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詭異的新書發表會，龍應台的《百年思索》。
場內架起了大大小小的攝影機，還有衝著「文化局長」身份而來的媒體先生們。讀者，寥寥無幾。又頗為調侃的是，龍應台堅持要在上任前夕，保持她純粹作家、文化人的身份，所以在場的媒體記者姑且噤聲不提文化局，暫時成為龍應台的讀者。不過稍為留意一下，偶爾龍應台提及他對台灣的政治文化，還有她曾批評李登輝總統關於台灣史觀的問題時，記者先生雙眉一颺，趕緊舉起手上的麥克風趨向擴音器，攝影機的鏡頭對準，鎂光燈也閃爍不停。頻頻的動作有點礙眼。
以上尷尬又逗趣的場面只是插曲，重點是龍應台與楊照對談如何從歷史脈絡觀照百年以來傳統文化的變遷，知識份子的定位，還有未來的歷史發展。兩位言詞鋒利的評論家，著實碰撞出不少的思想火花。龍應台旅德十三年，從87年始的台灣寧靜革命，89年柏林牆倒下、蘇聯解體，她自言目睹了一個極其艱辛且付出很大代價的「破」的過程。至90年代，人們在打破、消融各種體制、傳統之後，開始要去進行「立」的工程時，那又是另一個困難始點，可見歷史是在一個「有破有立」過程中形成。推翻與重建相互交替。顯然的，《百年思索》裡的龍應台開始泅泳在歷史長河，換個角度重新思考、敘述。
在思索百年傳統問題，龍應台對「共同知識體」的期許最發人省思，其中又挾以無限的感慨與無奈。她提到在百年前1875年清季大吏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那是當時知識份子必讀的書單，高達兩千多種類，涵括經史子集、天文地理知識等。這樣的一種知識傳統，牢固的傳統文化傳承系統，就在知識份子的自發自覺之中，企圖建立起一種「共同知識範疇」，知識份子基本的共同知識。她同時又舉出1979年倡導舊文化運動的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所提出的書單，卻已從兩千多的種類銳減至七本書：即《論語》、《孟子》、《莊子》、《老子》、《六祖壇經》、《傳習錄》及《近思錄》。這其中透露了什麼訊息？是不是誠如她在書中所詰問的「這一百年間中國人拋掉了多少自己的東西？」就是答案的註腳？
被震盪的我回去之後趕緊翻了《書目答問》來看，見到張之洞在敘例第一條即言：「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偏舉既嫌絓漏，志趣學業亦各不同，因錄此以告初學。」更加的驚慌失措。《書目答問》所引的目錄上起先秦，下至當代，二千二百種，涉及作者超過二千四百人，就以上所言，更確切的說，張之洞原初開出書單的對象並非知識份子，而是給他的童生們的一份「啟蒙讀書指南」，只是後來這份書目逐漸受到學林中人重視，最終升格成了後人檢視清代知識份子的標竿，學者插架必有書。這樣一份細密分門流別的書目，放在現代的書桌上，會不會受到讀書人的青睞，還是得承受束之高閣及蒙塵的命運？
大家不妨想想，縱然我們已不可能同舟共遊酌酒吟詩，暢談經史子集，那我們談的是什麼？是不是如像龍應台對海峽兩岸知識份子「共同知識範疇」的觀察：「其中很大一部份是支離破碎的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與東方主義…。支離破碎來自西方文化的『狂風暴雨』，來自中國傳統文化之被『連根的搖撼著』。」回頭想馬來西亞的情形，有共鳴者有幾人，讀書人的共同基本知識在哪裡？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認識多少，有多深？
當讀書人之間可對話的範圍大幅減少，對自身的歷史文化開始因不了解而產生斷裂，我們如何能使沉寂的傳統文化再度注入生命，展現其活潑生動的一面？這樣的問題，顯然不只關係讀書人之間的互動，它涉及的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傳承及共同基本知識的深沉問題。我們能否效仿張之洞，重新有一份自己的書單？不讓我們的思緒只停留在舞獅、鞭炮、紅包等文化符號上，而是更具體的將其落實在我們日常思想及生活文化裡。
「野火集」的龍應台犀利、火藥味十足，然而字裡行間又散發熱情及天真的理想個性。楊照調侃說他「憨大」，當時野火未了，她意猶未盡，還來個續燒野火的動作，不像魯迅以冷酷之筆對社會發出控訴，以梁啟超文論為典範的她偏好「筆鋒中帶感情」，大刺刺的向權威專制挑戰，發出批判的呼嘯。這樣的龍應台，從批判者的角色轉入一個政治體制內，她要如何自處？雖不算是「棄文從政」的決裂狀態，但讀書人／知識份子「介入／干預」在官僚體系內，能否有揚清抑濁的作用？楊照預言她或許三年半之後所寫的東西會更像魯迅，因為在台灣官僚體系內見識了人性的黑暗面，而在十年後，她就會體悟胡適的名言「容忍比自由重要」。
楊照的玩笑開得並不輕鬆。龍應台內心的掙扎，是作家、文化人與政治人角色的拉鋸。她坦承說壓力極大，因為在往後的日子，她必須和自我的內在作某些的屈就。的確如此，就其作家身份而言，在創作的世界裡，她是絕對的掌控者，她可設計任何人物、場景，情節，甚至語言等。但一旦進入政治範疇，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就必須追循政治遊戲裡的規定。更何況她以往銳利批判者的形象如此鮮明。從會場一些反應來看，仿佛對讀書人涉政保持很大的憂慮及缺乏信心。這也暴露了社會價值觀的遞變對政治場域表露的不信任感，認為污濁的政治文化將吞噬讀書人血脈中的清流。不像古代「學而優則仕」，讀書是為了作官，除了受利祿所誘之外，更大的動力在於那是一個實踐理想的場所，如王安石、范仲淹、司馬光、賈誼無數的讀書人，在朝廷中不斷提出建言，為的是希望把個人力量推至公共領域，更何況習文從政均離不開經史。以台灣的政治文化來看，尤其最近令人錯愕由國代自導自演自肥「延任案」的通過，顯示政客自我擴權罔顧人民利益，原為政論者的龍應台會只專注在文化局而不會感到杌隉不安嗎？
當初龍應台批評李登輝反被總統府發言人反駁「只是關在象牙塔中，講一些似是而非或形而上的東西，或是『看起來很有學問，但一般人看不懂』的話。」如今讀書人走出書齋，到政治體制內實踐理念，能否一貫的保持其獨立批判立場及能耐，龍應台或許是一個示範。她的結果會是魯迅、梁啟超還是蘇東坡或陶淵明？不需百年，三年半後答案揭曉。
《星洲廣場》〈自由論談〉 5.9.1999
文章定位：
