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六四
北京的天安門是通向皇宮的大門，彷彿成了中國權力統治的象徵。
一九一九年學生們因抗議政府簽署賣國條約，在天安門前發起「五四運動」；一九四九年，毛澤東率領共產黨軍隊在天安門舉行「開國大典」，政權看似轉移到人民大眾那裡；一九七六年，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藉以表達他們對政府中極左派的不滿。然而到了一九八九年，當大多數的學生並未意識到本來追悼胡耀邦的活動會演變成一場追求民主的學運時，政府的軍隊已經準備隨時清場。「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和裝甲車開進北京，結束了長達五十天的和平抗議運動。」從Carma Hinton的紀錄電影「天安門」中可見，學生們更想不到是，學運會遭到軍隊彈壓而悲劇下場。
要論述六四民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中涉及許多複雜的層面，例如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權力位置、政治、歷史的經驗、人性中的種種矛盾等。如果Carma Hinton是想把「天安門」拍成一部開放型的歷史，盡量包容不同視角的話，也許我還可以對此抒發一下自己對「六四」的看法。八九民運的開始本來是學生追悼黨內的改革派領導胡耀邦的一場悼念活動，為何會發展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請願活動？其實自從五四運動之後，知識份子不斷被啟蒙，誠如魯迅所說：「一個社會的前途決定於那些待拯救者能否聽從拯救者的召喚。」八九民運的規模空前，就是因為有更多的人民被啟蒙；而學生作為知識份子自問是醒來的人，他們自覺有責任要喚醒全國人民，要拯救這個國家。
八九民運之所以有如此規模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中國社會，特別是大學之中，形成了某種「公共空間」。人們在這種空間中交流思想，形成認同，並且互相支持和保護。這個「公共空間」在天安門廣場得以擴大，個人在挑戰強權時面對的風險減少了，使到一班本來不是英雄，不願冒險的普遍人，在不太驚恐的狀態下變得「勇敢」起來。因此，當解放軍準備開進北京時，學生們考慮的是如何保持民運的勢頭，保持這個「公共空間」。聯席會曾提出撤離廣場，把運動重心轉到校園的民主建設，不過柴玲等的激進派卻不願，因為他們視天安門廣場是「公共空間」的根本。到了流血事件發生之後，這個「公共空間」消失了，所以萬多人在一夜間都縮了回去。
八九民運是近代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一次大型的請願活動，可是打從一開始便注定了失敗，因為他們只是以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產黨。Carma Hinton在電影中指出：「當個人挺身反抗強權的時候，他依舊背負著強權所施與他的教化與傷害。每一個英勇的舉動，都離不開孕育他的曲折人生、複雜的社會、漫長的歷史。」學生受的是共產黨的教育，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環境下成長，其思想難免脫離不了共產主義。雖然他們在天安門喊的是爭取民主，不過他們本身的民主素質還是很低。例如有人用墨汁弄污了毛澤東的肖像，當記者拍照時，立即被學生搶去相機，並說：「這對運動不利，不許拍！」；當某些同學要回去復課，有些同學便建議組織糾察隊把教學樓封起來，不讓他們復課；可見向政府要求民主自由的人，卻因怕事業不利而對反對的人加以封鎖，這壓根兒就和共產黨政府沒兩樣。
在中國共產黨的價值體系之中，革命是最高的價值。於是柴玲他們視民運為革命，他們認為要建立民主政制就要推翻政府，可是他們口中的「民主」究竟有什麼含義？Foucault 曾指出人們總以為權力壓制人們，而真理則可以解放人類。Foucault 稱這種謬誤為「壓抑假設」( repressive hypothesis )，他認為真理並不會無緣無故地出現為善良、正義和進步。而馬克思主義正正就是這種壓抑假設，天安門上的學生也是犯了這種謬誤。在中國這樣的政治制度下，人民雖然生活在共產制度下，但他們未必知道這個統治機器是如何運作，那麼一是順應，一是起來反抗，可是反抗了以後呢？八九民運所提出的是一個空泛的民主理念，他們以為只要實行民主政制就是找到了「真理」，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的簡單，正如當初人們以為共產主義會令他們富強。人們始終脫離不了共產黨意識形態所造成的規訓，所以八九年的民運只是在重複著已往的足印，結果亦只是一樣。
當然不能完全否定八九民的價值，天安門事件之後，學生用鮮血喚醒了更多人民的民主意識，最起碼為中國的民主發展埋下種子。不過六四事件亦令人民明白到採用這種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希望在一夜之間解決宏大問題的浪漫手法是行不通的；而政府亦意識到人民渴望得到革新的意願，所以採用了一種循序漸進的、從基層生根的、沒有民主標籤的改革。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共產主義已從毛澤東式轉移向鄧小平那種偏向資本主義式的方向，中國政府稱之為「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六四事件迄今已十五年，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中國雖未走到民主的道路上，但卻比以前進步了不少，而八九民運相信就是中國歷史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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