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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表不滿復古運動，極一唱三嘆之致（公安派才子　三之2）

＠秦    島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1592年），24歲的湖北省公安縣人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遊，悠閒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

　　在《答李子髯詩》中，袁宏道寫道：“若問文章事，應須折此心”，“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後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直欲淩蘇柳，斯言無乃欺。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卻沽一壺酒，攜君聽《竹枝》。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他覺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因此，第二年他便託故辭職。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後並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遊東南名勝，徜徉於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無一日不遊，無一遊不樂，無一刻不談，無一談不暢”，而且“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遊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俱從真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一掃王、李雲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盪滌摹擬塗飾之病。

　　東南遊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徵，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説”。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北京畢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説今，頗感閒適快樂。

　　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 他還説：“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為文，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錢謙益後來在評論袁宏道的影響時，稱他推動文風的轉變，使詩文創作出現生機，“其功偉矣”。

　　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築“柳浪館”於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遊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於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寧乞食而不悔”。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1606年才返京任職。

　　返京後，袁宏道究心戲曲、小説研究，稱讚《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並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説、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並論，給予高度的評價。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陝西鄉試，乘興遊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藴藉的遊記與詩歌，“極一唱三嘆之致”。

　　袁宏道今存其尺牘280餘封。他的各類隨筆200餘篇。遊記文90餘篇。袁宏道作有各體詩歌1700餘首。代表作品：《袁中郎全集》《徐文長傳》《初至西湖記》《敍陳正甫會心集》《虎丘記》《滿井遊記》《西湖遊記二則》《戲題齋壁》《遊虎跑泉》《東阿道中晚望》《戲題飛來峯》《袁中郎集箋校》《瓶花齋雜錄》《破研齋集》。

　　袁宏道詩歌平直清新，自由明瞭，其遊記舒適恬美，書信直接清晰，兩者都是小品文典範，對後世文學有廣大影響。宗教方面，袁宏道熱衷於佛教，常焚香參禪。明清两代文壇對袁宏道之詩評價較高，1930年代則對其小品文評價較高。

　　　 2023.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