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過客：王安憶
香港的回歸，上海的租界，一種時空交錯的身份挪移。
作家透過隱喻，透過暗示，順利把這兩個城市裝飾為上演傳奇的舞台。
雙城記的模式不斷互相交替，古舊的老調伴隨歷史的步伐，交織著人們的愛與恨，造就了一個又一個經典的故事，纏綿我們的心靈。
雖然，今天的香港和上海已經可以是任何一個城市。不過，我們仍是相濡以沬地生活在浮世邊緣，還是樂於相忘於小說裡。
如果我們曾經擁抱過張愛玲，那麼現在應該更加珍惜王安憶。
因為她寫城市，也並不只寫城市。
縱使她自稱自己只是過客。
王安憶的上海
在上海長大的王安憶，與這個城市一同經歷了幾個年代。她來過香港，也曾為這裡寫過故事。上海的起落，香港的浮華，王安憶也寫過，可是說起雙城的故事，人們普遍第一個會想起的，都是張愛玲，連王安憶也不例外。問她對上海和香港哪一個作者，哪一部作品的印象最深，她第一個說的也是張愛玲。
「我想張愛玲有一部份是寫上海的，她經常寫上海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而上海這個城市的特質就是小市民階層。茅盾的《子夜》也寫上海，但是它離我們的生活太遠了。另外，我覺得有一些電影把上海寫得不錯，頗能反映出上海這個城市的性格，我記得許鞍華拍過一部張愛玲的小說《半生緣》，很有氣氛。還有，例如《萬家燈火》、《馬路天使》、《十字街頭》。我這一批電影其實也很能夠反映上海市民的生活。」
或許張愛玲實在太過經典，她的鋒芒把其他作家都淡化了。在書寫上海方面，也經常會以張愛玲作為衡量的標準，同是上海的女作家，王安憶也不免被人歸邊，但她卻直言：「我寫上海是因為我只生活在這裡。其實舊上海，我也只是寫過一點點，就是《長恨歌》裡的第一部。其餘的我都沒寫過，可是不知為什麼大家都以為我寫很多舊上海，我覺得是個誤會呀。《富萍》寫的是六十年代的上海。對於我來說，是有感性經驗的。」
長恨歌
正如王德威所說，鴛鴦蝴蝶派的遺老遺少，在上海剛現代化之際，便開始緬懷舊時風月。種種有關上海的書寫在40年代達到高潮，張愛玲更將書寫上海女性及女性書寫上海的特色發揚光大。王安憶出生晚了一輩，沒有趕上上海那段輝煌的歲月。但上海保存下來的氣息多多少少也影響了王安憶的寫作風格，而《長恨歌》的第一部，始終有點擺脫不了張愛玲的影子。然而《長恨歌》的第二部卻是獨特的。解放後，王琦瑤回到上海的生活並不是張愛玲可以想像到的，因為她已經如白流蘇般離開了這個城市，相反王琦瑤就像王安憶一樣，經歷了時代的轉變。
順理成章，我們樂把王琦瑤當作王安憶的化身，成為現代上海女人的象徵。可是，王安憶笑言，與她同姓的小說女主角只是她的幻想。在某一日的報紙上，刊登了一則女人被殺的新聞，這女的原來以前曾是上海小姐。就憑著這一點線索，王安憶便把《長恨歌》的故事慢慢地編織出來。而她也不覺得自己像上海的女人：
「上海女人，有一點俗，但是這一種俗不是不好，不是低俗，而是有一點潑辣，對市道很了解，很會交道，上海女人很獨立，很多事情懂得自己處理，用現代的說話來講就是比較開放，比較不會那麼封建。我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也不是一個確實的上海人，因為我們家是上海的新居民，我們是從南京過去的，這好像背景有點不一樣。如果是一個在上海待過了好幾輩的人，已經是兩代、三代的上海人，他們的風格是另外一種。我和朋友以前曾經討論過哪個演員像上海女人，哎呀，這也不像，那也不像，最後只想到一個有點像，就是梅艷芳。」
不是鞏利，不是章子怡，也不是張曼玉，而是梅艷芳？原來上海的旗袍穿在王家衛的演員身上也不太適合，那麼鄭秀文豈非更不堪？於是，我們便直接追問王安憶對電影《長恨歌》的看法。她說：「我覺得這個電影好像跟我的關係不太大。這是關導演的作品，他只是想使用我小說裡某一些的細節而已。電影最後變成什麼樣子，我也不太關心，我也不能批評什麼。再說，電影跟小說太不一樣了，像我寫弄堂那些場景，在電影裡可能體現不出來，因為這是個想像的畫面。」
小說《長恨歌》是王安憶的小說；電影《長恨歌》是關錦鵬的電影。也許是因為電影太過實在，也許小說跟電影根本是兩個不同的表現方法，我們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香港情與愛
