，即“貴族們所尋求而國王陛下特許”的那些權利）起源的。“整個英國的憲政史就是對這一‘憲章’的注釋史”。（《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102頁）後來憲章派提出的六條“人民憲章”也是“工人尋求並提請議會特許”的那些民主權利之集合。這種“尋求－特許”模式體現的共和、妥協、多元民主精神也就是源於法語的“Constitution”意指的那些原則。只是18世紀的美國開國元勳們通過獨立戰爭認為他們的權利不需要英王“特許”，才轉用Constitution來指“憲法”或“憲政”。該詞不含有尋求特許的意味，因而更具有“革命性”，而Charter則有更多的和平、漸進、改良色彩。
秦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本文發表於《領導者》（雙月刊）2008/2期，總第20 期，轉自天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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