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衡【參訪知識放行腳】 以自由之心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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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曾回馬一趟，那時非典的活動力與破壞性依然很強，中國與香港還是處於高峰期，台灣“三零神話”被攻破，但吉隆坡街上少見口罩，嘛嘛檔依然亮燈至深夜，因為不是疫區，感覺還有一絲的歌舞昇平。相對的，也似乎缺少了對非典進行更深層的反思，比如非典如何激發人性的荒謬、冷漠、疏離，甚至有關疫病的深層隱喻。換句話說，是對“人”的一個整體狀態思考的嚴重缺席，是文學的、歷史的、哲學的，或許是心理的，我們都思考得不夠。

猖獗的非典，雖對日常生活秩序造成極大破壞，但從積極面來看，因為災難的殘酷，迫使人的反省機制必須更加強大，從實際的抗典政策執行至抽象的哲學義理思索，都在尋求回應與面對疫病的資源。外在的疫病可以用溫度計來做測量，內在的疫病卻是潛伏難察，唯一的對治，或是藉以人的意志與精神力量，這也是為何要回到去詢問人類生存的一個老問題，如何通過對自我的再度認識，審視自己在災難邊緣的生存狀態，與周遭事物所維持的關係，由此攫取生存的力量。

這樣的說法，也許未必能獲大部份人的認同。李歐梵在《亞洲週刊》談《瘟疫與文學》，就引來另一位專欄作家戴天《對牛彈琴》的質疑，文學如何抗典，讀不懂小說，一切枉然。就實用主義來說，這當然無法看見立竿見影的具體效果，不過文學具有長久的滲透力與綿延性，可以逐漸改變一個人的心理與精神狀態，這並非有意誇大文學的功能與作用，因為若不把文學轉換成一種人文資源，它就只能停留在一種審美的意境上，以上的小爭辯，就反映出實用與非實用的兩種態度。最近加拿大小說家瑪烈特．愛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出版了第一部關於“非典”的長篇小說，集文學、歷史、社會等多重角度，就是企圖轉化與提升人類在災難中得到的教訓。

為未來累積文獻資產

在抗典過程中，醫療體系、公共衛生與媒體的不完善，獲得最大的注目，但有幾點現象值得注意的是：一、反思中游移的歷史與文學眼光；二、民間開啟的文化動力與文學力量；三、社區意識的再實踐。因為非典，人們重新從過去尋求支持資源，似乎是翻查了一遍東西方有關瘟疫的病史，以能更加有力解釋目前的狀況，增加對細菌和病毒的認識與知識。呼喚過去的醫學史、知識史、傳染病史等，再度確立了歷史具有借鑑的價值。

這也間接帶出資源累積的重要性，它可以為後人提供一個解釋的地圖，像伍連德抗黑死病事件，這段期間在港台報紙不只一次被提及，郝明義在《傳染病與近代中國》文章引用歷史文獻紀錄說：“當1910─1911年那場鼠疫在滿州爆發……，伍連德在這次防疫中提出了注意飛沫傳染的重要。”因為擁有歷史的眼光，過去的經驗才不被埋藏，記憶承載著接續與轉化的能力。

其次，所謂文化動力與文學力量。台灣幾家書店破天荒打破門戶，聯手舉行抗炎讀書計劃。醫護人員站在前線抵抗“外病”，出版界、書店業、報紙副刊至作家、評論人等，則為“內病”尋藥，藥物是治身體病，文字卻專治心理病。文化界的動員，再度展現民間自主的活力，特別是報紙副刊，多元的分析與論說角度，為社會注入更多的鼓勵與信心。這些文字紀錄，包括所謂的“隔離日記”書寫，都是日後人類經驗彌足珍貴的文獻資產。至於社區力量的凝聚，乃建立在命運共同體的基礎上，像台大多個系所聯辦成立支援小組，走入社區服務，重新發揮了鄰里的互助精神、相互信任與負責任的態度。

想想，多年以後回頭看這一段歷史，新加坡抗典的執行力成為公認的典範，香港人再度發揮奮發打拼精神，中國啟動媒體改革契機，台灣文化界攜手創造人文與精神資源。而我們呢，仍是心安理得的接手別人的資源創造成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