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二○○四年六月二十日《聯合報》〈聯合副刊〉
如果不是「弗蘭次．卡夫卡的摯友」馬克斯．布勞德，我們迄今可能無法讀到卡夫卡的《審判》、《城堡》以及《美國》，我們甚至不知道「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小說家」卡夫卡究竟是誰？
但也正是馬克斯．布勞德，我們迄今想起卡夫卡時，必然性地將「性無能者」、「變形的同性戀」以及「他代替全人類受苦」之類的形象，加諸於卡夫卡的身上——因為在馬克斯．布勞德的戮力下，他寫出了洋洋灑灑有關卡夫卡的論著：《弗蘭次．卡夫卡，傳記》、《弗蘭次．卡夫卡的信仰與教育》、《弗蘭次．卡夫卡，指引道路的人》、《弗蘭次．卡夫卡作品中的絕望與拯救》，這四本書不僅「側記」了卡夫卡，更成為後來許多研究者關注卡夫卡的「重要」參考依據。
極其明顯的，這位被米蘭．昆德拉指出「因為卡夫卡而得以存在」的馬克斯．布勞德，他的名聲之所以流傳迄今，絕非因為他在小說方面有多麼高明多麼專精的造詣，而是他已成為世界公認「違背弗蘭次．卡夫卡遺囑，並執意出版其作品的代理人」——這樣一位如同當代經手任何進口貨的代理商，不免令我們懷疑，他對卡夫卡的作品理解是否必然超越一般讀者？是否必然他就是唯一詮釋卡夫卡的「最可信」作者？
有沒有一個種可能是——馬克斯．布勞德為了促銷產品的偏執心態，誇大了產品的功能？他其實不是要介紹產品，而是對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代理能力感到自豪？
無論如何，一個公眾所認識的卡夫卡已然變質，成為日記式的、傳記式的卡夫卡，而非文學性的卡夫卡，這使得我們面對卡夫卡時，不斷不斷傳述卡夫卡的作品是一個「虛幻逃逸的世界」，而非他致力於塑造一個穿越真實性的，企圖掌握另外一個「真實世界的視野」。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如何「真正瞭解」弗蘭次．卡夫卡？我們如何確信，代理商不會在產品的包裝上動了手腳，甚至更改成份內容？
而現在——相隔一年，二個多月的——此時此刻，我們還會想起三十二歲與三十八歲，分別自縊早逝的小說家嗎？
想起小說家的時刻，我們又想起了什麼？
我們之所以認識小說家黃國峻、袁哲生，是因為「對他們死亡的理解」，抑或「對他們作品的理解」？
許多年後，當我們再度回想起黃國峻與袁哲生，心底浮現的究竟是黃國峻之於傳聞／新聞的悲壯形象（而非「不語時人彈同調」的小說家）？抑或袁哲生之於精神官能症的痛苦徘徊（而非企圖揉合鄉土與魔幻寫實的秀異小說家）？
我們如何能夠想像，在一個文學的光譜上，我們不是以一種為美學辯護的觀點來看待黃國峻與袁哲生，而是將他們放置在一個「死者為大」的不忍苛責之虔敬心態下，加以懷念與傳頌？
我們會怎麼談起屢屢被提及的＜留白＞與＜秀才的手錶＞？我們會不會認為＜留白＞其實就是在講述一個關於藝術辯證的過程？＜秀才的手錶＞的主旨則發生在一個叫做燒水溝的鄉野傳奇？
在哀悼詞、紀念文，以及各式各樣理論先行於小說的此刻，我們如何確信黃國峻的風格就是疏離？如何信誓旦旦指稱袁哲生的小說與汪曾祺相類？我們是經過系統性的論述去檢視他們的小說成就，抑或僅僅起於一時興起的想像與胡謅一通？
儘管事實如此明顯，但不知為何的，我們彷彿嗅到一絲絲「馬克斯．布勞德」的代理氣息，一種不以文學創作為關注重心的，而將「他們為什麼死」、「為什麼要死」的命題，提升到與他們作品同等高度的看法，已成為多數人論述黃國峻、袁哲生的基調。那些淺碟式的用語彷彿街頭議論「一顆子彈如何能夠劃破鮪魚肚」，那樣用過即丟的，速食的心態一如「卡夫卡是一個精神官能患者、體質虛弱者、厭食者的城堡主人、可笑的女才子、歇斯底里的城堡主人」。
因此，我們如何能夠更開放地、更系統性地去詮釋黃國峻、袁哲生的小說？我們如何能夠說服自己，在這一刻出自內心哀慟二位年輕小說家離世的同時，是否將成為日後那個備受嘲諷的、抨擊的，自信到不行的「馬克斯．布勞德代理商」？
愛爾蘭小說家喬依斯（Joyce）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說＜逝者＞中（一譯＜死者＞，The Dead），展示了一個冗長的對抗死亡的悠緩時光，在這個時光裡，他採取一種沉悶到底的細節敘述，並藉此凸顯主角迦伯列的「新生」，使得通篇原是描述「歡快的宴會」，墮入有如死氣沉沉的喪禮，並再將之打碎，再加以重組。
透過對細節性的描述，透過對行屍走肉似的主角的描述，在這篇小說裡，喬依斯成功發揮了小說的極致作用：
對抗唯有小說能夠對抗的。
然而，死亡怎麼能夠被對抗呢？真正臨到死的瞬刻，小說真正能夠喚起小說家一絲絲求生的想法嗎？小說家曾經寫下的那些篇章，難道沒有讓他們在最絕望的時候，將他們帶回人世、帶回活生生的真實之中嗎？那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他們不再想起任何一篇小說，並以此作為睹注呢？
不管怎麼說，二位年輕的小說家「真正」離開我們了。對於小說家來說，本就無所謂的真實與否，因為在小說之中，細節往往比現實還要真實。
在馬克斯．布勞德的小說《愛的神奇國度》中，他依據卡夫卡的形象塑造了一名聖人「伽爾塔」，並且將故事裡的主人翁「諾維．布勞德」影射成現實生活中的自己：
「諾維．布勞德，同意成為伽爾塔有關自己作品的遺囑執行人」。
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記起那個無風的下午——陰騭的氣息一步步踩在地界之上，大塊性的壓迫令人胸口窒悶的——一打開電腦，收到一封簡訊，說是我們「獨漏」了，希望所有的記者不僅要勤於翻看警方辦案的紀錄簿（那裡面記載了車禍、火災、情殺、上吊等諸多慘澹的死狀），更要勤於把案發當事人的名字輸入知識庫查詢。
是的，親愛的年輕的小說家，我們獨漏了您上吊的消息。
那樣殘忍的冷血，事後回想起來，卻又不比我們此刻念茲在茲的，非得揣測出一個「為什麼您們要死」的執念，來得更為殘忍與無知。
在小說家離世已然一年與二個多月的此刻，面對正在被我們逐漸模糊淡忘的小說家面貌，請容我們以最虔敬的心情，引述同是小說家的米蘭．昆德拉之語：
「讓聖伽爾塔見鬼去吧！他遮掩住了所有時代中一個最偉大的小說詩人！」
是的，見鬼去吧！所有時代，企圖扭曲任何一位優秀創作者的聖伽爾塔，都見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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