王安憶經常來香港，雖然沒有長時間在香港生活，但在去了又來，來了又去之間，對香港這個地方也別有一種感受。「我覺得香港很戲劇性，當然我只能看到它的外部，看不到它的內部，因為我不是香港人。我只是過客、遊客。我覺得它很有趣，香港有個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是天涯海角，它和自然非常接近，有大海，有山丘；一方面又如此的現代化。再來，是香港的華麗。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時候，燈光琉璃，非常華麗。可是，你再看看，公寓的小格子窗口裡，又是萬家燈火。然後，又有那麼多的過客，事實上，過客的生活與居民的生活又毫不相干，互不打擾。所以，我就很想寫香港，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可以提供演出傳奇的舞台。香港跟上海其實一直是比較親近的城市。我記得小時候，應該是六十年代的時候，我有很多同學的父母都在香港。後來他們長大後都到香港，往來很多。香港跟我的經歷好像接得上，可以找到一些看懂的地方，有些共通的地方。但是由於我的局限性，我只是過客，所以我寫的這兩個香港人，也不是居民，他們也是香港的客人。」
雖然王安憶說自己只是香港的過客，在她眼中，香港看起來像一部電影，有些地方看得懂，但與她的經驗還是脫節的。因為那是別人的生活，她和香港的關係始終是比較分離的。不過她的《香港情與愛》一書卻成為了不少研究香港文學發展的指定讀物。她以過客、飄泊無定的身份寫出被忽略位置的聲音，透過日常生活的細節，道出了香港在歷史洪流中的不穩定位置，有別於香港人的切身體驗。而香港的作家，王安憶比較有印象的有施叔青、西西及鍾曉陽。「我覺得施叔青頗有意思，她有一部小說叫《愫細怨》，也是比較寫實的風格。我覺得香港跟上海相同的地方，就是這兩個城市都有一種人間煙火氣，都擁有非常龐大的小市民階層，也可以說是都市的特徵吧。」
每個城市和你接觸的方式都不一樣。有的地方一上來就是味道，有的則是顏色。不同的城市，在氣質、語言、風格各方面也有異同，對遊走在多個城市間的王安憶也有各種不同的影響。「我一出生便到了上海，所以對南京不是有太多的印象，沒有什麼特別感性的印象。上海基本上是我生活的地方，我和她的關係就很難客觀地說，都是和自己的經歷，成長的經過有關，所以很難客觀地評論這個城市。
「安徽沒待了很久，我待過徐州，徐州在江蘇省北部，我在那裡待了六年。徐州這個城市風格比較粗獷，帶有一點古風。我覺得這個城市給我有些影響，對我語言上有些影響，上海話很難進書面，我覺得在徐州的這幾年對我寫小說的語言有幫助。
「香港，我還是以客人的身份來寫，我很喜歡這個城市，我覺得這裡很美。我想，香港最特別的是聲音，很吵，這是市聲，城市的聲音，我很少看到一個城市有這麼轟轟烈烈的市聲，只得香港才有，香港的聲明真是很強烈。上海也吵，但是它的聲音跟香港不一樣。上海人說話很大聲，上海話的聲明本身也很粗糙，蠻一聽有點像廣東話。
「如果是氣味的話，我覺得美國這個地方很奇怪，美國的城市都有一種肉桂的氣味。日本則是一個不好看的城市，它細節很多，所以你蠻一眼看不到細節，你要細細地看。京都比較有意思，京都像一個女人的城市。不過日本給我最深的印象是料理。日本的料理做得很漂亮，這個民族真的很講究細節。
「新加坡的關係跟我更加不一般，因為我的父親是新加坡人。我去這個城市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很熱。我想有時候熱會影響人的幸福感，我到新加坡一直很傷感，因為我的爺爺奶奶都在那邊去世，總是很覺得傷感。看見街上的老人都很乾瘦，表情很憂慮，他們都像我的爺爺奶奶。我覺得這個城市很不容易。」
紀實與虛構
縱使每個城市都有獨特的風情，但隨著全球化的脈絡，很多跨國財團都紛紛在不同的城市聳立一色一樣的旗幟，城市之間的界限因此而淡化。王安憶對此特別擔憂：「尤其是亞洲城市，因為後發展，老是模仿，國外投資也特別多。只有在新的後發展城市才特別嚴重。我覺得會有問題，不過也無從選擇，因為這是後發展城市的處境。」
