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號的遠見雜誌；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教授的專欄裡，談到了打破標準答案的主張，並且點出在現今的社會裡，最可貴的是獨到的見解，而不是貫徹老闆指令的人，因為有創見的人才是不可取代，執行者比比皆是，就好比台灣的代工訂單會被大陸取代，只有走向研發設計才是活命的機會是一樣道理。專欄中提到一個關於東元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周文德先生在美國念書的小故事，因為他在美國課堂上所受到的「教訓」，和理查在英國MBA課程裡所認知到的是十分類似的，因此願意在此再度與大家分享我們的經驗。
周執行長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念書的時候，有一次老師在課堂上拋出一個問題，他因為有先做預習，因此很得意地就舉手回答，但老師並無喜悅的反應，反而是繼續地追問他怎麼知道的，於是他就回答是書上說的，他的老師聽了只說了一句：「you cheat(你作弊)」，這讓他覺得十分不解，原本預期會得到老師的一番誇讚，說他有做課前預習很用功，結果沒想到卻得到這樣近乎污辱人格的評語。後來他看著老師叫其他同學起來發表自己的意見，才瞭解為何老師會做如此嚴重的指控─如果你只是把別人書裡的意見當成是自己的意見，在西方學術研究的傳統上這就是剽竊，難怪會被老師認為他是在欺騙作弊。
理查在英國念書的時候，我們HR的老師Professor Patricia Fosh在第一堂課就跟我們說，期中期末考時，嚴禁學生將她講義中的內容作為是回答考試問題的答案，一旦發現絕對以零分計算。這對我們台灣學生來說，簡直是不可理喻的一項規定，從小到大我們的學校教育訓練我們要如何考高分，就是在考試時把課本上的內容能一字不漏地背下寫出，這樣就是一百分，如果在大專院校裡的指定教科書是授課教授的著作，那就更不能夠不在考試中提出來，這樣才能夠顯示你的的確確是教授的好學生，是無時無刻都把教授的論點謹記在心的乖小孩。如今忽然告訴我們說，考試時的答案不准寫教授的論點，台灣學生全傻了，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準備考試。
反觀印度學生的表現，看在我們這些台灣學生眼中是十分地不屑，總認為他們充其量就是很會唬濫，雖然光一個人就可以滔滔不絕地講十幾二十分鐘，但他們都是發表自己個人的看法和意見，一點學理根據也沒有，很明顯地就是根本沒有用功看書，完全就是靠唬濫的，講出來的意見言之無物，有時還很幼稚，一聽就知道他們根本沒有實務工作經驗，講的看法意見都是天方夜譚、空中樓閣，一點價值也沒有，可是這樣的東西卻每每能夠從教授的手中拿到極高的評價，我們台灣學生都認為教授們瘋了，並且對自己花了一百萬元遠渡重洋來到英國求學，卻得待在這樣子沒有水準的求學環境之下而感到忿忿不平。
這件事情雖然已經是五年前的記憶了，但如今再看到洪教授專欄裡的小故事，當時所受到的文化衝擊，內心的激動和印象還是相當深刻。西方教育著重於啟發一個人的自我思考能力，教科書或是教授所談到的各家論點，充其量不過就是刺激學生成長及學習從不同觀點看待事物的媒介，並不是一項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答案，也因此不論在課堂上或是考試時，能夠獲得教授肯定並拿高分的答案並不是把教授的話再複述一遍，而是能夠提出自己合理見解的答案。台灣教育尚未脫離過去奴化或專制政治的陰影，因此老師們並不鼓勵學生有太多自己的意見，最好是順從地全盤接受老師所給的知識，這樣教授的地位和專業才不會受到挑戰和質疑，既得利益者才不會被後進者給推翻趕下台，所以掌權者會用盡一切手段來獎勵聽話的學生或年輕學者，對於持不同立場或意見的人則給予無情的打擊，因此在台灣不論求學的學生或者是從事教育工作的年輕學者，都知道只有乖乖聽話才能夠有生存的機會，這就是我們的教育文化中鼓勵單一標準；乖乖聽話才會有糖可吃的現況。
這樣的教育方式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普遍反應出創造力不足的問題，同時國內的學術研究也甚少有突破性的發展，除了在理工領域內有科學研究方法的客觀性；後進者或學生可以在合乎科學標準的實驗操作下做出新的研究發現之外，人文社會領域的新人甚少能夠有機會出頭，大家若是只談自己的意見，而不提學閥的論點，肯定是會被修理到體無完膚，人人都會說，你是個什麼東西，憑什麼提出自己的見解，你不夠資格發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見。或許從既得利益者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因為這樣不但自己的地位不會受到威脅和挑戰，同時也會訓練出一批具有奴性、可供自己使喚的隨從跟班，而對於國家領導人而言，人民沒有自己的想法，社會才不容易動亂，治理起來才會方便。
但從世界局勢的發展來看，台灣若要能夠轉型成功，亟需要提升人民的創造力，以研發和設計做為和中國大陸競爭的重要經濟策略，但尷尬的是，這樣的教育習慣和制度，並不足以培養出合適的下一代；能夠做為國家轉型的必要基礎。而部份的調整和轉型又沒有抓到改革真正的重點，譬如說多元入學和一綱多本的辦法，社會上絕大多數的政府官員、教育工作者、家長及學生都不知道這些政策所謂何來，因為他們也是由舊體制所訓練出來；缺乏自我意識和思考能力的一代，所以這些政策執行起來也就荒腔走板的，以致於大家只看到多元入學和一綱多本所帶來的混亂和壞處，卻沒有享受到這些開放政策原本應該帶來的進步，因此就有許多人主張要恢復過去的聯考制度，並採用部編版教科書以求標準答案的統一，讓老師和學生們都有統一標準可以遵循，以達到表面上的公平。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不但要培養足以讓國家升級轉型的人才是有困難的，對於要打破升學主義和文憑主義的壓力也是不可能的，追求標準答案的習慣只會讓老師、學生和家長對於新制教育更為不安，同時也更為無所適從。如果我們不能夠知道，原來國家社會要能夠進步，是取決在於國民的創造力，而標準答案就是扼殺下一代創造能力的最大原兇時，那麼再好的政策移植到台灣來，就會造成現在社會的諸多亂象，而扭曲了這些政策和方向原本的美意和效果。
因此當各界都在宣揚產業升級轉型的階段，何不回頭來看看，我們之所以欠缺創造力的原因，難道不就是這樣的教育文化所產生的嗎？而我們的教育系統在培養未來國家人才時，訓練的重點究竟是鼓勵學生有自己的想法呢？還是在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優勢？當我們的社會不允許向學術權威挑戰時，誰要提出自己新的想法，當我們為了生存而順從於既有的系統，社會上沒有尊重差異的傳統時，那國家要怎麼能夠出現跳躍性的升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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