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才知道，他們的故事原來并不是發生在一個文學仙境和幽靜書齋。他們竟無法擺脫歷史的糾纏。其中許多人，幾十年被政治風浪沖擊，有些人幾近沒頂。當然，已經沒頂的，哪怕是再著名的翻譯家，也消失了，無法再寫出自己的故事，例如傅雷。仔細想想，仍然覺得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為譯者和作者不同。作者寫書，文責自負。如若說有人要加害作者，總可以從字里行間找到“理由”，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可是，照理說，要給譯者加罪就很困難。因為譯者只是語言翻譯，只是力圖準確轉達作者原意。再“反動”的書，文責被作者“負”去，按說就沒有譯者的什么事了。就是有言論罪，對譯者來說，言論也是他人的。《我的奮斗》幾乎被譯成全世界各種文字，從沒聽說有哪個國家宣稱，他們國家的譯者，就是希特勒的代表。
可是，別不信，這樣的事情就是在這里發生了。
翻譯茨威格的翻譯家張玉書，曾經在得到了一本茨威格的原作之后，“如饑似渴地讀了這些名篇，還沒有敢閃過翻譯它們的念頭”。不是翻譯水平不夠，而是當時“《二十四小時》的譯者，南開大學的歷史學家紀琨先生為此受到牽連，理由是散布毒草，竟和當年在柏林焚燒茨威格的作品時為這位作家羅織的是同樣的罪名。”可是，納粹指控茨威格，再怎么說，“毒草”還是茨先生種出來的，這毒不毒，和譯者又有什么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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