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合併或整合,不是罕見的事,一般不出這兩個原因:一為避免惡性競爭;二、資源能夠共享。在9月17號,新加坡兩大媒體集團──新傳媒集團與報業控股集團,因為面對長期的虧損而宣佈合併。消息傳出後幾天,報章上出現不少擔憂的聲音,皆因新加坡媒體政策開放實行不到五年的時間,如今又見合併,是否象徵著一切即將回到原點?另一些人則認為,或許是因為新加坡市場小,所以無法容納類似的競爭模式。不過不到一個星期,這議題儼然逐漸從報章版面上撤退,大家似乎安然的接受了這樣的命運。
歷史的嘲弄,往往會讓人覺得愕然。倘若重新翻閱新加坡學術評論雜誌《圓切線》,在2001年1月10日所做的專題討論:「新加坡媒體開放:開要開,放不放」,宛如影片倒帶一樣。當時不少媒體人與圓切線學社社員,為新加坡媒體開放政策,特舉辦了一個論壇,論談中對新傳媒集團旗下的第8波道與報業控股集團旗下的優頻道,這兩家電視台的競爭,寄以熱切的期盼,並對未來媒體角色的扮演提出許多看法。可是如今兩個媒體由競爭對手變成合作伙伴,民眾到底要如何適應,這對新加坡的媒體生態又將帶來什么衝擊,眾多微妙的心理情緒是值得觀察的,因為它透露了支持著媒體結構的受眾的思想與觀念。
曾經詢問一位在新加坡大學執教的朋友,有關此事件的看法。但該朋友回答對此事件並沒有太大的反應,原因在於他認為早前所謂的開放與競爭,其實並沒有擴大許多「實質」的媒體自由空間,所以對此次的合併根本不覺得訝異。我想這樣的心態是普遍存在,而且也可以理解的。以一個局外人身份觀察這小島有關媒體的討論,似乎比較難找到有關「第四權」的角色探討,或如新聞工作者角色,報館的企業文化與記者的養成問題,也難見有深入的討論。而媒體的作用,則較多被強調要如何協助政府維持社會秩序,以及關注民生問題等。這也導致如今一般人在討論媒體競爭問題上,總以節目的優劣或廣告的收益作為優先,並以此作為評判一個媒體的衡量標準,至於媒體的開放與競爭究竟能在新聞與言論空間產生如何的衝擊,如何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也退居成為次要的事。
更令人納悶的是,把競爭的定義過度放在「好節目」或「不好節目」的比較視角上,其實是把媒體競爭原本所具有積極涵意給狹隘化,也忽視了競爭所能對現有體制所能產生的衝擊,包括對禁忌言論的衝撞。兩家媒體集團合併後,隸屬於其旗下的電視台,縱然不會走向絕對的一言堂式,但是否會「分而治之」,或允許兩家電視台擁有各自的新聞觀點與態度,情況也許並不樂觀,最終只可能產生「一個決策,兩種表述」的局面。更何況保持一個媒體競爭空間,可激發的不只是節目之間的競爭意識,報館內的人力資源,以及大眾的選擇,都能保有它的「流動性」(mobility),這應是一個普遍的共識。
由報章討論所呈現種種的心態,無疑說明了眾多人對媒體在這小島上所扮演的角色認知,他們把媒體空間看作是怎樣的空間,對開放與競爭究竟又有何種認識,在這事件中暴露無遺。同時,也透露對媒體的開放與競爭的不確定性。深究其因,儼然與新加坡政治體制與社會氛圍又是緊密相關。我常愛引用曾在新加坡任教的學者約翰.克萊默(John Clammer)一句話,他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軟性權威主義”(soft authoritarian),是一針見血的。新加坡在媒體開放與競爭問題上,著重與灌輸於大眾的,是一種「縱向」的競爭,即注重於經濟效應,有沒有「把餅做大」的心態;但沒有鼔勵一種「直的競爭」,即在思想的深度與層次,試圖培養更成熟與多元的公民意識,以及如何如何把媒體空間視為一個公民社會的縮影。而媒體在這方面,也過度揣摩政府的意向,忽略自身崗位的價值發揮及可開拓的範疇。以致現在,開放與競爭重回原點,大家除了表達失望之外 ,再找不到更有力的解釋辭彙。
所以說,之前所謂的媒體開放,並沒有使華文媒體享有更多的獨立言論與自由空間;而所謂的競爭,也沒有有意識的提昇社會的言論與思想。而且吊詭的是,資深新聞工作者劉培芳曾說道:「本地競爭的結果是使選擇越來越少。」其中的原因何在?除了歸咎於創意的匱乏,以致雙方在節目相互複製,是否與政府對媒體的態度有關?近年來,不少人欲改變「大政府、小社會」的情況,抑或呼吁壯大新加坡的民間社會,但在實際上,並沒有一些較具體的行動實踐。
若以新加坡鄰國的馬來西亞為例,媒體問題也是目前一道尖銳的課題。前三年華社發生政黨收購媒體事件,另有報社涉及與政黨合作收購而引發壟斷嫌疑,導致許多評論人對這幾家報紙采取罷寫的行動。如今這場評論人與報紙的拉鋸戰仍然持續。這裡頭就表達出幾個重要的訊息:一、評論人力抗媒體把政治力牽入報館,這將使媒體失去獨立批判的角色;二、抗議媒體的壟斷,它將阻塞報館內的資源流動,展現對媒體改革的迫切。雖然國情不同,可察覺兩國社會對媒體角色的認知與期待不同,不過若要解除困惑,我想不妨回頭看看早期新加坡報紙多元存在的情況,以印證是否真是抵不過「市場小,所以無法競爭」的規律 ,也許歷史能夠給我們一個答案。
文章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