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譯家草嬰回憶說,“1956年讀到《一個人的遭遇》特別感動,并立刻把它譯成中文,也是因為我對反法西斯斗爭有了較深的感受,衷心希望人類不再受到類似的浩劫。但怎么也沒想到,《一個人的遭遇》被說成是大毒草,我因翻譯肖洛霍夫作品在文革中受盡迫害,兩次處于生死邊緣。……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國的代理人’、‘肖洛霍夫的吹鼓手’。”1975年,52歲的草嬰被強迫去背水泥,被水泥袋壓斷脊梁骨。因為他的翻譯家身份,被醫院拒收,“只囑咐家屬在家里擱一塊門板,叫我仰天躺在板上至少半年”。
偷偷在家翻譯也不行。1945年參加新四軍的翻譯家金中回憶說,“預料中的事情終于發生了。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前夕,我家又一次被抄,連炕上的席子都被卷走。《風中蘆葦》譯稿自然逃脫不了厄運。我辛辛苦苦寫下的幾百頁稿紙,被隊長們當了卷煙紙,付之一炬,我心疼得差點昏過去”。
譯者人人自危的氣氛究竟到什么地步呢,就是連編寫辭書都不安全。學者孫繩武回憶說,“十年動亂之間,即使是編譯辭書這類盡力遠離現實政治的工作,也幾乎全都悄然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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