現實的趨勢並沒辦法改變，但內在的生活卻應該好好充實，才不至於迷失自我。尤其是在現今這個物質過份豐富的年代，社會為我們設定了一些生活的目標，其實這些目標可能並不是我們最需要的東西，可已設定在前面，所以每一個人也盲目的奔向它。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王安憶也非常感慨：
「成功的標誌，要有汽車，要去豪華的旅行。成功人生活的標準愈來愈多。然後每個人都為這目標奮鬥，其實你真的這麼需要嗎？你並不怎麼需要，也許你只需要安安靜靜的坐著。其實我們人的物質需要是很簡單，精神需要還是比較多，可是外在的生活都把內在的需要淹蓋了。我覺得一個城市如果是健康發展的話，還是需要很多精神需求的供應，例如讀書，也包括一些空想。現在的人都不會空想，現在的人都太實際，因為很多東西都被物質化了。例如美，美是誰都懂得的，但現在卻非要把美變成一件衣服、一件手飾，把你的精神生活都物質化了。」
在內心生活空洞的年代，更顯得閱讀的可貴，因為文學作為藝術並不是以真實性及實用性為價值。而寫作本身是一種個人的勞動，並不是一個要配合的職業，只有自己和自己。所以要成為一個作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自己的內心。對於新一代的作家，王安憶有這樣的評價：
「我覺得他們的時代和我們的不一樣，物質太多，內心生活非常弱。其實作家是非常需要內心生活，沒有內心生活的話，你很難去寫。現代的一些作家，他們寫的事情好像都被物質堆得滿滿的，世界很窄很窄。你會看到他們在酒吧裡喝酒，會把酒名、品牌報得很清楚，到shopping mall裡買服裝，對各種品牌又是很清楚，然後他們談戀愛，嘴巴裡也經常談到一些品牌，或者聽到什麼什麼的流行音樂。好像他們的生活都被這上標籤貼得滿滿的，其實這是危險的，因為真正的生活是在這些標籤的後面。
「還有一點就是，這些作家會市場化的情況很嚴重。所以，恐怕他們都辨不清什麼是他們自己想說的，什麼是市場要求他們說的，他們都攪不清楚自己了。他以為這是真實的自己，其實可能只市場要求他們而已。外國的情況也差不多，他們是經理人制度，很多時是經理人要求他們寫什麼，這是非常糟糕的，寫作就變成非常的社會化。我覺得一個作家，他只有對他已經發生過的年代才看得清楚，當下的事情很難寫的，看不清楚，如果你叫我寫2005年，我真的感到很難，因為需要認識嘛，需要拉開距離認識。寫當下的生活，也至少是前三、五年。」
我讀我看
寫作早已成了王安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最早發表的文章是在報紙，但這個階段很快過去了。然後就開始寫小說，最早的小說發表是1977年，1979年就得了獎，於是80年開始，她就寫得很多，算是相當順。20多年來走過的創作道路，對於她來說，由於喜歡寫作，所以能夠成為一個作家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
「我沒有什麼嚴格的規定，可是我的生活狀態基本上就是這樣子。尤其當我決定要寫長篇的話，那我的生活會更加規律。我從來不會寫晚，基本上，我覺得寫半天已經很累。寫作很消耗，不可能一直在寫，不可能長時間工作。而且，我多數寫小說，因為散文一般不是虛構的，是真實發生的，所以散文的用調都是很實。我是不太捨得寫散文，如果我碰到有好的東西的話，我一定會將它保留給小說。因為小說可以想像。」
生於文學世家的王安憶，多多少少也沾了點雙親的氣息，至少家裡的藏書已是得天獨厚的優勢。她說：「我小時候很喜歡看書，而不是因為我要當一個作家。而是我對閱讀小說，閱讀文學，我很著迷。我想是這樣影響了我成為作家。」她就如此樸素安然地坐在那兒，用帶一點點上海口音的普通話講述她走過的道路。然後我們發現，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獨特的故事，盛載著各種不同的情感及回憶。這些故事由萬千細節構成，涉及了城市、歷史、過度與回來，最終都歸根於人們的生活上。而王安憶的小說，就是擁有這樣倘大的空間，為這些故事添加多一重傳奇性的韻味，讓我們從鄉村到城市從過去到現在從外在去到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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