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衡【參訪知識放行腳】 以自由之心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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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岱年先生於上個月逝世，為北京大學添了幾番的哀愁。張先生是大儒，早在二十多歲即寫出了現仍為學子們傳閱的《中國哲學大綱》。閱後人對其之懷念，多著墨於先生一生矻矻為「綜合創新論」而髮白，欲開啟會通中西哲學基礎方法的苦心。其為學之用功，學術之樸素，待人之厚道平等，馮友蘭先生曾經說他「木訥剛毅近仁」。

這不禁讓我聯想到，目前在北京社科院歷史所工作的陳祖武先生，據說為人也極樸素勤勉，院裡提供手機及車子，他硬是不用，寧願騎老鐵馬上班。一次下雪路滑，他改坐巴士，卻坐反方向，結果第一次上班遲到，顯露學人的硬性子與清風揮袖個性。這些老學者投注的工夫，蘊藏在那數以千張的手抄卡片裡，而非任何的頭銜或物質的華美，是真學問而非俗學。

所謂的俗學，以今日話語而言，不外是指功利性的學問。俗學之士做學問的態度，不以知識或學術為根基，反是汲汲營營追逐庸碌之利，或以學術為攀附官位的工具。像在實行科舉制度的明清時期，當程朱之學（程頤和朱熹）被奉為官方正統思想與科舉的教科本思想時，眾人的知識視野便囿拘在四書，把八股文膠漆在利益盆裡，所思所行乃一種異化了的朱子學。這種尚浮華輕紮實的求學問方式，是虛見而非實學。

日本學者岡田武彥曾針對宋明的實學做源流考察，指說「實」原與「虛」或「空」相對，但至宋明其意義便變得多歧，其義有四：一為與虛偽虛妄相對；二為與無益於世相對；三為與空言虛說相對；四為與思辨倫理相對。綜合這四點，基本上可歸納出「實」的具體內涵，它所強調的是：誠實、重現實，具實用價值，實事實得，提倡體認實踐等。將之置入今日的社會環境脈絡，仍有參照意義。

如以朱子之學為例，他所強調實用或適用之學，並非指向我們一般所說「有沒有出路之用」，而是一套對家、國、社會或人類共同生活有實際用處的學問。它的用處關乎「人倫日常必然之事」，是與人倫道德、政治、經濟、社會上的原則具體政策相關的知識息息相關。換句話說，實踐實學的知識，才能建立起社會、人倫與自然的「法則」。

只不過，當一套思想被制度化之後，弊端便逐漸產生，被列為官方學的朱子學問，成為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用來維護君權的合法性，與最初朱子學裡抑制君權之構想相去甚遠；同時利祿之門大開，學術與思想淪為攀緣的梯子。所以當時異端原指稱佛老思想，後來便指向儒學內部的異化──俗學之起。

在此談實學與俗學，不為復古打旗幟，而在價值創新。因為它仍可在為現代學術反思之余，起著暮鼓晨鐘的作用，讓我們重新思考與尋找對待知識與學術的那一點「初心」。今日做學術的型態與往昔大有差別，談所謂的「去物質化」或「去功利化」或惹來迂腐之責之嘲；那或是建構個人學術條件與資產的必備工具，但並非是學術精神的根基。於是不可不思是，如何能在複雜與混雜的現代社會，為學術保持元氣，維護學術領域的獨立價值與精神，並對學術價值建立一套判斷準則。

張岱年先生一生所心繫的，是如何疏理出中國哲學的面貌，以及用當今的哲學觀點來解釋中國哲學。當年牟宗三先生致力於運用康德的自律與他律概念詮釋中國哲學，也是希望為中國哲學建構「體系」；方東美與梁漱溟先生欲為東西方文化搭橋樑等，至今日劉述先等人以哲學為基點，注重世界宗教與倫理的對話與溝通，背後所支撐的價值信仰，即是促使學術價值創造與現代化最大的動力。

以上幾位先生，是以學術經世，其實學之功不在外在的事功，而是為建立精神與文化價值系統提供方法，殊為後輩們所景仰。然實學與俗學雖涇渭分明，但也相互依偎，如何在這其中堅守一種學術立場與知識原則，以及拿捏它與社會的關係，或是現代學人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